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发展及其政策启示

第一篇：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发展及其政策启示

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发展及其政策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以及最优税收理论的两大主体部分——最优商品税和最优所得税的主要理论进展及其政策含义。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所得税的功能及其税率设计、税收政策目标、假设条件、政策改革等方面分析了最优税收理论对我国税制设计的启示。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 最优所得税 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 and 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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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income tax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1.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参见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5）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和具体进展参见迈尔斯（Myles，2001第4章）。

（6）米尔利斯（Mirrlees，1971，第209页）指出：“我必须承认，我期望以功利主义式对所得税进行的严格分析能为高税率提供依据。但它没有做到。

第二篇：浅谈国外图书馆发展政策及其启示

浅谈国外图书馆发展政策及其启示

在以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的藏书量的关系的政策和指导原则上，图书馆要坚持图书挂馆藏的慈善研究指南是为IUPUI大学图书馆全面收集准则的一部分。图书馆藏书的重要补充和慈善事业相关的手稿均由礼来公司举办，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图书馆的完善经费。此外，为更好地实现图书馆分类，避免由于众多号码造成的干扰，图书馆可以申请一个数据收集的区域。要充分发挥财团协定的作用，合作收集安排，图书馆依靠校园内的其他系统或在区域或本地网络，和馆际互借。

要发展电子资源，将资源通过微型电子计算机，主机或其他了类型的电脑存储在互联网上，并且电子资源应该应用能够与远程访问。这一政策中，涵盖了免费的网络资源和电子文献资源购置，一个非营利的组织，一个专业组织或任何外在的制度。图书馆还要加大索引和检索数据库抽象数据库和提炼，做好参考数据库的完善工作。电子资源用户界面要符合目前正在使用的其他接口，系统要支持多个出口的选择，系统的容量要加大，改善网络基础设施的技术更新，并提供最佳反应时间。

开发政策管辖的选择，组织，以及对斯诺-岛图书馆馆藏的维护，以此来描述图书馆资料的选择标准，组织和管理的依据，建立一个持续的评估和收集改进的框架。注重资源共共享和馆际互借。在信息自由的环境下，可以启动一个进程，其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被要求重新考虑的项目列入或一组在手收材料，这个过程中，个人应和工作人员在他或她的本地库，并获得图书馆资料的形式的复议请求。

坦佩公共图书馆的馆藏遴选坚持非虚构原则，对每个项目进行评估的全部，而不是特定部门的基础。它将重点放在支持各学历层次学生和刺激儿童阅读和学习的兴趣和赞赏，图书馆要作为一个信息和对社区教育资源。

莫顿格罗夫的公共图书馆，在选材上，书籍和其他资料库上选择了文学，教育，信息的基础上，和娱乐价值，且甄选的责任在于图书馆馆长。选择的图书的标题不包括道德，种族，宗教或政治偏见的基础。在访问电子信息，服务和网络上，实行权利的解释条例草案图书馆，坚持阅读自由，表达自由。提供全球信息，服务的连接，和网络是不一样的选择和购买图书馆搜集资料相同。其中，该图书馆政策和程序，申明未成年人有自由进出图书馆的权利，这和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要求相一致，规定这个图书馆的服务原则同样适合于所有用户，未成年人以及成人，图书馆和管理机构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图书馆还担负着开发资源，满足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和服务社区利益，服务，材料和设施，在履行其个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需要和利益是图书馆用户图书馆资源的必要组成部分。

由钮瓦克公共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来看，它同时在主图书馆和儿童分支机构中包括而儿童类的藏品，这些藏品尽可能包括作品反映的不同的意见和有争议的话题。

第三篇：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及启示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及启示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的三个渊源，即现代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由此明确了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劳动者占有劳动成果并自主决策。西方管理实践从纯粹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明示了管理不断人本化的趋向。

[关键词] 人本管理 哲学渊源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本管理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内容，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取代历史上的“以物为本”和“以资为本”的管理方式，这是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不是用人艺术，而是哲学理念，考察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明晰人本管理的实质，弄清人本管理实施的制度前提，找准实现人本管理的正确途径。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并非直接来源于哲学上的人本主义，哲学上的人本主义（Anthropology）更强调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因素。现代人本管理思想的哲学渊源是Humanism，即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价值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潮。Humanism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提出，指的是一种能够促使个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教育制度，因此，人本管理的实质在于人的发展。

从古希腊开始，Humanism一直如星星之火传承下来，新兴资产阶级曾利用Humanism反对封建教会****，要求发展人的个性。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本主义在哲学界再次突起，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广为流行，这些学说宣扬人的价值、扞卫人的尊严、关注人作为人的前途、特点和利益，以提高人的地位为使命。这种思潮带动了人本经济学的发展。人本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是对金钱和财富的占有，它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序列论”为人性假设，认为人的精神需求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不能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满足。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企业就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企业应该由工作者来管理，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应当公平地共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成果，缺席的资本所有者除了租借费（利息）之外不应当占有任何产品。美国人本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埃德曼提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尊严，而不是作为顺手的工具以劳动得到实惠或工资。在典型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中，企业雇员没有任何决策权，这完全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就好像一国人民（股东）加入一个共同的契约联盟（股份公司），选举一个政府（公司管理层）来管理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公司雇员）。第二国的人民（雇员）又同意订立另一份契约——一份表示向管理者俯首称臣的契约（雇用合同）。这不过是政治版的资本主义企业。”人本企业的组织形式应该为合作社，劳动者以联合劳动为基础，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租借资本，但是决不允许“任何以外部资本提供人或出借人的资格来享受董事职位或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的投票权的行为，以及其他或直接或间接插手企业决策的行为。” 劳动者实行民主管理，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决策权，这是建立在****而不是产权基础上的。企业员工将其决策权明确地委托给管理方，管理方以被管理者的名义和利益来运用其决策权，这是与政治领域“民有、民治、民享”类似的经济民主。人本主义乐观地认为通过教育和社会改良，依靠立法的力量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本社会来实现人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种充满热情的浪漫主义改良思想。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建立在对于劳动者的需要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矛盾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关键不在于其自然属性，而在于社会属性。人们在劳动中形成了共同活动和相互交往，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本质。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得到生活乐趣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是人表现自己和发挥生命价值的需要，发展是人固有的本质力量，体现为创造性的活动。这些需要都是在劳动中，或者以劳动为手段得到满足的。但是“以资为本”的社会制度却否定了劳动者作为人的需要，把劳动者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毁。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

之外才感到自由，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不是满足劳动的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在资本私有制之外，劳动分工也助长了对工人的异化。在细致分工的流水线上，每个人日复一日单调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生产的节奏完全受机器的控制，个人基本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生产的内容和进度，甚至无法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个人的能力得不到承认或凸现，丧失了从工作中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的机会，更失去了创造性。“工人要么逃避劳动，要么就是在劳动中希望消除异化，即由人来支配物。他们希望能够参与企业生产过程的决定，希望成为机器的主人，缩小因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同管理阶层之间的差距，获得人格的尊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该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其实质是人本主义社会。人本社会是以高度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并得到自觉的科学管理和控制的劳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为养成和发挥每个人的智力、体魄、品德和个性所需要的各种活动。通过对人本管理思想渊源的追溯，我们可以明确，人本管理并不是单纯的关心员工、理解员工、尊重员工，它不是从“用人”出发，而是从“发展人”出发，让员工从“手段人”变成“目的人”，从被管制者变成享有决策权的人。无论是人本主义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都还远未实现，但是，它们共同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与物权的对比和较量中，****的力量不断增强，在管理中表现为从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最终实现完善的、彻底的人本管理。

西方国家管理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在物本管理阶段中，根据人与物在管理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和人力资本管理阶段。截至目前，人本管理不过刚刚萌芽。

在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企业中的劳动者普遍被看成是“机器人”、“工具人”，他们与机器设备唯一的区别是会说话，这一阶段在管理上的特点是完全依赖外在的强制和监督。在管理者的眼中，人的特点就在于人是“有生命的机器”，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无视工人的任何需求，甚至是生理需求。在他们眼中，工人都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满身恶习的穷鬼，对这些人必须严加看管，多加处罚，否则他们就会偷懒、怠工甚至闹事和破坏。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监督以防止员工偷懒仍是管理存在的首要原因。在这一阶段，管理者对工人随意处置，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资，雇佣童工和女工，对稍有懈怠的工人施以严厉的惩罚。

20世纪50年代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称，但自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在管理实践上即进入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从科学管理开始，管理者开始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人的特殊性上，认识到了人是不同于物的主动性资源，不发掘人的潜力就无法实现对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此后近100年间，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管理人”、“文化人”等等，管理者对于人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早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无论是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科学管理，都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思维在寻求某种最佳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而到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的后期，管理者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不同特性的人力资源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管理的重点转向开发弹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多样化的管理方式，以个性化管理为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货币形态逐步转化为知识形态，导致资本对人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的能力，尤其是智力开始作为资本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出现了人力资本，那些拥有高超素质技能的人可以据此成为“知本家”。当“知本家”出现后，企业不再是资本所有者统治作为臣民的雇佣劳动者的“封建庄园”，而成为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所有者联合行使所有权的契约，资本家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核心技术创新者和掌握者以及职业经理人）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可以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股票，和资本家一起享有对企业的治理权。人力资本的出现似乎使企业雇员和资本所有者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因此，有人将人力资本管理即视为人本管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首先，人力资本管理仍然把人与其他物质资源并列在一起，把人的知识、技能看成是另一种资本形态，劳动者以这种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获得收益，而不是以劳动者的身

份占有创造出的价值，因此，这不过是要素分配论的变形而已；第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只有高级管理者和创新技术人才可以成为“知本家”，普通员工由于人力资本太低，只能作为人力资源存在，而不能上升为人力资本与资本家平起平坐。因此“人力资本论仅是对人在经济动力中贡献的物质的、量化的因而是简单的描述而已，是一种便于做经济分析的人格的物化。……即使是约翰·穆勒，也为了避免将人当作资本品甚至比资本品低贱的难堪，提出„人民不应当作财富，因为财富正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然而，人力资本管理毕竟在资本私有的制度框架内将物本管理发展到了极致，即利用将人异化为资本而与资本对抗，因此，也将物本管理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是对物本管理的否定，即以人本管理取代物本管理。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实践中，最能体现出管理人本化趋势的是德国的参与管理。德国1920年～1989年间陆续通过并实施的《工厂委员会法》、《共同决策法》、《工人共同决策法》和《工厂制度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了企业雇员可以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共同决策制享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工厂委员会由所有雇员选举代表组成（不包括管理阶层），委员会每月与雇主举行一次联合会议。委员会有权了解任何会对雇员造成重大影响的生产经营方面的决策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如果委员会发现劳动条件的改变损害了工人的人性化需要，可以要求雇主予以改变或补偿。共同决策制规定，劳资双方在董事会中占有同等的席位，双方再共同选举一位中立代表，中立代表只有在双方投票平局的情况下才进行表决。尽管受到管理能力、信息获知等方面的限制，真正的劳资双方对等共决很难实现，资方在决策中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在德国的参与决策模式中，雇佣劳动者不需要借助于资本、知识等条件即可参与企业决策，参与权直接建立在劳动力所有权上，这不能不说是对“以资为本”的突破，是“以人为本”的开端。

从人本管理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其思想萌芽由来已久，贯穿着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并成为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人本因素在管理思想和实践中不断闪现，从纯粹的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便是人本管理因素在量上不断积累和增加的体现。由于私有企业制度限制了从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的质变，因此，只有企业制度转变为合作制或公有制之后，人本管理才具备了实施的制度基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管理水平还相当落后的国家来说，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企业为人本管理提供了制度前提，我们应当承继西方企业管理积累的经验与成果，顺应社会进步和管理趋势的发展，用人本管理提升我国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A·卢兹 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Ellerman, David.“The Employment Contract and Liberal Thought”[J].Review of Social Economy,44:1(April 1986),pp14～15

马克·A·卢兹 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0页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94页

陆雄文:民主管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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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明杰 杜锦根:人本管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第四篇：国外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1-6-26信息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中国和美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框架有着很多的共同的东西，两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框架有着相似的结构和体系。很明显，我国的政策框架充分借鉴了美国的已有成果。

两国电子商务发展框架的不同之处在于：

1、水平与成熟度：

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作为电子商务的发源地，有着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已广泛的在企业中推行，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暴露了更多的问题，这使得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有着较多的根据和较强的针对性，因此体现出较高的水平和较强的权威性。而我国电子商务本身刚刚起步，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很低，必须由政府加以引导和推动，更何况，《指导意见》仅仅是一个初稿而已，还有诸多原则问题和细节问题悬而未决，因此，二者目前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2、整体结构与内容：

《政策框架》主体部分分为财务、法律与市场三大部分，我国则统称为发展电子商务所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

《政策框架》专门论述了“技术标准”，而《指导意见》仅在第三部分第六个问题“关于电子贸易的法律和规范”中有几句话提及。《政策框架》系统的论述了技术标准制定的原则(应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技术标准和其他互操作性机制；技术标准也不应该是强制的)，需要制定标准的领域(电子支付，安全性，安全服务基础结构，电子版权管理系统，电子目录，电视会议和数据会议，高速网络技术和数字化对象及数据互换)，这是《指导意见》所欠缺的。

《政策框架》的“内容”这一章节在《指导意见》则全然没有涉及。“内容”全面叙述了美国政府优先关心的领域(外国内容的比例、对广告的管制、对内容的管制、对欺诈性信息传播的限制、如何定义“煽动性言论”)，和美国政府的相关对策。

《政策框架》第六部分“协调的战略”，强调了国际协调和国内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协作的重要性。《指导意见》则没有专门论述。

《指导意见》的第四部分则具有我国特色。它描述了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近期重点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应当首先从同政府有关的环节入手，稳步推进；加强政府的示范和引导，通过实施政府信息化，促进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发展政府部门之间的间非支付性电子商务，促进有关部门在电子商务实施中的关系协调，推动管理部门联网，实现商务管理电子化；对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等等。

3、模式和导向：

《政策框架》在第一部分“背景”中就强调“本文所论述的战略的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在这种有害的行为站住脚之前预先防范这些行为”，而所谓的“有害行为”是指“政府对Internet加以性质完全不同的和范围广泛的管制”。在第二部分“原则”中，第一条就是“私营企业应起主导作用”。《政策框架》充分体现了欧美的自由市场传统，处处强调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强调行业自治与自律；处处强调通过谈判和市场主体自主达成的“契约”来解决问题。而政府的作用则被严格的限定在营造一个“可预测的、最简单的、前后一致的商业环境”以保证所有企业可以

公平、平等的展开竞争。“管制”、“政府参与”则被小心翼翼的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使用。可见，美国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是“企业主导式”，导向是“市场导向”。

《指导意见》则没有明确提出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与导向问题。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指导意见》处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要“发挥宏观规划和指导作用”，要“引导电子商务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应用”，要“鼓励企业积极主动的参与电子商务”，要“抓好重点领域、行业、地区、企业的电子商务示范工程”，要“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可见，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式”，导向是“国家利益导向”。

这些不同是与两国政府的不同职能、两国不同的治理传统、市场环境和电子商务发展成熟度造成的。

第五篇：西方体育产业发展概况

西方体育产业发展概况

体育产业在西方的发展和体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做出的成绩，以及出现的问题。我所指的西方主要是北美和欧洲。因为我曾经在加拿大教书，住过很多年，现在住在英国。传统地来说，在西方有三大类组织与体育有关。第一类是私人团体，第二类是官方的体育机构，第三类是与商业有关的体育组织。第一类私人团体，主要指的是私人俱乐部，一些私人办的与体育有关的组织。第二类官方机构是由政府资助的，主要是从公众的角度来办的。私人团体通过与体育有关的团体来赚钱。第三类组织是与体育有关的商业性的组织。这三大组织在历史上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有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目的。从80年代初期，这三类组织逐渐发生变化，以前的这三大类组织间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了。总的来说，这三大类组织都是力图通过体育来获得经济效益，如果说不能收到很大的效益，至少是某方面可以减少体育的开支。

第一类组织——私人团体，主要是以俱乐部、球队为主。以前的经费都是从俱乐部的会费和所举行的比赛来赚钱。官方的体育机构是从政府得到一定的体育经费，主要是用于本地区体育发展。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对体育采取一种十分宽松的姿态，要求通过体育来赚钱，政府用于体育的经费越来越少。比如说加拿大每年的体育经费从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递减。再举一个例子，英国政府给的经费1994－1995年是4980万英镑，到1996－1997年缩减到4940万。澳大利亚也是如此，政府的体育经费1996－1997年缩减了200万澳元。本来1998、1999年还要缩减，但是因为悉尼奥运会，所以阻止了政府缩减经费的可能性。芬兰的体育经费从1992年的4亿6千900万芬兰马克到1995年的4亿芬兰马克。因为政府给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官方体育机构也向私人体育机构和商业体育组织靠近。现在也提倡体育赞助，卖指定商标的体育用品，同时体育彩票越来越重要，基本上成为了支柱。对于那种大型的体育比赛和比较热门的体育项目，这是比较容易赚钱的体育比赛，而且一些媒体如电视、报纸也逐渐关注它们。其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热门的体育项目或比赛能够吸引观众，同时能够吸引媒体的关注，所以就比较容易赚钱。但是对于一些小的项目，人们不太注意的项目，那就不太容易得到赞助。由于政府缩减了经费，他们又不能从商业体育中赚钱，就逐渐走下坡路。面临这种形势，它们只能改变自己的体育运作形式。由于体育市场和商业结合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吸引人的体育项目和比赛得到了很多的钱。在商业运转过程中，那些不吸引人的体育比赛或项目赚的钱很少或几乎不可能，它们仍然是依赖政府的资助。这种两极分化在西方是越来越明显。

第二类组织——官方体育机构。在50年代的时候，它的主要责任是关心公众的健康，所以它组织的体育活动大多数围绕那个目的进行。但是从50年代以后，它们渐渐地开始把商业体育的因素吸引到它们的运作过程中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政府的体育机

构的目的和私人体育团体的目的还是有差别的。政府体育机构尽管运用商业来进行体育运转，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一方面通过各类体育比赛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另一方面是培养青少年体育运动的热情，鼓励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这样来增加体育人口的比例。除去这种目的，从50年代到80年代，政府对于体育越来越重视，它的体育机构也越来越完善。除了政府部门的体育机构之外，还有官方的体育中介机构，以此来扩大体育的影响。而且在英国还有专门的体育部、体育部长，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的官方体育机构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这是与它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撒切尔夫人的主要政策是提倡资本主义化的。谁要是能赚钱，谁就行。国家靠经济手段来运行，而不是靠以前的那种社会平均主义来运行。由于当时整个政策的变化，在英国的各个方面都把市场经济的运行理论和过程引到英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去。体育也不例外，逐渐运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来开展活动。政府机构跟市场经济的体育机构接轨，它们的目的是即使不能从体育中赚钱，也要减少用于体育的经费。现在我就举一些例子：在加拿大和英国，这个变化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政府的体育机构逐渐跟一些商业机构挂钩，这种形式的目的正如英国的体育部长所说的：“在从这种挂钩的过程中，政府的体育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钱，一方面满足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另一方面提供足够的资金给群众体育。”从80年代中期开始，加拿大政府也是缩减了体育经费。在缩减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就告诉国家的体委和地区的体育管理机构，必须自己去挣钱。在加拿大和英国，政府都设立了官方的体育赞助机构来指导官方的体育机构如何利用体育赞助来增加体育收入。同时，官方的体育赞助机构也与商业性体育团体有直接的联系。一方面指导，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联系获得一定的效益。把这笔钱拿到后用在发展它们的公众体育事业上。在美国也是一样，官方的体育机构现在也与商业化的体育机构联合起来，提供体育设施。例如，网球场等等。一方面，官方体育机构逐渐把以前一些官方所负责的责任转移到私人的体育商业团体上去；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其他办法来增加体育收入。例如，以前在一些国家，公众参加体育活动都是不交钱的，现在都要付钱参加体育或休闲活动。像个人去游泳以前都是不用交钱的，但是现在国家都收钱，或者是私人交一部分钱，国家也同时出另一部分钱。例如，在一个加拿大的城市，政府修的曲棍球场，以前人们去打不交钱，现在去打政府要收钱，因为政府要收回成本。收费从前几年的50％增加到了70％。在英国，从1980年到1990年，对游泳池收回成本的费用已经从12％增加到36％。体育中心收回成本从27％增加到44％。高尔夫球场更多了，它收回成本从68％到109％，也就是说，它不但收回了成本，而且还赚钱。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一方面官方体育机构把它以前所负责的一些体育责任，转移到私人团体、商业团体上去；另一方面，把它花的体育费用转到了一些个人参加者的身上。除了以上两个方法以外，还有一个在西方很流行的方法，也是传统的做法。以前政府修建的体育中心都是由政府的人员来管理，但是现在他们在社会上招标，不管是哪个私人团体或公司都能来应标，政府就选择收益最高的，耗费最低的，就是给的钱最多的那个团体来管理这个场馆。

从上面取得利益的渠道可以看出，它主要有三个体育运行方法： 一是把体育的权利等转交给私人团体去办；二是转嫁到个人参加者的身上；三是政府的体育机构和场馆不是由政府本身来管，而是由社会上的机构或团体来管。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不能从这中间赚钱，也要尽量缩减花在体育上的经费。这种变化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政府让参加体育活动交钱，这就给工资很低的人带来了影响，他们参加活动的机会大大减少了。第二个影响就是对政府机构所雇佣的人员，因为把体育场馆交给私人管理以后，政府机关雇佣的人员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或减少他们的收入。另外还应注意，体育省了政府很多钱，但是其他部门也许就会花政府更多的钱。例如，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在西方，把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这占用了他们的空余时间，他们就没有时间做其他的活动，比如犯罪。由于体育经费的削减，所以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减少了，这样就会使他们在空余时间参与犯罪或一些不好的社会活动。政府要管理这类青少年的活动，就要增加警察方面的开支。

政府体育机构的变化要求其内部也进行改变。从历史上来说，政府机构的决策和运作都是在内部进行的，他们跟外界的商业集团签合同或涉及法律或是财政上的东西，以前都是没有专门的机构处理的。但现在政府机构逐渐与外界商业机构挂钩，这样就要求政府机构本身也要具备这方面的职能，设置与此相关的体育机构来处理财政、法律方面的相关事务。政府机构职能最根本的应是给公众提供参与体育活动的场地和机会，即使他们不能从中赚钱，也不能赔钱。在西方有一种看法，就是在政府机构与商业体育挂钩以后，对公众体育的关心或公众体育的设施或人民参加体育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但是它不同意这种说法。举几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全球的体育产业所赚的钱现在已达到3240亿万美元；高尔夫球明星泰戈伍滋，刚跟耐克公司签了一个900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期限5年；英国的一个电视机构刚刚付了2200万英镑买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股票，它在股票中占9．9％。为什么这样？因为英国政府规定，如果你占股份的10％，你就不能再拥有另外的俱乐部的股票。体育产业是一个大的概念，而且它包括很多的内容，比如体育服装、体育用品、电子邮件、广告、彩票、博彩都包括在体育产业内。而且这个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快。初步估计，1996年这个市场用于体育赞助160亿美元，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90亿美元，与1980年比增长了15倍。

体育赞助现在两个大的市场是美国和欧洲。中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大市场。在美国，体育赞助的增长占所有体育收入的36％。在体育赞助方面，过去通常的做法是打体育广告，但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并不是很好，因为电视上的广告太多，人们不容易注意到。在加拿大的艾明顿有一个工厂，该地处在比较寒冷的地方，适合于滑雪，而且这个地区有一个滑雪队，于是这个工厂赞助了这个滑雪队，使得工厂与这个队有了直接的联系，好像这个队就是他们工厂自己的队。工厂职工觉得那个运动队为他们单调的工作增加了趣味，有激励工作干劲的作用。体育因为它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它能够吸引很多的观众，很容易吸引社会的重视，就像电影音乐和娱乐一样。所以利用体育就扩大了体育商品的市场。大公司赞助体育往往利用明星的名字和观众的心理。他们往往选择著名的球星，比如乔丹。体育赞助商赞助体育，一方面可以吸引与他合作的伙伴，另外可以利用球星的名字扩大产品的销售。在大型的体育比赛和大型的体育运动会，是卖指定商品的一个大好机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护指定产品和指定产品的权益，也就是如何防止假冒产品。这就需要很多严格的法律来防止、制止假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跟食物和饮料有联系，西方的俱乐部里面就有卖饮料和食物的，通过这个也能赚钱。我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划船的，一个是滑冰的，她们每次去活动，总得喝点、吃点什么，俱乐部通过这个也赚钱。在西方，如果是大型的比赛或者是受欢迎的比赛，组织者会专门设置一种包厢，人坐在里面看比赛，同时也能够享受好的饮料、好的食物。当然收费是很贵的。这种做法主要是在美国，而且这种包厢主要是公司来购买。它买一个包厢，然后把它的客人（顾客）请来看比赛。这样既是一种娱乐和享受，也可以扩大影响和巩固与客户的关系。

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与体育没有直接但是有间接关系的公司都开始赞助体育。传统的做法就是公司与公司之间得竞争，它们互相防备，或者说互相视为敌人。通行的办法就是公司之间相互合作，结成联盟或者是同盟的关系。可口可乐、柯达胶卷这一类的公司与体育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都赞助体育。现在有一些公司与体育没有直接关系的，想变成与体育有直接关系。比如说电池公司直接买球队。迪斯尼乐园把美国的曲棍球队买下来了，这样迪斯尼公司的老板就成为曲棍球队的董事会成员，他就可以在决定曲棍球大赛的日程、日期或是比赛的地方上有决定性的权利。而决定的时候要根据迪斯尼公司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而曲棍球队同时也运用迪斯尼公司的影响来扩大它的影响，并运用迪斯尼公司成功的经验来进行运作和管理。迪斯尼公司在买曲棍球队之前曾经制作了一部动画片叫《鸭子》，这部片子很出名，就是关于曲棍球的，很受美国儿童的喜欢。后来公司买下了曲棍球队，又制作了几部系列片，也是关于曲棍球队的。与此同时，由于孩子都喜欢看这个片子，所以它买下曲棍球队后把球队的名字也叫鸭子队，同时也制做了与此相关的体育用品，衣服、杯子、鞋子等。很多美国小孩的家长都不得不给孩子买这些用品。这个例子说明二者正是因为结成了联盟，才能很好地利用观众的心理和市场来赚钱。比如说，英国大邦业集团的财团成为美国的足球联赛组委会的成员，所以它以前是间接的联系，现在变成了直接的联系，而且其他的财团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西方大财团在跟体育商业利益挂钩的时候已经结成了一种联盟了。

结合以上的内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三大类体育组织机构：私人团体、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他们现在互相之间的界限已日益模糊。从政府官方机构来说，即使不能赚钱，也要减少开支。但不管怎么说，这三种体育机构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利用体育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