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是否应该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反方[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当今中国是否应该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反方

需：

均衡各方观影需要。成人——电影类型拓宽、电影尺度放大；未成年人——在其思想意识水平未完善前不向其传播情色、暴力等信息，保护其身心发展。

定义：电影分级制度是一项以年龄为标准，强制电影实行分级的制度。根：不能解决需。

成人：

1、很多人认为电影分级制度实行以后，他们就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成人片。这是一种认识误区。情色只是手段，是商家谋取利益而做出的噱头，可能加入了情色会更有票房和市场。然而色情是非主流的，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主流价值取向，人们想看这类电影追求的更多是一种感官上的满足，对于电影内涵的深入挖掘无益。如果任由这类影片的发展，则会导致低俗电影大众化的趋势，不仅使国民思想文化素质降低，还可能破坏国家安定的秩序，导致更多犯罪的发生。

2、电影内容缺少深度，题材局限的问题，与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政治有关。你你们口中开放程度很高的美国尚且对于政治方面的题材有所收敛，例如《咱们的小布什》涉及对总统智商有所侮辱，只播了一季就被砍掉了；而你们想看到的诸如韩国的《熔炉》这样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电影，更是缺乏可行性与现实性。韩国影片的审查是由一个民间组织——伦理委员会和广播公司自己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政府审查已经取消。这是我们所无法盲目借鉴模仿的。

未成年人：

1、现在的电影是按照老少咸宜的标准制定的，并不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青少年的心智处在发育阶段，过早过慢地接受成人世界都不合适，但如果连成年人都觉得压抑的黑暗的东西，可以肯定一定不适合青少年观看。然而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个例。例如《变形金刚》上映后，曾有因为其震撼的声效而被吓哭，留下心理阴影的例子。每个人的心理条件不同，即使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品，也难免会有暴力场面，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红太狼平底锅敲打灰太狼。只要市场制度不改变，商家仍以利益至上，那么为了商业利益，就永远不会出现纯洁得毫无灰度的电影。美国的分级制度也是这样，区分出了一些需要家长陪同观影的电影，把甄别电影是否适合孩子观看的选择权交给了父母。

2、国家广电局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协委会”）。“'协委会'1996年成立，任务是引导中小学生看优秀影片。过去人们教育孩子大多停留在读和写的范畴，而当今视听时代，视听媒体已经成为孩子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渠道之一，其中影视对孩子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视作品良莠不分，对孩子看片应该有选择、有指导。'协委会'每年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30部左右的优秀影片，要求各个学校组织少儿观众观看。

3、监管不可行。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未能做到像美国那样，如果出现未成年人单独进入影院，父母会被严惩的规定。在互联网管理方面，更是可见一斑，监管难度更大，可操作性不强。

第二篇：当今中国不应该引入电影分级制度

当今中国不应该引入电影分级制度

好的，今天的辩题是当今中国应不应该引入电影分级制度，我们为何要引入分级制度，当然是之前电影审查制度不是很令人满意了，可我们来看看，电影分级制到底是怎样的。//对方辩友今天很天真啊，老是认为电影分级制度可以在很理想的情况下实施，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来看看广电总局怎么说的。“可以停止了”，中国“不适宜推进电影分级制”，原因是“管理跟不上”、“不适合国情”等等。广电副局长赵实说，“从理论上讲，电影的分级可以保证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但在实践中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国外一些电影发达的国家，在管理的过程中，市场还存在很多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进入市场、进入影院、进入网络、进入网吧看电影的情况。

1分级制度有可能带来商业垄断

2自律性

在大多数国家，电影分级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行业内部具有约束力，只对观众起提示的作用，而把选择权交给了观众，由观众实行自我保护。只能靠自觉的制度很难得到有效约束。当今中国，甚至人们连“红灯停绿灯行”这样的规矩都在违背，又怎么能保证人们自觉遵守电影分级制度呢？再者说，现在的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对于那些家长或者规定中明令禁止的事物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好奇心，而实行了分级制度之后，对于其中的未成年人禁止观看的影片肯定心中瘙痒难耐，忍不住去过一下眼瘾，可结果呢，电影分级制非但没有起到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反而为那些分级制中所谓的限制级影片助纣为虐，毒害未成年人，难道就是您方所说的分级制的好处麽

3管理不到位

就当今中国来说，许多政策都没有真真正正落到实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网吧，可是现在黑网吧不知凡几，不是政策出台的不好，而是执行难度太大。网吧老板为了多赚取利益而对未成年人打开大门，更不要说电影院了。据时光网2014年3月的一份调查，未成年人所占票房比例为四成左右，难道院线会眼睁睁的看着这块份额缩水麽。好，我们现在来假设一下，假如院线老老实实实施了分级制度,可是现在网络管理还不是很全面，而限制级的影片堂而皇之登上台面之后，未成年人可以很轻松的下载影片观看，对于这种现象的处理，我想请对方四辩在接下来的结辩中为我们详细解答。

第三篇：辩论赛：高中是否应该实行文理分科 反方立论

辩论赛：高中是否应该实行文理分科

反方立论：高中不应该实行文理分科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13级研究生作者：赵琳琳指导：封裕

主席，各位评委，大家好！我方的观点是高中应该取消文理分科。首先让我们来明确几个定义。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以知识为工具教会他人思考的过程，思考如何利用自身所拥有的，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实现自我价值。其次，什么是高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

本场比赛我们来讨论到底要不要取消高中文理分科，主要是从这是否有利于国家储备人才，是否有利于学生发展两方面进行考量。对此我方将从正反两方面来进行论述。

首先，现在社会从南到北，由东向西，既需要高精尖人才，更需要复合型人才。在21世纪里，社会最需要的不仅仅是只拥有某方面特质的“狭义”的人才，而是能够全面适应时代竞争的不同方面都拥有足够潜力的“广义” 的人才，跨领域的综合性人才。

其次，在基础教育已经普及的今天，文理分科割断了受教育者基础知识的全面性。对于文科学生来说，现代科学理性思维能力的欠缺，容易导致学生成为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者。对于理科学生来说，由于在教育中过早地与文科内容脱离，学生中普遍缺乏人文关怀的教育，在群处的社会中就容易“以我为中心”。由此可见，实行文理分科已不能适应学生自身发展的要求。很多学生和家长会有所顾虑，取消文理分科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但是事实上，负担的来源并不是来自教育本身，因为掌握知识的多少与负担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在美国，学生在高中4年内除了要修英语、数学、外语、历史、物理、化学、实验、音乐、舞蹈、戏剧、乐器演奏外，还有诸多的选修课程。再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及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都是不分文理科的，在这一时期学贯中西，文才兼备的大家不断涌现。例如，清华的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尤其像王国维，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30岁之后研究文学。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再如现在北京上海的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的文化课之外，很多的还要去学习音乐，美术，绘画等等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

文理相通，对于一个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是缺一不可的。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既要具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又要具有自由、平等、博爱广阔心胸的综合性人才。只有以文为帆，以理为桨，才能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乘风破浪！

第四篇：学校是否应该实行“末位淘汰制”

学校是否应该实行“末位淘汰制”

“末位淘汰制”也称“末尾淘汰制”、“末位淘汰法”，是指通过量化指标的排序，对序尾者按比例进行淘汰的制度。它是一种强势管理制度，其理论基础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的“活力曲线理论”，也称“强制淘汰曲线理论”，即:只有淘汰不优秀的员工，才能把整个组织激活，其目的是唤醒员工的潜能，激发他们的活力，实行优胜劣汰，使队伍不断优化组合。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不少地方也用上了“末位淘汰制”办法。目前一些学校通过“末位淘汰制”评价教师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让学生评教师。即让学生给老师的教学打分。学生评教，主观上能促进教师实现“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教学宗旨，但客观上不一定能做到公平公正，因为学生往往把“老好先生”评得高分，把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老师评得低分。这会导致教师迁就学生，不敢或不愿意去指出学生不足和错误，显然，这样做是很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的。有这样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某学校的一位外语老师教学很认真，所教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对一些后进生严了一点，结果，学生评教中得了第八名(排名末尾)。

第五篇：当今中国道德水准是否低下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灵魂。判断当今中国主流道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我们藉此审视、辨识主流与支流，区别现象与本质，分清主观与真实，就会形成这样的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基础是坚固的、是非标准是分明的、主流道德是向上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主流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主流道德的形态和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永恒的道德、超阶级的道德是从来没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实践，也蕴涵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蕴涵着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道德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

道德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受到人们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的成果早已惠及13亿人口，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道德地位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先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道德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拓宽了视野，丰富了内涵。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历史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的最主流的价值取向和最基本的道德形态。评价中国社会主流道德，不能离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更无法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无须证明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催生并涵养了中国社会的主流道德，主流道德的蓬勃生长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向前。

2、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必然性

谴责不道德现象，人们总好怀念过去。比如百姓生活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比如几代同堂的脉脉温情、孝老爱亲。对比今昔，一些人难免慨叹“世风不古”。

但道德的行为并不完全反映道德的水平。小农经济时代，人们聚族而居，彼此熟识，自然无须互相提防。计划经济时期，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都是通过行政手段去实现，所以无利可图、无空可钻。而在今天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几世同堂的奢望已不现实。如果把历史的幕景对换，谁还会说人们的道德水准今不如古？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当今中国正处于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其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社会转型，赋予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道德行为选择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

对于中国这个不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而言，道德失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是必然的，这是市场经济的衍生品，是利益链条的附着物。但较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和繁荣，这些现象是我们必然付出的成本之一。随着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调节机制的不断成熟、监督措施的逐步到位，市场经济就会生成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道德规范，道德失范的现象自然会逐渐减少。

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非中国独有。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与中国处

于相近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皆难避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20世纪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动荡时期的道德危机，疾呼“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二战后西方经济的相对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要部分归因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弊端的猛烈批判。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制度无关。

3、新媒体对负面信息的偏好和放大，造成了公众的极端感受和道德焦虑

网络论坛、交友社区、微博、手机短信„„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产生深刻变革。当人人握有麦克风，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传统的舆论场就被颠覆，公众接收的可能不再是新闻，而只是价值混乱的信息。

富士康跳楼事件，充分说明了新媒体对道德感受的 “杀伤力”。2010年1月，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第一起跳楼自杀事件，先是网络疯炒，继而传统媒体跟进，在短时间内让偶然事件成为全社会关注讨论的焦点。过分的渲染，引发“维特效应”，10个月之内竟然有14人先后跳楼自杀。

不妨设想，如果跳楼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消息通过口口相传，会有几人知晓？即便发生在有“邸报”的唐朝，这起事件也绝不会引起朝野轰动。

“比特就是比特。”这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中的名言。对数字新媒体而言，它们承载和传递的只是信息，与意义无关。

当前阶段，受生存发展激烈竞争影响和外部经济利益驱动干扰，新媒体偏好负面消息，热衷炒作，追求耸人听闻，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人肉搜索、各种各样的“门”，你方唱罢我登场。久之，似乎这些就是主流、人人皆是如此。

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不同，新媒体具备互动和反馈的功能。人们在接受庞杂信息的同时，来不及筛选过滤，就已经被裹挟其中，同声应和，从众而云，慢慢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道德失范的个案视为社会的普遍状态。

其实，普通百姓每天都在做出大量的道德行为，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美德都体现在不为人知的细节里。只不过主流道德行为构不成新闻，不为媒体所传播，被湮没在负面的信息里。这些看似普通的道德行为，恰恰是中国社会道德大厦的坚实根基，就像空气一样，平常得无法感知，却又须臾不可缺失。

4、在突发灾难和重大事件面前，中华民族彰显了喷薄的道德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貌

灾难，是对一个民族道德的砥砺，更是对一个社会道德的度量。

且看中华儿女在关键时刻用善行义举标定的道德的高度——汶川地震，痛失亲人的县长从废墟中爬起冲向救灾一线，拾荒老人把零钱换成百元钞票颤巍巍地塞进募捐箱。舟曲泥石流，武警战士王伟舍弃自己的4位亲人救出23位素不相识的群众，巡诊的护士吴苹将7个月大的藏族孤儿抱在怀里轻抚哺乳。玉树地震，第三小学的60名老师徒手挖开废墟，救出12名被埋的学生，膝盖破了，指甲断了，废墟上留下一道道血印。甬温铁路事故，22岁的贵州打工小伙孙华6进车厢拉回7条生命，满身血污，遍体伤痕。近千名温州市民午夜自发献血，排队的长龙阻塞了交通。

从汶川到舟曲，从玉树到温州，一声声心痛泪热的祈福，一幅幅震魂撼魄的画面，一次次生命重生的奇迹，是中国社会厚积薄发的“道德井喷”，是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书写的 “道德答卷”。

志愿者，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名词。志愿者精神，反映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风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每逢重大事件，都有动辄上百万的志愿者热情参与，让西方媒体感到“不可思议”。80后、90后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又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已经长成为中国道德大树的茁壮枝干。

一个公众捐款可以超过百亿元的国家，一个因排队献血人数太多导致交通阻塞的社会，一个为同胞的遭遇同歌共泣的民族，其主流道德的高度，必当仰视。

5、近年来大量涌现的道德模范，正是植根于全社会深厚的道德土壤

每个社会都需要模范，每个民族都渴望英雄。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道德楷模不断涌现。孟泰、王进喜、雷锋、孔繁森、李素丽、郭明义，一代又一代的模范人物，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坐标，刷新了不同时代的精神高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人物，这些道德模范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单位主办的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已进行了三届，共吸引了2.87亿人的广泛参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道德建设的热情。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质，感动和教育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道德模范不是孤立出现的，更不会绝缘于社会，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模范事迹，承载着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植根于脚下广袤的道德土壤。

与以往相比，近些年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大多是来自基层的“平民英雄”，他们的行为都是普通百姓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善行义举”。他们不断标高社会主流道德，同时也被主流道德所涵养。“当代雷锋”郭明义与他微博上的300多万粉丝，正是道德模范与道德主流关系的生动说明。

6、对道德失范行为的关注与抨击，恰恰证明了公众道德需求的增强和道德标准的提高

麻木比冲动更可悲。当年，鲁迅先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个社会的道德缺失，有道德失范行为不可怕，可怕之处在于对此的冷漠和麻木。面对各种道德问题，没有同情与支持，也没有愤怒与批判，人们似乎失去道德的判断，也不再有道德的需求。

20年前，青岛，一位农民工挤上公交车，被一位大学教授呵斥：“你这么脏，滚下去！”这条新闻当时少有人关注，那位教授当然也没有被“人肉搜索”。今天，福州，一位衣服汗透、裤脚有泥的农民工上公交车后，面对空座，却选择坐在地上，以免弄脏座椅。视频传到网上，围观跟帖者超过10万，“农民工兄弟，你也是城市的主人”的隔空喊话令人感动。两厢对比，凸显了社会道德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国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网络是公众进行道德围观和道德谴责的主要阵地，每一起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被披露之后，网民潮水般的评论、声讨甚至“人肉搜索”都会随之而起。虽然这些意见中不乏以偏概全的误解，或有非理性的言辞，冲动的污辱谩骂，甚至还有违反法律的过激行为，但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公众观点的倾向性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的道德是非标准是明确的，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是一致的。

印证这一观点的另一证据则在于，在对丑行恶德深恶痛绝的同时，网民对“最美妈妈”、“最美护士”、“最美环卫工人”这些美好的人与事同样不吝言辞大加赞美、倾力热捧。

每一起不道德行为，都像一面镜子，正面是丑恶，背面是良知。对道德失范现象的关注与批评，也是一个公民道德自省和道德修正的过程，这种道德的陶冶，不亦善哉？ □本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