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代 教 育 的 乌 托 邦——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大同教育思想

第一篇：近 代 教 育 的 乌 托 邦——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大同教育思想

近代 教 育 的 乌 托 邦

——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大同教育思想

摘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大同书》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把教育作为通向大同之世的重要手段。他本着教育平等的思想，从教育对象实际出发，设计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机构、教育环境、教育人员、教育内容、激励机制等，表现出独到的教育见解和思想。这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对今天仍然很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康有为 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教育

教育平等 大同教育实施

康有为（1858—1927）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出身于教育世家，先后在广州万木草堂、桂林广仁学堂、上海天游学院执教，曾经撰写《教学通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教育论著，一生致力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探索。《大同书》是康有为用力最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用时近二十年，长达二十余万字的巨著中，康有为结合自身经历，发挥丰富的想象，向世人描绘了一个“无邦国、无阶级、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还设计了一条通向大同之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中，他提出了一套在当时社会比较完整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教育制度，表现出独到的教育见解和思想。

一、大同社会与大同教育思想

1．康有为所描绘的理想大同社会的蓝图。“大同”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中国古代最早描绘出的理想社会的模式。康有为在传统的大同思想基础上，杂糅中国今文经学的公羊学说、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进化论等思想，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锐和睿智观察思考世界，构建了一个近代的大同社会。在《大同书》开篇，康有为即以“入世界观众苦”为题，详细列举了现世人类所遭受的“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等六大类共37苦难。接着，他开始分析苦难产生的原因，“然一览生哀，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1]找到苦的根源后，他开始寻求解救众生苦难的办法，“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即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 [2]破除九界，人类就会迎来至公至平、幸福美满的极乐世界――大同社会。

2．教育是通向大同社会的重要手段。康有为生活在半殖民地的晚清社会，亲眼目睹种种衰相，出于“不忍之心”，欲图振奋，他认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 [3]尖锐指出：“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不修也。”[4]疾呼“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5]康有为把教育当作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注意教育在培养人才、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教育看成通向大同社会的重要手段，“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 [6]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源，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7]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去家族在破九界至大同中占有重要地位，康有为的教育主张在“去家界为天民”中体现最充分，他强调消灭家族后由政府设立“公养、公教、公恤”系统，实行0－20岁的义务教育。另外，在“去种界同人类”中计划用学校教育提高黑人素质以进行人种改良；在“去形界保独立”中提倡设立女学以提高女子独立的人格；在“去产界公生业”中主张设立农工商学校等都体现了他的教育主张。

3．大同社会中的教育平等思想。康有为描绘的大同社会是无国家、无阶级、无家庭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由公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人人接受平等的教育。“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8]在大同之世，学生无需择校，“太平世地地相同，地地平等，不待裹粮远学焉。”[9]针对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康有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批判了“夫为妻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烈女不事二夫”“缠足”等封建传统思想和陋俗，指出“女之与男既同为人体，同为天民，亦同为国民。同为天民，则有天权而不可侵之，同为国民，则有民权不可攘之。”[10]康有为重新解释《礼记·礼运》中的“女有归”。“‘归’者，岿然独立之象，所以存其自立之权也”[11]他还设计了一系列解放女子的方案，其中以教育为重要手段，通过提高女子学问才识使女子自立，进而“选举、应考、为官、为师”等，与男子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主张在男尊女卑的近代社 会无疑是惊世之说。

二、大同社会的教育实施设想

1．建立从上到下的教育管理机构。大同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由一个公政府管理全世界，再按经纬度把全球划分为若干个度，设立度政府管理各地。全球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是文学部，各度掌管教育的机构是文曹。“公政府有学部以统之，各度小政府亦立学曹亦司学务，皆有主、伯、亚、旅、府、吏、胥、徒以司其事。”[12]

2．设计完备的学前学校教育系统。康有为参考西方的教育制度，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使每个人从胚胎开始到二十岁大学毕业，接受由公政府提供的良好的“公养”“公教”。学前阶段设立人本院：妇女怀孕后即入此院；育婴院（包括怀幼院）：婴儿出生至五岁在此院。学校阶段设立小学院：儿童六岁至十岁在此院；中学院：人自十一岁至十五岁在此院；大学院：人自十六岁至二十岁在此院。这五院从低到高，依次递升，环环相接，使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不间断的教育。

3．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大同社会重视学校校址的选择和学校设施的建设，注意环境对人的影响。人本院“院地当择平原广野、丘阜特出、水泉环绕之所，或岛屿广平、临海受风之所，或近海广平之地，次则远背山陵，前临溪水，又次则高山之顶及岭麓广平者。”[13]育婴院“不得在山谷狭隘倾压、粗石荦确、水土旱湿之地，又不得近市场、制造场及污秽之处。” [14]小学院“当择山水佳处„儿童当知识甫开之时，由易感染学习„第一当远戏馆、声伎、酒宴之地，第二当远坟墓葬所，第三当远作厂、车厂、市场喧哗之地。”[15]中学院“当择广原爽垲近海近沙之地，令基宇极广可容万数，自食堂、藏书楼、体育场、游步园、操舟渚莫不具备；其专门之学，则农、工、商、矿凡百实验之事，莫不具备，以备学者游观，玩摩，摩学。”[16] 大学院“不能统一并置一地。譬如农学设于田野，上学设于市肆„盖大学专为世界有用之学而设预备之方，考求之用，故其学舍不在内而在外，不统一而分居，乃所以亲切而有用，正实可信也” [17]康有为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特点和学校功用设计教育环境，着力最多。

4．精心选择教育工作人员。人本院的工作人员主要由医生、女保、女傅、女师负责照顾教育孕妇，以保证胚胎良好发育；育婴院也有医生、女保照料婴儿，这些工作人员必须是女性，选择女工作人员的原因是“以男子心粗性动而少有耐性，不若女子之静细慈和而有耐性也” [18]小学院的司理和教者也都是女子，小学教师称为女傅，“女傅当选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问通达、诲诱不倦者为之”“女傅非止教诲也，实兼慈母之任”[19]在中学院“不论男女皆得为师，惟德才是观”，“中学之师，尤当妙选贤达之士，行谊方正，德性仁明，文学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诲人不倦，慈幼有恒者，方当此任。”[20]康有为特别强调中学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全世界之人类才能德性皆系之，岂不重哉！”[21]在大学“不论男女，择其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者为之。”[22]强调教师学问的精深和实验能力。可见，大同社会的教育工作人员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工作的职能精心选择的。

5．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大同社会依据不同年龄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内容，注重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在公养阶段，既人本院和育婴院，以养为主以教为辅；在公教阶段，即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以教为主以养为辅。在人本院由女保、女傅、女师等教育孕妇生产和育婴知识，并注意音乐对人身心感化和胎教的意义。“人本院终日常有琴乐歌管„盖声音动荡，最能感人„常以声乐养其耳，必能养性情而发神智。”[23]在育婴院给婴儿准备各种玩具，以“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知识稍开时，将世界有形各物，自国家至农工商务，皆为雏形，教之制作，则习惯若性。”[24]在小学院重视儿童身体，注重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令功课稍少而游嬉较多，以动荡其气；发扬其身体„”同时注意儿童道德的养成“以仁爱之事感动其心”，“编古今仁智之事，令为诗歌，俾其习与性成”除此而外，注意各科知识的学习“大同世文字语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简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文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级随时议定。”[25]到了中学院，“故养体开智以外，又以育德为重，可以学礼乐乐矣。”[26]另外，开始学习各门学问。到大学院则是“此时之学，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人人各从其志，各认专门之学以就专科之师。”[27]在大学学习注重专门之学，如农学、工学、商学等，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强调实业教育和科学实验。

6．注意发挥激励效能。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康有为是反对竞争的，他认为达尔文创天演之说导致“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灭为固然；人与人机诈相陷，以欺凌为得计。”[28]所以，他主张禁竞争“大同之世，无异类，无异国，皆同体同胞也，竞争者，于异类异国为不得已，于同体同胞为有大害，岂可复播此恶种以散布于世界哉！”[29]大同社会人人平等，没有竞争，但无竞争会使人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这不利 于社会进步，为此，康有为提出了“竞美”、“奖智”、“奖仁”等一系列激励机制。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要定期接受考核，“其十院执事及诸学教习，皆三岁考之，其完课无过者，皆得赠仁人称号，其等类高下，奖金多少，皆视其功以为差；其有过者，扣除仁人称号”[30]如果工作人员认真负责且工作业绩突出，将被授予宝星或徽章，根据贡献大小被授予“圣人”、“哲人”、“仁人”等称号，享有不同称号的人在养老院所享受的待遇不同，死后在考终院享受的待遇也不同。康有为意识到竞争的危害创激励之法，虽难以实行，却反映出他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由上可见，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及其所欲施行的大同教育，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这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康有为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书成后“秘不示人”。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31]的确，康有为关于大同社会教育的设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但它富含着康有为同情人类的“不忍之心”，闪烁着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智慧火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关于教育平等的思想、教育应从学生特点出发选择教师和教学内容、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等设想，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成分和科学的内容，在今天仍很有启示作用。美国学者萧公权高度评价康有为在《大同书》改造世界的天才计划时说：“其影响的深远，非同时代的任何人可相比拟。他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他足以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32] 参考文献：

[1] 第86页，[2] 第86～87页，[6] [8] [9] [12]第337页，[10] 第169页，[11] 第174页，[13] 第240页，[14] 第252页，[15] 第256页，[16] 第259页，[17] 第262页，[18] 第252页，[19] 第255页，[20]第258页，[21]第259页，[22]第262页，[23]第245页，[24]第253页，[25]第256页，[26]第258页，[27]第260页，[28]第284页，[29]第345页，[30]第335页

康有为．大同书［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4] 康有为.教学通义.《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ｚ]（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5]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3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Ｍ］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32]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451页

第二篇：从恰同学少年看教育思想

从《恰同学少年》看“千里马”

生长的土壤

——解析杨昌济等先生的教育思想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已热播数次，我一集未落的细细看过。这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剧作，能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实在不为过。作为一名教师，在这里我不想作过多的评述，只想就剧中一些经典细节来探讨伟人之伯乐——杨昌济等先生的教育思想。

杨先生在当时可谓博学之大儒，留学归国后一度受到众用人单位的青睐，省教育司甚至派出仪仗队，由当政要员亲自登门奉上大红聘书，高薪聘其为官，却被杨老师以“区区闲云野鹤一书生”婉言谢绝。有感于他的一番话：“做人如种花，每种都是不一样的。像牡丹，千百年来富贵的象征；而兰花，花中君子。志趣不同，不可强求。”所以他拒绝为官，却接受了一所普通中学——周南女校的聘请。

杨先生进湖南一师做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授业恩师实属偶然。他本是要退掉当时的一师校长——孔昭绶的聘书的，只因一篇作文，让他看到了一位济世之才；就因为他看准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子——毛泽东“假以时日必成大器”，于是他改变了初衷，他留下来了，不惜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只为一良才。

给一师上的第一堂课，足见这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与当时民国教育的那种学究气格格不入。“修身第一要务——立志”，一般人会强调“志存高远、胸怀大志、好男儿志在四方”之类的豪言壮语，而杨先生却认为“即使天真得不切实际，平凡得不值一提”也“姑且说之”并没有一下子封住学生的嘴巴。对于毛泽东的“不知道、没想好”杨先生的理解不是“没有理想”而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认为“鸿鹄之志也需磨砺”；认为他是“不肯轻言”反见其“学识胆略平实稳重”。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毛泽东的反问：“老师，您的理想是什么？”不但没有责其乱插嘴，反而正面予以回答：“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既回答了学生的问题，又勉励学生“你们都是吾欲栽之‘大木’”。这在当时可了不得，学生怎能随意反问老师呢？鲁迅先生的启蒙老师寿老先生就不许学生乱问，对学生的疑问简单答曰“不知道”，可见当时学生只能听、答，是绝不可以反问老师的。而杨先生就不同，学生问的，他答了；老师问的，学生却可以暂时不答，留待日后。

诚然，毛泽东是大器、大才，以后的事实为杨先生的判断做了有力的注脚；我们也应该承认，没有杨先生这位“伯乐”，没有湖南一师这一片“乐土”，毛泽东仍然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假如所有的学校都像毛泽东读不了几天就退学的“肥皂学堂”一样沉闷、呆板；假如毛泽东青年时代始终找不到一个允许发展个性的学堂而过早放弃学业闹革命的话，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缔造者？“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还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得而知。

说到文采，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伯乐”——袁仲谦老先生。入学考试中，袁老先生把毛泽东的考卷敲定为第二，足见老先生对此生还是颇为赏识的；但只因他的文章只会“抒大情立大志”，缺乏文采，就将这位爱生的作文分数一降再降，直至降到40分。作为一代学究，国学泰斗的袁老先生，他认准能得第二的学生作文，真的只值40分吗？还是用杨老师的话回答吧：恨铁不成钢！的确，杨先生、袁先生，加之当时湖南一师的校长孔先生，他们都认准了毛泽东是个人才、大才、奇才；于是为了这个人才，他们不惜与督学大人闹翻，顶住重重压力改革了考核方案。现在我们看这个方案当然是更科学的，但在当时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毛泽东是一匹名副其实的千里马。他读的是师范，他的志向却不仅仅停留在做一名教师；他有雄心、有壮志，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他有文采、有大略，于乱世中缔造一个新中国。如果说他的武略来自于个人兴趣与以后在革命实践中的不懈努力，那么他的文韬绝对离不开一师“伯乐”们的悉心教导甚至近乎冷酷的“锻造”。借用袁老先生的一句话“古人程门立雪尚且不惧，一点雨算什么？”制其锋芒而后以平生心血相赠，袁老先生可谓用心良苦。

谈到毛泽东的授业恩师，还有一位先生不得不提——当时湖南省议会的副议长徐特立老先生。且不说徐老先生怎样拿着每月沉甸甸的二百块大洋的工资去为穷孩子办免费学校。也不说为了省钱办教育赤脚穿草鞋被人称作“徐大叫花”。作为老师，我们就去看看他的第一堂课吧——不授理论，先去听一节课。空洞的说教是苍白无力的，要想求得真知，首先付诸实践。

正因为有了一师这一片乐土，因为有了这样一群伯乐，国之大木初长成。毛泽东，成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共和国缔造者：武略不输于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且不逊风骚、不输文采，问苍茫大地敢主沉浮。

今天的和平年代，自然不需要我们再去培养什么“枭雄”，但教育的真谛还是相通的。太平盛世需要各行各业的“千里马”，作为学校，我们不能把学生都训诫成温顺的“小绵羊”。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出过错，就说明你从来都没有创新”。很多学校的校墙上都贴着大幅标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要创新就有可能出错，沿着别人的脚印永远都不可能有新发现。所以，要允许我们的学生去大胆探索，不要怕他们出错，未来各行各业的千里马就在他们中间。

第三篇：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李国伟）

［摘要］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教育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论语》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所以对《论语》的教育思想进行解读，对我们的教育实践的指导和教育理论水平的提升都将大有裨益。因此本文主要是以《论语》中孔子的言论为原材料，以他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以及孔子对教师的要求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论语

教育 启发式教学

因材施教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教育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涉及面非常广泛、注重学以致用、实际运用，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深远影响。他的思想，集中的体现在《论语》中。因此，《论语》是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一部影响卓著的典籍。它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很深广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论语》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所以对《论语》的教育思想进行解读，对我们的教育实践的指导和教育理论水平的提升都将大有裨益。因此本文主要是以《论语》中孔子的言论为原材料，以他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以及如孔子对教师的要求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论语》中的教育目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 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 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 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二、《论语》中教育方法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一）、启发式教学。他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 语• 述而》)。“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孔子认为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二）因材施教。孔子近乎完美地实行“因材施教”，其基础就是对学生的充分了解。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他认识到“知人”的重要，因此他十分重视“知”学生，认真分析学生个性，甚至只用一个字即可准确地概括，足见其备学生之细致认真。这样，充分了解学生之“材”，才能因其“材”而施教。如果缺乏了这个必备的前提，何谈“因材施教”呢？那么，如何“知人”呢？孔子的方法大致有二：第一，是“听其言”。这是了解学生的重要途径，第二，是“观其行”。也就是把学生的一举一动置于教师的视野之下，全面细致地观察其行动。另外还可以通过观察其所处环境，如观察他所结交的人来间接地了解其本人。

具备了“因材施教”的基础，如何实施呢？《论语》中孔子所采用的多种方法，可以作为他山之石。

第一，对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从学生智力水平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学生大致分为“上智”、“中人”、“下愚”（《论语·阳货》）三类。孔子弟子中，既有“闻一知十”的颜回，又有“闻一知二”的 子贡，智力水平参差不齐。智力较低甚至于“下愚”的学生，只能教给他们与智力水平相符的知识，否则，“欲速则不达。”如同是“问仁”，孔子的回答却不尽相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言讱。”（《论语·颜渊》）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如“问礼”、“问政”、“问君子”等。

第二，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教育。孔子认为，学生的个性特点千差万别，因此教学的方法应有所不同，教学的内容应各有侧重，不能千篇一律。如前文所引《论语·先进》篇，由于子路“好勇过我”，遇事鲁莽，故孔子就给他泼点冷水，告诫他凡事要谨慎考虑，多听他人的意见再行动；由于冉有胆小怕事，遇事退缩无主见，故孔子就给他加油打气，鼓励他更加果敢大胆地行动。

第三，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进行教育。孔门弟子年龄参差不齐，有与孔子年龄相仿的，如秦商、子路；有与孔子差一代的，如颜回、子贡；也有差别特大的，如子张、子骄。不同年龄的学生有不同的需要，应区别对待。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孔子说：“君子有三个方面需要戒备：年少的时候，精力还没有稳定，要戒备因为美貌而产生的感情和欲望；等到壮年的时候，精力正是旺盛的时候，要戒备争斗；­等到年老的时候，精力已经衰弱，要戒备贪得无厌。”）

对三类学生他分别提出了应注意的方面，很值得我们珍视。学生各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 也》）弟子中，颜回好仁，子路好勇，子贡好商，冉求好政。孔子根据其不同的兴趣爱好分别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使其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

尽管“因材施教”这一概念并非孔子本人提出，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三、《论语》中对老师的要求

《论语》中有关教学的言论极多，表明了孔子对于教师的要求甚高，而其中的许多要求对今天的教师依然有指导作用。本文把孔子对老师的要求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孔子要求教师承认教育对象有差别的事实，进而要求教师悉心研究自己的教育对象，逐个了解学生的品格、智力、才干等。在孔子看来所谓学生并不只是受教育者，而是一个能与传道者结合在一起的实体。他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篇》），即在真理面前，老师不应让学生屈服于自己。以学生为主体，就要做到不完全凭借人为的规定来判断师生的名分。他更加鼓励学生在老师面前不要谦让甚至有时候学生也可以做老师，“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为政篇》）。孔子对学生主体地位如此重视，如此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当时等级深严的社会是难得可贵的。孔子这种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使他能够获得学生的尊敬。由于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以学生为主体，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慎重。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患，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思义。”（《季氏篇》）孔子认为这“九思”对教师非常重要，只有遵守了才能慎言、慎行，做到充分重视学生。

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就要做到因材施教。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篇》），即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给他讲授高深的学问，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高深的学 问。这是孔子在智力上认识到不同的学生是有差异的。他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授教时就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这在孔子与子贡的谈话中可得知。子曰：“女与回也熟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篇》）颜渊能“闻一知十”，端木赐只能“闻一知二”，此外“闵子待侧，喑喑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先进篇》）这些都是孔子在教学时发现的。孔子认为只有注意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才能对症下药找到培养学生的最佳方法。孔子这种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的教育思想，是今天我们在教育上所提倡的，只要我们克服其教育思想中的弊端，就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地。

其次，教师要以身作则，不断学习。孔子认为每一个教师都应该不断学习，才可以做到“诲人不倦”。他刻苦看书以至“韦编三绝”，为学“乐”而“三月不知肉味”。教师要以身作则首先要对自身的学识有充分的认识。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即是承认自己所不知道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断学习。孔子对自己的知识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孔子对教师学识的认识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在《论语》中，对教师的要求集中在如何提升教师的素质上。“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何于我哉？”（《述而篇》）就是说把所见默默地记在心里，努力学习而不厌倦，教导别人而不知疲倦，这是孔子对教师最根本的要求。孔子要求学生好学乐学，自己就“好古敏求”，“学而不厌”；他要求学生“不耻下问”，自己就“每事问”，虚求教；他要求学生确立志向，自己就“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身为教师，孔子始终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篇》）的忧患意识。这种以身作则的学习精神，使他发出了“朝闻道，夕死矣”（《里仁篇》）的感叹，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早晨知道真理，即使晚上死了也值得”。孔子这种学习精神给他的学生带来极强的震撼力，颜渊经常感叹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赡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子罕篇》）就充分说明了孔子这种以身作则，不断追求进步的学习精神使学生不敢丝毫放松，也使到孔子的学识能够不断随社会的发展而更新，成为一个优秀的传业授道者。这种教育思想正是一名教师所必需拥有的，在他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思想是非常不简单的。

再次，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作为一名教师就必须要有良好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学生接受最大限度的知识。孔子创造的教学方法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论语》中就有很多教学方法方面的言论。例如及时启发，孔子认为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前提下，应该根据学生思维的开展及时进行启发。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即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说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就不要再教他了。此外孔子亦说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又说：“言之未及而言，谓之躁，言及之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篇》）孔子这些言论就是要求教师抓住学生思考的适当时机对学生进行启发。如因材施教，孔子在进行授教时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阐述因材施教的最好理念。如循环渐进法，子贡问孔子：“何为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并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在启发子贡的基础上，逐步开启他，孔子告诉他，首先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 ”，其次应该“宗族称孝，乡党称弟 ”，再次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子路篇》）孔子认为培养学生接受知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就需要有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此外还有善于适时评价、学思一致等教学方法也是具有独到之处的。相传孔子的弟子有三千，在《论语》的记载中，可证明为孔子学生的有三十多人，后来许多学生都成为政治、文化上有影响的人物，这个客观事实说明了孔子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因此，本文认为孔子在长 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教学实践，教学方法上总结出的一些可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综上所述，《论语》中孔子的教育言论虽分布在各章里，但将它们归纳出来，能清晰地看到孔子的教育理念。孔子作为一位终生奋斗不息的教育家，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创立了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其教育思想，在古代漫长的年代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孔子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精华，如何更好地研究他，吸收它，并将它进一步发扬光大，是当前教育界的一大任务，也是孔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积极方面，让其在新世纪再放异彩。

参考文献：孔子 《论语》 三秦出版社 2008年1月

第四篇：试论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试论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专业班级：历史师范0501

学生姓名：史俊卫 指导教师： 马

红

霞

职

称：教

授

摘 要: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物，被后人称为“中兴勋臣冠”者，也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虽然他并没有象李鸿章、左宗棠等直接创办过近代学校,也没有像张之洞的《劝学篇》那样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但他在镇压太平军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由此萌生了富国富民、自强御侮的近代洋务思想。在创办近代洋务企业的过程中，曾国藩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将近代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其近代的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西方新式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呼吁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积极支持新式学校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对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近代教育 思想 实践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物，被后人称为“中兴勋臣冠”者，也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虽然他并没有象李鸿章、左宗棠等直接创办过近代学校,也没有像张之洞的《劝学篇》那样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但他在镇压太平军的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由此萌生了富国富民、自强御侮的近代洋务思想。在创办近代洋务企业的同时,曾国藩认识到洋务人才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将近代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其近代的教育思想,并为此身体力行,进行了一些实践。

学界研究曾国藩的思想体系,往往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学术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领域倍加重视,所出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此。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领域,对其教育思想进行宏观把握者较少,众多的研究是着力于家庭教育方面,对其近代教育思想的探讨尤少,纵有论述,论者也多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原则与方法等角度提及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但未有更深入的论证。从曾国藩的生平来看,其后半生的理学经世实践对时人的影响最深,这种经世实践的思想与其开创近代洋务事业的活动密不可分。因此,探讨曾国藩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涉及到他的近代教育思想。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康乾盛世过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封建末世,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在外强交逼,祸在眉睫之际,统治者身处危机而不自知,依然混混噩噩,虚骄自大。清政府充斥着“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的蒙昧昏庸者。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被打破,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一去而不复返,尽管有少数开明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鸦片战争的败局知耻后勇,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但鸦片战争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先知先觉者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主张,几乎对统治者未产生丝毫的影响。

到19世纪六十年代,再次经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蹂躏后,清政府才真正开始了求强御侮的行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廷朝野上下几乎“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音”。位居中枢的奕、文祥等人率先行动,要求改弦更张,寻求自强之道,“探原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又谓“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 “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身处这样的时代与社会氛围,不能不为“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深受触动。特别是在他镇压太平军的后期,亲眼见到了西洋武器的先进与军事的强大后,自然而然地萌发了“师夷”、“制夷”的思想,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此后,曾国藩还多次指出:发展洋务,“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其自强御侮的目的,十分的明确而又强烈。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也与他治学的理念暗合。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开始在思想界崛起，而修习程朱理学的唐鉴、倭仁等人,均不同程度地注意到经世致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形成一股声势不大,但却影响深远的理学经世思潮。曾国藩则是理学经世思潮的集大成者和躬身实践者。曾国藩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对其他学派却并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博采众长,调和汉宋。正如他所说的:“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4],且“国藩常谓性命之学,五子为宗;经济之学,诸史咸备,而渊源全在六经” [5]。在出任直隶总督后,明确宣告士子“为学之术有四”,将儒学划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并明确地划分了四门学问的界限:“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6]并把“经济之学”看作“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实际上,在他向理学家唐鉴问学之时,唐鉴明确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据、辞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注重“经世”的态度,使得他终于突破了前人的条框,超越了他的师友,在学术理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成为其后近代教育思想萌发的先声。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的深化,更与他的经世实践息息相关。曾国藩在30岁之前,曾国藩走的是一条传统士人飞黄腾达的必经之路:读书、中进士、进翰林院。30岁以后,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太平军兴,曾国藩愤然而起,投笔从戎,在家乡办理团练。随后编练湘军,以儒生统帅三军,担负起抗击太平军的任务,并最终打败了太平军。在组建湘军与太平军抗衡之初,他就注意到行军打仗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军饷的筹集、军队的编练、战术选择等等。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新式军事装备的威力,从而刺激了他对“外洋船炮”的追求。1862年,他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但并不满足手工制造船炮,又于1863年派遣容闳赴美购买制造机器所需的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他与李鸿章、毛鸿宾、杨岳斌等人商议,在经费上给予容闳尽可能的支持,终于1867年创办了位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成为近代工矿企业的摇篮,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正是在曾国藩的洋务实践活动中,其培养近代科技人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近代教育思想形成,也正是在他洋务实践的探索中,其近代教育思想也不断走向深入。

二、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颇具体系,约略算来,当有如下三点:(一)人才观。制夷之本,在培养练兵、制器等洋务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门洞开之后,中国“窃维洋务之棘手,由于人才之匮乏” [7]。他一直把振衰起危、扭转时局的根本途径放在人才的搜求与培养上。尤其是在他兴办近代军工企业、从事洋务实践之后,时常为清王朝封建末世人才匮乏的现状忧虑不已,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8]他把西方列强军力强盛的原因归结为军事技术的精良,“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9]曾国藩看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背后,是西方国家教育的发达与人才的兴盛,是西方新式的教育制度。“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 [10],因此“借法自强”的关键在于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加强对能够制造西式枪炮船舰的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

曾国藩强调,“借法自强”的目的是能尽快掌握西方国家机器制造技术,尽快摆脱对洋务企业中外国工程师的依赖,培养懂得机器制造与工作原理与操作的近代科技人才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为此他命容闳赴美采购机器,1865年容闳将机器运送回国后,于1867年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房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以培养科技人才。曾国藩对此“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由此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机械技术人才。容闳后来也欣慰地回忆到:“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11] 此外,曾国藩认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首先要能读懂描述夷“技”的书籍,故而对译书倾力倡导,所谓“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 [12]在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极为关注,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的译书成效十分满意:“今上海局中所翻诸书,颇能窥洋学之奥密。若勤求不已,将来创立新法,别出绝技,亦属意中之事。”[13](二)留学教育,首次提出派留学生出洋留学

留学教育,是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体系中又一重要内容。洋务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洋务事业亟需大量科技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有直接关系。曾国藩早在1861年便已认识到举办洋务事业与近代科技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他延揽了一大批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有识之士,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为洋务企业服务。同时,为弥补制造近代枪炮、轮船、机器等近代军事工业人才的不足,曾国藩还对召募外国工匠寄予希望。1862年(同治二年),他派容闳为委员,负责采购开办铁厂所需之机器,并“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为他所用。为使洋务事业能够真正成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强盛之道,必须在引进外国科技人才的同时,加强对本国洋务人才的培养。

曾国藩认为,欲使中国免除外患,必须讲求实际之学,而讲求实际的方法,“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14]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成果作为近代教育三大内容之一,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就学习“外国之技”的方法与途径而言,曾国藩认为首先应该翻译西书,“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15]其次,曾国藩认为,派遣留学生直接到欧美各国学校进行专门学习,才能尽快掌握西方列强强盛之“技”,从而能“尽彼之长”,而达到“制夷”的目的,故“臣又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16]只有做到“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请进来”与“走出去”同时进行,才能够“尽彼之长”,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1868年容闳提出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教育计划,他十分重视。尽管这一计划并未被清廷立即批准,但在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赶赴天津处理交涉之际,容闳亲自向曾国藩面商。终于促使曾国藩、李鸿章等四位大臣联袂上奏,请准选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促使清政府下定决心在1872年派出了首批官费派遣的留美学生,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由此而兴,并于甲午战后掀起出洋留学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高峰。尽管曾国藩已于幼童赴美前病逝,但无论是容闳还是曾国藩,均会以此事而名垂千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在教育目的上,主张“为我所用”;在教育内容上,倾向于实用主义,“讲求实际”;至于教育功能,则强调“经世致用”,以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三)海防教育,“师夷智以造船制炮”。

海防教育思想,是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点。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后期,看到了西方列强武器装备的先进,1861年,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的奏折中,认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他主张“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倡导“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17]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创设安庆军械所,揭开了洋务自强运动的序幕。洋务新政是在“自强”的口号下展开的,“自强”意味着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基础上逐步仿造并最终能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逐步实现自主,从而始终“权操自我”。

曾国藩在提出“师夷制以造炮制船”口号的同时,主张“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 [18],以求达到不受制于外人的目的。曾国藩始终坚持“兵权仍操自中国,不致授人以柄”, 标榜其独立、自主的精神。曾国藩的海防教育思想,为洋务派官员所继承,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对加强清政府的海防建设有过多次明确的论说。1862年3月,李鸿章在率淮军出战后不久,就“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感到“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李鸿章开始认识到,中国欲自立必须向西方学习，指出:“惟各国洋人,不但麇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持,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1868年,左宗棠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对购买轮船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对于海防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海防乃目前当务之急,又为日后久远之图,赞赏总理衙门陈请六条“洵为救时要策” [19]。沈葆桢则将船政和海防作为自强、御侮之道。1867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后,为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还将海防教育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指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因而福州船政局所开设的船政学堂创办极为成功,清末规模较大的五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黄埔广东水师学堂、烟台海军学校、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中,“共有毕业生二千多名,其中闽籍约占七、八成之多。”[20]故中国海军军官中闽籍居多。福建船政学堂还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留学生中出现了不少高级将领、高级技术人员和著名学者,如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在近代海军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可见沈葆桢海防教育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三、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评价与地位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他的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既继承了百年来湖湘思想中的经世传统,又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新的时代特点。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师夷制夷”思想还只是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的话,那么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则不但有所创新,而且在洋务活动中加以实践,得到了检验。曾国藩将创办企业、培养人才的近代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机器工业,制造出一批近代化的新式枪炮轮船,设立译书局并附设洋务学堂,选派了首批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科技人才„„这些近代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成为洋务运动的先声,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启发激励着后世循其开创的道路不断深入,形成了长达三十年的“同光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也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大门。清末曾有名士评价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曾国藩)之政术、学术也。”

曾国藩的思想虽然并未在顽固的封建保守壁垒中引起共鸣,也未对出国留学章程的制订产生实际影响,但是曾国藩提出的关于近代教育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核心问题;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学校废除读经、学生废除学习经史大义,但他的“到洋以后但重专习洋文,不复兼攻汉业”的思想,至少在留学生这一领域中已隐含了这层含意,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废除读经的一个起点。

总之,曾国藩由制器以谋自强出发,认识到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之重要,进而谋教育之改革。虽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传统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育方针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和措施,但是他通过翻译西书,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积极支持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并对如何处理学习传统教学内容与近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所有这些,对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起了重大作用。参考文献: [1][2][3] 宝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4][5][6][7][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9][10][12][13][14][15][1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11]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7][1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9]李鸿章.李鸿章年谱[M].台湾:商务出版社,1997.[20]张侠.清末海军史料[M].青岛:海洋出版社,1982.

第五篇：从生本教育看美术课

从生本教育看美术课

在生本教育的课堂上，老师是策划者，是引导者。老师只是给学生指个方向，剩下的时间都交给学生，老师再也不用一遍遍的重复了。而学生在课下的准备工作也有趣而生动了。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学生的知识量，学生在通过准备语文资料的同时，也增加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从而实现自身的整体素质的提高。生本理念（又称生本教育理念），是指“真正以学生为主人的，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生本教育的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现如今生本教育在中国教育的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展开着，如今的生本教育模式与理念实际上在美术课中早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接下来我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术课中的主要环节： 为了使学生都能在视、听、说、做、思等行为环节中经历美术的过程、体验审美的快乐，顺利达成教学目标，一般美术课的设计环节为：

—、创设情境。著名教育家波莉亚曾经说过：“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规律、性质和联系”，所以体验是美术活动的最基本的因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在教学一开始，要通过聆听音乐或是挂作品等形式把学生带入本课的环境中，让学生通过语言表述与语文课相结合，表达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不仅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同时让学生有了很好的感受本课的机会，为讲好课做好了铺垫。教学活动中，以此调动学生勇于表现、释放个性的积极性，让学生真切体会到学习的成功与快乐。

二、小组讨论，自主探究。因为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是新课程标准特别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他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合作意识，所以在这环节可以先用激励的语言表扬学生的学习精神，正当学生情绪高涨，产生积极的探究动机的时刻，给学生时间，引导学生到书中寻找答案，鼓励相互交流，积极互动，讲解创作意图。通过这种安排，让学生在小组中交流、在小组中合作、在小组中探讨，使重、难点在小组合作、自主探究中得到了解决，教师只是组织者、引导者，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三、大胆创作。创作的过程是自我发挥到极致的过程，这一段时间需要给学生放松的环境，让孩子们自己合作解决问题，聆听音乐，在优美放松的音乐中去完成作品，这段时间教师尽量参与度要少，体现孩子的创作特点。

四、展示欣赏。美术课程的评价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改进教师的教学，促进美术课程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作为评价的环节，要让学生自由发挥，教师最后补充。这样就做到了问题由学生提，方法由学生想，思路由学生讲，从而真正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让学生采用自评为主，互评与教师简评为辅的方法进行评价，从而学生参与到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信心，体验成功的喜悦。

五、扩展延伸与课堂小结。拓展延伸，调动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巧妙地渗透德育教育，使美术与思想品德、人文学科综合在一起。既培养学生的艺术情操，又最大限度地获得综合的、跨学科的知识。小结能够让教师总结本堂课的重难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咱们再从生本教育的一面来看：生本教育主张为：教育应实现由“师本教育”向“生本教育”的转变，即把为教师的好教而设计的教育转向为学生的好学而设计的教育，实现学生积极、主动、活泼、健康地发展。生本教育的儿童观为，人的起点非零，人拥有其自身发展的全部凭借，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的、思维的、学习的、创造的本能，儿童是天生的学习者，潜能无限，是教育教学中最重要的学习资源。借助于学生的本能力量的调动，形成教育的新的动力方式和动力机制。生本教育的教师观为，教师应是生命的牧者，而不是拉动学生的“纤夫”。教师在教学中要尽可能“不见自我”，要把教学内容从一大堆知识点转变为知识的“灵魂与线索”，来创造最大的空间，迎接学生积极飞扬的学习。生本教育的教学观为，教学就是学生在老师组织引导下的自主学习。生本的课堂是区别于考本、本本、师本的，是区别于短期行为的、分数的课堂，是人的发展的课堂。在教学组织上，生本教育鼓励先学，以学定教，少教多学，直至不教而教。采用个人、小组和班级的多种方式的自主学习。

生本教育认为，学生的美好学习生活是学校德育的基础。劳动产生自然素朴的美德，产生素朴的德行。当学生在课堂中真正成为主人，自己去体验和感悟真善美，就可以使教学中饱含的真善美最大限度地进入学生本体，从而起到最大的德育作用。由此，课堂教学成为最自在、朴素的无形的德育过程。

学生是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生命体，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如果老师单方面的向他们灌输知识的话，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影响他的学习的热情，造成了好多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厌学的情况。

在生本教育的课堂上，学生是课堂的主人，他们控制着课堂，通过亲自全身心的去查阅与课文有关的知识，扩充了自己的知识。同时这种学习是自愿的，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比之下，美术的课堂其实早就运用着生本教育的理念与模式，这正是学生们为什么喜欢美术课，而有些厌烦语文、数学等科目。相信在生本教育倡导的今天，美术的课堂将会更加的活跃、更加的灿烂无比。

从生本教育看美术课

淄川开发区中心小学

曹红爱 201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