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文明与人文主义》教学反思
参加工作十六年，每一次出课，都让我有一种再次蓄力提高的感觉。规范的秩序，专注的氛围，让一个教师体会到职业的成就感。所以，再一次感谢学校领导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一堂成功的课有很多标准，简化来说就是两条：一是教学设计是否科学，二是课堂达成度如何。下面我就从这两方面反思体会这节课。
本堂课设计上，我设计了两个目标
知识目标。将本学期教材两大重点“中国古代思想”“西方人文主义”结合对比，分析差异，落实学习过程中的思路培养，语言组织，自主探究，小组展示等能力。小组展示，一直是我近几年来培养的教学方式，由于课堂节奏的要求，不一定保证每堂课都能使用，但基本上每周或每一单元为单位的时间里，我都会给学生这样一个机会。本堂课展示就是同学们常规展示中的一次。
情感目标。上学期，万校长就在会议上提出学科突出政治性的要求，而在情感教育目标上，历史学科有着先天的优势，如果不利用这样一个学生情绪认真的时机发挥这样一个学科长处，实在有些资源浪费。当今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什么事都娱乐化，恶俗化的氛围下，学生群体有必要进行一些理性的，深度的，正能量的思考。这些年的教学工作中，深沉体会到常规的说教难以达到效果，所以本堂课的情感目标尝试“润物无声”“静水深流”的方式，让学生自己体会某些情感。
从课堂达成度来看，本节课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从学情上看，本节课由于是复习课，时空跨度较大，相应难度增加。尖刀班基础较好，加上本学期教学重点就是“儒家思想发展与演变”“西方人文主义”所以学生能够在长时间学习积累过程中达到本堂课知识要求，但语言组织上仍有不足，表现为零散的词汇拼凑，不能形成完整流畅的句子，这也是以后我在教学中要加强的地方。
在处理东西方文化差异上，由于命题较大，难以一言贯之，所以只能抓住其中一点进行阐述，没有全面解读，稍显单薄。
导课部分引入东西方两本名著，但在人物介绍上稍显唐突，如果在背景上做一下铺垫，将使人物更加丰满立体，效果可能会更好。
第二篇：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教学反思
一堂互动课的教学反思
洛南县永丰中学 王军强
课标要求：了解古代希腊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对人的价值的阐述，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知道与了解：
1、雅典公民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
2、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格拉的命题。
3、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及其对人性的研究。
4、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发展了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理解与运用：
1、“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基本内涵：意义与局限。
2、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基本思想和异同。
3、知识对于完善一个人的美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4、苏格拉底的人格力量。教学重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 难点：哲学观点比较抽象、难懂 学情分析：初中时期由于中考开卷考试对学生造成了学习历史的不良习惯，就是不记忆基础知识，所以学生基础知识缺乏。而世界古代史知识就是初中时学过。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缺乏了解，课前预习和知识储备不足，对抽象哲学概念理解能力较差。
教学方法：对策是互动教学，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励学生学习兴趣，增进学生学好历史课的信心。师生、学生互动，问题教学法。老师补充历史背景知识，帮助学生创设历史情境，营造历史学习的必要氛围。
课堂教学程序设计回顾：
A、教学导课：前面第一单元我们学习了中国古代思想，了解了我国古代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它宣扬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秩序，同时先奉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又被后世所继承。儒家思想又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和持续发展。但西方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却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发展，去了解东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不同特点，并分析产生不同思想的历史背景。首先学习第五课。B、新课学习：
5、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 我们这一节课的学习流程是：（1）、预习10分钟，自主预习，包括阅读拓展资料。（2）、全班分组讨论10分钟，并提出问题——你不懂得，本组成员认为难懂的，或者对你感触较深的问题。（3）、每组推举1人组成学习领导小组，带领大家学习本课，以解答收集起来的问题为中心，进行互动学习。（4）、教师归纳、总结、深化本课学习。C、小结、布置作业、分组完成作业。课堂实践反思：
1、本课教学为了避免陷入艰涩难懂的哲学概念解释的教学误区，我先指导学生通过解答简单问题和不小问题，先了解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主张，分析概括其思想的特点，最后抽象出人文主义思想的含义，即先具体再抽象，这样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实现轻松学习的课堂教学过程。减轻学生思想上的负担和畏惧心理，促进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培养，帮助学生正确学习方法的培养。我认为这是我本课教学设计理念的成功之处。
2、学生提出问题偏重于又大又难，比如：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古代思想有什么不同？什么是人文主义思想？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有什么相同和不同？而且上讲台组织学生解答问题的学生对问题的顺序整理不合理，比如先问的大和难的问题，显然很少有学生能当面回答出来。学生提出问题和上台组织学生解答问题这方面暴露出了学生提出和发现问题的能力为相当差，好多大问题可能都是学生从拓展资料或其它复习资料上拿来的，不是自己真正在预习过程中发现的。也暴露出学生没有预习的习惯，即对历史课的学习态度问题。这也是我本课设计中有所预料的，但也是本课教学中的败笔之一，同时又让我更加关注学生的预习习惯的培养和提出问题的学习方法的形成。
3、当学生提出又大又难的问题并由学生代表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解答时，我及时指出并纠正。比如纠正问题解答的顺序；让学生先放下大而难的问题，首先解决具体的小问题；当学生没有提出小问题时，我来帮助他们提出借鉴性和指导性的小问题，先把知识转化成小问题；如：智者学派出现于什么时代？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主要观点是什么？包括哪些人？主要从事什么职业活动？其思想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局限?智者学派为什么会形成？他们在当时的雅典有无市场环境？为什么？泰勒斯（本课前言中提到的）是智者学派吗？苏格拉底提出美的即知识是在怎样历史情境下提出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理解美德和知识的关系？你是怎样理解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含义的？苏格拉底提出善是人的内在灵魂，你认为这与中国古代先秦时期那一思想家的思想相似？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美德、知识三者之间是怎样的相互关系？
我通过这样的课堂指导，避开大问题，先弄清小问题，最后再水到渠成地提出较难的问题，学生也就能有信心的去回答了。如：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思想有何异同？三位希腊先哲的思想是怎样体现人文精神的？三人思想有何共同之处？人文主义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什么？试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人——可以从生活时代、主要贡献、主要思想等方面比较东西方两位先哲。
4、各组织推荐上来的学生代表不积极上台、扭扭捏捏、耽误课堂时间；上台后出现长时间的冷场；不能积极组织学生回答问题，不能推动课堂互动的强度和热度。对这些情况我缺少足够的预见，这是本节实验课的败笔之一。由此体现出我平时很少搞这样的互动课堂，学生也相应地缺乏经验，加上学生基础又较差，理科生也未把历史课放在重要位置，加之刚升入高二，我和学生之间的磨合时间还很短，互相还有很多的不适应。
以后我要改变这种冷场情况一是平时多搞互动课和问题教学，把它做为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让问题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的主线。二是课堂上要随机应变，加大指导力度，不能让学生放任自流，使实验教学课流于形式。不能让一些爱捣乱的学生把实验课变成儿戏，来看老师和同学的笑话。要以学困生为教学的主体，让他们不再捣乱而是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和学有所得的成就感。
不能因为一些学生的不配合和消极态度而停止新课程课堂教学方法的改进。要进行有效性教学，促进学生有效性学习，老师必须不遗余力地去想方设法。
王军强 2011、12
第三篇：霍韬《家训》：儒家文明与社会现实
在明代历史上，霍韬官至礼部尚书，以嘉靖年间“议大礼”中支持世宗而闻名，清修《明史》为其立传；在广东的历史上，南海人霍韬的宗族与地方文化建设引人注目，其所作《霍渭涯家训》流传于世。
霍韬制订家训及其实践，与霍韬的家族在南海西樵山的活动有关，也可以说是西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霍韬所撰《家训》，实际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霍渭涯家训》单行一卷本。另一个系统是霍韬子与瑕万历四年(1576)所刊《渭涯文集》本家训，收入的《霍渭涯家训》分为《家训前编》与《家训续编》两个部分。《家训前编》的“序”反映出霍韬制定家训的核心思想“保家”，《家训续编》则重在“诲谕之意”。霍韬是以同居共爨的义门作为追求保家的目标，这自然需要治家才能实现。“雍睦第一”是霍韬这种追求最集中的体现，将家众能忍，家长治家作为保家之道。
事实上，《霍渭涯家训》更是霍韬应对家族现实的需要。霍韬出身没有功名的庶民家族，从霍韬开始，霍氏向文化家族转变，他讴歌能传家学之族，在于保持自己家族的兴盛。
霍韬《家训》也是作为宗族制度建设的一环出现的，属于族规家法。石头霍氏在霍韬之前，“仍处于代代分家析产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宗族的组织形态。”嘉靖四年(1525)正月，霍韬创建了石头霍氏大宗祠。霍氏还建立了由宗子、家长以及田纲领、司货组成的宗族组织。他还创立“考功”、“会膳”制度，以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嘉靖年间霍韬建立了两个书院，一个是石头书院，即社学，建立在大宗祠之左，教育乡里子弟；另一个是建在西樵山的四峰书院，专收霍氏子弟，实为族学。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宗族史上的重要时期，宗祠的普及以及宗族乡约化即完成于这一时期。其中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请求民间祭祀始祖与官员设立家庙祭祖获得通过，引发了兴建宗祠的热潮。南海的士大夫因为议大礼登上了政治巅峰，在家乡倡导宗族建设，佛山地区的宗族制度就是确立于此时。霍韬《家训》以及其家族的宗族建设稍早于当地宗族的制度化，霍韬的宗族建设既是该地区宗族制度化的先导，又带有过渡的性质。就霍韬《家训》而言，内容杂糅，体现出霍氏应对社会现实，尝试宗族组织化的痕迹。为我们了解明代中期宗族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制定规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
霍韬《家训》反映出一个受到儒家思想渗透的基层社会家族，在经济上升期，特别是出现高官引起朝野重视的家族，如何保持不败，如何从经济富有家族转变为文化家族，或者说做望族的努力过程。霍韬怀着“作个好样子与乡邦视效”的理想，为佛山宗族建设提供了一种模式。16世纪以后的明代，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商品经济发展，儒学普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霍韬《家训》应对转变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作出了回应。即使在今天看来，或许对我们也有启示。霍韬《家训》的核心思想在于“保家”，如用司马光《家范·纲领》中的话说，则是“正家以正天下者也”。
第四篇：儒家与经济自由
儒家与经济自由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费”
儒家的一个基本哲学精神是什么？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传统，最可贵的是，对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对非经验部分非常谨慎，保持敬畏。这导致了一种自然秩序哲学。
《论语》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对话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里，遵从它就够了。这包含着儒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侧重讲经济自由与经济制度。
由于儒家有这种自然秩序哲学的取向，必然导致经济自由制度的取向。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用到社会中，其倾向就是让社会自己运转，尽量不要干预。
孔子主张政府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老百姓认为什么有利就让他们去做，这不就是惠而不费了吗？老百姓认为市场有利，就去交易，进行平等谈判，自愿达成契约，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学说主导的两千多年，这是基本原则。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么会有经济自由主义？后来看了侯家驹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又读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张经济自由的。
轻徭薄赋，尧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就像斯密所讲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整个社会繁荣起来。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费用，而是说费用很少。它导致轻徭薄赋和小政府。
轻徭薄赋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反对加税。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帮助季康子聚敛税赋，孔子说，冉求哪里还是我的学生，对他要“鸣鼓而攻之”。
孟子讲过“百里可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就可以做王了。轻徭薄赋会激励生产，老百姓能获得所创造财富的较大比例，人们会从四面八方归往过来，这个政治领导人岂不就是王了吗？
儒家知道，税赋不可少。他们承认有王和国家，承认一套社会制度，这套社会制度要有费用，提出了类似于最佳税率的概念，叫“尧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钱应该恰当，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问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税率5%，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按当时的说法是蛮夷。孟子说“你这是蛮夷的作法。”
孟子问：“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一个国家很大，只有一个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够用。蛮夷不种五谷，主要是打猎、采集，农业上不发达，“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这些都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公共物品，“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税率是合适的。但“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国，没有礼乐制度和政府结构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税率，太低了，不可以为国。
孟子接着的一句话很精彩，“欲轻之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尧舜的税赋是多少呢？十税一。按现在经济学的说法是“最佳税率”。著名的拉弗曲线讲，有一个税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时社会福利也会最大化。低于最佳税率，就是蛮夷。
孟子接着说：“欲重之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税赋多于1/10，就是暴君。尧舜之道是最佳的税率。在孟子那个时代，觉得恰当的就是十税一。当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税一，后来中国的发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国家比较大，公共物品就有规模经济性，平均成本就会低，税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汉景帝时是三十税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赋大约5%。康熙时推行“摊丁入亩”，并承诺“永不加赋”。有一项对清代田赋的研究说，到了清未，实际田赋也只有2~4%。
不与民争利
再一个原则是“不与民争利”，在儒家的传统中这是很强的观念。
《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有个叫公仪休的人，在鲁国当宰相，当大官后回家，看菜地里种着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织布，就把织机毁了。为什么？他的道理是，我当了官，政府给我奉禄，就不应做这些事。种菜织布拿到市场上卖，我的东西卖出去了，可能别的老百姓就卖不出去。这就是与民争利。这个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织”是一个成语。
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多次辩论中都被提出来。比如在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中，在北宋新旧党的争论中，都会提到这个原则。如果有人提设立官营的工业，就会有士大夫站出来说，这不对，是与民争利。
总体来讲，儒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一个基本结论。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会使一个社会更有效率。里面包含有多层逻辑。第一层逻辑是，如果老百姓之间自由交易，自愿达成契约，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约就会缺乏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讲，自由自愿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价就不在均衡点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过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价格，可能低于均衡价格，但会导致供给减少，需求不能被满足，整个社会就会丢掉这么大一块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量；整个社会这样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会越繁荣。
更一般地说，这就是一致同意原则。只要一致同意，就会达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这个交易是双方同意的，就是一个最佳结果，对应的就是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就会导向效率更高的结果，比如说，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如果是一个奉行经济自由的社会，它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计划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就很难发展。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就是讲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无法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经济自由还导致社会的制度不断演进，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进，一开始是偶然的交换，后来发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专业商人、大型百货商场、连锁店和贸易中心，等等。随着交易的进行，有关交易的制度不断演进。金融市场能更容易看到这种制度发展：如金属货币、纸币、股票、存款、贷款、期票、汇票、期货、期权等等。
简单地讲，经济自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的表层意思是给个人经济自由，尊重市场，小政府，轻税赋；深层含义就是遵从自然秩序。我们注定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社会、世界、宇宙；当我们不知道、没把握时，只能对自然秩序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尊重、畏惧它就够了，它自然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一种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计算所能把握和预料的。经济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思想，是一种哲学。
我比较早地对儒家感兴趣，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前些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这段话来总结改革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伟大，而是我们遵从了这样一种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从市场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所获得的结果。
总结如下：儒家主张的是遵从自然秩序的原则取向，强调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的是“轻徭薄赋”，强调的是最佳税率，强调的是小政府，也强调“不与民争利”。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的实施与传播
儒家的这些主张，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施。如清代的税赋很低。康熙以后不收人头税，只收田赋，摊丁入亩，大约是5%的税率。一个儒家主导的社会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和强调轻徭薄赋、小政府的秩序，人们有基本的经济自由。
当然历史过程中穿插着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税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么多公共工程，税率也很高。汉武帝时期，因为任用桑弘羊这些人，搞官工业，各种政府干预，都有问题。
中国历史以儒家主流为主，但其间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变法，是很糟的“变法”，一个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敛财政收入。它的结果不好，税率上来了，税收总量并没有上来。儒家旧党反对王安石，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则。
同时，历史有扰动。宋代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尤其在南宋，被挤压到南方，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宋以后，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贸易。主要的货物有瓷器，包括现在大家非常热衷的青花瓷，还有丝绸，茶叶等。但其间有海禁，原因不是因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原因。比如有海盗。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响欧洲。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1993年在《读书》上发表过，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十六、七世纪，有大量欧洲传教士到了中国，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同时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文化。他们把中国的这些思想传到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欧洲当时处于启蒙时代，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的影响，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源。
有一本书叫《中国：欧洲的楷模》，是马弗里特写的，有大量记载。我在芝加哥大学找到过英文版。上部分讲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么通过传教士传到欧洲，有很多笔记、信件，在欧洲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响。下卷是魁奈的一本书，叫《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本书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当时欧洲人很激动，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有关自然秩序的哲学，对欧洲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魁奈一直在关注中国，但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现在的学术道德讲知识产权，很成问题，大量剽窃了一个传教士有关中国的叙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写的，讲到了中国这套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所以，儒家的这些思想非常实际地影响到了西方知识界和西方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学是在实际上实现过中西汇通的学问，不是牵强附会地说这两种文化传统很相似。这是历史，有案可缉，没有猜测成份。当时西方世界称魁奈为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许多孔子的思想。
中国的历史，儒家只是断断续续地占主导地位。期间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汉武帝后，儒家的影响才逐渐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优势地位。法家也在不断起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因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有了一定的国力以后，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敛财政收入，桑弘羊要求盐铁专营，办官工业，一套官僚垄断的制度就建立起来。汉昭帝时爆发了盐铁会议的争论。文学贤良们反对桑弘羊这些官僚阶层聚敛更多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支的主张。《盐铁论》把这场争论记录了下来，它反映，当面对官僚垄断时，儒家主流精英们会奋起捍卫儒家的基本原则。盐铁会议后，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垄断，也部分取消了盐铁专营。从长期来看，汉以后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和较低的政府税赋的经济结构。
所以，不能排除历史上会出现政府干预的事情，但总有争论，通过这些争论，能看到儒家这些原则总是存在。
浙东学派与儒家主流
儒家里有一派叫浙东学派，有陈亮、叶适等，强调儒家的功利主义层面。如果义是对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确，就应该有事功。有一本书叫《功利主义儒家》，对此做了专门讨论，作者叫田浩。功利主义儒家不算主流，他们强调义利合一，义利并举。有点像墨子讲的“义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认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认老百姓的利，也承认君王的利。孟子劝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说，他不能行仁政，因为“寡人好色”。孟子说，你好色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说“寡人好货”，孟子说，你好货也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货，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义，承认欲望，承认功利，但不以功利为最高目标，要超越功利。义利之辩，在义和利之间，更强调义。这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微妙区别。
朱熹和陈亮辩论，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朱熹说，“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两者之间区别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陈亮讲的义是形而下的，经验的，是人和人互动形成的均衡。“义者利之和”，有着利益冲突的人之间达成的均衡就是义。在互相冲突的个人之间，找到解决方案，一个均衡点。很了不起，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好制度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个“义”跟朱熹所讲的“义”有所不同。朱熹讲的是超越的义，这个义是经验所不能或较少体会到的，必须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超越地去体验、发现。
如果只有经验推导的形而下之义，这个社会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没有超越的义，没有宗教性，国家与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经验是不够的。所以，超越的义有某种性质，会带来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结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朱熹讲得更对。现代经济学发现了市场失灵。再扩大一点说，就是个人主义失灵，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会出错。这就是朱熹所说，也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要有其它方法来补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于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灵，人们不可能完全监督政府，所以最终还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义”。
用简单的数字比喻，陈亮是说，义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说，义和利在99%的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况下是不一致的。这是他俩的区别。这1%就是市场失灵，个人主义失灵。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解决那1%的情形。所以我说，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陈亮的更接近正确。
但是，就是这些功利主义的儒家，会在某些时候起积极作用。他们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义，就是《道德情操论》里的道德，即大家为了自己的利而去达成道德上的均衡，达成一种对道德的遵从。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种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引进“上帝”。
斯密思想对于欧洲中世纪神权压人权的状态就是一种反抗，这是他的合理性。神权压人权含有某些人的特权在其中，如教会的特权。斯密的自由主义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气壮地争自己的利益，还一个含义就是打破强权集团对利益的垄断。
浙东学派也这样。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发展得比较快？和浙东学派的传统有关。但我要强调，这个社会和世界还有很多东西超过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不能仅遵从经验，也要遵从超越的理解，要逐渐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张的义利之辩。第一承认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后是超越功利。这是一种恰当的态度。
所以通过儒家主流和功利主义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浙东学派有着微妙的区别，也和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微妙的区别。它在强调利和由利驱动的自然秩序时，也强调超越的义。但它不把超越的义太夸张，只是说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就是儒家对社会秩序，经济制度、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一个与现代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稍有区别的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选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首发于2015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时略有删改 ]
2015-11-30
中评网e 首发
第五篇：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育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育
核心提示： 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儒学未来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儒学未来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
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
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
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
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直至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
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
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
”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
“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
”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
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
”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
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
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
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
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
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
“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天道观念；大一统思想；纲常伦理。
《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
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
“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
”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
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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