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注那些不沸腾的孩子纪实故事
旺旺就像杯不容易沸腾的水，这也是他保护自己的方法吧，沸腾了又怎样？还是要在漫长大的分别里慢慢变冷。很多成年人才能懂的道理，他已经懂了。
正月初十，去湖南的乡下叔叔家拜年。
这是一座新建的二层楼房，在时下的农村十分常见。房前有块特意整出来的水泥地，接着斜斜的土坡下去，是个浑浊的小池塘和一望无际的稻田。柚子树临水而立，好果实已经被采摘，在农贸市场卖成了钱，被置换了当地特有的桂花糖，招待远方而来的亲朋好友。
三个五六岁的孩子正在水泥地上玩儿。他们将一个干枯的柚子当球来踢，嘻嘻哈哈不亦乐乎，把严寒的冬天，玩出了夏的味道。对城里长大的孩子而言，在稻田簇拥的这方水泥地里踢柚子，比踢耐克牌足球还带劲。
只有一个孩子没有玩儿。他靠在自家大门的一角，意兴阑珊，眼睛耷拉着，看着同龄孩子们的游戏。他是我叔唯一的孙子，旺旺。我问，你怎么不去玩呢？他看我一眼，立起身来，躲进门里。
他的爸爸还在陪人聊天，妈妈正在洗碗，他从里屋拿出了一个闪光的滑板车，从这个房间滑到那个房间。过了一会，他又换了一辆遥控车，之后，又拿出一个会唱“喜羊羊和灰太郎”的陀螺……他没有笑过，不停地更换玩具，仿佛只是害怕显得无聊。
过了一会，城里孩子也进屋了，立刻被他的玩具吸引了。他很大方地把玩具分给大家玩儿，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讲解开关在哪里。他又从里屋拿出了一大袋零食，一一分给他们。城里的小孩说：“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你的玩具和饼干！”
他低头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他穿着绣有奥特曼的夹克和裤子，一身簇新。新剪的头发下，有双机灵但是不太看人的眼睛。那个笑容，久久浮现在他的脸上，让他变得像六岁的孩子了。
他的妈妈刚忙完，一边擦着手上的水，一边说：“旺旺，好好跟小朋友们玩儿。”他应了一声，没有抬头。
他们在一起亲密地玩了一个多小时，旺旺始终像个大哥哥，不多言语，关键时刻总能变出新玩具。后来，他又带他们到楼上去看电视。楼梯还没有装上扶手，相当危险。旺旺的爷爷招呼：靠里走，这个月太忙，顾不上这个……然后，我听见他对来客们说：“这个房子是我和他奶奶，一砖一瓦自己挑自己修的，就水电费事，也没法子，边请教边干。马上就弄好扶手。儿子儿媳在外面打工，挣几个钱不容易，我们也就是帮着带带孩子，修好房子。”
然后，我听见那位老人说：“儿子儿媳明天的火车……一年能见一次面。也没法子。”
电视，饮水机，都是新的。旺旺熟练地打开电视，并不多说话。那双大眼睛，又半耷拉着。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留守儿童。
去年看一本杂志，有篇留守儿童的报道。那个孩子九岁，成绩优秀，脾气温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过年回家时，孩子对母亲说，你不要再离开我，好吗？不然我就去死。母亲自然非常心酸，安慰了半天，还是挤上了南下的民工列车。几天后，孩子开学，领回了新课本，将之付之一炬。然后他找到了正和邻居打纸牌的爷爷，附在爷爷耳朵边说：“我走了。”等爷爷真正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时，已经晚了。孩子把自己，吊死在了柴房里，用决绝的死亡，来结束自己对父母绵绵不绝的思念。这个敏感多情的孩子没有留下一个字，却让做父母的流了太多眼泪。
下楼来，我问旺旺的妈妈：明天就走，想孩子吧。她说，想有什么用？得生活啊。她又对旺旺爷爷说：“碗洗完了，猪食我不管了，得去收拾行李了。”
旺旺带小伙伴们下来了，始终没有跟父母说过话。
旺旺就像杯不容易沸腾的水，这也是他保护自己的方法吧，沸腾了又怎样？还是要在漫长大的分别里慢慢变冷。很多成年人才能懂的道理，他已经懂了。
在父母回来过年的这段日子里，他以自己的方式炫耀父爱和母爱。他穿上了新衣服，拿出了新玩具，和别的孩子分享无穷的零食，只是，他不会依偎到父母怀里撒娇，也不会冲父母发脾气或者大笑。他只是安静温顺地待在离父母不远的地方，眼里藏着深深的、淡淡的阴霾。
我们告别时，几个孩子跟旺旺依依不舍地告别。旺旺倚在门边，淡然沉默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越来越远。他也会这样送别自己的父母，没有眼泪，只有孩子不应该懂的无奈和疼痛。
报载说，沿海城市已经出现民工荒。不论这条消息蕴含着怎样的经济趋势，都让我感到欣悦。希望每个孩子都有父母陪伴长大，都能笑得沸腾，哭得大声，捣蛋调皮到要打屁股，但擦干眼泪，就兴致勃勃地去读书、去吃饭、玩泥巴，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篇：不抢白不抢纪实故事
有这么一对夫妻，平时喜欢占小便宜，男的姓白，因为他的口头禅是“不占白不占”，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叫“白不占”；女的呢，姓步，也有个外号，叫“不吃亏”。这两口子，也算是黄鼠狼配耗子，一个占便宜，一个不吃亏，绝配！
却说这天，两人驾三轮车去镇上买果树苗。去年苹果价格高，今年大家便一窝蜂地种果树，两口子怕吃了亏，自然不甘落后。
到了镇上，“白不占”跟卖树苗的讨价还价，毫厘必争，磨叽了半天，终于谈妥了价钱，买下了五十棵苹果苗。点完数后，“白不占”交上钱，趁卖树苗的点钱的空当，他嘴里说着“买你这么多，你再赠送一棵”，一伸手，径自从树苗堆上拿起两棵树苗，转身就跑。卖树苗的追赶不上，也只得作罢。
“白不占”和“不吃亏”占了便宜，高高兴兴地将树苗放到车斗里，开车往回返。当他们路过镇政府门口的时候，“白不占”发现路边聚了不少人，排着长长的队伍，队伍的尽头有一辆卡车，车斗里装着的是树苗。看这模样，好像是排队买树苗，“白不占”心想，这么多人排队，价格肯定很便宜。他忙一脚刹住车，让“不吃亏”下车，过去看看有没有便宜可占。
“不吃亏”跑过去一打听，原来植树节快到了，县上有关部门号召植树造林，今天免费下乡赠送树苗，每人可领两棵。“不吃亏”确定是免费后，喜上眉梢，大声冲“白不占”吆喝：“快过来排队，这树苗不要钱，白领！”
“白不占”闻听，“嗖”一声跳下车，跑得比兔子都快，一溜烟就冲过来了。其实，人家发的树苗是普通树苗，他们要了也没地方种，可白给的东西，不要白不要啊，一棵树苗也值十多块，不要不是吃亏了么。
“白不占”站在队尾，很快发现了问题：领树苗的队伍这么长，等轮到自己，树苗说不定早没了，万万不能排队死等。他踮起脚往前看了看，眼睛一亮，发现自己村的白老三排在较前的位置，于是就跑到他身边，商量着要插队进去，可还没等白老三同意呢，排在后面的人就不干了，齐声呵斥“白不占”，甚至有人瞪眼睛捋袖子，要过来揍他。
“白不占”见众怒难犯，只好怏怏地回到老婆那儿，却发现就这一会儿工夫，老婆身后又排了十几个人。“白不占”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他对排在后面的人说：“大伙都散了吧，树苗就那么点儿，等轮到咱们，早就没了，排队也是白排。”
众人却都抱着侥幸的心理，没人甘心空手离开。
“白不占”愤愤不平地说：“真是的，几棵树苗，还排什么队呀？照我说，不用排，谁抢到手就是谁的，反正都是为了植树造林，谁植不是植呀？”
“不吃亏”立刻附和：“是这个理儿，我看咱们都别排了，排队没希望，咱们自己去拿得了。”
“白不占”继续鼓动：“我们这是抢着做好事，不犯法！伙计们，你们想要树苗的，就别犹豫了，先下手为强，下手晚了可就抢不着了！”边说边往前面跑，“不吃亏”紧紧跟上。
其他人见有人带头，都不再犹豫，一哄而上。
后面这一乱，前面排队的人也慌了，生怕自己抢不到手，没人再排队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挤到车斗边，争先恐后地往下扯树苗。
分发树苗的工作人员见来势凶猛，怕被挤伤，慌忙奋力挤到外面，一边苦笑，一边掏出电话向领导汇报：“这里老百姓植树的热情太高了，太踊跃了……”
再看卡车那边，已挤得是水泄不通，乱成了一锅粥。
一片混乱中，只见一条汉子迂回到驾驶室前面，脚踩着车窗，爬到驾驶室顶棚上，弯腰抱起了一捆树苗，回身掷到车前。早有一个女人在车前接应，麻利地将树苗归拢到自己屁股下，据为己有。那汉子接连扔下四捆树苗后，纵身下车，身手煞是矫健。
这两位不是别人，正是“白不占”和“不吃亏”两夫妻。
也就眨眼的工夫，卡车的车厢就空了，只剩下满地的残枝败叶，一片狼藉。
大家战果各有不同，抢得多的抢了四五棵，大多数人却双手空空。唯有“白不占”夫妇战绩卓著，抢了足有上百棵，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两人将战利品送到了自己的三轮车上。而后，“白不占”发动三轮车，却发现走不了。原来有几位没抢到树苗的不甘心，围到他车头前，跟他商量：“老兄，你抢这么多肯定种不完，分几棵给我们吧。”
“白不占”自然不干，说：“我家里人多，这些都不一定够呢。”其实他早打定主意了：回头马上就把树苗送到刚才那个卖树苗的那儿，低价卖给他，这么多树苗，起码也能把自己买苹果苗的钱赚回来。嘿嘿，自己一分钱不花，就白得了五十棵苹果树，这便宜占得，太过瘾了！
他越想越得意，挥手驱赶挡道的人：“快让开，我要开车了！”却没人肯让开，而且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白不占”气坏了，气势汹汹地喝问：“你们要干什么？想拦路抢劫吗？”
“不吃亏”帮腔说：“你们抢不到怪谁啊？有本事刚才去抢啊。”
一句话像是提醒了众人，她话音未落，就有人喊道：“大伙儿抢啊，反正他们也是抢来的，不抢白不抢！”
还没等“白不占”和“不吃亏”反应过来呢，众人一拥而上，两人见势不妙，慌忙纵身扑到树苗上，拼命护住，嘴里哀求着：“不要抢啊……”
但是没有用，片刻后，人群散尽，车斗里只剩下“白不占”夫妇，大眼瞪小眼，有气无力地瘫坐在那儿。
两人的四只手里，只剩下几片树叶——不但刚抢来的树苗不在了，连他们买的那五十几棵苹果苗也无影无踪……
第三篇：孩子妈妈死了你为什么不悲痛的纪实故事
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啊……
多多这个小子也喜欢摇滚，真是让人奇怪。他是老木第二个儿子，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长大，从不好好读书，最后被父亲押送回内地来重读补课，一脸的愁云惨雾。妈妈提着大包小包来看过他一次，不过她当时手里的股票被套，一个新办的药厂又遭遇危机，有几千箱药变质了，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新药，说药品的质量其实很好，反而没有与儿子说上多少话。她的新药推介开始还让人颇感兴趣，反复唠叨的结果，是任何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她终于唠叨出肝癌，开始瞒着多多，怕扰乱他读书的心绪；后来又决计告诉他，无非是想用大祸临头的压力，打掉他的懒散和轻浮，激发他自救图强的斗志。但“癌症”一词并未让多多脸色大变，他甚至目无定珠，挠了挠鼻子，揉了揉衣角，不一会儿就去看他的卡通书，在那边咯咯咯地笑得拍床打椅。
作为老木当年的“插友”，鲁爷是小少爷在内地的看护者，差点被这种笑声气晕，忍不住咬牙切齿：“你是个牲畜吗？你怎么还敢看卡通？你懂不懂癌症？癌症！”
小少爷被鲁爷吓得面色惨白，自觉有错，把卡通书塞进抽屉。但这种负疚感只保持了几分钟，就像他平时偷钱、逃学、交白卷以后的负疚感只能保持几分钟一样，他很快就歪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鲁爷气得一时没了脾气。
几个月后，多多的母亲经过内地几家大医院的治疗，终于死在香港。鲁爷把多多送回香港向遗体告别。母亲已经瘦成床上小小的一撮，头发脱尽，在殡仪工给她调整假发的时候，暴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据说她死前喉音已经喑哑，双目已经失明，眼里总是涌出糨糊状的黄色脓汁，得靠旁人一次次抹去，不然就盖满眼眶。但她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一刻也不安宁，坚持要锻炼，要下床来行走，摸索着周围的墙壁或者窗台，希望自己咬紧牙关和不顾一切的挺住能够带来奇迹。她说她还不能死，多多还太小。
小少爷对躺在花丛里的这样一位母亲仍然没有什么悲痛，呆若木鸡，偷偷地瞅瞅这个或者那个长辈，似乎擦了一下眼睛，也没擦出什么泪光。倒是在走出太平间后，他有了下课式的如释重负，回到家里更有欢天喜地的自我补偿，开冰箱吃美国草莓，开电视机找卡通片，深深陷入沙发里再把双脚架向空中。见鲁爷是第一次到他家，是第一次到香港，便热情万丈地请他四处参观，大大咧咧地指导他如何使用浴缸按摩器，如何使用电话子母机，如何差遣菲律宾女佣，告诉他喝威士忌的杯子为何不能用来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的杯子为何不能用来喝啤酒……在他看来，鲁爷这个内地干爹太土气了，太没有见识了，连用杯子的规矩都不知道。他许诺，过几天带干爹去逛逛中环和铜锣湾，找个有档次的夜总会好好乐一乐。
他的热心教导使鲁爷怒气冲冲，仗着几个月来的看护之功，也憋着对老木养子不教的怒气，当着他父亲的面，给多多来了一记耳光：“牲畜，你就忍不了这几天吗？你还敢看电视！”多多捂住脸，看了父亲一眼，偷偷溜出门去。
但门那边还是没有哭声，静了一阵，发出哗哗翻着画报的声音。这一切让老木也不无难堪。与鲁爷谈话的时候，他百思不解，说妻子最疼爱并且最寄希望的就是多多，但这小子居然没有为母亲的死流下一滴泪，真是邪了。他相信这就是命，是孽障啊，报应啊。
老木放声大哭了一场。
直到很多天以后，直到多多又回到内地，鲁爷才发现他其实也有无泪的苦恼，也在惦记着妈妈。他给一个香港女同学的电子邮件是这样说的：“……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啊……” 我也认识这个孩子，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坏。家里一只小狗病死的时候，他是伤心落泪的，整整一天不想吃饭。他家里以前那个菲律宾女佣兰蒂离开时，他也是失魂落魄的，三天两头就要给兰蒂阿姨打电话，甚至偷了父母的钱去公用电话亭。他并不冷血，并不缺乏情感。事实上，他对父母没有感情只是因为他缺乏父母的爱。他的父亲只是每个月开出来的支票，是衣橱里陌生男人的领带和桌上肮脏的烟灰碟，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个没有踪影的空空概念，这个概念叫“父亲”。他母亲近来也总是不在家，忙着股票和药厂的生意，特别是把他送回内地托人看护之后，母亲也成了一个知道但很难看见的概念。他的母亲是什么？不过是经常托人捎来的大堆玩具、零食、时装以及最先进的电脑，是电话筒里一个叫做母亲的女人时而严斥时而哀求的唠叨。
人们悼念亲人时常说“音容宛在”，忍不住的悲情，必然来自记忆中的“音”和“容”，来自一只手的抚摸，一双眼睛的凝视，一个背着孩子找医院的宽大背脊，一柄盛夏之夜给孩子带来凉爽的蒲扇，一次给孩子带来喜悦的全家出游和野外游戏。这就是父母——哪怕是孩子犯错误时父母的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也能在孩子心目中构成回忆的切实依据。
如果老木两口子无法给多多提供这一切，如果他们总是用封闭式贵族学校、他人托管一类方式使自己远离孩子，无法提供给孩子得以清晰辨认的父母面目，他们就没有理由强求孩子面对记忆中的一片空白而流泪，也没有理由奇怪于孩子竟把情感交给了一条狗或一个女佣。
孩子是一心一意要悲痛的，只是“爸爸”和“妈妈”的空空概念无法让他悲痛，那些确实昂贵而且华丽的儿童消费品，它们与商场上的万千消费品没什么两样，并不能给“家庭”这个词填充感觉，孩子无法冲着一个搬到家里来的商场哇哇痛哭。
第四篇：想念你不找你纪实故事
有时候，你很想念一个人，但你不会打电话给他。
打电话给他，你会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不打比较好。
你很想念你爸爸和妈妈，所以打电话给他们，跟他们聊天。可是每一次你们都会以吵架收场。下一次，当你拿起话筒，很想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犹疑一下，然后放下电话。
你打电话给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以前，你们什么也可以谈；现在，只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那种感觉并不好受。
从此以后，当你想念他，你不会打电话给他。
你想打给旧情人，可是他身边也许有另一个人了，你跟他说些什么好呢？这么久没有联络了，还是不要再联络比较好。分手的时候，大家都做得很漂亮，这是很难得的，何必因为一时的思念而破坏当天的回忆呢？
想念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
听到了他的声音，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想象中的一切，往往比现实稍微美好一些。想念中的那个人，也比现实稍微温暖一些。思念好像很遥远的一回事，有时却偏偏比现实亲近一点。
思念很近，电话线的那一头却好像很远，还是不打电话比较好。
第五篇：不断线的风筝纪实故事
那天,一到家,我就看到沙发上放着一套鲜红的内衣。我拿着衣服跑到厨房责怪妻子:“为啥要给我买这种颜色的内衣?”“不是我买的,是妈买的。”“妈买的?”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母亲已经61岁了,生我的那年,落下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尤其是近几年,情况愈发严重了。她被疾病折磨得骨瘦如柴、四肢变形,慢走都会气喘吁吁,她怎么会有力气去集市上买衣服呢?再说她已经有二十多年没给我买过衣服了。
“真是妈买的,今年是虎年,是你的本命年,妈说本命年穿红色的衣服能趋吉避凶、消灾免祸!”妻子的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的神经。
1974年,在那个阴雨连绵的秋季,我出生了。那时,过着集体生活的农民要靠挣工分糊口,一天不劳动,一天就没有工分,也就没有粮食吃。当时父亲在外做工,母亲生下我才三天,就不得不到潮湿的田里干活,上天并没有怜悯她,而是把难以承受的病痛给了她。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卧病在床。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吃饭时那痛苦的表情。她艰难地张开嘴,使劲往里扒拉着饭菜。她说,她要好好活着,有她在,我们好歹有个妈。
母亲没有小说中描绘的那么伟大,她也想到过自杀。母亲说,有个星期天的晚上,她准备把一个月的药片全部吞下去,她再也不想被病痛苦苦折磨了。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并不懂事的我那晚竟然一点睡意都没有,躺在她身边,欢快地给她讲学校里发生的很多趣事。母亲在等待着,等我睡熟了,好一口吞下药片,摆脱痛苦。可那天的故事我似乎怎么也讲不完,母亲等了很久很久,当指针指向凌晨4点时,我才呼呼大睡。母亲看着我酣睡的样子,听着我梦呓的笑声,心软了,终于放弃了她的计划。
就这样,母亲一辈子在和病魔抗争,在生命的长河里艰难地行走,而我们则在母亲慈爱的目光中渐渐长大,上大学,参加工作,娶妻生子……像离巢的燕子一样,一个个飞出了巢穴。家里没了往日的喧闹,只有院子里的树木在母亲的视野里静静地发芽,茂密,凋零……
记得有一次,我出差顺便回家看望母亲,母亲看到我时,竟然愣住了,仅仅有一秒钟,便像小孩儿一样手舞足蹈,忙活着给我准备饭菜了。我故意在她慈爱的目光中狼吞虎咽,让她觉得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吃她做的饭菜。母亲洗好碗筷后,就会坐下来把村子里发生的事一件件讲给我听,我清楚地记得有很多事儿,母亲已经讲过好多遍了,可她依然讲得那么绘声绘色,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那神态、表情、手势就像女儿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时表现出来的那样。我知道,母亲真的太孤独了,她需要一个宣泄孤独的机会,也许一次倾诉能让她快乐好几天。
然而,一回到城市,我又觉得,自己像一只挣断了线的风筝,早已远离了母亲的视线。偶尔泛起的想念之情也被自己的懒惰吞噬了,“常回家看看”似乎仅仅是我哼在嘴边的歌词。然而,我的本命年,我自己都忘掉了,我那行动不便的老母亲却牢牢记在了心头,并亲自为我准备了红衣。我呢,又记住了多少关于母亲的节日?甚至有几次,母亲的生日都过去了,我才想起来。当我提着礼物,歉意地说着“对不起”和“生日快乐”时,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知足的笑,嘴里不停地说着宽慰我的话。
拿着沉甸甸的红色内衣,我的心里如同灌了铅。愧疚像雨前的阴云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时,我才发觉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是一只不会断线的风筝,永远也挣不脱母亲的手心,跑不出母亲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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