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自由贸易区论文,产生,发展,影响

第一篇：北美自由贸易区论文,产生,发展,影响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国贸09级3班范唯北美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

摘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都为北美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许多条件，其不仅对北美地区也是求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区 建立 发展 影响

最能体现北美经济的就是北美建立的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它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组成。于1992年8月12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三个会员国彼此必须遵守协定规定的原则和规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等来实现其宗旨，藉以消除贸易障碍。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货物可以互相流通并减免关税，而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则仍然维持原关税及壁垒。美墨之间因北美自由贸易区使得墨西哥出口至美国受惠最大。

一、产生原由

关于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最早出现在1979年美国国会关于贸易协定的法案提议中，1980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总统竞选的有关纲领中再次提出。但由于种种原因，该设想一直未受到很大重视，直到1985年才开始起步。

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1985年3月，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在与美国总统里根会晤时，首次正式提出美、加两国加强经济合作、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生活习俗相近，交通运输便利，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程度很高，所以自1986年5月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协商与谈判于1987年10月达成了协议，次年1月2日，双方正式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经美国国会和加拿大联邦议会批准，该协定于1989年1月生效。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在10年内逐步取消商品进口（包括农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对服务业的关税限制和汽车进出口的管制，开展公平、自由的能源贸易。在投资方面两国将提供国民待遇，并建立一套共同监督的有效程序和解决相互间贸易纠纷的机制。另外，为防止转口逃税，还确定了原产地原则。美、加自由贸易区是一种类似于共同市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萌芽。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

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和《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墨西哥开始把与美国开展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列上了议事日程。1986年8月两国领导人提出双边的框架协定计划，并于1987年11月签订了一项有关磋商两国间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原则和程序的协议。在此基础上，两国进行多次谈判，于1990年7月正式达成了美墨贸易与投资协

定（也称“谅解”协议）。同年9月，加拿大宣布将参与谈判，三国于1991年6月12日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首轮谈判，经过14个月的磋商，终于于1992年8月12日达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

二、发展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的基本模式是美国和加拿大利用其发达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来进一步加强它们在墨西哥的优势地位，扩大墨西哥的市场；而墨西哥则可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将商品出口到美国，同时还可以从美国获得巨额投资和技术转让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本国产品的更新换代，在垂直分工中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三国之间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成为它们合作的纽带。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南北经济合作的典型代表之一。美、加、墨三国之所以能走到一起组成自由贸易区，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理论上看，南北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的形成, 首先必须具备两个战略性前提：

第一，殖民地和落后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独立，至少在名义摆脱了发达国家的控制，存在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

第二，同一区域内的发达国家基于共同的利益考虑, 需要通过合作来共同对付外部经济力量的竞争。

具体而言，一方面，20世纪80 年代以来，欧盟（前身是欧共体）经济实力日益壮大，亚洲的日本经济也急剧膨胀。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对美国出现了一些不利态势，美国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单枪匹马地与对手进行竞争。美国必须创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能与其他经济集团和经济强国相抗的区域经济集团，以巩固美国的世界经济地位。美国因此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拥有了巨大的动力和热情。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符合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利益。加拿大经济一直严重依赖于美国，原有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墨西哥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曾长期拒绝与美国在经济上结盟，但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其国内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使得与美国合作成为唯一的选择。总而言之，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三国都以务实的态度调整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克服了重重阻力之后最终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南北区域性经济组织，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有着绝对的主导作用。美国不仅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而且是该自由贸易区的主导国，它在贸易区的运行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从贸易区内部的实力来看，美国占有2/3 的人口和90 % 的经济实力，加拿大则仅有7 % 的人口和8 % 的经济实力，墨西哥虽拥有近26 % 的人口，但经济实力则不到2 %。美、加、墨三国按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分属三个不同的层次：美国属于第一个层次，加拿大属于第二个层次，二者均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墨西哥则是第三个层次，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因此，无论从经济实力、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相比，美国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自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具有很强的制约力。北美自由贸易区给美国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及第三产业诸领域内提供控制和渗透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机会，从而在贸易区对

内外事务上拥有了绝对的发言权。因而，从根本上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多地体现出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但是，在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又给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了难得的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对于促进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国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大为增强。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双赢的选择和结果。

三、主要影响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北美各国乃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对区域内经济贸易发展有积极影响，对美国而言，积极的影响是：

第一，不仅工业制造业企业受益，高科技的各工业部门也将增加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美国同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将会因此而增加。第二，美国西部投资的扩大。第三，由于生产和贸易结构的调整结果，将会出现大量劳动力投入那些关键工业部门。第四，协定对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问题将起到制约作用。

消极影响的主要有：技术性不强的消费品工业对美国不利，为改善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环境条件，美国要付出60亿－100亿美元的经济和社会费用，关税削减美国减少大笔收入，加重了美国的负担。协定对加拿大、墨西哥两国同样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会产生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扩大了区域内贸易，但另一方面使一些国家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区域外向美国出口构成威胁。

参考文献：

黎国混《21世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 世界经济研究 钟昌标《世界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 导言

1.1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随着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合作已变成多数国家及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勾画与实施正是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规律。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到2010年该贸易区正式成立已有半年时间。本文将通过研究中国-东盟贸易区的贸易效应，深入研究中国与东盟地区建成后为中国带来的新的机遇及遇到的问题，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端，不仅关系到中国、东盟的经贸发展，同时也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通过分析中国-东盟贸易现状，对两国的贸易变动情况作了细致的对比。并且对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政策建议。对于区域贸易一体化道路应该如何走下去，我们应该如何促进区域贸易的发展给出了可行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2 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 1.2.1 关税同盟理论

关税同盟，是指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所有成员统一对非成员国的进口关税或其他贸易政策措施。美国经济学家那位和李普西系统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关税同盟的组建会产生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1.2.2.1 静态效应

静态效应是在不考虑经济总量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前提下，一体化组织在贸易、经济发展和福利方面对成员国的影响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扩大效应、减少行政支出、减少走私和增强集体谈判力量几个方面。1.2.2.2 动态效应

动态效应指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对推动成员国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间接作用。动态效应对于成员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有利于加强竞争、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扩大投资三个方面。1.2.2 综合发展战略理论

与关税同盟理论不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是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鲍里斯塞泽尔基。该理论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战略，要求有强有力的共同机构和政治意志来保护较不发达国家的优势。所以，有效的政府干预对于经济一体化是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是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素。1.2.2.1 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的原则

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战略，它不局限于市场的统一；两极分化是伴随着一体化的一种特征；拒绝古典和现代一体化理论中所阐述的一体化成功条件。1.2.2.2 发展中国家地区一体化的考虑因素

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的一体化，不仅要考虑自身发展情况，也要考虑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一体化主要从从经济因素、政治和机构因素来考虑。

经济因素包括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各成员国之间现存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而相互依存状况等。

政治和机构因素包括区域政治协调程度、对外政治关系模式和共同机构效率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背景及进程

2.1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背景

2.1.1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使各 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同参与世界经济的整合。世界经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显著特点与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近些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比较迅速，越来越多的追求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同时，都在积极推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区域。2.1.2 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缓慢，需要搭乘中国这班经济列车

1997年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东盟国家之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暂时处于停顿，也凸显了中国与东盟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于此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印尼等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受援国必须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管理，甚至必须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使得东盟国家极度不满。而中国在此期间顶住巨大的压力，以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受危机打击的东盟各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最终帮助东盟国家走出了金融危机。中国在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赢得了东盟各国的普遍好评，与中国的关系因此而迅速改善和发展。经历金融危机后，东盟更加明确了地区的发展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加快经济一体化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和冲击。2.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进程 2.2.1 萌芽阶段

萌芽期出现在1999年，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愿意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得联系。

2000年11月，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自贸区的构想。

2001年3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正式成立。专家组认为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双方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11 月，在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构想，并提出了两点：建议确定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根据各自的优势产业来确定近期合作的重点领域；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程，在今后10年，正式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2.2.2 发展阶段

2002年，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的关系进入了发展阶段。

2003年，中国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同盟国家，并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不论从中国还是东南亚经济合作的角度上看，此举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表明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走上快车道。

2004年11月，中国又与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规定2005年7月起，出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和少量敏感产品外，双方将对其他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降税。2.2.3 成熟阶段

自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宿务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贸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开始一直到现在。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商谈的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中国和东盟的发展情况

3.1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情况 3.1.1 中国和东盟进出口额的改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年初建成，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至5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1118美元，增长近58%，东盟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94-2004年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额由132.8亿美元增加到1058.79亿美元，除了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经济不景气及9.11事件的影响，双方贸易有较大幅度下降外，其他年份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基本都保持在20%以上。

表1

2005-2008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出口增长情况（单位：亿美元）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中国对东盟出口 522.57 650.10 779.45 855.56

同比增长率% 26.37 24.4 19.9 9.77

中国从东盟进口 611.36 749.51 931.72 1069.76

同比增长率% 31.73 24.31 14.82 28.46

进出口总额 1133.93 1399.61 1711.17 1925.33

同比增长率% 27.31 23.43 22.26 12.52

数据来源:根据东南亚国家联盟官方网站数据整理做成

3.1.2 中国和东盟主要贸易伙伴的改变

2008年中国是东盟第五大出口市场，并以12.9%的比例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东盟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同时东盟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可见目前双方的贸易在各自的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已成为对方不容忽视的重要贸易伙伴。(见表2)表2

2008中国和东盟主要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来源

中国主要出口市场 排名

国别 1 2 3 4 5 占比% 中国主要进口来源 排名

国别 1 2 3 4 5

占比%

东盟主要出口市场 排名

国别 1 2 3 4 5

东盟 欧盟 日本 美国 中国

占比% 27.6 12.8 11.9 11.5 9.7

东盟主要进口来源 排名

国别 1 2 3 4 5

东盟 日本 中国 欧盟 美国

占比% 25.9 12.9 12.9 10.8 9.6 欧盟 20.5 美国 17.7 香港 13.4 东盟 日本 8 7.9

日本 13.2 欧盟 11.4 东盟 11.4 韩国 台湾 9.4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和东南亚国家官方网站数据整理做成

而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国和东盟的贸易规模占东盟对外贸易的规模的比例逐年增长。2008年占比是2002年占比的两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

东盟已逐渐成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在东盟的发展中起到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同时双边贸易贸易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使得两国在贸易上的关系更加密切。

表3 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占东盟对外贸易规模的比例

年份 占比% 2002 6 2003 7.2

2004 8.3

2005 9.3

2006 10

2007 10.6

2008 11.3

2009 12.7 资料来源:根据东南亚国家官方网站数据由笔者整理做成

3.2 中国和东盟吸引外资的情况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过程中，东盟的大体上中国和东盟在吸引区外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而且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总体上大于东盟十国，表现出更强的投资新引力。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仍保持了对外商的投资吸引力，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外商对中国经济充满信息，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增长。

************.72180.22242.35353.42396.29549.67694.82605.96

图1 2001-2008年东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东南亚国家官方网站整理而得

1000800727.*********0072008407.15468.78527.43535.1606.3603.25923.95835.21

图2 2000-2008中国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整理得出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贸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自贸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到中国投资生产就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入东盟市场，使国家间的贸易活动开展的更加方便和快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双方继续发展贸易关系存在的问题 4.1.1 东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2009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额首次由逆差变为顺差，2009年1月至6月，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顺差为12.93亿美元。随着《货物贸易协定》的实施，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降税的逐步启动，中国出口规模正呈不断扩大趋势，中国对东盟的顺差已经引起一些东盟国家的重视和担忧，担心自贸区的建成和相互市场的开放会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涌入东盟。现在东盟仍未摆脱金融危机影响，仍需要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增加外汇储备，担心失业的增加，而中国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不少东盟国家害怕会冲击本国产业，担心中国迅速转化为顺差大国，有关行业商会己经向本国政府提议不能开放市场或放慢开放市场，印尼、越南等纷纷出现防御动作，如印尼贸易部区域合作司长伊曼就曾表示，由于害怕中国商品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印尼可能向东盟提出正式申请，要求延缓实施自贸区协议关税，对与中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降低关税的部分内容推迟执行。今天，市场开放与贸易保护正成为一对矛盾而影响双方的贸易发展。4.1.2 中国企业缺乏对自贸区规则的了解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中国和东盟90%以上的货物实现了“零关税”，双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实现了便利化。已有不少企业开始利用自贸区规则享受关税优惠，但是仍有不少企业对自贸区的规则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利用原产地证书方面缺乏足够的了解，自贸区原产地证书可以帮助降低中国企业出口成本，增加中国产品在东盟国家的竞争力。类似于原产地证明书的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

4.1.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结构缺乏足够的互补性

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各国都实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战略，且都以欧美和日本为主要出口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由于各国在国际分工中基本处于同一层次，出口产品存在同构性，使得双方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存在着竞争。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比较难形成区内叫完整的产业水平分工结构。目前，双方的贸易产品数量值低，多数产品仍为初级产品，科技含量低。如何确定合作领域，加快合作的步伐，促进双方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摆在中国与东盟面前的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4.1.4 中国与东盟双方行业商会对接不够

在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市场的过程中，我国的行业商会对东盟相关行业的信息 了解不够，双方行业商会之间缺乏有效和及时的沟通，行业对接薄弱，合作不够，直接影响了双方在更大范围内的互利合作，这不利于区域内产品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打造新的产业链还有待加强，合作空间有待大力开发。

自贸区建成以后，为双方的企业带来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在双方取消了关税这道门槛以后，在11个国家的共同市场内，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会大大增强，为双方企业在更大范围的互利合作创造了条件，这需要双方的行业商会一起探讨，在区域内做好规划、分工和优势互补，促进形成新的产业链，从而使区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共同开发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要通过开放市场密切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使这个区域能够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4.2 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存在的问题 4.2.1 中国企业缺乏对东盟投资意识

虽然近几年我国投资东盟国家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意识到自贸区的建设意义和带来的机遇，不能充分认识到自贸区为企业直接投资东盟提供的有利条件和保障，有些中国企业甚至认为大多数东盟国家经济比较落后，没有投资价值，缺乏投资东盟的意识，不能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鼓励和优惠政策，缺乏对投资东盟国家商机的认识，面对自贸区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没有应对方案，以至于错过良好的投资机会。

比如，文莱自然资源丰富，但农业相对落后，其大量农产品需要从国外进口。由于水域没有污染，适宜养殖鱼虾，但自身养殖和捕捞技术落后，目前文莱有近一半的海产消费品靠进口，政府鼓励外资与文莱本地公司开展渔业合作:印尼具有发展热带农业的良好条件，长期以来是重要的棕搁油、天然橡胶和可可等热带农产品的出口大国，而我国又是印尼棕搁油和天然橡胶的主要进口国。因此，农业和种植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老挝在木材和森林产品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是企业从 事木材和橡胶加工丰富的原料供应基地，由于老挝劳动力素质和当地管理水平低下，投资木材和橡胶加工厂有广阔的前景。除此之外，东盟还有很多具有开发潜力的领域值得中国企业及时发现商机，加大投资。4.2.2 国际化专营的专门人才不足

国际化经营不能简单照搬国内的市场营销经验和本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需要既懂企业经营管理，又了解当地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能够按照当地的礼仪标准开展社会交往活动，同时又能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迅速做出经营调整的国际化经营人才，开发新市场的优秀人才不足己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4.2.3 政府对东盟投资信息服务缺乏时效性

中国企业缺乏对东盟投资的相关信息，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对东盟投资信息服务尚不完善，企业依靠自身力量要收集全面准确的投资信息十分困难，目前商务部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是每发布一次，对投资信息的发布缺乏时效性，没有建立起专门的信息资源数据库。针对已经走向东盟国家的企业所面临的行业相关信息，如行业的供需状况及市场发展前景和趋势等没有提供足够的实时信息，这使得中国企业要想在大量的信息资源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像大海捞针。因为信息的不通畅而导致企业不能根据当前的行业状况和现有竞争对手状况对经营战略做出相应调整，不能及时发现投资机会和商机。4.2.4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融资难目前仍然是阻挡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一大问题，解决融资难问题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与推动。

首先，由于中小企业对银行的收益贡献不大，因此银行不大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中小企业也往往存在信息不透明和财务不健全问题，资信度较低，而不像国有企业有政府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与担保，这就给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相当大的障碍。其次，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发展还很不完善，其服务主要面向大型企业，缺乏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而在国外，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方式来筹措资金已经相当普遍。我国债券市场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基本上未向中小企业开放，债券发行的法律门槛较高，同时还要求有实力雄厚且信誉较好的单位为之担保等，这一系列的条件限制了中小企业进入债券市场。对中小企业而言，由于自身规模和实力的限制，使其很少有能力进行股票融资。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渠道的不畅通，导致了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东盟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加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关系的对策建议 5.1.1 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首先，中国企业应认真研究东盟技术贸易壁垒体系、反倾销调查体系和绿色壁垒体系，总结国内外企业突破贸易保护的经验和教训，及时向企业传递相关信息，发布预警，帮助、指导国内企业突破国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

其次，检验检疫机构应积极利用信息优势，增强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分析能力，及时发现低价竞销的苗头，给决策部门提供参考。最后，定期对一些敏感产品列出清单，与海关、经贸部门配合，公布有关商品的最低限价，并建立合理的出口商品评估制度。

5.1.2 提升企业利用自贸区的意识和能力

首先，政府部门要加强自由贸易区政策法规的宣传和培训，要向企业提供自贸区信息，完善服务工作，发展与自贸区相连的服务机构和服务经济，这会增强企业对自由贸易区的了解。比如在2009年，辽宁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检验检疫局共签发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金额达3924万美元，与2008年相比增长32.7%，此地 区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出现较大增势的主要原因就是宣传工作的加强，该局在网站上建立了区域性原产地证书专栏，详细介绍各种情况，组织企业人员举办培训班进行义务讲座，面对面解答企业疑难问题。

其次，企业也应及时根据市场规模的变化，制定出新的市场开发战略和策略，更加积极主动地了解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则、了解《货物贸易协议》和具体的降税时间表，抓住降税机会，在出口产品前可以到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网站进行查询，弄清楚自己产品的税率，以更低的成本方式进入对方市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5.1.3 增强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产业的同构性、出口贸易竞争激烈等问题，但如果对产业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其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产品目前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东盟的比较优势在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中国则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此外，双方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贸易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比重。中国与东盟之间应尽快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突破目前以一般性资源互补为基础的双边贸易，使得两国之后的发展空间更大。

相对于东盟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产业技术相对成熟，相对于新加坡这样的较发达的国家，中国可以吸取其资金与科技产业的经验，来为自身谋求发展。

因此，中国与东盟双方可以在这些互补性交强的产业部门加强合作，提高双方的贸易依存度。

5.2 推进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政策建议

5.2.1 企业加强市场研究，对外投资“因国制宜” 企业应增强投资东盟国家的意识，及时发现商机并重视进入对方市场的可行性分析，合理选择投资国别和投资领域，制定有效的市场开发战略和经营策略，真正做到“因国制宜”。

5.2.2 积极推行“人才本土化战略”

中国企业不能简单的照搬国内企业文化，在国内的市场营销经验也往往不适用于国外新市场，应努力培养开发新市场的优秀人才，不断加大对当地人才培养的力度，积极推进当地管理人员的提拔和使用，使企业能够快速开辟新市场并更好地扎根当地。

同时，企业聘用当地人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还能为附近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和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避免文化冲突，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实现合作共赢，营造和谐的发展氛围。例如格兰仕在进入东盟市场时就成功的实施了“人才本土化”战略，通过猎头公司寻找熟悉技术、设计、工艺、管理、市场和渠道的当地人才，为格兰仕快速占领当地市场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5.2.3 完善政府信息服务职能

为了促进更多的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并避免企业“走出去”的盲目性，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建设，对海外投资的国别和行业选择等进行指导，提供丰富的市场信息，制订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东盟规划，成为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的智囊团和助推器，如通过建立东盟投资环境信息库、东盟吸引外资项目和中介机构信息库等，为企业提供东盟经营和政策环境、项目合作机会和合作伙伴资信等信息。

5.2.4 加大财税、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

中国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出现的融资难问题。首先，应尽快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按增量对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 款给予适度的补助。政府通过适度补助的方式，可与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责任和风险。中小企业贷款相比于大型企业以及有政府背景的项目来说风险更大，地方政府通过给予一定补助的形式有利于形成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从而提高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对风险补偿的额度、受益范围、使用规则和管理方法应尽快出台相应细则加以明确。

其次，设立企业联合组建的和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同时也需要政府成立信用度较高的再担保机构，在银行和再担保公司之中起到协调作用，调动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扩大信用担保规模的积极性。

再次，应要求大中型银行成立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专营机构，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监管，从而使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积极性得到加强。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现状的研究，看到了自贸区的建立给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带来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日益密切，合作也越加频繁。但同时也看到了在投资和贸易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若不及时的想出对策，这些问题将会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来的正常运作。由于数据的时效性和本人能力有限，此次论文不能在关税同盟的静态和动态效应方面给予更加具体的数据分析，建议可以从关税同盟带来的经济效益方面来进行研究。

第三篇：会展业发展及其对税收产生的影响

**区拥有国展中心、国贸中心、农展馆三个大型会展中心。会展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区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同时也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区会展业的基本情况及税收变化趋势

近几年，**区会展经济呈加快发展态势，国展、国贸、农展馆举办展览的个数和规模呈逐年递增。三大会展中心2003年共举办展会165次，参观人数达350万人次，取得各项营业收入1.55亿元；2004年共举办展会226次，参观人数达464万人次，取得各项收入2.42亿元；2005年共举办展会217次，参观人数达481万人次，取得各项收入2.31亿元；2006年共举办展会234次，参观人数达502万人次，取得各项收入2.81亿元。

2003年～2006年，三个展馆缴纳各项税收共计2.4亿元。从近几年**区各大型会展中心的税收完成情况来看，2003年完成税收3549万元，2004年完成税收6050万元，2005年完成税收7209万元，2006年完成税收7587万元。4年来税款逐年递增，平均增幅达30，2006年比2003年实现税款翻了一番。2006年在国展中心举办的第九届北京国际汽车展，共有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参展商参展，取得的展位及门票收入共计1.5亿元，上缴税利近3000万元。

二、目前会展业存在的征管问题

1．会展经济缺乏法律保障，市场较为混乱。目前北京市缺乏有关会展方面的法律法规，缺乏对会展主体的基本规范。出现多头批展，重复办展的现象，没有有效的协调和数量控制，市场秩序较为混乱。仅在**区内注册的大大小小会展中心就达130余家，每年举办各种展览会数百个，给日常的税源管理和税源监控带来困难。

2．纳税主体不稳定，管理难度较大。展销会组织部门较复杂，参展商较多，纳税主体不稳定，组织展销会的既有展馆、中介、商家，也有政府部门。一些主办单位、展馆、参展商常为逃避纳税义务相互推诿，给税收征管工作带来困难。而且，目前尚没有法规政策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

3．部分承办单位和参展商纳税意识淡薄，税务部门对展销会的税收征管力度不大。许多展销会为引来参展商，都自行规定了税费优惠项目。一些展商为了少缴税或不缴税，采取多种方式偷税，造成税款流失。其涉税问题主要体现以下几种：一是组展方出售展位时，没有按规定开具发票和申报缴税；二是在会展现场签订的购销合同没有按规定及时计缴印花税；三是参展人员补助费连同展销会摊位费一并作为交易会费用支出，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四是展会现场发放的赠品实物未按规定缴税；五是擅自压低外出经营活动管理证明单上的金额。此外，由于会展展商多、展期短、临时性强、税源不稳定等客观原因，造成税款征收难度较大，加之主办单位很少与税务部门沟通，又不会主动通报参展计划，致使不少税务部门甚至连辖区内到底举办过多少个展销会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征税了。

4．存在着重复征税、税负不公平等现象。一是部分展会的组展方要按展位费缴纳5的营业税，而展馆要按承办单位支付的场租缴纳5的营业税，有重复征税的现象。二是建筑业相关室内装修行业营业税税率为3，而为展览进行布置、搭建工作的行业的营业税税率为5，同是装修行业税率却不同。

三、规范完善会展业税收征管的建议

1．尽快制定会展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归口管理。行业法规是约束业内主体经济行为的基本规范。制定和出台北京市会展业地方管理条例，来尽快促成行政审批制向登记制和备案制转变。同时，通过抬高市场门槛、加强年审和统计评估等有效措施，强化办展组织资质审批及动态跟踪管理，实施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提高会展主体的整体素质。搞好规划，统一的归口管理，确定日常监管部门，定期与税务机关进行数据交换，为税务部门日常的税源管理、税源监控带来可靠的数据支持。

2．理顺征纳关系，明确责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理顺征纳关系，明确纳税主体。

3．强化税收征管力度。在理顺征纳关系明确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加强对纳税人的宣传辅导，使企业在参展前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

4．加强政府部门间的联系，实现精细化管理。如制定定期交流机制，地税部门与工商、国税、文化等部门共同携手，定期进行数据交换，互通信息，相互补充，实现信息共享。

第四篇：交通对旅游产生的影响与发展

交通对旅游产生的影响与发展

交通对旅游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交通便捷的地方的旅游业将比交通闭塞的地方更加发达。而中国目前的旅游交通公路等级差距大，各种交通设施相对落后，交通服务不到位，旅游发展的同时又破坏了环境，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为此有必要完善各种交通设施，提升交通服务质量，兼顾好环保与旅游业的发展，加强各交通部门的分工合作，优化各交通运营部门的现代化管理制度，以期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旅游业。

经济发展的同时，各地的旅游业也渐渐发展起来，各种生态自然景观都被包装上了商业化的面孔供人们观光玩赏。在物质享受丰裕后，每个人都有出门看看新鲜，拓展视野的愿望。在交通不便的时候，人们去旅游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如同苦行僧修行一样历尽艰险。随着交通也的发展，旅游才真正变成一件赏心乐事，各种“休闲游”，“享乐游”纷纷打起了宣传的招牌。由此可见，便利的交通对旅游业的发展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的，人们希望旅游是一件休闲放松的事情，所以更希望自己的行程不会因为交通问题而受阻。如何发展交通，成了目前旅游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交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与制约

1、交通对人们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交通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旅游地点的最后选择，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舍近求远”，或者是“舍易求难”，交通便利的旅游景区比交通闭塞的景点更占优势。同时，交通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出游半径和景点的客流量，对于那些危险系数高，交通状况差的景点，游客会相对稀少。由此可见，客源地与旅游景区之间的距离和旅游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间是成反比关系的，人们是否选择去该地旅游，除了考虑附近住宿条件和饮食条件，以及当地的文化，风景的吸引力外，还会考虑当地的交通是否便利，这次出游是否划算等等，而且，超过半数的人将交通这一指标列在首位，如果该地的交通状况差，那么很可能人们会退而求其次，放弃对该地的选择。

2、交通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

旅游业的长线发展离不开观光者的支持，游客产生的旅游效益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开发旅游业的资金需要从旅游效益中拨出。而由于交通问题导致旅游业发展滞后，旅游资源将得不到有效开发，最终无法形成发展规模化，产线发展的旅游产业链，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3、交通对旅游质量的影响

来自不同地域的游客，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文化素质，情趣爱好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对旅游地域的食物，住宿，景致的要求往往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游客对旅游景区交通的要求却惊人的一致。而在游客的投诉信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当地交通状况的。游客选择在长假或者小长假期间去旅游是为了放松身心，而不是去寻找疲惫的，因此交通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游客旅游时的心情，影响游客对该地的印象。这也是为什么当今的“享乐游”，“休闲游”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旅游业也不能再满足于从前的“温饱型”，而应该努力朝“享乐型”发展了。

二、旅游业发展中的交通问题

1、公路等级差距大

我国的公路建设融资渠道狭窄，资金漏洞很大，导致公路建设的各项工作都不完善。尤其是公路等级的划分，东西差距大。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其高等级和次高等级的公路里程要比东部短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我国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乡镇不通公路都集中在西部。除了因为西部经济欠发达以外，还因为西部地区的高原地区较多，山多荒凉，由于干旱缺水石质坚固，而且西部居住区所占的范围狭窄，地域辽阔，各村镇的分布距离大，给公路建设出了很大的难题。

2、交通设施质量差

我国著名的旅游景区客流量很大，但是交通基础设施远远达不到标准要求。专用的旅游路线路况很差，质量不符合标准，大大影响了游客旅游的兴致。尤其是在双休日或法定黄金周等小长假，旅游人数将会暴涨，但是由于交通的阻塞，很多游客买不到进去的票，而进去的游客摩肩接踵，也没有疏散人流的路线规划，在里面观光的游客出来也成了一大问题。而且节假日游客乘车困难，公交的载客量远远超出车本身所能承载的范围，路上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交通堵塞现象。这样不仅会影响游客的行程安排，也会减少游客的观光半径。

3、服务质量不高

从服务人员的形象气质，服务态度两方面综合评价，我国的乘务人员的整体素质还不能达到业务要求，铁路，客车的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由于工作的单调与环境的复杂，乘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说话语气都是比较硬的，很多乘务人员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乏耐心，对一些不符合规定的行为态度比较恶劣，用于也不够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旅客的心情，也损害了服务人员的整体形象。在很多游客的投诉信件中，不少都是关于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的。

4、交通信息化数字程度低

我国的交通信息化数字化程度远没有旅游产业的高，这就是所谓的“掉链子”现象。交通信息化数字化程度地影响了信息的收集和公布，导致群众接受的信息服务不到位，给交通管理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目前我国各级交通部门都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推动交通信息数字化的发展，而相关领域的人才也十分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交通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

5、旅游交通发展与环保不能兼顾

发展现代经济产物时，一味追求节约成本，追求经济效益，往往会导致环境的破坏，这是由于我国交通发展部门对环保重视程度不够，追求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目前我国的旅游生态资源质量在不断下降，游客对本国旅游的兴致也不如以往，与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三、旅游交通发展的对策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到2020年时，我国将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因而提高旅游交通质量，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已经迫在眉睫。

1、科学规划旅游交通

要合理规划旅游交通的内交通和外交通两方面，对外要提高铁路运营的质量，加大载客量，让旅客的出行更为方便。同时要发展航天航空业，进一步扩大客流量，使旅客的出游更为高效，安全，舒适。张家界的旅游业兴盛的原因与枝柳铁路，张家界机场的便利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要规划好城市内的对外交通策略。同时，省内的交通也要尽量舒适，安全，方便快捷，这样可以提升游客对交通服务的满意程度。

2、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要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扩大我国交通建设的融资渠道，并且花重金在打造交通基础设施上。注意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仅要因地制宜，还要注意与当地旅游景观的配合，不要太突兀。

3、提高交通服务质量

我国的旅游交通服务质量决定着旅游交通的发展，因为旅游交通在我国一向供不应求，良好的服务态度往往能达到一锤定音的效果。服务人员应该从整体形象和服务态度两方面考虑，不断提升服务的质量，让游客满意而来，满意而回。

4、加强交通运营的现代化管理

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提升交通运营的现代化管理，例如对客流量的估计，车辆的调配方面，要实现计算机自动化管理，而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统计分析也要实现现代化，要使我国的交通运营管理与国际化接轨。

5、平衡交通与旅游业的发展

出于生态景观保护的需要，交通部门要充分重视环保工作，发展旅游交通的同时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在景区规划时要给交通建设留有余地，不能顾此失彼，破坏了景区本身的环境或者阻碍了旅游交通的发展。

6、加强各交通部门的协调合作

政府要运用宏观调控的手充分协调好航空，水运，公交，铁路各交通部门和交警，公安部门之间的工作，全面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使旅游交通的运行管理更加有序，处理问题更加高效便捷。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交通对旅游业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虽然目前我国的交通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交通设施将会越来越完备，旅游交通业也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五篇：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

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

吴文津

2012-10-22 15:22:16 来源：《图书情报知识》(武汉)2011年2期

【英文标题】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作者简介】吴文津，博士，曾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后任该校东亚图书馆馆长。1966年接替裘开明先生提任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馆长。韦棣华基金会董事。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学家、汉学家。成就卓著，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杰出贡献奖项；张寒露，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译 者】张寒露 起源

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始于近代。在二战前，美国和加拿大大概只有6所东亚图书馆，但战后，这个数字便迅速增加，经营管理也随之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1948年，一些相关学者和图书馆员聚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亚特兰大年会上讨论有关议题，虽然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但最终掀起了一场共同商定组织的运动，这场运动使过去60年里北美，特别是美国的东亚图书馆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成长。

这次图书馆的发展是紧随战后北美东亚研究的扩展而开始的。在这之前，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东亚(那时称远东)的课程，但是所有人文和社会学科对东亚进行全面研究是在二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使日本成为民主国家的太平洋战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朝鲜战争让北美越来越认识到东亚在世界变局中的重要作用，从而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和文明有更好的了解。所以拥有充分的基金和政府支持的各个大学扩大增加了东亚教学和研究项目。6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东亚研究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中最大规模和最广泛的。伴随这场学术开拓的就是图书馆资源的建立，虽然早在二战前已经有些美国图书馆(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于1869年，耶鲁大学于1878年，哈佛大学于1879年，伯克莱加州大学于1869年，康纳尔大学于1918年，哥伦比亚大学于1920年，普林斯顿大学于1926年，芝加哥大学于1936年)开始收集东亚语言的资料了，但在1945年后，他们才经历了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一些大型的图书馆，比如密歇根，斯坦福(拥有合并前胡佛研究所的收藏)，华盛顿，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建立的，而其他一些，像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则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

随着各大学中新的东亚图书馆的建立，采购、编目和人员问题成为共同课题，这就是1948年亚特兰大会议召开的原因，大家都在寻找合作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办法。会上做出了建立一个非正式机构的决议，命名为全国有关美国及国外东方图书馆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 in the U.S.and Abroad)，来探索实现该目的可能途径。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会上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采购、编目和人员培训，虽然现在的背景与60年前相比已经不同，但这些问题至今仍为大家所关注，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未来的数年中我们还会继续探讨它们。这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图书馆的基本任务：建设馆藏、提供服务。始终如一，改变的只能是完成任务的方式。这个非正式委员会在亚特兰大成立一年之后，即1949年，由东方图书馆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取代，由远东学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前身是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和ALA赞助。图书馆和学术团体建立一个官方组织来解决美国东亚图书馆馆藏的问题，这在美国图书馆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个新篇章的重要意义，可以从联合委员会的构成看出，会员中3名由远东学会指派，3名由美国图书馆学会指派。前者代表为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H.Hummel)、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日文组组长清水治(Osamu Shimizu)和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伊丽莎白·赫夫(Elizabeth Huff)。后者代表有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华纳·G·赖斯(Warner G.Rice)、爱荷华州立学院图书馆馆长查尔斯·H·布朗(Charles H.Brown)、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馆长及图书馆学院院长罗伯特·B·道恩斯(Robert B.Downs)，而同属两个学会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霍华德·林顿(Howard Linton)则担任秘书长一职。联合委员会在存在的三年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项是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卡片复制项目(Oriental Card Reproduction Project)，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合作编目，而是一种目录卡片交换机制，而这是前所未有的。联合委员会1952年停止运作，但是大家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如果作为图书馆基本功能之一的编目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话，那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合作发展就不可能有意义。这促使ALA在1954在其编目与分类部(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Division)下任命了美国图书馆协会东方图书编目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Oriental Materials)，因为特别委员会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花在了远东语言图书上，所以1957年它更名为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图书编目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Far Eastern Materials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由于其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委员会1958年更名为远东资料委员会(Far Eastern Materials Committee)，成为ALA的一个常务委员会。同年，亚洲学会在各东亚图书馆的敦促下，成立了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CALRFE)。东亚书刊国家编目标准的建立

远东资料委员会的主席是侬雷蒙(G.Raymond Nunn)(后由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E.Hamilton继任)，时任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它的成员大多是拥有编目经验的大型东亚图书馆馆长，这个委员会在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它和国会图书馆的领导之下，首次建立了一系列东亚书刊国家编目标准。这是该委员会和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整理委员会(Oriental Processing Committee OPC)1954到1958四年的紧张协同工作的结果，这两所机构制订了两个细致入微的标准：美国图书馆协会作者及书名编目规则(ALA Cataloging Rules for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及其姊妹篇国会图书馆记述编目规则(Rules for Descriptive Cataloging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并对所有涉及东亚图书编目的条款做了修订，最终形成了这两个规则的一系列修订稿，经过ALA和LC的核准，被采纳为国家标准。它们于今天同样适用，经修改被收录进AACR II 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Ⅱ)。这是北美东亚图书馆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在当时不仅没有计算机，中日韩文书刊的编目也没有国家标准。每一个图书馆都是独立的，拥有自己的格式，遵循自己的规则，虽然许多选择使用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和图书分类法(Harvard-Yenching Classification Scheme)，也没有图书馆使用主题标目(少数使用分类目录)，而且几乎没有影响较大的工作，甚至有人不同意用作者或书名作为主要检索入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委员会的成就着实是划时代的。中国有句俗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将永远感激两个委员会为本专业所做的恒久贡献。在这点上，我们应该特别牢记侬雷蒙、露赛尔·莫什(Lucile Morsch)、萨姆纳·斯伯丁(C.Sumner Spalding)和查尔斯·汉密尔顿对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侬雷蒙对待工作坚持不懈，吃苦耐劳，他以这种精神引导着特别委员会工作。露赛尔·莫什和萨姆纳·斯伯丁均曾以国会图书馆记述编目部(LC’s Descriptive Cataloging Division)部长身份依次担任OPC主席一职，他们敏锐而深刻，总是愿意迁就我们。查尔斯·汉密尔顿是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首席编目家，他有一种少见的能力，能发现看起来不相关规则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对东亚书刊编目的潜在影响，他的论点常常暴露出我们对一些规则所含精妙之意的一无所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参与，规则的修订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然而，将修订后的规则采纳为国家标准并不意味着东亚图书馆编目问题的解决。实施应用是新的挑战，大家都希望共享编目标准的梦想可以最终实现。朝着这个目标出发，LC于1958年在整理部门下设一个远东部，由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负责，他后来成为东方部的部长，也是LC亚洲研究部(the Area Studies Department)首任部长。建立新部门的目的是开展一项东亚书刊合作编目项目，就像LC几十年来对其他语种的书刊所做的一样。不过很遗憾，这个项目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成功，主要因为需要将各成员图书馆的编目文件提高到非常严格的LC标准，而LC却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这项编辑工作，所以此项目被很快终止。尽管这项短暂的项目结束了，但是朝着合作编目努力的势头并没有完全消失，LC在其全国采购及编目计划(National Program of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NPAC)下设立了一个日文办公室，这是上个项目的部分保留和另一种形式。NPAC的目的在于保证LC能够在全球各地充分收集到足够的现行书刊，并且公众能够及时迅速地获取和使用这些书刊的目录文件。NPAC在LC东方部日文处负责人黑田良信(Andrew Kuroda)的指导下对日文书刊进行了数年此项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计划，可惜的是，由于预算原因，它被迫停止。NPAC日文办公室建立之时，曾讨论过在国会图书馆内部和外部开展类似的中文资料项目，也许可以在香港(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内地建立一个NPAC中心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个议题没有更加深入，那时的图书馆都将希望寄托在了LC上，各东亚图书馆觉得最好等LC为每个图书馆提出一个中文资料采购及编目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一致认为应该让LC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牵头，邀请了十二所主要的东亚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举行了一系列中文资料合作编目的会议，第一次会议定于1912年纽约，第二次1913年安排在芝加哥，第三次会议则于1914年在波士顿举行。首次会议上成立了中文资料合作编目专门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ing)来研究该项目的可行性。之后则主要围绕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商议：LC印制的中文目录卡片分配速度缓慢；LC出版的全国联合书目(National Union Catalog)中没有任何东亚语言的资料，因此各东亚图书馆需要在编目上付出代价巨大的重复劳动。作为回应，LC提议编制一个新书目，称为中文合作书目(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它将涵盖各成员图书馆提交的所有卡片。LC的提议仍让人有些疑虑，最主要的担心是，一旦出版了中文合作书目，那么可能东亚图书将会被永久地排除在全国联合书目之外。这个问题被呈交给了东亚图书馆委员会(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CEAL)，当时它为全国联合书目设置了一个子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便被解散。CEAL子委会继续探讨了LC的提议，但却没能在各东亚图书馆中取得足够的支持，后来问题便被搁置。各东亚图书馆不得不一直等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和国际共享编目计划的落实到位，这还多亏了科技为我们带来在线编目、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ies Group，RLG)和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的服务。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诞生

如果在这里不提一下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合适的。在1967年前是没有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的，所有的发展活动是在各种委员会名义下进行的。上文提到的CALRFE差不多是个半全国性的组织，但是除了获得许多成就外，CALRFE没有明列其职能、成员要求或投票程序，它几乎是靠亚洲学会理事会所指派的主席一人运作的，主席还要负责定期出版简讯的工作。这种安排并不让人满意，尤其当东亚图书馆的数目迅速增长。所以，在1963年CALRFE被重组，在主席之外，亚洲学会另指派7人成立行政组。在CALRFE1963年年会上，各东亚图书馆通过了新增行政组所提出的一系列《规程》，包括CALRFE的目标、职能和运行程序，同时也将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更名为亚洲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规程》也成为CEAL运作的基础性文件，之后几经修订，特别是1980年的修订指出所有CEAL的干事，包括主席、行政组成员，将不再由亚洲学会任命，而需经过选举产生，所有东亚图书馆都欢迎这次改革，并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被东亚图书馆界所奉行。1995年，东亚图书馆委员会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协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仍称CEAL)，隶属于亚洲学会。馆藏发展问题

我已经提到过了，二战后许多大学开设了有关东亚的课程和研究项目，这些机构建立了新的东亚图书馆，这些新兴图书馆的馆藏发展需要与老图书馆略有不同，新图书馆须从零开始，而老图书馆的馆藏已经拥有了核心的基本资料，因此更有优势将注意力集中到现行书刊上。20世纪60年代，在从没有过东亚图书馆的地方建立一个新馆，尽管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仍然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问题就是缺乏新图书馆所需要的充足的旧书刊，尤其是中文书刊，而大多数图书馆的主要精力即在于此。而现行中文书刊的获取也不是一件易事，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书刊是有限的，中国政府也不允许外国图书馆直接购买。每一本书都只能从香港或者日本采购。台湾的图书量也很少，出版商对于出口不甚积极，一部分出版商正致力于重印数百年前的木板印制品，而这正是美国新兴东亚图书馆所需要的。不过这些重印本只能大概满足台湾内部需求，出版商似乎也对海外市场视而不见。所以在1963年，CALRFE向AAS 呈交了一份提案，希望从美国图书馆的利益出发，在AAS赞助下于台北设立美国亚洲学会中文研究资料中心(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目的是协调和重印美国中文研究界所需的绝版书刊。经AAS批准同意，并得到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和图书馆资源协会(the 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 CLR)的承认，台北中心在1964年成立并开始运作。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博士艾文博(Robert L.Irick)被任命为主任，从那时开始，台北中心即后来独立的成文书局，重印了数千的绝版书刊，不仅帮助美国图书馆，也帮助收藏中文图书的国外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馆藏。

同时，现行中文特别是中国内地书刊，仍需关注。前文曾经提到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图书馆是不被允许直接从中国购买书刊的，只能与北京国家图书馆进行交换。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出口，许多书目都没法获得，馆藏补给便十分有限，间接从香港或日本购买书刊充其量只能勉强替代。AAS适时建立了台北中心，努力去开发更多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大陆书刊资源。隶属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身先士卒，希望大学中快速繁荣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朝着这个目标，JCCC认为了解其他国家的机构是怎样处理来源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当代书刊，然后看看是否可以从中借鉴。1964年我受JCCC的委派推荐去进行一项调查并提交了报告。调查的一年时间里，通过走访西欧、东欧、斯堪的纳维亚、苏联、印度、日本、台湾和香港的重要中文研究和图书中心，还有美国本土图书馆，我发现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图书馆可以通过我们没有的途径从中国获取原始研究资料，西欧和日本也有，但相对较少。大多数这些图书馆都接受与美国进行交换。所以在呈交给JCCC的报告中，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东亚图书馆服务中心来确定、获取(通过馆际互借和交换)以及复制分配那些无法获取的当代中国书刊和只有少数美国图书馆才能拥有的稀缺研究资料。JCCC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研究图书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的帮助下以及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慷慨解囊的支持下，于1968年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即中国研究资料中心(the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CCRM)。香港大学历史学讲师，也是香港著名的龙门书店(Long Men Book Company)的所有者余秉权(P.K.Yu)被聘为中心主任。另外，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人文学科资助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使得CCRM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所学术出版机构。30多年来，现在的CCRM虽然独立运作，但仍是非营利性组织，在亓冰峰(Pingfeng Chi)的领导下，使全世界的图书馆都能有机会得到大量曾经难以企及的20世纪中国研究资料。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现当代中国研究辅助机构，如果没有CCRM，各地的图书馆现在是不可能拥有那么多中文书刊的。

在收集中国书刊时，东亚图书馆也得了美国政府重要和及时的帮助。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外国图书馆还不能订阅或购买中国国内的报纸，政府向国会图书馆开放了1947年到1957年之间约1200份这样的报纸。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完整，许多都残缺了(一些只剩下很少的版面)，但是这次开放的历史意义是应该着重强调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途径获取这些刊物了(而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大量当地的报纸！)。1967年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向学术界开放红卫兵小报是另一个这样的例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量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取代了中国的正常出版事务，香港和东京的书商几乎不能提供其他图书，所以当一些再版的红卫兵小报在香港出售时，立刻成为畅销品。虽然大部分刊物很受争议，但它们却仅此一处地包含了政府档案信息和文件，这些新资源的珍惜和重要使它们一夜之间洛阳纸贵，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争先恐后地抢购，结果把价格抬得更高。JCCC(约翰·林德贝克John H.Lindbeck时任主席)同国务院进行了接触，建议其考虑与学术界分享所有的红卫兵资料，国务院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邀请JCCC委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评估他们的资料，并裁定开放的资料是否会如希望的那样对学术界产生实在的帮助。JCCC找到了我而我也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检查了国务院提供的资料样本之后，我对它们的研究价值毫无疑问，并力劝马上开放这些资料。CCRM在1975年出版的20卷红卫兵资料中的大部分即来源于此次开放。政府和学术界的这种合作应该鼓励，另值得一提的是，之后CCRM 从其他地方收集了更多的红卫兵资料，并再版了共132卷对开本用于研究。这一系列的资料——1975年(20卷)、1998年(20卷)、2001年(40卷)以及2005年(52卷)——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出版的红卫兵资料集。

我已经详述了中文图书馆藏发展的问题，因为这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东亚图书馆来说是最迫在眉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收集日文或韩文书刊的工作就简单轻松，实际上，困难也不少。一般来讲，获取日文书刊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可否获得，而在于价格，韩文的也是一样。从朝鲜采购书刊的困难同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很类似，至少早期是如此。由美日友好委员会(Japan-U.S.Friendship Commission)和日本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的资助的全国日文图书资源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Japanese Library Resources, NCC)和由韩国基金会(Korea Foundation)资助的北美韩文藏书联盟(the Korean Collections Consortium of North America)的建立，是美国图书馆日文和韩文馆藏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科技之于东亚图书馆

20世纪60、70年，当一般的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在认真探寻利用技术手段去提高工作效率时，东亚图书馆仍被普通的问题，如编目标准，怎样集聚和扩大馆藏所困扰，自动化还远不在人们的视野中，也不在东亚图书馆的日程中。在1975年CEAL受邀向福特基金会提交的一份声明“东亚图书馆研究的资金支持和优先发展事项”中并未提到新兴技术对东亚图书馆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过错不在图书馆。当时并没有对北美东亚字符码进行过严谨的工作，计算机不能识别任何一种东亚语言，而1975年声明中所陈述的各种需要都是火烧眉毛，具有说服力的。同年福特基金会敦促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委派一个指导委员会研究东亚图书馆的问题。指导委员会成员如下：

乔治·贝克曼(George Bechman)主席，华盛顿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亚洲学会教授；

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

赫尔曼·佛斯勒(Herman H.Fussler)、马丁·赖尔森(Martin A.Ryerson)，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杰出贡献教授；

汉娜·格雷(Hanna H.Gray)，耶鲁大学教务长；

沃伦·哈斯(Warren J.Haas)，哥伦比亚大学信息服务副主管，图书馆副馆长；

威廉·米勒(William F.Miller)，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及副校长；

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部长；

吴文津(Eugene Wu)，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馆长。

指导委员会委托了一系列论文来指导这项工作，其中一部分由CEAL成员撰写，包括卢国邦(Karl Lo)(华盛顿大学)、钱存训(T.H.Tsien)(芝加哥大学)、万维英(Weiying Wan)(密歇根大学)、汤迺文(Raymond Tang)(伯克莱加州大学)、李学博(Thomas Lee)(威斯康星大学)、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国会图书馆)、常石道雄(国会图书馆)以及吴文津(哈佛大学)。1977年，指导委员会做了题为“东亚图书馆：问题与展望”的报告，对书目控制、馆藏发展利用和技术人员问题给出了建议，报告引起了全国的重视。次年，ACLS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合作资助了一个东亚图书馆项目联合咨询委员会(Joint Advisory Committee)，继续完成由指导委员会开始的工作。

其成员包括：

帕特里夏·巴廷(Patricia Battin)，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图书馆副馆长；

查尔斯·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服务系主任(1980-1981)；

金子英生(Hideo Kaneko)，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莫特(F.W.Mote)，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教授；

罗伯特·华德(Robert E.Ward)，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吴文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馆长；

约翰·海格尔(John W.Haeger)(当然委员)，ACLS-SSRC-ARL东亚图书馆项目负责人。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最终促成了东亚图书馆联机编目的实现。在报告“自动化、合作和学术成就：东亚图书馆的20世纪80年代”中，联合咨询委员会写到：“国外领域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综合性图书研究在经历了十年时间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之后„„东亚图书馆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随着联邦政府和基金会基金支持的缩减，他们应该走上一条携手共进、共享资料、互通有无的道路，依靠“自动化作为基本规划和管理工具”。报告中指出其主旨是“将已用于西语资料和综合研究性图书的自动化系统运用到东亚语言文字书目记录中去，实现相似的输入、管理、存储、转换、显示和输出功能。”这次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路程的重新定位，正如报告中所倡导的一样，会从根本上改变东亚图书馆的运作模式，不过也将困难重重。

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咨询委员会的提议产生的直接成果是1983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ies Group)决定改进其操作系统科研图书信息网络(the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Network, RLIN)，在其中增加了中日韩文。这次改革第一次使一个图书馆的编目记录可以被其他图书馆复制，也可以让任何地点的研究者阅读成为可能。1986年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也开发了一个类似的中日韩文图书情报服务系统。其余的，当然，都是历史了。纪念先驱者

当我们缅怀往事时，尤为重要的是表彰本领域的先驱者。我要特别向其中我最熟悉的两位致敬：裘开明(A.Kaiming Chiu)(1898-1977)和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1917-1970)。裘开明博士是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首任馆长，从1927年到1965年在该职上工作了38年，成果斐然。芮玛丽博士于1948到1959年供职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中文馆藏部的首任馆长。芮玛丽在1959年被任命为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裘开明1965年从任上退休，之后我仍对二人怀有同样崇高的敬意。

裘开明的名字早已成为美国东亚图书馆的代名词，他是第一所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长。从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将近40年的任期之始到今天，这所图书馆是全国东亚图书馆中历史最悠久的。但这并不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他发明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和图书分类法是西方世界上最早的中日韩文图书的编目分类法。该分类法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仍为美国主要的东亚图书馆以及一些欧洲和澳洲顶尖的东亚图书馆所使用。另外，他还在编目卡片上同时使用罗马体和手写体，这是我们至今都沿用的，以及按语言来进行图书编目和入架。裘博士也是一位良师，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教导过的许多人后来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童世刚(James S.K.Tung)，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助理馆长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房兆楹(Fang Chao-ying)和杜联喆(Tu Lien-che)，在明、清历史研究方面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他们同恒慕义博士、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分工合作完成了《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和《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编纂，这两本书在中文研究上具有长久的重要意义。田洪都(Tien Hungtu)，后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邓衍林(Teng Yenlin)北京国家图书馆参考馆员；还有陈鸿舜(Chen Hung-shun)，1949年后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当然，他最重要的遗产还是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建立的馆藏，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西方世界中最好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不愧是此领域的巨擘，此种丰功伟绩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哈佛燕京学社的理事们在他退休之际称赞他为“东西方长久以来成就斐然学者的杰出代表”。

芮玛丽教授是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图书馆开创者。她在哈佛大学受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她正与丈夫芮沃寿(Arthur Wright)一起在北京。战争爆发后，他们在山东潍县遭到日军拘留，战争结束后，她接受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聘用，为正在策划建立中的中文馆藏收集资料。胡佛研究所的主要方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现当代事件，芮玛丽主要从事相应的采购工作。她将创业者的精力、技巧、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想象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她到过中国所有的核心城市，向知名学者、目录学家征求意见，为了机关书刊而不厌其烦地进出政府大门，并同大型图书馆和大学谈判交换事宜。她的艰辛努力换来了大量的资料，包括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期刊、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即时刊物，而在当时大多数图书馆都没有系统地收集过此类材料。芮玛丽并不将自己的收集工作局限于常规途径。1947年，她设计在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上弄到一个座位，飞去了延安，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在那里她成功获得了一大组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和其他根据地出版发行的书刊，而且当时绝不可能从大陆其他地方获得这些资料。她在这次行程中得到的一系列几近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喉舌刊物《解放日报》(Liberation Daily)，至今仍是西方仅有的版本。1947年她返回美国后，随即设法得到了伊罗生合集，一组由伊罗生(Harold Issacs)先生在1930年时任《中华论坛》(China Forum)编辑时收集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共地下党的文件材料。很快，她又同尼姆·韦尔斯(Nym Wales)即海伦·斯诺(Helen Snow)达成协议，将韦尔斯合集出售给胡佛研究所，这个合集包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尼姆·韦尔斯游历中国西北时所收集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相关材料。伊罗生和韦尔斯合集为后来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中共早期运动史奠定了基础，而如果缺乏文献，这种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一名学者和图书馆开创者，芮玛丽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深刻见解和鼓舞人心的成果，她也是东亚图书馆界的先驱，在馆藏建设方面富有远见且足智多谋。她从一名学者和活跃的图书馆读者的角度，很有必要地告诉我们一个研究型图书馆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具备何种功能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图书馆(在这里说明一下，胡佛研究所中来源于江西苏维埃政府文件的早期中共党史的第一手文件就是我1960年在台北进行微缩的陈诚文库Chen Cheng Collection，即石叟资料室)。未来展望

俗话说：“智者不虑。”所以在这里我不会预测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后的东亚图书馆的情况，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我确实想表达一下对科技的看法。高科技能创造奇迹，它使得图书馆可以完成十年或二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图书馆可以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向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信息随手可得，我们可以搜索到中国、日本、韩国或任何地区大学图书馆目录，参观博物馆藏品；我们可以使用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数据库，可以在线阅读期刊、报纸或其他文献；我们拥有数以千计，也许是数以万计的专业化网站提供各种信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高科技无疑会继续进步，图书馆和图书馆读者均将受益。虽然高科技对图书馆和学术界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贡献，并且很可能将来会更加重大，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当我们不断采用新技术为学术服务时，我们也必须向过去一样不断改善馆藏。归根结底，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实质的图书馆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只能来自于图书馆馆藏。让瓦尔登湖闻名于世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告诫世人不能“方法领先，目的滞后”。如果图书馆界能记住这句话，那么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新技术的采用就会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参考文献】

[1]Elizabeth Huf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 1948-1952,”: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at the Palmer House, Chicago, March 21, 1967(Zug, Switzerland: 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 AG, 1968)pp.16-17.Also, Edwin G.Beal,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A Brief History,”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 41(Sept.1973), Appendix I, pp.42-43.[2]According to 1957 statistics, the earliest available data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20 libraries reported a total holding of 2, 490.000 volumes.Those numbers increased to 50 libraries with a total holding of 17, 900.000 volumes, not including serial titles or materials in electronic format.For detailed annual statistics from 1957 see http://lib.ku.edu/ceal/stat/

[3]Huff, op.cit p.42.[4]ibid.[5]G.Raymond Nunn,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Cataloging and Resources for East Asian Collections, 1954-1963,”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p.18.[6]ibid.p.19.Also, Beal, op.cit.[7]Edwin G.Beal, Jr.“Discussion of Tsuen-Hsuin Tsien's paper.”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America, in Tsuen-Hsuin Tsien and Howard Winger, ed., Area Studies and the Library, The Thirtie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May 20-22, 1965(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75-76.[8]Tsuen-Hsuin Tsien, “Report of CALRF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for 1966-1967,”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p.28.[9]Edwin G.Beal, Jr.“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A Brief History,”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41(Sept.1973), p.48.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Procedures, se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 40(June 1973), pp.35-37, reprinted in no.49(Mar.1976), pp.53-54

[10]A 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vised Procedures before its adoption at the CEAL Plenary Session, held in Washington, D.C.is available in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82(June 1980), p.3.The full text of the Procedures, as amended in 1984, is reproduced in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74(June 1984), pp.81-83.When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was rename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1995, the designation “subcommittee” was replaced by that of “committee.” At present there are nine standing committees: Committee on Chinese Materials, Committee on Japanese Materials, Committee on Korean Materials, Committee on Library Technology, Committee on Technical Processing, Committee on Public Services,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s, Committee on Membership, and committee on Statistics.[11]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Newsletter, no.6(Sept.1964), p.4.[12]The content of this release is published as A List of China Mainland Provincial and Local Newspapers Hel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9-1957 by the Orientalia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64.[13]East Asian Librar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repared b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a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East Asian Libraries(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77)

[14]Automation, Cooperation and Scholarship: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the 1980s, Final Report of the Joint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East Asian Library Program(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81)

[15]For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Dr.Chiu, see程焕文编.裘开明年谱.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九种.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16]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in the Harold Issacs Collection and the Nym Wales Collection are annotation by Prof.Chun-tu Hsueh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1-1937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7-1949.The Hoover Institution Bibliographical Series Ⅷ and Ⅺ(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0 and 1962).[17]See also Eugene Wu, “Mary Clabaugh Wright: A Memorial,” China Quarterly, no.43(July-September 1970), pp.134-135.[18]The Jiangxi Soviet documents, totaling approximately 1, 500 items, are on 21 reels of microfilm.A selection of 670 of them was annotated by Prof.Tien-Wei Wu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III.(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81)The content of the entire microfilm collection is listed at the end of the publication by the microfilm reel number and then by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