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篇：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

1、英属北美殖民的建立及其后来居上的缘由 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

◆ 范围：1607－1733年间，英国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13个殖民地构成后来美国的基础。“13个殖民地”

◆ 英国定居者的动机：

宗教原因 英国国王亨利8世与教皇决裂并于1534年建立独立的安立甘教（Anglican Church）。亨利之女——女王伊利莎白一世在位时期（1558-1603），安立甘教牢固树立起英国国教的地位。天主教徒、非国教新教徒（如清教徒、贵格会教徒），遭到歧视甚至迫害。为获得宗教自由，很多英国人移居新世界。

政治原因 17世纪，英国出现议会与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国王间的政治争端。先后经历内战（1642-1645）、处死国王查理一世（1649）、清教徒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1649-1658）、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1660）以及“光荣革命”（1688-1689）最终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为了逃避政府的暴政和政治动荡，很多英国人移居殖民地。

经济原因 16、17世纪很多英国地主圈地牧羊，赶走土地上劳作的佃农。无地农民迁往城市，许多人失业、负债。根据英国严厉的刑法典，债务人面临入狱监禁。为了开始新生活，自己拥有土地，很多贫困的英国人将眼光投向新世界。

◆ 英国政府的动机：

争霸 为争夺世界的领导权，英国与西班牙发生冲突。英国船长霍金斯勋爵（John Hawkins）、德雷克勋爵（Francis Drake）率船队袭击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以及西班牙财宝运输船。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德雷克等人消灭了“不可战胜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此事件标志着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权以及“海上主人”（Mistress of the seas）身分的出现。为了取得与世界强权国身分相称的殖民帝国，英国政府乃鼓励殖民定居。

经济利益 在重商主义指导下，英国坚信殖民地将带来经济利益。殖民地将成为母国的原料产地、制造商的市场，为英国国库带来收入。

英国殖民活动后来居上的原因分析

◆ 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具有鲜明的特点：对殖民地采取掠夺式的统治；严厉控制向殖民地的移民；独尊罗马天主教；将国内的大贵族庄园制度照搬到殖民地。

殖民之初，西班牙人就征服并摧毁了印第安人创建的两个文明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前者有人口1500万，后者有600万。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这里的印第安人几近绝迹。两大帝国的首府也成了西班牙人在美洲统治的大本营。殖民前夕，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已有发达的农业和高超的采矿和冶炼技术。西班牙的征服一味强调掠夺和剥削，不想通过发展多样化的生产能力促进殖民地经济长期繁荣。禁止殖民地种植宗主国已有的作物，禁止殖民地之间进行贸易。西班牙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由塞维利亚市的商人操纵控制，不允许殖民地居民参与这种贸易。由此西属殖民地上难以形成一个推动社会走向繁荣的实业阶层。

即使西班牙本国人也不能随便移入西属殖民地，而必须向政府申请一张通信证。获准到美洲去的贵族、神甫、商人和农场主，数目大致相当于在国内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总之，西属殖民地从来没有经历过汹涌的外来移民浪潮，所有的殖民地都是作为皇室财业建立起来的。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非天主教教派遭到歧视和迫害，甚至连印第安人也被强迫皈依天主教。殖民地上没有丝毫的宗教自由气息。

殖民地上的土地大都被大地主强取豪夺，构成人口多数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谋生的途径有二：冒死下矿井；胼手胝足劳作田间。更加严重的是，西班牙竭力想把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复制品。整个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专制政府始终严厉控制着殖民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西班牙官员或者西班牙出生的一般平民，其身分地位优越于殖民地上出生的人。西属美洲殖民地划分为4个总督区，每个区都由死心塔地效忠宗主国的官员代表西班牙王室进行绝对统治。没有丝毫民主的气息，民众毫无权利，更谈不上有什么自治的经历。

◆ 较之西班牙，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呈现不同的特点：

首先，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的创建过程中没有发挥多少作用，或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英国君主或议会虽然口头上一再扬言美洲属地的所有权归英国，但对殖民地上人民的具体要求却不予理睬或虚与委蛇，不肯提供实际的财政支持。英王室所做的一切，就是向那些乐意出面或出钱进行殖民活动的私人或组织，颁授殖民特许状。只是到殖民地变得强大之后，英国政府才开始更弦易辄，限制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自主权。然而由于欧洲列强之间殖民战争的牵扯，限制政策未能发挥多少作用。到19世纪60年代殖民战争暂告平息时，英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结果酿成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战争。其次，英国也不限制其他国家向英属殖民地移民。

英国政府甚至还积极鼓动或支持把两种人运到殖民地：非洲黑人；英国国内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包括数以百计的乞丐、罪犯。有些人并非真正的罪犯，而仅仅由于一点小小的过失，如偷猪、拿了人家一块面包、或是负债而进监狱。这些人一律被视为非“规矩公民”，乃抛弃他们，遣送至美洲。）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穷苦人（视美洲为希望之乡和避难所），同时也导致殖民地上种族、民族成份驳杂斑斓。第三，英属北美殖民地上宗教多样性的特点也相当突出。

殖民初期，英国政府也试图建立单一宗教，如授予弗吉尼亚殖民公司的第二个特许状就曾规定：弗吉尼亚不能收留那些不承认英国对国教统治权的脱离派教派。但弗吉尼亚殖民公司没有理睬这一指令，允许脱离派教徒在殖民地建立垦殖区，1620年建立弗吉尼亚第一个殖民据点——普利茅斯的就是脱离派教徒。此后英国政府放弃了早先的企图，开始默认并最终采取宗教宽容政策。

“宗教宽容政策”：英国政府默认并最终采取宗教宽容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藉此可谋取经济上的好处。殖民地被视为商业事务，应当为母国的繁荣富强效力，要有利可图，就必须吸引外来移民去开发殖民地资源。因此，在北美殖民地，外来移民受到殖民当局的欢迎，有的还获准建立自己的宗教机构。另外，宗教宽容政策的出台，与英国国内宗教“温和政策”的大背景分不开。总体上，殖民地时期，英国对于异教徒的宽容程度前所未有，但这一政策时紧时松。1640年“长期国会”召开后的20年较宽松，1660年王朝复辟后查理一世、二世的短暂统治时期试图确立宗教一体化。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容忍法案》，由此英国政府准许在新教三位一体神学论的范围内存在宗教上的多样性。从此，宗教宽容成为国策。

第四，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自然条件不及西属中、南美洲殖民地，土著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也较低下，且没有当地印第安人开采的黄金可供掠夺。不理想的客观环境使得早期殖民者唯有努力与自然环境进行搏斗。殖民者首先选择了农业。南部弗吉尼亚殖民地很快找到了致富的路子——烟草种植业。新英格兰人因地制宜，发展了捕鱼、木材加工和海外贸易。但农业是主要产业，到1776年殖民地上至少90%以上的居民是以务农为生，他们绝大多数是居住分散的小农场主。大地产者寥寥无几。

第五，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殖民地的居民除黑奴外，享有同在英国一样的待遇，也即拥有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如同生活在英国一样。按照较为民主的方式制订规章，管理殖民地，居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较强。基本处于自治状态。多数殖民地规定，成年男子，只要拥有50英亩土地，便有资格参加选举。

2、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状况 殖民地的政治实践

◆ 殖民地人享有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在授权建立殖民地的一系列皇家特许状中，殖民者获得保证享有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基于英国史上4个重要的里程碑之上，它们是：大宪章；议会制度；英国的习惯法；权利法案。

大宪章，即The Great Charter, 或者Magna Carta，1215年约翰王被封建领主所迫而签署。宪章声明：国王并非绝对的统治者，而是受到法律的制约；所有的人获得保证由陪审团审判；只有议会可以征税。

英国的议会有悠久历史。到14世纪，议会已经分裂成两院：高级牧师和贵族代表组成世袭的贵族院（House of Lords）；富裕的中产阶级代表组成选举产生的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通过威胁阻挠征税法案的制定，议会还迫使英王接受它的立法，不仅仅是有关税法，还有许多其他事情。

英国的习惯法，即所谓Common Law。到14世纪，英国法庭已经确立了参照以往类似案例、遵照先前法官的裁决这样的做法。这些司法先例，构成一个法官确立的法律（judge-made law）的主体，称之为习惯法。其原则的某些部分，及时地成为英国成文法（statute law，由议会制定），有助于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专制的侵害。到17世纪末，习惯法（加上成文法的补充），已经给予每个英国人一些基本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无理剥夺；若被捕，享有人身保护和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若无法院搜查令个人住处免受搜查等等。

作为“光荣革命”的一部分，英国议会在16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制定或者暂时停止法律、征税或者维持军队；国王不得干涉议会选举和辩论；人民有权向议会请愿，有权要求公正、迅速的陪审团审判，有权反对过分的罚款和保释金、反对残酷的和不寻常的惩罚。

◆ 殖民者建立起民主体制

按照当今标准衡量，殖民地的政治远非“民主”，但较之欧洲（在某些方面甚至较之英国）要民主得多。体现为：较早建立了民选立法机构；按照“契约”原则制定了影响深远的“五月花号公约”；在新英格兰地区形成市镇会议制度；康涅狄格率先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法规》。

1607年5月，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首批移民104人抵达詹姆斯河河口，建立詹姆斯敦殖民点。1619年7月30日，弗吉尼亚詹姆斯河1000多名成年男子推选22位公民代表召开为期6天的代议制议会，通过了几项需待公司核准的法律。这是新世界第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第一个代议制机构。其他殖民地在建立类似立法机构时效法弗吉尼亚的模式。162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解散殖民地，停止代议制议会，但1629年后，代议制议会不理会英王的不承认，继续进行活动。

1620年秋，普利茅斯的弗吉尼亚公司102名清教徒和贫苦移民乘座“五月花号船”和32名来自荷兰莱登的快乐号船贫苦移民会合，驶往北美新大陆，经60-70天的艰难航行，12月底在马萨诸塞湾的科德角登陆，建立了以普利茅斯命名的定居点。在上岸前的11月11日，41名成年男子签署“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宣布自愿结成平等的公民政府，制定自己的法律、章程和官职机构。公约旨在促进殖民的普遍利益，签约者保证制定、遵守公正的和公平的法律。签约者多为清教徒，贫苦工匠、农民和契约奴，他们被称为“移民始祖”。五月花号公约确立了一个典范：直接民主制，公民本人而不是其代表成为立法者；承认多数人的统治；确立了法律必须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的原则。该公约被誉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

即New England Town Meetings。移民始祖在新英格兰开始了这样的实践：随着垦殖的进行，在外围建立了许多镇，中心区则建立一个教堂议事厅。镇居民的生活以教堂为中心。自由人（起初为拥有财产并属于镇教会成员）管理镇事务，通过市镇会议制定地方法规。还选举镇代表出席殖民地的立法机关。市镇会议是直接民主的一个典范，只适用于小社区，为殖民者提供了自治方面的政治实践经验。1628年一批清教徒在伦敦组织新英格兰公司，次年改组为马萨诸塞公司，从英王获得特许状，有权在普利茅斯以北的马萨诸塞地区建立定居点，实行有计划的移民。1629年8月，约翰· 温斯罗普和其他12名清教徒股东签署剑桥协定，规定定居地的权力应该掌握在殖民地人民手中。1630年3月34艘船只组成的船队、上千人抵达马萨诸塞周围，建立了波士顿、罗克斯伯里、坎布里奇等居民点。10月19日殖民地举行大会议，由自由人选举助理，再由助理宣出总督和副总督。1631年自由人的范围由公司股东扩大为有选举权的公民。1635年，由每个市镇选举两名代表参加地方议会，形成代表制。1644年助理们组成上议院，代表们组成下议院，形成两院立法制雏形。温斯罗普设想把海湾殖民地建成“山巅上的圣城”。有产人士对下层人民的清教主义统治。1691年普利茅斯殖民地合并于马萨诸塞殖民地。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建立充满了浓厚的清教主义色彩，WASP成为初期移民的重要来源，奠定了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基础。

“WASP”：WASP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第一个字母的缩写，系指带有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背景的白人新教徒。WASP文化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

1639年，在托马斯·胡克的领导下，康涅狄格的定居者起草了现代第一个成功的成文宪法--《康涅狄格根本法规》（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它许可所有忠诚的居民选举产生一个立法会议，该立法机构挑选一位总督。“根本法规”暗示，管理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之上，它必须表达多数人的意愿。

◆ 迄18世纪50年代的殖民政府

三种类型：（1）2个自治殖民地（康涅狄格、罗得艾兰）。殖民者直接或间接地选举总督和两个立法机构的成员。（2）3个业主殖民地（特拉华、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业主挑选总督，有资格的选民选举殖民地会议。（3）8个英王直辖殖民地。国王挑选总督。同时，除马萨诸塞外，国王还任命总督的参事会成员（实际上是殖民地立法机构的上院）。有资格的选民选举下院。殖民地的经济实践

◆ 地理条件影响了殖民地的职业：三种经济类型

新英格兰殖民地——4个，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艾兰。土壤多砂石，气候寒冷，不适合于农业。农场小，产量有限，供家庭消费略有节余。另一方面，森林多，湍急的河流多，有很多天然良港（如普茨茅斯、波士顿），使得新英格兰发展木材加工业、船舶制造、捕黥、捕捞鳕鱼和鲭鱼、以及贸易。

新英格兰商人发展了各种各样的贸易路线，其中几条卷入三角贸易

一条有利可图的路线是：殖民地的鱼、粮食和木材，运到西印度群岛换取糖和糖蜜，再将糖和糖蜜运到英格兰换取北美殖民地紧缺的工业制品。另外一条贸易线路是：新英格兰人将朗姆酒运到非洲换取黑人奴隶，将黑人奴隶运到西印群岛交换糖和糖蜜，将糖和糖蜜运回新英格兰蒸馏成朗姆酒。新英格兰商人获得巨额利润，但他们也面临巨大障碍：海上风云变幻；私掠船攻击的危险；英国的重商主义立法。这些立法就是所谓航海法案，它只准许殖民地船只与英格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从事贸易，不准与欧洲大陆或者法国、西班牙从事贸易。例如，1733年的《糖浆法》规定，如果北美殖民地从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外地方进口糖和糖蜜的话，必须对这些商品支付高关税。

三角贸易线路图

中部殖民地——4个，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特拉华。

土地肥沃、平坦，气候适宜，利于发展家庭农场，生产的剩余粮食（如小麦、玉米、燕麦）出口至其他殖民地和英国。不久便获得面包殖民地的称号。河流航道长，可通航（如哈得逊河、Susquehanna河、特拉华河），促进了与印第安人的毛皮贸易。一流的港口，如纽约和费城，促进了与其他殖民地、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

南部殖民地——5个，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

森林出产沥青和柏油，对于英国和殖民地的海运至关重要。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利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种植蓝靛、水稻和烟草。只要运往英国，换回工业制品。种植园主越来越富有，不断要求新的土地，部分地是由于烟草种植很快耗尽地力。种植园主控制了南方的殖民地社会，力求模仿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种植园主的生活与南方的小农场主以及为了生存奋力挣扎的边疆人形成鲜明对比。

◆ 殖民地的劳动力

总体上，殖民地的劳动力非常短缺。种植园主和农场主很难获得足够的工人。定居者在很容易获得土地、自己成为独立农场主的情况下，不愿为他人干活。为克服劳动力的不足，殖民者转向黑人奴隶和白人契约奴。

1619年，一艘荷兰帆船装运20余名黑人抵达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这是英国殖民地黑人奴隶制的开端。此后100年间，奴隶制扩展到所有殖民地，其中南方力量最为强大，那里烟草和水稻种植园主越来越依靠这些很快便能适应的劳动力。1750年，北美殖民地有40万黑人奴隶，其中3/4在南部。

英文作“indentured servants”。这些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穷困潦倒的白人，占了移居北美殖民地所有白人移民的一半以上。通过签订契约，答应为其干活4-7年以换取至美洲的旅费。通常作为家庭帮手、手艺人和农场帮工。契约期满后获得自由，有时还获得小块土地或者工具。

◆ 殖民地的工业

殖民地制造业的开端——殖民者主要从事获取毛皮、鱼和木材，以及种植农场品之类的工作。也从事某些基本的制造业：织布、制衣、制革、制鞋、木材加工、家具制作、铸铁、打造器具。这些活动起初作为家庭手工业而在农场或者种植园中进行。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制品需求的扩大，手艺人开始建造小型地方工厂。很快地，纺织品、铁制器具、礼帽成为较大的工业部门，其产品逐渐超越地方市场。最重要的制造业活动是船舶制造，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工业化的障碍——殖民地的制造业总体上受到限制，原因在于：缺乏资金；缺乏熟练工人；缺乏充足的内陆运输设施来扩散产品；来自英国的敌视。

英国根据重商主义理论通过法律：认为殖民地只应该生产原料，从母国换取工业品。1699年的《毛织品法》和1732年的《制帽法》，禁止任何殖民地向其他殖民地或者海外出口这些工业制品。1750年的《制铁法》鼓励将粗铁运往英国，禁止殖民地人制造铁成品。殖民地的社会和文化实践

◆ 殖民地的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人种多样化、流动性强等特点。

170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大约25万；50年后的1750年增长6倍，达到150万。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移民的大量进入；殖民地较高的出生率。

英国殖民地允许很多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进入。由此开始了美国“熔炉”的传统。从英伦诸岛就来了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苏爱人和爱尔兰人。也接受非英国移民，因而很多移居者来自欧洲大陆，特别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特拉华和纽约的原居民是瑞典人和荷兰人。

殖民地人总体上可分三大阶级：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贵族，前者如种植园主和商人，后者如牧师和律师；中产阶级，小农场主和熟练技工；底层阶级，契约奴和奴隶。然而，殖民地的阶级并非世袭的（除了奴隶），殖民地人较容易地上升或下降其社会地位。

◆ 殖民地的教育

初等教育——较之英国和欧陆，殖民地人受教育程度要好。

殖民地的正规教育因各个殖民地的情况和社会地位而有很大差异。总体上，上层阶级之子女通过昂贵的私人教师或者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学习实用课程和古典课程。边疆居民的儿童较少接受正规教育，但通常由其父母在家里教习“3R”（reading, 'riting, and 'rithmetic）。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父母强调教会孩子阅读圣经的能力。1647年，马萨诸塞通过法律，要求镇建立学校，以便教孩子识字。后来新英格兰的其他殖民地也采取类似做法。但是，这些最早的公共教育立法未能得到很好实施。

高等教育——殖民地比较早地就重视发展高等教育。为了培养年轻牧师，殖民地人建立了一些学院和大学，著名的有：哈佛（1636年）、威廉和玛莉（1693年）、耶鲁（1701年）、普林斯顿（1746年）、哥伦比亚（175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1751年），一开始便提供实用的和人文教育。到18世纪末，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培养医学、法律和其他世俗职业方面的人才。

◆ 印刷物

书籍和报纸——虽然书籍很贵，但不少种植园主和商人拥有可观的私人藏书。富兰克林于1731年在费城建立第一所捐助图书馆。每个成员捐款用于购买书籍，也可以借阅图书馆藏书。其他殖民地城市不久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协会。然而多数殖民地人主要依靠两本书籍：提供宗教服务的《圣经》；包含日历和各种各样有关农业、健康、烹调、科学和政治文章的《历书》。富兰克林编的《穷人理查历书》便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本。

殖民地人也出版报纸。第一份殖民地报纸是1704年出版的《波士顿每周新闻》（The Boston Weekly News-letter）。其后50年，11个殖民地共出版有27份报纸。印刷所还出版小册子，特别是有关政治问题的小册子。

◆ 新型“美洲人”（“美国人”）的出现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来自英国或者英国以外的地方，从欧洲带来了旧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这种欧洲生活方式由于美洲环境（特别是西部拥有广阔的自由土地、边疆印第安人的威胁、自然的挑战）而得到改造。为了适应新环境，殖民者不得不有所改变。兴起了一种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及对未来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新人”出现了，他不再是一个欧洲人，而是一个美洲人

第二篇：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

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

吴文津

2012-10-22 15:22:16 来源：《图书情报知识》(武汉)2011年2期

【英文标题】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作者简介】吴文津，博士，曾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后任该校东亚图书馆馆长。1966年接替裘开明先生提任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馆长。韦棣华基金会董事。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学家、汉学家。成就卓著，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杰出贡献奖项；张寒露，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译 者】张寒露 起源

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始于近代。在二战前，美国和加拿大大概只有6所东亚图书馆，但战后，这个数字便迅速增加，经营管理也随之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1948年，一些相关学者和图书馆员聚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亚特兰大年会上讨论有关议题，虽然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但最终掀起了一场共同商定组织的运动，这场运动使过去60年里北美，特别是美国的东亚图书馆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成长。

这次图书馆的发展是紧随战后北美东亚研究的扩展而开始的。在这之前，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东亚(那时称远东)的课程，但是所有人文和社会学科对东亚进行全面研究是在二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使日本成为民主国家的太平洋战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朝鲜战争让北美越来越认识到东亚在世界变局中的重要作用，从而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和文明有更好的了解。所以拥有充分的基金和政府支持的各个大学扩大增加了东亚教学和研究项目。6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东亚研究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中最大规模和最广泛的。伴随这场学术开拓的就是图书馆资源的建立，虽然早在二战前已经有些美国图书馆(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于1869年，耶鲁大学于1878年，哈佛大学于1879年，伯克莱加州大学于1869年，康纳尔大学于1918年，哥伦比亚大学于1920年，普林斯顿大学于1926年，芝加哥大学于1936年)开始收集东亚语言的资料了，但在1945年后，他们才经历了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一些大型的图书馆，比如密歇根，斯坦福(拥有合并前胡佛研究所的收藏)，华盛顿，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建立的，而其他一些，像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则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

随着各大学中新的东亚图书馆的建立，采购、编目和人员问题成为共同课题，这就是1948年亚特兰大会议召开的原因，大家都在寻找合作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办法。会上做出了建立一个非正式机构的决议，命名为全国有关美国及国外东方图书馆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 in the U.S.and Abroad)，来探索实现该目的可能途径。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会上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采购、编目和人员培训，虽然现在的背景与60年前相比已经不同，但这些问题至今仍为大家所关注，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未来的数年中我们还会继续探讨它们。这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图书馆的基本任务：建设馆藏、提供服务。始终如一，改变的只能是完成任务的方式。这个非正式委员会在亚特兰大成立一年之后，即1949年，由东方图书馆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取代，由远东学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前身是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和ALA赞助。图书馆和学术团体建立一个官方组织来解决美国东亚图书馆馆藏的问题，这在美国图书馆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个新篇章的重要意义，可以从联合委员会的构成看出，会员中3名由远东学会指派，3名由美国图书馆学会指派。前者代表为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H.Hummel)、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日文组组长清水治(Osamu Shimizu)和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伊丽莎白·赫夫(Elizabeth Huff)。后者代表有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华纳·G·赖斯(Warner G.Rice)、爱荷华州立学院图书馆馆长查尔斯·H·布朗(Charles H.Brown)、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馆长及图书馆学院院长罗伯特·B·道恩斯(Robert B.Downs)，而同属两个学会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霍华德·林顿(Howard Linton)则担任秘书长一职。联合委员会在存在的三年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项是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卡片复制项目(Oriental Card Reproduction Project)，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合作编目，而是一种目录卡片交换机制，而这是前所未有的。联合委员会1952年停止运作，但是大家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如果作为图书馆基本功能之一的编目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话，那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合作发展就不可能有意义。这促使ALA在1954在其编目与分类部(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Division)下任命了美国图书馆协会东方图书编目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Oriental Materials)，因为特别委员会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花在了远东语言图书上，所以1957年它更名为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图书编目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Far Eastern Materials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由于其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委员会1958年更名为远东资料委员会(Far Eastern Materials Committee)，成为ALA的一个常务委员会。同年，亚洲学会在各东亚图书馆的敦促下，成立了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CALRFE)。东亚书刊国家编目标准的建立

远东资料委员会的主席是侬雷蒙(G.Raymond Nunn)(后由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E.Hamilton继任)，时任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它的成员大多是拥有编目经验的大型东亚图书馆馆长，这个委员会在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它和国会图书馆的领导之下，首次建立了一系列东亚书刊国家编目标准。这是该委员会和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整理委员会(Oriental Processing Committee OPC)1954到1958四年的紧张协同工作的结果，这两所机构制订了两个细致入微的标准：美国图书馆协会作者及书名编目规则(ALA Cataloging Rules for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及其姊妹篇国会图书馆记述编目规则(Rules for Descriptive Cataloging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并对所有涉及东亚图书编目的条款做了修订，最终形成了这两个规则的一系列修订稿，经过ALA和LC的核准，被采纳为国家标准。它们于今天同样适用，经修改被收录进AACR II 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Ⅱ)。这是北美东亚图书馆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在当时不仅没有计算机，中日韩文书刊的编目也没有国家标准。每一个图书馆都是独立的，拥有自己的格式，遵循自己的规则，虽然许多选择使用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和图书分类法(Harvard-Yenching Classification Scheme)，也没有图书馆使用主题标目(少数使用分类目录)，而且几乎没有影响较大的工作，甚至有人不同意用作者或书名作为主要检索入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委员会的成就着实是划时代的。中国有句俗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将永远感激两个委员会为本专业所做的恒久贡献。在这点上，我们应该特别牢记侬雷蒙、露赛尔·莫什(Lucile Morsch)、萨姆纳·斯伯丁(C.Sumner Spalding)和查尔斯·汉密尔顿对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侬雷蒙对待工作坚持不懈，吃苦耐劳，他以这种精神引导着特别委员会工作。露赛尔·莫什和萨姆纳·斯伯丁均曾以国会图书馆记述编目部(LC’s Descriptive Cataloging Division)部长身份依次担任OPC主席一职，他们敏锐而深刻，总是愿意迁就我们。查尔斯·汉密尔顿是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首席编目家，他有一种少见的能力，能发现看起来不相关规则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对东亚书刊编目的潜在影响，他的论点常常暴露出我们对一些规则所含精妙之意的一无所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参与，规则的修订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然而，将修订后的规则采纳为国家标准并不意味着东亚图书馆编目问题的解决。实施应用是新的挑战，大家都希望共享编目标准的梦想可以最终实现。朝着这个目标出发，LC于1958年在整理部门下设一个远东部，由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负责，他后来成为东方部的部长，也是LC亚洲研究部(the Area Studies Department)首任部长。建立新部门的目的是开展一项东亚书刊合作编目项目，就像LC几十年来对其他语种的书刊所做的一样。不过很遗憾，这个项目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成功，主要因为需要将各成员图书馆的编目文件提高到非常严格的LC标准，而LC却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这项编辑工作，所以此项目被很快终止。尽管这项短暂的项目结束了，但是朝着合作编目努力的势头并没有完全消失，LC在其全国采购及编目计划(National Program of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NPAC)下设立了一个日文办公室，这是上个项目的部分保留和另一种形式。NPAC的目的在于保证LC能够在全球各地充分收集到足够的现行书刊，并且公众能够及时迅速地获取和使用这些书刊的目录文件。NPAC在LC东方部日文处负责人黑田良信(Andrew Kuroda)的指导下对日文书刊进行了数年此项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计划，可惜的是，由于预算原因，它被迫停止。NPAC日文办公室建立之时，曾讨论过在国会图书馆内部和外部开展类似的中文资料项目，也许可以在香港(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内地建立一个NPAC中心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个议题没有更加深入，那时的图书馆都将希望寄托在了LC上，各东亚图书馆觉得最好等LC为每个图书馆提出一个中文资料采购及编目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一致认为应该让LC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牵头，邀请了十二所主要的东亚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举行了一系列中文资料合作编目的会议，第一次会议定于1912年纽约，第二次1913年安排在芝加哥，第三次会议则于1914年在波士顿举行。首次会议上成立了中文资料合作编目专门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ing)来研究该项目的可行性。之后则主要围绕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商议：LC印制的中文目录卡片分配速度缓慢；LC出版的全国联合书目(National Union Catalog)中没有任何东亚语言的资料，因此各东亚图书馆需要在编目上付出代价巨大的重复劳动。作为回应，LC提议编制一个新书目，称为中文合作书目(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它将涵盖各成员图书馆提交的所有卡片。LC的提议仍让人有些疑虑，最主要的担心是，一旦出版了中文合作书目，那么可能东亚图书将会被永久地排除在全国联合书目之外。这个问题被呈交给了东亚图书馆委员会(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CEAL)，当时它为全国联合书目设置了一个子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便被解散。CEAL子委会继续探讨了LC的提议，但却没能在各东亚图书馆中取得足够的支持，后来问题便被搁置。各东亚图书馆不得不一直等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和国际共享编目计划的落实到位，这还多亏了科技为我们带来在线编目、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ies Group，RLG)和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的服务。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诞生

如果在这里不提一下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合适的。在1967年前是没有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的，所有的发展活动是在各种委员会名义下进行的。上文提到的CALRFE差不多是个半全国性的组织，但是除了获得许多成就外，CALRFE没有明列其职能、成员要求或投票程序，它几乎是靠亚洲学会理事会所指派的主席一人运作的，主席还要负责定期出版简讯的工作。这种安排并不让人满意，尤其当东亚图书馆的数目迅速增长。所以，在1963年CALRFE被重组，在主席之外，亚洲学会另指派7人成立行政组。在CALRFE1963年年会上，各东亚图书馆通过了新增行政组所提出的一系列《规程》，包括CALRFE的目标、职能和运行程序，同时也将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更名为亚洲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规程》也成为CEAL运作的基础性文件，之后几经修订，特别是1980年的修订指出所有CEAL的干事，包括主席、行政组成员，将不再由亚洲学会任命，而需经过选举产生，所有东亚图书馆都欢迎这次改革，并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被东亚图书馆界所奉行。1995年，东亚图书馆委员会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协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仍称CEAL)，隶属于亚洲学会。馆藏发展问题

我已经提到过了，二战后许多大学开设了有关东亚的课程和研究项目，这些机构建立了新的东亚图书馆，这些新兴图书馆的馆藏发展需要与老图书馆略有不同，新图书馆须从零开始，而老图书馆的馆藏已经拥有了核心的基本资料，因此更有优势将注意力集中到现行书刊上。20世纪60年代，在从没有过东亚图书馆的地方建立一个新馆，尽管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仍然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问题就是缺乏新图书馆所需要的充足的旧书刊，尤其是中文书刊，而大多数图书馆的主要精力即在于此。而现行中文书刊的获取也不是一件易事，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书刊是有限的，中国政府也不允许外国图书馆直接购买。每一本书都只能从香港或者日本采购。台湾的图书量也很少，出版商对于出口不甚积极，一部分出版商正致力于重印数百年前的木板印制品，而这正是美国新兴东亚图书馆所需要的。不过这些重印本只能大概满足台湾内部需求，出版商似乎也对海外市场视而不见。所以在1963年，CALRFE向AAS 呈交了一份提案，希望从美国图书馆的利益出发，在AAS赞助下于台北设立美国亚洲学会中文研究资料中心(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目的是协调和重印美国中文研究界所需的绝版书刊。经AAS批准同意，并得到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和图书馆资源协会(the 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 CLR)的承认，台北中心在1964年成立并开始运作。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博士艾文博(Robert L.Irick)被任命为主任，从那时开始，台北中心即后来独立的成文书局，重印了数千的绝版书刊，不仅帮助美国图书馆，也帮助收藏中文图书的国外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馆藏。

同时，现行中文特别是中国内地书刊，仍需关注。前文曾经提到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图书馆是不被允许直接从中国购买书刊的，只能与北京国家图书馆进行交换。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出口，许多书目都没法获得，馆藏补给便十分有限，间接从香港或日本购买书刊充其量只能勉强替代。AAS适时建立了台北中心，努力去开发更多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大陆书刊资源。隶属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身先士卒，希望大学中快速繁荣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朝着这个目标，JCCC认为了解其他国家的机构是怎样处理来源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当代书刊，然后看看是否可以从中借鉴。1964年我受JCCC的委派推荐去进行一项调查并提交了报告。调查的一年时间里，通过走访西欧、东欧、斯堪的纳维亚、苏联、印度、日本、台湾和香港的重要中文研究和图书中心，还有美国本土图书馆，我发现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图书馆可以通过我们没有的途径从中国获取原始研究资料，西欧和日本也有，但相对较少。大多数这些图书馆都接受与美国进行交换。所以在呈交给JCCC的报告中，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东亚图书馆服务中心来确定、获取(通过馆际互借和交换)以及复制分配那些无法获取的当代中国书刊和只有少数美国图书馆才能拥有的稀缺研究资料。JCCC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研究图书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的帮助下以及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慷慨解囊的支持下，于1968年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即中国研究资料中心(the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CCRM)。香港大学历史学讲师，也是香港著名的龙门书店(Long Men Book Company)的所有者余秉权(P.K.Yu)被聘为中心主任。另外，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人文学科资助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使得CCRM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所学术出版机构。30多年来，现在的CCRM虽然独立运作，但仍是非营利性组织，在亓冰峰(Pingfeng Chi)的领导下，使全世界的图书馆都能有机会得到大量曾经难以企及的20世纪中国研究资料。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现当代中国研究辅助机构，如果没有CCRM，各地的图书馆现在是不可能拥有那么多中文书刊的。

在收集中国书刊时，东亚图书馆也得了美国政府重要和及时的帮助。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外国图书馆还不能订阅或购买中国国内的报纸，政府向国会图书馆开放了1947年到1957年之间约1200份这样的报纸。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完整，许多都残缺了(一些只剩下很少的版面)，但是这次开放的历史意义是应该着重强调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途径获取这些刊物了(而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大量当地的报纸！)。1967年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向学术界开放红卫兵小报是另一个这样的例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量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取代了中国的正常出版事务，香港和东京的书商几乎不能提供其他图书，所以当一些再版的红卫兵小报在香港出售时，立刻成为畅销品。虽然大部分刊物很受争议，但它们却仅此一处地包含了政府档案信息和文件，这些新资源的珍惜和重要使它们一夜之间洛阳纸贵，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争先恐后地抢购，结果把价格抬得更高。JCCC(约翰·林德贝克John H.Lindbeck时任主席)同国务院进行了接触，建议其考虑与学术界分享所有的红卫兵资料，国务院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邀请JCCC委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评估他们的资料，并裁定开放的资料是否会如希望的那样对学术界产生实在的帮助。JCCC找到了我而我也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检查了国务院提供的资料样本之后，我对它们的研究价值毫无疑问，并力劝马上开放这些资料。CCRM在1975年出版的20卷红卫兵资料中的大部分即来源于此次开放。政府和学术界的这种合作应该鼓励，另值得一提的是，之后CCRM 从其他地方收集了更多的红卫兵资料，并再版了共132卷对开本用于研究。这一系列的资料——1975年(20卷)、1998年(20卷)、2001年(40卷)以及2005年(52卷)——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出版的红卫兵资料集。

我已经详述了中文图书馆藏发展的问题，因为这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东亚图书馆来说是最迫在眉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收集日文或韩文书刊的工作就简单轻松，实际上，困难也不少。一般来讲，获取日文书刊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可否获得，而在于价格，韩文的也是一样。从朝鲜采购书刊的困难同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很类似，至少早期是如此。由美日友好委员会(Japan-U.S.Friendship Commission)和日本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的资助的全国日文图书资源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Japanese Library Resources, NCC)和由韩国基金会(Korea Foundation)资助的北美韩文藏书联盟(the Korean Collections Consortium of North America)的建立，是美国图书馆日文和韩文馆藏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科技之于东亚图书馆

20世纪60、70年，当一般的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在认真探寻利用技术手段去提高工作效率时，东亚图书馆仍被普通的问题，如编目标准，怎样集聚和扩大馆藏所困扰，自动化还远不在人们的视野中，也不在东亚图书馆的日程中。在1975年CEAL受邀向福特基金会提交的一份声明“东亚图书馆研究的资金支持和优先发展事项”中并未提到新兴技术对东亚图书馆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过错不在图书馆。当时并没有对北美东亚字符码进行过严谨的工作，计算机不能识别任何一种东亚语言，而1975年声明中所陈述的各种需要都是火烧眉毛，具有说服力的。同年福特基金会敦促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委派一个指导委员会研究东亚图书馆的问题。指导委员会成员如下：

乔治·贝克曼(George Bechman)主席，华盛顿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亚洲学会教授；

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

赫尔曼·佛斯勒(Herman H.Fussler)、马丁·赖尔森(Martin A.Ryerson)，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杰出贡献教授；

汉娜·格雷(Hanna H.Gray)，耶鲁大学教务长；

沃伦·哈斯(Warren J.Haas)，哥伦比亚大学信息服务副主管，图书馆副馆长；

威廉·米勒(William F.Miller)，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及副校长；

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部长；

吴文津(Eugene Wu)，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馆长。

指导委员会委托了一系列论文来指导这项工作，其中一部分由CEAL成员撰写，包括卢国邦(Karl Lo)(华盛顿大学)、钱存训(T.H.Tsien)(芝加哥大学)、万维英(Weiying Wan)(密歇根大学)、汤迺文(Raymond Tang)(伯克莱加州大学)、李学博(Thomas Lee)(威斯康星大学)、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国会图书馆)、常石道雄(国会图书馆)以及吴文津(哈佛大学)。1977年，指导委员会做了题为“东亚图书馆：问题与展望”的报告，对书目控制、馆藏发展利用和技术人员问题给出了建议，报告引起了全国的重视。次年，ACLS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合作资助了一个东亚图书馆项目联合咨询委员会(Joint Advisory Committee)，继续完成由指导委员会开始的工作。

其成员包括：

帕特里夏·巴廷(Patricia Battin)，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图书馆副馆长；

查尔斯·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服务系主任(1980-1981)；

金子英生(Hideo Kaneko)，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莫特(F.W.Mote)，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教授；

罗伯特·华德(Robert E.Ward)，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吴文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馆长；

约翰·海格尔(John W.Haeger)(当然委员)，ACLS-SSRC-ARL东亚图书馆项目负责人。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最终促成了东亚图书馆联机编目的实现。在报告“自动化、合作和学术成就：东亚图书馆的20世纪80年代”中，联合咨询委员会写到：“国外领域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综合性图书研究在经历了十年时间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之后„„东亚图书馆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随着联邦政府和基金会基金支持的缩减，他们应该走上一条携手共进、共享资料、互通有无的道路，依靠“自动化作为基本规划和管理工具”。报告中指出其主旨是“将已用于西语资料和综合研究性图书的自动化系统运用到东亚语言文字书目记录中去，实现相似的输入、管理、存储、转换、显示和输出功能。”这次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路程的重新定位，正如报告中所倡导的一样，会从根本上改变东亚图书馆的运作模式，不过也将困难重重。

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咨询委员会的提议产生的直接成果是1983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ies Group)决定改进其操作系统科研图书信息网络(the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Network, RLIN)，在其中增加了中日韩文。这次改革第一次使一个图书馆的编目记录可以被其他图书馆复制，也可以让任何地点的研究者阅读成为可能。1986年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也开发了一个类似的中日韩文图书情报服务系统。其余的，当然，都是历史了。纪念先驱者

当我们缅怀往事时，尤为重要的是表彰本领域的先驱者。我要特别向其中我最熟悉的两位致敬：裘开明(A.Kaiming Chiu)(1898-1977)和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1917-1970)。裘开明博士是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首任馆长，从1927年到1965年在该职上工作了38年，成果斐然。芮玛丽博士于1948到1959年供职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中文馆藏部的首任馆长。芮玛丽在1959年被任命为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裘开明1965年从任上退休，之后我仍对二人怀有同样崇高的敬意。

裘开明的名字早已成为美国东亚图书馆的代名词，他是第一所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长。从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将近40年的任期之始到今天，这所图书馆是全国东亚图书馆中历史最悠久的。但这并不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他发明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和图书分类法是西方世界上最早的中日韩文图书的编目分类法。该分类法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仍为美国主要的东亚图书馆以及一些欧洲和澳洲顶尖的东亚图书馆所使用。另外，他还在编目卡片上同时使用罗马体和手写体，这是我们至今都沿用的，以及按语言来进行图书编目和入架。裘博士也是一位良师，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教导过的许多人后来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童世刚(James S.K.Tung)，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助理馆长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房兆楹(Fang Chao-ying)和杜联喆(Tu Lien-che)，在明、清历史研究方面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他们同恒慕义博士、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分工合作完成了《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和《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编纂，这两本书在中文研究上具有长久的重要意义。田洪都(Tien Hungtu)，后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邓衍林(Teng Yenlin)北京国家图书馆参考馆员；还有陈鸿舜(Chen Hung-shun)，1949年后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当然，他最重要的遗产还是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建立的馆藏，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西方世界中最好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不愧是此领域的巨擘，此种丰功伟绩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哈佛燕京学社的理事们在他退休之际称赞他为“东西方长久以来成就斐然学者的杰出代表”。

芮玛丽教授是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图书馆开创者。她在哈佛大学受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她正与丈夫芮沃寿(Arthur Wright)一起在北京。战争爆发后，他们在山东潍县遭到日军拘留，战争结束后，她接受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聘用，为正在策划建立中的中文馆藏收集资料。胡佛研究所的主要方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现当代事件，芮玛丽主要从事相应的采购工作。她将创业者的精力、技巧、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想象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她到过中国所有的核心城市，向知名学者、目录学家征求意见，为了机关书刊而不厌其烦地进出政府大门，并同大型图书馆和大学谈判交换事宜。她的艰辛努力换来了大量的资料，包括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期刊、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即时刊物，而在当时大多数图书馆都没有系统地收集过此类材料。芮玛丽并不将自己的收集工作局限于常规途径。1947年，她设计在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上弄到一个座位，飞去了延安，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在那里她成功获得了一大组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和其他根据地出版发行的书刊，而且当时绝不可能从大陆其他地方获得这些资料。她在这次行程中得到的一系列几近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喉舌刊物《解放日报》(Liberation Daily)，至今仍是西方仅有的版本。1947年她返回美国后，随即设法得到了伊罗生合集，一组由伊罗生(Harold Issacs)先生在1930年时任《中华论坛》(China Forum)编辑时收集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共地下党的文件材料。很快，她又同尼姆·韦尔斯(Nym Wales)即海伦·斯诺(Helen Snow)达成协议，将韦尔斯合集出售给胡佛研究所，这个合集包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尼姆·韦尔斯游历中国西北时所收集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相关材料。伊罗生和韦尔斯合集为后来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中共早期运动史奠定了基础，而如果缺乏文献，这种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一名学者和图书馆开创者，芮玛丽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深刻见解和鼓舞人心的成果，她也是东亚图书馆界的先驱，在馆藏建设方面富有远见且足智多谋。她从一名学者和活跃的图书馆读者的角度，很有必要地告诉我们一个研究型图书馆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具备何种功能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图书馆(在这里说明一下，胡佛研究所中来源于江西苏维埃政府文件的早期中共党史的第一手文件就是我1960年在台北进行微缩的陈诚文库Chen Cheng Collection，即石叟资料室)。未来展望

俗话说：“智者不虑。”所以在这里我不会预测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后的东亚图书馆的情况，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我确实想表达一下对科技的看法。高科技能创造奇迹，它使得图书馆可以完成十年或二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图书馆可以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向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信息随手可得，我们可以搜索到中国、日本、韩国或任何地区大学图书馆目录，参观博物馆藏品；我们可以使用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数据库，可以在线阅读期刊、报纸或其他文献；我们拥有数以千计，也许是数以万计的专业化网站提供各种信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高科技无疑会继续进步，图书馆和图书馆读者均将受益。虽然高科技对图书馆和学术界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贡献，并且很可能将来会更加重大，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当我们不断采用新技术为学术服务时，我们也必须向过去一样不断改善馆藏。归根结底，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实质的图书馆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只能来自于图书馆馆藏。让瓦尔登湖闻名于世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告诫世人不能“方法领先，目的滞后”。如果图书馆界能记住这句话，那么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新技术的采用就会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参考文献】

[1]Elizabeth Huf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 1948-1952,”: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at the Palmer House, Chicago, March 21, 1967(Zug, Switzerland: 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 AG, 1968)pp.16-17.Also, Edwin G.Beal,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A Brief History,”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 41(Sept.1973), Appendix I, pp.42-43.[2]According to 1957 statistics, the earliest available data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20 libraries reported a total holding of 2, 490.000 volumes.Those numbers increased to 50 libraries with a total holding of 17, 900.000 volumes, not including serial titles or materials in electronic format.For detailed annual statistics from 1957 see http://lib.ku.edu/ceal/stat/

[3]Huff, op.cit p.42.[4]ibid.[5]G.Raymond Nunn,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Cataloging and Resources for East Asian Collections, 1954-1963,”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p.18.[6]ibid.p.19.Also, Beal, op.cit.[7]Edwin G.Beal, Jr.“Discussion of Tsuen-Hsuin Tsien's paper.”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America, in Tsuen-Hsuin Tsien and Howard Winger, ed., Area Studies and the Library, The Thirtie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May 20-22, 1965(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75-76.[8]Tsuen-Hsuin Tsien, “Report of CALRF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for 1966-1967,” Library Resources on East Asia: Reports and Working Papers for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p.28.[9]Edwin G.Beal, Jr.“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A Brief History,”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41(Sept.1973), p.48.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Procedures, se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no 40(June 1973), pp.35-37, reprinted in no.49(Mar.1976), pp.53-54

[10]A 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vised Procedures before its adoption at the CEAL Plenary Session, held in Washington, D.C.is available in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82(June 1980), p.3.The full text of the Procedures, as amended in 1984, is reproduced in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74(June 1984), pp.81-83.When 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was rename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1995, the designation “subcommittee” was replaced by that of “committee.” At present there are nine standing committees: Committee on Chinese Materials, Committee on Japanese Materials, Committee on Korean Materials, Committee on Library Technology, Committee on Technical Processing, Committee on Public Services,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s, Committee on Membership, and committee on Statistics.[11]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Newsletter, no.6(Sept.1964), p.4.[12]The content of this release is published as A List of China Mainland Provincial and Local Newspapers Hel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9-1957 by the Orientalia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64.[13]East Asian Librar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repared b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a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East Asian Libraries(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77)

[14]Automation, Cooperation and Scholarship: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the 1980s, Final Report of the Joint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East Asian Library Program(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81)

[15]For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Dr.Chiu, see程焕文编.裘开明年谱.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九种.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16]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in the Harold Issacs Collection and the Nym Wales Collection are annotation by Prof.Chun-tu Hsueh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1-1937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7-1949.The Hoover Institution Bibliographical Series Ⅷ and Ⅺ(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0 and 1962).[17]See also Eugene Wu, “Mary Clabaugh Wright: A Memorial,” China Quarterly, no.43(July-September 1970), pp.134-135.[18]The Jiangxi Soviet documents, totaling approximately 1, 500 items, are on 21 reels of microfilm.A selection of 670 of them was annotated by Prof.Tien-Wei Wu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III.(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81)The content of the entire microfilm collection is listed at the end of the publication by the microfilm reel number and then by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第三篇：北美自由贸易区论文,产生,发展,影响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国贸09级3班范唯北美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

摘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都为北美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许多条件，其不仅对北美地区也是求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区 建立 发展 影响

最能体现北美经济的就是北美建立的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它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组成。于1992年8月12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三个会员国彼此必须遵守协定规定的原则和规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等来实现其宗旨，藉以消除贸易障碍。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货物可以互相流通并减免关税，而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则仍然维持原关税及壁垒。美墨之间因北美自由贸易区使得墨西哥出口至美国受惠最大。

一、产生原由

关于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最早出现在1979年美国国会关于贸易协定的法案提议中，1980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总统竞选的有关纲领中再次提出。但由于种种原因，该设想一直未受到很大重视，直到1985年才开始起步。

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1985年3月，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在与美国总统里根会晤时，首次正式提出美、加两国加强经济合作、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生活习俗相近，交通运输便利，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程度很高，所以自1986年5月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协商与谈判于1987年10月达成了协议，次年1月2日，双方正式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经美国国会和加拿大联邦议会批准，该协定于1989年1月生效。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在10年内逐步取消商品进口（包括农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对服务业的关税限制和汽车进出口的管制，开展公平、自由的能源贸易。在投资方面两国将提供国民待遇，并建立一套共同监督的有效程序和解决相互间贸易纠纷的机制。另外，为防止转口逃税，还确定了原产地原则。美、加自由贸易区是一种类似于共同市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萌芽。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

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和《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墨西哥开始把与美国开展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列上了议事日程。1986年8月两国领导人提出双边的框架协定计划，并于1987年11月签订了一项有关磋商两国间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原则和程序的协议。在此基础上，两国进行多次谈判，于1990年7月正式达成了美墨贸易与投资协

定（也称“谅解”协议）。同年9月，加拿大宣布将参与谈判，三国于1991年6月12日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首轮谈判，经过14个月的磋商，终于于1992年8月12日达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

二、发展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的基本模式是美国和加拿大利用其发达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来进一步加强它们在墨西哥的优势地位，扩大墨西哥的市场；而墨西哥则可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将商品出口到美国，同时还可以从美国获得巨额投资和技术转让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本国产品的更新换代，在垂直分工中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三国之间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成为它们合作的纽带。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南北经济合作的典型代表之一。美、加、墨三国之所以能走到一起组成自由贸易区，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理论上看，南北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的形成, 首先必须具备两个战略性前提：

第一，殖民地和落后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独立，至少在名义摆脱了发达国家的控制，存在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

第二，同一区域内的发达国家基于共同的利益考虑, 需要通过合作来共同对付外部经济力量的竞争。

具体而言，一方面，20世纪80 年代以来，欧盟（前身是欧共体）经济实力日益壮大，亚洲的日本经济也急剧膨胀。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对美国出现了一些不利态势，美国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单枪匹马地与对手进行竞争。美国必须创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能与其他经济集团和经济强国相抗的区域经济集团，以巩固美国的世界经济地位。美国因此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拥有了巨大的动力和热情。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符合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利益。加拿大经济一直严重依赖于美国，原有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墨西哥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曾长期拒绝与美国在经济上结盟，但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其国内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使得与美国合作成为唯一的选择。总而言之，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三国都以务实的态度调整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克服了重重阻力之后最终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南北区域性经济组织，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有着绝对的主导作用。美国不仅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而且是该自由贸易区的主导国，它在贸易区的运行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从贸易区内部的实力来看，美国占有2/3 的人口和90 % 的经济实力，加拿大则仅有7 % 的人口和8 % 的经济实力，墨西哥虽拥有近26 % 的人口，但经济实力则不到2 %。美、加、墨三国按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分属三个不同的层次：美国属于第一个层次，加拿大属于第二个层次，二者均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墨西哥则是第三个层次，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因此，无论从经济实力、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相比，美国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自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具有很强的制约力。北美自由贸易区给美国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及第三产业诸领域内提供控制和渗透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机会，从而在贸易区对

内外事务上拥有了绝对的发言权。因而，从根本上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多地体现出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但是，在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又给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了难得的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对于促进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国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大为增强。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双赢的选择和结果。

三、主要影响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北美各国乃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对区域内经济贸易发展有积极影响，对美国而言，积极的影响是：

第一，不仅工业制造业企业受益，高科技的各工业部门也将增加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美国同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将会因此而增加。第二，美国西部投资的扩大。第三，由于生产和贸易结构的调整结果，将会出现大量劳动力投入那些关键工业部门。第四，协定对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问题将起到制约作用。

消极影响的主要有：技术性不强的消费品工业对美国不利，为改善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环境条件，美国要付出60亿－100亿美元的经济和社会费用，关税削减美国减少大笔收入，加重了美国的负担。协定对加拿大、墨西哥两国同样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会产生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扩大了区域内贸易，但另一方面使一些国家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区域外向美国出口构成威胁。

参考文献：

黎国混《21世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 世界经济研究 钟昌标《世界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北美与美国学案2011.5.23

高二下·区域地理教学案：（2011-05-11）

北美和美国

【课标要求】

 北美和美国的自然状况

【学习目标】

1.北美和美国的地形，气候，河流概况，农业，工业。

【导学】

一、北美和美国

1.北美概况

第1页

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 地理教研组

※读图识记※

Ａ

Ｂ

Ｃ

Ｄ

Ｅ

（字母填国家）1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数字填城市）

A

半岛B

半岛Ｃ

半岛Ｄ

半岛Ｅ

岛 Ｆ

岛 Ｇ

岛 １

海峡２

海３

湾

４

湾 ５

湾 ６

洋 ７

湾８

海峡９

洋

第2页 高二下·区域地理教学案：（2011-05-11）

二．自然环境特征

图１

（一）地形

１A.________山脉B________山脉C、_______山脉D_______山脉 Ｆ________高原Ｇ大盆地

Ｉ、_______平原Ｋ_______平原（（三）气候

第3页

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 地理教研组

1.气候特征：气候类型，以

为主。

2.北美落基山脉和西欧的阿尔卑斯山的走向有何不同？分别对气候有什么影响？ 3 温带海洋性气候分布于

，是因为

的影响。北美洲和欧洲的温带海洋性气候都分布于中纬度地带的大陆西岸，但其分布北界的纬度，在欧洲比在北美洲搞；其分布区的东西宽度，在欧洲比在北美洲宽，试分析原因。（从地形和洋流影响范围角度回答）

（二)水文

1.①

河②

河③

河④

河⑤

湖⑥

湖

⑦

湖⑧

湖⑨

湖 2.主要河湖状况

密西西比河（世界第四长河）自

向

汇入

，水量

；水位

；水能资源

；

繁忙。

五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由，，组成，其中

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五大湖由

作用形成。

三．美国

一．自然环境特征

（一）地形

第4页 高二下·区域地理教学案：（2011-05-11）

1.特征：

2.分布：西部是多条平行山脉组成的，包括

和

；中部是

，东部是。

（二）河流与湖泊

1.北美五大湖与东非裂谷带上的湖泊的成因有何不同？

3.为什么密西西比河是世界上航运价值最高的河流之一？

（三）气候

（四）农业

1.农业地域类型及区位条件分析

商品谷物农业：主要种植对象

；分布

区位分析：

第5页

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 地理教研组

乳畜带，分布

；区位分析： 棉花带，分布

；区位分析：

（五）工业

1.主要工业区的状况

①东北部工业区（工业区）主要工业部门：

主要工业城市：最大的港口和金融中心，首都，汽车城

，港都

和美国第二大城市

。②南部地区（工业区）主要工业部门： 主要工业城市：

③西部地区（工业区）主要工业部门 主要工业城市

第6页

第五篇：密县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密县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新密市基督教两会 一脉

目 录

序引„„„„„„„„„„„„„„„„„„„„„„„„„ 1 第一部分 民国初年——教会的建立„„„„„„„„„„„„7 第二部分 解放以后——教会的转折„„„„„„„„„„„ 57 第三部分 改革开放——教会的发展„„„„„„„„„„„ 63 第四部分 前进之中——教会的事工„„„„„„„„„„„143 结语 „„„„„„„„„„„„„„„„„„„„„„„„155

序

引

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这就是我要向你所传的信息的宗旨。

今天是二十一世纪，新的世纪如何，谁能料到呢？二千年前，神子耶稣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时过二千多年，可想二十一世纪离天国来临有多远了。罗马书指出：“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罗13：11）。神的心愿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2：4）。所以，耶稣在加利利一带拣选门徒，训练他们，并托付他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神等待了二千多年，“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因此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升天后，就照耶稣的吩咐，“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太10：7）。从此以后，“神借着耶稣基督所传的和平福音，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徒10：36—37），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初期教会，由雅各、彼得、约翰三人为初期教会的柱石（加2：9），雅各居领导首位。主后50年在耶路撒冷召开大会，圣灵和门徒决定将福音向巴勒斯坦以外的罗马世界传出（徒15：

14、28）。由巴撒巴的犹大和西拉，同保罗、巴拿巴一道，向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传福音（徒15：22—23）。保罗从安提阿出发，曾到欧洲、亚洲，最终到当日世界权力的中心罗马，传真理的福音。

据传说，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有1623年即明天启3年，于西安西南周至县终南山麓唐大秦寺所在地出土的《景教碑》为证。此碑建于781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那是由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来到中国传教，当时称为景教。（波斯——即今日的伊朗，[1935年改称伊朗]，古波斯的版图包括现今伊朗的全部领土及伊拉克的一部分）。（景教，景者，大也，光明也）。曾在中国流行二百一十年后中断。到十三世纪元朝时，景教和天主教又一度流行，天主教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来传教，后又中断。

十六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侵犯我国广东沿海地区，1555年——1557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澳门获得对华传教的立足点，其他外国的传教士也相继来华传教，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我国广东肇庆传教是在公元1582年（即明万历十年）。1601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到北京，他向明神宗进呈自明钟、万国图志和天主图像、十字架等物，朝廷授予他官职、俸禄，并允许他在北京建立教堂，介绍西方天文、地理、文学等。允准他的原因，正是因为他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习俗和介绍欧洲文化科学的方法来传教义，得到了明朝统治者和一些士大夫的好感。随后，天主教其他修会的教士相继也来华传教，到明朝末年，教徒发展到近四万人。到1700年清朝康熙年间，近一百年的历史，教徒增至近三十万人。后来，因罗马教皇和传教士不准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发生了“礼仪之争”。1724年清雍正帝下令禁教。十八世纪末教徒减至二十万人。

1807年9月7日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马礼逊，以基督教的新教代表人物，第一个来华内陆传教。(马礼逊在1782年出生于英国,少年时放荡,16岁蒙恩得救,不久蒙主呼召要去中国传福音,1807年25岁受英国伦敦会差派来中国传福音,仍因朝廷闭关不能入大陆.无奈于1809年加入“东印度公司”做翻译员,望借此机会得在中国居留.就此遭受本国同胞误会,公司的警告,天主教的妒忌,经济的贫乏,加之中国人的冷酷无情,在极大的困苦中住在澳门租到的一间货仓中着手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在各种恶劣环境煎熬下,初生下的儿子夭折.以后唯一亲人——马夫人因病死于澳门.一年后挚友和同工米伶也离世与他分手.这种种打击,令他灰心绝望,在极大的孤寂中,几乎想离开这个伤心,对他毫无同情,冷酷的地方,回到享乐的祖国,但他终于没有退缩,他在日记中说:“„„我亲爱的玛丽„„米伶死了„„只剩我一人深感寂寞,但神支撑我的软弱„„希望将来我也死在我工作的地方„„”于此仍为圣经和各种福音书刊的翻译,编制中国第一本《华英字典》,然而苦难并未减轻,为了躲过清廷的严密监视,他将请人用高价刻成,耗费他一生心血的译文书板,藏于屋角,到了环境松动,拿出来想印刷时,岂料已被蚁虫蛀去大半.这个晴天霹雳,无疑将他击倒在地,悲痛欲绝.这位如麦子经历极大死亡的圣徒仍不气馁,终于在1923年他的文理本《圣经》在广州印行出版.在他七年福音工作中,只有一位叫梁发的中国人相信得救.这位梁发后为本国的福音作出了重大贡献.马礼逊弟兄为了中国的千万罪人拼尽了生命的全部,在1934年息下劳苦,正于他生前所愿的死在他奋战,挣扎,工作的地方——中国澳门,并且埋葬在那里.)在马礼逊以前其他传教士传进来的称天主教，马礼逊传来的新教称基督教。马礼逊来华，当时的中国是处在清朝政府统治下的闭关自守的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发展为向外侵略扩张的殖民主义国家。西方国家用炮舰打开了掠夺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传教权后，建立了大批传教机构，如浸礼会、圣公会等。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大批来华，他们以本国侵略势力为后盾，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特权，相继进入中国内地，建立教堂，设立教区，分疆割界，使中国教会带有殖民地色彩。同时，他们不择手段地扩充教会势力，欺压官民，在教会和民众之间造成了对立，引起中国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洋教运动，仅1858年——1900年间发生的教案就有六十多起。1911年辛亥革命运动后，封建军阀和国民党继续奉行崇洋媚外政策，使外国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在解放战争期间，西方的差会（美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传教机构称差会），和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都包有怀疑、敌视以及反对的态度，特别在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中国基督教内反对的风浪相当高涨。但是，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为了扩大影响，在中国各地开办了许多学校、医院，兴办了一些慈善事业。例如；河南创办最早的开封红洋楼教会，就办有济汴中学、真光中学、施育女子中学和小学。同时也向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统计全国基督教徒约有七十万人。

密县人蒙恩得着耶稣基督拯救人类的福音，大约是在一九一一年后，一九一九年前。这是根据开封红洋楼创办教会的时间和来集教会存放的石匾所刻记的时间所判定的。美国南浸礼会来开封创办的红洋楼教会是河南最早的一间教会，建红洋楼是在一九一零年十月。至于一九一一年前是否有过传入，没有文字记载，不得而知。（密县，即新密市的前身，一九九四年八月撤县建市，故称新密市。）

基督拯救人类的福音传到密县，至今（2005年）近一百年的光景了。这天国的福音在密县大地上，近一个世纪，从如同星火之种，发展到今天的燎原之势，用笔墨是难以表白完整的。即使用简短的书卷，也是难以形容的。再加上过去发展的过程文字记录不多，当初的见证人现已屈指可数了。既是荣幸在世的高龄人，有些详情他们也难以述清。另外，笔者的文化程度极为有限，又是一个解放后才出生的新时代人，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信的普通信徒，对过去无所了解。所以，整理此新密基督教发展简史，只能凭仅可找到的了了一些材料和多方走访得一些凭据。因此实难面面俱到、完整无缺。殷望通达哲理，智明人士，多多谅解，恕愚人做此叙言。

但，予愿遵圣灵赋与之责任，受两会之重托，竭全力而叙新密基督教会之光荣的历史，广大耶稣馨香之美名。叙此简史，宗旨是：叫多人知道，这天国宝贵的福音临到密县，密县人是怎样荣幸蒙恩的；又叫多人知晓这拯救人类灵魂的福音的奥妙，是神的作为，归荣耀与上主。同时，笔者也是奉父子圣灵的名，遵主的命令“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

基督救赎的福音在密县这块沃土上，传扬这近一个世纪，发展到今天这样兴旺、浩大的形式，无不包含著千千万万个爱主的人的血和泪（汗）！这百十年的时间，风浪起伏异常。这百十年的经历，按时间划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民国初年到密县解放（1911——1949）；

二、建国初期到文革以后（1950——1980）；

三、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初（2005年）。

新密今天的福音源头，是从耶稣而来的（可1：

1、路3；23）。耶稣从神（父）而来（约8：42）。这简史就是按这样的顺序向前追溯的。

这份追溯的密县基督教发展简史，也作为对上个世纪起伏曲折的历史的回顾总结，叫人知晓：基督教的发展，道路不是平坦的，而是经过风风雨雨，坎坷泥泞的拼博，才有坚固牢靠的根基，茁壮成长为今天兴盛浩大的一大宗教支派，矗立在新密大地上。其实，基督教不能单单称为宗教，因为他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