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篇：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章 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周敦颐

一、周敦颐生平与著作

周敦颐，字茂叔，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道州营道人（今湖南道县）。少而孤，养于其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家。景祐三年（1036年），二十岁，以其舅父郑向“序例应荫子，乃奏补，康定元年（1040年）母丧除服，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后长期任州县小吏，善断狱，作风精细严谨。《宋史·道学传》：

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道经庐山，爱其山水之胜。“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溢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宋史·道学传》）于溪上建濂溪书堂。故学者习称他为濂溪先生，其学称之为濂溪之学或濂学。

《宋史·道学传》称周敦颐： 博学行力，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二、濂溪先生之人格风貌与思想地位

（1）寻孔颜乐处

《宋史·道学传》曰：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

夫富贵，人之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亡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者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言子亚圣。

（2）窗前草不除——生生之德与自然情怀

《宋元学案·卷十二》：

周茂书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佛法金汤编》：

佛印住鸾溪，敦颐谒见，相与讲道。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师曰：“疑则别参。”公曰：“参则不无，毕竟以何为道？”师曰：“满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见窗前草生，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3）思想地位

《宋史·道学传》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

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朱熹《像赞》曰：

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生觉，孰开后人。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

二、《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

（1）《太极图》之渊源

朱震曾说：“濮上陈抟以《先天图》授种放，放传穆修，„„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穿程颢、程颐。”（《宋史·儒林传·朱震》）

一般认为，《太极图》源于道教系统的《无极图》或《太极先天图》。

（2）《太极图说》的内容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自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

（3）周敦颐的宇宙发展图示：无极而太极——阴阳——五行——人与万物

“无极”是其宇宙论的出发点，它自身寂然不动，独一无二，但它派生“太极”，“太极”生阴阳，由阴阳而生五行，由五行而生人与万物。

（4）太极动静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首先，太极之运动是阴阳产生的根源。

其次，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互为其根，动静之间对立统一，循环往复。再次，动而不失其静，用而不离乎体也。

（5）主静立人极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所谓“人极“，即道德的极致，即中正仁义。主静：无欲故静。

无欲主静，乃濂溪之学的功夫论。

三、《通书》论诚体

朱熹：“盖先生之学，其妙悬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乃其纲领也。《通书》共二十九章。

《诚上·第一章》：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这是以《中庸》之“诚”合释《易传》之《乾彖》。

《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之道以诚为体，人之道以诚为本，为工夫。

周敦颐认为，乾道变化及宇宙的变化流行不过是一诚体之流行。

（1）“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万物的创生，乃诚体之发用，为其开始。

（2）“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万物成始成终的过程，为诚体之实现。

（3）“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

由“元亨”说诚之通达万物，由“利贞”说诚之成就万物，诚体贯彻始终，无间朗现。

周敦颐以“诚”为本的理论，将“诚”作为“天道”本体，将儒家伦理天道化、本体化，开宋明理学的先河。

第二篇：北宋五子理学中的哲学思想述论

北宋五子理学中的哲学思想述论

[摘要]: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正统思想。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佛教的传播，冲击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在回应佛、道挑战时，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北宋时期，以周敦颐为代表的五子创立了理学。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理学分两大流派：一称程朱理学，以 “二程”、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一称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理学各派宗旨各异，对“本体论”、“自然哲学”、“心性伦理”和“政教方案”等方面的研究也各有侧重。本文主要通过对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的理学思想的分析，述论其理学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关键词]： 北宋五子

哲学

理学

宇宙本体论

精神修养

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使更多的士大夫能够在文化思想领域从事工作，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各地大批出版书籍，使学术思想交流成为比较容易的事情。这些都为宋代理学、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真正奠定了宋代理学中哲学的坚实基础，被称为“北宋五子”，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

一、北宋理学概述

理学是以儒学理想为基础，兼容批判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而北宋中期的周教颐、邵雍、张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从而为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主张把儒家经典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据；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作论证；石介倡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们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

到北宋时期，以周敦颐为代表的五子创 立了理学。北宋五子是指：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是理学开创者。

北宋五子的基本理论是：（1）周敦颐建构了万事万物的衍生规律，把人与天地万物的本原和而为一，为“理”生万物的理论提供依据；（2）邵雍重新排列《周易》 的六十四挂卦，试图揭示宇宙规律，进而解释人类命运；（3）张载是理学中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他 严格区分天、道、性、心等概念，表达了理学的基本宗旨和精神；（4）程颢、程颐确定理学的最高范畴为“天理”，天理的核心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仁”。

二、宇宙发生论

（一）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

周敦颐是第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哲学家。号濂溪先生(1017一1073年)，道州人。作《太极图说》。他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将生成论与本体论相结合，认为太极作为天地万物之始基，在阳变阴合之中化生万物，有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构成了天地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易传”的《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图说》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它虽然很短，却为后来的宇宙发生论奠定了基础，这成为后来朱熹的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提纲。周敦颐还是宋代理学的发展方向并制订抽象思维和伦理学雏形的理学奠基人

（二）邵雍的宇宙发生论

另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邵雍，号康节先生(1011一1077年)，今河南省人。他的宇宙发生论，也是由《易经》发展而来，也是利用图解说明他的理论。邵雍是宋代最奇特、最有创造性、自成一个宏大体系的思想家。其著作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

在《易纬》中，有所谓“卦气”说，认为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在一年中各有一段时间“用事”。按照卦气说，十二月的每一月，各在几个卦的管辖之下，其中有一卦是“主卦”，又名“天子卦”。这十二卦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循环。阴达到极盛，下一卦的第一天便出现阳。阳逐步上升，一月一月地、一卦一卦地越来越盛。一直达到极盛。于是下一卦的第一爻又出现阴，逐步上升而达到极盛。接着又轮到阳生，一年内的循环，各卦的循环，又重新开始。这样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

邵雍关于宇宙的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十二主卦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个过程，邵雍画出如下的图： 太柔 太刚 少柔 少刚 少阴 少阳 太阴 太阳 柔 刚 阴 阳 静 动

图的第一层或最下层，表示两仪。在邵雍的系统中，两仪不是阴阳，而是动静。第二层，与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四象。在邵雍的系统中，阳不是以一条连线“─”表示，而是以两条一连结“=”表示。四象中的阴不是“──”、而是“==”。全部八卦的顺序为：乾三，兑三，离三，震三．巽三，坎

三、艮三，坤三。八卦各代表一定的原则或势力。

这些原则，实体化为天、地及宇宙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 这就是邵雍的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第一层下面的空白就象征着太极。邵雍写道：“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三）、张载的宇宙发生论

张载，号横渠先生(1020一1077年)，今陕西省人。在他的宇宙发生论里，特别强调“气”的观念，它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和形上学的理论中，越来越重要。在新儒家的哲学中，“气”宇的意义有时候很抽象，有时候很具体，随着具体的哲学家们的不同系统而不同。张载说的“气”，是它的具体的意义，是指物理的物质，一切存在的个体的物，都是用它造成的。张载，同前人一样，以“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句话为其宇宙发生论的基础。但太极不是别的，就是气。

他的主要著作《正蒙》中写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太和是气的全体之名，又被形容为“游气”。浮、升、动之性都是阳性；沈、降、静之性都是阴性。气受到阳性的影响，就浮、升；受到阴性的影响，就沈、降。这就使得气永远在聚散。气聚，就形成具体的万物；气散，就造成万物的消亡。

在《正蒙.西铭》中，张载以为，由于宇宙万物都是一气，所以人与其他的物都是同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事乾(天)如父，事坤(地)如母。把一切人 当作自己的兄弟。我们应当推广孝道，通过事奉宇宙的父母(即乾坤父母)而实行孝道。事奉宇宙的父母也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每一个道德行为，只要对它有觉解，就是一个事奉宇宙的父母的行为。

《西铭》，将儒家对人生的态度，与佛家、道家、道教对人生的态度，清楚地区别开来。他既不求在此过程以外，如佛家那样追求破除因果，结束生命；又不求长生不老，如道教那样追求修炼身体，尽可能地长留人世。所以他只求过正常的生活。他活着，就做作为社会一员和作为宇宙一员的义务需要他做的事；一旦死去，他就安息了。他做每个人应该做的事，但是由于他的觉解，他做的事获得了新的意义。

二、“二程”的哲学思想

程颢，字伯淳，（1032～1085）号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1033～11070号伊川先生。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为周敦颐的两个学生。主要著作有《遗书》，《易传》、《经说》、《粹言》等。北宋公元11世纪下半叶，新儒家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创始人即为程颢、程颖，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开创的学派，由朱熹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颖(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继续，王守仁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这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

（一）、唯心主义天理观

1、二程“理”的观念

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颢推导出“理”的观念。

“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程朱的系统中，“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形而上”的世界中没有具体事物，“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

2、理——气——物的哲学体系 二程认为，万物都由气生成，气是构成万事万物的质料。但理才是世界万事万物最后的根据。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决定气，气从属于理。宇宙的模式是按理——气——物的形式建立的，在这一模式中，理是宇宙的本体，它通过气的运动变化来生成万事万物。万物产生于气，而以理为最终极的原因和根据，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自然观。

3、格物穷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在二程以理为万物之本的哲学思辨结构中。“理”这个绝对精神本体就是马克思所指斥的“无人身的理性”，理跟自己的“对置”，即这一哲学体系中理与万物的关系。由于万物一理，故对于本体自己跟自己对置的客体的认识，也即可以返回到它的本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本体的“自己跟自己结合”，也即是二程格物穷理认识的实质，包含以下方面：

格物致知。要具体去认识万事万物，才能获得事物之理；

穷理。二程格物致知的目的便是穷理。所谓穷理，简单地说即穷究事物的道理。在二程那里，其意义却不止如此。他们说的穷理有两层意义：探究事物的规律和本体。；穷理的第二方面内容即穷究天地人物共同的本性；

知行观：知本行末。“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终之，须以知为本。“；知先行后。“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明”。

三、心性及伦理

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怎样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

（一）周敦颐之“无欲”、“静虚”、“动直”

“主静”就是“无欲”的状态。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是能够立即客观地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镜的立即反映，好比心的“通”。心无欲，则对于外来刺戟的自然反应，落实在行动上都是直的。由于直，所以“公”；由于公，所以一视同仁，也就是“溥”。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也就是像禅僧的方法一样：自然而生，自然而行。《通书》中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 矣乎！“

人在本性上根本是善的。因此，他固有的状态，是心中没有私欲的状态，或如周敦颐说的”静虚“状态。应用到行动上。它会引起立即要救孺子的冲动，这类直觉的行动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动直“。

（二）程颢的”仁“的观念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三）程颐之“用敬”、“致知”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即涵养须用敬。

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正如《庄子》中所言：“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五、总结

北宋理学五子的理学体系,都受到佛、道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周易》的影响。周敦颐的代表作《通书》,本称作《易通》,其内容也是对《周易》的集中论 说。最能反映张载的理学体系的代表作《正蒙》,深受《周易》浸染。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在《周易》基础上别出己见,自立己说。程颐对《周易》也有精深研究与论议,著有《周易程氏传》、《易说》等,在创建理学体系的自觉性方面,周敦颐首开端门,但成就不太大,张载是在及门弟子的推动和帮助下总结出他的理学体系。二程(特别是程颐)学识广博,见解精辟,颇具新意,其理学体系是南宋前期著名学者张栻总结梳理出来的。

在宋代理学中的哲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系。一系是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系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主张“性即理”，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心即理”，认为“心无外物，心外无理”，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M].人民出版社.1984.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岳麓书社.2010.4、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下卷[M].团结出版社.2009.5、麻天祥.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J].湖南大学学报.2006.

第三篇：简述北宋古文的发展

简述北宋古文的发展

宋初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宋，如李昉、陶谷、徐铉等，他们入宋以后的散文与五代时相同，仍多为骈体，风格浮艳。

然而北宋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设便显得必不可少。这种需要反应于文字，就首先在最具有实用性的散文领域表现出来。因此北宋初期出现了古文运动的复兴。其中存在两种两种略有分歧的派别，一是以柳开、穆修为代表，另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

柳开、穆修等是纯粹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手段。柳开提出了把道统和文统合为一谈的观点，推重韩愈柳宗元，对后来的古文家有深刻的影响；他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的主张容易使文学成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狂诞，文字艰涩，因此响应者很少，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之后的穆修等人继续倡导韩、柳的古文，以继承韩柳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为己任。穆修刊刻了韩、柳文集来与当时西昆派骈体的风行对抗；而姚铉则编选《唐文粹》，其文章部分摒弃骈体，专录古文。柳开、穆修都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但他们所引导的方向却是另一个严重地束缚文学生机的极端。他们崇道、尊韩的主张完全限制在宣扬封建政治与道德准则的范围，所写的议论说理之文只是些枯燥的说教。因此他们的主张当时并不受欢迎。但穆修成功地培养了一些写作古文的弟子，如尹洙、苏瞬钦等人后来都成了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而王禹偁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并不把道当作纯粹是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等所主张的广泛。他不满于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在散文写作上做了有益尝试，散文言之有物，清丽疏朗，又有意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具声韵之美的优点，形成了既自由流畅又有一定音乐节奏的新风格。王禹偁的文章既重视表现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他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字风格再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了继承。

另外，宋初西昆派的文学有相当的缺陷，采用骈体，且在反应现实上过于狭窄。而曾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要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建立“道”的统治，便将西昆派提出来做靶子，将他们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他的观念是要以道代文，甚至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章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衍生物。

到了北宋中期，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欧阳修开始提倡诗文革新。对于宋初西昆体，欧阳修提出了较为公正的批评，认为西昆体反应的现实比较狭窄，但也有一些好评。对于骈体文，其持论也较公允，认为“其为功亦不易也”，而其缺点是在形式的严格限制下造成说理和叙述的不清晰、不畅通。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他也反对石介的“太学体”，因为“太学体”对西昆体矫枉过正，文学修养不高，写古文走到极端，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在对待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一方面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偏激的主张。首先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其次他文道并重，且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他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又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因此而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主要着眼于韩愈的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在对待韩柳古文上，欧阳修写古文也以他们为学习典范，但他也并不盲目崇古，他主要着眼于发扬韩愈的文学主张，所取法的是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从而抵制了尊崇和效仿韩愈走向辟怪险涩的文学风气。这样，欧阳修在理论

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古文开辟了广阔前景。

而欧阳修本人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也具有典范意义。他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而且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其作品体裁多样，除古文外，还擅长辞赋和四六。他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改造创造了文赋，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常用散体单行的古文笔法，且不求对偶工切，给该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他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这种文风更容易为读者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开创了一代文风。

《泷冈阡表》与《先君墓表》的主要不同

《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依据《先君墓表》加以修订而改写成的。经过改写，文章在文字上有所增减改变。既有大段的增减，也有小处的改动。

先看几处较大的删改。

首先，由于《泷冈阡表》写于1070年，而《先君墓表》写于1053年，因此在《泷冈阡表》中必然增添了从1053年到107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的记载。如《先君墓表》是在欧阳修之母去世后一年写的，因此在写自己的身世时只写到“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而《泷冈阡表》在这之后又增添了一段自己的事迹以及先人受封赏的情况，从“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到“太夫人进号魏国”。这些事件都是在写《先君墓表》时没有发生的，因此在写《泷冈阡表》时要有所增加。

第二就是“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到“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一段的增加。由于欧阳修写《泷冈阡表》时已到了晚年，是他去世前的两年。与他写《先君墓表》时他还颍州任较低官职不同，这个时候，欧阳修已算是功成名就，并且使其先人受到封赏，因此他可以发出对善有善报的感叹，并且对自己的一生有所感慨。这是由于所处境况不同，而且因年龄和经历上的差距，因此会有这样一段增添内容。

第三处就是两篇文章的结尾有所增减。在《先君墓表》最后有一段“修窃自念：为人子而不能识其父，幸而得闻吾母之言”被删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在写《先君墓表》时正是其母去世后欧阳修护母丧南归之时，因此文章最后提到了母亲，表现出他对母亲的怀念，而《泷冈阡表》是为了刻在父亲墓上的，因此最后这几句会与主题有所偏离。另外作为墓表的格式，文章最后作者的官衔和具名也更加详细且有所不同，这也是必然的。

以上这些不同主要是由于时隔十几年，世事有所变化的缘故。

然后就是文章一些较小的改动。

首先，有些改动是出于表现人物的目的。比如“太夫人告之曰”一段中，《泷冈阡表》增加了这样一段：“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这一段话增添上去之后，就更能体现出欧阳修父亲的品德高尚，因而能更好地表现出父亲的形象。而后面还有一处写自己被贬夷陵之后母亲说话的增加。《先君墓表》中母亲只说了一句“汝家固贫贱也”，然后是作者对母亲安然处之之志的揣摩，而在《泷冈阡表》中改为由母亲说：“汝家固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从而更加直接的表现了母亲的襟怀与品格。除这两处外，还有一些为了更好地

表现人物而做的改动，就不一一举例了。

其次，就是对一些不必要的句子作了删节或简化。比如《先君墓表》中“间居而御酒食”便改为了“间御酒食”，还有《先》中“其施于外事，接于宾客，或有矜饰，吾不能知”，后来就把其中的“接于宾客，或有矜饰”删去了，这都是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陈述，因此使文章更加简洁清晰。

第三，在文章的感情上也有所增强，如在母亲讲述父亲为人时，比《先君墓表》加了“呜呼”这一语气词，可见《泷冈阡表》的感情更加强烈。另外，文章还有一些细小处的如连接词、虚词，以及一些词序的改动，都使文章能更加流畅清晰。

以上这些较小的改动都是处于文学上的目的，使文章表现的人物更加生动，语句更加舒畅，也更有利于体现文章的主题。

第四篇：北宋镇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北宋镇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总体情况：我镇根据土壤肥力条件及土壤盐碱化程度，可以大体分为南、中、北三个区域，南部为店南路以南包括黄河滩区，土壤肥沃，土层深厚，适合种植蔬菜，西瓜，及粮食作物；中部为滨港路店南路以北，滨港路以南，土壤肥力中等，盐碱化程度较轻，适合种植棉花，芦笋，园艺花卉等作物；北部为滨港路以北的区域，土壤肥力较差，盐碱化程度较重，适应棉花生长，适合发展，食用菌，畜牧养殖等

一、大田作物：

1、棉花，面积51139.9亩，2010年平均亩产籽棉300斤，平均售价6.2元/斤左右。主要品种有7886、鲁棉研

28、鲁棉研

36、邯郸284、109等，主要特点为抗病、抗虫、大桃、易采摘。

2、小麦，面积34524.8亩，2010年平均亩产850斤，平均售价1.1元/斤。主要品种有济麦

22、鲁麦23，前者丰产性好，属于优质强筋小麦，后者适应性强，对水肥土壤盐分要求不高，属于中筋小麦。

3、玉米，面积42679.4亩，其中春玉米5154.6亩，2010年平均亩产，春玉米1100斤、夏玉米900斤，平均售价1.06元/斤。主要品种有郑单958、浚单20、金海5号。

二、瓜菜：瓜菜总面积15320亩

（一）露地瓜菜总面积14120亩，其中：

1、西瓜面积3500亩，平均亩产7000斤主要集中在五庄村、四图、双河、南宋、张潘马等村，五庄村成立有西瓜专业合作社。

2、大葱面积1900亩，平均亩产9000斤，主要集中在三岔、高家、南宋等村。

3、茄子面积600亩，平均亩产8000斤，主要集中在董王、南单家、丁家等村。其中董王村注册有“大红袍”茄子商标。

4、韭菜500亩，平均亩产8800斤，主要集中在洼张、董王、翟家等村。

5、芦笋面积1000亩，平均亩产1500斤，主要集中在大盖、坡韩、南贾家等村。

6、大白菜1680亩，平均亩产8000斤，白菜的种植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南部区域，北四村及戴家村也比较集中。

7、黄瓜面积700亩，平均亩产15000斤，主要集中在张潘马村、大盖村。

（二）设施蔬菜1220亩，其中：

1、日光温室14个，面积20亩，大盖9个、褚管2个、吴家2个、大王1个。

2、大拱棚270个，面积270亩，五庄198个、张潘马60个、四图10个、戴家1个、鉴刘1个。

3、中小拱棚面积930亩，五庄500亩、双河300亩、张潘马100亩、四图30亩。

三、食用菌：

种植面积30300平方米，其中平菇26400平方米，产量100斤/平方米；双孢菇3000平方米，产量20-25斤/平方米；鸡腿菇900平方米，产量100斤/平方米。主要集中在翟家、张家、洼张、大盖等村。

第五篇：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一、生平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醉翁”，出自他贬官滁州时所作《醉翁亭记》；六一居士，出自他暮年为官蔡州时所写《六一居士传》，里面说他自己，藏书一万卷，收藏金石遗文一千卷（欧阳修是以金石为史料研究历史的第一人，今存其所作《集古录》十卷，收其金石跋文四百馀篇），有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加上徜徉其中的老翁一人，共六个“一”，遂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属吉安市。〕人。

欧阳修四岁丧父〔其父欧阳观，真宗朝进士，历任道州、泗州、绵州、泰州等地推官、判官。〕，随母郑氏往依叔父、随州推官欧阳晔。郑氏夫人出身江南名族，亲自督导欧阳修学习，“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少年欧阳修勤奋过人，曾从邻人借得《昌黎先生文集》，“用心苦读，至忘寝食”。韩愈之文当时并不为人重视〔时人雅好杨亿、刘筠之文。〕，由于少年时的苦读，欧阳修独见其价值，立誓要弘扬韩愈古文运动传统。

十七岁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十四岁〕晏殊〔抚州临川人〕知贡举，始登进士第，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结识尹洙、梅尧臣、富弼等人。二十八岁，召试学士院，留京任馆阁校勘，与修《崇文总目》。

三年後〔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上书指斥弊政被贬〔时吕夷简为相。〕，余靖、尹洙等为之辩护，亦遭斥逐。欧阳修愤然上书指责左司谏高若讷不尽言责，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复徙为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康定元年〔1041〕召还，复为馆阁校勘，续修《崇文总目》。次年书成，改任集贤校理。因上书呼吁新政不受重视，自请外放，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

仁宗庆历三年〔1043〕，晏殊拜相，召还范仲淹等人，欧阳修亦回京知谏院，迁知制诰。是年秋，范仲淹擢参知政事，厉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其事。不久，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复遭贬黜。欧阳修上疏剖辨，被诬与甥女有私〔欧阳修之妹嫁张龟正，龟正死，携其前妻所生之女张氏，时年七岁，往依欧公。张氏後嫁欧公侄晟，竟与其仆通。事发下狱。政敌闻知，逼令张氏牵连欧公。经三易勘验之人，冤狱终未得逞。〕，虽经勘验为构陷，仍贬知滁州。

此後历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颍州有西湖，景致清幽，欧阳修甚喜焉，有买田卜居之意。复迁知应天〔今河南商丘〕府兼南京〔宋以宋州为南京应天府〕留守。

皇祐四年〔1052，四十六岁〕丁母忧。服除，任职吏部〔尝为宦官中伤，大臣纷纷论救，得免贬谪。〕。宰相刘沆荐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嘉祐元年〔1056，五十岁〕，经曾巩力荐，结识王安石〔时任群牧司判官〕，有诗互赠。次年，知贡举，主持科考，责令：凡为“太学体”〔盛行士子间的奇涩雕琢之文。〕者，一律黜落〔令下，有士子群起闹事，“街逻不能制”，终不为动。〕。一榜擢得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优秀人才，传为美谈。次年，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五十四岁〕与宋祁撰《唐书》〔五代时后晋沈昫已修《唐书》（更名作《旧唐书》），故名《新唐书》。二书各具特色，并存至今。〕成，迁礼部尚书，旋拜枢密副使。次年，擢升参知政事，封开国公。政绩甚著。然自“庆历新政”後，朝臣日趋保守，欧阳修虽居要职，亦难作为，不免苦闷，数次求去。〔此时心绪可见其《秋声赋》，如“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志之所不能”之言者是。〕。

英宗治平三年〔1066，六十岁〕，卷入“濮议”之争〔仁宗无子，以其侄赵曙为嗣，及赵曙即位，如何称其生父，朝臣发生争执。〕，虽获胜，而结新怨。次年神宗即位，即有御使诬其与长媳有染，经神宗亲自诘问，澄清了事实。经此事，欧阳修求去之志愈切。终于请得辞去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徙知青州〔今属山东〕、蔡州〔今河南汝南〕。熙宁四年〔1071,六十五岁〕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居颍州西湖之滨。次年病逝，年六十六。谥文忠。

二、文学创作

（一）散文

1.北宋古文运动领袖

（1）晚唐、五代及北宋初年的文风：①晚唐五代的骈骊文风〔中唐韩、柳古文运动到晚唐，影响渐衰，散文创作，只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取得较大成就。五代十国，骈文更兴，自南朝梁、陈後，又达到一个高峰，文风绮丽，有严重的唯美倾向。〕；②太学体〔出现在仁宗庆历到嘉祐初年，以险怪奇涩为主要特征。宋祁有《对太学诸生文》，开头一句说：“诸生有过臣学舍，谂臣曰„„”“谂”就是询问、规谏的意思，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说，欧阳修、苏轼写文章是不使用这样生涩字眼的。他又说，宋祁的文章还不属于太学体，可见太学体生涩险怪更甚。〕；③柳开、穆修、石介等提倡古文，但未成气候〔

（一）推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原因，有三点：一，北宋政治革新运动的推动；二，儒学复兴思潮的再起；三，文坛反骈俪缛丽，反艰涩怪异文风的需要。见教材第9－10页。

（二）柳开是宋初文学中最早提出复古主张的。但柳开过于强调道，认为文道合一，加之他个人的才情，文章写得艰涩难读，影响不大。穆修、石介等人倡导韩柳古文，文学创作都有一定成就，但不大。如穆修，文章重在说理，形象性不足；石介文章缺乏文采，这点，他自己也认识到了（《答欧阳永叔书》：“仆文字实不足动人。”）；〕；④王禹偁、尹洙、范仲淹等从事古文创作，较有成就。（2）大力推动北宋古文运动

①推崇韩愈，与尹洙、苏舜钦等唱和，鼓吹并致力于古文创作，扩大了古文影响〔欧阳修著作繁富，并一丝不苟。宋·何薳（wěi）《春渚纪闻》说他“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之示人”。他的散文创作也取得很大成就，在宋代，人们就把他和韩、柳、苏（轼）并称（如王十朋《读苏文》）。〕。②大力荐举文坛新进，培育一代文风。〔《宋史》本传称其“奖引後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苏轼父子、王安石等均得其荐举，以至一时之文坛俊杰，皆为其好友或门生。〕③知贡举时，以行政手段扼止“太学体”险怪雕琢之风，从另一侧面扩大了古文影响。2.欧阳修散文创作思想〔详见《欧阳修选集·前言》第8－9页。〕

（1）简而有法〔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2）反对为文而文〔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3）强调内容信实〔欧阳修《与徐无党书》：“述吕公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仇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偏辞也。”〕；（4）肯定文相对于道的独立地位，主张为文不拘一格〔欧阳修《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5）重视作者的学习与修养〔欧阳修《答祖择之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3.散文创作成就

（1）政论文：剖析时弊，奏陈方策，析理透辟，议论剀切。如《朋党论》等。

（2）史论文：欧阳修著史书〔《新五代史》、《新唐书》〕，轻天命而重人事；仿《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史笔，尤重各篇“序”、“论”撰制。《五代史伶官传序》为其代表之作。

（3）记叙文：或重叙事，或重议论，或重抒情与写怀，皆有名作，而以《醉翁亭记》最为著名。亦有少量传记之作，《六一先生传》述其晚年志趣，堪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媲美。

（4）墓志文：以写朝廷名臣、文章知友最为出色。文字简炼精审，称述得体，评价适当，常寓《春秋》笔法，情意深长，既深刻含蓄又从容委婉。如《徂徕先生墓志铭》、《泷冈阡表》〔原名《先君墓表》。此文撰作，历时二十年。叙述先君寡母，娓娓道来，情意深长，对归有光之文多有影响。〕。

（5）序跋、笔记之文：①序跋文多在论人评文中寓托自己的文艺见解，如在《梅圣俞诗集序》提出诗穷而後工的著名论断；这些文章，既有议论，又善描述，抑扬唱叹，饱含情感。②笔记之体，起于魏晋，盛于赵宋，内容广泛而形式不拘。《归田录》为其晚年所作，记述从政所见，既具史料价值，又时含讽喻，而具文学意味；《六一诗话》对诗艺多有精辟之论，为首部“诗话”之作，开风气之先〔如记载梅尧臣论诗语：“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6）散文赋：《秋声赋》为宋代散文赋的先导，特点是：①变旧赋骈偶对仗为奇偶相间的散体；②变扬厉的铺张为适当的铺陈；③并能注意音韵的铿锵与节奏。〔《六一居士传》也是赋的写法。〕 4.欧阳修散文的艺术特色：委婉自然，雍容舒缓，具有一种阴柔之美。

（1）意蕴含蓄深沉；（2）章法回环荡漾；（3）语言平易晓畅；（4）音调谐和铿锵。

（二）诗

附 宋初诗风：趋时与复古（1）学白居易——王禹偁

王禹偁《和郡僚题李中舍公署》：树影池光映晓霞，绿杨阴下吏排衙。闲拖屐齿妨横笋，静拂琴床有落花。地脉暗分吴苑（苏州）水，厨烟时煮洞庭茶。青宫词客多闲暇，按曲飞觞待岁华。

王禹偁《寒食》：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王禹偁《村行》：马穿山迳竹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2）学晚唐——寇准与林逋

寇准《春日登楼怀归》：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深树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韦应物《滁州西涧》：野渡无人舟自横。）

寇准《书河上亭壁》：岸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林逋《山园小梅》其一：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3）学李商隐——西昆体（杨亿、刘筠、钱惟演）

杨亿《夕阳》：夕籁起汀葭，秋空送目赊（遥远，渺茫）。绿芜平度鸟，红树远连霞。水阔迷归棹，风清咽迥笳。高楼未成下，天际玉钩斜。1.“诗穷而后工”的诗歌创作思想

《梅圣俞诗集序》：“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选集》第401页）〔一，欧阳修此论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一脉相承。欧阳修则从作者遭遇的角度探究其原因，更为透辟。二，相对于西昆诗人“历览遗编，研味前作”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 2.诗歌创作成就

（1）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主要得之韩愈影响，渐开宋诗风貌。〕

〔一，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选集》第31页）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二，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躁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中“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何能制夷狄”及“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按，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等句，新警可喜。〕

《古瓦砚》：砖瓦贱微物，得厕笔墨间。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金非不为宝，玉岂不为坚。用之以发墨，不及瓦砾顽。乃知物虽贱，当用价难攀。岂惟瓦砾尔，用人从古难！（2）语言清新流畅〔主要得之李白。〕

〔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选集》第45页），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

《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群芳烂不收，东风落如糁（sǎn，饭粒）。〔原注：西湖者，许昌胜地也。〕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原注：谢君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遥知湖上一尊酒，能忆天涯万里人。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