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第一篇：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李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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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一、洋务运动

1862年，李鸿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二、外交事件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李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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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731010 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他的笔下应运而生，并非出自他己愿。在民族危机日蹙的形势下，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促使他开始揣摸中西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和途径。李鸿章认为，同洋人打交道，既不能像“沪道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像“汉道抗夷，失之过刚”，而应介于两者之间，采取“刚柔调剂”、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儒家信条“忠”、“信”、“笃”、“敬”四字处之。可以说，将传统儒家学说应用于复杂国际背景下近代外交领域所谓的“诚信相交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强敌压境，而我又无实力以对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力保和局，避免战争，“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练兵制器，变法自强，以准备与外敌决战的时机。这种和战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策略方针。

三、洋务重臣

李鸿章一直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及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兴趣，这是他与大清国其他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李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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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731010 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诫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总而言之，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最基本立足点在于“弱国”与“和戎”两个方面。所谓“弱国”，是相对于以科学、民主和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劳动人民曾经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但是到了十八、九世纪，当欧美国家大踏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中国却仍滞留在中古的发展水平上。李鸿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大多数抱残守阙的封建士大夫那样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是能够体认到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中西关系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敢于将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从而意识到一个相当简单、却又是大多数封建儒学者所不愿接受和不敢承认的道理:既然长矛短铳不能与洋枪大炮敌，舢板骡车不能与轮船火车比，手工业小农经济不能与机器大工业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的落后，欧美国家的先进，就得去旧图新，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通过“和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保证国内自强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中国的自强之日，也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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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孔子外交思想

孔子外交思想之我见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又称东周时期）是中国外交实践蓬勃发展、外交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时期，原因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

西周衰微、各个独立主权国家产生、大国间争霸到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的剧烈变革。春秋战国期间的动荡不仅为秦国一统天下提供了准备条件，而且为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契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界先后形成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霸权学派、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仁义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

代表的自然学派、以文仲和范蠡为代表的超限制学派、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谋略学派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权力学派1。这些学派及其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古代中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最高成就。

春秋时期占据主流外交思想体系的应该说是理想主义，各诸侯国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些主流的公认的价值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正是这个时期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信”曾一度是约束各个诸侯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十分推崇周礼，这一点在有关于他的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孔子认为，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恪守周礼的社会才算得上是完美的社会。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一直贯穿于孔子的思想和言行之中。“平天下”的理想是在周礼的基础之上推动各个诸侯国进行大一统。因此，孔子从自身及其学生的言行出发，向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不断努力，周游列国，传播思想。

孔子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关于“礼”的思想的论述当中，本文主要通过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分析孔子为什么要兴“礼”、为什么看重“礼”和如何兴“礼”这三个问题，同时将孔子的外交思想与近现代的外交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究孔子的外交思想对近现代外交思想的影响。

一、孔子为什么要兴“礼”

首先，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阶段。各诸侯国中违反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层出不穷，僭礼的人屡见不鲜，上至诸侯国的君主和臣子，下至庶民百姓对于“礼”都毫无遵守可言。“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2“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3“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4连诸侯国的君主和正卿都做不到“礼”所规定的要求，可见当时社会之中制度的混乱局面。“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5连按照周礼

所规定的去侍奉君主都要被认为是在向君主谄媚，可见当时的君臣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孔子看来，天子应该有天子之礼，诸侯应该有诸侯之礼，各守各的礼，天下才能够安定繁荣，正所谓孔子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孔子的 这一思想中不乏流露出古代等级秩序的严格，而这对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页.2 《论语·八佾》第26章.引自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1版，5月第2次印刷.第38页.如无特殊说明，后文所引《论语》均出自此书，不再做单独说明.3 《论语·八佾》第10章.第31页.4 《论语·八佾》第1章.第26页.5 《论语·八佾》第18章.第34页.6 《论语·颜渊》第11章.第143页.其次，孔子所推崇的“仁义礼信”实际上是有一定逻辑顺序的。“人而不仁，如礼何？”7孔子的学生子夏从孔子所讲的“绘事后素”8中领悟到“仁先礼后”这个道理，因而受到了孔子的称赞9。

“仁义信”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追求，而“礼”是外在的表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孔子希望通过推崇和恢复周礼来规范人们外在的行为，然后由外及内地恢复和巩固人们内心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孔子的学生颜渊问孔子何为“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10，即克制自己，一切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这便是“仁”。这正是孔子想要说明的道理。孔子认为，当人们内心的“仁义信”得以巩固和加强，尤其是君主和臣子，那么整个社会就不难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的效果，不再需要用严峻的刑罚治国，这里

再次流露出孔子“礼治”和“德治”的思想。孔子的“礼治”“德治”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治国，国家间交往、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亦是如此，这种思想在近现代

国际关系思想中仍然存在，笔者在后文将进行具体分析。

二、孔子为什么看重“礼”

在孔子的思想中，周礼是不可更动的根本，从井田到刑罚，从音乐到酒具，周礼所规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子对周礼的喜爱已经达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哪怕有他的学生说“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12孔子都会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13来表示自己不允许别人对于

周天子的讥讽。那么，“礼”真的有这么重要么？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4一句话概括出孔子认为“礼”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即使中原诸国没有君主，也比虽然有君主但是没有“礼”的“夷狄”要好。这说明孔子认为，如果发挥得当，“礼”的作用要大于一个君主的作用，治理国家最高水准在于百姓自治而不需要君主统治，再次突出了孔子“礼治”的重要思想。

除了上文所说的，“礼”可以帮助人们规范外在行为进而巩固内心“仁义信”等道德标准之外，“礼”还可以指导人们的其他道德标准。“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5也再次说明了“礼”的重要性。

孔子不仅从“礼治”方面论证礼的重要性，而且从个体的角度也对“礼”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不知名，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16

孔子如此看重“礼”，因此他认为，关于“礼”的仪式、形式不能省，无论什么原因，否则外在仪式和形式的淡化就会造成当时社会不重视“礼”乃至僭礼的现象层出不穷。“尔爱其羊，我爱其礼。”17孔子认为，为了维护“礼”，即便牺牲一头家畜也是在所不惜的，再次反映出孔子维护礼制的立场。“麻冕，礼也； 78 《论语·八佾》第3章.第27页.《论语·八佾》第8章.第29页.9 引文同上 10 《论语·颜渊》第1章.第138页.11 《论语·为政》第1章.第15页.12 《论语·八佾》第21章.第35页.13 引文同上 14 《论语·八佾》第5章.第28页.15 《论语·泰伯》第2章.第89页.16 《论语·尧曰》第3章.第241页.17 《论语·八佾》第17章.第33页.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18

孔子在这里又表示赞同用比较节俭的黑绸帽代替麻织帽，但是却不赞同臣子直接在堂上拜见君主，应该是先在堂下拜，而后在堂上再拜。两个事例相对比说明，孔子真正所在乎的是人们内心对于“礼”的重视，外在形式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在不涉及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孔子还是主张节俭的。戴不戴帽子和戴什么材料的帽子是两个问题，而和祭祀杀不杀羊，臣子在堂下有无叩拜是一类问题。这里也体现出孔子具有灵活性的一面，正所谓“大事讲原则，小事会变通”。

三、孔子如何兴“礼”

孔子深谙“礼”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推动兴“礼”，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孔子以身作则，第二个方面是孔子通过言行教诲学生以及为官者。

孔子的君臣父子各行其礼的政治伦理信念要求自己毕生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事奉君主，以及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在《论语·乡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的容色言动、衣食住行，处处符合“礼”的要求，表现出孔子是一个一举一动都符合周礼的正人君子。例如，“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19表现了孔子在朝的言谈举止，对待不同的人往往容貌、神态和言行都不尽相同，也正所谓“看对象讲规矩”，体现孔子在朝知礼的一面。孔子对于“礼”的遵循也表现在自身衣食住行方面，例如“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20“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21

孔子对于学生和为官者的教诲中也无不体现兴“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2“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23“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4“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25这些教诲都告诉学生及为官者应当如何以“礼”约束自身的行为、治理国家、处理君臣和其他诸侯国的关系。

四、孔子“礼”思想与近现代国际关系

通过对《论语》文本的解读，不难对于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中的“礼”的含义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礼意或礼仪，即表示对他人敬重的态度和各种仪式的程序和规则，二是礼制或礼法，即国内外的各种制度和法规等。那么孔子这两种关于“礼”的思想与近现代的国际关系思想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是具有传承性的？

第一，孔子认为“礼”是强国之本，这个思想与当今学者普遍认同的制度是立国之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孔子指出，对于春秋时期所处地缘环境十分复杂的诸侯国来说，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礼制，否则就会“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26。孔子的“礼”不仅会在国内层面对国内的臣子百姓进行约束，同时也会在国际层面上对各个诸侯国进行约束。从国际层面上来看，孔子对于“礼”的 1819 《论语·子罕》第3章.第99页.《论语·乡党》第2章.第111页.20 《论语·乡党》第7章.第115页.21 《论语·乡党》第9章.第116-117页.22 《论语·颜渊》第1章.第138页.23 《论语·学而》第12章.第12页.24 《论语·八佾》第19章.第34页.25 《论语·里仁》第13章.第43页.26 《论语·子路》第3章.第151页.理解颇相似于今日学者对软权力中制度因素的理解。另一方面，孔子还用“礼”和“礼”所带来的效果向周边国家辐射，从而形成一种吸引力，使得本国不战而屈他人之兵，从软性机制上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第二，孔子认为“礼”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在孔子看来，“礼”对外交活动进行了规范，通过“礼”各国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国家社会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是国家间相互合作和友好往来的基础。这种思想可以说在当前国际社会仍在沿用，国与国之间规范的外交文书、礼宾制度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孔子特别强调大国遵守“礼”会对于国际合作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从而影响小国也积极加入到规范的国际合作之中。孔子的思想中，对于大国垂范的作用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7，“其身正，不令而

28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第三，孔子认为“礼”是国际秩序稳定的支柱。孔子认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并不一定非仰仗王权国家不可，有的时候“礼”的效果更好。中原诸侯国曾多次陷入无君主状态，然而社会各阶层依靠良好的“礼”依旧运行的井然有序，相比周边有君主的“夷狄”更加优越。“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9孔子的 这种思想与当今世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颇为相似。在后者看来，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条件之下，制度可以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虽然两者的观点颇为相似，但是两者的原理不尽相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原理在于国家对于利益的追求以及妥协，而孔子则认为“礼”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国际社会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尽管如此，这两种思想的殊途同归还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孔子认为“礼”应该相互往来，这种思想与当今国与国之间平等的交往关系是相吻合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30这种思想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就是对霸权体系和强权政治的反对，主张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交往，合作共赢。

2728 《论语·为政》第1章.第15页.《论语·子路》第6章.第153页.29 《论语·八佾》第5章.第28页.30 《论语·卫灵公》第24章.第191页.

第三篇：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总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传奇人物，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报复，在见过之前，积极参加中共对外对内的战争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总理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他主持我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内同是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下面从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贡献着重进行如下叙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

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不等于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周恩来指出：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是有用的。我们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来居上。他说：“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样学习、利用？其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知道哪个地方哪门科技是最先进的，明确学的对象。在周恩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情报所。1963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之一。科技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在学习、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从人才培养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取经。请国外专家来中国传授知识。从技术设备方面采取引进的办法。5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他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工作。1974年，周恩来针对我国广东、上海、东北能源短缺的状况，十分关心核电站引进考察情况，要求早日引进核电站。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其三，向外国长处学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要同创新结合起来。50年代，周恩来指出：“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④正是他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证维持民族独立，政治上独立不允许外来干涉，经济上独立不依赖外援。只有彻底独立了，我们才能发展自己给自己定位的中国，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的历史贡献

一、维护中国独立安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就中国是一个被压迫、受欺压的国家，世界列强争着抢着对中国进行瓜分以及剥削，将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于是，重根来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维护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到周恩来病逝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伟大成就，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斗鱼我国坚定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策略密不可分，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密不可分。

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外，还特别重视发展同临近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此后，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是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如能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从万隆会议⑤到60年代看，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因应时势，依时而作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说明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带着中国外交活动走向世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提出了处理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原则⑦，即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来的领导人却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导致无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国际主义错误，损害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仅创造性的丰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通准则，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健康发展，地址和减少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这种关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论依据。回顾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正是因为周恩来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过周恩来才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他独具风格的魅力，以及丰富的思想，不断给我们以心得启示，然我们不断前进着，努力让中国更加开放、自主。

参考文献：

1、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宏等：《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曾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斗思想论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镇波：《周恩来与大国关系变动》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来》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1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③同上书，第257页。

④同上书，第566页。

⑤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⑦列宁指出俄国在政治上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要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去实行土地改革，军事上要退出战争。提出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任务，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姓名：于雪楠

学号：09211468

班级：2009211312

学院：计算机学院

第四篇：李鸿章的和戎思想（精选）

浅谈李鸿章的“和戎思想”

本文主要论述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策略，以“和戎”为主，即“论理”不“论势”，主要就是以避战保和为主，减少战事的发生，营造和平的环境。

现在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局势以及李鸿章的地位，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里这样说：“有清自咸同以来，国势衰微，已至极点。内而洪杨回捻蹂躏全国；外而列强，时倡瓜分之说；国祚亡而不亡，人民几沦为奴隶。于是悲时之士，咸有振臂之思，而鸿章即于此时生焉。鸿章以一词臣，总握兵戎，转战四方，参于机要，而当外交之冲，宰制畿辅，垂三十年之久，死后复封侯爵，追赠太傅，功高位尊，诚满清一代汉人不可多得者也。”上面引述梁启超对李鸿章的一段评论以及当时的局势，可谓言简意赅，说出了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危急局势，已到了穷途末路，而又说出了李鸿章在清政府中的地位，可谓位高权重，为满清鞠躬尽瘁。

“和戎”政策是李鸿章对与外国交往的一种策略，他在处理 天津教案以及与中法战争、中俄密约等事件中充分应用了这种政策，那他为什么要和戎呢，而和戎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和戎的原因 ：

首先，推行这种外交政策是基于他对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对外国国家实力与清政府的实力的充分了解。当时外国正直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各国迅速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显著增强，而清政府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图发展，正走向衰落的 谷底。李鸿章对这种中西之间的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借洋兵助剿以及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中国的武器、装备落后。他认为“洋人的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中国之弓矛小枪，不敌彼之后门进子之来复枪炮，向用之帆蓬舟楫不敌彼轮机飞驶之军船巨舰，是以不得不受制于人。”在这种国势的差距中，李鸿章不得不推行这种外交政策，况且外国向来是论势不论理，在这种背景下，他不得不这样做。这种认识我认为是合理的，做法也是被逼无奈，落后就要挨打，这只是权宜之计。

其次，和戎政策也是清政府的既定对外外交策略。自1840年以来，外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自此就开始了屈辱的外交，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都是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离不开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输了，输了怎么办，当然要割地、赔款、满足列强们的要求，清政府这时就是一副卑躬屈膝，推卸责任的样子，而不是对外强硬，只是惩治主战派，不知进取。并且在1861年，作为军机大臣的奕制定了“外敦和睦”的外交政策，还获得了咸丰皇帝的批准，以及慈禧太后夺权之后的支持，并付诸行动。李鸿章只是封建官僚体系之中的一员，他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存在于统治层中的，他当然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并且贯彻实施；在外交中他也必然受到这一既定国策的限制及影响。

第三，和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而发展对内改革，即洋务运动。我们知道，李鸿章是一个聪明的外交家，自鸦片战争以来，他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严 重危机，深感如果不加紧变法图强，我们就没有出路。如果只是一味的求和，而不去发展，没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但变法呢，当然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作支撑，但也不仅仅是这些，当然还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保障。洋务运动，是李鸿章和一些洋务派的希望，他们希望通过洋务运动的开展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希望洋务运动能让清政府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清政府的综合实力，这样就不用再对外国侵略者畏首畏尾。

第四，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有时和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还能保存实力，让人民免受战乱之苦。一个弱国，如果一味的和强国去打仗，去硬拼，又是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当然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和其他国家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但在当时的局势下是不可能的，国力不如人，还一味的打仗，消耗国力财力，况且打输了还要割地、赔款，何不把打仗的战费用来发展国力，只是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点，依旧不思进取，统治阶级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李鸿章可能也曾经这样考虑过，只不过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

第五，李鸿章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儒家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的影响，并且还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对外主张“忠信笃教，守订合约”。他认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而曾国藩又是李鸿章的老师，一 手提拔李鸿章成为清政府首屈一指的大员，我想他或多或少也受曾国藩的思想的影响。在外交中，他一贯的作风都是以和为贵。

上面谈了和戎的原因，现在谈一下和戎的几个具体表现，以及在其中体现的和戎思想。

（一）议结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发表过不少议论。他在推行和戎外交中，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正是从剖析其“是非曲直”入手的。他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愚昧偏见和盲目仇外情绪，指出所谓教堂“迷拐小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证”，而因为群情激奋，绅民殴毙洋人、洋教士20人，因而“彼直我诎，彼是我非”。由于“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何况敌强我弱，实难决胜于疆场。他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他认为要坚持和议，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当然，赔银须有限度，更不允许“夺据地方”。在这次处理教案过程中，他充分表现了和的思想，但他也做出了一些不当的举措，由于没有充分的了解国内外局势，导致在谈判中出现了一些过失，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权益，但让其他人来处理这件事，未必会有李鸿章处理得好。

（二）中秘和中英交涉

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华工出国情况因时因地而异，有所谓“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赊单苦力”和“合法化招工”之别。但是华工出国之后，在运输的途中，以及到了目的地，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虐待，而秘鲁尤甚。李鸿章与 秘鲁谈判多时，李鸿章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为防止西方殖民强盗掠夺、虐待华工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马嘉理案是英国想借开辟滇缅商路而侵入云南的结果。对于马嘉理案的处理，李鸿章主张和平了结，避免战争，最终签订了《烟台条约》，此事一和平了结，中国遣使郭嵩焘赴英道歉，随后留驻英国，中国派遣公使常驻外国从此开始。

（三）在中法战争的漩涡中 在中法战争中，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是处于劣势的，最终是中国军队保卫了国家不受侵略，但是还是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导致“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与李鸿章的和戎政策有关，但更多的是清政府中的统治者的意见，此时是西太后慈禧掌权，并且改组了总理衙门，签订的条约内容应是他们同意的，因为他们奉行“外敦和睦”的外交政策。在谈判中，李鸿章被限制在清廷既定的框框之中，自然很难接触实质性问题。正如赫德所说，“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她很勇敢，立派反对之议，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站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其实李鸿章只是清廷的一只替罪羔羊罢了，在签订合约后，受到主战派的责难以及国内民众的唾弃。在这种环境下，这种体制下，他是别无选择的。

那和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完全服从列强的勒索，满足他们的要求，是为了和吗？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和的本质是为了不和，为了给中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了发展，为了自强求富。另 一方面就是在能够争取的权利方面据理力争，并不是听任列强的宰割，能够少赔就少赔，能少割就少割。和是为了发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长久之计，在和中包含了多少屈辱，忍受了多少谩骂，可能只有李鸿章知道吧，因为只有他曾经体会过。

2011级 历史一班

秦宏玉6

第五篇：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闻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本文尝试从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四个方面并以求同存异为重点浅析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谈下本人的一些粗浅感受。

关键字：周恩来、外交、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正文：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然而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杰出外交家,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长达26年之久的外交活动中,他一人身兼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种身份,充分运用其异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为新中国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他善于吸取别国外交经验用于本国实践;善于把握形势,提出适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创新,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外交理论发展的外交理论。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国内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人和论著也都很多。我的体会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个方面：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四点贯穿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始终，既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臵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他始终以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强权政治，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并且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一律把其放在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平等对待。

而平等相待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而这种原则在当今世界仍是不可或缺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他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并干当天下午做了关于求同存异思想的著名发吉。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见解，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

和平共处作为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具创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之一，不仅对当时和当今的国家外交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诚如当下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笔者认为，其实质即是一个推进、实现“求同存异”的过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当今社会，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就急需“求同存异”。

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彼此依存，这决定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条件。在现实中，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要受到他人同样追求的限制，因此，“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达到共赢的最佳效果。

同时“求同存异”也是重要的处世原则。因为每个人的见识、性格、经历和人生体会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人与自己观点或者为人处世的态度完全相同，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踏实而积极的态度，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一味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不同的意见听而不闻，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亦无法达到求同的目的。

“存异”反映出一个人的风度和广阔胸襟。正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情况不可能让每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方式都相同，但我们仍然要尽力保证足够的发挥各自个性的空间，尊重对方的不同观点，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见。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则的表现。其实，“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和艺术，是一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处世态度。这是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选择。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帮助，需要与他人合作。那种想凭借一己之力，靠单打独斗成事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步伐。不与人合作或者不会与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气候。而与人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

苏轼就曾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个体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别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也应该学习这种宽广的心胸，容纳不同的意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些人却一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认为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便是错误的，甚至不予理会。

树立敌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况且多一个朋友多条路，何不用宽广的胸襟接纳他人的观点，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如果对方有不同的观点，先静静地听他的观点，理解他的观点，不要急着反驳。不要把对方的反驳当成是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尊重他人观点的义务。

不要试图用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也许对方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不妨多多地听。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收获更多知识，获得更多友谊，赢得更多帮助。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我们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理想也会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