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当前我国福利彩票制度的新思考
对当前我国福利彩票制度的新思考
自1987年,我国第一枚福利彩票诞生至今,福利彩票在我国由早期的“一事一议”的审批发行发展到如今制度化运作的发行销售网初步完善,在政府的主导下已走过了27个年头。福彩,这一以筹集社会福利资金为目的而发行的有价证券,在我国的公益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地方财政和创造就业岗位上做出巨大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据,至2011年,我国的彩民人数已达2亿,福利彩票年彩票销售额也由最初的1740万发展到今天的破千亿大关。全系统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同时也间接带动了造纸、印刷、计算机、运输、广告、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巨大发展,创造了可观的就业和税收。二十多年来,本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原则,仅“十一五”期间,中国福利彩票共筹集公益金1133.4亿元,使得成千上万的特困群体受益,有效弥补了国家对社会福利投入的不足,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此可观的数据,福利彩票制度俨然在我国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对彩票制度的质疑却有增无减。从瞒天过海的双色球事件到偷梁换柱的西安宝马案再到案值高达5806万元的“彩世塔”事件,一系列彩票丑闻严重削弱了我国彩票的公信力,也暴露出我国彩票业飞速发展过程中的弊端。
第一,法律制度的滞后,目前,我国的彩票管理法规里最有法律效率的是国务院于2009年颁布的《彩票管理条例》,而具体起作用的主要是民政部与财政部颁布的几部法规。而这些法规对彩票的发行,资金分配与使用、财务管理公开和信息披露,从业人员资格等的要求并不十分明确,加上现行刑法对博彩类犯罪限定的缺位,使得彩票业中的诸多问题“无法可依,有法难依”,这为彩票市场的监管造成了诸多困难,也客观上为一系列彩票丑闻的滋生提供了灰色空间。因此,建立健全彩票业的法律法规,使得其有法可依,成为保障我国彩票业的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
第二,市场化不足,行政干预化过多。在我国现行的福彩管理体制中,财政部是彩票的宏观市场管理部门,其职责是制定政策、管理市场和监督发行。民政部是福利彩票的行政业务主管部门,其职责是研究制定发行办法、管理发行和销售机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是民政部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全国福利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对各地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机构实施业务领导和全面监控。而各省的福彩中心则是其销售机构,受当地民政部门的行政领导,同时受上级发行机构的业务领导和监督检查。从中看出,从开始,我国的福彩发行销售都是政府的手在起作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福彩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政企分离,市场运作,国家宏观调控是大势所趋。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彩票制度对我国也是有益的借鉴。作为以社会效益为先的社会福利制度,福利彩票必须保证政府的垄断性。但经营权的下放却未尝不可尝试。政府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彩票的发行销售权留给企业,减少政府的直接市场参与,以最少的资金取得最大的收益。这是我国彩票发展的新出路。港澳的博彩业的成功就是最好的明证。
第三,监管缺失。这既有彩票开奖监督的缺失,也有彩票公益金管理透明的缺失。我国的彩票直播采取录播的形式,由公证处监督。正是这一录播形式给予了公众口舌。暗箱操作的传闻也屡有爆料,当今的科技,对操纵结果并非难事。这里面凸显的是公众对于主办者公信力的质疑。作为发行机构的福彩中心同时也是自身的监督者,无疑令公众无法完全信任。而引入社会监督,提高开奖透明度,才能打消公众的质疑。与此相同,对于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监管也存在问题。在我国福利彩票筹集的公益金中有50%留在地方,主要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性的公益慈善事业;其余50%上缴中央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按60%、30%、5%、5%的比例分配。具体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办法上,民政部等几个平行的相关部门各有规定,难以统一发力,发挥最大社会效益。因此,建立一个独立的公益金使用监管机构,引入社会监管成为最好的选择。
最后,舆论导向偏颇。以小搏大无疑是彩民的心理共性,取得奖金才是大多数彩民的利益出发点。而国家基于公平自愿的原则设立福彩,目的是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彩票的本质还是赌博,国家将其合法化后必须加强正确舆论的引导。有的彩民倾家荡产,只为一夜暴富。这以严重偏离了彩票慈善的初衷。而出于市场需要,媒体对彩票中奖的报道远大于对其福利慈善的报道,这无疑助长了赌博的不良风气。因此健康彩票文化,引导正确舆论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
有人质疑彩票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而彩票事业的巨大成就,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应是无法忽视的。我们对彩票业这一“神奇的杠杆”缺乏的只是科学的管理。只有真正认识并重新调整好这些问题,彩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社会。
第二篇: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让人无不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历史成就备感欣慰,同时,也为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特别是一些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成为困扰反腐败的“短板”。本文从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入手,在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基础上对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进行了反思。【关键词】腐败
根源
遏制
反思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处分146517人,省部级官员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卓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还有最近的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任免事件。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为其所困扰,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变,我国的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腐败现象的产生与蔓延,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人们的信念,还滋生出一系列其它的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解析腐败问题的根源
(一)一把手集权制
前不久,人民网调查显示,85.3%的网友认为,现在的县委书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上做得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把手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地方查办的领导干部案件中,60%以上是一把手。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全国有18个交通厅(局)长因腐败而落马,而河南更是创下了连续3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纪录。一把手出事,往往带坏一批人,带乱一方风气,严重影响一地发展,使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辽宁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
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其中县市和市属单位一把手30余人。一把手最难监督的要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在一个地方或单位,人、财、物权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从领导班子的结构看,一把手高度集权的体制,使班子成员难以监督;从权力运行过程看,一把手权力运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子成员也不知道,群众更不知情,无从监督;从授权关系看,上级对一把手重任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从监督机构权限看,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无法监督。
(二)官场潜规则
“不跑不送,降低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潜规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潜规则的基本特征,即不能拿到桌面上、不敢公示于人,但私下里却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实际生活中指导和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也证实了潜规则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有人把潜规则分为官场潜规则、行业潜规则、社会潜规则。潜规则是当下腐败滋生蔓延最肥沃、最深厚的土壤和条件。它像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庞大网络,谁要企图打破它,谁就要付出代价。许多出类拔萃、品质优秀的人得不到提拔,而搞人身依附、攀龙附骥、善出“政绩”的人被提拔到显要位置和重要岗位。原本不跑不送的也被逼无奈,渐渐卷入不正之风,从腐败的抵制者转化为腐败的默认者,甚至是追随者、推动者。潜规则阻挠显规则的确立,阻挠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落实,使得依靠潜规则生存、发展的人越来越多。
(三)大吹买卖官之风
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是最严重、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现象。买官卖官有四大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利用领导班子调整主动卖官。原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二是以改革创新的名义买官卖官。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借干部体制“改革”敛财,提出改革干部体制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调整、大交流”,于是想保住位子的、想升迁的、想进城的、想调位子的,纷纷自愿上钩。三是一把手利用自己的提名权,通过一系列“包装”及所谓的组织程序,帮人升官,为己敛财。买官者向拥有提名权的用人者、主要是一把手“购买”这种机会。尽管全委会、常委会票决可以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但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怎么
决,更重要的是初始提名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四是买官卖官数额渐成“规范”。全国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涉及一把手50多人,更牵涉到田凤山、韩桂芝等省部级高官和18名地厅级官员。马德将官位商品化,从县委书记、县长及部门的一二把手,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每个位置都有“价格”,而且灵活机动。
(四)恶搞“政绩工程”
“政绩工程”之风由来已久,成了官员之最爱,主要在于考核干部的指标体系不科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打上了GDP的烙印,GDP逐渐走上了神坛,成了上系国运隆昌、下连百姓民生的经济偶像。在有的地方,GDP崇拜达到了极致。由于考核指标关系到官员升降去留和年终业绩,不少地方一套班子一个思路,都来个几大工程、几大举措,以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只要能显示“政绩”,什么都敢干。在畸形政绩观的驱动下,部分官员和企业主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权力与经济共舞,官员们捞到了政绩,商人们敛到了财富。“政绩工程”下的寻租和腐败,使非廉洁化的官场生态得以滋蔓,极大地增加了反腐败的阻力。
(五)建立特殊利益集团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福利腐败,实质上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腐败,是权力腐败的一种延伸,是少数人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取得不正当的利益。福利腐败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冰山一角。除垄断企业外,还有房地产开发商、部分官员,他们都是以某种不正当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以特权方式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存在,加剧了中国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发展不和谐;激发了大量寻租活动,腐蚀了一大批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造成大量国有资产资源的流失,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总是阻挠通过深化改革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六)大肆挥霍公款消费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官员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0%,是当年军费开支的两倍,是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官员出国考察成了“待遇”,带来的是政府奢侈浪费,某些官员也借机索要贿赂和出逃。据《半月谈》报道,中国一定级别的机关干部,每年参加的大小会议不下50场。会议费用惊人,不少会议动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一般会
议都要求“规范”印发领导讲话、会议交流材料,有的一次会议就用1吨纸。公务接待耗费巨大,浪费严重。接待标准乱、范围乱、名目乱、思想观念乱。某单位在一餐厅一年接待费为260万元,其中,客人消费为64.7万元,其余近200万元是被陪客的人吃掉或变着法子乱接待耗费的。公款消费中的腐败,是依附在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的遗风。不论用车、出国、吃喝、接待、开会,凡涉及公款的,统统沿用供给制那一套,当成一种待遇、一种福利,不论是否真需要,一律按职级来。中央多年前就提出了职务消费改革的要求,但这一改革包括公车改革进展缓慢、踯躅不前,有的还把公车改革变异为变相增加巨额收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动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员体系的利益,公车又是身份的象征,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七)大搞形式主义
每年年末岁初,基层对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不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纯属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助长了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之风,又衍生出乱收费、乱摊派、乱要赞助等加重基层、企业和群众负担的问题。为了应付评比,为了能当“先进”,假数字、假汇报、假现场、假典型层出不穷。尽管我们多年来对形式主义的痼疾屡加挞伐,但因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难根除。“领导就是开会,贯彻就是发文,检查就是汇报,协调就是喝醉,落实就是收费”,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普遍现象。形式主义的要害,是不顾实际,只会跟风;不计成本,只要轰动;不求实效,只图虚名。就连中央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有的地方在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形式主义倾向: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比规模比投入。形式主义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祸害,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正龙拍虎”。形式主义的横行,源于运动式思维和运动式工作方式。不论干什么工作,一开大会,二发文件,三造舆论,四造氛围„„谁不这样干,谁就是不重视,谁就没有魄力,也显不出政绩。
(八)司法腐败
2008年10月28日,一条引起轰动的新闻从北京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免去职务,已被中央纪委“两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12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一定要清除害群之马,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问题,组织专项治理,纯洁政法队伍。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屡见媒体。司法公正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用人腐败让人失望的话,那么,司法腐败就让人绝望了。虽然腐化堕落的司法机关领导干部是极少数,但影响极其恶劣,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九)漠视法律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出台不准式规定最多的国家,也是对腐败处罚最为严厉的国家。透明国际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反腐败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国家。为什么贪官依然那么多?从贪官自身的原因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藐视法律。贪官落马前,身居要职,学法、听法纪讲座的机会远远高于常人,有的甚至是法学博士出身的法院院长。他们不是不懂法,有的对法律可以说是精通了。问题在于,他们学习、精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守法,而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以更高明的手段违法行政、以权压法,以更巧妙的手法违法犯罪而不被发现,甚至还运用听证会等法治手段为掩护,维护自己的私利。如果我们有到各处去走走、看看,可以发现,很多领导干部口口声声讲的,都是贯彻他的顶头上司的批示、指示,很难得听到一位领导讲怎么执行法律法规。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家,习惯法大于成文法。许多贪官精通权术、潜规则、厚黑学,尤其迷信权大于法。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来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如果说徐其耀对法律法规的态度还有些隐晦的话,已执行死刑的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就撕去了一切伪装了。他已成了阶下囚,还对管教干警说:“法律算个屁!你相不相信权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半年内就出去,什么事都没有!”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而且背后还有权大的人在为其撑腰。好在最终还是法律胜利了,李玉书的“权大于法”破产了!
二、遏制腐败问题的办法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这对我们设计反腐倡廉制度是否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不论是遏制腐败的非常措施,还是制约腐败的规章制度,说到底,都是一种抵御腐败的外部力量,而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形势在不断发展,具体情况更是千变万化,只要腐败分子的腐败动机存在,再严厉的打击措施,再缜密的法规条文实际上也不能完全阻止他们将腐败的动机变成腐败的行动。这也是中国古代某些时期惩罚腐败的措施虽然极为严厉,甚至是野蛮和残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当周密,近乎于繁锁和苛刻,却都不
能完全根除腐败的原因所在。然而,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大事,再难我们也应该为此而努力。这种努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运作。
1、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制约机能。如果说遏制腐败主要靠自上而下的努力的话,更持久、更具有根本性的反腐败措施应该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再沿袭过去的那种搞群众运动的做法,而是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能,实现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制约。腐败的中心问题是权钱交换,这种监督和制约的重点应该围绕权和钱进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与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有职才有权。我们应该逐步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监督制约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制度,逐步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委任制,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分子长期盘踞某些重要职务,利用职权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人民群众对其无能为力的反常现象。另一方面,加强人民代表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的监督。不仅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要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政府的重要收支项目也要及时向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汇报,重要的细节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家对其进行审查,敏感性的财政收支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布。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政府对权和钱的运用严密地监督起来,王宝森事件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2、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摸索和建立一套政务员对公务员的监督制约制度。人民代表对政府的监督的重点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但是,政府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可能发生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资产等不法行为。对各级政府内类型繁杂,人数众多的一般工作人员的监督,在政府机关之外且人数有限的人民代表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对这些人的监督职能,应该交由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来进行。在这方面,我们不仿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美国的总统和各州州长都拥有任命、罢免大批重要政府官员的权力,美国新总统上台以后,直接由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就近三千人。对不称职,或总统不放心的人,新总统总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出去。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塞信斯曾用公家的飞机和汽车接送自己的家人,乘坐防弹礼宾车上下班等行为而受到指控,克林顿一上台,就摘掉了他的乌纱帽。这种制约,表面上似乎背离了自下而上进行监督的思路,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领导人进行监督制约的纵向延伸和继续,远比人民代表直接监督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更加有效,也更加切实可行。
3、逐步建立分权机制,由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的各部门相互进行监督和制约。
对腐败现象的制约机制,决不能局限于从人民群众到人民代表,再由人民代表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由各级政府领导人再监督其部下这样一种单线条的、纵向制约的思路。单线条的制约机制固然简明,但其中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制约机制就可能瘫痪甚至完全崩溃。要确保制约机制的安全运转,必须编织一张纵横交错,多重反馈,上下左右,相互监督的网络。这种网络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西方政府哲学中分权制衡的原则。这种多重制约机制在西方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对反腐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是,这种任命往往又要经过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有权任命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但是,最高法官的工作总统无权干涉。国会有权立法,但议案的最后生效需要总统批准。这种纵横交错的制约机制,虽然人为地将许多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却大大减少了某一部门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横向延伸和继续,从而大大增加了制约机制的安全系数,将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4、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古今中外政权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线条的制约机制不可靠,多重制约、网络状的制约机制也不完全可靠。权力制约权力,让当权者制约当权者,这固然是人类政治上的一大进步。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当权者既有相互竞争,互相制约的一面,也有许多共同利益,也有可能相互勾结,共同蒙蔽和欺骗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制约和机构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相互勾结,欺骗和操纵人民意愿的工具。因此,做为权力制约权力最重要的补充,应该是在原有的权力体系之外,再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新闻媒介既能反映公众舆论,也能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对选民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上到总统、首相、下到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如曾经在内政外交上均有建树的尼克松,就是因为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对水门事情的报导,被赶下了总统的宝座。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似乎永远有一种对政府官员不放心的心理定势,新闻媒介为了迎合公众的这种心理,必然要挖空心思地探听和搜集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无形之中对当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从心理上对当权者的腐败行为起到了十分有效的震慑作用。这种监督制约几乎是无所不在,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外化和扩大化,是利用权力体系之外的整个社会力量对整个权力体
系的全面监督制约。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逐步建立起通过公从舆论和新闻媒介对当权者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
5、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反腐败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相对而言,利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优势,在短时期内,通过是一些非常手段或措施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仅仅靠这些非常措施,反腐败的效果是难以持久的,更持久、更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必须是法制和制度建设,即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这种制约不是做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至上而下部署完成的,而是依赖固有的制度本身,做为一种日常性工作,通过制度本身的正常运作,不断地预防和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保持政府的高效和清廉。
三、转型时期对腐败问题的反思
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多种多样,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涉及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因此,治理转型期腐败,必须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密结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既突出重点,又全面推进。
1、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部门和领域,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发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分配、权力调整以及体制、机制变革等诸多方面,要用系统论的观念和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角度来思考和规划。当前应继续重点围绕权钱人等关键环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经营性土地招标拍卖、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等制度。同时要针对腐败滋生蔓延的新趋势,不断拓宽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遏制腐败的视野和领域。
2、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当务之急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削减审批事项,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坚持依法行政,抓住十六大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契机,加快廉政立法步伐。
3、完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按照这一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健全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从源头上消除寻租性腐败发生的机会。对于政府掌握的具有额度和指标限制的稀缺资源,特别是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经营性土地的使用以及政府采购等,都可以采用招标、拍卖、承包等市场化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分配,逐步取消各类配额指标、经营性指标和专控经营权。限制行业垄断,在公用设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民间投资和外资进入。继续抓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使国有企业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抓紧培育和完善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联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凡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事项,都交给中介机构来具体运作,有的经济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可委托中介组织或自治组织运用市场规则运作。
4、规范从政行为,保证公务行为的廉洁。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客观水平的制约,决定了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提高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机构精简相对应的渐进过程。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教育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调整、完善公务人员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行为操守和职业道德。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腐败收益,提高不腐败的收益,在公务员中形成奉公守法的激励机制。要积极研究探索党政机关福利待遇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实行货币化、工资化改革的途径,适时提高公务员工薪水平,同时提高公职人员收入来源和收入状况的透明度。
5、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把反腐败斗争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加强人大、政协监督。要广泛发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为反腐败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建立公共选举、公共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服务等民主制度,积极推行民主公开制,完善村民自治,推广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大力推行电子政务,提高公民参与程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因此更要加大腐败监管力度,坚决不能让不正之风四处蔓延。要把反腐问题要作为一项国事、大事来抓,建立长效机制,将腐败遏制在源头,切实优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和谐气氛,让人民更加信任党,拥护党。
【参考文献】
[1] 廖翥.《廉政瞭望》.2009年3月.总期第253期.第8页.[2]《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8日,第三版.[3]《番禺日报》2011年3月1日,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4] 江津党建网.2009年12月21日.关于2010年-2020年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5]《党的建设》.2009年第十期,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17页.10
第三篇:我国福利彩票法制建设的思考
我国福利彩票法制建设的思考
一、我国福利彩票的发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我国的福利彩票于198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由民政部门负责
唐政秋
发行,其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根据民政部的有关报告显示:福利彩票发行20多年来,除了福利彩票管理体制不断完善,销售网络逐步健全,发行品种不断丰富外,截至2008年10月,累计发行福利彩票3254亿元,共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1096亿元,其中2002-2007年间,共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738亿元;上述福利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支持全国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包括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夕阳红图书室援建计划”、霞光计划、社区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蓝天计划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等;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总设施项目数已超过10万个,总体受益对象达到30万人,解决了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保障资金不足问题,为孤残儿童、残疾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社会保障,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近几年,随着我国福利彩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对福利彩票也越来越关注。福利彩票在为社会公益事业筹集了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引起了诸如心理失衡、暴力、民事纠纷等问题,并且我国目前的彩票管理体制尚不够规范和完善,彩票的发行、销售、兑奖、监管等方面还不完善。国家如果不对彩票天生的伦理缺陷和实际危害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法制化的规范管理,上述问题可能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不 良影响,严重损害彩票的健康发展。2004年的陕西宝马彩票案、2004年的“04009期福彩双色球涉嫌录象造假”事件和2007年的河北邯郸农行彩票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我国福利彩票法制建设的现状
(一)我国福利彩票法制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
我国福利彩票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国务院、财政部、民政部先后发布了有关福利彩票的若干通知与规定,初步形成了以财政部、民政部的有关行政规章为主体的福利彩票法律法规体系。这些行政规章主要规定了我国福利彩票的管理体制、发行种类和运营规则,规定了福利彩票发行实行额度管理,规定了福利彩票发行资金的构成比例,规定了福利彩票的发行收入进行专户管理,规范了有奖募捐和摇奖设备的管理等,为我国福利彩票的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我国福利彩票立法的主要不足
与我国福利彩票发行取得的巨大的成绩相比,支撑其发展的是极不完善立法和规章制度,具体主要表现为:
1、缺乏一部综合的彩票法或者福利彩票法规,立法严重滞后
我国福利彩票起步较晚,发展较慢,面临制度空缺、立法严重滞后的境地。而福利彩票市场具有特殊性,涉及千千万万彩民的利益和社会稳定,必须规范运作,才能保证彩票业的良性发展。随着 福利彩票市场的发展,对彩票业立法的要求也愈显突出。虽然国务院早就在起草《彩票管理条例》,可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出台。由于缺乏一部综合的彩票法或者福利彩票法规,使得我国的福利彩票无法可依,就连发行福利彩票的中国福利彩票中心也遭人质疑,法律地位尴尬。
2、立法层级低,主要以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 根据现行的彩票管理体制,财政部负责起草、制定国家有关彩票管理的法规、政策,民政部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政策和制度,研究制定福利彩票的发行、销售和资金管理的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从现实来看,除了国务院于2001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现在我国福利彩票的主要依据绝大部分是财政部、民政部的“通知”或其他形式的红头文件。由于立法层级低,主要是部门规章,且红头文件居多,降低了福利彩票的合法性,增加了执法难度。
3、立法内容不全面,临时性规定多
现行的福利彩票法规大多是针对福利彩票发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规定,具有临时性、内容单一的特点,缺乏普遍性、综合性,内容不全面,缺乏对彩票的发行、销售、兑奖、公益金的分配、监管等方面的统一规定,对一些新问题也没有涉及。例如,缺乏对某一特定时段的累计购买数额的规定,也没有防止变相洗钱的规定等。由于没有法律对彩票在发行、销售和兑奖等程序进行规范,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少彩票纠纷。
4、监管不严,监督机制、程序不明确 首先,从外部监管来说,我国的彩票业是多头管理,民政、体育部门分别负责组织福利、体育彩票发行与销售活动,财政部负责监管。财政部要发挥监管职能实际面临的是两个与自己相同性质的政府行政机关。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制环境下,彩票的这种“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模式的作用效果非常有限。
其次,从福利彩票的内部监督来说,有的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片面追求销售业绩,监管部门防范意识淡漠。由于彩票销售额与彩票发行、销售机构的利益挂钩,遇到彩民进行巨额投注时,因利益驱动,销售机构不是劝彩民谨慎从事,量力而行,合理投注,规避风险,并积极向监管部门报告,而是期望甚至怂恿其进行巨额投注,以便可以实现其利益。在出现异常的彩票销售记录时,当地的彩票销售机构和监管部门不是思考其中是否可能出现问题,而是完全认定属于销售业绩优异,甚至希望“奇迹”能够重复实现。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和一些民政部门加强福利彩票销售的文件,而很少看到他们发布的风险提示。另外,对于福利彩票的开奖的监督程序也缺乏明确法律规定。
5、救助规定缺乏
近年来,因为发行、购买彩票的纠纷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暴力犯罪事件。而现行的福利彩票法规却鲜见法律责任、权利保护和救助方面的规定,同时规范彩票日常事务的都是部门规章及地方文件,立法的滞后,势必也导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如彩民之间关于奖金归属发生争执等问题,司法机构目前只能按一般民事纠纷处 理,这样显然不利于保护彩民利益。例如2001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民在认购彩票过程中,对彩票的发行机构、摇奖现场混乱、财务不公、摇奖程序和技术有误、开奖前未提前停售等一系列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不予受理。”的批复,使得彩票纠纷不能处理。由此可见,福利彩票业要发展,福利彩票立法是当务之急。
另外,对福利彩票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没有相应的罪名和量刑的规定,也不利于惩治彩票犯罪行为。
三、完善我国福利彩票立法的几点思考
1、尽快出台《彩票管理条例》
制定《彩票法》是世界彩票业发展的趋势。纵观世界彩票业,大都经历了一个由非法到合法、由龌龊到显赫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性、扭转性、开创性作用的即是《彩票法》的出台。我国的福利彩票发展迅速,仅靠政府红头文件己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通过法律理顺管理体制,规范有关组织的权利义务,加强彩票发行过程的监督,这是彩票业走上稳定发展路的当务之急。因此,加快彩票立法,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为了实维护广大彩民的正当权益,实现中国彩票业的持续发展。我国从2001年起,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尽快制定一部彩票法,但目前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彩票法》并不现实。可喜的是,国务院法制办2008年3月已就《彩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预计2009 年《彩票管理条例》将正式公布实施。
2、完善福利彩票法规的相关内容,规范彩票的发行、销售、兑奖、资金分配等全过程,强化可操作性
福利彩票业的健康发展与健全的法律体制是分不开的,整个福利彩票行业要通过立法予以规范。一方面,国家彩票立法要从总体上考虑,要通过制定《彩票法》或《彩票管理条例》对彩票管理体制、彩票的发行与销售、开奖与兑奖、资金分配、信息披露与监管、相关法律责任等予以原则性规定,要协调好彩票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关系。另一方面,民政部门要通过制定行政规章等配套法规,对福利彩票发行的程序、发行方式、开奖方式、开奖程序、彩金计算方式、资金的分配及使用、彩票信息披露等进行详细规范,要研究福利彩票发行、购买、兑奖、公益金的分配等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予以规范,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
3、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健全监管机构和监督机制
福利彩票是典型的公益彩票,随着福利彩票市场日趋成熟,销售规模不断扩大,福利彩票发行的形式和程序,不同阶段发行的规模和所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更公平、更低成本的发彩规则及开奖程序等,都亟待立法加以确定,否则涉及金额巨大的公益彩票既存在着资金安全的潜在隐患,又可能因为发行、开奖、兑奖等过程不公开透明而失去彩民的信任。近几年出现多起福利彩票舞弊大案,都暴露出彩票监管、发行上存在诸多漏洞,法制上存在软肋。因此必须通过完 善立法,明确监管部门及其职责,对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兑奖的全过程予以监控。
要建立彩民直接参与监督的制度; 要让新闻单位参与监督彩票发行与销售的全过程,通过对彩票的抽奖、对奖、摇奖等程序采用现场电视直播,增加彩票发行的透明度;福利彩票发行部门要强调行业自律,要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完善相应的的监管体制与发行销售管理办法。
为了防止借福利彩票洗钱,建议通过完善反洗钱的法律加强对福利彩票销售的监管,比如实行大额投注的实名制、完善交易记录保留制度、投注超过一定额度须提供相关的银行资料以及建立可疑交易举报等举措。
4、完善相关的救济措施
一是要建立防范和矫正病态赌徒的机制。根据国外的经验,彩民中病态彩民所占的比例约在1%至2%,整个博彩业的病态人群比例约在2%至3%。以我国现有福利彩民的总量按上述比例估算,病态彩民及近似病态彩民的数目值得引起关注。因此,我国的福利彩票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尽快形成“责任博彩”意识,政府、福利彩票发行机构均有责任教育和引导彩民形成良性的博彩心态,预防“病态彩民”的产生并建立相应的救助机制。
二是要建立和健全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善权利救济机制。福利彩票法律关系主体权利的救济离不开法律责任的实现,彩票法 7 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对福利彩票发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监督机构、公证机构、彩票发行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彩票奖品的供应商、彩票承销商等参与彩票活动的主体在彩票发行、销售等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应明确作出规定。目前彩票纠纷的突出矛盾存在于彩票发行方和彩民之间,福利彩票立法应该详尽地规范发行者和购买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出现纠纷后寻求救助的途径,甚至细致到规定纠纷双方的举证责任等。
在刑事责任方面,可以对现行《刑法》予以修改和补充,可增设与彩票的发行、销售相关的罪名,如“非法发行彩票罪”、“非法销售彩票罪”、“违法伪造变造彩票罪”等新罪名。
第四篇: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内容摘要
摘要:当前,深化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建立适应社会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为目标,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服务政府建设为切入点。其中,完善体制机制是谋求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体制机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政府管理 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改革的结果看,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行政思想、政府职能、行政组织、政府管理方式和行政权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当前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其外在必要性和内在必要性。其外在必要性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文化体制变迁、适应世界行政生态环境变化、造就优秀国家公务员;其内在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它是政府行政管理本质的需要。当前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其具体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因此,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渐进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借鉴性原则,从更新思想理念、抓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进一步调整机构设置、搞好行政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创新政府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等方面进行改革并最终促进行政体制的发展!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动力支持。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一总体目标的确定,为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着投资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社会事业
发展不充分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之所以会长期存在且不断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不顺,特别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顺。主要是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政事企不分、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公务员选拔任用制度不合理,等等。未来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影响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矛盾与问题仍然严重存在并且有加剧之势。要遏制并最终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建立起惠及十几亿人口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加快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行政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几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发展。这就要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协调一致,统筹兼顾才能谋求这种和谐。而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在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协调一致,统筹兼顾,否则谈不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
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制度保障。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处的现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获得发展,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支持。例如,推进国企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
4、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质量与水平都与行政管理体制状况直接相关。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对政府管理规则和管理能力的挑战。抓住机遇,应对与化解风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迫切要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政府管理的内容、方式及相关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在不断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1、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制约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瓶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也更大了。特别是在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如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项改革就很难深入。
2、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这与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矛盾。在我国现阶段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期望值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同时,由于财力有限,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增加和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只能逐步加快步伐。这种状况,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值形成了反差。同时,人民群众不仅要参与改革,也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希望尽快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既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又要教育群众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这是一个棘手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3、政府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的方式向主要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更新政府管理理念,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官本位的思想,实现由政府主体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其次,要改变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再次,要尊重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
4、新形势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成了改革的对象,对政府自身的要求高了。
长期以来,政府处于主导的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角色发生了变化,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和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改革越深入,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要求就越高,政府的形象和绩效不是由政府部门自己决定的,而是要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如果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素质不高,服务意识不强,不依法行政,或者滥用权力,人民群众就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当然提供公共产品并不等于自己去生产);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要明晰政府边界,凡应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决策的事情应严格由他们决策,政府不应“越俎代庖”。凡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政府责无旁贷,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调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各级政府要有意识地做到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包办企业决策,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精神,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以解决层次、层级过多的问题,推进行政审批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的原则,稳步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从宏观上解决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深化并进一步推动、形成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建立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机制;第二、建立有力的政策执行机制; 第三、完善协调机制;第四、建立健全危机管理和应急机制;第五、形成高效有力的行政监督机制。如:推进政务公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政务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完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建立舆论监督的有效运作机制。监督机制上各监督机构之间建立起经常有序的相互协作制度,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条件互通情况、互用旁证材料、联合办案,加强各监督主体间的协调,进而变分散监督为合力监督,以协同监督资源,增强行政监督的整体合力。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可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权。
3、确保行政权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解决好政府应当如何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问题。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政府规模和政府结构,应当通过法律加以确认,否则很难固定;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应当通过法律加以规范,否则没有保障;更重要的是,行政权的行使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否则便会滥用。法律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也是政府布大信于天下。要保证法律真正得到普遍遵守和严格执行,政府必须首先受制于法,行政权必须受到全方位、全过程的严格监督和制约。因此,一定要真正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工作的龙头和基本准则,充分认识到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公正和高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影响,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4、着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府公务员队伍,解决好政府应当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见物不见人,见机构不见人。公务员是政府管理的主体,反映着政府形象,体现着政府作风,代表着政府声音。同时,公务员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者和实施者,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活的灵魂。如果没有
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府公务员队伍,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了也不可能有效运转。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队伍应当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把为谁服务、如何服务作为加强政府公务员队伍与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来抓。要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通过激励和约束两种机制,实践锻炼和培训提高两条途径,不断培养并强化政府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和优良作风,切实提高政府公务员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行政能力,真正把政府公务员培养成人民的公仆,把人民政府建设成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5、建立健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准是公众利益的维护程度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科学的政绩观就是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全面和客观的绩效评估体系,促进公共管理的目标实现。绩效评估考核是一面旗帜,具有评价功能、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政绩可以定义为政府部门在积极履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在讲求内部管理与外部效应、数量与质量、经济因素与伦理政治因素、刚性规范与柔性机制相统一的基础上,获得的公共产出最大化。只有建立一个包括评估管理机构、相关管理人员、监督机构、公民、评估对象在内的多元化的评估主体结构,同时,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才能保证行政部门绩效评估的有效性,从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四、延续传统文明,推进政府文化创新
1、倡导政府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府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不断更新政府管理思想,突出时代意识、民族特色、社会价值,建立社会成员参与监督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机制,建设廉洁、高效、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行政文化。
2、重构行政道德。行政道德主要体现在行政主体的修养和道德行为上,体现在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对职业道德、基本道德范畴的认识、观念和态度上。重构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必须弘扬传统行政道德体系中的精华,积极借鉴吸收外国行政道德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益成分,建立高效从政、一心为政的道德规范并贯穿于全部行政活动中。就是要摆正行政人员与公众的道德关系,陶冶行政人员道德情操,锻炼行政人员的毅力,树立行政人员公正、社会至上、勇于负责的强烈责任感。
3、重视行政价值。价值观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行政价值观则是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具体化,它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基本走向。以 “为民”、“做事”为目标的行政价值观,必然引导形成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行政作风;而官僚行政、保守行政、涣散行政,导致行政价值观念混乱,制约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目前,当务之急是确立正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建设一
种民主与效率相一致、稳定与发展相协调的行政价值观,树立稳定、健康、和谐的行政心理和与现代行政管理要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标准,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的行政价值评价体系,为建设现代行政文化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目前,全党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呼声大、期望值高,正面临良好的改革机遇,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继承发扬和自我完善。深入调查分析发现,干部管理使用上单靠理想、信念、党性、觉悟是靠不住的,必须要有刚性措施和办法。而现今沿用的干部管理体制几十年一贯制,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滞后不实用的现象。因此,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以此着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最终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五篇: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思考
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思考
摘要:2003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以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并取得了成效但纵观相关文件,有些政策过于宽松,缺乏可操作性,有的未有得到很好执行,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途径是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发展经济,同时也应调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鼓励他们到基层或贫困地区工作。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政策;对策
中图分类号:D 669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916(2009)02-0035--03The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anploym ent policy about university graduates
DONG Y ucyyue(School of PublicAdm inistratior} Zhengzhou L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f}lbStldCt Since 2003, the state has released a series of policies one after another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ifficult question of 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A lthough die progress has beenmade, smie policy of related documents is too loose and lacks the feasibility, and smie policy has not been executed well The basic solution is to c;ontmlgmwth ofpopulation and to develop econmiy v毛onus标 change their miployment view and encourage A t the SF1T1 eth ern to w ork tiiy the state should also he蛛)the university graduates to in basic;units or poor areas Key WOr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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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 骤增,2003年至2009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依次为 212万人、280万人、338万人、420万人、495万人、559万人、610万人[‘]。增幅依次为32%.21%.24%.1 >i7o.1 }“/o.13”l0.>i7o,年平均增幅19 4%,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此,包括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在内的有关部委和社会团体相继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用以帮 助大学毕业生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1当前有关大学生就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变化 11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基层或贫困地区 就业的内容不断丰富政策越来越灵活 111内容不断丰富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2〕,2006年教育部提出了“三支一扶计
划”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3〕,2008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了“三支一扶计划’,[4〕。这些“计划’,都体现了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到基层或贫困地区工作的支持,且内容不断丰富,政策越来越灵活。112奖励政策不断量化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在艰苦地区工作2年或2年以上者,报考研究生的应优先予以推荐、录取,报考党政机关和应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z}。但因该文件没有明确怎样优先和照顾多少等具体问题,于是2004年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联合明确了十项优惠政策,如: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报考研究生的总分加10分,报考西部地区公务员的笔试总分加5分[5〕。优惠政策已被转化为明确的分值,这样就更有利于大学毕业生在 就业与继续深造上进行选择。2009年教育部又联合有关部委推出了对在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达到一定年限的高校毕业生,由国家代为偿还其学费和助学贷款的政策[}l。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1 2自主创业政策 2 1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免交行政事业性收费的 年限逐渐延长
2003年,国家发改委在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相关文件中指出,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1年内免交登记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7〕。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
办公厅又联合发文指出,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免交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年限从一年延长到三年[8〕,这就使得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免交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年限不断延长。
122国家为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提供相关保障
2003年,国家发改委在相关文件中指出,有条件的地区应在现有渠道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7〕,具体情况由地方政府确定。但该项政策由于其在何谓“有条件的地区”和“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的方式上没有明确说明,使得相关部门难以把握。2006年,教育部发文指出,自愿到西部地区及县级以下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其自筹资金不足时,可向当地经办银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对从事微利项目的,贷款利息由财政承担SOIo(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承担2`x"/0),短期不贴息,比较明确地指出了此类贷款的面向群体及贷款方式。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要求有关部门提供必要的人事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在劳动关系形式、社会保险缴纳和保险关 系手续等方面提供保障。这就使得在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问题上,既有资金保障,也有社会关系保障。13选拔公务员政策 131选拔的方法更加公平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指出,党政机关录用
公务员应公开招考或招聘,择优录用[z}。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公务员选拔除招考外还有招聘。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发文提出,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地(市)、县、乡级机关录用公务员,要严格坚持“凡进必考”制度,该项政策规定为高校毕业生公平参与竞争提供了机遇。1 32对公务员招考对象的限制条件不断增加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党政机关录用公务 员应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z}。对高校毕业生入选公 务员的条件并没有作明确规定和限制。但在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中却提出了逐步实行省级以上党政机关从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于 是从2006年开始,省级以上党政机关考录公务员,考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包括报考特种专业岗位)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以后逐年提高[8〕。该项政策进一步说明,国家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14多项优惠政策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便利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指出,要做好高校毕
业生人事代理工作,为高校毕业生办理户口和人事档案手续提供便利[z' 0 2007年,人事部发文指出,要做好困难家庭(主要包括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家庭和农村绝对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工作,制定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援助办法,实施重点推荐、优先安置。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决定,从2007年秋季起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免费师范生可以享受由中央财政负责安排的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补助,由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落实教师岗位,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可在学校间流动或从事教育管理工作,为免费师范毕业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提供便利的入学条件。该项政策吸引了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从而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就业压力。
2对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的评价 2 1有利因素
一是支持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提出要建立健全高校 毕业生就业管理与服务机制。拓宽就业渠道,鼓励中 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认真落实关 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各项政策;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监管和就业指导。从政策层面支持大学生就业,一个较为完整的就业政策支持体系已初步形成。
二是各项就业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实行高 校毕业生人事代理政策,在人事档案和户籍管理上实
行更加宽松的政策,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大学毕业生的后顾之忧。另外,对一些家庭贫困的大学毕业生,国家采取帮扶政策,体现了对大学毕业生的人文关怀。
三是就业政策逐步趋向法制化。近年来,国家几乎每年都要就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下发专门文件,在鼓励大学毕业生充分就业的同时,强调保护大学毕业生的合法权益。特别是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就业促进法(该法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已趋向法制化。2 2不利因素
一是部分就业政策的可行性大打折扣。例如,免
费师范生政策,虽然教育部对其有明确的要求,但还是出现了一些学校不愿招收师范生的现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2007年全国6所部属师范大学应当招收12000多名免费师范生,也就是说,这6所部属师范大学必须拿出半数指标来招收免费师范生,而事实
上并非如此,各校均打了折扣。加之一些优秀考生,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优秀考生他们并不想报考免费师范生的原因,以及北师大2007年并不招收东部地区的免费师范生,华东师大师范专业学生9}/0的指标集中在中西部地区,}/o为上海本地生源,其他学校也
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主要招中西部考生等原因[iz}。这就使得国家的这一政策的可行性大打折扣了。
二是就业政策缺乏法律保障。因(4q}C业促进法》 未对大学毕业生这一庞大的就业群体作出特别规定,加之国家也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法律,所以,大学毕业生就业被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监督机制的缺乏,难以保证大学生的充分就业。
三是行政性抑制依然存在。户口仍是大学毕业
生就业的一大障碍,很多中小型企业因其没有申报用人指标的途径,解决不了大学生的派遣、落户、接转档案等问题,且一些发达地区尤其是大中城市对户籍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就使得一些大学毕业生落户成了问题。虽然不少中小私营(股份)企业急需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及技术人员,或因一些企业怕麻烦而放弃
录用大学毕业生或因一些大学毕业生担心自己的身份丧失而不愿去中小企业工作。而使得供需双方均未达到其目的。3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几点思考 31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发展经济
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控制人口增长,二是发展经济。因此,国家应在强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只要人口控制了,经济发展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扩大招生比例,尤其是研究生的比例,延长继续教育时间也是不可少的,要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32促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均衡让大学生均衡分布
纵观2003-2008年国家已出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只是围绕鼓励、奖励等一些经济利益手段来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基层、贫困地区工作以缓解就业压力。但实际效果又是如何呢? 2008年1月3日,中国社科院举行的“2008年嫩会蓝皮书洲之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有信息显示,在2007年高校毕业生中,仍有100万人未就业。尽管国家采取了许多优惠措施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但绝大部分毕业生仍愿意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或经济效益好的部门工作,一部分毕业生甚至宁愿失业,也不愿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从而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国家应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来促使贫困地区、弱势行业快速发展。当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向平衡,大学毕业生自然会有一个均衡分布,就业压力就会降低。
33制定法规和规章改革落后的高等教育体制
当前,国家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在招录人员时普遍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一必须是全日制学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统招生”,导致大量考生蜂拥到各类统招学校,即便是一些学习差的学生也宁愿到统招学校混个文凭,也不愿到技校或民办高校学一技之长,这
也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国家不应再把“全日制”作为招录人员的限制性条件,消除不公正的就业环境,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酉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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