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固守与拓展（推荐）

第一篇：论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固守与拓展（推荐）

论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固守与拓展

摘要：诉讼法学教学内容以法典为基础、以注释为方法,基本组成是基础理论、基本原则、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四大版块。笔者建议拓展法律适用的教学内容,因为它是诉讼制度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法学教育 诉讼法学 法律适用诉讼法学课程在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是独立的一门课,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合成一门学科。对于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哪些应当固守、哪些应该拓展,笔者谈一点个人己见。

一、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组成与固守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诉讼法学统编教材的体例和内容,就会发现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安排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体例和知识点与法典几乎是同质同构;第二,理论内容主要是对法典条文的注释。例如,陈光中先生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教材,其第一编“总论”主要对应《刑事诉讼法》法典第一编“总则”;教材第二编“分论”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1]再如, 法律期刊www.xiexiebang.com/falvqk/宋朝武教授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教材“理论编”包含了《民事诉讼法》法典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教材“制度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一编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教材“通常审理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审判程序”的第十二章至十四章、第十六章;教材“特殊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的第十五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教材“民事执行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三编“执行程序”;教材“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2]这样安排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是科学合理的,它的好处在于便于学生迅速地掌握国家法律规定,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现行法律法规。

以法典为基础、着力注释法典内涵其实是诉讼法学教学的传统风格,在大陆法系各国以及旧中国都存在着这种现象。例如,民国时期陈瑾昆着述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就与当时的“刑事诉讼法”法典有紧密的对应关系。[3]再如日本学者松尾浩也着述的《日本刑事诉讼法》与日本刑事诉讼法典也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4]在西方,中世纪后兴起的法学,首先一个流派就是注释法学派。通过对罗马法的注释,传播法学知识、灌输法律理念,对西方法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今天我们进行包括诉讼法学在内的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应当坚持这个传统,提高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当然,言讲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与法典同质同构、以注释法典条文为主,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就是简单的法条释义。理论的铺垫、理性的解剖、理智的批评、理想的建议,在诉讼法学教学中是随时都存在的。比较而言,本科教育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研究生教育则以“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为主。笔者认为,可以把我国现行以法典为基础、结合理论论述的诉讼法学教学内容分解为四大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1.基础理论该部分主要讲解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历史沿革、若干诉讼原理和诉讼理念等。[5]台湾学者的教科书也有这部分内容,尽管有人阐述得多,有人介绍得少。

2.基本原则这部分基本都是把相应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加以详细介绍。稍微复杂一点的会增加外国法律中的基本原则和学理上主张但立法尚未采纳的一些基本原则。从法的要素角度看,法律原则是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并列的组成部分。从法的适用角度分析,法律原则有助于准确理解法律、正确运用法律,以及可以弥补具体规则之漏洞。因此,这部分的学习其实非常重要,但常被学生所忽视。

3.诉讼制度诉讼法学对诉讼制度的介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三大诉讼法共同的、内容基本一致的诉讼制度,往往称之为“基本制度”,例如回避、合议、两审终审、公开审判、陪审等;另一类是某诉讼法独有的,或者其制度安排有特色的诉讼制度,例如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制度等。诉讼制度作为比较集中的规则安排,对于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是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

第二篇：论秘书学概论的固守与创新

论秘书学概论的固守与创新

谢世洋 廖丹微

职业教育家谭一平先生在《我为什么主张取消秘书学概论这门课》一文中认为： “秘书学概论理论含量偏低，远离工作实际……如果不取消这门课，对文秘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损害将越来越大。”不久，河北的韦志国先生对此予以驳斥，认为：“秘书学概论不应简单一删了之，而应‘课程升级’。”这一对立观点出台之时，正值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一批秘书学专家学者筹划出版7本包括秘书学概论在内的系列本科教材之际。从总主编、主编到编委，大家对此议论纷纷。作为其主编之一，笔者对这一论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秘书学概论不能取消而应加强

秘书学概论该不该取消？它有没有开设的价值？这对稍微有点学科意识的人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就像文学有文学概论，法学有法学概论，经济学有经济学概论，社会学有社会学概论一样，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概论”作为该学科基本理论的框架。秘书学概论就是秘书学科基本理论的框架。它是开启秘书学宝库的钥匙，是进入秘书学领域的前哨。人们学了概论这门课，就如同打开了秘书学的门户，可以眺望秘书学广袤的园区；又如同登上了秘书学之峰巅，可以仰视秘书学灿烂的星空。

（一）开设秘书学概论是学习秘书学基本理论的需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基本理论，它是该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构建起来的理论基石。

秘书学的基本理论有哪些呢？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秘书学科、秘书职业、秘书机构、秘书工作、秘书修养、秘书人物、秘书著作、秘书社会组织、秘书学术期刊、秘书资格鉴定等十大领域是其主要内容。

把握了这些基本理论，就等于把握了该学科理论的基本线索。这对深入该学科的前沿，进而探索其无穷宝藏大有必要。

但是，这十大领域洋洋洒洒，浩瀚无边，如果全部学习，一辈子也学不完，只能通过这种“概论”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二）开设秘书学概论是学生从事秘书职业的需要

秘书学概论目前仅有秘书学、文秘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远远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从这些年学生就业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对秘书的需求不局限在秘书学、文秘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还需要不少司法秘书、外贸秘书、旅游秘书、教学秘书、新闻秘书、公关秘书等。这就告诉我们，不但秘书专业的学生应具备秘书学的知识和技能，非秘书专业的学生同样要具备秘书学的知识和技能。

非秘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要从事秘书职业，必须参加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获取秘书资格证。但是秘书资格证也非探囊取物，最好的办法是在此前学好秘书学概论。可以说，秘书学概论是参加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获取秘书资格证的基础。它唤起了大学生的秘书意识，培养了大学生的秘书素养，为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秘书职业提供了有力保证。

（三）开设秘书学概论是巩固壮大秘书学科的需要

秘书学1982年诞生，2012年被正式列入《普通高校本科目录》。三十年来，出版的包括秘书学概论在内的著作多达一千多种，论文达三万多篇。这一千多种著作、三万多篇论文筑起了秘书学的学科阵地。它包括四大体系——

一是以秘书学科、秘书职业、秘书机构、秘书工作、秘书修养、秘书人物、秘书著作、秘书期刊、秘书社会组织、秘书资格鉴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体系。

二是以文书写作、文书办理、档案管理、信息工作、接待工作、协调工作、保密工作、差旅工作、会务工作、商务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实务体系。

三是以《币必书学概》《中国秘书史》《秘书实务》《秘书写作》《秘书文档管理》《秘书公关与礼仪》《秘书案例与实践》为主干课程的教材体系。

四是以专科、本科、研究生三大层次，党政秘书、司法秘书、商务秘书、科技秘书、企业秘书、涉外秘书、军事秘书等七大分支为主要架构的分类体系。③

秘书学概论正是这四大体系中基础体系的“概论”，其地位和作用可想而知。如果秘书学专业不开设秘书学概论课程，就等于阵地失去了一位主帅，丢掉了一座山头。

二、秘书学概论教材内容的创新

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谭先生“取消论”中关于“秘书学概论理论含量偏低，远离工作实际”的观点也有其合理成分。

目前秘书学概论种种版本的教材大抵有以下内容：

一是归纳了秘书学的不同概念、秘书职业的不同分类；

二是概述了秘书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不同称谓和管理模式；

三是概述了秘书人员道德、知识、能力、心理、性格的各种修养途径和方法；

四是概述了秘书的职能与环境；

五是概述了秘书工作的规律与方法；

六是概述了当前秘书资格认证的相关政策和应对。

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从总体来看，(xiexiebang.com　www.xiexiebang.com)落后于学科发展，不能反映与时俱进的新视野、新思维、新成果，亟需创新。

秘书学概论教材内容的创新，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增加秘书学科史的内容

秘书学的诞生之路曲折坎坷，大体来说经历了十个时期：

一是秘书学专科的开设时期。以1982年上海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秘书专科为标志。

二是秘书学教材专著的大量出版时期。从1982年秘书专科的开设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以翁世荣的《书学概论》、王千弓的《秘书与秘书工作》、李欣的《秘书工作》、常崇宜的《秘书学基础》、杨剑宇的《中国秘书史》等著作为标志。

三是秘书杂志和秘书学术机构的崛起时

期。以1983年上海大学的《秘书》、兰州大学的《秘书之友》的创刊及后来《秘书工作》《办公室业务》《文秘》《秘书界》《书界》《企业秘书》等杂志相继诞生和浙江、江苏、江西、重庆、北京等地的学术机构相继成立为标志。

四是全日制秘书学本科的借名招生时期。以上世纪90年代上海大学、广州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师大、安徽师大、赣南师院等高校采取“借船出海”策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后面括号注明“秘书方向”招收本科生为标志。

五是首次申报进目录失败后自学考试的开设时期。以1998年第一次申报进<普通高校本科目录》失败后，教育部批准在全国自学考试系列中增设秘书学本科，新疆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开设自学考试秘书本科为标志。

六是文秘专科和文秘教育本科的招生时期。2002年教育部批准各地高职高专“文秘”专科招生后，又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外增加了“文秘教育”本科。这以宁波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文秘教育本科为标志。

七是秘书学研究生的借名招生时期。2004年开始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对秘书高级人才的需要，假借文体学、汉语言文学或行政管理学的名义相继招收秘书学研究生为标志。

八是学科定位的百家争鸣时期。以2006年高教秘书学会承德年会上笔者宣读《论秘书学的学科定位与体系构建》的论文和《秘书》杂志开展了为期一年的“高校秘书专业学科定位”专题讨论为标志。

九是系列本科教材建设时期。以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在全国征召编委，组织编写并出版7本系列秘书学本科教材为标志。

十是二次申报本科时期。以2010年中国高教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年会组织专家第二次申报秘书学进《普通高校本科目录》为标志。

让学科史进“概论”，有助于人们了解该学科的重大事件、领军人物、领航著作，以及该学科的曲折经历、经验教训，进而参与学科建设。

（二）增加秘书学科代表作的内容

作为一门学科的概论，它应该介绍该学科的主要著作。那么，支撑秘书学的代表作有哪些呢？

首先是1926年邹韬奋著的《书记之知能与任务》。有文认为，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现代第一部系统阐述书记（秘书）理论和技能的书，“是现代秘书学的开创之作”。⑤

其次是傅西路总编，杨剑宇、王守福等12位专家为分册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这部共12卷14册100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是100多位编委和众多编辑、印刷工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是支撑秘书学科的基础性工程。它诞生于秘书学压抑、沉闷之时，犹如冰山上的雪莲，迎风怒放；又如深山里的杜鹃，破晓而鸣。它博采众长，博古通今，博大精深，炳炳娘娘，是一部中华秘书的百科全书。有了它，秘书学才显得帅气，显得浑厚，显得壮阔。

可惜，对这一部辉煌巨著，迄今为止，所有的《秘书学概论：》未置一词。

再次是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翁世荣的《秘书学概论》，王千弓的《秘书工作》，李欣的《秘书工作》，常崇宜的《秘书学基础》，杨剑字的《中国秘书史》，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袁国维的《秘书学》，丁晓昌的《中国公文发展史》，杨树森的《秘书实务》，谢世洋的《秘书实务与实训》等秘书著作，这都为秘书学的创建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惜，迄今为止，所有的《秘书学概论》也未置一词。

让秘书学代表作进“概论”，一方面可提升秘书学的文化品位，增强其可读性；另一方面可引领学生扩大学术视野，拟立研究目标，了解参考文献，培养学术思想。

（三）增加历代秘书人物的内容

涉及秘书学的著名人物，远至屈原、李斯、魏征、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陆游，近至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邓颖超、贺子珍、邓小平、温家宝，无一不可进入《秘书学概论》。就秘书学界来说，远的如刘勰、李德林、李商隐、方孝孺，近的如常崇宜、李欣、傅西路、杨剑宇、杨树森，都有必要在《秘书学概论》中作简要介绍。

让历代秘书人物进“概论”，一方面可以加大秘书学概论的含金量，增强可读性；另一方面可对学生起榜样作用，有助于他们增强学习动力，培养秘书精神，感悟秘书前景，构建秘书理想。

（四）增加秘书学术机构的内容

秘书学术机构不等于秘书机构。秘书机构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秘书工作部门。秘书学术机构指的是秘书人开展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的社会组织。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秘书学术组织是国际职业秘书协会，简称IAAp，总部位于美国的堪萨斯市，现有近百个分会数万名会员，是国际秘书周和国际秘书节活动的领导组织。此外，亚太地区、欧洲、非洲都有秘书学术组织。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是全国高校的秘书学术机构。北京、重庆、江苏、浙江等省市还设有省市级的秘书学术机构。

让秘书学术机构进秘书学概论，有利于学生了解秘书的学术团体、社会职能、社会监督、社会活动，有利于学生参与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增强学术素养，提高学术水平。

（五）增加秘书节庆活动的内容

秘书节是美国创立的。1952年春天，美国两位资深秘书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创立秘书节的建议，希望通过此举来提升秘书的整体社会地位及其价值。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郑重宣布，1952年的6月1日至10日为全美第一个秘书周，6月4日为秘书节。1955年，美国秘书协会将秘书周改为每年4月的最后一周，将这一周的周三定为秘书节。后来，世界各国的秘书界先后认同并接受了美国的做法。

秘书节的设立，肯定了秘书在社会发展中作出的积极贡献，提升了秘书职业的社会地位。这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言： “秘书撑起了白宫大厦，在美国生活中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是值得称赞的。”

赣南师范学院2004年举办了第一届秘书文化节，开了全国高校举办秘书文化节的先河。此后，广州大学及浙江、江苏一些高校也先后举办过秘书文化节，其内容主要有秘书论坛、秘书情景剧大赛、秘书公文写作制作大赛、秘书形象大赛等。

让秘书节庆活动进“概论”，有

第三篇：论环境公益诉讼

论环境公益诉讼

07级法硕张洁学号 107262007649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中的一种，是发生在环境资源领域，以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为依据的一种公益诉讼。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已经非常迫切。本文试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我国公益诉讼的现状来分析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就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提出本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

公益诉讼是与传统的维护私人利益的私益诉讼相对的一种诉讼模式，指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或可能遭受损害而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突破了传统诉讼法体系仅仅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即仅就私益纠纷,公民可以通过法院以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限制。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被赋予现代意义并引起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一些传统的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影响社会公共利益,这类纠纷具有传统诉讼方式难以容纳的新要素。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及特点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中的一种，是发生在环境资源领域，以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为依据的一种公益诉讼。具体是指公民、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针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组织及个人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致使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势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而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私诉讼私益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条件不同于私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被诉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的是社会性的公共环境权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此对原告的起诉资格不再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非法侵害的人,环境的侵害成为具有原告资格的充分理由，申请人如能表明一些实质性的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即为适格,而不在于是否涉及他的个人权利或利益。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不断放宽,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环境)社会

公共权益的渠道愈加畅通。

其次,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和显著的预防性。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保全环境公共利益，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再次,环境公益诉讼不能简单的归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这种诉讼形式根据被诉对象的不同分别适用于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程序。如果被诉的对象是对环境公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即为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如被诉对象是公司、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即为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在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深刻的环境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不断恶化的环境形势,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显得尤为严峻和突出。长期以来，对于环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关全面行使对环境保护的执行、监督、管理职能,并对全社会环境保护进行预测和决策,以实现对各类社会危害行为的监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形式和破坏程度较以前都有所扩展，仅以行政管理的力量已经不能全面的保护环境，行政监督的缺位与低效,及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所有这些因素,致使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不仅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维护环境公益的重任,甚至它本身还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威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公民，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能起到迅速制止各种环境侵害行为,及时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所以突破传统诉讼法理论，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管理运作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其次，当今中国的法律体系组含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萌芽，在立法方面，出现大量含有环境公益诉讼内容或色彩的法律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既然人民是一切公权力或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在国家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普通人民当然有权提出救济，法律等其他规范性文件，诸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隐含了关于环境问题受到侵害时公众、社会群体是有权提出救济的；在司法实践方面，已经有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案例。例如山东省德州市金鑫化工厂的污染事件，理论界学者认为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化的典型案例。二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界(近年来甚至包括部分宪法学者)对环境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最初的介绍西方理论到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我国环境法学者在环境权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最后，社会公众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为公益诉讼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环境意识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又是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的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公民的环境意识是人类环保事业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任何国家的环保事业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公民对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高涨。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群体极其多样化,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团体,遍布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其拥有的大小不等的社会权力的影响与支配力也无处不在。允许这些团体根据法律提起维护公益的诉讼,与当代权利多元化和社会化趋势正相契合。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出现了一些以维护环境公益为宗旨的环境团体组织,通过这些团体,公众可以更全面、更有效地参与管理环境事务。这些团体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力量聚合起来,并与公民个体一起奠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群众基础。

三、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与传统诉讼具有质的差别的新型诉讼制度,其在我国的确立不仅需要实践上的要求和经验探索，也需要深细致的理论准备。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上讲，要从立法上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客体，即环境权。无论传统诉讼还是公益诉讼，其目的都是保护相应合法利益，如果没有利益可保护，也就没有诉讼的必要，而我国现存的相关法律对环境权没有确切的规定，导致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审判盲区的形成,法院对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束手无策,使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在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明文确立环境权,以使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可操作性，使公民的环境权落到实处。关于环境权的内涵可参考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的定义:人类有权在一种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其次，从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上讲，应赋予一切自然人和单位以诉权。环境的好坏事关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发展，既然是为保护国家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而设置的程序制度,就应当体现其社会性、公共性，任何人认为环境被损害，对自己的生活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影响都可以以环境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公益诉讼。只有允许更广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进行公益诉讼, 便于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充分保障违反公益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才能弥补国家行政机关在保护和监督环境方面的不足

第三，在举证责任方面，本人认为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事关诉讼的成功与失败，如果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适用我国民事诉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则无疑给原告设置了诉讼障碍，影响公众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因为,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作为原告,特别是公民个人作为原告,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就某些事实进行举证。一是由于受害人缺乏收集证据的技术手段;二是由于发生危害的复杂性和说明危害发生机制的困难性,使受害人无法举证;三是由于科技,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人难以知道某种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许多国家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为,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其有该污染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公众的举证责任得到减轻,有利于公众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最后，环境公益诉讼中其他相关制度的设置，关于诉讼费，由于环境的治理和恢复往往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如果根据标的计算将是一笔高昂的费用，再加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该笔费用应该由原告预交，将不利于鼓励公众积极诉讼，所以对诉讼费用的承担上的适当改进，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受益人也不限于本人,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整个社会。如由原告独自承担诉讼费用就不公平,因此我认为应把民众的环境公益诉讼列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从而保证民众不致因负担诉讼费用显有困难而放弃对环境公益的保护。另外,对于需要做的鉴定及律师费用可根据公平原则由被告分担合理费用。

综上，由于我国环境破坏在程度和范围上都极为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生活质量，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以前仅靠政府力量单一，依靠公众力量保护环境已非常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公众维护环境，制止环境破坏的最有利的武器，加上我国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及理论和实践上努力，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第四篇：论行政许可第三人诉讼

论行政许可第三人诉讼

行政许可作为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必然同广大公民的权利义务有着重要联系。当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许可侵害了其自身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可以依司法途径寻求救济在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当行政许可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时，第三人能否同样可能寻求司法救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有

必要深入予以研究。

一、行政许可第三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

对行政诉讼主体的范围，各国的规定宽窄不一。在英国，司法审查起诉人的范围很广，包括英王、检察官、地方政府和公民，而公民限于对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在美国，提请司法复审的当事人在范围上扩大的趋势。原先是“明显当事人”已被“利益关系当事人”所取代。在日本，原告是“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在南斯拉夫，允许公民、法人、国家机关、公设律师、社会自治律师、工会以及其他没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起诉。如可违法的行政文件侵犯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院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也有权作为原告起诉。在前苏联，原告是认为公职人员的行为损害了己权利的公民。[4]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借鉴别的国家的有关经验，最高人法院最近颁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原解释关于资格的有关规定修改并界定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即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利益，便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的范围。体现了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精神，顺应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同行政诉讼主体范围相一致的是，行政许可诉讼原告的范围应界定为一切与行政许可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行政许可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有关当事人的权利，都应当成为行政许可诉讼的对象。

二、法院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程度

行政许可第三人作为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启动诉讼程序后，法院对哪些行为进行审查，审查程度如何，既是决定原告诉讼结果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诉讼本身是否科学、公正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法院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行政许可进行审查。

（一）、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合法性审查的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既包括外在的形式上的审查，如行政许可的是否符合法律对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包括内在的实质上的审查，如行政许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在精神和要求，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符合公正原则等。

1、对抽象行政行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1）、抽象性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影响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

（2）、抽象行政行为大量违法、侵权的现状需要加强监督管理。“由于立法排除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和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有些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设置劳役。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许可权，推卸职责和义务，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和管理失控。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法制、政令的统一，干扰了执法，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扭转这种形状，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5]

（3）、现行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地控制、制约抽象行政行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依赖于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的自身监督两种方式：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权利监督的主要途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行政机关自身监督途径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级人民政府与上级人民政府不一致的命令、指示和决定。其行使监督权的具体方法主要是采取备案审查制度，是一种事后监督。正是这种看似完备的监督体制和方法，导致了我国有关部门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都分别有相应的规定。由这些行为引起的争议，只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即可，没有必要走复议这个程序。”[6]但司法实践中，这监督的效果难以人满意，这是因为现行的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监督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具体的监督程序和方式。虽然我国宪法赋予了权力机关的撤销权，但因为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予以保障，这种监督有名无实，很难发挥监督的作用。同样，行政机关备案审查制度和法规清理等监督方式，也只是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启动和运作，造成备案审查只是备而不查，使监督流于形式。第二，内部监督的弊端削弱了行政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任何内部监督都有其局限性，自身利益和团体利益的维护使内部监督的效力，远不可能达到来自外部监督的效果。第三，对抽象性行为的监督范围不足。权利监督和行政监督的对象主要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于由众多主体制定的、遍布于任何各行各的、直接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因而最需要有效监督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由何主体实施监督、如何监督仍是一片空白，造成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之间冲突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第四、排除了司法审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提起复议和诉讼，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只能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对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间接监督，而且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只有建议权，这种制度一个非常普遍的恶果就是，许多行政机关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逃避诉讼。导致受害人在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时，投诉无门，即使投诉到有关部门，也因没有相应的制度而不了了之，极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保护，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4）、国外的关于抽象性行为行为司法审查的实践。在国外，诉讼监督被认为是最公正也是最具监督力量的方式，因此许多国家都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监督范围中。如法国在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公民享有的议会救济和行政救济手段之外，还以诉讼救济手段作为最终保护公民权利和监督行政机关的方式，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不服，可向行政法院提出诉讼。提出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经行政救济后提出，如在上述行政救济的两种情况中，如果利害关系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利害关系人可向行政法院起诉。二是直接向法院提出，利害关系人认为条例违法，可在条例公布后2个月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撤销不合法的条例。三是在其他诉讼中提出，利害关系人可以在其他诉讼中同时提出条例无效，但对于本案不能适用。最高行政法院对撤销总统和部长会议命令的诉讼以及撤销部长制定的行政条例的诉讼享有初审管辖权。行政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对条例进行审查，对违法的条例有权予以撤销。法国行政法院对条例的审查范围极宽，除一部分紧急情况条例外，均受行政法院的管辖和监督。在英国，只有女王和议会的立法可以作为例外免受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规，由于其属于从属立法的范畴，因此不具有这种特权，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超越法定权限，法院都有权审查其合法性，并有权对违法的条规宣布无效。美国从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则出发，规定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并且把法院对立法是否违宪的审查原则和制度适用到了对行政或执行机关的立法审查活动中。[7]

2、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任何一项宪政制度的设立，都需要理念、制度与实践的多重支撑。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必须从人民主权和法治中获得理念，从民众的尚法观念和司法诉求中获得力量。第一，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但这种主权原则并不抽象存在，而是必须通过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的行使来实现的。宪法以及其他相关基本法律规定了公民控告违法犯罪失职的国家机关的主体资格，诉讼正是保障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法院根据公民的控告，行使人民委托的审判权，依据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法规，审查被诉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实现途径。[8]第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权利制衡的体现。有权力就要有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纵观古今上下，社会权利监督的最有效方式过于权利机构之间的彼此制衡。我国虽然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权利的制衡在我国同样存在。立法、司法、行政三个相互联系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保障社会稳定前进的基础。作为社会活动中，表现为最为活跃、涉及最为广泛、动因最为积极的权利，如若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无疑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同时也反应上司法的无能与软弱。因此，权利制衡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第三，切实保护广大公民权利是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现实基础。目前，我国公民法制素质以及对自身权利寻求保护的意识普遍高涨，大量的针对抽象性行为的公益诉讼层出不穷。从状告铁道部春运期间票价无理上涨案，到全国范围内对电信调资不满案，以及本文中的紫金山观景台案等，无不反映了公民对自身权利保护的强烈愿望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质疑的。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仍于那种古老的、对公民权利漠视的水平，不仅在客观上阻止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的范围，还公民一个公道，是现实生活的客观需求。

3、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可行性。从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和行政诉讼司法实践来看，将抽象行政为纳入司法审查具有现实可行性。一方面，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体系基本形成，为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奠定了立法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开展，我国法院的设置及结构功能更加合理，执法效率进一步提高；法官素质逐步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已基本拥有了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能力，从而为将抽象性行政行为纳入审查奠定了人力基础。另外，国外的司法同样为我国法院如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因此，法院在审理观景台一案中，不仅应审查行政许可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而且应同时对其所依据的基础，即有关的行政性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最终确定其行政许可是否合法有效。

三、行政许可第三人诉讼的法律后果

司法机关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结果无疑会有种情况：一种是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一种是认定行政许可合法。不同的判决结果，在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之间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同的。

（一）、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行政机关无权限许可、越权许可、违反法定程序的许可，无论哪种原因，都会导致行政许可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或不当的结果。但行政许可被认定为违法或不当，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被撤销，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原来的行政许可仍可能被维持。例如，第三人以城建部门许可某房产公司建成的楼房，侵害了其采光权、通风权等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定城建部门的许可行为违法。但法院并不一定会做出撤销城建部门已经做出的行政许可的判决，从而迫使房产公司拆除其已经建成的楼房。而是采取其它方式使第三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无论行政许可被撤销或者是被维持，只要行政许可被确认为违法或不当，并且在客观上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行政机关都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二者在有质的不同。其次，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应负有法律上的注意义务，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是行政机关的审查行为过度环节的。行政机关由于没有完全尽到其法定应负有的义务而致使行政相对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理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由行政相对人来承担责任。另外，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做出负有责任，其应当与行政机关一起对第三人负有连带责任。如行政相对人采取违法手段促使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许可。在行政相对人采取欺骗等手段得到行政许可而使第三人利益遭受损害的，行政相对人应负有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法院是否做出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的判决，应从经济分析、社会影响等角度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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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合法。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合法，并不意味着不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种合法的行政许可行为，对与行政许可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由行政相对人负责赔偿。其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行政许可是一种授权性行为，由于该行为在客观上设定了新的权利，必然打破了原有的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或利益关系的平衡，为取得新的平衡，应根据公平原则，由在新的利益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一方给予补偿。其次，虽然行政许可是由行政主体做出的，但由于其做出是依据申请人的申请，且该许可亦是由权利人单方获益的，故基于社会公平原则，应由权利人承担补偿责任。如果由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势必形成全体纳税人为个别受益人支付利益，这对社会是不公平的。第三，因为打破这种平衡不是由于平等主体侵权而造成，而是一方民事主体基于一定依据，即经审批核准的行政许可而做出的，故行政许可权利人亦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而是基于公平原则承担实际损失的补偿责任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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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行政许可第三人诉讼

[关键词]行政许可第三人 原告资格 法律后果行政许可作为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必然同广大公民的权利义务有着重要联系。当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许可侵害了其自身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可以依司法途径寻求救济在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当行政许可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时，第三人能否同样可能寻求司法救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有必要深入予以研究。

一、行政许可第三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个人、组织的申请，依法准许个人、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行政行为，通常是通过授予书面证书形式赋予相人、组织以某种权利能力，或确认具备某种资格。[1]但行政许可行为并不是仅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发生影响，它们中间存一种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处分的行政许可行为，此种行为的规制内容，不仅对相对人有着授益或增加负担之效果，并且同时对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产生影响，即此行政行为涉及行政机关、相对人及第三人之间三极法律关系。[2] 如行政机关许可建筑工程建设，涉及建筑工程所在地周边地区的人的利益问题，从而产生涉及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作为行政相对人，因不服行政许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司法界是不争的事实，而第三人对于此类由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使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能否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争议。一方面，在客观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始终处于弱者地位的第三人，由于得不到有效地司法保护，从而导致本该为其所有的权益被非法剥夺，有违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学者认为，法院作为当代社会中权力的监测器和权利的卫士，没有理由在对普通公民的权利最直接最经常产生威胁的行政权力面前有所保留或残缺。但另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法第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将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界定为行政相对人，因此，常常将第三人作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3]这种立法上的滞后，严重影响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因而对于这种行政诉讼主体的界定必须重新予以审视。对行政诉讼主体的范围，各国的规定宽窄不一。在英国，司法审查起诉人的范围很广，包括英王、检察官、地方政府和公民，而公民限于对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在美国，提请司法复审的当事人在范围上扩大的趋势。原先是明显当事人已被利益关系当事人所取代。在日本，原告是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在南斯拉夫，允许公民、法人、国家机关、公设律师、社会自治律师、工会以及其他没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起诉。如可违法的行政文件侵犯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院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也有权作为原告起诉。在前苏联，原告是认为公职人员的行为损害了己权利的公民。[4]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借鉴别的国家的有关经验，最高人法院最近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原解释关于资格的有关规定修改并界定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即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利益，便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的范围。体现了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精神，顺应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同行政诉讼主体范围相一致的是，行政许可诉讼原告的范围应界定为一切与行政许可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行政许可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有关当事人的权利，都应当成为行政许可诉讼的对象。

二、法院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程度行政许可第三人作为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启动诉讼程序后，法院对哪些行为进行审查，审查程度如何，既是决定原告诉讼结果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诉讼本身是否科学、公正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法院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行政许可进行审查。

（一）、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合法性审查的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既包括外在的形式上的审查，如行政许可的是否符合法律对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包括内在的实质上的审查，如行政许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在精神和要求，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符合公正原则等。

（二）、行政许可的基础-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审查。若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完全依据有关抽象行政行为规定做出，那么从形式上，该行为无疑是合法行为。但是，若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时，依其所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在实质上无疑是非法的。若法院在审理该案中，仅以行政许可行为形式上的合法为由，做出维持行政许可行为的判决，则该判决正确性明显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注重的只是形式上的合法，而非实质上的合法。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能否对行政许可行为的依据，即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仍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实属必要。

1、对抽象行政行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1）、抽象性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影响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2）、抽象行政行为大量违法、侵权的现状需要加强监督管理。由于立法排除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和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有些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设置劳役。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许可权，推卸职责和义务，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

和管理失控。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法制、政令的统一，干扰了执法，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扭转这种形状，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5]（3）、现行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地控制、制约抽象行政行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依赖于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的自身监督两种方式：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权利监督的主要途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行政机关自身监督途径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级人民政府与上级人民政府不一致的命令、指示和决定。其行使监督权的具体方法主要是采取备案审查制度，是一种事后监督。正是这种看似完备的监督体制和方法，导致了我国有关部门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都分别有相应的规定。由这些行为引起的争议，只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即可，没有必要走复议这个程序。[6]但司法实践中，这监督的效果难以人满意，这是因为现行的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监督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具体的监督程序和方式。虽然我国宪法赋予了权力机关的撤销权，但因为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予以保障，这种监督有名无实，很难发挥监督的作用。同样，行政机关备案审查制度和法规清理等监督方式，也只是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启动和运作，造成备案审查只是备而不查，使监督流于形式。第二，内部监督的弊端削弱了行政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任何内部监督都有其局限性，自身利益和团体利益的维护使内部监督的效力，远不可能达到来自外部监督的效果。第三，对抽象性行为的监督范围不足。权利监督和行政监督的对象主要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于由众多主体制定的、遍布于任何各行各的、直接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因而最需要有效监督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由何主体实施监督、如何监督仍是一片空白，造成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之间冲突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第四、排除了司法审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提起复议和诉讼，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只能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对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间接监督，而且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只有建议权，这种制度一个非常普遍的恶果就是，许多行政机关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逃避诉讼。导致受害人在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时，投诉无门，即使投诉到有关部门，也因没有相应的制度而不了了之，极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保护，也影响社会的稳定。（4）、国外的关于抽象性行为行为司法审查的实践。在国外，诉讼监督被认为是最公正也是最具监督力量的方式，因此许多国家都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监督范围中。如法国在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公民享有的议会救济和行政救济手段之外，还以诉讼救济手段作为最终保护公民权利和监督行政机关的方式，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不服，可向行政法院提出诉讼。提出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经行政救济后提出，如在上述行政救济的两种情况中，如果利害关系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利害关系人可向行政法院起诉。二是直接向法院提出，利害关系人认为条例违法，可在条例公布后2个月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撤销不合法的条例。三是在其他诉讼中提出，利害关系人可以在其他诉讼中同时提出条例无效，但对于本案不能适用。最高行政法院对撤销总统和部长会议命令的诉讼以及撤销部长制定的行政条例的诉讼享有初审管辖权。行政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对条例进行审查，对违法的条例有权予以撤销。法国行政法院对条例的审查范围极宽，除一部分紧急情况条例外，均受行政法院的管辖和监督。在英国，只有女王和议会的立法可以作为例外免受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规，由于其属于从属立法的范畴，因此不具有这种特权，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超越法定权限，法院都有权审查其合法性，并有权对违法的条规宣布无效。美国从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则出发，规定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并且把法院对立法是否违宪的审查原则和制度适用到了对行政或执行机关的立法审查活动中。[7]

2、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任何一项宪政制度的设立，都需要理念、制度与实践的多重支撑。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必须从人民主权和法治中获得理念，从民众的尚法观念和司法诉求中获得力量。第一，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但这种主权原则并不抽象存在，而是必须通过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的行使来实现的。宪法以及其他相关基本法律规定了公民控告违法犯罪失职的国家机关的主体资格，诉讼正是保障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法院根据公民的控告，行使人民委托的审判权，依据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法规，审查被诉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实现途径。[8]第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权利制衡的体现。有权力就要有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纵观古今上下，社会权利监督的最有效方式过于权利机构之间的彼此制衡。我国虽然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权利的制衡在我国同样存在。立法、司法、行政三个相互联系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保障社会稳定前进的基础。作为社会活动中，表现为最为活跃、涉及最为广泛、动因最为积极的权利，如若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无疑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同时也反应上司法的无能与软弱。因此，权利制衡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第三，切实保护广大公民权利是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现实基础。目前，我国公民法制素质以及对自身权利寻求保护的意识普遍高涨，大量的针对抽象性行为的公益诉讼层出不穷。从状告铁道部春运期间票价

无理上涨案，到全国范围内对电信调资不满案，以及本文中的紫金山观景台案等，无不反映了公民对自身权利保护的强烈愿望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质疑的。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仍于那种古老的、对公民权利漠视的水平，不仅在客观上阻止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的范围，还公民一个公道，是现实生活的客观需求。

3、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可行性。从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和行政诉讼司法实践来看，将抽象行政为纳入司法审查具有现实可行性。一方面，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体系基本形成，为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奠定了立法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开展，我国法院的设置及结构功能更加合理，执法效率进一步提高；法官素质逐步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已基本拥有了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能力，从而为将抽象性行政行为纳入审查奠定了人力基础。另外，国外的司法同样为我国法院如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因此，法院在审理观景台一案中，不仅应审查行政许可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而且应同时对其所依据的基础，即有关的行政性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最终确定其行政许可是否合法有效。

三、行政许可第三人诉讼的法律后果司法机关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结果无疑会有种情况：一种是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一种是认定行政许可合法。不同的判决结果，在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之间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同的。

（一）、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行政机关无权限许可、越权许可、违反法定程序的许可，无论哪种原因，都会导致行政许可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或不当的结果。但行政许可被认定为违法或不当，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被撤销，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原来的行政许可仍可能被维持。例如，第三人以城建部门许可某房产公司建成的楼房，侵害了其采光权、通风权等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定城建部门的许可行为违法。但法院并不一定会做出撤销城建部门已经做出的行政许可的判决，从而迫使房产公司拆除其已经建成的楼房。而是采取其它方式使第三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无论行政许可被撤销或者是被维持，只要行政许可被确认为违法或不当，并且在客观上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行政机关都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二者在有质的不同。其次，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应负有法律上的注意义务，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是行政机关的审查行为过度环节的。行政机关由于没有完全尽到其法定应负有的义务而致使行政相对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理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由行政相对人来承担责任。另外，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做出负有责任，其应当与行政机关一起对第三人负有连带责任。如行政相对人采取违法手段促使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许可。在行政相对人采取欺骗等手段得到行政许可而使第三人利益遭受损害的，行政相对人应负有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法院是否做出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的判决，应从经济分析、社会影响等角度综合考虑。

（二）、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合法。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合法，并不意味着不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种合法的行政许可行为，对与行政许可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由行政相对人负责赔偿。其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行政许可是一种授权性行为，由于该行为在客观上设定了新的权利，必然打破了原有的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或利益关系的平衡，为取得新的平衡，应根据公平原则，由在新的利益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一方给予补偿。其次，虽然行政许可是由行政主体做出的，但由于其做出是依据申请人的申请，且该许可亦是由权利人单方获益的，故基于社会公平原则，应由权利人承担补偿责任。如果由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势必形成全体纳税人为个别受益人支付利益，这对社会是不公平的。第三，因为打破这种平衡不是由于平等主体侵权而造成，而是一方民事主体基于一定依据，即经审批核准的行政许可而做出的，故行政许可权利人亦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而是基于公平原则承担实际损失的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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