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尝试

第一篇：列宁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尝试

列宁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尝试

张昌林

2012-9-13 16:31:48 来源：《学术论坛》(南宁)2005年08期

作者简介：张昌林，枣庄学院政法系讲师，法学硕士。（枣庄277160）

内容提要：列宁晚年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外交事务入手，深刻揭示了提高党执政能力的一般原则，全面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正确道路，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后来的苏联脱离实际，致使党的执政能力日益衰退，最后造成亡党亡制的可悲局面。

关 键 词：列宁 执政能力 探索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巩固和发展以及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内外复杂形势和各种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列宁结合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课题，对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理论成果和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一、从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能力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先于欧美发达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十分清楚。迫于当时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解，列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试图不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P221)。这一以“直接过渡”为内核的政策，虽然在战争环境中曾大显身手，建立过不朽的功勋，但是作为小农经济环境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产物，它毕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2](P147)。正如列宁所言：“我们上层制订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3](P184)因此，战争一结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便接踵而至。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严重失败促使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谓迂回过渡，即“必须采取‘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1](P610)。简言之，这些“退却”主要有：

1.以市场为取向，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认为，在俄国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促使经济全面高涨惟一可能的形式。商业是沟通工农业的渠道，是俄国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共产党人必须紧紧抓住商业这个中心“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1](P248)。因此，列宁号召全党学习经商，掌握“做文明商人的本领”。同时，列宁还强调国家领导贸易的必要性，以便把流转自由、贸易自由控制在不复辟资本主义的程度以内。

2.打破单一的公有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破战时共产主义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通过租赁、租让、下放等办法，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工业方面：苏维埃国家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把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厂矿、企业等租借或租让给国内外资本家，以调动国内外资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农业方面：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制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合作制从流通领域入手，搞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结构的集体组织，以适合各种层次农民的需要，因而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落后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惟一正确的道路。

3.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4](P18)。而落后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实行对外开放，采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列宁指出：在与外商签约过程中，虽然“每一项条文都带有战争性质”[5](P164)，但“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他们做生意”[3](P366)。比如解决资本短缺问题，列宁认为：“如果„„不能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5](P154)列宁还主张向资本主义专家学习托拉斯的先进管理。他说：“社会主义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6](P289—290)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7](P94)由此可见，学习和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4.把劳动成果同个人利益挂钩，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指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1](P191)也就是说，只有实行物质刺激原则，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很明显，列宁反对平均主义的分配。

可见，由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到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社会制度的退步和演变，而是基于落后国家实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新选择和重大创新，是在新的基点上向资本主义发起的战略“进攻”。这种转变显示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驾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力的显著增强。

二、发展民主，强化监督：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社会主义必须有充分的民主，这是列宁的一贯思想。十月革命前，他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他试图在党政体制建设中贯通民主的精神和原则[8](P82)（注：列宁原来设想的理想型民主主要包括：多党联合执政、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党政干部实行选举制、委员会制等。）。但由于俄国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和国内外复杂险恶环境的制约，在打碎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过分集权、压制民主等陈旧现象。这显然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改革中央过于集权的政治体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已不可回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发展民主，强化监督的思想。

1.加强政党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惟一的执政党，要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巩固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自身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列宁指出：党应该是真正同群众有经常联系并善于领导群众的党，对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9](P626)。因此，他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骄傲自满、不负责任等现象；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其次，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列宁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是对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往往是琐碎的干预[3](P64)。第三，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加强决策过程的民主基础。列宁建议：党中央委员会这个过去主要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领导集团吸收一些工农优秀分子参加，可以增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党分裂的危险。最后，也是非常根本的一点，在党内建立分权制衡和监督制度，确保民主机制的健康运行。列宁指出：要确认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只是党中央的常设机构，总书记只是书记处的首脑，党代会要坚持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建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平行，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包括总书记）和各级党委会，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列宁坚持中央监察委员要“有权参加中央全会甚至政治局会议，不顾情面地向总书记及其他中央委员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3](P64)。列宁的这些观点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共和思想，同时又借鉴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积极成果，深刻而又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改革国家机关，发展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是人民自己的事业，改革国家行政机关，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的民主参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列宁主张：改组和加强工农检察院，吸收最优秀的工农分子参加（后又把党政两个监察机构合并，严格挑选成员），以保证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作用；赋予由国家级的专家、科技人员和经济界的内行参加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以立法权，而不要听命于非内行的行政方面的指令；改革干部制度，严格国家干部条件和标准。列宁强调：干部要懂得生产技术，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还指出：干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并要经常接受上级机关的考试、检查和人民的监督。这里，列宁已非常鲜明地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党的宝贵思想。

3.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列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精干的政权机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按照1918年宪法，人民委员会设18个部，省以下设15个处，但后来机构越来越庞杂，人浮于事、相互扯皮等官僚主义现象越来越严重。当列宁得知各种委员会竟高达90个时非常吃惊，指出：“要尽一切可能撤消各种委员会，阻止成立各种新的委员会，因为其中十分之九是多余的。”[3](P147)1922年12月，列宁在其口授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仍然对简化国家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念念不忘。

显然，列宁的深入思考和科学设计，切中了苏俄集权政治体制的根源，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原则和正确方向。不幸的是，列宁发展民主和强化监督的探索被斯大林发动的三大运动所打断，从而也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三、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社会主义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导和支持。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重视提升执政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能力的同时，对如何增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

1.进行文化革命，努力打造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教育非常落后，文盲率占到80％；专制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大力提倡文化革命，甚至认为：“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3](P368)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革命，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才能对人民的精神世界进行根本的改造，创造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文明。显然，这不是一个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只能是一个渐进累积的漫长过程，不能拔苗助长，突击完成，正如列宁所言，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3](P378)。

2.大胆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夯实文化事业发展基础。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空地上产生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过去一切时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因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10](P48)。列宁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6](P252)在此，列宁尖锐地批判了一些人存在的否定资本主义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明确指出了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积极文化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3.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努力造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的。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与愚昧和无知是不能相容的，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前提。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甚至把教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他说：“这个任务（指教育）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11](P400)为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列宁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比如教育必须同政治相联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实践相结合，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等等。这些原则，揭示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普遍坚持的基本指针。

4.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充分发挥其文化建设的功能。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列宁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历史任务从“夺取俄国”到“管理俄国、建设俄国”的转变，必须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在他的坚持下，苏维埃国家对旧社会培养的专家采取了高薪制。他强调应当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否则，“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3](P357—358)。他告诫各级领导机关要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更可贵的是，列宁十分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情况，以防止有关规定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

总之，列宁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旨，以提高党的文化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从前提条件、发展基础、根本目标、发展途径和建设主体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规划了文化建设的基本蓝图，为苏联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只是随着过度集权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日益加强，苏联的文化才逐步走向停滞和萧条。

四、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提高党处理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能力

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民族压迫政策，打碎了“各族人民的监狱”，为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处理苏俄复杂的民族问题过程中，为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1.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沙皇俄国有着浓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即使十月革命后，这一传统的消极影响仍意犹未尽。正如列宁所言：“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3](P350)因此，要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必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特别要反对党内的大俄罗斯主义表现。列宁说：“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12](P49)他亲自签署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等文件，其中明确规定，民族平等是苏维埃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强调：“必须消灭任何民族的一切特权，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12](P49)列宁还身体力行，对犯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错误的斯大林等人进行严厉的批评，为处理民族问题作出了极好的榜样。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民族平等的权利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内容。他坚持民族自决权“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13](P275)。但是，列宁又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的利益”[14](P254)。很明显，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压迫制度已被推翻，民族分离已经不再是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了，而贯彻民族自决权原则是为了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信任、团结和联合。因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与民族分裂主义有根本的区别。

2.坚持民族联合，实行联邦制度。根据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改变了二月革命前原则上反对联邦制的态度，主张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因为他认识到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密切的经济联盟，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也就是说，联盟的形成是基于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至于建立苏维埃国家联盟的方式，列宁反对“松散化”和“自治化”两种倾向，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方案，即苏维埃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在内，共同平等地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列宁说：“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它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3](P213—214)。也就是说，联盟的基础是平等、信任和自愿，而不是相反。

苏联的成立，可以说是列宁用民族平等政策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一个伟大成果，也是俄共执政能力提升的一个生动体现。而苏联69年的发展历史也已证明，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则联邦兴；背离民族平等，搞民族沙文主义，则联邦亡。

五、从世界革命转到和平共处：增强党应对国际形势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苏俄外交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推动世界革命，以保持十月革命成果。由于协约国拒绝了和平倡议，使得苏维埃国家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所以列宁寄望于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予以外援。他说：“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6](P8)尽管如此，列宁并没有排除暂时的革命妥协。1918年3月，为了新生政权的生存，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列宁还是实行了“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的暂时退却策略，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不过，一直到1919年春天，列宁仍对世界革命的形势十分乐观。

但是1919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促使列宁转变外交策略。欧洲革命先后失败；协约国的进攻被粉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某种“相对均势”；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迫切要求改善外部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联系。在此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5](P167)这样，苏俄的外交方针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像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那样把国家安全寄托于世界革命之上，而开始奉行一条以和平共处为主旨的和平、开放的外交路线。

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指导下，苏俄很快便摆脱孤立状态，打开了外交新局面。这对于苏俄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幸的是，列宁之后，苏联逐渐走上了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道路。

总之，列宁晚年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般原理，结合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建设的实际，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外交事务入手，深刻揭示了提高党执政能力的一般原则，全面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正确道路，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苏联和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沿着列宁的探索方向前进，脱离实际，致使党的执政能力日益衰退，最后造成亡党亡制的可悲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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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列宁关于民主执政的探索与尝试

列宁关于民主执政的探索与尝试 【原文出处】求实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20066 【原刊页号】7～10 【分 类 号】A1 【分 类 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609 【作 者】王进芬

【作者简介】王进芬，南京 210097

王进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副教授。

【内容提要】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对如何执政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在他的主张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民主执政思想。

【关 键 词】列宁/民主执政/探索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4]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 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6]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 列宁全集（第5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8] 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9]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 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 [13] [14] [15] 列宁文稿（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 列宁文稿（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18] 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 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0]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2]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所谓民主执政，就是指以民主的方式掌握和行使国家政治权力。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它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执政党内部以民主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执政主张，即路线、方针、政策，这属于党内民主的范畴；二是执政党要采取民主的方式去领导国家政权，这属于国家民主的范畴；三是执政党在所执掌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中，积极推动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这属于人民民主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对如何执政进行了艰辛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他的这些主张中蕴涵着丰富的民主执政思想。

一、以民主的方式形成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为发展党内民主和实现党的民主决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首先，列宁提出了全体党员决定党的方针大计的重要思想。党的决策要使党员尽可能多地参与，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广泛地听取党员的意见，使党员成为党内事务的主人，这是党内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本质要求，也是列宁的基本主张。早在1906年，他就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1](P191—192)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再次强调：“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仅必须用选派代表的方式而且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2](P249—250)但由于沙俄的黑暗专制统治，也由于俄共执政不久就又处于战争环境，列宁的上述主张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俄共实际上实行的是“战斗命令制”。进入和平时期后，列宁再次把普通党员参与党的生活和党内事务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3](P82)为使党内决策真正体现大多数党员的意志，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由“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的转变，以“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4](P54)

其次，列宁主张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尊重和保护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的权利。在党决策时，党内往往出现不一致的看法与主张，应该说这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怎么对待这些意见分歧。允许党员对党内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自由讨论、民主讨论、自由争辩是列宁的一贯主张。革命胜利前，他就指出，在党的“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讨论。”[5](P362)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更加强调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对实现党的民主决策的重要性。俄共十大根据列宁的提议，强调要“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4](P54)为此，列宁执政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民主的做法。如党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评他，党员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批评领袖，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可以通过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党内允许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在党内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寻求正确决策的民主决策方式。因为副报告是作为正报告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这样就有两种决策供与会者互相比较，展开自由讨论，最后民主表决，可以做到集思广益，避免专断，减少决策失误。著名学者高放把这种民主决策的方式称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制度创新。

难能可贵的是，针对党内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列宁还提出了要尊重并宽容地对待党内的反对意见的重要思想。为实现民主决策，列宁提出必须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认为党员就党内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6](P420)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1921年9月19日彼得格勒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季诺维也夫作了主报告，省委副书记格乌拉夫作了副报告。在1700名与会者中，赞成季诺维也夫的人只有三四百人，而赞成格乌拉夫的人却有一千三四百人。季诺维也夫向中央作报告，指责格乌拉夫等有非党“倾向”。列宁回信向季诺维也夫指出格乌拉夫等并没有“那种倾向的倾向”，“有的是多数人想成为多数并取代另一批人的合理愿望，而您正是通过这一批人来„管理‟另一批人。人们成熟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愿望也是合理的。”[7](P378)

再次，列宁坚持党的高层要实行集体决策。为了在全局上保证俄共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宁多次强调党的高层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10](P41)在俄共九大上，列宁代表中央对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中央书记执行的完全是党中央的意志……党中央书记只执行中央委员会集体做出的决议，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做出的决议。”[9](P267)俄共十大根据列宁提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也再次强调要“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4](P54)在坚持集体领导这一问题上，列宁处处以身作则。他经常这样指出：“不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做任何答复。”[10](P368)“决定自然由中央来做，我的初步想法是……”[11](P369)“请中央全会表决：是否同意这几点？是否允许我在报告中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谈所有问题？”[12](P345)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所以如此强调党内高层实行集体决策的重要性，是和党的高层领导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党内高层表现出来的令人担忧的状况分不开的。列宁时期，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领袖集团构成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层，支配着重大问题的决策。列宁对此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中央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13](P27)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领袖集团的状况如何，领袖成员之间能不能精诚团结、能不能就重大问题实行集体决策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就当时实际状况而言又让列宁不无担忧。这不仅表现在列宁认为这个集团“没有充分贯彻民主制”，[3](P51)“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4](P339)而且也表现在列宁担心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个性，有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党的高层分裂。为“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14](P337)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建议：如扩大参加党的高层决策者人数；把中央全会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提高中央全会的地位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通过改组工农检察院，使其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共同监督党的中央机关和领袖等。

二、执政党要以民主的方式领导实现对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中，执政党执政，必须尊重国家政权机关的独立性。执政党可以影响或领导国家权力，但它不能替代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不能直接对公众发号施令和直接管理国家。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基本途径是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国家的各级政权机关中贯彻。这是民主执政的基本理念。20世纪初的列宁当然不可能有这样清晰的理性认识，但难能可贵的是，列宁在处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主张，这些主张即使今天看来也无疑是符合民主执政的价值追求的。

首先，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应通过苏维埃政权来进行。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实现对国家生活的领导，这是列宁一贯坚持的原则。但问题是怎样来实现这种领导？党以什么方式执政国家政权？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执政党应通过苏维埃国家机关来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领导的重要原则。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相当明确地论述了“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的原则”。他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5](P305)“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15](P305)从这里，不难看出，虽然当时的俄共是苏维埃政权的灵魂，起着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但在俄共和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中，列宁实际上是反对由党跨越苏维埃直接对人民发号施令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他明确指出：“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13](P28)在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中，列宁更加明确地强调：党要实现领导“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特别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16](P200)根据列宁的意见，俄共（布）全国代表大会多次通过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来领导国家的决议。如俄共（布）八大决议明确规定：“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议。”[23](P571)俄共九大的决议也规定：“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都应当通过相当的苏维埃机关来进行。”[4](P28—29)为此，列宁还提出要严格遵守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的办事程序，不得越过政府部门把问题直接提交党中央等。列宁的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和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因为苏维埃国家机关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是保证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组织，是苏维埃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列宁主张执政党通过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运作公共权力，无疑体现了民主执政的价值理念。

其次，党应当在苏维埃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列宁认为，俄共作为执政党，要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还必须把党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法律。在他看来，法律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18](P308)他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9](P299—300)为此，列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在其领导俄共执政的六年中，除制定宪法外，还制定了婚姻法、劳动法、土地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为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法律依据。

苏俄的宪法和法律，是在俄共领导下制定和颁布的，但列宁认为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必须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党对立法与司法工作的领导，是用党的政策指导法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政策，而不是用党的政策代替法律，更不是由党委直接制定法律。针对党内一些人认为党的政策可以代替法律、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制定法律的错误观点，他斩钉截铁地驳斥道，“我再说一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3](P64)列宁通过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强调，“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贯彻自己的决定。”[17](P571)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列宁还非常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他强调执政党不能干预司法，党组织及其党员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特权逃避法律责任。1921年6月16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一个《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关系的通告》。这项通告规定，不经地方党委的同意不能对共产党员进行审判。这实际上否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使共产党员有了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列宁看到这个通告后曾两次明确指出，这个规定是有害的，应取消。他强调“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14](P53)

再次，明确划分党政职能，强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是总的领导。俄共作为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而这种领导又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实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职能，便成为俄共面临的新课题。尤其是，随着俄共单独执政局面的形成，在党政关系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状况。这不仅助长了官僚主义，还直接使党的组织国家化，使党陷入行政事务中，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和职能。

列宁清醒地看到了党政职能不清，以党代政日趋严重带来的弊端。在他提议下通过的俄共（布）八大决议明确指出，“党组织的职能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混同起来。这种混同将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取而代之。”[17](P571)但由于当时国内战争的险恶环境，明确划分党政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执行。党政职能不分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连“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14](P110)有鉴于此，列宁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4](P64)这里，列宁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和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党的领导不是体现在代替政府进行日常的管理工作上，而应是提出国家的发展纲领、路线和总政策。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策，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3](P207)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政职能分开和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的决议。但究竟党应该怎样进行“总的领导”，列宁还没有来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就病重卧床不起了，他的探索为共产党执政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却又不够完整的蓝图。

三、在所执掌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中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把“所有的人都参加管理”作为新型民主的理想目标。但由于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也由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客观需要，苏维埃政权只是从名义上由人民来管理，而实际上是由俄共代表人民来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即公共权力，也就拥有了实现自己执政主张的有利条件，但公共权力由于其本身的属性，天生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可能。那么，代表人民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俄共应如何防止国家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如何防止人民民主不被虚幻化呢？与西方“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9](P154)不同，列宁把实现人民民主作为政治建设的主题，提出了以“权利”约束权力的新思路。即通过不断扩大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方法，以人民的力量制约权力。

首先，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实行公开性原则，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为保障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列宁特别强调国家公务实行公开性原则的重要性。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他就指出：“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度是很可笑的。”[20](P417)“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靠人民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护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5](P287)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他再次强调实行国家公务公开的必要性。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5](P16)这就是说，一切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情都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和决策要经过人民讨论，使人民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才能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也是苏维埃的力量源泉之所在。为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各级苏维埃机关对各项方针、政策和法令的执行情况，切实参与同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事务，列宁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实行公职人员工作报告制；公开举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会议，吸引、吸收群众旁听或参加；将国家重大问题交人民公开讨论等。

其次，让工农群众公开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并拥有罢免权。在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中，列宁非常强调公开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对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性。他强调：“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属于全部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军队方面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21](P476—477)他认为，为了“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必须使工农群众有权罢免他们选举的人员，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15](P106)是苏维埃政权的真人民性之所在。在他看来，如果不赋予人民罢免权，“就是不让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也就是篡夺了人民的权利。”[15](P107)诚然，俄共执政后，出现了干部委任制的状况，但在列宁眼里，干部委任制和委派制始终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非常规的方法，是“不符合完备的民主制的做法……只有在存在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允许”。[17](P119)在列宁看来，公开选举公职人员，再加上普遍的群众监督，“可以造成一种生物学上的„适者生存‟的自动机制”，“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己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22](P132)这实际上是强调要把公职人员的政绩和各方面的表现公开地摆在人民群众的面前，由群众评论、监督和取舍。

再次，尽可能吸引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上层的重大决策。为改变“寡头政治”的局面，列宁晚年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并且新增选的中央委员应来自基层，是“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的农民”。[14](P342)他这样做固然有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防止党的分裂的考虑，但显然也是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现状，使更多的工农群众的代表能够在上层参与和监督重大问题的决策。除此之外，列宁还提出了要使知识分子专家集团在国家上层参与决策的重要思想，主张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一定的立法职能。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觉察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它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23](P750)如果掌握正确判断事物信息的内行、专家、科学家不能参与立法，国家对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性难免大打折扣。为此，列宁坚决反对在决策立法过程中过分夸大行政手段的强制作用，强调要尊重专家学者内行的学术权力、科学权力和知识权力，使他们参与立法，甚至指导立法，认为这“对于国家正确地发挥职能是绝对必需的”。[23](P752)

最后，用制度化的方式、多样化的渠道强化人民对国家的监督。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列宁主张对国家和国家机关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现在，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24](P253)为此，列宁为建立与健全人民参与监督的制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十月革命一胜利，他马上亲自主持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1918年5月，苏维埃成立了国家监察部，1919年5月，又在国家监察部下设立中央控告检举局，接受审理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渎职和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为了使群众监督更进一步地开展，列宁认为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监督机构，工农检察院由此应运而生。由于种种原因，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并不理想。为此，列宁又提出改组工农检察院的建议，办法是合并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模范的、高水平的和有威信的工农检察院的联合机关。列宁要求工农检察院的职员在工作中应该不顾情面，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的检查。此外，列宁还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多种便于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如通过工会组织实行监督，通过信访渠道进行监督，通过非党工农群众参与监督等。虽然，列宁及列宁的后继者始终未能在苏联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但他依靠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篇：职业能力探索与提高

课题：职业能力探索与提高

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了解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含义以及能力的个体差异性。2．情感态度观念目标：认识到能力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职业能力目标。

3．运用目标：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优势、弱势和职业能力，能结合专业特点制定提升职业能力的行动方案，树立正确的职业能力目标，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

教学重点

认识到能力的重要性，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优势、弱势和职业能力

教学难点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能力目标，能制定提升职业能力的方案

课时：2

教学过程

导入：回顾认识自我主要包括哪几方面？兴趣、性格、能力和价值观，兴趣是解决你喜欢做什么的问题。性格是解决你适合做什么的问题。那我到底能做什么呢？企业为什么要雇佣你呢？ 职场故事《买土豆的故事》

教师总结：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是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从而导入本节课的主题能力和职业能力。

一、能力与职业能力 1.什么是能力？

教师：从上述案例中可以分析得出能力的含义：指顺利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具备的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

特征：能力与活动密切相关，在活动中产生，直接影响着活动效率。2.能力的个体差异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绿叶——哲学家莱布尼茨 3.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是人民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4.能力的分类

引导学生阅读课文P39-40,了解九中职业能力的特征及所对应的职业群。然后思考：以上九中职业能力，哪种是你最强的，哪种是你最弱的？哪种是经过努力可以提高的？根据现有的职业能力，你能够从事的职业有哪些？ 5.职业与能力的关系

（1）一定的能力是胜任某种职业岗位的必要条件。举例说明：

医生—敏锐的观察能力（望闻问切）教师—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 记者—观察力和思考力，文字、语言表达

（2）较强的能力是职业生涯成功的重要条件。（3）职业实践促进能力的发展。

二、职业能力的探索方法

完成课本P40-43活动一：你所擅长获胜的活动测验与课本P45-49一般职业能力自评表测试，了解自己的职业能力以及你将来从事的职业需要具备哪些职业能力。

三、职业能力的培养方法 1.职业实践 P44案例

教师：小陈的事迹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2.校园文化活动

辩论赛、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某企业杯篮球赛、“元旦”文艺晚会等，3.职业技能大赛 4.自我学习

四、布置作业

1.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含义是什么?其具体分类？ 2.职业能力培养的途径有哪些? 3.结合专业特点制定提升职业能力的行动方案。

板书

职业能力的探索与提高

一、能力与职业能力

1、定义

二、职业能力的探索

2、能力的个体差异

三、职业能力的培养方法

3、能力的分类及与职业的关系

第四篇：和谐社会党执政能力建设论文

摘要：治理国家是复杂艰巨的任务，关键在于执政党自身能力的建设。执政党建设是一个趋于完善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涉及前人的、老生常谈的、普遍一般的道理，更加依赖于自身不断获得的对自身、对世界的新认识，最终达到自强、富足、智慧、博大的至高境界。

关键词：转型期；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处于改革攻坚和经济接轨阶段，我们的执政党处在意气风发、并不断自我否定、反省、日趋成熟的时期。本文力图对我国执政能力建设尝试初步探讨。

一、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认真总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党执政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要在复杂环境中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问题，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就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执政为民水平。

首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正确应对挑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党应对经济上的挑战，而且必须具备抵抗政治、文化、生活等等各方面的反侵略能力，真正起到典范、领袖作用。

其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妥善处理利益格局调整中宏观微观各方面利益关系、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执政为民、增强人民对党的向心力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最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增强全党拒腐防变能力、坚持立党为公、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迫切需要。我们党必须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高度严肃地对待权利运用和权利监督问题，认清所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

二、当前形式下执政党须具备的能力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表明我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提高我党驾驭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五个方面的能力的工作可融入到以下层面。

（一）遵循明治原则、时刻明确任务、采取明智方法，实现民治、法治、理治，树立开明仁德威严的“大家长”风范

依照明治原则。“明”是透明，“治”是治理。执政党的职责、工作做到党自身和群众都清楚，党的职能范围、工作程序、效率成果等等各个环节透明，做到党内监督、党外监督、民众监督都落到实处，不给形式主义留空子。

时刻明确任务，是要执政党头脑清晰，时刻清楚自己是什么，该做什么，该怎样做，该做到怎样为止，避免走弯路，走错路。

采取明智方法，既要灵巧机动，又要实心实意、实打实干。“虚浮”这个物质文明的衍生品必须剔除，不可任其蒙蔽眼睛、恣意生长，须知任何虚的都不长久，任何浮的都站立不住，克服投机取巧，克服所谓浮夸捷径。

民治，即“民”的治理。要做到使人民群众树立其坚定的信仰、勤奋淳朴的民风、文明优秀的道德素质。

法治，即依法治国。“法”不是苛刻的严刑律条，而是以人为本、合情合理，符合公众、社会道德常情要求的随时代变迁而不断修补完善的通过约束少数来为大众服务的有效的强制工具。

理治，即以理治国。“理”不是简单的道理，它要党对社会运行、历史发展的法理、规律有清晰的认识、准确的把握，能实事求是地制定、实施政策、方针、路线，以合理的定位、科学的手段、得力的做法达到民信、民服、民主，实现全民积极参与、全民治国为国。

（二）富国、富民、强兵，对外树立开拓、强大、和平的“大智慧”风范

“富国”即使国家富裕。经济实力的稳定发展、科技创新的层出不穷、资源环境的合理优化、外交往来的独立平等等等。

“富民”即使人民富裕。“两个文明”一起抓，实现人民群众物质富裕，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思想文化素质。

“强兵”即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要拥有不断进步的现代武器和领先技术，而且要加大尖端人才投入。中国壮大军事力量，出发点是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勇于肩负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使命，不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危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假和平”。

（三）海纳百川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把我们党放在世界政党的参照系里加以比较和审视，借鉴国外其他政党执政和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可以使我党更全面地认识自身，在对比中看到优长，弥补不足，大大有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三、当前党建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党风党纪面临的挑战

当前，党内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基层党组织上。制度建设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问题再度摆到面前，一些问题的消极后果不可低估，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会继续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动摇我党执政根基。

（二）全面改革中面临的困难

我党精确地把握住了社会转型这个大局，当前大刀阔斧的改革固然对党的能力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实践和强化的机会，但机会多，挑战也多。

1、经济建设的负面效应。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企现状不乐观，国企民企创新能力不强，进出口贸易壁垒有待打破，环境污染严重，一些城市虚假繁荣等问题。看似简单老生常谈的问题，却是难以根除的顽疾，经济建设是强国之本，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首抓的问题。怎样搞好经济建设，怎样协调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是对当前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最严峻考验。

2、农业改革中的问题。我国地大物博，农村更是资源丰富，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农民才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强的革命力量、最朴实忠诚的信念，党的工作是否有成效首先得看农民们的生活状况是否好转。当前党把农村建设提到了更高的高度，见证了我党的日趋成熟，体现出我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和实干魄力。首先，中央特别强调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农改中，农村现代化有了很大发展，农民获得许多切实利益，但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交通不便、教育落后、娱乐设施缺乏、信息不畅等等大大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视野。其次，怎样完善农村监督机制也是重中之重。调动农民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仅对党的工作起到有效督促作用，而且能增多党群沟通、加快农改步伐。再次，贫富差距拉大，农村劳动力、土地流失严重的局面必须扭转。我国人口多，国情复杂，农产品经济收益相对微薄。那些在家没有致富机会和技能的农民，加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导致劳动力剩余，他们宁愿涌进城市打工挣钱。这样，土地流失随之而来，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另外，城市扩建、企业用地、住房建设、滥伐林木等也是造成土地流失的一个方面。最后，农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受教育程度有待加深、科学种田意识的深入不容忽视。经济水平的限制、客观条件的缺乏等等致使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使部分农民满足于温饱或小康现状，科学种田意识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

3、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负面效应。建国以来，通过经济改革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告别了温饱阶段大步迈向小康年代，成就卓著，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缓慢，而国家在这方面所做种种努力都是步履维艰。我国目前的体制改革正处于全面、深入、攻坚阶段，作为领导者群体里新鲜血液、改革中革命因素的新任领导干部如何做好具体工作来树立领导在群众中的新形象、怎样将改革真正取得成效会是一定时期内的严峻考验。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做法

我党应按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加强自身建设。党的建设总目标是党的性质的反映，规定着党的建设的前进方向。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使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党建中思想建设是基础，法制建设是保证，体制构建是关键。

不断提高党的思想认识水平。必须在思想建设上做好以下方面：加强道德品质修养以防微杜渐；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修养，自觉纯洁社交圈和生活圈；增强公仆意识和宗旨意识，立志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做大官；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永保我党生命力和先进性。

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国家机器正常、稳定运行的必要保证。目前我国法制体系很多方面存在纰漏，时代迅速发展等客观条件的一系列变化都要求有法律的步伐及时跟进，而达到逐步的补充和完善。

精简干部队伍、强化检查监督体系。必须改革我国行政部门用人制度中存在的弊端，突出解决当前行政效率偏低、成本过高等问题，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使全社会进入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和谐相处的良性运行阶段。

总之，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来自腐败，反腐倡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源头根治腐败，使我党执政能力全面提升，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才大有希望，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刘宗洪.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4.2、陈士杰,陈策,严鸿华等.党建新探——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探索与实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3、邵正平.基层党务实用手册——党务通[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4、吴养民.防线[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5、刘宗洪.按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加强执政党建设[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1).6、李宏民.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N].检察日报,2007-03-28.

第五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执政能力心得

践行胡锦涛同志对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总要求，不断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是摆在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形势下，落实好、实现好、坚持好这一要求，领导干部带头是个关键，纪委领导更带头践行。s0100

一、要赢民心、顺～、造民福，为夯实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竭心尽力。

要增强“民心”观念，情系于民。始终把“为民”作为党的核心要务。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抓紧抓好。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弱势群体，特别是因下岗、失业、因病等造成生活贫困的弱势群体。

要致力真抓实干，取信于民。民心的向背，说到底是看执政党能否给民众带来实惠。我们一定要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要转变干部作风，服务于民。民心不可欺，纪委一定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的职能作用，痛下决心，彻底治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顽疾。要大力倡导“四个力戒和四个注重”：力戒虚假，注重实际。力戒漂浮，注重实践。力戒空谈，注重实干。力戒形式，注重实效。特别要注意珍惜民力，把有限的财力用到“为民”而不是“政绩工程”上。

二、要抓监督、抓纠风、抓教育，在推进反腐倡廉大业方面做出贡献。

首先要加强监督。蓬江区近期出台了一些重大举措，在加强领导班子监督的同时，重点抓好三个层次的监督。一个层次是加强对区直重点部门的监督。区委决定，由区纪委直接向区直９个队伍大或掌握财、物调配权的部门派驻纪检组（监察室），这是按市纪委要求率先开展的县级纪委派驻试点工作，派驻纪检组（监察室）的人员及业务工作均由区纪委直管，实行垂直领导。第二层次是加强对镇、街乃至社区党员干部的监督，每个镇街都配备了一名以上专职纪检干事，专司党内监督工作，保证监督到位。第三层次直接抓到村，将监督视线下移，开展“廉政进村”活动。

其次，要坚决纠正不正风。必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反腐倡廉的突出问题：既着力解决大案要案，依法惩处～分子，又致力抓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既着力抓“不廉洁”问题，又致力抓“不作为”问题；既着力抓机关作风，又致力抓部门行业风气。要盯住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开展纠风工作，对城市拆迁补偿问题、严格教育收费“一费制”问题、纠正医药购销和医药服务中的不正之风问题以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问题等，要结合正在进行的行风评议和行风评议回头看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再次，要强化教育。教育是基础，是治本之策，要通过加强教育，特别是通过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做到“四个结合”、达到“四个增强”的目的：与树立科学发展观教育相结合，增强真抓实干促发展的意识；与深入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相结合，增强勤政为～识；与认真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增强表率意识；与剖析～案例、强化警示教育相结合，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三、要立廉志、修廉德、践廉行，在清廉自守、廉洁从政方面做表率。

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是辩正的有机结合，领导干部不但要能干事、能成事，而且要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干事，作为纪委领导，更是要做廉洁奉公、廉洁从政的表率。

要立廉志。这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需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领导别人执纪执法，监督其他人员廉洁奉公，首先自己必须过得硬，起到表率作用。要以焦裕录、汪洋湖、梁雨润等为榜样，清廉自守，模范带头，立志做“清官”。

要修廉德、践廉行。要将修廉德贯穿于从政过程的始终，纪委领导要在协调领导反腐倡廉大业中，自觉践行廉德，做到廉洁从政。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七慎”：一要慎始。二要慎微。三要慎言。四要慎好。五要慎独。六要慎友。七要慎终。

只有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纪委领导率先垂范、带领、监督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真抓实干，清正廉洁，才能真正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服务于民，造福于民，赢得民心，使党的执政地位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