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部系列文章：关注社会心态1.2.3.4

第一篇：《人民日报》评论部系列文章：关注社会心态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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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2011年04月21日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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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2011年04月28日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

http://wenku.baidu.com/user/index 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2011年05月05日

“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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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弱势群体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系列社会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有人说，心理危机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

调整这种心态，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革中的“阵痛”、转型中的“落差”，以主动的自我调节，培育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要追寻普遍弥散在各个阶层的“弱势心态”的心理根源。

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对于这样的“非竞争型弱势化”，有学者这样比喻，好比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和“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对那些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使得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五味杂陈的“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弱势心态”之下，有人破罐子破摔，由暴跳而至暴戾，导致伤害儿童等极端性事件；有人堤内损失堤外补，吃了三聚氰胺的亏就要在天价医疗上找补回来，“上不去”的痛苦就要在“贪起来”的疯狂中舒缓；有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平凡中变得平庸，在失望中陷入绝望。如果说“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我们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其实，公平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公平的“无差别”境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倘若沿着这种思路想问题，即使是在工作和事业上都很强势的人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的不满足、不惬意、不高兴，怨天尤人，抱怨指责。这并非全是客观现实的毛病，也缘于不能正确看待差异而产生的畸形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将培育健康心态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刚性要求之下。

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让人们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让人们的奋斗都获得价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需要个体在自立自强中扬起心灵风帆，更需要社会管理者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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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2011年05月19日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

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

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从追求“高而又高、纯而又纯”的政治理性，到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急速变革的中国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将这种理念的进步落实到层层级级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日益错杂的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疏导，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西方的理性启蒙，面对的主要是基督教会。而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

除非极端个例，激烈的非理性言行背后的逻辑并非无章可循。作为最后的选择，它通常产生于绝无胜算的场合。市场竞争固然是优胜劣汰，但是否必定是赢者通吃一切、输者无处可逃？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究竟该怎样宣泄郁积的情绪？没处说理就骂，骂不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我们绝不鼓励这种弱者的逻辑，却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

http://wenku.baidu.com/user/index 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少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第二篇：人民日报评论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关注社会心态①)

人民日报评论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关注社会心态①)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第三篇：人民日报评论部用人社评

人民日报评论部：强化问责，严防用人失察

——三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

本报评论部

“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必须动真碰硬，遏制用人上的“三拍”作风，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最近，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剑指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一些专家和媒体作出了通俗化解读。人们纷纷注意到，新条例在选人用人问责方面，追究情形更具体了，责任主体更明确了。通过严格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使“问题官”淘汰出局，让好干部脱颖而出，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的鲜明导向。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选什么人，用什么人，责任重于泰山。选贤任能，才会造福一方；如果不善不肖者竞进，于国于民都是一种灾难。近年来，考察失真失实、“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火箭式提拔”等问题时有发生，干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桓灵时期流行的民谣，把当时的选人用人乱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留下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历史警思。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随着一些贪官陆续落马，画皮揭开之后，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等畸形升迁路径也浮出了水面。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然而，“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等民意呼声不绝于耳，有关方面硬是让其顶着质疑声一路高升。如果只是在末端处置贪官坏官，却不拔除滋生腐恶的源头，反腐倡廉如何竟全功、收长效？老百姓的廉政信心又何以真正提振？“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这是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一些领导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三拍”作风，在选人用人上同样存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以往教训表明，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长官意志拍板，到监督机制空转，在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上，集体负责变成了“集体不负责”，制度程序成了摆设，使得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之风甚嚣尘上。正如总书记一再告诫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严防用人失察，必须强化问责、动真碰硬，让权责对等，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是问题不少？除了制度本身需要不断完善，执行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是重要因素。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 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没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零容忍态度，没有领导带头、严于自律的示范效应，没有一视同仁、无人例外的刚性执纪，制度公信力何以树立？无人负责、难以追究的困局又怎么破解？只有把责任融入选人用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导干部心中，才能构筑防治用人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人们耳熟而详，但这样的细节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下属出了问题，负管理教育之责的领导不回避、不推脱，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批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敬畏之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责力度、倒逼压力，我们才能让全党警醒起来，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新中国。

今天的共产党人，拥有比那时完善得多的各项制度，也面临比“糖衣炮弹”更为复杂的诸多考验，但能不能出于公心、敢于负责、严于问责，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时代考题。“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纯洁用人风气，建设廉洁政治，千里之行，始于充满责任的每一步。人民日报评论部：注重实绩，避免唯票取人

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碰硬，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以何种标准选人用人，是一个重要导向问题，也是一个价值理念问题：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选出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回答这一命题尤为重要。

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把民主推荐结果由确定考察对象的重要“依据”改为重要“参考”。一词之差，反映的却是理念变化：更加注重实绩，避免唯票取人。

票选干部，是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能有效避免“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少数人说了算”等现象，对保障群众的“四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在一些单位和地方，以票取人异化为“唯票取人”，在选人用人时搞教条、走形式，简单地把得票多少等同于群众基础和群众认同，一些推荐人员投“利益票”“感情票”，导致推荐结果失真失实；一些干部因怕丢票而当“老好人”、“太平官”，甚至形成了拉票贿选的不正之风。这种选票教条主义、民主形式主义，背离了民主推荐的初衷，也会挫伤一些干部求真务实、担当进取的积极性。

“唯票取人”的负面作用，必须跳出选票本身来看：唯票是举、唯票选人、唯票用人，会让选票成为一些推荐者的“资源”，也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负担。为了选票，“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为了选票，不该听的也听，不该去的也去，不该办的也办，一味和稀泥，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敢担当。如此下去，如何风清气正？谈何改革发展？

选人用人中，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只是把人选准用好的手段之一。干部工作中有一个基本定律：大多数人不认可的一定不是德才兼备之人，但群众推荐得票较高的不一定都是德才兼备之人。因此，更加全面地考察干部，就要把实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实绩论高低、辨优劣。既看选票的多寡，又看日常表现、群众口碑；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通过注重实绩考察，淘汰那些拿原则作交易的“投机”干部，口惠而实不至的“广告”干部，只会当官不会做事的“花瓶”干部。

衡量干部的德和才，主要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看是否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了实事。衡量实绩，就要鼓励实干。干部干部，干了，才是干部。干事就可能有缺点、有失误。不干事，看似不出错，却百无一用、误党误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从这个角度，要把尊重民意与选票多少辩证统一起来看待，实干人得票少要分析原因，如果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人，也要放心大胆使用，对得票高的“老好人”，即便得票再高，也要慎用甚至坚决不用。尤其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作敢为、敢担责任，遇到困难不回避，关键时刻敢出面，处理问题能决断。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我们选用领导干部，是为了干事兴业的。干事，是目的，也是评价标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更加科学地评价领导干部的实绩，激励更多干部活跃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奋战在维护稳定的第一线、奔走于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风政风就会为之一振，改革大业才能大有希望。

人民日报评论部：有铁面问责，才有进取动力

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格、问责只会越来越严厉、抓作风问题只会越来越深入。是囿于小我、怨天尤人，还是砥砺自我、奋发进取？为官从政真正的“不易”处，正在于此

“原来以为只是一阵风，现在相信动真格了”，这是不少干部群众的切身感受。且不说不少“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单从百姓身边看，从办事推诿被曝光后当天就整改，到因一餐饭、一顿酒、一次公车私用受处分甚至丢了“帽子”的案例隔三差五出现，哪里有作风积弊，哪里就有铁面问责。这样的结果也就顺理成章——在多个面向公务员和干部群体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觉得禁令“真的严了”，一些人更是由此感慨“为官不易”。

实际上，我们也面临过若干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尴尬，陷入过三令五申拦不住“四菜一汤”变成“舌尖盛宴”的怪圈。现在为何风气一变、作风一新？正是铁面问责，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使制度成为说一不二的硬杠杠。一年多来，在各种规章的制定和执行中，“原则上”少了，“一律”多了；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对顶风违纪者称“某某”少了，点名道姓多了；在各类事故的事后处理中，有关责任人能“滑脚”的难了，失职渎职者难逃惩处。铁面问责、有违必查，谁还敢把纪律当成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谁还能把制度当成可有可无的稻草人？紧箍咒越念越紧，监督网越织越密，问责的刚性力量覆盖了权力运行的各方面、各环节，这才能打掉一些人的特殊利益，消除某些人的寻租空间，以强劲的倒逼机制正风肃纪、反腐倡廉。

诚然，在禁令纷纷出台、问责不断加紧的背景下，各级干部受到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面临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压力。但是，对于手握公权力、肩负一方发展之责的领导干部来说，从严要求、恪尽职守何尝不是应当应分的事情？惩恶罚劣、激浊扬清何尝不是权力健康运行的底线？更何况，问责压力之下的作风转变，还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正效应。

一位曾经忙于应酬的官员感慨说：“八项规定救了我半条命，再也不用拼命喝酒了。”在多项调查中，不少干部纷纷表示，反“四风”之后，“生活变得规律，身体趋向健康”。其实，问责力度加大、作风改到深处，对干部自身难道不也是一种解放？以前公款吃喝甚嚣尘上时，有人说“做梦都想喝小米粥”；从贯彻八项规定到执行各项禁令，又让多少干部告别了“赶不完的饭局、喝不尽的酒”？

俗话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有压力就有动力，改作风驰而不息，引发的“蝴蝶效应”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对干部来说，觥筹交错的宴请少了，迎来送往的风气淡了，不只是利于身体健康，更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学习、搞调研、问民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事业之中；对群众而言，严治懒散庸拖，严责政绩工程，办事办证就会顺畅得多，民生民利就会有更多保障。“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人心就是力量，只有通过动真碰硬的作风建设，扫除沉疴积弊、不断除旧布新，“让百姓爱，让贪官怕，让官员有所忌惮，让社会充满期待”，各级干部就能以良好作风取信于民，积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2013年，我们之所以能赢得良好开局，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用好作风凝聚正能量，从而让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

“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总书记铿锵有力的宣示，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明确信号：气可鼓而不可泄，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格、问责只会越来越严厉、抓作风问题只会越来越深入。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囿于小我、怨天尤人，还是砥砺自我、奋发进取？每一个党员干部都面临着这样的拷问，为官从政真正的“不易”处，正在于此。

第四篇：人民日报评论部 让百姓办事不求人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用制度管住权力“任性”

——“让百姓办事不求人”①

编者按：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办事不求人”无疑是题中之义。这是普通人期盼的愿景，是法治中国最为生动的情形之一。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办事”既是人与事打交道，也是人与人打交道，前者关系制度优化，后者考验政治伦理。中办、国办印发有关《意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就是要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用制度管住权力“任性”，以规则重塑权力运行，以责任校准权力观念。

今天起，我们将连续推出三篇本报评论部文章，与您一起探讨改革中的人与事、权与法、公与私，一起瞻望“办事不求人”的新时代。

破解“办事难”，必须管住管好权力，让其规范运行。权力清单的出台，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了更坚实的制度依托

有这样一个相声，至今仍让人记忆深刻。演员老马在外地表演，向饭店服务员提出“晚上有演出，能不能提前半个小时吃饭”，服务员答应为他煮碗面，但得“填个表”。表填完后，经过层层审批，结果四天过去了。老马乘火车回京的时候，饭店经理居然赶来——“那碗面条批下来啦！”

四天才批下一碗面，这样荒诞的故事，过去有，今天也并未完全消失。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陈义龙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引发共鸣。他所在企业的一些新技术产品需要审批，可“一项审批时限20天，拖到第十九天才通知，缺某某材料办不了！”“权力任性，小鬼难缠，办事太难。”老百姓的调侃，道出了问题的所在。

应该说，这些年来，尤其是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洗礼，以及政府简政放权的自我革命，“公章长征”的事情有所减少，脸好看了，门好进了，话也好听了。但在不少地方，群众仍然面临“中梗阻”的问题，“最后一公里”现象也依然存在。症结到底出在哪里？

从权力运行本身反思，群众办事难，与制度不完善、问责机制不健全、一些干部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不无关系。在不少地方，由于没有明确而细致的权力清单和程序规定，一些工作人员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甚至故意刁难、拖延。有的则想着拿好处、吃“回扣”，明里暗里拿权力变现。正常渠道没法办，老百姓只好考虑托关系，找熟人，塞点“辛苦费”，送点土特产。“敲门敲断手，盖章跑断腿，电话永远没人接，等终于见到领导了，吃饭唱歌带洗脚，领导一摸红包薄，结果事儿又黄了。”网上流传的这个段子，生动地刻画了群众办事求人的无奈心理。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破解“办事难”，必须管住管好权力，让其规范化运行。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哪些权力是要保留的，各项行政职权的行使主体是谁，都有哪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都要作具体而微的规定，并向老百姓公布。《意见》还要求强化权力监督和问责，不按权力清单履行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将被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通过这些制度设计，行政权力将纳入法治的轨道。权力清单的出台，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了更坚实的制度依托，“任性”的权力将被套上制度的“辔头”。具体说，百姓找政府办事，该找什么部门、该走什么程序、政府该怎么办、多长时限内办结，都由制度、清单规定得清清楚楚。政府工作人员不能刁难、拖延，否则百姓就可投诉，相关人员就会被问责，政府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到最低。

“民者，国之根也”。解决老百姓“办事难”的问题，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促进办事规范化、法治化，将开启“办事不求人”时代。可以说，每一份权力清单，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书，都是对法治中国这本巨著最具体的注解。

办事不求人，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最鲜活、最生动的情形之一。用法治的阳光，清除灰色地带，增强服务意识，才能让“办事难”成为历史的尘埃。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办、国办出台《意见》，用权力清单管住“任性”的权力，乃是人心所向、势之必然。

当然，改革永无止境。推出权力清单，解决“办事难”，仅仅是迈出“让百姓办事不求人”的第一步。怎样提高办事效率，如何提高便利程度，诸如这些问题，也是“让百姓办事不求人”必须迈过的坎。“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沿着法治轨道，发挥制度效力，管住权力“任性”，我们就能在每一个事项、每一个环节中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啃下“办事难”这块硬骨头。

《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25日 05 版）

人民日报评论部：靠规则重塑权力运行

——让百姓办事不求人②

本报评论部

用法律和规则再造权力运行、规范自由裁量，从整体上明确权力的运行轨迹，在微观上划定部门的权责边界，才能描绘一幅来路清晰、去向明确的“权力流程图”

有位刚参加工作、负责审验车辆的年轻人发现，同事们的桌子上经常摆满种类不同的“散烟”。观察之后才发现，几乎每一名来办手续的驾驶员都要非常客气地向他们敬烟，无论如何都推辞不掉。于是，不到半天桌子上就积了一大把，看上去像个香烟铺子。“不敬烟不办事，敬了烟好办事”的坏风气，折射出的是权力为谁运行、如何运行的大课题。

让百姓办事不求人、权力运行不打折，也是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的热议话题。有的代表委员提出，有些地方搞简政放权、一站式服务，却只收材料不办事，审批还是要在“后台”完成，服务大厅成了“收发室”，背后原因还是因为权力清单不清晰、权力流程不顺畅。还有代表委员提出，一些地方虽然有了权力清单制度，却偷偷开了“制度后门”：表面上取消审批事项，转身又巧妙地转移给“二政府”或者“红顶中介”，于是权力清单看上去“清”了，但办事手续反而多了。这些现象，值得深思。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正是为了有利于服务人民、有利于群众办事。靠什么堵住“制度后门”？“规则是最好的治理者”。必须运用规则重塑权力运行，实现权力运行的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看看网上晒出的“行政审批长征图”，上百个章、200多个审批日令人徒叹“一个项目的命运太艰难”；想想“准生证”带来的烦恼，手续流程五花八门甚至相互“打架”，“办准生证比生孩子的周期还长”。更何况，程序复杂不清，必然导致责任模糊不定，工作人员更容易“打官腔、甩冷脸、踢皮球”，伤了公信力，寒了群众心。

正因如此，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就要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许多时候，程序与规则之所以难以落地生根，非不能也，是不愿也。一位“局中人”坦言，“有审批权和没审批权大不一样，有审批权，人家就事事求你拜你，把你当财神爷般供着。”正是这种“财神爷”的感觉，让一些领导干部视审批权为囊中私物、上下其手、突破规则，甚至曾有某环保局长放言，“分分钟搞垮一间厂”，造成群众“见佛就得拜，见庙就烧香”。因此，让权力清单运转起来，内驱力正在于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以制度程序取代“领导意志”，以法治规则规范自由裁量，权力才能真正运行在为民造福的轨道上。

靠规则重塑权力运行，这里的“规则”不是冰冷僵硬的制度，而是富有人性关怀、能感知群众冷暖的法治文明的呈现。很多人心知肚明的是，当一些领导干部表示“那就按规矩办吧”，常常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字面上的“遵守规则”，另一种则意味着“板起面孔、故意为难”。比如，审批事项规定了法定期限，一天内可以办结，一周办结亦可，这中间的自由裁量权就成了一些人“拿捏”的空间，对“不懂事”“不够意思”的申请者“顶格办理”，把规则内的权力用到极致。而对行政相对人来说，一个项目耽误一天的成本或许就高达数十万元乃至更多。现代法治文明当然需要自由裁量权，但正确的规则意识应该是对自由裁量权的善意使用，以最大限度方便群众为出发点，否则规则制定得再复杂，也难免为人所乘。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与规则也是对人心的治理，严以用权更要心存敬畏。

在现代社会，正当程序是权力的运行轨道，依法依规是权力的运行方式。用法律和规则再造权力运行、规范自由裁量，从整体上明确权力的运行轨迹，在微观上划定部门的权责边界，才能描绘一幅来路清晰、去向明确的“权力流程图”。对领导干部而言，这是一个“隔音空间”，在这里，只按程序确定进退行止，不管权力和关系的无孔不入；对人民群众来说，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在这里，可按规则监督政府效率，不怕拖延推诿的懒政，无惧打点关系的暗示。以规则取代关系人情，以规则清除寻租空间，才能防止随意性、压缩模糊性、杜绝逐利性，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26日 05 版）

人民日报评论部：以责任校准权力观念

——“让百姓办事不求人”③

之所以强调权力的责任属性，关键原因就在于，如果责任太虚、权力太实、权责不对等，便会延长权力的触手，大大增加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发生几率

办个护照要返乡6次、行程3000公里，盖个科研楼前前后后要盖200多个章，为什么群众磨破嘴皮子、踏破了铁鞋，到头来依然“事难办”？矿泉水跨省销售要审批，割草机操作工、木材搬运工也要资格认定，随着简政放权的深入，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正在得以整改，但其背后折射的理念，仍然发人深思。

“官不大，官架子不小”“身在基层却缺少为民情怀”“自己的事情穿心过，人家的事情风吹过”„„听听百姓的“点评”就能明白，权力一旦丢掉了宗旨和情怀，松懈了责任和担当，结果必然是不作为和乱作为。或是把权力当资源，追求等价交换、有偿使用；或是把权力当成权利，想怎样来便怎样来；或是把权力当待遇，将正当的办事当做私人恩赐„„在这些权力观念的指挥下，权力怎么可能不任性？

由此可以理解，简政放权之所以难，就是因为舍不得放下附着在权力上头的资源和利益。有清理审批事项的干部坦承，对几千项权力一一进行梳理很艰辛，但“最难的不是体力劳动，而是与有关部门的争执”。部门利益凶猛“围猎”，改革者如果意志不坚，放权“割肉”就会变成“割韭菜”，该下放的权力换个马甲又冒出来，开个足浴店都需要环评中介审批之类的“审批控”很难说不会继续上演。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官不为”在许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就是因为不少人离开审批就不会监管，下放权力就甩走了责任。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反映，一家食品企业申请一项食品包装标准，食药部门说只管食品，质监部门说只管包装，两家都借口缺少法律授权，“不敢”出面制定相关标准。放权成了自由落体，履职成了大撒把，百姓的事情岂不无人问津？

无论是变相放权、刻意刁难，还是为官不为、握权塞责，都照见了责任缺失、权力观念扭曲的危害。从法律的视角看，权力是一种在授权范围内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由不得任性和傲慢，也容不得淡漠和怠惰。总书记反复叮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申明的就是这个道理。之所以强调权力的责任属性，关键原因就在于，如果责任太虚、权力太实、权责不对等，便会延长权力的触手，大大增加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发生几率。

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行政机关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要用责任意识校准权力观念，让为民服务成为政府职能的内核，让恪尽职守成为权力的底色。此种纠偏之举，可谓切中为官不为、权力任性的肯綮。

何以增强责任意识？一方面，法无授权不可为，打造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消除权力的灰色地带；另一方面，法定职责必须为，建立责任清单，照亮责任的黑暗角落，消除有权无责、有责无为等权责不匹配情形。在某种意义上，责任清单是认识并落实好前两个清单的关键。有了责任清单，还要有问责机制，让群众遇到推诿、刁难时投诉有门，确保问责到位。制订并落实好责任清单，才能从根本上厘清权力的责任边界和运作规则，达成现代法治政府权责一致、有限有为、便民高效的基本要求。

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要让公众“看得见”政府权力和责任。以清单的形式告诉群众每一项权力的依据、流程、时限、责任义务等内容，消除信息上的不对称，激发群众监督积极性，无疑是抑制权力异化和扩张本能的有效手段。同时，还可以督促公职人员奉公守法、既廉且勤，从观念上实现“你来找我办事”向“我来为你服务”的转变。

“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责任心是权力行使者所必须修炼的内功。以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为重点狠抓改革落实，推动政府的自我革命和权力的责任再造，让老百姓从弊绝风清、官简吏洁中感受到更多改革发展的获得感，本身就是考验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责任心的试金石。我们期盼着，“百姓办事不求人”的时代早一天到来。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27日 05 版）

第五篇：人民日报评论部：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

人民日报评论部：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

对于我们党而言，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实践而言，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继续前行的起点

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一位外国观察家曾经感慨：人类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而置身其间的中国人，恐怕对一句话的感触更为深刻：一切始于解放思想。35年来，思想的解放与改革的进程总是相互激荡，“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改革突破”成为开启每一段改革新航程的必然选择。

“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在论及改革条件和目的时，把“解放思想”列于首要位置，并特别强调其“总开关”作用。这再次表明，对于我们党而言，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实践而言，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继续前行的起点。

没有思想的先导，就不会有行动的跟进；思想上能否破冰，直接决定着行动上能否突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新亮点、新突破。要将方案转化为行动、将蓝图转变为现实，解放思想是基本前提。反过来讲，如果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

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如果说，过去的解放思想更多是“头脑风暴”，今天解放思想则要面对现实的利益博弈。一些人嘴上说思想解放，骨子里怕思想解放；一些部门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从调节分配到简政放权，许多时候，影响改革的思想障碍很多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正因如此，中央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全局和局部、长远和当前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坚决克服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掣肘。

在新的时代场景中解放思想，不仅要有时不我待的历史主动，更要有自外于既得利益的政治担当。只有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改革者才能摆脱局部利益的狭隘，穿透短视思维的迷雾，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实现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试想，如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破冰，怎么会有蕴藏于农村中的生产潜力的充分释放？如果害怕竞争拒绝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又怎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正是看到这一点，约翰·奈斯比特才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感叹：“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当然，敢于解放思想，更要善于解放思想。呼唤解放思想的勇气，激发大胆探索的豪情，并不意味着脱离实际、盲目蛮干。解放思想是探索规律、追求真理的过程，必然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指导思想，如果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谓“解放”就可能走向反面；解放思想，为的是解决中国问题，如果只是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所谓“解放”不过是头脑发热。我们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便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而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今天思想解放不可能是一声令下的活动，也不是靠等“指示”、等“批准”就能实现的。警惕解放思想“口号化”、“标签化”，不仅需要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具体而微的基层实践；不仅要冲破思想观念障碍，还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甚至还可能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从这个角度，解放思想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个人的勇气担当，也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35年后，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就要坚决破、坚决改。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只要有利于”，既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共识，也应成为锐意探索者的底气所在。

改革未竟全功,思想更待解放。涵养“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情怀,秉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远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不断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我们将迎来的，不仅是物质之变，更是精神之变、气质之变；不仅有思想的真砥砺，更有社会的真进步、国家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