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上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上)
刘梦溪
说来已经是一九九八年的事了，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女作家木令耆一次邀我波士顿郊外游，乘兴来到她的美丽的湖滨居所。她书房里的一幅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幅字是武汉大学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的书法，一首《浣溪沙》词，写的是——
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
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
木令耆长期主编一本名叫《秋水》的刊物，故词中第一、二句枫霜、菊黄以及第三句的“秋光”等字样，显然是喻指秋水主人的性格与爱好。下阕一、二句颇及女作家的职业特点，赞其作品以小见大，不离一个“情”字。因“木石”一语，用的是《红楼梦》“木石因缘”的成典。最后一句“书生留得一分狂”，与其说是对书赠对象的期许，不如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期许。
妙的是这种期许并不高，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是啊，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可能就要打折扣。
一
“狂”是个多义词，以之衡人，则郑玄解作“倨慢”(《尚书•周书•洪范》孙星衍注所引)，《南齐书》“五行志”定义为“失威仪之制，怠慢骄恣，谓之狂”，以及《韩非子》“解老”所说的“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应为的解。古代论人论事涉“狂”的案例甚多，褒贬抑扬，各攸所当。《淮南子》“诠言训”说：“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卷十四)这是根据年龄增长所引起的性格变化，来判定一个人的狂与不狂，一说而已。堪称经典的，是孔子的一段话：“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虽然他本人未必喜欢“狂”和“狷”，解释本身却是正面的。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乡愿”，称之为“德之贼也”(《论语•子路》)。中行、狂、狷、乡愿四种品格，“中行”最为孔子看重，但难以遇到，“乡愿”则是需要鄙弃者。所以孟子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不得中行”、“中道”)，只不过一个急促躁进，希望尽快把事情办好，一个拘泥迂阔，认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办。“狂”和“狷”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问题在于，“狂”得是否见法度，是否有分寸，而且是否有其他的德性与之配合。如果光是“狂”，却不够直率，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狂而不直”(《论语•泰伯》)，这样的人，孔子认为比较难办，因为他想干什么，我们弄不明白。至于嘲笑孔子倒霉，劝他“已而已而”的那位“楚狂”(《论语•微子》)，应属于哪一种“狂”，也子没有明说，只心知其意而已。看来这位“楚狂”，应该是“狂而直”，而不是“狂而不直”。另外还有一种人，很勇敢，也很刚强，就是不好学，这种“狂”，想让他掌握分寸也难。还有一种放荡无羁的“狂”，孔子认为也不一定可取。所以他说：“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论语•阳货》)“狂也肆”不过是恣意直说乃至乱说而已，实践起来不一定妄为。“狂也荡”则是毫无拘束的放荡不羁。当然妄为的狂者也不是没有。董仲舒说：“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则狂而操利兵矣。”(《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可见“狂”最好植根于仁德与智慧，否则说不定就拿起家伙乱打一气了。
《晋书》“五行志”记载的贵族子弟之“狂”，是另一番光景：“惠帝元康中，贵族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此又失之在狂。”(《晋书》卷三十七)东晋遭遇“二胡之乱”是不是由于贵族子弟相与裸戏，我们姑且不管，但其狂得失去规仪，不顾羞惭，则是历史故实。不过这还不算狂得超离了人的情性的谱系，《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东方朔的故事，就有些离谱了。汉武帝赐食物给他，当场大嚼一番不算，剩下的肉也揣在怀里拿走了，弄得油污沾满了衣服也不在意。赏赐钱帛给他，便都花在女人身上，挑选长安城里最漂亮女子为妻，一年换一个。于是“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为狂人”。但东方朔自己的解释是，他所以如此，是为了“避世”。一次他趁着酒兴，趴在地上高唱：“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酒后吐了真言。“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市”的典故，就出自这里。直到东方朔快要死的时候，他才向皇帝提出久蓄胸中的一条建议：“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司马迁评论说，这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因此古代的许多狂人狂态，很多都是有难言之隐，不是真狂，而是东方朔似的佯狂。典型的是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代表的“竹林七贤”，一个以文采和异行著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个个都“狂”的可以。《世说新语》里记载多则他们和“狂”有关的故事。刘伶酒醉之后，裸形于屋，遇有质疑，则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裤子，诸位怎么进到我裤裆里来了？”阮籍的侄子阮咸，竟然和群猪一起饮酒。阮籍无目的地驾车出游，有路则行，无路便痛哭而返。看到当垆卖酒的邻人之妻有美色，他就黏着不断去喝酒，喝醉了还一头睡在那位美妇身边。听说一个美色女子未嫁而死，尽管与其家人素不相识，也跑去大哭一场。这种“狂”，属于半是佯狂半酒狂，也许还要加上一点色狂。所谓“猖狂阮步兵”，所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王勃：《滕王阁序》)，内中蕴蓄几多辛酸。
而“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由于娶了与曹魏有血缘关系的长乐亭主为妻，篡魏立晋的司马氏岂能善罢甘休。起初想笼络收买，派来的人看他正在树下低头打铁，不闻不问，只好怏怏而归。他的“七贤”之友山涛欲荐代己为官，他写了那封千载传颂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因此当他步入不惑之年，终于被司马氏所杀害。临刑之际，他出人意外地抚奏了一首《广陵散》，曲罢发为感慨：“《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戮。据说嵇康是个罕见的美男子，一米八二(魏制七尺八寸)的身高，“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晋书•嵇康传》)，不像魏晋其他名士，为打扮自己可能还要擦粉之类。山涛赞美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美而有风骨，则嵇康之狂，可谓清醒之狂，美骏之狂。
二
唐人之狂比之魏晋，发自内心的本性之狂似乎要多一些。李白可谓天字第一号“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这是他自己说的。“狂人”、“狂痴”、“狂客”、“狂夫”、“佯狂”，不一而足。他自喻的带“狂”字的称号就有这许多。李白的友人也直言不讳。杜甫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又说：“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又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后来的诗人孟郊也说：“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宋代的朱长文则说:“太白，狂士也。”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当时后世，无人不知李白是一位世所罕见的狂诗人。李白才高，本性天真，性情中原有狂放的一面。却又嗜酒，便狂上加狂了。这样的性格，自然不为世所容。所以杜甫始终担心他的这位老友的处境，在《不见》一诗中不得已直抒胸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是因狂而不遇，复又因不遇而更狂。
李白的狂是盛唐的狂，盛唐人物原本都带有三分狂气，连谨慎小心不逾雷池的“诗圣”杜甫，也写过《狂夫》诗，那是在浣花溪畔的成都草堂，举家衣食无着，小儿子饿得面黄肌瘦，几乎面临要“填沟壑”的危险，却写出“自笑狂夫老更狂”的诗句。是啊，如果自己一分狂气也无，怎么那般欣赏大他十一岁的狂友李白呢？再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这是我几十年来，每忆及此诗，都禁不住要大声朗诵的诗篇。相信读者也无人不谙熟此诗：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每次诵念此诗，眼前都仿佛出现流水欢欢，树动山迷，酒香馥郁，百花漫舞的景象。是饮中八仙歌，也是八仙狂饮图，虽未就君饮，已生大欢喜。
知章就是贺知章，亦即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的那位“四明狂客”，比李白大四十一岁。汝阳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阳郡王李琎，未及衔杯，路见酒麹已经流口水了。左相指天宝元年代理左丞相的李适之，为奸相李林甫所嫉，在位五年即罢去知政，赋诗自况：“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杜句“衔杯乐圣称避贤”，盖即套用此诗的头两句。宗之系被贬金陵的侍御史崔宗之，吏部尚书崔日用的公子，尝与李白诗酒唱和。苏晋为开元时的进土，当过吏部侍郎，信佛而不守戒律的狂士。焦遂名不见经传，长安一布农耳，可知酒党重情趣，并无贵贱之分。至于张旭，则是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草圣”，《旧唐书》载：“吴郡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故其又有“张颠”之称。此“八仙”的各种酒狂之态，绝非不懂狂不能狂不欣赏狂的人所能摹写。恰好我们在杜甫的另一首诗中找到了佐证，这就是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开头两句便写道：“江上被花脑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说明老杜已经是在以“颠狂”自诩了，而“颠狂”的原因，则是由于“无处告诉”，即无人可诉说，看来是自己寻花自己狂。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是多元文化达致鼎盛的开放时代，为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恣意张狂，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他们的狂，是多士之狂，是透心透肺的狂，是健康益智的狂，而没有魏晋之狂的辟戾之气。遥想张旭在“王公”面前“脱帽露顶”的狂态，贺知章在马上晕晕乎乎，摇来晃去，以为只有到酒泉去做官才称心如意，再加上李白的以酒仙自诩，拒不奉诏。我们在因狂会意之余，不知不觉笑的都乐了。精神生产者能够狂态昂然，是健康社会的烛光。多士能狂是思想自由的彰显。唐诗所以凌跨百代，后无来者，实得力于当时的文化开放和思想自由。
中晚唐政治变乱频仍，党争不已，狂士非无有，内涵和格局要拘迂得多。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振衰启运，以道统自命，固为不世出的文雄，但他得“狂名”，竟缘于好为人师。柳宗元在给一个欲拜他为师的青年人的信里写道：“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华书局版《柳宗元集》，871页)如此得“狂名”，这在韩愈可谓不期而遇，非始料之所及。因此他非常不服气，特作《释言》一篇加以解释：“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风而妄骂，不当有如谗者之说也。”不过韩愈确有过一次“狂”的经历。一次与友人登华山，竟攀援至山顶，自己知道返回不能，便写好遗书，“发狂恸哭”。韩愈不愧气魄盖世的豪杰之士，危难之际痛哭也不无忘“发狂”。当然后来还是下来了，华阴县令不知想出多少办法，才救了韩愈一命。
本来谈不上狂，因为性格倔强，思想独立，不肯随顺潮流，便被世人目之为狂，唐以后千年以还的中国世风大率如此。我所以说“唐以后”，是由于魏晋之狂和盛唐之狂，几乎是诗人和士人的常态，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异。宋的狂客就不那么常见了。
三
宋儒的集大成者朱熹，最不能容忍学者有“狂”的气息。我们如果翻一翻他的著作，会发现“狂”之一字，他的解释几乎全都是负面的。他很少单独使用“狂”字，而是组成“狂妄”、“狂躁”、“狂易”、“狂恣”、“狂骛”、“狂率”、“狂僭”、“狂悖”一类语词，否定评价的取向至为明显。二程(程颢、程颐)的看法略同于朱熹，下面当细详。而作为北宋改革的急先锋王安石，狂的因子完全具备，但他最终没有发展为狂，而是走向了“拗”。他的内心其实明朗而单纯，只不过国身通一的儒家理想，使他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置自身的处境于不顾。面对反对改革的众声喧哗，他毫不动摇，友谏不听，敌毁不回。他的“拗相公”的雅号就是因此而得的。不过在他的对手眼中，王安石就不止是“拗”了，“狂妄”、“狂悖”抑或有之。王安石自己的解释是：“好大人谓狂，知微乃如谍。”(《再用前韵寄蔡天启》)他不能容忍把“狂”和他联系起来的误解。对手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并不在意他的狂与不狂，这个人是苏东坡。
苏东坡后世一向有狂放之名，连同他的词的写作，也成了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因此宋朝的狂士，不能不首推苏东坡。他自己也不讳言自己的狂迈，诗词中每有以“狂”自况的诗句，如“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嗟余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等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王文诰辑注的《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共八册)比较好读，我边读边擒拿，竟觅到近四十条跟“狂”有关的诗句(如果用电脑搜索当发现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词学大家龙榆生校笺的《东坡乐府》，也有多例，其中二百二十页的《十拍子》“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语词尤为率直明露。总的印象，年轻时涉“狂”的语词比较多，年龄越大，“狂”词越少。不用说，这也合乎人生的逻辑轨则。
苏轼的“狂”，是秉承盛唐遗风的率性之狂，也是诗人之狂。可以说，无狂便无苏东坡矣，如同没有狂便没有李白一样。他和李白的不同之处，是他不善饮，可是他比善饮酒人更懂得酒性，而且越是年长，越贪此杯中物。他的诗中写道：“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戏书》)又说：“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次韵乐著作送酒》)故苏轼的狂，大体与酒狂无关。但借酒壮胆、增加豪气的想法，他未必没有。请看下面诗句：“无多酌我君须听，醉后飙狂胆满躯。”(《和谢生二首》之二)“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铁沟行赠乔太博》)不过他也很矛盾，酒兴的高言固然痛快，过后想起来自己未免也感到可怕。所以诗中坦承：“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事实上，他的多次得罪，一贬再贬，还不是由于“狂言”和“真味”？而且主要是“真味”。他的那首有名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谓饱含辛酸的自嘲。此诗的另一版本作“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更能彰显东坡的自由之心性。
盖人类的一切创造，都缘于自由，人生的一切挫折，也都缘于自由。而狂，则是自由的情感外化，和自由精神的变体。如果“狂”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乃至一个人的性格精神和审美趣味，我们可爱的东坡先生，有理由作为它的全权代表。虽然宋代文士之能狂者，并非只有东坡一人，那位颠石颠到管顽石叫丈人的米颠米襄阳者，自然是一位别具一格的狂士，因篇幅所限此不多具了。
来源：《读书》(京)2010年3期
第二篇：中国文化之精神
中国文化之精神 [林语堂]
(一九三二年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演讲稿)
此篇原为对英人演讲，类多恭维东方文明之语。兹译成中文发表，保身之道即莫善于此，博国人之欢心。又当以此为上策，然一执笔，又有无限感想油然而生。
（一）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委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者一变而为宣传者。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
（二）东方文明、东方艺术、东方哲学，本有极优异之点，故欧洲学者，竟有对中国文化引起浪漫的崇拜，而于中国美术尤甚。普通学者，于玩摩中国书画古玩之余，对于画中人物爱好之诚，或与欧西学者之思恋古代希腊文明同等。余在伦敦参观Eumorphopulus私人收藏的中国瓷器，见一座定窑观音，亦神为之荡。中国之观音与西洋之玛丽亚（圣母），同为一种宗教艺术之中心对象，同为一民族艺术想象力之结晶，然平心而论，观音姿势之妍丽，褶纹之飘逸，态度之安详，神情之娴雅，色泽之可爱，私人认为在西洋最名贵的玛丽亚之上。吾知吾若生为欧人，对中国画中人物，亦必发生思恋。然一返国，则又起异样感触，始知东方美人，固一麻子也，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此又一回国感想也。
（三）中国今日政治经济工业学术，无一不落人后，而举国正如醉如痴，连年战乱，不恤民艰，强邻外侮之际，且不能释然私怨，岂非亡国之征?正因一般民众与官僚，缺乏彻底改过革命之决心，党国要人，或者正开口浮屠，闭口孔孟，思想不清之国粹家，又从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纨 NFDA4 子弟，不思所以发挥光大祖宗企业，徒日数家珍以夸人。吾于此时，复作颂扬东方文明之语，岂非对读者下麻醉剂，为亡国者助声势乎?中国国民，固有优处，弱点亦多。若和平忍耐诸美德，本为东方精神所寄托，然今日环境不同，试问和平忍耐，足以救国乎，抑适足以为亡国之祸根乎?国人若不深省，中夜思过，换和平为抵抗，易忍耐为奋斗，而坐听国粹家之催眠，终必昏聩不省，寿终正寝。愿读者对中国文化之弱点着想，毋徒以东方文明之继述者自负。中国始可有为。
我未开讲之先，要先声明演讲之目的，并非自命为东方文明之教士，希望使牛津学者变为中国文化之信徒。惟有西方教士才有这种胆量，这种雄心。胆量与雄心，固非中国人之特长。必欲执一己之道，使异族同化，于情理上，殊欠通达，依中国观点而论，情理欠通达，即系未受教育。所以鄙人此讲依旧是中国人冷淡的风光本色，绝对没有教士的热诚，既没有野心救诸位的灵魂，也没有战舰大炮将诸位击到天堂去。诸位听完此篇所讲中国文化之精神后，就能明了此冷淡与缺乏热诚之原因。
我认为我们还有更高尚的目的，就是以研究态度，明了中国人心理及传统文化之精要。卡来尔有名言说：“凡伟大之艺术品，初见时必令人不十分舒适。”依卡氏的标准而论，则中国之“伟大”固无疑义。我们所讲某人伟大，即等于说我们对于某人根本不能明了，宛如黑人听教士讲道，越不懂，越赞叹教士之鸿博。中国文化，盲从赞颂者有之，一味诋毁者有之，事实上却大家看他如一闷葫芦，莫名其妙。因为中国文化数千年之发展，几与西方完全隔绝，无论小大精粗，多与西方背道而驰。所以西人之视中国如哑谜，并不足奇，但是私见以为必欲不懂始称为伟大，则与其使中国被称为伟大，莫如使中国得外方之谅察。
我认为，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国并不难懂。一方面，我们不能发觉支那崇拜者梦中所见的美满境地，一方面也不至于发觉，如上海洋商所相信中华民族只是土匪流氓，对于他们运输入口的西方文化与沙丁鱼之功德，不知感激涕零。此两种论调，都是起因于没有清楚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要发觉中华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中国人民，固有他的伟大，也有他的弱点，丝毫没有邈远玄虚难懂之处。中华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的理想。中华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凡此种种，与英国民性相同。西塞罗曾说，理论一贯者乃小人之美德。中英民族都是伟大的，理论一贯与否，与之无涉。所以理论一贯之民族早已灭亡，中国却能糊涂过了四千年的历史，英国民族果能保存其著名“糊涂渡过难关”（“Somehow muddle through”）之本领，将来亦有四千年光耀历史无疑。中英民族性之根本相同，容后再讲。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说中国文化，本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并没有难懂之处。
倘使我们一检查中华民族，可发现以下优劣之点。在劣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政治之贪污，社会纪律之缺乏，科学工业之落后，思想与生活方面留存极幼稚野蛮的痕迹，缺乏团体组织团体治事的本领，好敷衍不彻底之根性等。在优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历史的悠久绵长，文化的一统，美术的发达（尤其是诗词、书画、建筑、瓷器），种族上生机之强壮、耐劳、幽默、聪明，对女士之尊敬，热烈的爱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亲谊，及对人生目的比较确切的认识。在中立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守旧性、容忍性、和平主义及实际主义。此四者本来都是健康的特征，但是守旧易致落后，容忍则易于妥协，和平主义或者是起源于体魄上的懒于奋斗，实际主义则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热诚。统观上述，可见中华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属于阴的、静的、消极的，适宜一种和平坚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进取外展的文化。此种民性，可以“老成温厚”四字包括起来。
在这些丛杂的民族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现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族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人文主义（Humanism）含义不少，讲解不一。但是中国的人文主义（鄙人先立此新名词）却有很明确的含义。第一要责，就是对于人生目的与真义有公正的认识。第二，吾人的行为要纯然以此目的为指归。第三，达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谓事理通达，心气和平（spirit of human reasonableness），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称为“庸见的崇拜”（“religion of commonsense”）。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自信对于人生真义问题已得解决。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人生的真义，不在于死后来世，因此基督教所谓此生所以待毙，中国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 NFDD3，因为这太玄虚；也不在建树勋业，因为这太浮泛；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步”，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得十分明畅。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村”。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这种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参照罗斯福所谓“殚精竭虑的一生”），也不能满足哲学家玄虚的追求，但是却来得十分实在。愚见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理想，因其异常简单，所以非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想不出来，而且有时使我们惊诧，这样简单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来。鄙见中国与欧洲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乐之事物，却较少有消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与决心。
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秘诀。因为中国人能明知足常乐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处处想偷闲行乐的决心，所以中国人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既得目前可行之乐，即不复追求似有似无疑实疑虚之功名事业。所以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之精神大相径庭。主静者，其流弊在于颓丧潦倒。然兢兢业业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几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诗人所谓“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髯”。伍廷芳使美时，有美人对伍氏叙述某条铁道建成时，由费城到纽约可省下一分钟，言下甚为得意，伍氏淡然问他：“但是此一分钟省下来时，作何用处?”美人瞠目不能答复。伍氏答语最能表示中国人文主义之论点。因为人文主义处处要问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为而然?这样的发问，常会发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讲户外运动以求身体舒适（Keeping fit），英国有名的滑稽周报《Punch》却要发问“舒适做什么用?”（fit for what?）（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用?”）依我所知这个问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厌世家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干的事是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地回答，自由去婚嫁。这种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同样的，我们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识字，而未曾疑问，所谓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邮报》及《Beaverbrook》的报纸多制造几个读者?自然这种冷静的态度，易趋于守旧，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谓人文主义者，原可与宗教相对而言。人文主义既认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则对于一切不相干问题一概毅然置之不理。宗教之信条也，玄学的推敲，都摈弃不谈，因为视为不足谈。故中国哲学始终限于行为的伦理问题，鬼神之事，若有若无，简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学的哑谜，更是不屑过问。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诚以生之未能，遑论及死。我此次居留纽约，曾有牛津毕业之一位教师质问我，谓最近天文学说推测，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太阳渐减，地球上生物必歼灭无遗，如此岂非使我们益发感到灵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诉他，老实说我个人一点也不着急。如果地球能再存在五十万年，我个人已经十分满足。人类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万年，已经尽够我们享用，其余都是形而上学无谓的烦恼。况且一人的灵魂也可以生存五十万年，尚且不肯甘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牛津毕业生之焦虑，实足代表日耳曼族的心性，犹如个人之置五十万年外事物于不顾，亦足代表中国人的心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不会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应入教友派（Quakers），因为教友派的道理，纯以身体力行为出发点，一切教条虚文，尽行废除，如废洗礼，废教士制等。佛教之渐行中国，结果最大的影响，还是宋儒修身的 理学。
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所谓明理，非仅指理论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与理相调和。情理二字与理论不同，情理是容忍的、执中的、凭常识的、论实际的，与英文commonsense含义与作用极近。理论是求彻底的、趋极端的、凭专家学识的、尚理想的。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虽解为“不易”，实则与commonsense之common原义相同。中庸之道，实则庸人之道，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庸人则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片断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综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去实际不远。
中庸之道既以明理为发端，所以绝对没有玄学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个道学以一般神话为基础（按《创世记》第一章记始祖亚当吃苹果犯罪，以致人类于万劫不复，故有耶稣钉十字架赎罪之必要。假使亚当当日不吃苹果，人类即不堕落，人类无罪，赎之谓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部耶稣教义基础，系于一个苹果之有无。保罗神学之理论基础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于养成通达事理之人士。凡事以近情近理为目的，故贵中和而恶偏倚，恶执一，恶狡猾，恶极端理论。罗素曾言：“中国人于美术上力求细腻，于生活上力求近情。”（“I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见《论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在英文，所谓to be 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对人说“你也得近情些”，即说“勿为己甚”。所以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恕、容忍，而易趋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尧训舜“允执其中”，孟子曰“汤执中”，《礼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话解释就是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结果打个对折，如此则一切一贯的理论都谈不到。譬如父亲要送儿子入大学，不知牛津好，还是剑桥好，结果送他到伯明翰。所以儿子由伦敦出发，车开出来，不肯东转剑桥，也不肯西转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条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虽然讲学不如牛津与剑桥，却可免伤牛津剑桥双方的好感。明这条中庸主义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国历年来政治及一切改革的历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评以再思可矣，也正是这个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维，便要想入非非。可见中国人，连用脑都不肯过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说，而以此一说解释一切事实。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加特琳公主，Froude说全出于政治作用，Bishop Creighton偏说全出于色欲的动机。实则依庸人评判，打个对折，两种动机都有，大概较符实际。又如犯人行凶，西方学者，倡遗传论者，则谓都是先天不足；倡环境论者，又谓一切都是后天不足。在我们庸人的眼光，打个对折，岂非简简单单先天后天责任各负一半?中国学者则少有此种极端的论调。如Picasso（毕加索）拿Cézanne（塞尚）一句本来有理的话，说一切物体都是三角形、圆锥形、立方体所拼成，而把这句话推至极端，创造立体画一派，在中国人是万不会有的。因为这样推类至尽，便是欠庸见（commonsense）。
因为中国人主张中庸，所以恶趋极端，因为恶趋极端，所以不信一切机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机械的、不徇私的、不讲情的，一徇私讲情，则不成其为制度。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制度与中国人的脾气，最不相合。所以历史上，法治在中国是失败的。法治学说，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总得不到民众的欢迎。商鞅变法，蓄怨寡恩，而卒车裂身殉。秦始皇用李斯学说，造出一种严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势力的秦国，军事政制，纪纲整饬，秦以富强，但是到了秦强而有天下，要把这法治制度行于中国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盘失败。万里长城，非始皇的法令筑不起来，但是长城虽筑起来，却已种下他亡国的祸苗了。这些都是中国人恶法治、法治在中国失败的明证，因为绳法不能徇情，徇情则无以立法。所以儒家倡尚贤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则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经有权，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讨情”、“敷衍”，虽然远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为这种人治，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华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所以二千年来一直沿用下来，至于今日，这种通融、接洽、讨情、敷衍，还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
但是这种人文主义虽然使中国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却产出一种比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个性发展比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发展与武力侵略，比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这种文化是和平的，因为理性的发达与好勇斗狠是不相容的。好讲理的人，即不好诉诸武力，凡事趋于妥协，其弊在怯。中国互相纷争时，每以“不讲理”责对方，盖默认凡受教育之人都应讲理。虽然有时请讲理者是因为拳头小之故。英国公学，学生就有决斗的习惯，胜者得意，负者以后只好谦让一点，俨然承认强权即公理，此中国人所最难了解者。即决斗之后，中外亦有不同，西人总是来得干脆，行其素来彻底主义；中国人却不然，因为理性过于发达，打败的军人，不但不枭首示众，反由胜者由国库中支出十万元买头等舱位将败者放洋游历，并给以相当名目，不是调查卫生，便是考察教育，此为欧西各国所必无的事。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发达之军人深知天道好还，世事沧桑，胜者欲留后日合作的地步。败者亦自忍辱负重，预做游历归来亲善携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达，若此的心气和平，固世界绝无仅有也。所以少知书识字的中国人，认为凡锋芒太露，或对敌方“不留余地”者为欠涵养，谓之不祥。所以凡尔赛条约，依中国士人的眼光看来便是欠涵养。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时做噩梦者，正因定凡尔赛条约时没有中国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必须指出，中国人的讲理性，与希腊人之“温和明达”（“sweetness and light”）及西方任何民族不同。中国人之理性，并没有那么神化，只是庸见之崇拜（religion of common sense）而已。自然曾参之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异。但是希腊的思想风格与西欧的思想风格极相类似，而中国的思想却与希腊的思想大不相同。希腊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中国人的思想是直觉的、组合的。庸见之崇拜，与逻辑理论极不相容，其直觉思想，颇与玄性近似。直觉向来称为女人的专利，是否因为女性短于理论，不得而知。女性直觉是否可靠，也是疑问，不然何以还有多数老年的从前贵妇还在蒙地卡罗赌场上摸摸袋里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国人思想与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点。女人善谋自存，中国人亦然。女人实际主义，中国人亦然。女人有论人不论事的逻辑，中国人亦然。比方有一位虫鱼学教授，由女人介绍起来，不是虫鱼学教授，却是从前我在纽约时死在印度的哈利逊上校的外甥。同样的中国的推事头脑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黄上校或某部郭军长的未决的疑问。所以遇见法律不幸与黄上校冲突时总是法律吃亏。女人见法律与她的夫婿冲突时，也是多半叫法律吃亏。
在欧洲各国中，我认为英国与中国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见，讲求实际等。但是英国人比中国人相信系统制度，兼且在制度上有特殊的成绩，如英国的银行制度、保险制度、邮务制度，甚至香槟跑马的制度。若爱尔兰的大香槟，不用叫中国人去检勘票号（count the counterfoils），就是奖金都送给他，也检不出来。至于政治社会上，英国人向来的确是以超逸逻辑，凭恃庸见，只求实际著名。相传英人能在空中踏一条虹，安然度过。譬如剜肉医疮式补缀集成的英人杰作——英国的宪法——谁也不敢不佩服，谁都承认它只是捉襟见肘顾前不顾后的补缀工作，但是实际上，它能保障英人的生命自由，并且使英人享受比法国美国较实在的民治。我们既在此地，我也可以顺便提醒诸位，牛津大学是一种不近情理的凑集组合历史演变下来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世界最完善最理想的学府之一。但是在此地，我们已经看出中英民性的不同，因为必有相当的制度组织，这种的伟大创设才能在几百年中继续演化出来。中国却缺乏这种对制度组织的相信。我深信中国人若能从英人学点制度的信仰与组织的能力，而英人若从华人学点及时行乐的决心与赏玩山水的雅趣，两方都可获益不浅。
第三篇：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刚健有为”，《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贵和尚中”，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由此形成了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
“崇德利用”，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贵族郤缺的言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地奋斗。
第四篇：围棋与中国文化精神
围棋天地
琴、棋、书、画是中国四大古老的文化艺术。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而围棋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
我爱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代文化，而围棋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文化，我也深爱着它。故而，这一学期的文化选修课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中国文化》，而何云波老师也没有令我失们望，带领着我们聆听了美妙的棋声流水，自由而愉悦地徜徉在围棋的天地之中，多么的惬意啊！
何云波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节围棋课，一节足以让每个学生记住他的课。他给我们讲围棋实质上就是生存空间的争夺。而何老师给我们讲围棋的时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关于围棋的“气”的说法。他讲到围棋是有生命的，有“气”才可以活着，有“两口气”才可以永远生存。对于人生的很多方面，也需要有“两口气”才会更加的长久。比如人生有了家庭和事业，才有意义；我们生存也必须掌握两种以上的技术或知识，才能长久在社会上发展下去。对于企业来说，也不能只有单一的产品或服务。
在上何云波老师的课之前，我对围棋几乎一无所知。课后经过多方了解，自己最近闲暇时也玩了几次，对围棋也不是那么不了解了。据我所知，围棋起源于中国，是最神奇，最深奥的棋类活动。围棋棋子之间的关系远比其它棋有要复杂得多，用到的思维也高深得多。与其它棋类相比，围棋的形式可谓简单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其它的棋，比如象棋有各个不同种类的棋子：将车马象仕炮，这些不同的棋子都有不同的地位、性能和作用。你来我往，攻防交替，对搏时的硝烟弥漫、刀光剑影，有如在战场上拼杀一般。而围棋，棋子只有黑白之分，再无其他区别。棋盘上除条条坪道，绝对找不到界河宫殿大本营之类的布局。但围棋的深沉魅力是其它任何棋所无法相比的：优美的棋形，雄浑的模样、广阔深远的大局观、行云流水般的行棋步调，展示了无限的美，开拓了无穷无尽的形象思维空间。
围棋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哲理。更讲究顺乎自然，舒畅纯朴，在黑与白的天地之中寻求和谐之道，以一种十分生动鲜明的形式表达了阴阳划一之机理，体现和谐之美与和谐之境界。而黑白二色，则是象征了世界阴阳两全，正反相衬，动静结合，循环相依。两种力量的抗衡，瞬息万变的态势，相持转换，此消彼长。生动揭示了善恶美丑的纵横交错，表现出世间正确与错误、光明与黑暗间的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斗争；宇宙万物之世代交替、生生不息的规律。弈理深处示天地之象，窥人事之险阻。观棋如花参差，似星满地，天空闪耀，江海沧桑；世态之翻复，物情之幻化；显忧乐之境，祸福之机，变化莫测，顷刻各殊。一弈之间，天地之理无不备焉。这其中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涵养境界；考验着人的意志，培养起坚韧的信念。是宁静超出、神情飘渺风采的体味，又是对人的世界观、宇宙观、道德观的表现。作为艺术，围棋让人深深感受到它无尽的美；作为哲学，围棋让人从中悟出许多人生真谛。观其得失，古今略备。所以，常下棋金恩锻炼思维，愉悦身心，还可以陶冶情操，洗涤心灵。
一代棋圣吴清源说过“21世纪围棋是全体的、重视整体的围棋，不注重局部的得失”，这应该是围棋的精华了。围棋最核心的智慧就是大局观，人生其实也需要大局观。对弈中，弈者为了获得最终胜利，经过审视全局，处处以整体棋局形势向有利于己方方向发展为出发点，而选择落子，而不在乎某处的得失，这就是大局观了。其实，做人也一样，小的方面可以放错误，但大的方向一定要把握好，千万不能迷失了自己。而在当今社会中，把握住大局才能让你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至于顾此失彼，最终一无所得。
中华大地，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从古至今，延绵不断，如黄河长江水一般滔滔不绝，奔流不息。而围棋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文化，已深深地植入了每一个中华儿女人的心中。然而，现在的中国自己国家的文化被其他国家“抢”去的情况难道还少吗？我们都知道围棋起源于中国，但我们要牢记围棋文化千万别衰落于中国。
围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为世人所注目、所公认、所叹服。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学习下围棋，并继承和发扬围棋中所带给我们的哲理，思考方式以及文化精神„„让中国的围棋之风刮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世界都听到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的声音。
第五篇：中国文化精神与文化发展
今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熙国教授给我们讲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发展。他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文化的本质与内涵、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的使命以及如何建设和发展当代文化。
他谈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是识别码、是身份证，是一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标志；文化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是人与人的区别。学界通常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和，既包括物质文明成果，也包括精神文明成果。文明不等于文化，文明是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文化的本质是思想。思想对象化在器物中便成为器物文化；思想对象化在人们行为中便体现为行为文化；思想对象化在制度中就体现为制度文化。然而器物、行为、制度等只是文化的载体，而它们本身不是文化。文化具有四大功能：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
中国文化的精神主要体现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精神。时代精神是对时代任务和要求的反映。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时代的精神汇成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源自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自强不息精神（爱国敬业）、厚德载物精神（文明和谐）、以人为本精神（自由平等）、天人合一精神（公正法制）、明道正义精神（富强民主）、诚信友善精神（诚信友善）。
中国文化的使命简而言之为：明德知道（幸福人生的前提）、化性成道（幸福人生的路径）、外王行道（幸福人生的实现）。
有文化自强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才能如何建设和发展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当代的文化制得大家思考。孙老师指出，任何文化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和要求应运而生。因此孙老师进一步谈到：时代实践和生活实践是哲学和文化创新和发展之本；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创新之魂；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之体；外来文化是文化创新之具。
作为学生，作为青年，作为建设祖国的主力军，我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建设和发展好中国文化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生活中，面对外国文化的冲击，如韩国的泡沫电视剧、日本的动漫、美国重要节日在中国的盛行等等，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批判性的思维。这些看似娱乐性的活动其实在慢慢影响我们中国文化。例如现在很多人都会过圣诞节，而对中国传统节日不再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冲击。在学习中，我们要放下偏见，努力学习外来好的知识、经验。有句话如是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文化只是强大自己文化，但是绝不能放弃自己本土优秀的传统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文化。如此，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保持警惕与清醒，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若人人如此，建设中国文化才不是一句空话、大话，会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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