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与话语的几点思考（精选5篇）

第一篇：关于权力与话语的几点思考

关于权力与话语的几点思考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维振

一

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看，语言与话语是有区别的。语言是一种由符号与规则组成的闭合系统，它没有指向外部的能力，而话语则是语言系统的实在化、具体化，是活生生的人的言说。拜肖认为：‚话语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下，决定自己该说什么，怎样说的潜在的制约机制‛，而福科也持类似的观点。福科的话语是从索特尔创立的‚语言与言语‛标准的二元系统中剥离出来的严肃的言语行为，其功用是作为知识载体和传统工具，以权威性的陈述迫使人们认可它有意义或是真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如潜在定规或程序般的束缚力，使人无法脱离话语去进行理性思维，因此这里的话语具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是活生生的言说，又可以是一种如语言那样的潜在机制。

二

任何言说性的东西都反映了人的存在活动，它实际上就是人的存在活动的本身，话语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在福科那里，文化换成了权力，只是权力不再像人们过去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纯粹‚压制性‛的。我们先不考虑文化是否就是权力关系这样的问题，我们能肯定的只是，话语确实承载着权力与权力关系。从福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力指的是社会关系中的双方或各方互相制约的力量。它比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权力意义更为广泛。话语反映了言说者在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与其说你在说话，不如说话在说你‛（福科）。

三

确实，权力并非纯粹‚压制性‛的。权力也会做好事。实际上，任何有效的社会行为，任何巨大的进步，都是权力组织和运作的结果，一种没有权力的社会，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权力经常以压制性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里，情况更是如此。由此我们有了‚权力话语‛，甚至以政府口号形式出现的‚国家话语‛的概念。当权力话语变成压制性话语时，必定出现大众争取话语权力的斗争。权力话语特别是国家话语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它可以推动国家的巨大进步，也可以把国家和大众拉进巨大的灾难的深渊（例子有：‚农业学大寨‛、‚人多力量大‛、‚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等）。

四

经典的话语分析（主要指语言学家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交往的原则是‚合作‛。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在一般条件下，情况必须是如此，请看不久前发生在我个人身边的一次话语交往活动：

8月底我向电信局申请安装一部电话。次日，安装组的工人即来电联系，接电话的是我8岁的外甥女。她当然一无所知，扯了一阵后，则洗完头发的我的儿子去接电话：

对方说：‚我×你妈的！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儿子说：‚我×你妈的！我刚才洗头怎么接电话？‛

对方说：‚你浪费了我多少时间，你知道吗？‛

儿子说：‚谁叫你要赚钱？‛

谈话冲突到此结束。接下来他们约定了装电话的时间，心平气和地结束了谈话。整个交往活动虽然以冲突开始，但是后却以‚合作‛的方式结束。但我们必须分析一下，合作原则在这里为什么会得以实施。

电信局仍然是垄断行业。安装工人以独此一家自居，使用了典型 的权力话语，这在国家特别是垄断的国家服务部门是屡见不鲜的，只不过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把权力话语推到了极端。迫使我年轻气盛的儿子把他的话语权力随心所推到了极端。他们之所以最终采取合作方式，其原因是，我们除了需要电话外，还存在着另外的其它话语权力；我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电信局有关部门投拆，其结果很可能是工人因此受到批评或被扣发奖金等，这是由于目前企业内部普遍实行的小小的改革，正是这一改革使电信局领导有了对工人制约的权力。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话语交往活动，其合作原则的实施，完全是参与双方或各方备具权力的结果，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可能仅存在于社会地位平等的双方或各方话语群中。当某一方没有权力而另一方握有绝对权力时，话语合作原则的实施，极可能是一个假象，或者不如说，它极可能是压制与屈服的结果。

在一个独裁的体制中，权力的压制性特点尤为明显。它可以规定大众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而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体制中，话语的冲突却不是那么明显。有时候，大众话语的主要形式甚至是沉默。在某些社会，沉默可能在长时间内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性质。四人帮当道时，我们亲身经历过这种沉默。但是，权力压制的特点会使权力本身受到挫折，促使它走向反面，从而爆发大规模的话语冲突。天安门广场的‚4〃5‛诗歌运动正是权力和权力话语走向极端的结果。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你要么沉默当顺民，要么爆发当暴民。我们有顺民、有暴民，可就是没有公民。

福科在他的访谈录里，描述了一种圆形监狱的结构。这种圆形监狱的各个牢房面朝监狱中心的监视塔，犯人的一举一动皆暴露于监视之下。福科称这样监视为‚权力的眼睛‛。的确，在一个国家里，权力的眼睛越是明亮，大众的话语权力就越是有限。而往往在这样的国家里，权力的眼睛岂止来源于权力中心，它几乎遍布于全社会。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尽在掌握之中，甚至你身边的人也可能是一只权力的眼睛。你极有可能因为一句牢骚而遭到告发，结果以‚对现实不满‛罪而遭到拘禁。这种现象难道我们还少见吗？你要么不说话，要么说假话，‚合作‛原则的实施只不过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强奸行为。在伊拉克，我们看到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伟大的领袖萨达姆：‚萨达姆，萨达姆啊，你有数伟大的胜利，你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开会时，发言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引向萨达姆语录：而听众也一遍又一遍鼓掌。萨达姆本身在讲话中提到自己时，总是直呼其名曰‚萨达姆‛，这是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权力和人人敬畏的象征，它远比萨达姆本人的肉身要伟大。在朝鲜，我们也同样看到到处充斥着萨达姆式的话语垃圾。在前苏联，我们看到斯大林有一次是这样对列宁遗孀普斯卡亚说话的，他警告说，如果鲁普斯卡亚不停止对他的批评，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的。我要说，斯大林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你究竟杀了多少人，有人说他杀了1600万！难道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

五

‚真理‛当然也是一种权力。我们大家都看到。‚真理‛是如何被赋予无限的价值而把全社会臵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它不是政府，但它却是以超政府的形式出现。一个没有真理与正义概念的政府是糟糕的政府。但一个宣布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的政府是可怕的政府，而当真理被奉为国家宗教而强迫大众对它加以顶礼膜拜时，这样的政府更为可怕。真理只能在不断批评中建构。由于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中，因此批评的话语能够擦亮思想并努力改变思想。批评的关键是使冲突凸现。它比旨在维持系统稳定或超稳定结构的颂扬更为重 要，因为一种稳定的结构正是阻止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们需要政府，不怕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关键是看它是否为国家留下变革和改革权力关系的余地，是否为批评的话语留下空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以知识的名义，进行马克思所说的‚无情的批判‛。林肯的身边有个智囊人物，专门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批评。林肯身边的人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因此联名要求林肯将他逐出白宫。林肯坦然地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马耕田，他吆喝一声，马才肯走一步。我发现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把它赶走。可农夫赶紧阻碍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牛蝇叮在身上必定难受，除了像林肯这样的人，一般的政治家不伸出巴掌去打牛蝇才怪呢。

六

甚至科学也是一种权力，如果你不想被人当作白痴，持有意见，你就得乖乖地服从科学的权力，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教育实现的，而一旦国家出面，把某种科学，或不是科学的科学制度化为权力，那么就会发生最可怕的事情，它会窒息掉社会的学术空气，窒息掉社会的各种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福科看来，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由于权力的暗中压制，话语名为表意系统，但却经常成为‚强加于事情的暴力‛。在他看来，西方所谓的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的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的冲突与支配下，经过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沉，才逐渐成为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也难说的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权力干预的伤痕。（例子略）

七

军事更是一种权力。

八

道德无疑也是一种权力。不同的话语群，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他们的道德观念不尽相同，因此他们的话语机制也不尽相同，对同一事物的谈论和表述也不尽相同，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观念又会制约着整个社会的话语机制。道德观念是制约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重要力量。道德有时会驱使一个人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学教授胡伯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他问道，你是纯粹的日耳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们搅在一起呢？是不是一时受蒙蔽？胡伯拒绝为他开脱的好意，在最后陈述中，他声称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是他采取反纳粹的根据。他说：‚呼吁反对政治上的胡作非为，这不只是我的权利，也是我道德责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畴命令观念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主观准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回答只有一个：将会有秩序、和平及对我们政府的信任。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统治的呼声。我要求：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净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望和行为是正确的‛。

九

话语是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争霸的场所，反动的统治阶级总是试图霸占话语领域而把表达反统治阶级的批评话语赶出这一领域。他们制造一言堂，要求整齐划一的思维形式，甚至消灭批评话语言说者的肉体。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 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家禽及家兔缉查员。这是庇隆一伙的一次奇袭行动。博尔赫斯在他的声明中说：‚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滕，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微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用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因此，鼓励多元的话语形式是开明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

十

批评的话语不仅能擦亮和改变思想，而且有可能改变权力关系或者给新的合理的权力关系以话语的支持，从而创造出哈贝马斯所说：‚理想的言语交往环境‛。哈贝马斯把这一理想环境定义为‚真理在此中能够得以追求‛的环境。我认为这一定义基本正确，虽然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廓清。哈贝马斯的反对者们，其中包括伽德默尔、利奥塔等人，猛烈抨击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不存在着什么普遍的理想的言语交往环境，任何语境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文化传统的痕迹。然而，像利奥塔、福科等这样极力主张批评的话语的后现代哲学家忘记了一个问题：批评如何才能开展？当他们开展批评并试图说明某一话语是压制性的时候，他们不是以一定的理想的条件作为衡量的标准吗？没有一个被认为是‚真理‛那样的东西作为依据，批评就无法进行，但我同时相信，一个现成的普遍的理想交往条件确实不存在，它只能在不断批评中去争取。

语言或话语本身的变化或改革果真能达到改变权力关系或支持权力关系的目的吗？答案可以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中找到。

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书面语言与人们所操持的口头语之间严重脱节，这正反映了古文言、古文化所积淀的精神和意识与当代人的思维、情感相捍格。早在文学革命的发端胡适就认定‚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上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它方面‛，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语言上的革命。‚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尽管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广大民众的政治文化习惯，完全实现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变，但毕竟建立起一套以白话为基础、古今并容、雅俗兼收、中西合璧的‚现代国语‛，从而使辛亥革命确立的新的权力关系即新的国家形式以话语的支持，特别是这一话语尚未变成国家话语时，它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主要参考资料

1．包亚明（主编），《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包亚明（主编），《福科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3．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1996年。4．李幼蒸，《结构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余洁，《火与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第二篇：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本人认为，必须在法治观念的层面以及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层面上，分别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成员都能明确其自身的法律地位，和行使“权力”与享有“权利”的法定情形及合理条件，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发布、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

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内容；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法律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

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②参见 鲍宗豪 金潮翔 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7。

③参见袁祖社《权力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106。

④参见 鲍宗豪 金潮翔 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43-55。

⑤参见 张文显 《法理学》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p112-113。

⑥参见 林喆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20。

⑦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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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 2007年第5期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 张艳新 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1］。而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更不能摆脱权力的制约。福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指出,知识就是权力。

通过考察,福柯发现人文科学的社会知识内在地与权力机制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学科的主题至少部分地是被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知识的生产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作背景才可能实现。在福柯看来,不仅人文科学是与权力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不仅考察了权力对知识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他认为知识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深受知识的影响;知识能给人以权力,如果没有知识的传播、保存,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知识中又渗透着权力关系。权力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它或者鼓励和激励知识,或者征服、限制知识,在知识身上打上权力的烙印。权力和知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不仅仅反映着权力关系而且蕴涵在权力之中。人类的本质就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关系,权力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发展;相对应地,没有权力体系也就没有知识,权力体系是知识存在的前提条件［2］。权力和话语的关系

福柯所指的“话语”,从狭义上,可理解为“语言”的形式;从广义上,它又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1］。事实上,福柯所谓的“话语”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标准中分离出来的,但这里的“话语”并非索绪尔的“言语”,它不是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因为它不是指一种抽象的语法规则,而是一种受到制约的语言应用,并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关于“话语”,福柯早已超出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说的“话语”概念,在福柯那里它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所以权力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力［3］。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我们通常看到的某种历史性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后的产物［4］。

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例如,知识和真理是权力的象征,通过掌握知识和真理的话语权,人们可以掌握权力。换言之,话语是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话语,它们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控制和支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福柯认为,文本应该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翻译已不是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从始至终都受权力话语支配的活动。翻译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够支持或者减弱甚至摧毁目标语中的意识形态,所以翻译是一种控制行为。

二、从权力话语理论看翻译中的文化霸权

根据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文化也是无形的权力形式。文化和所有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权力网,使得整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它的影响。知识,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与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任何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都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

相比较而言,强势文化国家通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而弱势文化则经常会陷入失语的状况。这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知识话语的差异势必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权的存在肯定会影响重要的文化和知识传播工具翻译。翻译活动已不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行为。相反,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不受到文化霸权的影响。

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国家多数会不屑选择弱势文化国家的文本来进行翻译,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在强势文化国家市场只占很小的比例。比如,在1990年,英国出版了63?980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625种(24%);美国出版了46?743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380种(296%)［5］。与其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国家中却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见,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翻译实行的是强势文化译成弱势文化民族语言的单向运作。在翻译选材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以英美本土习见的美学标准来审视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识的选择。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为强势文化国家的首选,并且将之当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经典一译再译,而那些不符合他们预设的文本则被剔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文化权力差异的影响。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归化翻译策略和异化翻译策略。前者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这种翻译往往撇开原文的语句和形象,进而把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标语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而后者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种翻译保留源语中特有而目标语中没有的语言表达形式或文学形象。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删除原文中与译语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国对那些选中的文本还要加入许多适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释性的材料,使译语在内容上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

自从17世纪以来英美翻译外语文本时就采用这种“流畅翻译”或“透明翻译”,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翻译潮流体现了英美文化霸权主义,其实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略。这种归化翻译有意抹杀存在于外语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尽可能将外语文本归化,用英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庞德在《神州集》里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所采用的显然就是归化策略。其归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数评论家一致将之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5］。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对波斯诗人欧谟·伽亚谟(Omar Khayyam)《鲁拜集》的翻译。在英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菲茨杰拉德对原作进行了随意改动,他在1851年写道:“这些个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实在是开心得很。他们虽说也是诗人,但还没到让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地步,而且他们也确实缺乏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结果译作被英国人视做不仅是英国整个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而且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强势文化和东方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紧密相连,归化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塑造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他们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也就是说,归化翻译帮助强势文化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

三、权力话语理论的借鉴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福柯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换言之,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根据权力话语理论,我们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权的影响下,语言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已不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在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源语话语与译语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西方强势文化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应以翻译为武器,对文化霸权主义给予反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

为了打破西方强权话语下的翻译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应大量翻译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弱势文化不想被强势文化同化,磨灭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作品翻译成外语,以使得各国人民对其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对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势文化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译本民族的文学作品时应充分体现本土文化之异,或者改变传统以西方人的价值为准则归化弱势文化的翻译策略,从而让西方意识到文化无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许多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倡在翻译中应尽量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来保留异国文化形象,尽量不使译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迪。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6］。韦努蒂因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异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背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7］除此之外,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构的同时,也会破坏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战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价值观。

在翻译过程中,韦努蒂提倡采用异化的处理方法而不是英美传统上的归化方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带进占统治地位的目标语文化价值中,进而发展一种不同于今天广泛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翻译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重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翻译的“语言之异”和“文化之异”,而且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异化翻译通常会偏离本土的文学规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会使翻译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沟通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相互了解和尊重,当然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异,从而做到互通有无。从这个角度上看,异化翻译更是一种有益于各国、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让源语文化得到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汉译英中的异化翻译

身处第三世界的我国在把自己优秀文化译成英语时,更应该对异化翻译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通过异化翻译原汁原味地介绍我国文化的特性,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强势文化所归化,进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红楼梦》的两个不同译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了异化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两个译本分别来自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由于他们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译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王熙凤说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者将其译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将其译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显而易见,杨宪益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其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和汉语谚语的句法结构及修辞风格。这种翻译有利于在西方读者中营造一种生疏感,以使他们面对文化差异的事实,进而质疑当今世界标准语言(如英语)的优越性和文化霸权。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归化译法,其抛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对源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归化,表面看起来似乎霍克斯的译文把两种文化的距离拉近了,因为它读起来通俗易懂。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英语读者借助变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内容,而对原文的真实文化内涵却全然不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剥夺了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权利,从而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难看出异化翻译更有利于将我国的特色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属性,从而保存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被色彩缤纷的西方强势文化所吞噬。也许有些人会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译文能否被外国读者所接受提出疑问。但事实上大可不必,因为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过去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的心理相比,人们已经对异质文化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他们正逐渐缩小彼此间的差异。所以说那种采用“入乡随俗”的原则将无助于满足人们渴望寻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构成的心理。

四、结语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远非语言转换那样简单,它与政治、经济、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翻译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这有利于我们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提高警惕。我们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遗忘,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输出,以此来改变原来翻译逆差的现象。当然在面临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绍给西方,进而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不是“文化霸权”这套观念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在对待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主动吸取强势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我们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行为而感情用事,闭关锁国,对西方文明一概排斥,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所要倡导的是在对各种文化的差异给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赏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吕俊 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3):108

［2］赵金凤 “文化势差”对翻译的负面影响［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5:19

［3］秦文华 翻译 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J］ 外语学刊, 2001(3):74

［4］辛斌 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 现代外语, 1996(1):21

［5］李红满 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1):106－107

［6］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9

［7］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0

［8］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 外国语, 1998(2):14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Theory

JIN Jinghong, ZHANG Yan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labo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ie, knowledge is the symbol of power and dis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wer, but the culture controlling the discourse of knowledge power can realize its predominance over all the three factors Powerful cultures g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eak cultur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c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will b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no longer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 dialogue or communication mean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power discourses Recommending their own superior cultures through picking ou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proper foreignization, the weak cultures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to resist more efficiently the hegemony of powerful culture

Key words:power discourse;powerful culture;weak culture;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责任编辑:刘晓萍)

第四篇：关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思考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我们党和政府近年来一直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更是亿万中国人民最关注的制度建设和社会问题之一。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有效与否，不仅事关民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和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执行的关键性，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曲折历程，深刻反思其历

史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一、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的回顾

新中国党和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却又不断遭受挫折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起来的。有学者总结指出：“党的历史上比较重视监督有两个时期：一是延安时期，一是五十年代初。”在延安时期，出于全民抗战的需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党十分重视民主，重视监督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党外人士对党的监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虚心接受人民群众意见的精神和态度。党对党外人士的许多批评意见十分重视并尽可能采纳。如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意见，黄炎培与毛泽东一起探讨中国历史的兴衰周期率，毛泽东提出了民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党持续执政兴旺的观点等。他特别强调，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说明当时党已认识到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和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视。所以，延安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原则，明显的是为了从制度上实行民主党派和党外群众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督和制约。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更是建立了一套代表机关的监督制度，议会有广泛的监督权。此外，还建立了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更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人民的罢免权。尽管这些制度受当时战争任务的影响，不能充分实施，但如此重视监督和制约制度的建设，的确是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的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

建国后，党依然比较重视监督制度，到1957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重视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又一重要时期。其主要表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制度，体现了民主监督和对权力制约的政体特征。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临时国家权力机关中，各种社会力量既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管理，又相互监督和制约。除此之外，党还比较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对党的监督作用。1950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当时存在的一些党的领导者随着地位、威信的提高，不能接受群众对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从而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倾向，为此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报纸等形式，对党和国家实行监督批评。

与此同时，国家对行政监察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也是较为重视的。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设立的人民监察委员会是当时政府的四大委员会之一，专门负责监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和正确履行职责。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使党内监督制度得到加强。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国家监督制度上的滞后问题。随着1954年宪法的颁布，人民代表大会取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的监督和制约地位有所下降。同时，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使它的监督有效性受到限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对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的一次十分有益的理论探索。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从四个主要方面全面论述了加强对国家工作监督的四个方面：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到的处分。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形势突变，党的这些加强监督的主张没能付诸实施。1957年开始以后的几年发生的几件大事使监督被大大削弱，在一些领域甚至不存在了。一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错误，在客观上导致了堵塞人民群众言论、关闭社会监督渠道的错误；二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开始实行的“政社合一”，在不断加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把权力集中于党委，使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得不到发挥，且司法机关分工配合、互相制约的理论也受到批判；三是1959年国家监察部被撤销，监察权归党的监察机关，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监察体系；四是1958年后各

项权力向党委集中，导致党内监督功能也日趋退化，“一言堂”、“家长制”盛行，党内监督近乎消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健全，党和国家的各种监督制度逐步得到恢复。首先，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和宪法监督原则在宪法上得到确立。其次，司法监督和行政监察制度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86年恢复设立

国家监察部。再次，迅速健全和完善了党内纪律检查制度。最后，社会监督被中央重视并反映在1982年宪法规范中。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权力的正确行使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经受着种种考验，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因为经济的中介而变得敏感而明朗。权力制约与监督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因为权力的滥用不单是造成国家社会和公民财产的损失，更会威胁和损害千千万万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权力监督和制约就成为党必须下大力气彻底从制度上解决的问题。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党第一次对“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这一问题进行全面阐释，标志着我党对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理论上的创新和认识上的飞跃，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指明了方向。

二、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的反思

（一）经验和教训

1.在思想理论上，长期以来对权力本质认识不足。党的历史上尽管有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比较重视监督的思想和行动，但理论上的探讨十分欠缺，这种监督只是应付时局、为完成巩固根据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和政权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只要形势稍一好转，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便退居其次。归纳起来，在思想理论上主要有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制度的问题。长期以来，党对监督的“支持”功能和“工具”作用过分强调，而忽视了监督本身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石是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便是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管理、监督一切国家权力机关和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见过：没有人民监督罢免权，无产阶级国家的工作人员官僚化和脱离人民的倾向就不可避免。二是对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思想的一概否定导致对权力本质认识上的不足。诚然，西方分权与制衡的权力分配和运行模式从本质上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且这种模式并不能完全防止权力滥用，但也要看到，这种分权，按恩格斯所说，“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我们既要反对以“三权分立”为国家权力分配的盲目迷信、崇拜的思想，但也不能否认在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方面进行适当分工和互相监督是符合管理好国家这一目的。而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改造西方这一理论，把仅靠国家机关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扩展到既强调不同机关间的互相监督，更强调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2.建立稳定、权威的监督制度是搞好监督的关键。列宁主张：监督机构必须是有高度权威和地位的，必须是完全独立行使职权的，监督人员必须有可靠的职务保障。我们在过去没有按这一理论指导制度建设。长期以来，监督机关地位不高，机构不独立，权威性低，缺乏明确的宪法保障。对监督制度的建设随时局的变化而变化，随少数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特别是监督始终没有指向最高权力机关及握有最高权力的人，这既导致监督制度的人治性，也导致了各级监察的乏力。按照权力的一般定律，权力越大，越应受到全方面的监督，否则，监督就流于形式化和空泛。

3.要高度重视监督制度的法律化。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十分重视监督工作，但由于没有及时将其上升到国家意志即法律的层面加以固定下来，使监督制度难以一以贯之和有效实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党和国家尽管也强调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但由于没有将这些监督及时地加以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不仅公民的监督权不能依法真正享有和行使，而且权力的运行失范，最终酿成“文革”这样的社会苦果。

所以，监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政府真正为民和社会真正持久稳定的重要机制。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一个国家在权力受到较好监督和制约的时期，便是和平发展的祥和时期；相反，如果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最终为少数人所控制，便造成擅权专断、腐败横行、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哪里有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哪里就会存在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那里的人民都会成为专制和暴政的对象。人类历史反复证明的权力定律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和完善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才可能对党和国家及领导人权力的运行方向、活动方式起调节、控制和制约作用，或在事先防止可能引起的失误，或在出现失误之后尽快纠正错误、减少损失。

（二）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几点思考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沉溺于历史而不思改进也是对现实和将来的不负责任。民主法治的社会不是保证不犯错误，而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和尽量避免错误。回顾新中国在权力制约与监督曾走过的曲折之路，现在和今后在权力制约与监督方面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

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如前所述，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曲折历程从根本上讲，是政治体制不顺造成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如何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以党代政证明权力制约与监督易走形式和落空，那么只有党政分开才是解开监督乏力症结的关键。当然，党政分开是在不削弱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党主要进行政治原则、政治方面和重大决策的领导，对政府一切行为进行全方位适时的监督，以保证政府的行为按宪法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去公正、高效地办事。党的监督可以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党的组织活动和党的纪律对国家机关的党员干部实行监督；二是通过各级党委直接对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实行监督；三是通过密切各级党委和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权利行使的情况，及时将民意与党的意志协同起来，并及时提醒政府改进工作中的缺点，从而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透明化。

2.借鉴和改造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经验。在西方，无论是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理论探索，还是制度实践都有几千年的历史，近代以来更是日趋完善和有效，当然它也存在着排斥广大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弊端。但西方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经验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人类社会权力科学和实践方面的一些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于吸取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加以适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改造，从而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对于西方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和实践，我们决不能照搬，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生吞活剥，只能带来水土不服，造成社会动荡、混乱纷争的恶果，但对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的某些科学性成份和制度有效性的内在机理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思考。这种研究和思考必须坚守的前提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遵奉这个前提下，进行权力分工的有效性和互相制约性的理论创新、制度设计及运作规范。这样，将所有的由人民委托出去的国家机关的权力都纳入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体系之中。

3.抓住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重点和突破口。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已经在官方和民间即全社会形成共识，现在关键是从哪里入手进行制度体系的建设。分析我国几十年来直至目前权力制约与监督乏力的情况，突出的困难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并切实执行；二是各国家权力机关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因“首长负责制”而形成理论上的矛盾和实践上的“雷区”；三是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监督本质上的缺位。而突破口在于对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建构和实践运作，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要防止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就必须借助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健全，规范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做任何与职务相关的事情特别是重大决策都要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明确和坚决追究失职、渎职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当前，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突破口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一把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如果对“一把手”的权力能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那么对所有握有一定权力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就迎刃而解了。而要实现这一突破，关键是两点：一是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层能否首先从自身开始，并在党政系统中以党纪和法律法规形式推开；二是能否允许新闻媒体参与进来，代表全体人民时刻行使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有撒开人民充分进行权力制约与监督之网，对权力制约与监督才能真正实现，否则既不可能，更不可信，也更难持久和彻底。

总之，自新中国建立几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在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问题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进一步通过以法律制度建构为核心健全我国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五篇：加强权力制约监督的实践与思考

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实践与思考

蒙自市纪委宣教调研室 赵昆京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方面的重要经验和实践总结。加强权力监督，对于规范权力运行、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蒙自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如何加强领导和机关权力的日常监督，从而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我市对权力运行日常监督的主要做法

蒙自市认真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有益尝试，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规范用权

落实完善了党内民主制度，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市委、市政府工作规则，建立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贯彻落实了党内监督制度，充分履行监督职责，严格执行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谈话和诫勉等各项制度。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以人事权、财政权、办事权、资产管理权等权力监督为主体，以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等原则，全面推开了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内部监督制度建设，较好地改变了市、乡二级靠人管人、管财、管事的落后现象，实现了靠制度管人、用制度理财、按制度办事的良性状况。

（二）科学配置权力，分工制约用权

全市各乡镇、各部门均较好地贯彻落实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做到职权和责任相统一。严密了权力运行程序，行使权力的部门（单位或岗位）间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又互相把关、互相制约。针对薄弱环节，推进了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在选人用人方面，推行逢进必考、公开考选‚五监督‛、离岗考察、‚双推、双考、双票决‛等制度，严格执行选人用人征求纪委意见制度；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按照‚三个缩减30%‛要求，清理、取消、调整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推行了网上审批，并联审批，提高了审批效率；在平台建设方面，加大了行政服务中心、招投标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机关效能投诉中心、政务信息中心‚四大中心‛建设力度，行政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向乡镇延伸；在重点工程建设方面，先后出台《政府投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督暂行办法》、《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标后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在全过程监督各关键环节，引入投标人预审、工程进展情况业主月报告和监察日志、‚红名单‛与‚黑名单‛等制度，多层次、全方位建立强化监督的机制体制，确保了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督正常化、规范化；在财政资金运行监管方面，推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严查‚小金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强化了对政府采购的监管。

（三）推行政务公开，实行民主用权

明确政务公开的原则、目的，规范了公开内容，编制了办事公开目录，丰富和发展了公开形式，科学设计了公开运行的程序，规范了公开的责任主体，在全市所有部门、单位、乡镇普遍推行了‚三务‛公开，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例如, 蒙自市依托‚阳光村务e路通‛查询平台，不断拓展乡镇纪委监督工作新领域。通过对‚阳光村务e路通‛的推广，有效拉进了村民和干部的关系，增强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通过对‚阳光村务e路通‛的推广使用，将全市农村党务、村务、财务情况放进了鱼缸中、臵于阳光下，使全市农村各项公开工作切实取得实效。群众普遍反映查询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知道，村集体大到几十万元小到几元的开支都臵于群众监督之下，全市通过 ‚阳光村务e路通‛共公开各类财务收支资金金额达4.6亿元。加快推进了村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落实责任制度，保证负责用权

制定出台了《蒙自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建立健全了领导责任制，实行了责任追究制。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求，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明确了领导班子成员的责任，强化了责任追究，依纪依法查处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引导、警诫领导干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拓展了工作思路，细化了个人责任制，在作出决策时，将决策意见记录在案，确保对决策者决策失误行为追究有据；在决策执行时，强化了考核、检查和监督，奖优惩劣，促使领导干部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强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任中、任后审计，促使领导干部遵守经济纪律。

（五）全面加强管理，全程监管用权。

通过科学管理、依法管理、严格管理，前移了预防腐败关口。在机关效能建设中，提倡集约化管理，推广标准化管理，采用‚效能蒙自‛（该软件平台是一套条块结合、功能清晰的预防腐败科技网络，共有电子监察、纪检监察、行政审批、数据安全四大系统，在运用功能上涵盖了‚三重一大‛、行政审批、行政监察、市场监管、工程招投标、绩效评估、内部监控、办公办文等各项内容）电子监察系统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防止了徇私舞弊行为发生。‚效能蒙自‛还具有随时监察、预警纠错、绩效评估、信息服务等功能，随时监控每一个行政许可事项办理过程的各个环节，以黄、红、绿标识进行提示，并对办理时限和不许可、不受理、补充材料等情况实行重点监察和预警纠错，使监察部门及时、同步、全程监察审批事项的办理过程。

（六）加强乡镇纪委建设，强化监督用权

充分发挥乡镇纪委在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中的职能作用，以加强乡镇纪委建设为重点，以增加乡镇纪委工作经费和办案经费为保障，特别是创新设臵了市监察局派驻乡镇监察室机构,弥补了行政监察空档。进一步健全乡镇纪检监察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完善工作制度，切实加强乡镇纪委建设，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及时出台了《中共蒙自市委关于加强乡镇纪委建设的实施意见》、《蒙自市贯彻落实<关于在部分县市开展加强乡镇纪检组织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实施方案》等 文件，并明确要求，打好队伍建设、经费保障、落实制度、工作创新、纪检干部培训、廉政文化建设‚六张牌‛，强固了监督工作根基。

（七）加大办案力度，惩罚违法用权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党纪政纪的严肃性。规范了信访举报，提高了信访质量，运用审理监督机制，提高信访问题初核办理水平。集中查办了基层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信访问题，有力地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保持高压态势，坚持办案执纪服务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查找案源线索，充分利用技术手段突破案件，强化了对基层案件查办的督导，严肃查处了一批顶风违纪的案件。自2006年以来，全市共办理各类案件29件39人，受处分党员中，涉及科级干部30人，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

二、权力运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蒙自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廉政风险防控为主抓手，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的监督，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监督工作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意识不强，认为上级监督是‚不信任‛，群众监督是‚找茬‛，思想上消极抵触。另一方面‚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力，群众监督不了‛的现象依然存在。监督主体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群众普遍反映，单位的主要领导集人权、财权、物权于一身，权力太大了‛。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所以‚杀鸡给猴看，猴子不看，照样前‘腐’后继‛。二是党内监督不力。党内监督不力的症结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不到位，班子成员之间、成员与‚一把手‛之间，构不成强有力的内部约束。班子内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有所淡化，还没有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浓厚风气，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有的同志反映，从当领导到免职，组织只谈过两次话，一次是任职，一次是免职。‚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从而形成对党员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

三是监督机制不畅。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还不健全，如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干部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等还没有实质性动作。‚组织部是办喜事的，纪委是办丧事的‛，职能部门还没有形成高效联动的全程监督运行机制，有时监督没有到位。人大、政协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不够。群众监督条件不完备，渠道不通畅，监督保障体系还不能有效保护群众监督的合法权益。

四是制度落实不够。目前，干部监督的制度规定措施已经不少，但操作性差，缺乏后继措施。有的同志尖锐地指出：‚制度不落实关键在党政一把手，没人愿意往自己头上戴紧箍咒‛。

五是监督的氛围不浓。群众监督、民主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流于形式，有的监督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三、创造条件,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的思考

国务院3月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深化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腐败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幕后操作‛、‚暗箱操作‛，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如果所有的行政行为都能在阳光下操作，就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至腐败‛，‚领导干部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崇尚监督‛。为了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领导干部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解开认识上的“心结”。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有误区，认为监督是对自己的一种不信任，一种限制，于是乎，在工作中不欢迎人民群众的监督，害怕监督，甚至千方百计地逃避监督。其实，有人监督并不是坏事，相反，监督是一种爱护。监督可以让人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小错及时纠正过来。缺少监督，就会让权力任意妄为，偏离正确的方向后得不到及时纠正，最终导致越行越远，最终酿成大错。领导干部只有解开认识上的‚心结‛，才会真心实意欢迎人民群众监督，才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

二要解开考核上的“纠结”。对干部的考核一直是让人最纠结的事。按理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是否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自然心中有数，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多年以来，干部干得好坏，完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这就使得有些官员是唯上、还是唯下有了纠结。因此，要把考核干部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让群众说了算，这样，干部才会真正重视民意，重视老百姓的监督，才会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三要减少技术上的“环节”。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就必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环节，让人民群众能方便快捷地监督。在一些地 方，人为地设计很多程序，提高一些‚门槛‛，让人民群众对监督政府望而生畏。因此，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就必须搭建多种平台，畅通各种渠道，减少繁琐的程序，让政务公开做到‚零障碍‛。与此同时，对人民群众举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处理，结果要反馈或向社会公布。

四要拓宽监督的“链接”。要不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拓宽群众的诉求渠道，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使其现代化、便捷化、有效化、快速化、准确化。如‚阳光事务e点通‛ 电子触摸屏信息查询平台就可使民生情况和群众诉求可以快速地在该系统中查询到，充分发挥信息交流共享、下情上传通道、党群干群间的纽带作用。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各项事务工作的透明度，而且还可以拓宽民主监督渠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要让监督有所“了结”。监督不仅要勇于监督、敢于监督，还要善于监督，监督之后要有成效。监督工作不能‚做秀‛、‚走过场‛，监督一次要有一次的效果，以起到‚惩一戒百‛的效果。进一步增强拒腐防变、执政为民的自觉性。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宗旨，用权为民；严格自律，经受住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诱惑的考验；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始终用党纪国法约束自己。

云南省蒙自市纪委 赵昆京

邮 编： 661100 手机：*** 2012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