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第一篇：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项继权

从“社队”到“社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三次重大改革。目前,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农村社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社队制:公社体制的制度特征及其解体

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12 月政务院发布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1951年4月,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些法规、法令,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体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行区、村两级政府体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政权和村政权,分别召开区、村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政府和村政府,对本地区实施行政管理。这种体制在北方地区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村是一级政府,为农村基层政权。另一种是区乡建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公所,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区公所之下设立乡政权,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而在村一级不再设立村政权。当时在南方的多数省实行这种体制。

在这两种情形下,“村”和“乡”分别是不同地区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954年9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取消了过去的区村制和区乡制两种体制并存的制度,对全国农村基层政权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规定实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为农村基层政权。同时也规定,人口居住集中的乡,乡人民委员会可直接领导居民组进行工作。面积较大、居住分散的乡,乡以下可由若干自然村分别组成行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居民组开展工作。从建国初的村乡制来看,有三个重要特征:从管理规模来看,建国初“村的规模一般很小,平均每个行政村不足900 人,东北各省人数较多,平均每村1500人, 内蒙古地广人稀, 每一行政村面积较大[ 1 ](P188-189)。”从组织性质来看,建国初村乡制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点,除区公所作为县级派出机构或一级政府之外,村或乡也是“政府”组织。从组织基础来看,建国之初的村乡制是建立在个体所有或私有制基础之上。农民和农户拥有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不过,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国初的基层乡村制度已经不能容纳日益扩大的集体组织,也不适应国家集体化发展的目标。为此,在集体化过程中,我国废止了原有的村乡制度,转变为人民公社体制。

如果从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算起至1982年人民公社被正式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存在和延续了25年之久。25年间,虽然人民公社的规模和结构有所调整,但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运作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基本的组织特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人民公社时期实行高度的集体化,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不允许农民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集体经济成为公社的经济基础,集体劳动成为公社基本的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也成为农民基本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农民通常将人民公社时期称为“大集体时期”。二是“三级制”。1962之后,人民公社调整并确立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架构,这一体制通常被称之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成为农村基本的产权单位、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三是“一体化”。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组织与功能融合的体制。

一方面是“政社合一”,即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与人民公社组织合为一体;另一方面是“党政不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公社一级设党委,大队一般设党支部,生产队则设党小组。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是各自区域的领导和决策机关,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党组织决定。由此形成了“党、政、经”不分的高度集中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及城乡分离的二元化制度和政策条件下,它本身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维系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在城市国有与农村集体产权基础上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确定的二元粮食供应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以及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等,将城乡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形成了独有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 2 ](P7)。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家庭联产承包从一开始就是以分户承包集体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为前提,农民也因此获得了对土地及部分集体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及相应的受益权和转让权。在联产承包过程中,部分集体资产也折价转归农民和农户所有,后续的改革还允许对部分公有土地,如荒山、荒坡、荒水、荒滩的拍卖,农民也因此获得了部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这一切都触动了人民公社赖以存在的根基,瓦解了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经济及组织基础。其次,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中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方式。第三,家庭联产承包使人民公社的管理功能迅速虚化,管理方式丧失效力。最为突出的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职能转到农民和农户手中,公社各级对农业直接经营管理及统一分配的职能随之消失。由于农民和农户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农民的流动性增大,传统管理中所依赖的种种经济上的制裁和强制手段随之失效。

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组织及管理方式丧失效能。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行,人民公社治理体系迅速崩塌和解体。1982年底,中央决定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政权,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对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

二、村组制:村民自治制度的特征及其局限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省、直辖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同时规定,在城市和农村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并在它们下面分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这是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决定性的步骤。新宪法颁布后,中共中央在中发[ 1982 ]36号文件中,要求各地要“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乡民)委员会的试点”。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国性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陆续展开。1985 年春,建乡工作全部完成,全国5.6万多个人民公社、镇,改建为9.2万多个乡(包括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同时按照宪法规定,取消了原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建立了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人民日报》1985年6月5日)。由此,在全国大多数省区的农村基层形成了区———乡镇———村委会三级基层建制。

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重要的并不是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的调整或重建,更重要的是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组织创新,其中,最富意义的是村民自治及乡镇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调整。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1998 年通过的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再次予以确认。由此确立了“乡政村治”或“乡村分治”的新的治理体系。按照新的治理体系的设计,乡镇作为国家农村基层政权,依法行政;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乡(镇)村之间在法律上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关系”。“乡政村治”体制不仅重新构造了农村基层的行政组织与管理体系,也力图重新划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边界。

从1987年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实施已有20年。二十年来,有的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兴高采烈,他们在此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有的则嗤之以鼻,认为此举无足轻重,甚至斥之为一种“民主的怪胎”;还有的人则对村民自治的成效痛心疾首,现实似乎与他们的理想渐行渐远。的确,村民自治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远不是十分完美的,与法律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各地村民自治的发展不平衡,实践成效迥异;真正严格依法实行民主直选,全面落实村务公开以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的村数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选举流于形式,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的事件屡屡发生,各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村民自治甚至村民委员会组织本身也名存实亡。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前景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忧虑、悲观甚至否定。

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漫长的,但相对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则只是弹指一挥间。人们常说,民主是一个过程。这并不仅仅是指民主政治的运作是一个过程,也表明民主制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有着长期的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民主建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期望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就使人口达九亿的农村完成民主建设的目标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国家,民主制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理想的民主只能是存在于理想之中。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一切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和矛盾,更不要期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会立马带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的富裕;民主也绝不意味杜绝非民主行为的出现。事实上,抑制、防止和消除这些非民主行为恰恰是实行民主的理由和根据。

从实践来看,经过近20年的实践,我国农村普遍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制的制度性转换,村民自治制度也完成了基本的立法和普法工作。作为农民群众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村基层基本的组织与管理制度,村民委员会已经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尤其值得关注和肯定的是,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制度日益规范,村级民主选举开始从动员选举发展到农民的自动参与、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组织安排到自由竞选。村级民主公开性、公正性和竞争性在不断增强。村级民主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基层政权组织的民主日益显示出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背景下,为了确保扩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础,增强党的合法性及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一些地方也开始探索用两票制等方式改进党支部的选举方式,加强支部自身的民主性。村民自治及民主选举的实施,对乡镇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一些乡镇进行乡镇长及乡镇党委书记的直选实践。这些表明,农村基层民主已经开始从村级民主向乡级民主扩展,从基层组织的民主向国家政权组织的民主推进,从一种社会自治民主向国家政治民主发展,这显然是村级民主引发的又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在20世纪末我国改革之初及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制度特点: 其一是“城乡分离”。改革之初的村民自治不仅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继续延续这一体制。其二是“村社一体”。村民委员会组织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基础上建立的,也是社队组织体系的延续。如何处理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大多数村根据中央的规定,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交叉任职”。这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在集体和合作经济薄弱的乡村,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员会承担,事实上又重新回复到“政经不分,以政代企(经)”的状态。以致于相当数量的村民和乡村干部只知有“村”(村民委员会),不知有“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在一些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发达的村,村社区非农产业尤其是村办企业发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是村企业和公司组织。在这些村,部分或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都在村办公司和企业就业,村社区高度的企业化。村办企业和公司代行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进而使村民委员会“有名无实”,成为“一个空牌子”。对于这些村来说,村民自治将以何种形式存在和发展? 村企业是否能成为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 更重要的还在于,村民委员会毕竟是社区村民群众自治组织,其目标及内在的组织及运行原则与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原则并不相同。村民委员会与村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混同或者相互替代,也表明农村基层组织关系和组织体制并没有理顺。

其三是“组织封闭”。迄今为止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社会和社区具有强烈的封闭色彩。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力。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集体的土地边界及产权边界也是村民、村庄及村组织的边界。这种封闭性也限制外来人员参与村委会的选举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村委会及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封闭起来。无疑,这些均是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在局限。

三、社区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变革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的村民自治已经面临全然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面临新的变革。

首先,国家城乡发展战略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要求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村民自治的实施并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继续延续这一体制。在城乡基层,城市实行街道、居委会及社区体制,乡村则实行乡镇与村委会及村民小组体制,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农民和农村发展仍受到诸多政策上的歧视和制度上的束缚。不过,改革以后,党和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废除了城乡二元的粮食供应制度,改革户籍管理方式,鼓励农民进城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打破了长期城乡隔绝的局面,城乡一体化明显增强。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正在消除。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从“城乡隔绝”到“城乡融合”、从“城乡二元发展”到“统筹城乡发展”,这不仅表明我国乡村建设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也表明未来农村发展将建立在全新的体制基础之上。未来的乡村将是城乡一体、自由流动、社会融合的和谐社会。这也要求村民自治体制及乡村整个组织与管理体制应从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中走出来,从城乡分离到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同时,强调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其实质就在于党和国家正加大改革的力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区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

其次,不断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转变。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通过人民公社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规模地动员和吸纳乡村资源以快速推进工业化。据估算,改革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隐蔽地吸取了8000 亿元资金[ 3 ](P7)。正是依靠这种积累,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一发展战略造成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过度的索取,其直接的后果是压抑和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加剧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不仅限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也制约着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失衡的二元结构,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城乡统筹、以工支农的方针。“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表明,我国从此结束了长期的通过农业的积累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发展战略,走上了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的发展道路。随着我国农村政策从“资源索取”到“反哺农村”的战略转变,传统村民自治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及公益事业将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和地方也将更多地承担村民自治的财政及运行成本,乡村组织的工作内容和重点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税费征缴、计划生育向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些要求重新审视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财政基础、权力职责及其工作内容,对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的功能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中央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也是旨在突出农村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构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新体制、新机制。

第三,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无论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在村民自治时期,村集体组织依然延续。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乡村社会整个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力。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集体的土地边界及产权边界也是村民、村庄及村组织的边界。村民自治仅仅是拥有村集体产权的“村民”的自治。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城市化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打开了城门,放开了市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及乡村内部的流动日益加快。农地流转的不断增多,不少人务工经商或移民城镇放弃土地经营,也有不少人远赴他乡承包经营,而一个村庄的居民也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传统封闭的村落和集体组织日趋瓦解。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和普遍,农村地权关系及村民(居民)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传统的乡村集体组织及基层组织如何维系、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生存? 如何处理原居民与移居民的权力关系? “外来人员”是否有权参与居地村庄的自治事务? 如何才能保障这些“外来人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权益? 这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重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任务,或者说是如何构建与农村开放、流动和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组织与管理形式的任务。随着农村社区体制的建设,我国的村民自治也将向居民自治转变。集体土地产权不再成为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先决条件。农村基层自治与民主制度不再是一种封闭和排外的体制,而是赋予所有在乡村生产和生活的人们以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及居民的民主权利。

最后,农村社区与经济组织逐渐分离,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制度。从村民自治角度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民委员会本应该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员会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续而来的,虽然不再是集体性生产共同体,但仍然保留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村社一体”、“政经不分”依然是典型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经济和行政功能。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集体、个体、私营及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农村土地流转也使土地关系更加复杂。这种多样化的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打破了传统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或者说人们不再从属于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社区也将不再是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或生产共同体,而是从事多种经营、多种职业的人们的生活聚居地或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因如此,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农村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经过了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制”到村民自治时期的“村组制”两次重大变革。如果说社队制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分离的需要而建立的话,村民自治及村组制是在改革和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及打破城乡分割的过程中建立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关口: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以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形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制的建设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

参考文献: [ 1 ]张厚文,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2 ]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3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改革面临制度创新[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理论学刊》2007年第11期

第二篇：我国成套设备进出口管理体制的发展及变革研究论文

【摘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对加快我国产业建设有着促进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也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而且到现今止，它仍然盈利丰厚、发展势头强劲，这和它具有优良的政策扶持以及拥有众多监管部门作为中坚力量是分不开的，本文就围绕进出口行业所衍生出新兴的部门企业的发展和变革进行浅析和论述。

【关键词】设备进出口；CQC；进出口银行；保税物流

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坚定不移的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积极的与各国建立健康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样建立的友好平等的进出口交易不仅能刺激我国企业的生产力的增长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来源，还能引进外来先进的技术来改善我国产业技术不先进的状况。根据数据显示，2009年1月到8月的时间内，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就达到了1。3万亿美元左右，其中出口产品贸易额为7307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4。5%；而进口产品的贸易额为6079亿美元左右，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5。4%进出口贸易顺差为1228亿美元。而在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更加势不可挡，只前七个月的进出口总值和去年相比就又增长了40。9%，达到了1。6万亿美元左右，且出口同期增长35。6%，而进口则增长了47。2%。由此可见，我国已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之一。

而要取得这样傲人的成绩，光有正确的政策指导方向和庞大的劳动力数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有更全面的体制和举措来管理和协调。以下就将详细的阐述一些中国现有并且能有效管理和帮助中国进出口更好更快发展的举措。

1。建立中国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

为保证进出口设备及产品的质量，在我国国家局的正确领导之下，中国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之前称作中国商检质量认证中心，英文简称为CQC）自成立于1993年开始，便始终把“跻身于世界优秀认证机构行列”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并不断奋斗，经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CQC已经成为中国最大也是最具有知名度的管理体系的认证机构。而它也为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以及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从成立伊始到现在共拥有ISO9001、ISO14001、IQNET、SA8000能源管理等十一多种的认证体系，所以它能在产品安全与性能、节能环保、生态农产品、新能源及节能减排方面进行多达500个产品的检验以及认证，并且提供评价服务、认证培训、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四方面成熟的业务，服务范围非常的广。不仅如此，随着CQC发展的拓宽，本着对顾客提供“一站式”方面服务的理念，它在国内建立了36个管理体系认证的分支机构和11个产品的认证中心，甚至在各个合作国也设有25个业务推广的平台，方便了进口供应商掌握贸易信息。至笔者写作这篇文章为止，它又新增了低碳与能效认证、PV产品认证、CDM审定与核查、中新EEMRA部署及实施、出口沙特认证、LED照明节能这些新领域的体系认证，紧跟着经济发展的脚步。中国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还拥有上万人认证的专业团队，其中多人都在国际上获得过认证资质，其科研成果也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殊荣，这样强大的技术力量能够提供给客户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专业的服务。

作为为进出口贸易提供服务和支持的最早出现的政策扶持的部门，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始终密切的关注自己质量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趋势，坚定不移的坚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在中国认证体系行业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2。建立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则1994年成立，它是直属于国务院领导、全资拥有的国家级政策性质的银行，是我国对外经贸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以及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和对外承包工程及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的最主要的渠道。在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总部设在北京。到2011年末，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国内已设有21家营业性的分支机构，而在境外则设有东南亚、非洲代表处、巴黎代表处以及圣彼得堡代表处，并且与境内外1250多家银行的总分支机构建立代理行的合作关系。

中国进出口银行从成立伊始，就始终坚守自己的主要职责，创先运用政策性手段，扩大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量。1995年时，中国进出口银行就开办了买方毁约保险、短期出口票据保险、买方信贷担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等险种，并承保了56个合同。其承保金额达到4。48亿美元，支持了7。65亿美元在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向伊朗出口总额为6。5亿美元的四个水、火电项目，出具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意向书，让该项目在国际招标中成功中标，为企业后期收汇提供了保障。同年在加强对原来的670个转贷项目的管理同时，还新增了审批贷款项目99个，批贷金额达到21亿美元。到1996年9月时，中国进出口银行已对外签署了7个优惠的贷款协议，总额达到7。6亿人民币。在当时正确的实行了将投资和外援、贸易互利结合起来的外交贸易的新决策，不仅帮助了我国发展民族经济，而且还促进我们的机电设备和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现今，中国进出口银行更是将支持企业对外发展作为一项业务重点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创办出口买方信贷、出口卖方信贷和实行优惠政策三种方式让国内企业又好又快的走出国内走向世界。到2010年的10月末，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支持了1300多个业务的贷款项目，覆盖了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等100多个的国家和地区。这项业务本外币贷款余额占中国进出口业务贷款余额高达40%。它不仅在机电产品与成套设备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还涉及公路、铁路、机场、建筑、通信等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中国早期实行企业对外政策的业务的银行之一，在这十几年的业务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形成了一些良好的优势，对未来银行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中国进出口银行始终将诚信作为准则，在这十几年的运营中对外从未发生过拖欠的现象，将国家的信誉作为自己的招牌恪守。

这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打下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也拥有了良好的客户基础。所以客户对这样的银行所支持和培养的企业也充满了信任。这样也就为一些刚刚涉外没有经验的企业赢得了有利的名声，从而能更快的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第二，在对外政策实行方面给客户塑造了专业的正面印象。中国进出口银行既是中国官方级的信用机构，在对外业务实行方面也有过里程碑式的贡献。这无论在国内还是世界企业中都有着很高的声望，这也是吸引客户合作以便推广国内企业的明显的优势。第三，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长期的业务实践和经验的不断累积，内部拥有一批高素质专业的团队，他们长期从事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业务，在协助企业对外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业务实战技能和经验。不仅能够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国家开展的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详细的信息咨询以及风险的评估，还能切身的了解顾客从而深入的挖掘出他们的潜在需求并且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决策，帮助客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由上述可见，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发展大体上是顺风顺水，可是在2009年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了刺激消费，当年就发放了400亿左右的人民币，占到全年贷款额度的近50%，而在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财政和金融机构企业财政困难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资金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也给中国进出口银行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可是这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国进出口银行若能把握这次机遇使其发展更加成熟，便能使机电产品以及成套设备进出口贸易更加繁荣。

3。物流保税区的建立

而在成套设备以及产品的进出口中，运输环节是最复杂也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经我国海关总署和国务院从2002年始对保税物流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新的保税物流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最终制定了保税物流园区及保税物流中心的特殊的区域性的物流管理模式，形成了保税物流中心A型、保税物流中心B型、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区、保税港区、保税仓库和跨境工业区等保税物流场所。这种新型物流业的发展不仅给传统的生产制造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保税物流的发展也将进一步的带动对外进出口的贸易与企业产业的升级。

这些保税物流园区是根据物流科学研究出来的，属于物流形式的一种，但是它区别与普通的物流仓储，拥有一些典型的新特征。

保税物流园区以及中心拥有政策优势，货品一旦进入园区及中心就会被视作是出口，期间不征收进口关税以及免批文，不受配额限制。同时也新创了货物的“入区退税”政策，改变了以前货物运往保税区后要等离境以后才能享受到出口退税的局面，为企业开通了一条降低运营成本、缩短供货时间的绿色通道。

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还存在功能方面的革新。它将港口服务拓展到成套服务，让港口和保税区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以此吸引国际配送、中转等一些增值且具有高附加值的业务更多的像中国转移。另外，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还被赋予整套齐全的物流功能，满足现在公司所追求的零库存、JIT无缝对接等新型的生产方式需求，并且实现在园区及中心内部对货物进行包装、分拣、拼装等一系列简单的加工。

真正做到了物流与制造的同步，不仅为一些深加工制造型企业带来了便利，也为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供配套的服务。

最后，物流保税园区及中心在海关报关报检方面进行突破性革新，使得通关更加便捷。

它通过实施“区域管理封闭化、园区管理信息化、海关管理智能化、海关通关快捷化”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一次性申报、一次性查验、一次性放行的高效工作模式，并设立自动判别体系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实现了EDI无纸报关，直通式卡口的实货放行，在园区内开通了一条直通式的通关通道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通关费时费力的问题，大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

基于这些鲜明的特点，截止2004年，在发展为期不到2年的时间内，我国综合型保税区累积共批准“入住”企业达37442家，其中三资企业占其中的37。8%，投资总额为489。18亿美元，合同外资为281。31亿美元，实际利用的外资达到145。6亿美元。而在2004这一年内，他所吸引的投资总额就达到79亿美元，同比增长15%。其中，三资企业的投资额高达60亿美元，增长26%，占了投资总额的75%；合同利用的外资也大幅度提高至40亿美元，增长率达到16%。实际利用的外资达到21亿美元，增长率达到14%。这些数据明显的显示出了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吸引外资的优势。

但是，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从提出到实行只有短短6年不到的时间，而它的出现又是在中国经济极不稳定的时期，加上它是属于盈利型企业各个物流园区及中心之间存在着竞争性的关系，所以它的发展是极不成熟。就对于成套设备进出口方面，其设备本身体积大主要部件不易拆解、一机多箱和收发货人所在区域不同的特性，在运送方面就存在了不少的漏洞与问题。

首先，由于整机设备的通常个头比普通货品要大出许多，如果成套设备采用整机运送的话又会大大增加运输方面的成本，所以在装箱时一般都会把整机的多个部件分装起来放在多个箱子里，在收货人进口后到达另一目的地再组装起来使用，这比其他货品多出来的工序在发展不完善的物流园区及中心的运转中又会出现问题。首先，要在主管地的海关做预申报，把整一套的设备的信息打在一份报关单上，按照整一套的设备来申报，再在运输时对应车辆装箱的明细，车号对箱号一一对应。设备进入园区卡口时，又要将所有车辆整齐集合号由报关员带着出口的报关预录单一一审核进行过关。而设备进口过海关时，也需要这样详尽的步骤来保证设备的齐全。这种看似全面的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却不被一些物流园区所接受，因为在多元化货品运输中现有的物流园区及中心还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这种类型的货物报关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成套设备的出口方的发货人和进口方收货人分别处在国内分属不同海关管辖的企业，进出口方面也容易出现编号不一致的问题。当出口方的客户是以进料加工方式出口设备时，就会出现发货方的《进料加工手册》和收货人报关单上面的货物品名有出入，这时对于同一个设备的名海关会认定有差异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按照保税物流功能的规定，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内只提供简单的加工，并不涉及改变货物名称及功能方面的效用。这样就会使得设备无法通过园区走货。而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将设备出口海运到香港等地后在运返回国内在解决，这种类似于“港澳台一日游”的方案不仅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大量的物流成本以及浪费运输时间，也体现了物流园区及中心发展的不成熟。

以上出现的问题虽然对保税物流园区及物流中心的运营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也充分可以说明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还尚处在成长发育的阶段，需要有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手段处理这些问题，使保税物流更好的为产品设备的进出口提供服务。

结语：

通过上述分点分段的浅析不难发现，在中国产品与设备进出口上，********下了很多的功夫，而中国质量认证体系中心、中国进出口银行、物流保税区的建立更是对产品和设备进出口管理跨出了里程碑式的脚步。而中国在这几十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这些部门的设立是正确的。今后，这些部门将更加促进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扩大机电产品和设备出口中尽其最大的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强大的支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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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税收管理体制

我国税收管理体制

一、税收管理体制的概念

税收管理体制是在各级国家机构之间划分税权的制度或制度体系。税权的划分有纵向划分和横向划分的区别。纵向划分是指税权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横向划分是指税权在同级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

我国的税收管理体制，是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税收管理权限，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法律法规的解释权、税种的开征或停征权、税目和税率的调整权、税收的加征和减免权等。如果按大类划分，可以简单地将税收管理权限划分为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执法权两类。

二、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一)税收立法权划分的种类

税收立法权是制定、修改、解释或废止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什么机关有税收立法权；二是各级机关的税收立法权是如何划分的。税收立法权的明确有利于保证国家税法的统一制定和贯彻执行，充分、准确地发挥各级有权机关管理税收的职能作用，防止各种越权自定章法、随意减免税收现象的发生。

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可按以下不同的方式进行：

第一，可以按照税种类型的不同来划分，如按流转税类、所得税类、地方税类来划分。有关特定税收领域的税收立法权通常全部给予特定一级的政府。

第二，可以根据任何税种的基本要素来划分。任何税种的结构都由几个要素构成：纳税人、征税对象、税基、税率、税目、纳税环节等。理论上，可以将税种的某一要素如税基和税率的立法权，授予某级政府。但在实践中，这种做法并不多见。

第三，可以根据税收执法的级次来划分。立法权可以给予某级政府，行政上的执行权给予另一级，这是一种传统的划分方法，能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立法权。根据这种模式，有关纳税主体、税基和税率的基本法规的立法权放在中央政府，更具体的税收实施规定的立法权给予较低级政府。因此，需要指定某级政府制定不同级次的法律。我国的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就是属于此种类型。

(二)我国税收立法权划分的现状

第一，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以及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其中，中央税是指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具体包括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等。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是指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具体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地方税具体包括营业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

第二，依法赋予地方适当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经济资源包括税源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状况给全国统一制定税收法律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随着分税制改革的进行，有前提地、适当地给地方下放一些税收立法权，使地方可以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特有的税源开征新的税种，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既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发挥当地的经济优势，同时便于同国际税收惯例对接。

具体地说，我国税收立法权划分的层次是这样的：

1．全国性税种的立法权，即包括全部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和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的地方税税法的制定、公布和税种的开征、停征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

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

2．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全国性税种可先由国务院以“条例”或“暂行条例”的形式发布施行。经一段时期后，再行修订并通过立法程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式立法。

3．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有制定税法实施细则、增减税目和调整税率的权力。

4．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国务院有税法的解释权；经国务院授权，国家税务主管部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税收条例的解释权和制定税收条例实施细则的权力。

5．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违背国家统一税法，不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不妨碍我国统一市场的前提下开征全国性税种以外的地方税种的税收立法权。税法的公布，税种的开征、停征，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规定，所立税法在公布实施前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6．经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省级人民政府有本地区地方税法的解释权和制定税法实施细则、调整税目、税率的权力，也可在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制定一些税收征收办法，还可以在全国性地方税条例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适用的税率或税额。上述权力除税法解释权外，在行使后和发布实施前须报国务院备案。

地区性地方税收的立法权应只限于省级立法机关或经省级立法机关授权同级政府，不能层层下放。所立税法可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执行，也可只在部分地区执行。

关于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法律对之加以完整规定，只是散见于若干财政和税收法律、法规中，尚有待于税收基本法作出统一规定。

三、税收执法权的划分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财政分税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现行税制下税收执法管理权限的划分大致如下：

(一)首先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国民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同时根据按收入归属划分税收管理权限的原则，对中央税，其税收管理权由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部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掌握，由中央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对地方税，其管理权由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税务主管部门掌握，由地方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对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原则上由中央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共享税中地方分享的部分，由中央税务机构直接划人地方金库。在实践中，由于税收制度在不断地完善，因此，税收的征收管理权限也在不断地完善之中。

(二)地方自行立法的地区性税种。其管理权由省级人民政府及其税务主管部门掌握。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继续征收或者停止征收屠宰税和筵席税。继续征收的地区，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屠宰税暂行条例》和《筵席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制定具体征收办法，并报国务院备案。

(三)属于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在省级及其以下的地区如何划分，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省级人民政府决定。

(四)除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和经济特区外，各地均不得擅自停征全国性的地方税种。

(五)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批准，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拥有某些特殊的税收管理权，如全国性地方税种某些税目税率的调整权以及一般地方税收管理权以外的其他一些管理权等。

(六)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批准，经济特区也可以在享有一般地方税收管理权之外，拥有一些特殊的税收管理权。

(七)上述地方(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和经济特区)的税收管理权的行使，必须以不影响国家宏观调控和中央财政收入为前提。

(八)涉外税收必须执行国家的统一税法，涉外税收政策的调整权集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各地一律不得自行制定涉外税收的优惠措施。

(九)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税负、促进竞争的原则，保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正常发育，在税法规定之外，一律不得减税免税，也不得采取先征后返的形式变相减免税。

四、税务机构设置和税收征管范围划分

(一)税务机构设置

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需要，现行税务机构设置是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税务总局(正部级)，省及省以下税务机构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系统。

国家税务总局对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机构、编制、干部、经费的垂直管理，协同省级人民政府对省级地方税务局实行双重领导。

1．国家税务局系统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国家税务局，县、县级市、旗国家税务局，征收分局、税务所。征收分局、税务所是县级国家税务局的派出机构，前者一般按照行政区划、经济区划或者行业设置，后者一般按照经济区划或者行政区划设置。

省级国家税务局是国家税务总局直属的正厅(局)级行政机构，是本地区主管国家税收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局长、副局长均由国家税务总局任命。

2．地方税务局系统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地方税务局。县、县级市、旗地方税务局，征收分局、税务所。省以下地方税务局实行上级税务机关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以上级税务机关垂直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即地区(市)、县(市)地方税务局的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均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垂直管理。

省级地方税务局是省级人民政府所属的主管本地区地方税收工作的职能部门，一般为正厅(局)级行政机构，实行地方政府和国家税务总局双重领导，以地方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

国家税务总局对省级地方税务局的领导，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业务的指导和协调，对国家统一的税收制度、政策的监督，组织经验交流等方面。省级地方税务局的局长人选由地方政府征求国家税务总局意见之后任免。

(二)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划分

目前，我国的税收分别由财政、税务、海关等系统负责征收管理。

1．国家税务局系统负责征收和管理的项目有：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中央与地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地方银行、非银行金融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海洋石油企业缴纳的所得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开征之前为对证券交易征收的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中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的部分，中央税的滞纳金、补税、罚款。

2．地方税务局系统负责征收和管理的项目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包括上

述由国家税务局系统负责征收管理的部分)，地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不包括对银行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的部分)，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及其地方附加，地方税的滞纳金、补税、罚款。

此外，依据国税发[2002]8号文件通知规定，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范围按以下规定执行t

(1)2001年l2月3l El以前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包括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仍由原征管机关征收管理，不作变动。

(2)自2002年1月1日起，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开业)登记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但下列办理设立(开业)登记的企业仍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

①两个以上企业合并设立一个新的企业，合并各方解散，但合并各方原均为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的；

②因分立而新设立的企业，但原企业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的；

③原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办理设立登记。但原事业单位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的；

④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仍由原征收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3）自2002年1月1日起，在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新登记注册、领取许可证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律师事务所、医院、学校等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其他组织，其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

（4）2001年12月31日前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但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在2002年1月1日后进行税务登记的，其企业所得税按原规定的征管范围，由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征收管理。

（5）2001年年底前的债转股企业、中国企事业单位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和联营企业，仍由原征管机关征收管理，不再调整。

（6）不实行所得税分享的铁路运输（包括广铁集团）、国家邮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

（7）除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以外的个人所得税（包括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仍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

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降低征收成本，避免工作交叉，简化征收手续，方便纳税人，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可以相互委托对方代征某些税收。

3.在部分地区，地方附加、耕地占用税，仍由地方财政部门征收和管理。

4．海关系统负责征收和管理的项目有关税、行李和邮递物品进口税，同时负责代征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划分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我国的税收收入分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收入。

1．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含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的部分)、车辆购置税、关税、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等。

2．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

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收入主要包括：

(1)增值税(不含进口环节由海关代征的部分)：中央政府分享75％，地方政府分享25％。

(2)营业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归地方政府。

(3)企业所得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及海洋石油企业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中央与地方政府按60％与40％的比例分享。

(4)个人所得税：除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外，其余部分的分享比例与企业所得税相同。

(5)资源税：海洋石油企业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归地方政府。

(6)城市维护建设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归地方政府。

(7)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94％归中央政府，其余6％和其他印花税收入归地方政府。

主要税法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国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意见》的通知

1996年1月24日国办发[1996]4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1996年3月1日国税发[1996]37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固的通知

2002年1月24日国税发[2002]8号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2005年l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

第四篇：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对我国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的探析

行管0801李创业200872012

摘要：教育行政体制作为国家领导教育的最基本方式，是各项教育管理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影响着教育管理模式的选择。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是在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我国自身的特点。通过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现状的分析，客观了解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与不足，使我国教育行政管理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推动我国教育管理模式更加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教育行政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也是解决教育行政各种矛盾、提高教育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教育行政人员队伍建设的理想追求和现实需要。因此，走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之路，对于如何建设一支高素养、优质、专业化的教育行政领导队伍；对于如何充分地发挥教育行政领导对教育的统领、协调、服务职能，促进教育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

1.引言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是对教育行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总称。从世界范围来看，一般表现为：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和均权制。我国由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教育行政体制也选择了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集权模式，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这一体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通过对我国教育行政体制现状的分析，使我们在清楚了解这一体制发展过程的同时，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使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能够在适应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下促进教育管理的不断发展。因为教育行政领导从事的教育行政工作，无论在入职前还是在职期间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在工作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或工作技术，形成了自己的专业道德，形成了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学校的意识，维护公平与正义；教育行政从普通行政中分离出来，有了自己的活动领域和活动自由，工作中有了主动权；教育行政领导人员入职前要具备行政、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从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教育行政工作是一种专业工作，所以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是教育发展和时代发展的共同趋势与潮流。

2.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世80 年代以前，我国的教育行政体制是一种国家集中计划，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省级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直接管理的体制。其特征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政府直接进行行政管理，学校的建制按行政级别确定，学校按政府指令性计划进行办学和管理。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是与之相适应的。它有利于集中国家有限的物力、财力，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急需人才；有利于保持各地区教育的平衡发展，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教育不公平现象。但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这种体制带来的教育弊端也逐渐显现。如：限制了地方办学积极性以及教育不能适应地方发展，缺乏地方特色等。党的“十四大”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消除就体制中的弊端开辟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而这一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是一场社会的变革，它必然推动着教育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是一个强调开放、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任何组织机构要生存和发展，都要不断变革和

创新，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实力。而走向市场参与竞争，获得变革与创新，是以组织机构有较大的自主权为前提的，教育也不例外。要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发展，教育由国家全权管理的模式必须改革，从单纯中央集权制的行政体制向集权与分相结合。权利应适当下放给地方各级政府和学校，这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正沿着这一方向在不断推进。教育行政体制正由中央集权制向均权制逐步变革。

3.我国现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高度集中的传统行政体制基本被打破了，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获得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但由于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央集权制，以及人们传统的教育国办等思想的影响，给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带来较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进一步阻碍了我国教育的发展。

3.1 权力下放不彻底

权力下放不彻底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在下放权力时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和保留性。即中央政府放多少权，地方政府才有多少权；中央政府放什么权，地方政府才有什么权。地方权力的多少和内容，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客观的论证和界定。虽然指出中央政府只负责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管理教育的权力，但都只作出了笼统的概括。地方要真正进行管理必须有明确的权利保障，但我国权力下放的程度和范围完全由中央决定，并没有科学的、明确的规定，这当然就限制了地方办学的自主性和地方办学作用的发挥。

3.2 地方权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教育由于很长时期都是由国家全权管理的，所以教育国办已经在人们意识里成为习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到来，使得教育行政体制也出现新的变化。教育权力开始下放时，人们显得有些无所适从，许多地方在拥有了权力时，却不知如何充分有效的使用已有的权力，而仍然按照原来的教育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没有创新，或者盲目照搬其他地方的办学模式，而没有充分利用地方办学优势、特点，真正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教育。

3.3 权力下放没有真正落实到基层

在我国教育行政体制由集权制向均权制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我们只关注中央集权的削减，却较少真正关注到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省、市的权力下放情况。中央权力的下放和划分是具有层级性的，真正的地方权力的下放不只局限于中央政府到省一级，同样也包括省一级对市、县、区等层级权力的下放。只有权力真正得到逐级下放，才算下放到了各个地方，才能真正做到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使各底层地方也有权力和能力参与教育管理，促进我国教育的全面发展。而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并没有真正的机制来监督我国底层权力的下放。

4.我国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现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下，我国教育体制在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的教育行政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日益发展的需求。我认为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而在改革中，教育行政领导的专业化发展则是关键，没有专业的教育行政领导，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则会受到很大阻碍，甚至会将改革后的体制带回原来的轨迹。然而我国的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发展过程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4.1教育行政领导观念陈旧。

教育行政领导承担着教育的改革者、设计者和教育者角色，对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他们的观念直接影响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当前我国有些教育行政领导观念落后，与建立一支专业化领导队伍的目标相距甚远。他们在教育

观、学生观、教师观、发展观、质量观上还体现着应试教育的影响，与当前实施的素质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偏差。

4.2教育行政领导“逆专业化”现象严重。

所谓“逆专业化”，是指一些教育行政领导本来是教育专业人员，而一旦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后，却身不由己，被事务性工作缠绕，没有坚持学习和更新知识，出现了非专业化的行为。当前，大部分教育行政领导，作为事务型人员，对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操办，只有这样才能放心。结果把自己当成办事员，出现了“逆专业化”的现象。这样的“逆专业化”，在本质上就是教育行政领导在履行职能时越位、缺位、错位。

4.3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研究薄弱。

国外对教育行政领导的学历、资格、专业素质等方面有明确规定。然而，我国在校长、教师专业化过程中，却忽视了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对教育行政领导的素质，特别是在文化业务素质方面尚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教育行政领导资格制度、责任制度、考核制度以及专业组织，用相关教师制度套用到教育行政领导，这显示出我国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研究还处在低级阶段，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4.4教育行政领导缺乏相应的培训。

首先，在思想上没有重视教育行政领导的培训，各级政府在教育行政领导培训上互相推诿、不愿意承担责任，把教育行政领导的培训看成是教育部门的事，在经费投入上不肯花钱。其次，教育行政领导培训制度不完善。目前，国家没有正式颁布《教育行政领导培训规定》之类的条例，教育行政领导接受培训的机会较少。如果培训，接受的也是公务员性质的培训，很少有专业对口的培训；培训课程建设滞后，组织不够严密，培训流于形式，收效甚微。

4.5教育行政领导标准难以确定。

在标准制定上，有的人较多关注“行政”标准，认为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各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行政领导要协调好内外、上下的各种关系，才能形成教育发展的合力；有的人较多关注“教育”标准，认为教育行政领导必须有正确的教育观、学生观、人才观来统率教育工作全局，才能使教育不致迷失方向。因此，教育标准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标准。其实，教育行政领导的标准是教育标准和行政标准的结合，并且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但两者孰重孰轻，目前还存在着分歧。

5.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存在问题原因透析

5.1教育行政职能定位不清。

教育行政职能是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在教育事务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及其所应起的作用。教育行政职能规定教育行政机构、教育行政人员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样的效果。教育行政职能包括职责和作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职责是与自己社会位置相一致而必须承担的工作、完成的任务，即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其作用也就是职能产生的效果和贡献，是教育行政领导在其工作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和价值目标。

5.2教育行政组织运行机制存在缺陷。教育行政组织是一个有严格的层级结构，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体系，上层对其部下具有指挥的权力；通过劳动分工，制定相关制度，通过对其员工的控制来提高效率。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以下缺陷：组织结构层层叠加，横向职能分工过细；协调成本过大，应变机制僵化，对环境刺激反应迟缓；组织整体活力不足，组织成员的发展受到抑制；行政服务效率低下。具体表现为：

5.2.1.教育行政组织结构中的缺陷。教育行政部门是由教育管理部门、管理职能部门、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行政监督部门等部门组成。这些机构设置存在交叉重叠、人员冗余和协同不

足问题。教育行政机构内部设置的管理层次和控制幅度不合理。党政关系不协调；副职过多，分工不合理；教育行政机构扩张，各部门之间工作存在交叉和割裂。

5.2.2.教育行政权力运行存在缺陷。我国教育行政体制中的行政权力运行，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关系，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教育行政权力配置，教育行政机关与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管理权力划分存在矛盾。

5.2.3教育行政领导自身素质不高。教育行政领导作为国家或地方的高级行政官员，代表政府来管理教育事业，充当教育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协调者、管理者等角色，理应要求他们德才兼备。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科学的教育行政领导用人机制，没有形成一套合理的教育行政领导人员的聘任、选拔、录用、奖励、考核制度，使得一些专业素质不高，甚至是非教育方面的领导因人事安排需要也走上了教育行政领导的岗位，这样的领导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阻力。而教育行政领导学历层次较低，教育行政领导资历浅、经验不足、知识水平和结构状况与专业化发展要求不符，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教育行政领导自身素质低下。

5.2.4相关规章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加强制度建设是促进教育队伍发展的关键。用制度化来规范教育成员的行为、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使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是我们在多年来的社会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经验。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部直接针对教育行政领导的管理制度，仍然套用一般公务员条例来管理教育行政人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没有建立起相关的教育行政领导任职、资格制度。在录用教育行政人员前，并没有明确规定要通过教育行政领导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考试后才能上岗；第二，没有建立起教育行政领导职责制度。导致教育行政领导对自己所应承担的角色模糊不清，在其位，不能谋其政。第三，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教育行政领导考核、评价制度。目前，一般是组织人事部门通过看一些教育行政领导相关书面材料对教育行政领导进行考核评价，他们既不熟悉教育业务，又没有做深入细致的教育调查研究，因此而作出的评价结论对教育行政领导不能起到应有的服务及导向功能。而熟悉教育业务，经常跟教育行政领导打交道的基层学校校长，在评价教育领导方面却没有发言权。第四，教育行政领导培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教育行政领导培训重视不够，资金投入不足，培训内容和形式单一，培训课程开发不切实际，师资培训素质不高等。

6.应对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及行政领导专业化的措施

6.1进行必要的权力下放

权力下放、提倡地方办学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教育行政体制变革产生的一种新的体制。受长期以来教育国办思想的影响，许多较底层地方还是无法适应这种体制，对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和特点进行办学和教育管理找不到明确的方向。这就需要对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正确引导，使地方明确自己具有的权力和特点以及国家关于教育的大政方针，了解办学所需的教育内容和知识，进行大胆创新。配备有经验和知识的人给予相关实践指导。使地方能够在大政方针范畴内，充分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和地方办学特点，创办有地方特色的教育。

6.2建立有效的机制，监督权力真正下放到各级教育部门

真正有效的权力下放是建立在各级部门都能够得到权力下放的基础上的。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到省、市一级的教育权力下放，而市以下底层地方权力的下放却没有人给予太多关注。但教育是全民的教育，权力只有逐级都得到下放，才能真正实现中央到地方的全民参与。而较底层地方教育的发展一直相对落后，只有权力下放到这些最底层的地方，使他们也有权力充分发挥积极性，全面参与到学校办学和教育管理中来，才能使我国教育行政体制的完善成为可能。而这就需要有效的机制进行监督，保证最底层地方权力的下放，避免上层教育部门的权力下放不具体或少下放等。

6.3加强相关规章制度建设提高教育行政领导自身素质

用制度化来规范教育成员的行为、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使教育工作有章可循。国家应正式颁布《教育行政领导培训规定》之类的条例，增加教育行政领导接受培训的机会，接受专业的教育行政领导培训，提高教育行政令的素质。应建立科学的教育行政领导用人机制，形成一套合理的教育行政领导人员的聘任、选拔、录用、奖励、考核制度，去除那些专业素质不高和非教育方面的领导因人事安排需要也走上了教育行政领导的岗位的人员，排除这样的领导干部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阻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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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村官农业农村工作知识：我国农村基层组织

一、党的基层组织

《党章》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 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根据 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

二、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

《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

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 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 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 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 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 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领导人 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 内的每个党员进行监督，不领导本单位的业务工作。

三、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

《党章》第三十一条明确提出，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是：(1)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 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2)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 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3)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 性，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 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4)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 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5)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 积极性创造性，发现、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6)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 工作，重视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青年中发展党员。(7)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 国法政纪，严格遵守国家的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8)教育党 员和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乡镇党的委员会(以下简称乡镇党委)和村党 支部(含总支、党委，下同)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镇、村 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 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农村先进文化和实现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是农 村各类组织和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

具体而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 践者。

五、乡镇党委的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及本乡镇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的决议。

2.讨论决定本乡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需由乡镇政权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 的问题，由乡镇政权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3.领导乡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充 分行使职权。

4.加强乡镇党委自身建设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5.按照干部管理¢(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和监督工作。协助管理上级有关部门驻乡 镇单位的干部。

6.领导本乡镇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计划生育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