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

第一篇：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

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

解放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村，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农民没有土地或仅有少量土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地主剥削，生活不得温饱。

土地改革（1950~1952）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①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3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

②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不仅使广大贫雇农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还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

土地改革的目的：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过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0～1952年，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完成。

意义：①彻底推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

②农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使人民政权更加巩固。③也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④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 注：土地改革后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仍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不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实现是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之一）

原因：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影响生产发展，产品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内容：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参加农村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

* 注：是一种公有制，土地归集体和国家所有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夏秋之季，各地纷纷建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吃大锅饭。农民缺少生产自主权，辛辛苦苦干一年活，收入不多，生产积极性不高，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 注：八大的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是左倾错误发展的一种表现，是一次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次生产关系调整。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全面推广）

内容：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承包给农户家庭使用，农户与集体签订合同，农民生产的产品首先保证上交国家和集体，剩余产品归农户所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这样，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乡镇企业：

随着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村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为农村致富和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第二篇：煤矿安全与生产关系论文

煤矿安全与生产关系

保持良好持续的安全状态是生产正常的保障，安全促生产，安全出效益；维系正常生产持续是抓安全的唯一目的，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是抓生产安全的最终目的。煤矿安全特别是井下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关键命脉，只有较好的抓好井下生产安全才能抓好井下生产，可以说煤矿安全是生产的保护神，生产是安全的唯一目标，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煤矿的特殊环境给安全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水、火、瓦斯、煤尘以及顶板等灾害时刻威胁着矿井的安全生产,煤矿安全生产的特殊性、复杂性、多变性是其他行业所无法比拟的。当前煤炭行业的深化改革将使企业面临兴衰和生存的严峻考验,此时,更应处理好安全与改革、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

一、安全与生产的关系

在安全与生产的关系上，有些人将它们对立起来，视为一对矛盾，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和片面的。安全与生产之所以不是一对矛盾，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对立着的双方，安全生产相相互依存关系，安全是伴随着生产而言的，没有生产就没有安全。生产过程中必须保证安全，不安全就不能生产。人们常说：“安全促进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就是这个道理。

在认识安全与生产的关系上，我们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事物和现象，既要承认安全与生产存在着本质的必然联系，又要承认安全与生产之间存在着区别，正确理解与掌握安全生产的辩证关系，反对形而上学，只见局部、不见整体观点，杜绝把安全与生产完全割裂开来的片面孤立的思想，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必须克服安全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错误思想，树立“一切为安全工作让路，一切为安全工作服务”的观念，坚持安全为天，安全至上，把安全第一的方针落到实处，落实到井上井下的全方位、全过程。

煤矿企业职工在思想意识上应正确对待安全与生产的关系，始终牢记“安全第一”的思想观念。所谓安全就是所有的人和财产不会受到伤害。从程度上讲，安全应该分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但是，所有的工作中都不会存在绝对安全。如果同时涉及到人身安全和企业财产的时候，我们应该认为伤害人身安全的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煤矿职工应该牢记安全才能生产，如果在生产中安全意识淡薄，在生产中会留下很多安全隐患，特别是蔑视安全的人为安全隐患是最可怕的。所以，要想消除一切不安全的严肃就应该首先排除思想上的这一难题。即：只有在职工高度重视安全的条件下，安全才能有保障。如果有人问我的话，安全与生产哪个重要，我会说，安全和生产是一个“交集”的关系，但是人的安全最为重要。也只有这样，安全与生产共同存在，才会有安全与生产的推动与促进关系。

煤矿安全管理是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关系的有效途径。在工作实际中，保证安全的条件是在严格的安全管理下避免安全事故，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煤矿安全管理包括职工的安全教育和现场检查。职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职工明确如何保证在生产中减少安全隐患，引导职工如何做到安全，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即使职工已经做到，但也不意味着就没有了安全隐患了，还需要严格的现场管理和监督。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应该及时的走到现场，组织人员排查各种不安全的隐患。同样在保证生产的过程中还需要有合理的配套设备，为此，应该加大投入，完善各种软硬件设备设施，并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提高安全生产系数。

二、安全与效益的关系

就煤矿整体工作而言，经济效益是中心，这是煤矿企业全部工作的目的和归宿，但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安全第一，不安全不能生产。煤矿对安全生产有特殊要求，煤矿的效益对安全生产有特殊要求。煤矿的效益主要来自于煤炭生产，如果没有安全保证，生产煤炭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一个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的情况如何，必须会影响企业的效益。企业发生事故总要或多或少造成经济损失和伤亡，还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处理。这本身就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此外，由于工亡事故的影响，职工人心不稳，出勤难以保证，生产难以进行，这也是无法估量的损失。由此可见，安全生产对煤矿至关重要。但是也应看到，安全毕竟不完全等于经济效益，安全上去了并不等于经济效益就能提高。由于有的国有煤矿多年来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行，企业效益低下，亏损严惩，因此必须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降低生产成本，保证煤炭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事实证明，效益与安全是煤矿企业的两项根本性任务，企业领导必须坚持两手抓，要以安全保效益，以效益促安全，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

三、偶然与必然的关系

在安全生产中中，常有人以偶然两字来分析和解释各种事故。比如，若发生死亡事故，便以事出偶然来开脱，这种偶然显然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对搞好安全生产是十分有害的。认真分析煤矿发生的各类事故，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结论。任何一起看似偶然的事故，其背后都可以找到隐藏着的必须规律。每一起事故的发生，尽管有各种偶然因素，但终究是“三违＋隐患＝事故”的结果。无论分析追查哪起死亡事故，都能找到发生事故的必须根源。看似偶然的事故，其实都是必然。安全工作不同于其它工作，它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精心大意。要搞好安全生产，必须从基础工作入手，狠抓管理，从严要求，从严把关，从严考核，从严奖惩。只要坚持严字当头，认真强化安全管理，能逐步掌握安全生产的主动权，杜绝事故的偶然而走向成功的必然。

四、安全工作靠大家

在现实工作中，一提到安全工作，一些人总不以为然，认为那是领导和安全员的事，与自己无关，或是关系不大。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形成这种认识误区的根源在于没有搞清楚，搞好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存在这种认识的职工主观上产生麻痹，思想上警惕性放松，在实际生产工作中对安全心不在焉，能应付则应付、能走“捷径”则走“捷径”，这就为事故发生埋下了祸根。

抓安全工作仅仅依靠领导和安全员是远远不够的，领导和安全员其职责主要是监督、检查，了解生产现场，班组安全状况，发现安全隐患，获取安全信息，消除安全隐患，促进安全生产。但是生产单位，员工多、生产面广、危险源点多，不可能派专人一直“关照”每位员工，更何况8小时以外呢?因此说，抓好安全工作更应该靠大家，靠我们每一个员工自己。

只有依靠自己，安全学习的积极性、遵章守纪的自觉性才会增强，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才会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才能及时发现自己身边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和防范。其实依靠自己抓安全说到底就是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的思想转变。实现这一转变就能使广大员工自觉地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牢固树立“讲标准、讲规程、查隐患、反违章，时时事事保安全”的思想，从而真正做到工作上“三不伤害”。“三不伤害”的精神实质，主要体现了一个“我”字，企业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我”组成，假如我们每一个职工都能做到：“我”不伤害自己，“我”不伤害他人，“我”不被他人伤害，那么企业安全生产的大好局面就会形成。总之，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是一项动态的管理工作，一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我们必须牢牢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贯穿在实践中，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将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坚持先安全后生产，坚持“安全第、生产第二”的操作原则，抓安全促生产使企业获得最大的政治、经济效益，并坚持管理、装备、培训并重的原则来保障安全生产，我们的煤矿企业才能达到少出事故和不出重特大事故的目标。

第三篇：农谚与农业生产关系研究

农谚与农业生产关系研究

摘 要

农谚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朵奇葩, 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现象、社会发展和人生哲理的经验性总结,是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仅记录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人们心理意识层面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也是透视人们文化内心的窗口。千百年以来，根据农业的生产对象不同，农谚相对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农谚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域农谚具有不同的效用。通过对农谚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认识到农谚对于农业生产上的重要性，具有预测天气、指导劳作、指导生产等重要作用，起了不可估量的效用。本文主要研究农谚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期对生产生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农谚；农业生产 ；指导作用；借鉴意义

Abstract

Farmer's saying is a rarity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people, it is labor people's long-term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crystallization, it is the people in long-term social life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natural phenomena,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ife philosophy of empirical summary,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people, it is not only a record of the production and way of life of people, is one of the extrinsic manifestation of mental consciousness, is the window of the inner perspective people culture.Since one thousan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obj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rmer's saying relative to play a different role, farmer's saying is in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areas, different areas farmer's saying has different effect.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saying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alize farmer's say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redict the weather, direct labor, direct production, played an immeasurable effect.Farmer's saying this paper mainly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 order to production and living has a certain guiding role.Keywords: The farmer's proverb;Agricultural production;Guiding role;reference

前 言

农谚是流传于农民口中的语句，它的语言通俗易懂、简短精炼，并且广为流传。农谚是讲述的有关于农业生产上的事情。农谚在农业生产上可以起到预测、警示、预防、指导等作用。农谚的出现可以让广大农民少走弯路，指导农民的劳动生产，避免在农业生产上的过错造成巨大损失。说到农业生产就要解释一下它的具体含义了，农业生产不单单是字面上的种地耕作，它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五业，其中农业还包括农作物、施肥、桑蚕等，这些内容在农谚中都有所提及。此外，农业生产与肥料土壤紧密相关，水分、温度还有季节、气象、气候等重要条件这些内容在农谚中占有很大的内容，同时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来实施，因此农谚中还有很多内容离不开与人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农谚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农谚的起源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土地幅员辽阔，土地蕴藏着丰富的财富，一直以来农业生产都是主要的产业之一，依靠土地生活是人们生存的主要方式。农谚的流传在我国历史悠久，以至于什么时候在人们身边流传，实在难以考证。不过早在古代的一些古书典籍中已经有所记载，在后来的农业书籍上都有所应用。据资料显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的着“上天彤云，雨雪纷纷”，“朝虹于西，崇朝其雨”，这是古代的人们总结出来占测天气的方法[1]。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汜胜之书》和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撰写的著名农业专著《齐民要术》中都有记载许多的农谚，这些都是我们祖先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所积累宝贵经验。这是有记载可以考证的，但是，真正流传在农民群众身边的农谚，它的历史要更加久远[1]。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始人类社会里，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为了相互之间劳动更加协调一致，以便获得更大的效益，彼此之间需要交谈商议；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技能，互相需要交流经验。这样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产生了交流想法的工具——语言。同时，人们为了更进一步谋求好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有必要把各自在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丰富的经验和劳动技能记录下来，奉献给社会，留传给子孙后代。但在当时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人们只能凭借口头语言的方式，采用“口耳相承”的办法，将总结出来的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经验传递给后人。提炼、总结成便于记忆的，便于口头流传的，人们喜欢听愿意记的语言。农谚，不仅是人类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十分精辟的口头语言。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农谚的渊源同农业生产一样，十分的久远。农谚的特征

农谚的内容富于经验性。农谚的内容是劳动人民经验的总结，是历经千百年来无数次的磨练出来的正确的做法。农谚把劳动人民所有生活上和社会经历的经验，都赋予典型化，具型化了，具有经验性，是农谚最基本的特点之一，也是区别于其他民间口头文学的一个最主要特征[2]。

农谚的语句一般都是很精辟的。虽然语言简短精炼，但意蕴深厚，蕴含着丰富的内涵。鲁迅曾称道谚语是“炼话”，意思是谚语十分精炼，可见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农谚是依靠口头流传下来的，因此语句不可能很长，故而语句十分的精炼简短。这样的农谚，既方便记，又便于人们之间的口耳相承，世代相传。农谚的语言质朴并且具有口语化。广大劳动人民具有质朴的性格，农谚就是从他们口中提炼的宝贵的语言精华，所以农谚也就贴近社会实际，十分具有口头语言的特色，其语言自然、质朴、顺畅、通俗易懂[2]。通过对生活中口语的提炼，再运用“比喻”，“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使其变得更加的生动形象，使其具有亲和力，听起来既优美，又顺口，以便于广为流传。农谚的内容与分类

3.1 农谚的内容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人口众多，农业是主要的产业之一。我国的农业发展历史久远，劳动人民是勤劳并拥有智慧的，从而我国的农谚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处可见农谚的存在。为了更好的了解我国农谚的丰富多彩性，以《中国农谚》为例，该书记录的内容非常完备，分为农作物、施肥、增产措施、林业、木业、副业、渔业和气象四大类别[3]。在每个大类下面，根据农作物的种类不同，农业项目和生产的先后顺序，分为一系列的小类。根据粗略的统计计算，在近三万条的农谚中，农作物方面的农谚有10909条，经济作物方面的农谚有3394条，园艺作物方面的农谚有1597条等。可见农谚的数量之多，包含内容丰富多彩，种类繁多。

3.2 农谚的分类

根据农谚的内容不同、性质不同以及在农业上的不同应用，可以把农谚划分成为两大类：

一类是反映农业生产实践的，包括农林牧副渔和土壤、水里以及气象等方面的农谚。例如：反映农业生产重要性的有“人靠饭养，稻靠肥长”，“春不种秋不收”，“万物土里生，全靠两手勤”；栽培作物有“五谷杂粮数米大”，“千金难买一茬麦”；饲养畜牧“牛是农家宝，种田少不了”，“养猪两头利，吃肉又肥田”等等。这些都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和生产实践中取得的宝贵财富和宝贵经验[3]。第二类是反映社会实践经验的，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农谚。例如； “农民身上两把刀，租子重来利息高”，“农民一双手，地主一张口”，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劳动人民遭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谚；“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毛毛雨打湿衣裳，杯杯酒吃垮家当” 说的是勤俭节约方面的农谚。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中所取得的宝贵的经验、宝贵的财富[4]。农谚与农业生产

农谚从古至今一直被广为流传，并应用于实际农业生产劳作中。我想大家对于农谚并不陌生，应该都听说过像“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还有“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等这样的谚语吧。这些气候与物候方面的农谚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是非常普遍的。农谚的历史悠久，流传到现在，这样的农谚依旧广泛的应用于农业实际生产生活中[5]。

4.1 农谚对农业生产的作用

农谚对于农业生产上有两个重要作用，一个是预测天气，另一个是指导农业生产。

农谚在气候上的应用很多，运用农谚可以预测天气情况，对于异常的天气情况，可以让人们提前做好防御准备，避免产生巨大的损失。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无法预测变幻莫测的天气状况，大自然的多变有时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长时间以来，人们在经受不同自然变化的同时，逐渐的总结出避免重大灾害的能力。灾害降临之前，如何防御躲避灾害，过后又如何补救让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农民迫切需要这样的应急信息，在反复的经历灾害与重建的过程中农民总结了一些经验，逐渐产生了一些简短谚语，这些谚语世代相传，对人民避免自然灾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预测了天气可以让人类从靠天吃饭变为看天吃饭，譬如“瓦片云，晒死人，水沟云，大雨倾” 等，这样的谚语告知人们天气的变化情况，作何打算[6]。在陕西省的大部分地区，这里的主要作物是苹果，但是果树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开春时，恶劣天气时常出现，霜冻就开始威胁果树。人们在长时间经历后逐渐总结出运用熏烟的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熏烟可以让果树避免霜冻的侵害。实践证明，熏烟是防冻最廉价的方法，也是效果最好的方法，通过熏烟解决了苹果的被冻问题。

此外，农谚还可以反映出一些物候现象，通过这些现象可以更好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在古代科技水平比较落后，没有现代社会的先进仪器，无法准确把握农事季节和农作物的生长状况。比如当时没有温度计，湿度计等仪器，农民就利用多年生树木的生长状态作为预告农事季节的依据，因为多年生的数目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客观气候条件，于是产生了“要知五谷，先看五木”这类的农谚。还有比如“惊蛰暖和和，蛤蟆唱山歌”，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开春以后，冬眠中的动物都要开始苏醒了，气温也开始回升，蛤蟆从土洞中爬出来，垅里垅外，特别是到了晚上，蛤蟆的鸣叫声音像唱山歌一样非常的热闹，展现了春天里一片生机的景象[7]。所以通过运用气候和物候方面的谚语，对于解决农业生产上的问题具有很高的可行性与实效性，说明农谚对于农业生产确实很重要。

4.2 农谚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农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农谚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非常广泛，并且农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农民运用这些农谚可以更好地进行耕作，农谚与农业生产是相辅相成的。在众多的农谚中，气象农谚、物候农谚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在农耕中的应用更为广泛。气象方面的农谚像“雨中闻蝉叫，预告晴天到”，“早春闻蝉叫，晚秋迎雨场”，这样的农谚可以预测未来的天气，为农民的下一步做好提前的准备。还有一些物候农谚同样应用广泛，通过使用物候农谚，可以划分四季、预告农时、指导作物的种植栽培，还可以起到预防病虫害以及进行农业气象调查等工作。“月色朦胧，不是起雨就是起风”，“久晴大雾必阴，久雨大雾闭晴”，说的是根据天气的变化情况预知接下来的天气情况[7]。播种是农业生产的最初阶段，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以选取播种时节为例，比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三月清明前播种，二月清明前播种”，都是指导人们何时要进行播种的，意思是到了清明时节就要开始播种了，这就要看农历清明是几月，如果二月清明，就在清明后播种，如果三月清明，就在清明前播种，这就是清明前后之说，说明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作物播种不能误农时。还有根据二十四节气指导农民进行播种的谚语，如“白露早，寒露迟，秋分草子正当时”；“白露白，正好种荞麦”等。

有了这些农谚，劳动人民就可以掌握播种的恰当时机更好的进行劳作生产活动。如果把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分成几个环节，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农谚知识，旨在让人们更好的进行农业生产。把气象农谚，物候农谚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让农谚解决农业生产中切实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农谚可以说处处可见，农谚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十分重要。无论是播种、生长还是收获，每一个环节都与农谚有着紧密的联系，农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的。

结 语

农谚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它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对于农业生产必然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通过对农谚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认识到农谚对于农业生产上的重要性，具有预测天气、指导劳作、指导生产等重要作用，起了不可估量的效用。由此可见农谚作为农民的心声，是永远存在的，不可磨灭的，它的内容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换的，没有固定的格式和规律，倘若农业政策稳定下来后，农村的科学实验就会蓬勃发展，这样，科学的农谚就可能应运而生。这样看来，农谚不光是农民的心声，也是反映社会化的一面镜子，能带给劳动人民无尽的启发。

参 考 文 献

[1]王梦熊．农谚略论［M］.北京:科技出版社，1995∶3-33.[2]曾雄生.中国农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89-95.[3]严光华.气象与农谚［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20-130.[4]侯桂霞.农谚在农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J］,河南农业,2010（4）：8-14.[5]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主编.中国谚语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45-152.[6]肖春明.农谚与农业生产［J］.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11（3）：15-18.[7]罗龙，张敏.农谚浅释[J].农业技术与装备，2010（01）：32-35

第四篇：农村小学教师教学激情与教学变革 1

选题：本课题市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意义

农村小学教师教学激情与教学变革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整个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教育自身的改革与发展不断深入，对教师队伍，对教学变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农村中小学教育目前已成为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问题，随着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农村教育、农村教师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已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

农村小学教师教学激情与教学变革二者是相辅相成，彼此交融提升的一个过程，缺一不可，农村小学教师如果没有教学激情就不会参 与到当今社会国家所需要的的教学变革中来，同时，教学变革需要教师的激情，教学变革也唯有激情才有效能。才能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的公正公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消除城乡二元制的提供有效途径。

内容：

如何激发农村教师的教学激情和工作积极性关系到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而要调动农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就必须考虑农村教师的教学工作激情问题。所谓教师的教学工作激情，是指教师充满主动、活力、积极的工作表现。教师工作激情不仅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而且它还制约教师心理健康的发展。因此，只有明确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村教师的工作激情，才能采取更有效的激励措施，进而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农村小学教师教学工作激情主要原因(一)工资低以及福利待遇差

教师的工资及福利待遇是影响教师工作激情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教师队伍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归根到底也是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问题。从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价值与作用这一角度出发，教师及教师这一职业应当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六章第25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然而事实是，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教师在经济上归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农村教师的待遇福利问题尤为突出，农村教师基本上拿的是“裸体工资”，很多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并未从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的改革中真正落实到位。甚至一些地方还存在扣减教师工资的现象。农村教师待遇偏低，必然会影响教师的工作激情。我所在的单位，工作了近二十年的教师，全部工资才一千七百多元，这样的工资收入，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能够让教师激情飞扬的工作？(二)成长空间

小学校能否为教师提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环境，将影响教师对工作的激情。教师对能考虑到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为教师提供发展机会和上升空间的学校会更满意。尤其是青年教师，他们对工作激情的内涵更倾向于个人的发展和前途。但是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发展机会有限、成长空间小。首先，农村社会不能给教师提供方便条件，让教师获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农村社会是一个分化不充分的社会，没有书店、图书馆、大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想要买书、看书、提高学历、参与培训都要到县城和大中城市，这无疑增加了教师提高素质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其次，农村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少。教师培训是提高教师素质、传授新教法、新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教师提升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教师培训经费困难。部分地区因为地方财政薄弱，没有专项的教师培训经费，造成许多农村教师不得不放弃接受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再次，农村学校本身为教师提供的发展机会相对较少，农村学校抓教学强，抓教师教育弱，教师看不到自身发展的前途，从自身成长的角度出发，农村教师的工作激情必然会不可避免地降低。(三)工作负担过重

农村的中小学教师缺编严重，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繁重，还疲于应对各种检查、评比、考核的任务，长期超负荷的劳动影响农村教师工作激情。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寄宿制学校大量增加，由于学校缺少甚至没有专职生活教师以及保安人员的编制，导致农村教师除了教学任务外，还要承担学生的生活管理、学校的治安工作。在一些农村中小学特别是小学，教师大都从早上六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学生入睡才能休息，普遍感到压力过大。另外，目前农村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小规模学校，这些学校因为教师欠缺，一个教师要同时兼任几门学科的教学，在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复式教学，教师要担任几个年级的教学任务，使教师负担过重，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工作激情。我所在的学校平均每个教师一天要上５节多课，一个星期２０多节课是平常事，还要照顾学生，在学生起床后一直到休息的这段时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四)工作条件差

工作条件主要反映在教学条件、学校环境和教师住房上。赫兹伯格提出的双因素理论把工作条件归属于保健因素，保健因素虽不能带来对工作的满意，但当保健因素低于一定水平时，会引起员工的不满。尽管农村学校近几年在硬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与城市相比，农的教学条件依然较差，如音体美教学设备缺乏、现代教学设施设备奇缺等。许多农村教师认为学校的教设备根本跟不上新课改的步伐，由于没有相应的设施备条件，很多课改计划中的教学课程和试验在农村学课堂上都无法完成。另外，农村教师在生活条件上也法与城市教师相比。(五)教师职业倦怠

教师职业倦怠是指教师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时的一种极端反应，是教师在长期的压力体验下所产生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的衰竭状态。典型症状是工作满意度低，工作热情和兴趣的丧失以及情感的疏离和冷漠。是由于教师长期工作在压力的情境下，工作中持续的疲劳及与他人相处中各种矛盾、冲突而引起的挫折感加剧，导致在情绪、认知、行为等方面表现出精疲力竭、麻木不仁的高度精神疲劳和紧张状态，是属于一种非正常的行为和心理。综合定义可以看出，由于教师职业是典型的助人职业，工作负荷大，社会期望值高，工作责任重，使教师常常不能很好的应对工作中的压力，导致情绪低落和身体的耗竭，工作满意度低，以至丧失工作的热情，长期下去产生了倦怠心理。

二、提高教师工作激情的对策

(一)提高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

农村中小学教师和城市同等学历和同类学校的教师相比，其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地位是社会地位的基础和标志，没有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的提高，就谈不上教师社会地位及教师对工作激情的提高。因此，国家在政策方面应给予农村地区教育大力扶持和相对倾斜，建立国家指令性补给政策和规范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的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要建立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中央和地方都应拿出相应的资金，出台相应的政策规定，增加农村地区教师工资津贴补助，通过工资、津贴、医疗保障、住房补助等经济杠杆和评定职称、荣誉等激励措施，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改善农村地区教师生活工作条件，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激情。(二)优化农村教师成长空间

进一步完善教师晋升及进修提高的制度，为农村中小学教师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促进其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并充分体验教师职业的责任感、成就感。首先，学校要为教师晋升提供条件。对于学校来说，行政职位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众多教师的晋升需求，必须建立一套比较完善、合理、透明的竞争机制，开拓教学业务方面和教研方面等多条晋升渠道，让各级各类中小学教师在公平竞争环境下都有自己的晋升渠道，满足不同价值观教师的需求，鼓励和建设性地帮助他们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以最终提高教师工作激情。其次，学校要为教师提供进修的机会。鼓励教师定期脱产或在职进修，不断地提升自身素质和教育教学的水平，通过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让教师在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提高其满意度水平。(三)减轻农村教师工作压力

现阶段的教育对分数的追逐并未减缓，社会、家长、学校仍然以统考成绩、升学率来衡量教师的工作，升学率高低直接关系到教师的福利奖金、职称评定等切身利益。同时新课程改革又对教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但是农村教师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多数人对新课程改革只听其名而不知其然，工作压力大、负担重更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和学校应该关注农村教师，切实帮助他们减压，建立减轻教师压力的机制，多与教师沟通，要鼓励教师说出自身的感受，以减轻心理负担；建立健全合理的奖惩制度，通过过程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来考评教师的工作业绩，在尊重教师劳动成果的同时，满足教师荣誉、自尊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四)改善农村教师工作环境，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组织氛围 教师的职业是培养人，教师劳动的“产品”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农村中小学应尽力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办公条件和宽松、自由的环境，提供充裕的图书资料、现代社会中获取信息的物质条件以及面向教育信息化的必要技术手段，以满足教师的教育教学需要。另外，农村学校管理者应实行民主管理，应意识到教师是有知识、有能力、有个性的特殊群体，应以尊重、信任、沟通、交流、引导、促进等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创造一种民主和谐?宽松愉悦的、以共识和情感为基础的工作氛围，让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真正享有教育自主权并参与学校管理。(五)缓解教师职业倦怠

解决农村小学教师职业倦怠是一个系统工程，整个社会都应该给予关心支持农村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客观而宽容的对待教师的职业倦怠，农村小学教师日复一日的面对同样的大纲，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考试考核等等，出现倦怠心理是正常的，家长和学校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不能把心理问题道德化。要建立起有力的社会、学校、家庭、学生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有力的社会支持可以改善教师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概念的认识，帮助农村小学教师减轻心理的压力。在学校管理工作，应该破除制度化的管理，建立“以人为本”管理体制。著名管理学家陈怡安教授把人本化管理提炼为三句话：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农村学校要做到人性化的管理，第一，校领导要“以教师为本”，了解和满足教师各方面需要，以尊重教师人格为基点，以情感沟通为纽带，创设相互理解、团结合作的工作环境，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内在潜能，同时要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减轻教师心理负担，使之感受到学校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还有要注重教师的教育、培养，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组织管理能力，关注教师的成长和发展，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第二，学校还要实施民主化的管理，给教师积极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建立人性化的组织机构。人性化的管理体制坚持了以“教师为本”，充分促进每一个教师的个性发展和个性完善为己任；尊重每一位教师，充分发扬民主管理，确立教师的主体地位，有研究表明，人性化的管理体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地缓解教师的职业倦怠。

第五篇：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项继权

从“社队”到“社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三次重大改革。目前,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农村社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社队制:公社体制的制度特征及其解体

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12 月政务院发布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1951年4月,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些法规、法令,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体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行区、村两级政府体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政权和村政权,分别召开区、村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政府和村政府,对本地区实施行政管理。这种体制在北方地区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村是一级政府,为农村基层政权。另一种是区乡建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公所,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区公所之下设立乡政权,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而在村一级不再设立村政权。当时在南方的多数省实行这种体制。

在这两种情形下,“村”和“乡”分别是不同地区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954年9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取消了过去的区村制和区乡制两种体制并存的制度,对全国农村基层政权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规定实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为农村基层政权。同时也规定,人口居住集中的乡,乡人民委员会可直接领导居民组进行工作。面积较大、居住分散的乡,乡以下可由若干自然村分别组成行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居民组开展工作。从建国初的村乡制来看,有三个重要特征:从管理规模来看,建国初“村的规模一般很小,平均每个行政村不足900 人,东北各省人数较多,平均每村1500人, 内蒙古地广人稀, 每一行政村面积较大[ 1 ](P188-189)。”从组织性质来看,建国初村乡制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点,除区公所作为县级派出机构或一级政府之外,村或乡也是“政府”组织。从组织基础来看,建国之初的村乡制是建立在个体所有或私有制基础之上。农民和农户拥有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不过,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国初的基层乡村制度已经不能容纳日益扩大的集体组织,也不适应国家集体化发展的目标。为此,在集体化过程中,我国废止了原有的村乡制度,转变为人民公社体制。

如果从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算起至1982年人民公社被正式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存在和延续了25年之久。25年间,虽然人民公社的规模和结构有所调整,但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运作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基本的组织特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人民公社时期实行高度的集体化,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不允许农民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集体经济成为公社的经济基础,集体劳动成为公社基本的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也成为农民基本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农民通常将人民公社时期称为“大集体时期”。二是“三级制”。1962之后,人民公社调整并确立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架构,这一体制通常被称之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成为农村基本的产权单位、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三是“一体化”。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组织与功能融合的体制。

一方面是“政社合一”,即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与人民公社组织合为一体;另一方面是“党政不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公社一级设党委,大队一般设党支部,生产队则设党小组。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是各自区域的领导和决策机关,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党组织决定。由此形成了“党、政、经”不分的高度集中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及城乡分离的二元化制度和政策条件下,它本身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维系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在城市国有与农村集体产权基础上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确定的二元粮食供应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以及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等,将城乡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形成了独有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 2 ](P7)。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家庭联产承包从一开始就是以分户承包集体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为前提,农民也因此获得了对土地及部分集体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及相应的受益权和转让权。在联产承包过程中,部分集体资产也折价转归农民和农户所有,后续的改革还允许对部分公有土地,如荒山、荒坡、荒水、荒滩的拍卖,农民也因此获得了部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这一切都触动了人民公社赖以存在的根基,瓦解了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经济及组织基础。其次,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中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方式。第三,家庭联产承包使人民公社的管理功能迅速虚化,管理方式丧失效力。最为突出的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职能转到农民和农户手中,公社各级对农业直接经营管理及统一分配的职能随之消失。由于农民和农户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农民的流动性增大,传统管理中所依赖的种种经济上的制裁和强制手段随之失效。

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组织及管理方式丧失效能。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行,人民公社治理体系迅速崩塌和解体。1982年底,中央决定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政权,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对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

二、村组制:村民自治制度的特征及其局限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省、直辖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同时规定,在城市和农村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并在它们下面分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这是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决定性的步骤。新宪法颁布后,中共中央在中发[ 1982 ]36号文件中,要求各地要“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乡民)委员会的试点”。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国性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陆续展开。1985 年春,建乡工作全部完成,全国5.6万多个人民公社、镇,改建为9.2万多个乡(包括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同时按照宪法规定,取消了原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建立了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人民日报》1985年6月5日)。由此,在全国大多数省区的农村基层形成了区———乡镇———村委会三级基层建制。

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重要的并不是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的调整或重建,更重要的是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组织创新,其中,最富意义的是村民自治及乡镇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调整。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1998 年通过的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再次予以确认。由此确立了“乡政村治”或“乡村分治”的新的治理体系。按照新的治理体系的设计,乡镇作为国家农村基层政权,依法行政;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乡(镇)村之间在法律上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关系”。“乡政村治”体制不仅重新构造了农村基层的行政组织与管理体系,也力图重新划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边界。

从1987年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实施已有20年。二十年来,有的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兴高采烈,他们在此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有的则嗤之以鼻,认为此举无足轻重,甚至斥之为一种“民主的怪胎”;还有的人则对村民自治的成效痛心疾首,现实似乎与他们的理想渐行渐远。的确,村民自治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远不是十分完美的,与法律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各地村民自治的发展不平衡,实践成效迥异;真正严格依法实行民主直选,全面落实村务公开以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的村数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选举流于形式,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的事件屡屡发生,各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村民自治甚至村民委员会组织本身也名存实亡。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前景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忧虑、悲观甚至否定。

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漫长的,但相对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则只是弹指一挥间。人们常说,民主是一个过程。这并不仅仅是指民主政治的运作是一个过程,也表明民主制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有着长期的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民主建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期望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就使人口达九亿的农村完成民主建设的目标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国家,民主制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理想的民主只能是存在于理想之中。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一切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和矛盾,更不要期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会立马带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的富裕;民主也绝不意味杜绝非民主行为的出现。事实上,抑制、防止和消除这些非民主行为恰恰是实行民主的理由和根据。

从实践来看,经过近20年的实践,我国农村普遍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制的制度性转换,村民自治制度也完成了基本的立法和普法工作。作为农民群众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村基层基本的组织与管理制度,村民委员会已经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尤其值得关注和肯定的是,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制度日益规范,村级民主选举开始从动员选举发展到农民的自动参与、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组织安排到自由竞选。村级民主公开性、公正性和竞争性在不断增强。村级民主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基层政权组织的民主日益显示出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背景下,为了确保扩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础,增强党的合法性及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一些地方也开始探索用两票制等方式改进党支部的选举方式,加强支部自身的民主性。村民自治及民主选举的实施,对乡镇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一些乡镇进行乡镇长及乡镇党委书记的直选实践。这些表明,农村基层民主已经开始从村级民主向乡级民主扩展,从基层组织的民主向国家政权组织的民主推进,从一种社会自治民主向国家政治民主发展,这显然是村级民主引发的又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在20世纪末我国改革之初及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制度特点: 其一是“城乡分离”。改革之初的村民自治不仅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继续延续这一体制。其二是“村社一体”。村民委员会组织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基础上建立的,也是社队组织体系的延续。如何处理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大多数村根据中央的规定,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交叉任职”。这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在集体和合作经济薄弱的乡村,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员会承担,事实上又重新回复到“政经不分,以政代企(经)”的状态。以致于相当数量的村民和乡村干部只知有“村”(村民委员会),不知有“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在一些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发达的村,村社区非农产业尤其是村办企业发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是村企业和公司组织。在这些村,部分或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都在村办公司和企业就业,村社区高度的企业化。村办企业和公司代行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进而使村民委员会“有名无实”,成为“一个空牌子”。对于这些村来说,村民自治将以何种形式存在和发展? 村企业是否能成为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 更重要的还在于,村民委员会毕竟是社区村民群众自治组织,其目标及内在的组织及运行原则与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原则并不相同。村民委员会与村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混同或者相互替代,也表明农村基层组织关系和组织体制并没有理顺。

其三是“组织封闭”。迄今为止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社会和社区具有强烈的封闭色彩。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力。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集体的土地边界及产权边界也是村民、村庄及村组织的边界。这种封闭性也限制外来人员参与村委会的选举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村委会及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封闭起来。无疑,这些均是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在局限。

三、社区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变革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的村民自治已经面临全然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面临新的变革。

首先,国家城乡发展战略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要求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村民自治的实施并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继续延续这一体制。在城乡基层,城市实行街道、居委会及社区体制,乡村则实行乡镇与村委会及村民小组体制,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农民和农村发展仍受到诸多政策上的歧视和制度上的束缚。不过,改革以后,党和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废除了城乡二元的粮食供应制度,改革户籍管理方式,鼓励农民进城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打破了长期城乡隔绝的局面,城乡一体化明显增强。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正在消除。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从“城乡隔绝”到“城乡融合”、从“城乡二元发展”到“统筹城乡发展”,这不仅表明我国乡村建设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也表明未来农村发展将建立在全新的体制基础之上。未来的乡村将是城乡一体、自由流动、社会融合的和谐社会。这也要求村民自治体制及乡村整个组织与管理体制应从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中走出来,从城乡分离到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同时,强调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其实质就在于党和国家正加大改革的力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区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

其次,不断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转变。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通过人民公社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规模地动员和吸纳乡村资源以快速推进工业化。据估算,改革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隐蔽地吸取了8000 亿元资金[ 3 ](P7)。正是依靠这种积累,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一发展战略造成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过度的索取,其直接的后果是压抑和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加剧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不仅限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也制约着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失衡的二元结构,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城乡统筹、以工支农的方针。“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表明,我国从此结束了长期的通过农业的积累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发展战略,走上了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的发展道路。随着我国农村政策从“资源索取”到“反哺农村”的战略转变,传统村民自治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及公益事业将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和地方也将更多地承担村民自治的财政及运行成本,乡村组织的工作内容和重点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税费征缴、计划生育向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些要求重新审视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财政基础、权力职责及其工作内容,对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的功能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中央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也是旨在突出农村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构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新体制、新机制。

第三,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无论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在村民自治时期,村集体组织依然延续。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乡村社会整个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力。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集体的土地边界及产权边界也是村民、村庄及村组织的边界。村民自治仅仅是拥有村集体产权的“村民”的自治。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城市化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打开了城门,放开了市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及乡村内部的流动日益加快。农地流转的不断增多,不少人务工经商或移民城镇放弃土地经营,也有不少人远赴他乡承包经营,而一个村庄的居民也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传统封闭的村落和集体组织日趋瓦解。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和普遍,农村地权关系及村民(居民)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传统的乡村集体组织及基层组织如何维系、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生存? 如何处理原居民与移居民的权力关系? “外来人员”是否有权参与居地村庄的自治事务? 如何才能保障这些“外来人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权益? 这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重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任务,或者说是如何构建与农村开放、流动和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组织与管理形式的任务。随着农村社区体制的建设,我国的村民自治也将向居民自治转变。集体土地产权不再成为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先决条件。农村基层自治与民主制度不再是一种封闭和排外的体制,而是赋予所有在乡村生产和生活的人们以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及居民的民主权利。

最后,农村社区与经济组织逐渐分离,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制度。从村民自治角度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民委员会本应该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员会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续而来的,虽然不再是集体性生产共同体,但仍然保留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村社一体”、“政经不分”依然是典型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经济和行政功能。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集体、个体、私营及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农村土地流转也使土地关系更加复杂。这种多样化的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打破了传统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或者说人们不再从属于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社区也将不再是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或生产共同体,而是从事多种经营、多种职业的人们的生活聚居地或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因如此,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农村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经过了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制”到村民自治时期的“村组制”两次重大变革。如果说社队制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分离的需要而建立的话,村民自治及村组制是在改革和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及打破城乡分割的过程中建立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关口: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以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形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制的建设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

参考文献: [ 1 ]张厚文,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2 ]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3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改革面临制度创新[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理论学刊》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