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跃 进” 研 究——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五篇范文

第一篇：“大 跃 进” 研 究——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大 跃 进” 研 究——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以大跃进为研究对象。试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大跃进时期所涉及到的各种经济因素、经济活动、经济现象进行梳理，形成国民经济大跃进演变过程的一种经济分析，以便更好地总结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一

何谓大跃进，从历史文献来看，起初它的含义就是指我国的生产建设应该比正常的生产建设速度要快、规模要大。当“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赶美”的目标提出以后，从某种角度来看，“大跃进”=“超英赶美”。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就是实施一种走向极端的经济“赶超”战略。所谓“赶超”战略，是指一国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行该战略要求把有限的资源倾斜配置到重工业中去，于是引起资源配置发生较大的变化。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大跃进理解为：大跃进是一种不顾资源约束，以资源配置的较大变动为前提，以资源严重向重工业倾斜配置为手段，以重工业为中心推动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大跃进。

根据从经济学角度对大跃进所下的定义，本文把资源配置的较大变动作为确定大跃进上、下的标志。经分析发现大跃进战略形成以后，资源配置较大的、全局性的变化是从1958年5月开始，而在1960年末，资源配置事实上已经被迫发生较大变动。因此，本文将大跃进的上限定为1958年5月，下限定为1960年末。

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关于大跃进已作过多学科、多侧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仅就与本文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加以简单述评。一是关于大跃进的成因。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或是暗含的、或是明确的把 “走自己的路”作为一个最关键的原因。从“走自己的路”这一角度说明大跃进的形成原因无可非议。问题是所谓 “走自己的路”，从经济的范畴来看，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与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又有何不同，这条路的逻辑构造如何等在已有的文献中并不清晰。二是对大跃进在经济方面得失的评估。已有评估涉及到定量的与定性的、短期的与长期的、现象的与本质的、局部的与全局的，等等。而从定量的、尤其是将生产要素的高投入与生产率的低增长率结合起来的分析不够；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境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不够，这种动态考察需要将产业结构日益畸形化、资源日益恶化和人民生活日益陷入困境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地评估。三是关于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指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掌握和遵循某些客观经济规律，如“没有搞平衡”等。对此还有待于探索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

1953年，中国国民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本国当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国力贫弱现实，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历史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最早出现在苏联，中国不排除有苏联经验的影响）。该战略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和相应的政策体系上的要求。对此W.布鲁斯做了三点归纳：一是通过大量投资建设新工业生产能力实现很快的工业增长（“高速工业化运动”）。二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把资源集中于所谓“增长的引擎”部门和活动中去。三是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资本和劳动资源，摒弃比较优势的原则。

纵观中国“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践，由于农业基础薄弱和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结构扭曲，显示出难以为继的症状。事实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东欧的实践，情况也是如此。195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出“以苏为鉴”，反思正在实践的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然而反思的结果是：认识到了要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的发展关系，而在指导思想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没有变；对农、轻、重三者间的关系作了质的深入分析，而没有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农、轻、重的数量比例作出分析；对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关系的手段仅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正因为如此，195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判“反冒进”。从经济层面上看，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逻辑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低潮”是由“反冒进”所引起，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用来“反冒进”的理论依据是“综合平衡”，那么批判“反冒进”就是要批判“综合平衡”的理论，从而毛泽东提出了“积极平衡”的理论。在“积极平衡”的经济计划中，存在的资金、物资缺口的弥补是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发动群众。因此，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经济实质就是：批判那些“反冒进”的人在经济建设和生产中忽视了发动群众。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必须发动群众。他提出这一主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有着久远的思想渊源——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从毛泽东已有的论述来看，他有着关于发动群众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直觉和感性认识，即发动群众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在毛泽东“积极平衡”的思想中，资金和物资的缺口依赖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去平衡。由于当时我国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在农村，客观上就要求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和中央与地方并举。

批判“反冒进”使关于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最终确立，初步展现出有别于苏联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形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径。——“走自己的路”的路径。该路径的逻辑构造是：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和利用群众——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避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受抑制，避免把农民挖得更苦），既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资金和物资的缺口依赖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来实现“积极平衡”。工业的发展，一靠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张中央所属大中型企业和发展城市工业，二靠通过利用农村劳动力、利用当地的资源发展地方工业。即工业的发展依靠“两条腿走路”。

因此，1958年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路径的转轨。在苏联，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路径是：资本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中央所属大中型企业的扩张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在中国，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路径是：资本的短缺主要依靠“发动群众”，即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来解决，工业的发展依靠“两条腿走路”。但是，毛泽东对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缺乏科学的认识，陷入了 “人定胜天”的错误境地。

到1958年上半年，一方面，形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批判“反冒进”导致了浮夸风盛行。于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沿着毛泽东所提出的路径前提下，当“人定胜天”的理念与浮夸风二者相互作用，终于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走向极端——大跃进战略形成。

在毛泽东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下，国民经济中作为“长线”的劳动力资源就成为资源配置的重中之重。其核心问题是劳动力资源的动员潜力（也称之为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与分布。劳动力资源的动员潜力，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也称之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富余人员（或称隐蔽失业人员）。经作者估算：1958年、1959年、1960年，我国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是7515万人、5422万人、5341万人，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近90%是农村富余劳动力。

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两种动员方式：一是政治动员的方式。该方式是以“不断革命”论为理论依据，旨在打破经济落后与思想落后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把群众的潜力和热情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经济动员的方式。经济动员以我国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分布状况为依据，采取了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措施，以及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结构调整。

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动员，“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继续修改和提高生产计划指标。资源配置制度在此次会议前后相继完成调整。调整的核心是中央下放了计划决策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招工计划审批权、物资与商业管理权、财权等。于是，资源配置发生较大变动，大跃进全面兴起。

三 工业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5月，以全民大炼钢铁，即大搞群众运动和土法上马为特征。在“超英赶美”目标和“以钢为纲”的方针鼓励下，党中央制定出了1958～1960年间违背实际可能性的钢铁产量的高指标：1070万吨、1300万吨（后来又要求超额50万吨）、2040万吨（第二本账的指标），按照我国当时钢铁生产能力的正常发展趋势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于是逼出了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大搞群众运动、土洋并举。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将劳动力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倾斜配置，当然要引起资金、物资的投入，但群众运动更强调的是劳动力资源的投入。大跃进期间，为大炼钢铁发动群众的范围之广，动员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不过，除钢铁企业的职工外，大部分新增的其他劳动力几乎不具有炼铁、炼钢的最起码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炼铁、炼钢的“门外汉”）。那么，他们的劳动成果很难与主观愿望相一致。

与大搞群众运动紧密相联系的是土洋并举，把土法炼铁、炼钢作为完成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一条重要措施。到1958年的10月底，全国各地的土小高炉达几百万座。土高炉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表明，根本不可能炼出铁水，更别说炼出钢来。从1959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土高炉和土钢炉就被废弃，开始了“小土群”向“小洋群”的过渡。事实上，“小洋群”本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1960年6月随着“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也不得不被放弃。然而，土法炼铁、炼钢的广泛兴起，使我国钢铁工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极大冲击。许多正在兴建的大型钢铁企业由于抢建小高炉、小转炉，即所谓的“小洋群”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设备、材料，也分散了领导精力，从整体上造成大、中型钢铁厂的建设速度减缓。

另一个办法就是其他工业部门、农业、商业、人民生活都让路，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钢铁工业。

总的来看，全民大炼钢铁是国民经济中的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的过程，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小土群”、“小洋群”是遍地开花，引起钢铁企业规模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1958年钢产量名义上为1070多万吨，而其中用途不大或根本上不能使用的土钢杂钢达300万吨，这一年生产的1369万吨生铁中，土铁达416万吨；1959年，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生铁达到2191万吨；1960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全民大炼钢铁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他重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的急剧扩张。大跃进期间，机械、能源、电力、建材、交通运输等部门，续建与新开工了许多大的项目。基本建设投资额都大大超过“一五”时期，这些部门扩张的速度很快。在这些部门的急剧扩张中，大力提倡土洋并举，土法上马。例如，大搞土简机械设备，打破科学的建设程序，推行所谓的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交叉作业，制造简易的电力土设备，“小水泥”迅速发展，大建土铁路、简易公路等。与此同时，从1958年9月开始，各地政府大办地方工业，农村人民公社办的（社办）工业更是遍地开花。

工业大跃进导致资源大量浪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大跃进的特征和采取的措施引起工业资源配置严重恶化，尤其是重工业资源配置严重恶化，使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低效，甚至无效，从而形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具体地讲：第一，大搞群众运动，土法上马使重工业企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严重下降，重工业企业，尤其是钢铁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不符合生产技术的客观要求，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即资源配置与企业生产要素组合的客观规定相扭曲，因而注定无产出、或产出不符合要求，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下降和大量资源浪费；第二，工业大跃进采取中央与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措施，使大量稀缺资源流向“小土群”、“小洋群”，重工业的资本集中度严重下降，企业规模下降。而有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制造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随企业规模的增加而提高。因此，重工业的资本集中度严重下降，必然造成资源利用效率的严重下降和大量资源浪费。

以上是对工业大跃进的分析。接下来分析农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从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业仍然是一种传统农业。二是从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来看，到1956年底，中国农业成为了一种集体化了的农业。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探索中，有许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1958年，中共中央强制推进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几乎是在1958年8月至11月初3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到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的过渡。不过，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后，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农业大跃进以粮食生产为纲，起始于对农业发展的过高估计。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中央要求1958年全国粮食生产达到4316亿斤（第二本账的计划），比1957年增长16.6%。作者按照粮食正常生产的情况估算，1958年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幅度不会超过5个百分点，显然，中央政府在主观上对粮食生产估计过高。

为了粮食的大幅度增产，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只好采用了一些所谓的粮食增产措施。一是推广“土地翻身运动”。从1958年7月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国农村利用人民公社的组织体系的动员能力，运用了大量劳动力，掀起了深翻和改良土壤的群众运动，争取到1959年春天，把全国的土地普遍深翻一遍。一般土地深翻1.5尺左右，丰产田2、3尺以上。事实证明，适度深翻土地，科学地改良土壤，对农业生产有益，但土地深翻过度，就会破坏耕作层，反而使农作物减产。二是推广高度密植。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但实际上这一措施在有些地方逐渐被推向了极端。如湖北省的一些地方将平整的土地做成“堡垒式”、“宝塔式”、“波浪式”，每亩播种上百斤种子，甚至更多。严重违背了农作物的科学栽培。三是大兴水利。基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认识，把水利建设作为了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来抓。在1958～1960间，①水利建设的规模宏大。仅大型水库三年间动工的就有270余座，以至到1985年大型水库工程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在此期间开工建设的。②投入的劳动力之多。经作者估算，在非兴修水利季节时期投入的劳动力大约2000万人；在1958年的冬季到1959年春季、1959年冬季到1960年的春季，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力在5000～7000万人。③资金投入剧增。三年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9.95亿元，比“一五”时间增加了近2倍。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所谓“深翻土地”、“合理密植”的粮食增长措施只不过是在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增加了劳动，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增加了原有种子的使用数量，纯属是一种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而“大兴水利”由于以劳动密集型的自流系统建设为主，使用动力灌溉方式的农田在整个农田中所占面积甚少，大多数农田保持了原有的自流灌溉方式，基本上也是一种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重新的配置。因此，农业大跃进主要以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基本特征，并在所采取的农业增产措施中，还存在大量的瞎指挥，如土地的过度深翻、高度密植等。

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即使在“精耕细作”的条件下，单位面积粮食增产幅度非常有限，不可能实现单位面积粮食的大幅度增产。要实现单位面积粮食的大幅度增产，惟有引进现代的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节约土地型的技术（如高效的化肥、良种，农田的现代灌溉方式等），以及提高农民耕作农田的现代农业知识与技能（这就需要向农民投资）。而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需要制度保证（首要的是能提供经济刺激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农业传统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无法实现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前提下，由于农业实现集体化的制度变动走入误区，使个体农民付出能够自身决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与最终收益并不取决于各种自身能够决定的因素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加之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自然灾害等因素，必然导致大跃进期间粮食总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四

大跃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①产业结构日益朝着畸形方向演变。具体表现在：工业生产迅猛增长，农业生产萎缩；重工业快速增长，轻工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实力与世界经济实力的差距不是在缩小，反而是在拉大。这就意味着大跃进期间已经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只具有统计上的意义，并非是一种完全实实在在的产业结构提升。②资源全面短缺。一是三年的大跃进，对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二是大跃进开始后，我国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转变为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资源短缺严重。三是大跃进时期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厂、农村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引起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对减少。四是从经济增长、生产率的增长、积累效果和投资系数等几个方面表明大跃进期间资本积累能力在下降、资金供给短缺。五是物质资本供给严重短缺。③农业、轻工业所能提供的产品供给低于人们生存所需产品的需求，造成了大量人口逃荒。在1958～1963年期间，大约17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对婚姻、生育及家庭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国民经济的全面恶化迫使资源配置在1960年的下半年就被迫开始发生变化，到1960年末，资源配置已经发生全局性地变化。例如，支援炼钢炼铁的农村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从事农村水利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的农业劳动力在大幅度减少；城镇职工被大大精简；基本建设项目被大幅度削减等。与此同时，基本的资源配置制度被迫发生调整。例如，中央上收招工权限，严格财经制度、强化财经管理等。大跃进战略及其实践在1960年末终止。

大跃进战略的失败，表明大跃进发展战略路径的理论基础——“积极平衡”理论经受不实践的检验。

首先，“积极平衡”理论暗含两个假设前提：一是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二是农业劳动力可以大量的转移。对于“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设，一些人忽视了替代的条件，强调的是“人定胜天”。没有看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局限性。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起作用。宏观上，多发展轻工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少发展重工业即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是更多地使用劳动力资源，更少地使用资本，从而实现劳动替代资本，减轻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可是，大跃进期间，我国是更多地发展重工业，而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使稀缺的资本更加稀缺，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被浪费。简而言之，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结构严重扭曲，从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无法替代短缺的资本。微观上，在有些经济活动中，我们能充分利用劳动力，减轻资本带来的约束，取得有用成果。例如，修建水库、公路等。但是在有些经济活动中，要素投入组合不可改变。无法通过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劳动力，来减少资本的投入，取得有用的劳动成果。例如，在炼铁、炼钢中，用土炉子和手工操作无法达到铁钢性能上的技术指标。并且，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需要有能准确反映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要素价格结构，生产者将据此对各种要素的投入作出调整，以尽量降低成本。即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对于“农业劳动力可以大量转移”的假设，一些人没有认识到：当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超过农业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影响粮食生产；当农业中已不存在剩余农业劳动力时，除非引进了现代的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节约劳动型的技术。否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会使粮食产量减少。此外，还忽视了在农村的收获季节，劳动力总是不嫌多，由于人手越多，收获越快，避免因收割不及时所产生的损失。大跃进期间，中央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地方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电力”等，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度，这就是忽视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我们在“积极平衡”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上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从而提出的“积极平衡”理论有缺陷。

其次，在“积极平衡”的计划原则下，制定的过高计划中往往留有资金、物资的缺口。那么在“积极平衡”的过程中，就会引起资源配置的调节。这种调节分为二个层次：一是宏观层次的调节。此类调节就是将资源严重向重工业倾斜配置，特别是向钢铁工业倾斜配置（所谓的“停车让路，全力保钢”就是如此）。二是微观层次的调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微观层次的调节分为三类：瞬时调节、短期调节和长期调节。大跃进期间,这三类调节方式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群众运动、土法上马。从而忽视了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条件，忽视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条件。

第三，由于大跃进的经济计划所规定的产出超越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资源投入计划大大高于所拥有的资源，无疑，不管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如何进行生产调节，都终将导致资源全面短缺。

从上述“积极平衡”理论的假设前提、积极平衡所引起的生产调节方式和生产调节的效应来看，大跃进发展战略的路径不具有现实性。

在非现实性的大跃进发展战略路径下，资源结构无法实现提升，反而恶化，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源利用效率严重下降和大量资源浪费，导致资本积累能力下降。具体地讲：①农业提供资本积累的能力下降。农业被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农业大跃进主要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在农作物耕作面积不增加和复种指数不提高的前提下，根本无法实现农作物总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即使是实行“精耕细作”，也不可能使农作物总产量有多大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实现集体化的制度变动走入误区，加之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自然灾害等因素，农作物总产量减产就在所难免。根据相关的估算，1959～1960年间，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因此，大跃进时期，农业提供资本积累的能力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减弱。②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能力差。大跃进期间，除了大跃进发展战略决定了技术进步与工业内部结构变动滞后于重工业增量的扩张，导致资金增量扩张能力差以外，还形成了“资金短缺——逆技术进步——资源的利用效率严重下降和大量浪费”的恶性循环。那么，受“技术进步滞后”与“逆技术进步”双重因素的影响，决定了重工业的积累能力差。③轻工业提供资本积累能力下降。这是因为：轻工业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在农业全面减产后，轻工业生产能力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原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靠所谓重工业的综合体的封闭循环来推动，在非价格调节机制下的重工业的急剧扩张，对农业、轻工业并没有发生多少带动作用（所谓的产业关联体系断裂）。④大跃进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资本积累能力差。这是因为赶超战略是一种以粗放式经济增长为主的战略，这种战略它通过政府制定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使资源配置向重工业倾斜，甚至严重倾斜。所追求的是生产的增长，而非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生产活动是受高指标的约束，而不是受消费需求的约束；基本建设的安排是受行政机制的制约，而不是受经济规律的制约。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有效率。

于是，在大跃进发展战略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资本积累不是处在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的畸形化是依靠计划者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来实现的。但是，计划者借助资源分配主权所实现的高积累率并非意味着资本实际供给能力或产出效率的提高。即使在不考虑产出效率低下的情况下，资本积累也赶不上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在资本积累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与资源结构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日益尖锐。1960年末，我国的资源结构再也无法支撑产业结构朝畸形方向的进一步演变，产业结构被迫调整。

从1961年开始的结构调整，既调整了经济发展计划、投资结构等结构增量，同时，也触动了不稳定的产业存量基础。例如，关停许多能耗高、有效产出率极低的地方钢铁企业，把大跃进时期重工业超常增长所吸收的劳动力转移到农业、采掘工业部门等。其中，调整产业结构存量也就意味着出现了产业结构演变的暂时倒退。1961～1963年，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超过2000万。直接原因是由农业灾难性的危机引起。深层次的原因是产业结构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产业结构演变出现了暂时的倒退。于是，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被迫返回农村，出现了“逆城市化”。

总之，大跃进期间，中国经济沿着大跃进发展战略的路径，产业结构日益畸形化，资本积累能力下降，资源结构无法得到提升，产业结构的畸形演变走到了尽头，从而引发国民经济结构的被迫调整和出现“逆城市化”的结果。五

1958～1960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经济“赶超”的最极端试验，它的失败，无疑给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留下了重要的启示。

作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应该是：经济与比较优势同步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发展变化处在同一过程。经济的发展过程是：随着资本积累能力扩张，导致资源禀赋结构提升，比较优势发展变化，即物质资本不断丰富，高级人力资本逐步增加。从而引起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提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持续发展。尽管在该发展路径中，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转换是一种常规型的结构转换。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有“后发性利益”的存在，经济与比较优势同步发展并不会导致中国经济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永远停留在比较低的产业层次上。

经济与比较优势同步发展路径所要求实施的战略是比较优势战略。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使得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结构。现阶段，中国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企业和国家在选择产业、技术、产品等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这里，比较优势战略与中国产业结构战略的基本取向并不矛盾。由于比较优势的判断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形成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需要市场机制来调节。因此，实施比较优势战略，需要市场经济体制作保证。政府在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中更多的是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

关键词：大跃进 资源倾斜配置 生产要素重组 资源配置效率

Abstract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great leap forward.Trying to comb through the economic factors,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tha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d involved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it lay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for the better summarization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new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search for the law of th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PART I

From a certain angl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eant surpassing the British and the U.S.A.To realiz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as to carry out an economic surpassing strategy that trended towards extremes.To carry out this strategy demanded us to allocate the limited resources into the heavy industry with an inclination and would cause comparatively great changes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So, from the angle of the economic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n be understood as a kind of economic developing mode, which, against the restriction of the resources, with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ly great changes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 the means of allocating the limited resources into the heavy industry with an inclination, with the center of the heavy industry, promoted the whole industry system to surpas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This thesis interpret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just from this angle.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ade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this thesis regards the comparatively great changes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as the symbol of confirming the two part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s watershed.Through the analysis, it is discovered that,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trategy, the comparatively great change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allocation began from the May of 1958, and at the end of 1960, comparatively great changes had actually happened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pressure.So this thesis defines the May of 1958 as the upper limi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end of 1960 as its lower limit.PART II

In 1956,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th Mao Zedong as the leader, began to bring up the idea of “taking the Soviet Union as a mirror”, and introspect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road that was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While the results of the introspection were: having realized that the develop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the light industry and the heavy industry should be handled properly without any changes in the guiding thought of heavy industry prior as the basis;having made a deep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the light industry and the heavy industry in the nature without an analysis of their quantity ratio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ing phases;the means of handl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the light industry and the heavy industry are only limited to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Just because of that, on September 10, 1957, Mao Zedong began to criticize “against the premature advance”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s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the economic nature of Mao’s criticism towards “against the premature advance” was to criticize that those, who “against the premature advance”, had ignored calling the masses into action in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According to Mao Zedong, to speed up the developing speed of China’s economy must call the masses into action.According to Mao Zedong’s existing discussions, calling the masses into action meant to make full use of China’s abundant labor resources.So in Mao Zedong’s theory of “active bal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ing capital and materials depended o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labor resources towards the balance.As the main labor sources of our country at that time were in the rural areas, it required objectively that the agriculture, the light industry and the heavy industry should be handled on the same level;the big,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s on the same level;the center and the locality on the same level.Under the criticism towards “against the premature advance”, the theories and ways of speeding up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finally established, which had shown initially an industrialization mode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In the Soviet Union, the way of carrying out the heavy-industry-prior strategy was that: the capital mainly came from the “socialism primitive accumula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mainly depend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ndustry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big and middle enterprises that belonged to the central authorities.In China, the way of carrying out the heavy-industry-prior strategy was tha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acking capital and materials mainly depended on “calling the masses into action”, which meant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labor resources;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depended on “the two walking feet “.But Mao Zedong had insufficient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labor resources and was mired in the mistakes of “man's determination will conquer nature”.Up to the first half of 1958, on the one part, the way of developing China’s economics was formed in Mao Zedong Thought;on the other part, the criticism towards “against the premature advance” caused the prevalence of exaggeration.So, along the way pointed out by Mao Zedong, the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ing strategy came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eory of “man's determination will conquer nature” and the prevalence of exaggeration, and finally made the heavy-industry-prior strategy trend towards the extremes------the great leap forward strategy had formed.On the way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ing strategy in Mao Zedong Thought, the labor resources, as the “long line”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s, had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But nearly 90% of the labor resources that could be mobilized were spared labor forces of the rural areas.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labor resources, the CPC had taken two ways of mobilization: one was the way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the other was the way of economic mobilization.The economic mobilization handled the agriculture, the light industry and the heavy industry on the same level;the big,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s on the same level;the center and the locality on the same level;and adjus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organizations in the rural areas.In the September of 1957,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s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started the large-scale mobil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resources, “raising a new high tide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acted as the prelude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In the May of 1958,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CPC’s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was convened, around which the systems of the resources’ disposition were adjusted successively, which mean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had been greatly changed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d sprung up in an all-round manner.PART I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industry began in the May of 1958,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tting the mass movement into full swing and using native methods.Stimulated by the target of “surpassing the British and the U.S.A.” and the principle of “regarding steel as the essential par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set up the high quota for the output of the steel that against the real possibility from 1958 to1960, which could never be achieved no matter in what means according to the normal developing tendencies of Chinese production abilities of steel at that time.So two ways came into existence under the pressure: one is to get the mass movement into full swing and use both the native and the foreign methods;and the other is to concentrate all the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let other industrial departments, the agriculture, the commerce and the people’s life all make way for it.Viewing from the whole, the whole people making the steel was a process that the resourc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s were allocated towards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with a severe inclination, especially a process that the labor resources were allocated towards it with a severe inclination.In this process, there were “small native blast furnaces” and “small foreign blast furnaces” everywhere, which had caused the huge changes in the scale construction of the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The whole people making the steel pushed forwar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ther industrial departments, especially other departments of heavy industry and departments of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In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ose departments, using both the native and the foreign methods and using the native methods were advocated with great exertions.Since the September of 1958, governments of all levels went in for the local industries on a big scale, while the industries set up and run by the people's communes in the rural areas were even everywhere.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industry caused great waste of the resources.The whys and the wherefores were in many ways.But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industry and its measures caused the severe deterio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especially that the severe deterioration of the heavy industry’s allocation mad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poor efficiency or even no efficiency, which caused the immense waste of the resources.Speaking in a specific way, firstly, getting the mass movement into full swing and using native methods made the density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capital in the enterprises of the heavy industry decrease severely.They made the combinations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 the heavy industry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e enterprises of the iron and the steel, fail to conform to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Immense labor resources were allocated to the enterprises of high-concentrated technology and capital, which mean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was against the objective regulation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 the enterprises.So it was doomed there would be no output or there will only be the output against the requirements, which caused the decrease of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immense waste of the resources.Secondl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industry took the measures of handling the center and the locality on the same level, handling the big,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s on the same level, and using both the native and the foreign methods, which made large scarce resources move towards those “small native blast furnaces” and “small foreign blast furnaces”.The concentration ratio of the capital in the heavy industry decreased severely and the scales of the enterprises decreased.The concentration ratio of the capital in the heavy industry decreased severely would definitely cause the severe decrease of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immense waste of the resources.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agricultur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garding the grain production as the essential part, started with over-esti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Most rural areas of the whole country had to take some so-called measures of increasing the grain output for the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the grain output.First was to promote the “movement of turning over the land”, second was to spread the plantation of heavy density, third was to go in for large-scale irrigation works.Through the analysis, it is easy for us to find out that the so-called measures of increasing the grain output, such as “turning over the land” and “reasonable plantation of heavy density ”, were just re-allocations of the factors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had increased physical labors in some certain link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had used more seeds than ever in the plantation of the grain crops.Because “going in for large-scale irrigation works” took the construction of flowing-naturally system that belonged to the heavy density type as the principal thing, the farmlands under power-driven irrigation were in minority of the whole farmlands.Most farmlands had kept the original method of gravity irrigation.It was also basically a re-allocation of the factors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industry was the re-allocation of the factors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re were a lot of arbitrary and impracticable directions in the measures taken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grain output.In the re-allocation of the factors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ven if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the range of the increase of the grain output in the unit is limited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increase the output of the unit rapidly.To achieve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grain output in the unit could only depend on the factors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specially the technology of saving the land and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peasants to promote their cultivation.While the factors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need a guarantee of the systems(first of all is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at can stimulate the economics).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factors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uld not increase the grain output rapidly, the rapid decrease of the general grain output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systems that were caused by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ad become a mistake, and also due to the over-shift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the arbitrary and impracticable directions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 factors.PART IV

The allocation of the resources was forced to change by the total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60.The allocation of the resources had been changed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by the end of 1960;and the strateg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its practice ended at the end of 1960.The failure of the strateg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hows that the “active balanc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ouldn’t pas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ractice.Firstly, there were two suppositions implied in the theory of the “active balance”: one is that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could be mutually substituted;the other is that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could be shifted considerably.For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could be substituted mutually, some people ignor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ubstitution and emphasized on “man's determination will conquer nature”.For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could be shifted considerably, some people failed to realize that, when there were no spar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in the agriculture, unless the factors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ere introduced, especially the technology for saving the labors, the shift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would reduce the grain output.The theory of the “active balance” had some defects due to the mistakes that we made in the cognition of its two suppositions.Secondly, with the planned principle of the “active balance”, the plan that was stimulated too high usually left some gaps of lacking the capital and materials.Then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tive balance”, there would be some adjustments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The adjustments were of two levels: one 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macroscopic level, which disposed the resources towards the heavy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industry of the iron and steel, with a severe inclination;the other is the adjustment of microcosmic level,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instantaneous adjustment, short-term adjustment and long-term adjustment.One of the most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kinds of adjustments was the mass movement and using the native methods.So they ignor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substitu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hift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Thirdly, because the output that the economic plan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d stimulated went beyond the 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 the plan of the resource input was highly above the resources that we actually owned.Undoubtedly, no matter how to make macroscopic and microcosmic adjustments for the production, it would lead to the complete lack of the resources finally.Under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at of non-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ources’ natural endowment could not be promoted, but deteriorated.The key to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 decrease of the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and the immense waste of the resources had caused the decrease of the abilities for the capital to accumulate.So, under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ange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were not in a process of natural development.The abnormality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epended on the power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that the planner had possessed to realize.But the high accumulation rate that the planner achieved with the help of the power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did not mean the raise of the capital’s real ability for the supply or the raise of the output efficiency.At the end of the 1960,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ources could not suppor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towards the abnormality any more, and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was adjusted under pressure, which affected the unstable basis of the industrial store and caused the temporary retreat of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labor forces that had shifted from the rural areas to the urban areas were forced to return to the rural areas and caused the “anti-urbanization”.PART V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during 1958-1960, was the most extreme experiment of the economic “surpass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China, whose failure had undoubtedly left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us in choosing the way for the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uthor thinks that China, as a great developing country, should choose this kind of way for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conomy and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 synchronously------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he resources’ natural endowment in the same process.The strategy that the economy and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 synchronously is a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The judgments made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ed a system of the market economy;so to form an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that conforms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eds the adjust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Therefore, to carry out the strategy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eds the guarantee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The government protects the competition and rules of the market in most of the time of carrying out the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Key word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 an inclination, the re-combination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第二篇：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影片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

[摘 要] 《蒙娜丽莎的微笑》这部影片关注了当代女性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困境这一热点问题，导演迈克·尼维尔通过电影特有的光影叙事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主义先驱如何思考与践行的生活轨迹。《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表达女性自身诉求的电影，它所呈现出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即使是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这部影片对于女性如何发现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蒙娜丽莎的微笑》；女性主义；失语；觉醒；反抗

《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一部“星光熠熠”的女性电影，云集了朱莉娅·罗伯茨、斯黛尔斯、克莉斯汀以及“蝙蝠侠女友”玛姬·葛伦哈尔众多美女明星，茱莉亚·罗伯茨在这部影片中继续延续了以往美丽、智慧、独立的电影形象。故事发生在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 ——卫斯理女子学院中，而这个学院并不是单单以治学文明，而是以培养名媛淑女出名，由朱莉娅·罗伯茨饰演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沃森作为一个刚刚从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的美学博士，在大学里接受了女性自由改革的思想，她个人胸怀宏愿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满怀理想的凯瑟琳受聘来到久负盛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担任艺术史教授。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社会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但在上流社会女性所受到的封建思想禁锢现象仍旧非常严重，在卫斯理这座著名的女子大学里，女学生们大都来自上流社会家庭，从小接受优秀的教育，但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使其个人得到良好的发展而是将她们塑造成千篇一律的上流名媛，并且以嫁入豪门做个上流贵妇为终极目标。对学院的这种腐朽教育思想令凯瑟琳无法忍受，她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女性，力图在教育过程中散播自由种子，鼓励女学生们摆脱思想的桎梏，勇敢追寻个人理想之路。影片即以师生互动关系为主轴，讲述了女主人公凯瑟琳在女校中如何传播自由思想、如何帮助女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阻挠和挑战。

一、失 语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女性主义巨著《第二性》中给从古至今的女性做出了定位——“第二性”。相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来说，女性永远处于被动和附属的次要位置上，甚至是到了现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尽管第一次把性别问题提升到了社会结构的高度，但在其理论中仍然是“将男人定义为人，将女人定义为雌性——每当她的行为举止像人时，她实际上是在模仿男人。” 女性在人类社会之中长久作为“他者”的身份存在。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从来没有男人有这样一种意识去表现男人的特殊地位和处境，也同样没有人关注这种由性别而引发的问题，这是一种长久以来男权社会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同样也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常态，而这种常态背后的不合理，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女性主义小说、电影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觉醒的女权主义者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身份的思考。

在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卫斯理女子学院所进行的教育实际上是为男权社会输送高质量的贤妻良母，而对女性自身的发展是极度忽视的，在这里所有女性的行为标准是统一的，所有的人生目标是统一的，女性的自身需求是完全被忽视的，女性不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存在，而是作为男性华丽的附属品存在的。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女性处于失声缄默的状态，而这种生存困境是完全被粗暴的男权制度所漠视的，更重要的是，生活于其中的女学生成长环境中完全受到男权思想的灌输，她们自身是无法意识到这种看似常态实际上却完全不合理的境遇的。

女性处于“他者”的地位，处于社会公共话语平台中“失语”的困境在本片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在卫斯理这座波士顿以北10公里的女子学院里，全部是女学生和大部分由女性组成的教师团体，但是在掌握真正话语权的校董会中的实权人物是由男性充任。当凯瑟琳小姐的第一堂课受到女学生捉弄时，真正的压迫感来自角落中的那位男性学监，因为他掌握着凯瑟琳授课的优劣的评判权。学院运动会不是对体育精神的歌颂，而是对女孩子们早日得到上流社会绅士青睐的激励，跑步得第一名的女孩预示着她将成为最早找到归宿的幸运儿，在全体师生的祝贺声中，以结婚为女性幸福旨归的观念被潜移默化地灌输着。

而作为男权话语培养下的产物，女学生贝蒂作为卫斯理学院迂腐教育思想的强力捍卫者。身为校董事会资助人的女儿，贝蒂在这群女学生中具有强力的话语地位。而这种话语并不是出自贝蒂自身的思考，而是作为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剥夺与漠视的代言人，是男权对女性间接压迫的行使机器。在影片中最直接的表现，在同学中间，任何对于学院制度的质疑都将受到她尖刻的批评。凯瑟琳的朋友、医疗室的护士出于保护女学生的目的向女孩们发放避孕工具，被贝蒂蓄意透露给学校，校方立即将其解雇。贝蒂始终坚信只有维护家庭和社会所制约下的女性形象，并且将恪守这种制约看作是神圣的义务，与此同时，相信只有达到男性所认定的妻子角色才是女性幸福的所在。

讽刺的是，贝蒂按照她所理解的女性角色去生活得到的是不幸的婚姻，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中饱受丈夫的冷落，使她身心遭受了重创。更深刻的冷漠真相是，贝蒂试图回到母亲身边来获得慰藉和支持，但同样是男权思想下产物的母亲冷酷地将其拒之门外，并将她的身份定位于他人之妻而非血脉相依的女儿，更不是性别上相惜的女性。贝蒂实质上已遭到丈夫无情的抛弃，却在困境中只能孤立无援地独自苦熬，而被剥夺了做出离婚决定的权利。正是基于现实中妇女类似困境的一再出现，女性主义才得以萌芽，随即女性主义运动才得以蓬勃发展。

二、觉 醒

凯瑟琳出现在卫斯理女校，不仅仅是作为美术史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出现的，因为凯瑟琳的第一堂课在讲授美术课程时便受到了女学生的嘲弄，卫斯理女校的女孩子们作为来自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知识底蕴是坚实的，但是她们缺乏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来自个人身份认证上的盲区，而凯瑟琳的到来无疑是带有启蒙性质的。

在凯瑟琳到来之前，女孩子们处于男权思想灌输下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盲从，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同完全建立在交付于男性社会认同标准的基础之上，她们缺乏对于女性、个人命运的思考，甚至是主体性的认识，在丰厚的物质背后是个人意识的盲区，她们看上去是天之骄女，拥有无上的选择权利，实际上是家庭、婚姻、男权社会中的玩偶，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是苍白而空虚的心灵，洋溢的青春一开始便要注定走向迂腐的婚姻坟墓。

凯瑟琳大胆地放弃了原有的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转入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启迪。在影片中，凯瑟琳抛弃了经典的古典艺术，继而转入对现代艺术的介绍，首先从视觉和眼界上打开了女学生的思考空间。凯瑟琳将教师的工作看作是对个人理想的践行，这不可避免地与校方的教育理念相左。当妇女们把家庭制度作为自身信仰，把结婚生子作为自我独立方式，把家庭主妇作为终身职业，把丈夫、儿子的成就看做人生骄傲，女性自觉地站在附属于男人的地位，女人们即使在摆脱父母的掌控后，仍然选择温顺地接受新主人——丈夫的支配。凯瑟琳却选择了在男人的舞台上展示自我的生存哲学，她的前卫思想颠覆了一成不变的经典艺术教学，将现代主义作品大胆引入作为实用教材。

凯瑟琳在给女学生讲授梵高之时，对她们说，梵高的绘画世界并不是描摹了一个他所看到的世界，而是表现了一个他所感受到的世界。在凯瑟琳春风化雨的点拨下，女学生们从开始的蔑视这位出身平庸骑着自行车的女教师到尊重再到后来的灵魂共鸣，在卫斯理这座上流名媛聚集的小世界中，女学生展开了对自身女性命运的思考与抉择，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长久以来所接收到的来自男权社会的信息，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自己所看到的事物是否就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否是得到个人思索认证的，一直以来被忽视的自我心灵世界被打开，从蒙昧走向了理性的思考，女性自我权利的诉求以一种势不可挡之势开始萌生并壮大起来，这种诉求是代表了女性的个人思考，同时也是女性自身力量的象征。

三、反 抗

正如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中所说：“一个人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没关系，将来必将由整个民族来体验。”凯瑟琳作为一个女性教师出现在卫斯理这样的女校、出现在上世纪大多数女性仍旧生存在男性话语权、对自身处境处于蒙昧状态的时代来说，她的行为与思想是超越时代的。就其性格而言，凯瑟琳是觉醒了的女性主义者，作为反叛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婚姻的弃绝，虽然在那个时代单身女性并不鲜见，甚至是西方有着女性独身的传统，在卫斯理学院中单身女教师也大有人在，但是就像凯瑟琳的房东南希为代表的清规戒律所异化的修女式人物，这些老处女们是用自己的贞洁与牺牲维持着传统婚姻观念，她们的独身恰恰是对禁锢女性的制度的配合，而不是反抗。凯瑟琳恰恰与这些女性相反，她作为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新时代的产物，来自美国以思想自由前卫著称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使她身上自有的女性意识得以凸显。她甘愿离开加州的男友，就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证明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教师的力量与社会价值，像凯瑟琳这样不甘心于女性固有地位的自觉意识，在当时忽视女性存在的集体无意识氛围中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其先锋性却有着启蒙意义。

然而琼与贝蒂在凯瑟琳的影响下，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贝蒂坚持固守传统婚姻制度，在饱受不幸婚姻的折磨之后，她的母亲不顾其所受的痛苦，坚持要她为了保证荣誉，继续维持这名存实亡的婚姻。贝蒂的母亲身为女性，却已经沦落成封建制度的帮凶来残害自己的女儿，对于女儿命运的支配是保证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贝蒂对未来的憧憬幻灭之后，从凯瑟琳的反对者变成了最亲密的支持者，她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来重新评价自己的人生道路，重新开始寻找女性自身的人生意义，而从学业和职业中获得女性应有的社会权利与地位，最后她决定到纽约去求学。而与此相反，凯瑟琳寄予厚望的琼在重蹈贝蒂的覆辙，看上去较为独立的琼，最终在制度面前低头，放弃了去耶鲁深造的机会，回归自己家庭主妇的命运。

这部以师生互动关系为主轴的影片一经问世，便受到多方关注，许多影评人将其看做是《死亡诗社》的女性版，尽管两部影片都是教育题材都关注了教育制度问题，但是切入点还是大相径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表达女性自身诉求的电影，它所呈现出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即使是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这部影片对于女性如何发现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霞.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超越[J].江汉论坛，2001（02）.[2] 彭吉象.影视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 [英]欧纳斯特·林格伦.论电影艺术[M].何力，李庄藩，刘芸，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4]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作者简介] 肖飚（1968—），女，北京人，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学。

第三篇：国史研究论文(大跃进)

读国史有感

——关于大跃进的个人看法

20101031233 张良

摘要：以《“大跃进”的发动》一书为总的纲要，通过大跃进时期在农业，工业以及文化方面的表现，剖析大跃进运动的深层原因和大跃进对于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键字：大跃进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农业高产“卫星”大炼钢铁文化大跃进浮夸风 客观规律经验教训

半个学期的对于国史的学习，让我对与“大跃进”时期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我将把我自己的关于阅读罗平汉教授的关于《“大跃进”的发动》一书的读后感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关于本书我想提一提个人的看法。《“大跃进”的发动》这本书本书全面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决策过程和发动过程，剖析了“大跃进”得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生动再现了“大跃进”中的各种荒诞之举，深刻揭示了违背科学发展的历史教训。罗平汉教授在书中充分的为我们展现了“大跃进”提出至执行的发展始末，首先是“冒进”与“反冒进”的党内不同声音，随后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开始批判“反冒进”，提出总路线，最终使大跃进升温，全面发动！罗平汉教授用三个章节的内容分别阐述了“大跃进”在农业，工业和教科文事业三个方面的表现，在我们的面前完美的呈现了一幅“大跃进”时期我国各个方面的真实画卷。

对于本书，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大跃进”发生时期，在农业，工业以及教科文事业上所发生的种种怪诞的事情。

从农业来说，最先开始的就是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兴起。首先我要承认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这是不可抹杀的。全国水利工程按应有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

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这对于我国农业建设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人力，1957年11月为六七千万人，12月为八千万人，到1958年1月份达到1亿人。我想说的是当全国差不多六分之一的人都去修建水利工程，国家还能正常的运转没有发生大的**确实是个伟大的奇迹。这么多的人仅仅是去修水利工程，未免有些可笑！可想而知在这场运动中有多少的劳动力被浪费掉？同时这些修建好的水利工程中，只有50%至60%完全发挥出了应有的效益，而其余的很大一部分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水源问题，土地平整问题，提水工具问题而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甚至最后废弃，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由于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合理的科学规划，有些地方照搬别处的经验，忽视本地生态环境，打乱了原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甚至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在农业大跃进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各地竞放粮食高产“卫星”。大家都知

道，农业生产有自己的规律，人类可以利用自然，利用规律，却无法改变规律！就像拔苗助长一样，违背自然规律必定要受到自然的惩罚！大跃进过程中突然冒出的所谓“科学种田法”让我感到很可笑，深耕，密植，完全违背了自然规律，可想而知这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危害。就是这样的科学种田法，让全国各地竞相放出“卫星”，什么亩产“万斤”“六万斤”的报道，甚至还有“亩产十几万斤”的可笑报道，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也难，以企及。更别说在当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这些可笑的唯心主义口号竟然会在一个宣扬马克思主义相信唯物主义的国家出现！

在工业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全民大炼钢铁”。毛泽东当时提出1958年的钢铁产量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在8月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的这一提议被公开。而此时全国仅仅完成了380多万吨钢铁，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毛泽东的要求根本无法完成！因而产生了“确保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和行动，炼钢成了国家的重中之重。随后各种口号和强制性措施在全国实行开来，而大炼钢铁也开始执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口号传遍全国。炼钢人数从十几万人猛增至年底的九千万人之众，将近全国六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间接的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而炼钢的小高炉也多达百万座。我难以想象用这种原始的方法练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是合格的钢铁嘛？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整整一年，炼出来的钢只有800万吨，铁900万吨合格，其余皆为废品。我不知道这种将经济活动当作政治运动的方法有什么好处！我只知道这种不计成本的方法，浪费了国家大量的矿石，我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矿石，我只知道今天我们国家的钢铁产业还受制于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矿石出口国。原始的小高炉炼钢的方法，我不知道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农民能否炼出钢铁来，我知道的是很多都被炼成了大小不一，不平不整，含有大量杂质的铁块，甚至有很多连回炉重熔都无法进行，因为杂质太多了。由于全民炼钢，各地滥采矿石，乱伐树木，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对于之后的自然灾害也有一定的影响。“全民大炼钢铁”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了国家钢铁产业的畸形扩大，从而使与之相配套的产业被迫发展，而其他产业的发展就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导致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由于过多地利用了产业资源，加之产业扩大化，职工人数增多，使得国家的负担加重，引起了国家经济生活的高度短缺和紧张。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的抽调炼钢，全国有近10%的农作物无人收割，白白浪费掉烂在了地里，我不知道当时国家的粮食是不是已经吃不完用不尽了，我知道的是直到今天国家的粮食生产也只是勉强持平，略有盈余。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丰收年却迎来了饥荒！

文化方面的大跃进主要包括新民歌运动，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扫盲运动。这些运动无疑是对于中国普及文化知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扫盲运动对于国家的发展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充实！但是文化大跃进中，违背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基本规律，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过分强调群众需要和科学文化事业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使科技文化工作脱离了正常发展轨迹而彻底的庸俗化。甚至有了“群众出生活，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所谓的文艺创作公式，这无疑是走群众路线的简单套用和绝对化，忽视了科学文化事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违背了科教文事业的发展规律。

以上三个方面的运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干涉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超越了当时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

对于“大跃进”我一直感到很是悲哀，许许多多至今想起来根本是怪诞之极的事情明明白白的发生在了我热爱着的祖国。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用客观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大跃进”，这场运动不是因为某个人，某群人而发生的，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归结为毛主席的错误！邓小平曾这样说过：讲错误，不能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个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假象，这不符合事实。

同样，我希望的不是去探究这场运动到底是谁的错误，而是去探究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从而尽量避免类似的事情的发生。

第四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群体性事件

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群体性事件

摘要: 中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矛盾多发期，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是我国社会学的一共重要方向。本文将结合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对群体心态的研究,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群体性事件，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群体心态;群体性事件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日渐成为新的经济体制潮流,同时贫富的急剧分化也随着这潮流越发凸显。因此,社会上各种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在社会上表现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冲击着这个转型的社会。甚至有专家认为,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

一、群体性事件含义及其特征

所谓群体性事件, 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集体行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第一,参与人数众多,表现为是群体性。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在于发生的主体是多数人的参与,它将共同目的的个体,通过组织号召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团体或群体。第二,辐射范围广,主观意愿强烈强,矛盾对抗激烈。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多数以群体的感情为基调,煽动大多数人情感共鸣,甚至丧失理性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巨大的伤害。第三,事件的发生较为复杂,不易处理。多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稍微有所处理不当那么将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有时,通过互联网信息的传递,往往会掩盖事情的真相导致事态扩大。

二、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现状

结合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2012-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等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矛盾多发期，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看，主要集中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归纳近几年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可以看出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社会冲突有三个焦点问题：征地拆迁、劳资关系和环境保护。

从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看，除较为温和的集体上访之外，也出现了一些跳楼、自焚、集体下跪等各种极端特别行为。另外，群体性行为开始不止在现实中进行，网上群体性事件也开始大规模发生。

三、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

(一)政治利益分配不均,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先富带动后富”思想的推动下,我国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而,人们希望的共同富裕并没有达到,甚至,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贫富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部分人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这种政治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造成造成社会群体价值观的改变。在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时,这些人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等个方面的承受力也不尽相同。因此,如果一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不能满足,那么就会汇集大量的社会矛盾,使得他们缺乏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权力腐败现象大量产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公权力运用得不到规范,导致了大量腐败的产生。腐败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直接造成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的降低。很大部分干部作风不正,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造成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下降,导致民众情绪激化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社会转型时期,一个政府要实现稳定的社会局面,恰当的处理人民利益的矛盾,需要一个廉洁的品质作为支持,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三)沟通机制不完善,缺乏合理有效的政治沟通机制

合理有效的政治沟通机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主要制度之一。有效的沟通机制，可以让群众多渠道的倾诉自己的利益诉求,对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缓和政府与民众的对立。然而,一旦这种机制遭到破坏,民众无法通过常规政治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只有通过争议政治等其他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的增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民众在表达自己意愿时没有一个合理的沟通机制。

（四）群体心态效应，导致民众极端行为的产生

在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如教条主义、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如很多事情并不大,也不难处置,但却演变为重大群体性事件,显示出群体心态在一定条件下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作用，将会导致集体性**等极端行为的产生。

四、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节,它造成的巨大的破坏力也是不可估量的。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面，笔者认为，主要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改革分配体制，注意公平和效率的协调

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有深刻的深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并加以改正，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社会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破坏。注意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分配,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能有效避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

(二)制约转型时期的政治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转型时期的政治权利，单纯依靠道德约束不能保证权利的合法运行，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制约机制，从权力、法律、道德等多个角度制约权力,保障权力地有效运行。这样既可以提高政府的公共决策水平，提高行政效率，还可以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从而有效的化解矛盾。

(三)建立合理的沟通机制，保障民众沟通的权力

沟通是相互理解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让民众充分表达其内心所想,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合理的沟通机制。保障民众沟通的权利,让民众能通过利益集团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进而适时的改变政府的各项政策,是化解民众矛盾堆积的重要途径。

(四)加强对民众的法制教育，避免极端行为的发生

公民合法的利益表达和合理的情绪宣泄并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引导群众采取平和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有利于政府及时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诉求。但政府要加强对民众的法制教育，避免在利益表达的过程极端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美）奥罗姆 著，张华青 等译《政治社会学导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9

[2]（法国）古斯塔夫·勒庞 著，冯克利 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11

[3]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 著《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2

第五篇：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当代社会

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学年论文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当代社会“门当户对”的择偶观

社工1091班顾笑晓

摘要“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作为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习惯存在于我国婚姻土壤上几千年，一直是传统社会人们选择配偶、缔结姻缘的规则。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迅速转变，“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弱化了原本的封建落后意识,赋予了现代的进步思想，强调人们在择偶时应该讲求文化上的“门当户对”,对此本文运用初级群体的形成条件、社会交换论、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并指出择偶中讲求“门当户对”的现实意义 ,同时也指出了过于追求“门当户对”会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关键词门当户对，初级群体，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心理学，择偶观

Mate concept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match”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Summary of the “perfect match” mate concept as a long history of traditional and customa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marriage soil has been a traditional society, people choose a spouse, the conclusion of the marriage rules.At present, China is the rapid advance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mate of the “perfect match” concept has also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weakening of the original feudal backward consciousness , giving a modern progressive thinking, emphasizing the “perfect match” should emphasize the cultural choice of a wife, In this paper,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the primary group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y theory of reasonable carried out to explai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rfect match” in the mate, also pointed out too far in pursuing the “perfect match” will br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KeywordsPerfect match, primary group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Mate Choice

择偶是人生中一次至关重要的抉择，它关系着青年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后续过程，决定着青年未来生活的稳定与幸福与否。选择什么样的人与自己相伴终生，对方应该具备

哪些必要的基本条件？每个想要走进婚姻殿堂的人都会在社会环境与主观意志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择偶标准”。门当户对一直是传统社会人们选择配偶、缔结婚姻的度量规则，基于建立美满婚姻的目的，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同样在遵从这种择偶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今天的“门当户对”有了全新的意义，即摒弃了旧时代落后封建的成分，融入了新时代进步理性的成分。究竟当代择偶观念的“门当户对”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标准又如何影响人们的择偶行为的呢？我们又如何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当代社会“门当户对”的择偶行为呢？

一、当代社会“门当户对”择偶观的内涵

（一）门当户对的历史含义

有学者认为，“门当户对”一词的出处最早是在元朝的王石甫所写的《西厢记》

注释

[1]《中国婚姻史》，第112页.[2]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3]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第1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4]陈一筠.情感与婚姻[M].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

[5]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美〕戴维?波普若.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霍曼斯.《作为交换来看人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章第29页.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韩琳琳.社会学视角下对当代社会“门当户对”择偶观的再认识[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4）

3、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 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M].三联书店, 20064、霍曼斯在《作为交换来看人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5、王琼.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谈现代社会的门当户对观.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河北保定，2003年

6、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研究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7、邓伟志，徐荣.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杨兴亮.社会转型期门当户对择偶观的选择偏好--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剩女”现象浅析，201110、王丹丹.社会工作视野下我国婚姻家庭问题的处遇探析，《社会工作》学术版，2006年第10期下半月

11、沈洲.婚姻的30个忠告，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0月

12、[加]大卫.切尔著，彭铟旎译，家庭生活的社会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