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例
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这对我国社会管理构成巨大挑战。只有坚定不移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才能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然而,在各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有弱化社区在社会管理中基础地位的倾向,这可能导致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走向误区。社区是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载体,也是政府与居民直接互动的平台,其基础地位不但不应弱化反而更应加强。本研究以武汉市江汉区为分析对象,从江汉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管理的实践、问题以及对策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江汉区社会管理创新实践
(一)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的创新实践 1.培育了志愿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
2008年,江汉区民政局指导成立江汉区社区志愿者协会,并发展至各个街道各个社区。除了全区层面的志愿服务组织之外,各个社区根据自身实际,也引导组织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组织。例如,在社区层面的社区居委会负责人通过走访观察,发现社区里的能工巧匠,将动员他们带领其他一些热心居民组织成一个家政志愿服务队,为居民免费提供一些家用电器修理、水暖照明设备维修服务,或者收取少量成本费。一些社区将家政服务的范围拓展到提供快餐、接送孩子上学等等服务项目。
2.发展了文体娱乐类社区社会组织
文体娱乐类社区社会组织一部分是居委会发现人才并引导扶持成立,另一部分是有文体特长的专业人士自发成立的,在满足自身兴趣爱好需要的同时也带动居民共同参与,还可以为社区甚或街道举办群众性文体活动带来方便。文体娱乐类社区社会组织在各个社区都有,比如京剧团、书画班、舞蹈队、太极扇队、合唱团等等。
3.成立了非营利性物业服务组织
江汉区辖区以老城区为主,而老城区的物业管理一直是个老大难。由于空间上相对开放、居住相对分散、居民经济承受能力弱,所以不可能完全实行市场化的物业管理。在实践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满春街小夹社区率先实行门栋自治,肖家社区实行了院落自治。唐家墩街西桥社区创造性地成立自助物业服务站。
4.创建了综合型社区社会组织
满春街“都市田园”协会从最初的兴趣爱好到街道环境绿化再到志愿服务,成为一个综合性社区社会组织。
5.成立了维权类社区社会组织
江汉区万松街武展社区“打工妹之家”就属于扶助弱势群体这一类。还有一些社区成立“新居民之家”等等,为外来务工人员维护合法权益、享受正常福利、进行利益表达、参与社区服务提供了一个平台。6.创新了业委会筹备模式
针对居民小区物业收费乱、业委会“成立难、换届难”问题,结合2011年1月1日新版《武汉市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江汉区汉兴街办事处牵头,在辖区内探索并推广“业委会筹备模式”,试图打破业委会“两难”僵局。7.划拨了专项社区民间组织孵化基金
自2011年开始,江汉区政府每年投入200万民间组织孵化基金,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也激励社区居委会积极培育社会组织。
(二)社区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创新实践
第一轮社区体制改革也即中国社区建设的“江汉模式”。1.政府职能社区化。“五个到社区”: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实现政府职能部门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强化区政府职能部门功能。
2.社区监督考评街道和区职能部门。政府职能部门普遍在社区建立了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居民的监督。
3.理顺关系、明晰权责。在街道与社区关系中,由过去的“领导与被领导”转变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
4.确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权责关系原则。赋予社区居委会协助政府履行社会职能的权力,落实社区居委会协助政府履行社会职能的经费。
第二轮社区体制改革也被称为“八大员”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机构重组、人员整合、职能剥离、权责对等、综合执法等。1.机构重组
根据“八大员”工作要求和服务功能的分类,在街社区服务中心下,以社区居委会为依托,在每个社区设立一个社区公共服务站,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和社区日常治安秩序和环境的管控。同时,在街社区服务中心下成立街道机动巡逻队,负责街辖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的治安、环境秩序的巡逻工作。每个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站长1名,副站长1名,日常工作由站长负责安排,副站长协助工作(主要负责社区治安和环境管控),站长、副站长在各站工作人员内产生。2.人员整合
街道办事处现有职能科室和人员编制作重新调整,分别整合进街道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办公室、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街道经济服务中心。
“八大员”分别整合进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街道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办公室。一是将分散在各个社区的低保专干、计生专干、劳动和社会保障专干整合进社区服务中心,由社区服务中心统一调配;二是将分散在各个社区和各条条上面的“门前三包”员、网格化监督员、城管协管员、外来人口协管员、安保队员整合进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办公室,由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办公室统一调配;三是将“八大员”中素质能力低、服务意识差的人员解聘,面向社会重新招聘,以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效率。3.职能剥离
将居委会身上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城市管理职能分别剥离给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街道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办公室,使居委会集中精力从事社区自治。通过职能剥离,实现政府公共管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自治三重职能的分离。4.权责对等
严格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理顺区政府职能部门与街道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办公室、社区服务中心的权责关系。5.综合执法
街道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办公室的协管员承担三项职能:(1)提供线索信息,特别是违规行为;(2)对违规行为进行宣传、教育和规劝;(3)对违规行为行使有限的执法权。
二、江汉区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尚存问题
1.社区社会组织类型单一,成员组成以边缘群体为主
据调查发现,社区社会组织大多数是志愿服务类和文化娱乐类。而志愿服务类组织的主体成员则是社区低保户、离退休党员和社区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主要以“老、少、弱”三类人群为主,老年人为丰富晚年生活多参加文化娱乐类社会组织,青少年多参加各类兴趣班的学习及一些文体活动或志愿服务,而低保户为了领取低保金必须参加社区组织的公益劳动。中青年群体并不是没有社区参与的需求,主要是社区没有成立针对他们需求的相应社会组织。
2.社区社会组织被组织多、自组织少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大多数都是在社区居委会的引导、组织、扶持下成立的。自发成立的社团组织主要是健身娱乐的舞蹈队、太极拳队、合唱团、京剧团等等。被组织的社会组织比自组织的社会组织在自主性方面缺少很多,因为被组织更多是要考虑组织方的意愿而较少考虑组织成员的需求。
3.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经费困难、场地紧张
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普遍缺乏活动经费,既没有政府的专项资助也没有社会的定期捐助,只有社区居委会的临时救济,这是影响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瓶颈。一些居民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但是苦于经费问题,没有办法开展工作。还有的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来自物业公司,但是这样就受制于物业公司,很难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也就很难起到监督物业公司的作用。现在,很多业主委员会面临成立难和换届难的事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费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反倒是自发成立的健身舞队的活动经费有保障,因为它依靠队员自觉自愿交纳的会费维持运转。
4.社区社会组织功能单
一、以自我需求满足为主,公共需求为辅
社区社会组织以志愿服务和文体娱乐为主,而例如公益慈善类和社区维权类社会组织相对较少。虽然志愿服务类也是关注公共利益,但是由于社区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多数是在社区居委会组织下开展活动,虽然从事的是社区公共服务,但行为较为被动甚至有一定的强制性,所以很难真正培育出志愿精神。而那些自娱自乐的兴趣类团体,也主要是关注自身的健康和娱乐,很少关心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公共性。那些应该为居民公共利益服务的业主委员会,也有一部分是在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操控下,不能真正代表业主。另外,一些业主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反倒会通过牺牲公共利益来满足私利。总之,维权类的社会组织因运行不规范也存在公共性不足的问题。
5.社区社会组织成长的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缺乏
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发育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家层面,一直到2010年中办发〔2010〕27号文件的出台,国家才正式通过政策文件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要求。地方层面,江汉区政府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鼓励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另外,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一些公益性捐赠活动具有短期性、临时性、随意性,所得的社会捐赠也大多是现款现用,不利于公益事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6.基层政府及社区居委会对社区社会组织认识不足
政府部分领导、部门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方向与必要性认识还不够,认识上的不足或误区带来了工作指导力度上的不足。一些社区居民对民间组织的认识比较淡薄,公益意识较弱,参加其举办的活动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无组织性,制约了社区民间组织规范、健康有序地发展。
7.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凝聚力和规范性不够
一般社区民间组织无科层化体制设置,没有沿用部门齐备,职能分工明确的“单位”管理模式。内部管理上很大程度取决于精英人物或核心骨干人员的个人素质与运控能力。组织的约束性也不强,从而造成良莠不齐的状况,缺乏自觉服从社会规范即社团自律的总体性保障。
8.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公民需求匹配度不高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其基础是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提供服务,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种种原因,社区社会组织还不能在提供的公共服务上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能反映社会成员的真正需要。
三、如何以社区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
1.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政府要主动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防范心理和严格控制的做法,从建设新型社区、构筑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高度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同时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协调、指导和监督,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不能因此就以政府的价值取向来裁定哪些社区社会组织应该发展、哪些不应该发展,而要以社会居民的需要为基准。
在税收政策上,对于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事社区服务活动在区别认定后给以免税、减税等优惠政策,以鼓励它们投身于社区公益性、低偿性服务。将社区社会组织纳入政府采购范畴,保障社区民间非营利机构获得政府资金支持。政府还要及早出台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员工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并与社会整体的人事、福利、社会保障体制接轨,以增强社区民间服务机构对人才的吸引力。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社区发展社会企业。
2.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
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可通过专款专用的形式下拨给社区,由社区居委会或下设的专门委员会管理,用于资助这类社团开展活动,并对一些成绩突出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表彰。政府划拨专项经费孵化社区社会组织。
3.支持专业社工培训及引进
为适应社区建设的需求,需要逐步有计划地开展社区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同时,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吸引和录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到社区服务机构就业。
4.给予社区社会组织合适的发展空间实现社区自治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在于政府让渡空间的多少,也就是政府在社会管理上的角色和功能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绝对退出,退出不等于不管,而是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5.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1)树立整体政府理念。整体政府理念是在反思和扬弃碎片化的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整体政府”的理念,力图破解新公共管理困局。所谓整体政府,就是“公共服务机构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而实行的跨部门协作,以及为了解决某些特殊问题组成的联合机构。
(2)重塑公共行政理念。目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风险在于特殊利益独大,公共行政变成自我利益追逐的领域。政府部门主义和部门行政就是这种风险的典型代表。公共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满足公共需要的行政管理模式,它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3)树立公共利益至上价值理念。定位服务角色社会管理为了满足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需求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实现公共利益和促进公平正义为目标,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任务。
6.优化政府职能结构
其一,在政府职能的价值导向上,公共服务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解决为聚焦点,反对部门主义。其二,在政府职能的权力关系上,公共服务既要尊重各个主体公共服务治理中地位的平等与自主,又要注重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与互动,交叠嵌套的政府职能主要是“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相互合作。”其三,在政府职能的功能界定上,公共服务要通过各级政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之间的角色界定,发挥各个治理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形成自主治理网络,集中全社会的智慧与资源共同解决各类区域公共服务问题。同时,通过彰显公民权、民主和公共利益,超越对个体利益的单纯追求,实现各个个体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和谐。其四,在政府职能的绩效评价上,公共服务要求废除单纯以GDP为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7.创新公共服务机制
公共服务是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组成的复杂治理系统,主体的多元化就必然出现各个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激励与约束问题。竞争和合作既不是自发市场经济下竞争过度而合作不足的状态,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无偿合作而竞争不足的状态,而是一种基于法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合作关系,竞争是手段,合作才是目的。
激励和约束则包括:其一,改革传统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机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法律、风险和组织约束,诱导政府职能部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注重追求区域公共利益,实现公私利益的统一。其二,健全以政府财政为主体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政府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与支持力度。其三,加快建设公民社会,真正赋予公民在公共服务治理中的权利与责任。要超越新公共管理在公共服务问题上的顾客主义取向和做法,与顾客不同,公民是更大治理环境中权利的享有者和责任承担者。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服务治理会激励他更加关注邻里和社区的持续发展,约束并超越其短期利益,为邻里和社区发生的事情承担公民责任。
传统的社会管理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地位,忽略了社会的重要作用。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管理不仅是政府管理社会,更重要的是社会管理社会,只有培育社会、发展社会,才能创建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
第二篇:社区矫正: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研究——以漳州市芗城区为例
社区矫正: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研究
——以漳州市芗城区为例
李刚强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漳州分校,福建漳州,363000)[内容摘要]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领域之一,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完善社区矫正机制,能够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化解社会矛盾,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漳州市芗城区不断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在完善社区矫正机制方面也面临了诸多困境。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应该进一步探索体制机制建设,创新管理方式,推动社区矫正工作不断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管理不断创新。
[关键词]社区矫正 社会管理 漳州
[Abstract]Community correction is one of the social management field,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social management.Perfect community correction mechanism, to achieve social stability and order, to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maintain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In recent years, Zhangzhou Xiangcheng District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work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nd achieved gratifying result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erfect community correction mechanism is also facing a lot of difficulties.Strengthening social management marketing background,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work, and promote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keyword] community correction
social management
Zhangzhou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加强和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在规范行为,平衡利益,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维护公平正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矫正是对特殊人群的一种管理,是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加以管理和改造的一种方式,因此是社会管理领域之一,推进社区矫正的完善与创新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够使和谐因素得到最大化,使不和谐因素急剧缩减,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我国于2003年开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至今已在全国27个省市部分地区展开。漳州市于2009年3月18日正式启动该项工作,芗城区被确定为试点区。几年来,芗城区在东铺头、石亭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效果明显。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漳州市芗城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探索
芗城区被列为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后,根据漳委政[2009]10号文件《漳州市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精神,结合芗城区实际,就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适用范围、主要任务、工作机构、工作队伍、工作制度等多方面下发文件做了规定,明确社区矫正工作由政法委牵头协调,司法局组织实施,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主要依靠各镇、街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热心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区(村)居委会成员对户口(户籍地)在芗城区,长期居住在试点区的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核准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类罪犯,进行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并帮助社区矫正对象解决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引导其认罪服法,弃恶从善,使之人格重新社会化,顺利回归社会。主要做法有:
(一)建立组织机构,保障矫正试点顺利开展。试点镇街相应成立镇(街)、村(居)两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同时在试点镇街各个行政村都组成“四帮一”帮教小组,即司法所工作人员、派出所片区民
警、村书记、村治保主任的帮教小组,积极做好教、引、管工作,并在社区矫正办公室安排了社区服刑人员谈心室、办公室,并配备办公桌椅、文件橱等办公设施,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社区矫正良好氛围。试点镇街充分利用宣传栏、电视和报刊杂志等媒介向社会大力宣传社区矫正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营造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良好氛围。自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共召开会议宣传36次,组织矫正咨询84次,发放各种宣传单4000多份。通过不同形式的宣传以及组织学习教育,矫正对象提高了思想认识,改变了思想观念,矫正了不良行为,提升了道德品行。
(三)制定矫正个案,促进社区矫正管教落实。试点镇街司法所按照“三谈一归”的方法,坚持与矫正对象谈话,坚持与矫正对象的家属谈话,坚持与矫正对象的邻里谈话,并且注重不同对象的谈话内容,并将这些谈话内容归纳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进而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为了确保矫正方案的针对性和适应性,首先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必须全面了解矫正对象的年龄、心理、思想、需求以及家庭等因素,其次必须对矫正方案进行及时的评估调整。司法所应定期对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对方案进行调整。
(四)规范工作流程,促进社区矫正平台建设。司法所认真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衔接登记工作,矫正对象到司法所报到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及时与每位对象进行一次深入的谈心工作,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生活、就业情况,并使矫正对象明确矫正工作制度和管理要求,签定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和帮教协议书,分发《社区服刑人员必读本》,牢固树立和强化矫正对象的服刑思想。司法所对每名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建立了规范、详细的档案和台帐,内容包括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情况、各类法律文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帮教协议书、走访登记、谈话记录和电话汇报等方面的资料,做到存放整齐、格式统一、登记规范和管理有序。在管理机制上,充分发挥镇、村两级管理网络的作用,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从而杜绝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
(五)实施人性改造,切实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为加强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和监督管理,提高矫正服刑人员的悔罪意识、责任意识及法律意识,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了让矫正对象感受到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差距,司法
所做到“三不三多”,即不嫌弃、不歧视、不纠缠旧账,思想上多交流、生活上多关心、就业上多帮扶,采取了电话交谈、家庭走访、个别谈话、感化心灵等方式对矫正对象进行人性化的挽救,从思想和生活上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对其进行帮教感化,从行为上、心理上对矫正对象起到极大的促动和震慑作用,增强社区矫正对象接受改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漳州芗城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困境
经过几年来的试点工作,芗城区虽然在社区矫正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主观方面的,又有客观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力度不够,社会认知度不高。社区矫正的社会认知度很低,例如很多矫正对象都会抱怨:法院判决了为什么还要来这里矫正?社会认知度低造成了社会矫正志愿者的招募难上加难,志愿者几乎都是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矫正对象的家人。再加上试点时间短,宣传方法较简单,力度还远远不够,大多数人对社区矫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认识不足,片面地认为这是一项常规性的政法工作,是司法部门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有些群众受传统重刑主义影响,误解为“犯罪不坐牢”,既有损法律尊严也给社区埋下安全隐患等等。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影响了此项工作的开展。
(二)经费缺乏保障,办公设施还是比较简单。受地方财力影响,加上目前上级财政部门尚未作出专门预算,工作经费缺乏保障。芗城区目前人均每人年经费投入800元左右,而杭州、泉州等地人均为2000元。而接收一个社区矫正对象,所需的建档打印费、交通费、通讯费等至少需要300元。经费的欠缺,影响和制约了此项工作的开展。此外,司法所办公场所狭小,办公设备简陋,交通工具落后,用于矫正对象的档案管理、心理矫正方面的硬件设施更是缺乏保障。
(三)专业人才匮乏,矫正质量有待提高。社区矫正从业者往往是从一般的社区工作者转换而来,并且多为兼职人员,对相关政策法规、工作流程不熟悉,缺乏刑罚执行经验。志愿者多由社区居委会成员、退休干部、热心者组成,有名无实者居多,开展活动有限。存在以下几种困扰:一是教改模式趋同,矫正“个案”针对性不强,缺乏对不同罪犯个体情况的深入分析,不能因人而异制定重点并适时调整。二是矫正教育形式单一。虽然芗城区制定了11项关于矫正对象报
到、外出请假、迁居等教育管理制度,但学习内容、方式单一,主要以法律、政策形势、道德规范内容的灌输为主,使矫正对象感到枯燥乏味,效果不明显。三是帮扶保障难以落实。矫正对象处于社会边缘,因为特殊的“罪犯”身份往往被排除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自身及家庭问题较多,一些人家庭贫困,生活没有保障,难以摆脱破罐破摔的消极思想,而这些实际困难,受事权制约,相关司法所、社区帮助解决的能力有限。
(四)矫正立法滞后,运行机制不够通畅。由于社区矫正运行时间较短,管理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存在脱管、漏管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接收衔接机制不健全。法院、监狱、看守所向派出所、司法所办理移交的法律文书不规范、不及时,人员、档案不能同时移交,常常脱节,令人担忧。二是日常监管机制不健全。因为人手短缺、交通不便等原因,日常监管中定期“听声见人”的制度较难落实。而“人户分离”的外出务工和经商人员异地托管也常遭遇推诿、拒绝。三是考核奖惩机制不健全。虽已建立《芗城区开展社区矫正对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考核计分、奖惩办法和程序,但有关收监执行、减刑、解除矫正等只能由公安、法院、监狱决定执行,社区矫正部门没有权力,这样就不能有效地制约矫正对象,无法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功效。四是社区矫正工作立法滞后。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只是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适用范围、工作任务、工作要求等作出规定,而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等一系列工作未做法律上的规定,使得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可操作性。
三、完善社区矫正机制,助推社会管理创新
社区矫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也就没有社会和谐,我们要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通过近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为此,提出如下对策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群众工作等,任务艰巨,难度大。应该把公、检、法等部门纳入到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协调
社区矫正工作,并切实发挥督促考核作用,[1]并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工作当中。首先要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芗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芗城”建设总体规划,层层分解责任,并落到具体的单位、具体的人员。其次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考核力度,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领导要将社区矫正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周密部署,亲自过问,定期听取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后要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分工负责、衔接配合的长效机制,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给予社区矫正工作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协调解决硬件投入、人员配备、工作经费等问题。
(二)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它的出现并被社会所接受,都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新闻、宣传等部门和矫正机构要把社区矫正作为“五五”普法重要内容,结合开展“六进社区”活动,针对社会上对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和理解误区,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刊、互联网、宣传栏以及其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准确地宣传社区矫正工作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消除群众的误解和疑虑,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为社区矫正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2]并通过宣传先进经验、矫正对象成功转化的典型以及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打消社会对社区矫正的不必要疑虑,让全社会尽快理解、接受和广泛参与社区矫正这项新生事物。让社区矫正逐渐成为改造罪犯的最有效的方法,从而实现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
(三)突出工作重点,防止脱管漏管。芗城区社区矫正工作才刚刚起步,经验不足,探索并完善管理方法迫在眉睫:一是实现无缝衔接,由政法委牵头,密切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如:司法所、派出所、检察院等的联系,形成合力,共同负责,防止脱管漏管。二是建立判决(裁定、决定)前的评估、矫正对象风险评估、矫正质量评估三项制度,将评估报告作为适用非监禁刑罚、实施分类管理、个案矫正、心理矫正和衡量成效的依据。三是以人为本,科学管理。根据矫正对象的犯罪类型、心理特征、家庭背景等不同特点,落实“包对象、包帮教、包成效”等“三包”责任制。做到因人施教、个性化矫正,确保矫正质量。四是正确处理好人性化管理与刑罚执行严肃性的关系,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特点和优势,建立矫正对象就业安置的生活保障制
度,帮助解决就业、子女教育、消除心理障碍等实际困难和问题,促进其成功改造和顺利重返社会。[3]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供经费保障。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法律性和专业性,工作量大且工作要求高。如果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没有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社区矫正工作就难以稳步健康发展。一要利用政法专项编制进一步充实基层司法所人员力量,确保每个司法所配备1名副科级司法所长,2名以上司法助理员,2名以上专职社区矫正人员;而且要对他们进行定期培训,为他们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二要组建一支由专家学者、退休政法干警以及律师、村居干部等人员组成的矫正服务队,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和矫正质量。三要发挥村(社区)调委会、治保会、协管员等基层综治力量,共同落实管控防范措施。四要加大对社区矫正经费的保障力度,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办案业务经费、行政运行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
总之,社区矫正是人类文明作用于刑罚制度的体现,是我国司法工作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降低刑罚执行成本,调动罪犯自觉改造的积极性,提高改造质量,为其顺利回归社会提前做好铺垫,对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吉林省司法厅.《破解难题 夯实基础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形成长效机制》[J].人民调解,2009,(12):18.[2]江苏省司法厅.《提高矫正质量 促进社会和谐》[J].人民调解,2010,(1):27.[3]郑生贵.《探索开拓社区矫正工作新途径》[J].人民调解,2010,(6):13.
第三篇: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社会组织和社区)提纲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作用研究”
课题调研提纲
(社会组织)
1、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分析;
2、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完善社会组织;
3、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
4、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带来哪些新要求、新挑战;
5、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遇到什么问题、困难;
6、今后,以党建创新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主要工作思
路和对策;
7、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中党组织、党员在社
区管理创新中积极作用的对策、建议;
8、行业协会在党委政府指导下,在对所在行业进行管理过
程中,有什么新做法新成效;
9、社会中介组织在行业协会的指导、管理下,在为社会提
供服务方面有什么新做法新成效。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作用研究”
课题调研提纲
(社区)
1、对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建设管理中发挥作用的基本评估;
2、社会管理创新对社区党组织带来哪些新要求、新挑战;
3、当前,社区社会管理创新遇到什么问题、困难;
4、今后,以党建创新推动社区管理创新的思考与建议对
策;
第四篇:社区社会管理创新
“五大”转变做强管理基石
http://(2011-08-05 17:36:35)来源:四川日报第06版
□黄进(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相关新闻背景:绵阳涪城区成功做好社会管理的“五零工作法”
与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相比较,绵州社区的 “五零工作法”实现了这样“五大”转变:一是在重视程度上,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视,把社会管理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重视社区的社会管理;二是在管理主体上,改变了单一的行政管理,既强调上下齐抓共管,更强调横向整合联动,大力整合辖区资源,完善共驻共建机制,取得了让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1+1>2”的合力效益,实现了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协同化;
三是在管理方式上,通过畅通民意、连接民心等方式,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重视协商协调转变,使管理柔性化、人性化;四是在管理内容上,将社区服务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全面、快捷、有效地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社区成为群众的“贴心人”;五是在管理环节上,以加强和谐社区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突破口,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以熄火化怨、贴心服务、关爱帮扶等工作方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矛盾源头。
从全省范围来看,绵州社区的创新实践活动是在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涌现出来的典范,是我省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杰出代表。
目前,我省共有城乡社区9079个,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城镇及其附近郊区。社区与行政村相比,经济较发达、社会发育程度高、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高、社区成员的异质性强、生活方式多样、社会治安更加复杂。有事无人管、有事无力管、有事难以管、有事管不好等情况在一些社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管理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力度不够、创新办法不多、创新效果不佳等情况在一些社区也还存在。加强和创新我省社区的社会管理工作十分必要和紧迫,目前,我省社区的社会管理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
一要高度重视社区的社会管理,积极探索总结经验。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石,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微观载体。我省社区组织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和实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总结社区经验,既为整个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新鲜素材,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使用。
二要努力创新社区管理的组织体制,建立社区治理新模式。创新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政府与社会双向进入、良性互动的社区公民治理新模式,整合资源,促进参与,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这一创新涉及区(县)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居委会和居民院落组织体系的重新建构和职能定位。目前,社区管理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工作重心下移。
三要努力创新社区管理的制度体系,消解矛盾,增强活力。加强源头治理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好民生、民主、民心问题,尽可能防止、减少、弱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产生。加强社区民约、公民道德等行为规范体系,通过自律、互律、他律,形成既要维护社区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区环境。完善社区民主决策机制,增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民主管理,杜绝“代民做主”。强化社区的动态协调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诉求表达机制、矛盾纠纷滚动排查和预警机制、矛盾调解机制以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以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积极转化。要推进社区应急管理体制建设,加强全民风险防范和社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总之,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应当成为党委领导的坚强基石,政府负责的重要依托,社会协同的有力载体,公众参与的有效平台。我们期待着通过各级政府和组织的努力,社区能够尽快实现在社会管理中的科学定位、角色发挥和职能优化。
第五篇:社会管理创新社区
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
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所在。多年的社区管理工作使我对社区社会管理创新有了一定的,特别是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以后,我在重点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以加强社区管理创新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一个是如何以社区建设能力提高促进社会建设能力提高。这两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贯彻落实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新要求,紧紧联系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社区发展的实际,重点解决能力不足的风险,不断提高加强社区管理的本领,努力把社区建设得更加和谐幸福,让党放心,让居民更加满意。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原有的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体、特殊群体汇聚到社区,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沉淀到社区,越来越多的居民生产生活需求集中到社区,社区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而原有的管理体制机制以及方式严重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改革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模式和方式,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太原市社区建设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特别是社区居委会的群众性、基础性和自
治性,在化解社会矛盾、加强邻里和睦、强化社会服务功能、推进民主进程、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严重。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并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实际上社区居委会的直接管理者是街道,管理模式基本沿用机关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社区的人财物支配权在街道,使社区工作自主性受到限制。
在资金管理方面,大部分街道并未落实“居财街管、管用分开”的管理制度,社区居委会花多少钱、花什么钱基本由街道决定,社区经费普遍存在和街道经费捆绑使用的情况,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改变用途和挪用现象。
在人员管理方面,社区工作者的使用、去留全部由街道负责,导致社区工作者眼睛只盯着上面,在与居民的联系、沟通、服务方面下的功夫不够。由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造成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社区居委会工作内容严重“膨胀”,负担不断加重。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弱化,特别是为居民服务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是管理部门职能交叉。城市基层管理主要体现为社区的管理服务,这无疑也成为街道的主要职责,但是基层民政部门又是指导和管理社区建设的政府职能部门,社区工作服务站的建立,将原来街道承担的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划拨出
去,这种矛盾更加突出。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在社会管理领域职能、功能雷同,机构重叠,街道办事处成为了“二传手”,这样不仅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降低了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也造成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严重的问题。
三是资源难以整合。各级民政部门按照职能在社区建设工作中承担着组织、协调、统筹的作用,但实际上民政部门在社区建设的管理和服务中没有相应的财权和人权,因而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和组织手段,难以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发挥对社区发展的总体统筹和协调作用。各部门在工作重点下沉社区的过程中,都从自身工作的角度出发,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难以实现资源共享,不利于社区的规范化建设。如社区居民基本信息库建设,公安、计生等部门使用的是不同软件,社区居委会为此做了许多重复性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浪费,也加大了基层的负担。
四是社区建设经费投入不足。经费保障是社区居委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近几年来,各级财政对社区建设的投入逐年增加,但仍滞后于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社区居委会基础设施和办公经费以及人员待遇上。有的甚至连取暖费、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特别是随着社区办公和活动用房面积的不断增加,各项开支的加大,社区维护运转经费将更加困难。社区工作人员待遇普遍偏低,有的甚至低于当地最低 3
工资水平。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的开展和社区工作队伍的稳定性。
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在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在基层。加快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
建议:一要撤销城区辖区的街道办事处,减少行政层级。应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出发,社区管理局作为政府管理社区的职能部门,统筹、协调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加强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的指导,逐步取消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工作站要作为社区居委会的办事机构,协助政府承担起政府给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让居民办事更加便利、快捷。同时社区居委会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保护社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属于自治范围内的社区公共事务。但其他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办理的,不得硬性摊派和转嫁给社区居委会,不得以行政命令直接向社区居委会分派任务和下达指标;凡依法应由社区居委会协助的事项,必须为社区居委会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凡需委托给社区居委会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凡属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未经基层社区管理部门审核批准进入社区的服务事项,社区居委会一律不予承担。任何单位和部门未经审核 4
批准,不得在社区设机构、挂牌子、搞评比,切实减轻社区工作负担,理顺社区工作关系。
二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社区民间组织在扩大社区基层民主,扩展社区自我服务,活跃社区文化,丰富居民业余生活,提高居民参与水平,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从事各种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很高,如社区服务组织、老年大学、志愿者队伍、舞蹈模特、书法诗画、健身等都非常活跃,对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组织的日常管理还不规范,大部分没有登记,我们开始实行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同时给予在社会上具有示范作用的社区社会组织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土壤。这就需要从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做起,营造发展的环境,加大培育的力度。这样就能够解决政府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问题,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把政府的很多公共服务工作交给民间组织办理,明确转移职能的范围、事项,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要加大政府财政扶持力度,增强社区居委会的服务功能。各级政府要将社区居委会办公、运转经费和社区工作者工资待遇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自然增长机制。地方政府要担负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职责,将社区居委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和社区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并与社区卫生、警务、文化、体育、养老等服务设施统筹规划和建设。社区居委会的基础设施的产权应属于国有,并积极为社区居委会开展工作创造条件,鼓励社区居委会在法律范围内,根据所辖居民的需求开展各项工作,为广大居民提供最便捷、最优质的服务。
社区管理和服务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只有不断强化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才能使城乡基层保持和谐稳定,进而为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打牢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