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本站推荐]

第一篇：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本站推荐]

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李伟梁

【内容摘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很好融入城市社会，是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稳定的重要问题。他们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但从总体上说仍只是部分地融入城市社会。作为少数族群，他们的族群认同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性”，极大地促进了族群内部的整合，但不利于城市社会各族群之间的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既遭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的限制，从而使其社会融入困难重重。应该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但不能对少数民族“一味”地实行保护政策，否则会形成“隔离”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关 键 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族群认同；社会排斥

【作者简介】李伟梁，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0）02-0035-06

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内，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以及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边疆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内地城市务工和经商的数量逐渐增加。这对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了解、学习和合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内地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活跃市场，丰富城市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增加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大了城市民族工作的难度，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就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族群认同

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也称社会融合，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即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的三种生存状态[1]。由于移民与东道主社会之间存在严重的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围绕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纷纷开展了有关政策的制定，出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报告。早在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就将社会融入作为社会发展三大领域之一，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切实推动社会融入。会议指出，社会融入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责任，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社会融合不只是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虽然社会融入的概念很难界定，但有学者认为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可以定义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社会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社会融入是一种个人的和群体的现象，包括态度以及行为的改变；融入包括整体性融入和差异性融入，后者就是对主流社会的选择性适应。移民融入问题，应该说是世界各国均会遇到的共同性问题，所不同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更多是跨国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问题，而中国则主要是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2]。在本文的研究中，社会融入主要指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之后，不断地在就业创业、娱乐消费、语言文化、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作出种种调适，在适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与周围社会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和状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其中，经济层面的融入主要是城市就业和收入，也就是职业上的转换；社会层面的融入主要是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方面的市民化；心理层面上的融入主要是自我认同和心理归属。其社会融入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心理结构的逐步消解的过程，即在经济上，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在社会上，从农民向市民、外地人向本地人转变；在心理上，包括认同和归属两个方面的转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经济生活的立足阶段”到“社会行为适应阶段”，再到“现代心理认同阶段”的逐步递进深入过程[3]。其中，经济生活的立足是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其次就是社会交往与文化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语言文字、培训学习、社区参与、休闲娱乐和节日庆祝等行为适应，最后是心理感受，包括生活满意度、留城倾向、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权威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包括其城市适应，更指的是其最终“沉淀”于市民社会中，成为新市民。如果说以汉族为主的农民工主体在经济、生活上已经基本上“融入”或“卷入”了城市社会，那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农民工）只能说是部分地“融入”或“卷入”城市社会。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职业、社会交往、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等方面的社会融入程度相对更低。

作为少数族群，在移民之后往往保持自己的种族与文化认同，因为这关系着族群自身整体利益的问题，如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的合法权益、平等地位等等[5]。族裔聚集地是一个家族、邻居、朋友和从事少数族裔雇工和消费的相识之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其族裔边界是彼此承认对方为与我们一样的人或在同一个时段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群。语言、宗教、生理、态度、服装、食物及消费品共同形成某一群体的突出文化标志，并且演变成辨认其文化内涵的基础[6]。在城市里，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平时生活环境的改变，其原本“隐而不见”的族群（差别）意识会得到激发和进一步明确[7]，或者说，其族群认同意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在更多的时候，这种族群认同是一种“选择性认同”，或者基于特定地域的族群关系，或者基于族群权益的保障策略。就其正功能而言，它加强了族群内部的整合，增强了族群成员的生存适应能力，还有集体行动能力，能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但这种“选择性”的族群认同，既有可能降低了城市社会的秩序稳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城市认同，从而不利于其城市融入的推进。另外，这种“选择性”的族群认同加上一些外部因素的作用，最终会形成比较明显的“族群区隔”，例如，在武汉市的维吾尔族、回族和藏族等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关系状态就是如此①。这种族群区隔的形成一方面意味着不同族群之间的区别和隔膜的存在，但同时也意味着族群之间的隔离状态已经被打破，或者说族群之间的融合已经或正在逐步形成。按照连续统的方法，大概可以得到一条比较清晰的从“族群隔离”到“族群区隔”再到“族群融合”的族群关系演化路径。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排斥与自我限制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进入到城市之后，他们在不断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地遭到来自社会的排斥，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的限制。

与社会融入经常一起使用的概念就是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所谓社会排斥就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状态[8]。现代社会中，外来移民、流动人口、罪犯和穷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如果不断加剧，就会产生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态度往往是“经济吸纳、社会拒入”，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之一。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必要的权益保障，与城市主流社会往往存在很大的距离，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往往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包括就业岗位、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生活待遇、执法、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歧视。他们虽然长期居住、工作于城市中，但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在心理上，他们都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顺利融入其中，这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以及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的建立。尽早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符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的最大利益。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拒入，包括主观拒入和客观拒入两个方面，前者如社会歧视，后者如户籍壁垒、社会保障缺失等。实际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不仅仅遭受了社会排斥，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这种自我限制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拒入。与普通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自我限制”特征要更加强烈些。这种“自我限制”一方面有利于其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民族特色的保留，避免了绝对同化，但另外一方面却使其社会融入困难重重。

首先，是职业上的自我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就业的主渠道是参加民族经济活动。“族裔聚集地企业积极地吸收同族雇员。雇主使用同族背景作为一个筛选员工的因素。他们在聚集区内寻找他们需要的那些雇员，并且聘用那些与他们有真正或者象征性的关联的，或者是那些由其熟识的人所推介的人。关于员工的聘用、品行规范，以及企业运行，通常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及可以实施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来执行的„„文化同根的人们彼此之间有多种联系，譬如同属于一个教会或同一个家族源”[9]。对于作为雇工的一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由于社会资源的缺少往往无法顺利进入多元的劳动力市场，雇工阶层多半选择依靠其族裔资本来创造自身工作机会。族裔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利用各自所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来为自己创造机会，由于人们可能已经是朋友、家族亲戚、合作投资者或有共同的熟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允许人们建立多种社会联系关系。他们之间彼此的信任，从而使得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得以一同工作。

其次，是社会交往上的自我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里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以亲戚、朋友、老乡等为主要交往对象，除了其职业发展主要在同族或同乡圈子内，建立的业缘关系也带有明显的同质性特点外，其生活交往、语言交流主要也来自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异质性关系的匮乏严重阻碍了其城市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本的不足也就意味资源和机会比较稀缺，不利于其迅速融入城市社会之中。

再次，就是宗教文化上的自我限制。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上的不同仍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障碍因素。伊斯兰教信仰者饮食方面的规定与汉族的饮食习惯大不相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与普通市民的进一步交往。根据斯金纳的观点，将佛教与伊斯兰教相比，前者是处世宽恕的，而后者是相对不宽恕的，并且是排外的[10]，势必也会影响其社会融入。

最后，是心理层面上的自我限制。虽然他们渴望得到城里人的接纳与认同，由于身份地位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地位不平等，往往使流动人口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出现“自愿性隔离”②，无法与城里人正常交往。由于在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遭受到这样那样的歧视，无法得到城里人的平等对待，久而久之，他们会产生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低层地位，具有过客看客心态、心理隔膜感和疏离感。为了融入城市现代生活，他们怀着进入城市的良好愿望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了一个受歧视的社会位置上，一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漂泊感，另一方面他们却主动地退避而进入传统的社会网络，积极寻求传统的社会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通过血缘、地缘、族缘关系构建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

三、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在适用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律文书以及消除歧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社会融合的概念仍未被充分纳入一般发展的理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把社会融合的概念作为所有政策的中心，并寻找务实的方式方法来实现“人人共享的社会”③，促进社会更好接纳包括少数族裔以及残疾人士、艾滋病患者和违法犯罪者等在内的弱势社群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没有消解，城市里又形成了由“当地人”和“外地人”两大群体所构成的新二元社会结构。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之间依然存在诸多的社会排斥与自我限制。城市化进程实际上也是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其基点在于社会一体化，即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社群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与包容，从而建立“人人共享的社会”，准确来讲，应该是建立“人人共享的城市社会”。如何促进社会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弱势社群，需要我们制定并执行社会一体化计划，以建立真正的全民共享的和谐社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融入，不仅需要我们在保障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及消除社会歧视方面作出努力，更加需要将社会融合的理念作为民族社会政策的中心和重点加以体现。为此，我们应该重点作出如下努力：

第一，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加强民族工作立法。改革户籍制度，有利于消除城乡对立，消除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建立和谐城市人际关系。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最大体制障碍，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农民工所遭遇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大力加强民族工作立法，落实和完善城市民族政策，调整和改善民族工作管理和服务方式，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法律规范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强制性秩序规则，我们必须尊重法律的规训作用，将外来者纳入同一利益体系与法律规范的融合模式。要实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族群之间的信任，法律规范无疑是其根本的保障。法律在已划定的人际运作和制度运作的区域，规范了社会的信任关系；法律制度之下的信任为个体间交往、公民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障[11]。但是，在城市社会中，如何制定公平的法律规范，怎样的民族法规政策才算是平等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反思的。

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生活就业困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安居乐业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住房保障、就业培训、子女教育、医疗保健和权益保障等。与普通市民相比，作为流动人口的少数民族往往处于职业层级和经济收入的最低位置，居住环境恶劣，教育机会匮乏，医疗保健水平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项目不全、水平偏低和账户无法自由流转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以健康因素为例，有研究指出，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健康，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得不同的病，工作岗位的等级越低，受到的心理压力便越大，因而更容易面临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就业状况也是影响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业保障和失业后重新就业的机会对健康有重大的影响。社会决定健康的因素包括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上所作出的努力和回报的平衡性、工作中的自主权、再培训的机会、就业保障及社会支持网络。而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尤其是收入不平等）被认为是最有害于健康的社会现象[12]。

第三，加强社会公共服务，提高社会参与程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往往又无一技之长，难以满足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极大地限制他们在城市的适应能力和发展空间。素质高的流动人口，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上均有明显的优势，也更加具有现代意识和市民观念，也更加容易融入城市社会。为此，必须不断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大力开展民族社会工作服务，提高其心理调适能力和发挥自身潜能；加强民族社区、流动人口聚居、杂散居社区建设，增强社区参与程度，建立社区归属感。“广泛发展的社区自治组织与第三部门组织，有利于在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化解矛盾的缓冲机制。边缘群体与市民一样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尚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13]。

第四，加强民族平等宣传，促进民族交流团结。民族身份、民族心理、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等是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就是其民族认同、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价值观不断变化的过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价值观念和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既是其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地方，也是其社会融入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威胁和破坏的地方，同时也是其社会融入的深层内容。作为城市社会的一员，流动人员有责任了解所在城市社会的法律、文化和价值，并尽量遵守或保持尊重。而城市居民也必须尊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民族风俗习惯、民族身份和价值观，尊重接纳而不是歧视排斥他们。必须大力加强民族文化宣传和教育，大力宣传民族平等，促进民族交流互动，消除民族歧视。

四、总结与讨论

与普通的人口流动相比，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城乡流动的反映，还是跨民族交往的反映。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也显得更加复杂，遭受城乡流动与跨民族交往的双重挑战与考验。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的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正日益成为城市社会中典型的弱势社群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的高低正是衡量我国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大小的重要标尺。应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视为来自民族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生活其实就是其自身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其城市社会融入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心理结构的逐步消解的过程，其城市社会融入程度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其现代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早融入城市社会，符合流动人口和所流入城市各自的利益。城市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制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宣传社会包容、社会公平和社会平等，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城市民族经济，宣传民族风俗习惯，开展民族文化节庆活动，加强民族社区建设，以不断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让广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共享城市社会改革发展的进步成果，促进其城市融入，加强民族团结，共建和谐社会。

但是，对少数民族“一味”地实行保护政策并不能真正地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某种意义上，保护实际上成了一种“隔离”，渐渐地从政策性“隔离”向自愿性“隔离”转变。少数族群如果长期处于一个整体性被照顾的体系与政策的环境中，他们因此也会整体性地感到自己的族群属于一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范畴。实行这样一些照顾性政策的目的，本来是想淡化族群差异，缩小族群差距，但是其结果却很可能反而推动少数族群的自我凝聚、强化其整体意识和进行社会动员。政府的官员会尽量满足当地少数族群的要求，以免被评为“不尊重少数民族，不落实民族政策”。[14]对少数族群利益的过度保护也会不断增强少数族群提出各种利益诉求的动力，反而有可能加剧族群矛盾和社会冲突，造成进一步的族群歧视。在自身权益保障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在碰到问题后会主动向有关部门反映，包括向公安机关反映被偷被抢被打等问题，向市、区政府或民委反映生意纠纷、受民族歧视等问题，主动利用民族政策为自己谋求平等保护，但与此同时，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很多人进城后不太了解城市管理的各种法律法规，只是凭自己原有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致使诸如乱摆设摊点、无证经营、贩卖管制刀具、打架斗殴等等现象屡有发生，多次引起矛盾和纠纷（杨健吾，2002）。事后，他们往往又试图利用民族政策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谋求“特殊”保护，从而给城市管理建设和民族工作留下种种难题。少数族群受到的特殊保护过多或过度，越有可能导致政策性歧视和社会性歧视，会片面强化其成员的族群意识，从而逐步拉开少数族群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与心理距离。因此，过度保护所带来的族群区隔甚至隔离的风险是进行政策制定和评估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 笔者在这里用“族群区隔”而不是“族群隔离”，主要是认为在现实的城市社会形态里，少数民族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往往并没有、也没有办法形成隔离的状态，无论是地域空间，还是日常交往和经济生活等，而族群区隔则比较直接地指出了外来族群（他族）和本地（我族）之间在居住空间、日常交往、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区别和隔膜。

② 郭星华等人研究发现，市民与民工之间的自愿性隔离程度很高。所谓的自愿性隔离，就是指群体成员由于共同的文化和心理需要，主动降低心理层面上的价值认同，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以此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托。参见郭星华，杨杰丽：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江苏行政学院2005年第1期。

③ 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http://，2005年8月5日。

【参考文献】

[1]胡书芝，吴新慧．生存在边缘——对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04,(2).[2]方向新：城市化推进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C].2007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论文集．

[3]郭星华，杨杰丽．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10－11.[5]陈秀容．东南亚华人族群融入移入国主流社会的比较研究——以印尼与泰国作对比分析[J].地理研究，2001,(3).[6]（加）沙真理．社会网络与族裔经济的发展//李捷理．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3.[7]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6.[8]李景治，熊光清．中国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6).[9]（加）沙真理．社会网络与族裔经济的发展//李捷理．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4.[10]陈秀容．东南亚华人族群融入移入国主流社会的比较研究——以印尼与泰国作对比分析[J].地理研究，2001,(3).[11]岳蓉．法律规范与社会信任——华人族群融入泰国主流社会的启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12]（加）董维真．医学社会学与健康社会学//李捷理．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29.[13]秦晖．使“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社会发展过程之中[J].探索与争鸣，2003,(5).[14]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7.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

第二篇：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日益增多，特别是外地少数民族到我市就业谋生、寻求发展的趋势正不断上升。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流入不仅活跃了城市经济，繁荣了民族文化，也给民族关系协调工作增加了难度。由于各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上的差异以及少数民族群众对流入地的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制度不甚了解，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对社会安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对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状况

我市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约50000余人，民族成份45个，众多外来人口参与了城市的建设，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这座城市中扎稳脚跟，开拓创业，成为新市民。由于流动人口工作的短期性，居住的不固定性，流动的随意性，给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就目前而言，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表现为以下现状：

一是流动速度加快。据最调查，我市现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5万余人，比2007年增加了4万人，3年时间增加了4倍，增速明显。

二是聚居现象普遍。由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认同感等原因，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喜欢聚居，以家庭、亲朋好友为主或以同乡、同民族为主的聚居现象十分普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三是从业特征明显。据调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职业构成主要有三类：一是普通务工，大多结伴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体力劳动，主要是来自西南、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二是从事工商业，主要是经营牛羊肉、拉面、葡萄干、切糕等特色行业，以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的回族、维吾尔族为主。三是流动商贩，大多贩卖药材、藏刀、首饰等，主要来自四川、青海、贵州、新疆、西藏的藏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

四是受教育水平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龄轻，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大多只有小学、初中学历。

五是情况不易掌握。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对流动人员的建档登记工作一时还无法做到及时准确。目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登记也只局限于有固定租住地和经营地的少数民族。对那些无固定租住地和经营地，以及在建筑工地等从事打工的少数民族很难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管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二、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一些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经商人员没有正常经营所必备的合法手续。作为“外来者”，他们大多是小本经营，而且没有长远发展目标，往往是临时租个门面，添臵一些简单的经营用品，开张经营，不愿主动到当地有关部门申办手续，无照经营现象较普遍。而沿街叫卖的经营者，常常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商业中心区集中沿街摆摊，强买强卖，违章经营。而在执法检查中，他们常常又不服从管理。

二是增加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当中多数人文化素质偏低，政策法规意识淡薄，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案件时有发生。

三是增加了民族关系协调工作的难度。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

不同，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上有着差异，加上我们一些执法部门和当地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的习俗、禁忌不大了解，因而在执法和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影响民族关系的事情，而这类事情一旦发生，往往影响较大。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首先，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员流入城市后，呈现出“两个不适应”。一是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员不适应城市的生活，不懂城市的管理规章，面对新的环境感到茫然和无助，总有一种防范的心理，往往容易抱团，加上自身文化习俗与城市文化的差异，一时很难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二是城市对大量涌入的少数民族人员不适应，有关部门思想准备不足，许多市民在心理上不理解、不接受，往往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甚至歧视他们。其次，到城市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人员，一是大都文化层次比较低，不少人在沟通上还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二是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对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规章知之甚少。

从主观上来讲，面对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员流入城市务工、经商，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体上看，目前还存在五个不到位：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把城市民族工作摆到应有的位臵，以致在政策指导上、工作措施上都比较滞后，跟不上发展的需求。二是法制建设不到位。面对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出台适应城市民族工作发展需要的法规、政策和配套措施。三是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存在对各级党政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宣传培训不够，对新闻出版人员和各族群众的宣传教育不够的问题。四是服务和管理不到位。没有从适应城市发展规律和人口流动的趋势，转变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层面进行认真研究，形成一套有效的服务

体系和管理办法，少数民族正当合理的诉求得不到及时反映和有效解决。五是工作手段和机制不到位。在防范和处理矛盾纠纷以及突发事件方面没有形成齐抓共管和协同共管的有效机制，往往使小问题引发成大问题。

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是现阶段城市民族关系的必然反映，也是当前社会转型期间各种问题的表现和缩影，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作用。做好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大局。对此，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要加强民族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这是正确解决和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的前提和保证。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对做好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使“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从而营造民族团结、社会和睦的良好社会氛围。

2、加强综合治理，积极做好疏导工作。依法加强对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在处理和解决涉及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的问题上要做到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要考虑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及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特性，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尤其要警惕个别不法分子利用突发事件进行造谣、煽动及制造事端，坚决反对和制止采取非法、违法手段寻求解决问题的行为。同时，要教育和引导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了解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不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做到不信谣、不声援、不串联，并自觉服从工商、治安、城管等部门的管理。

3、加强服务理念，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各相关部门要在加

强管理的同时，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为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做好服务工作。尤其要针对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语言和生活习俗不同的实际，充分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少数民族群众办理合法经营手续提供指导和帮助，真诚地为他们排忧解难、热情服务。同时，积极向有关企业推荐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使他们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从而为政府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架起联系和沟通的桥梁，让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

4、加强沟通联系，建立预警机制。要通过政府管理部门建立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员联系制度，积极引导其适应城市生活。及时了解少数民族外来流动人口的各种信息动态，对其进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宣传。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时发现可能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

5、加强信息反馈，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为了不断加强民族方面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应建立和形成快速、有效地信息反馈制度，形成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要遵循“信息共享、依法管理”的原则，妥善处理涉及民族方面的群体性事件。同时，还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以保证处理突发事件工作正常运行，使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切实维护全市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第三篇：打造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

打造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服务

管理示范城市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做好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语言文化政策教育服务工作，促进各民族互相交往交流交融，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近期，东胜区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国第三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

中国论文网 /1/view-13035585.htm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服务管理机制

东胜区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制定出台《城市民族工作进社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办法，成立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城市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在镇（街道）、村（社区）配备民族工作专职联络员，建立完善民族工作三级网络。实行民族工作常委负责制，按照“五位一体”综合考评机制，将民族工作纳入基层党建工作目标考核体系。

学习语言文字，加强共同体建设

东胜区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从2013年起，每年举办蒙古语会话培训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免费培训讲授蒙古语，累计有1万多人次参加培训;东胜区党政大楼、政务服务中心等设立“每日学一句蒙古语”专栏，利用“东胜民族之家”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每日学习一句蒙古语”活动。

促进文化交融，不断增强归属感

每年腊月二十三组织举办“东胜区蒙古族祭火仪式”，已连续举办三届，共

有6000多人次参加，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东胜报专栏举办“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民族宗教蒙古�Z文知识竞赛”，由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及本地居民组成的鄂尔多斯民族民间原生态艺术协会，在东胜区青铜器广场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专场文艺汇演。在社区开展蒙古文图书捐赠活动，共向各镇、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赠送价值10万元的蒙古文图书。东胜区建成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苏勒德雕塑、母亲公园、鄂尔多斯集团办公楼等一批富有蒙元文化气息和民族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建筑，让外来少数民族群众有更多的归属感。提升服务能力，全力维护合法权益

结合五一、七一、九月民族团结月等重大节点，在社区、广场、医院等场所向各族群众发放民族政策法规宣传册3万册，积极营造“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良好氛围。在东胜区法院、东胜区22家金融机构的187个营业

网点、车站均增设蒙汉双语服务窗口，配备蒙汉双语工作人员。实施公交站牌蒙汉文并用工程，公交车上实现蒙中英三语报站。成立少数民族法律服务中心，为进城务工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建立长效机制，扎实开展教育活动

通过每年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每两年命名一批民族团结示范单位、每三年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方式，大力营造民族平等、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将民族理论、政策法规学习纳入党校干部培训必修课程，将民族团结教育作为学生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使宣传教育和创建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长效机制。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涌现出赛音乌力吉、巴雅尔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团结模范人物，为建设品质东胜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依托社区阵地，做好服务与管理

加大民族工作阵地建设力度。在每

个街道办事处各打造一个涵盖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化、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民族餐饮等多功能的民族特色社区。在12个社区设立“民族之家”，配备蒙汉兼通工作人员，增设少数民族书报阅览专区等功能分区，为少数民族居民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提供活动场所、就学就医就业等各类社会化服务。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与管理。各社区健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完善社区民族工作制度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社区设立“流动人口之家”，为辖区流动人口提供“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近几年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发放便民服务卡5000多张，主动上门走访3000多次，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子女入学、困难救助、政策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精细化服务。搭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促进会”“少数民族联谊会”等社会平台，开展经常性民族联谊、文化交流和社会公

益活动近100场，促进各族群众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突出民生主线，推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近年来，东胜区投入近亿元的真金白银，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东胜区“留下来、稳得住、过得好”，推动各族群众在城市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全力保障少数民族群众住有良居、老有颐养。实施“暖居工程”，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中困难家庭给予取暖补贴和租房补贴，切实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住上民生房、放心房。搭建创业就业平台。依托大学生创业园、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孵化基地等平台，大力扶持外来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就业，成功孵化一批以民族手工艺品―布特勒其为代表的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创业项目。每年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行少数民族毡艺、皮艺皮雕手工艺制作、民族乐器等免费技能培训，受益人数达到2000余人。落实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近年来，东胜区共争取少数民族发展资金595万元，本级财政足额匹

配相应资金，重点扶持37个项目，不断提升少数民族进城务工群众就业创业的能力和信心。全力打造一条5万平方米的蒙古特色街区，集蒙元文化展示展览、民族手工艺品制作销售、民族乐器、民族舞蹈、民族服装制作、蒙餐等于一体，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吸引更多的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前来就业创业。

第四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一是调查摸底，建立流动少数民族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平台。各村民宗联络员深入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调查摸底工作，了解流动少数民族人数、民族成分、学历、住址等信息，通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实行动态服务与管理。是党员的及时介绍到村党组织，参加正常组织生活；是信教群众的，就近介绍引导到宗教场所过正常宗教生活。

二是提供服务，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忧解难。各村成立了“少数民族服务中心”，安排专人接待、登记，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子女上学、证件办理、法律援助、就业咨询等发面的需求，积极为前来咨询的少数民族同胞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各村安排专人负责村民宗工作的同时，利用村服务窗口加强与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沟通，提供相关帮助。

三是把握政策，做好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切实加强与信访、综治、安全等有关科室和村民宗联络员的协调沟通，定期召开会议交流信息，及时掌握涉及民族方面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并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民族方面的突发事件，认真把握政策，小心处理，防止一般问题特殊化，特殊问题一般化。

第五篇：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初探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目前的突出问题包括管理体制、居住条件、就业与社会稳定。城市流动人口管理转型的方向，应是建立强有力的管理协调机制，把城市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纳入日程，建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探索降低治安刑事案件、加强流动人口社会治安工作的途径。

[关键词]城市流动人口 生存现状 管理转型

Abstract: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in China is the initiating point of the next step to change the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At present,the key problems of the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re concerned with its management system,living condition,employ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The direction of the management transition of the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cludes building the strong management coordinating system, solving their employment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 build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m, strengthening their educational training and exploring ways to reduce criminal cases and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 work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Key word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Existing Status Quo, Management Transition

农村人口转移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村人口进城但不是城市居民，这就是城市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流动人口；第二个阶段才是从流动人口逐步变成城市人口。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已经超过2亿人。北京、上海、广州的流动人口都超过300万，深圳、东莞的流动人口都超过1000万。在21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里，将有3～4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将是我国城市改革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一、城市流动人口生存现状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生存存在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进行管理。

1.城市尚未形成完善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

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城市一开始沿用单位管理体制，让各个单位去管。随着民营工业兴起，特别是随着出租屋人口大量增加，衍生产业的大量出现，人口管理工作已不可能是单位所能承担的了。

人口管理包括就业、计生、教育、治安、消防、生活供应（水、电、气）、疾控、城管等，是综合性管理，需要多部门配合，比管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还要有力度。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模式。最早是公安局管，后来交给政法委综治办，成立出租屋办来管，而它没有协调能力。从管理层次来看，社会管理的重点应该在基层、在社区，恰恰基层社区也是部门分割，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模式。

由于政府没有很好的管理体制，流动人口形成了自我保护群体，最有特色的是同乡聚居。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在深圳1200多万流动人口中，据统计，聚居千人以上流动人口的自然村有290个，达640多万人。属于“同乡村”概念的群体有643个，近200万人。其中聚居人数3000至6000的达140个，人

口超过55万；万人以上的“同乡村”有15个，人口达23万人。“同乡村”里的人因来自同一个地方，往往相互照应，彼此帮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流动人口凝聚力。但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合法的谋生手段。北京的“浙江村”也是有影响的“同乡村”群体。

由于缺乏管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违法生育比例占总违法生育的比例逐年上升，近年来，深圳市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人数比例占城市计划外生育总数的75%以上。流动人口的出生率高，计划生育率低,对计划生育工作压力很大。

作为一类特殊群体，民工子弟出生在城市，或被父母带到城市，他们在最应该受到教育的年龄却饱受着失学或超龄入学的威胁与痛苦。流动人口生育的婴儿潮，对教育设施已经产生巨大压力。而目前深圳市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中，85%以上是流动人口。

2.流动人口居住质量和环境较差

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密度很高，大多住在“城中村”，这里房屋建筑密度大，居住人口多。据统计，目前深圳市流动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3.26平方米，与户籍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1.8平方米相比，人均住房面积偏低。在福田区建筑用地仅5平方公里的16个“城中村”中，居住着超过80万的流动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达16万人，堪称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流动人口中的集体户，其人均建筑面积仅为9.69平方米，而住在工厂/厂房宿舍的集体户流动人口人均建筑面积仅为5.07平方米。

高密度的居住人口给社区交通、治安、消防、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大大增加了城市人口管理的风险和难度。目前，深圳市“城中村”出租房中的“房中房”现象非常严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三合一”（厂房、仓库、宿舍混杂）房、“四合一”（宿舍、车间、仓库、办公室混杂）房。许多房屋容积率过高，建筑结构老化，“脏、乱、差”现象突出。

3.流动人口工作不稳定

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这使得劳与资之间经济契约关系明显不平衡，劳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工作变动率较高。调查表明，深圳流动人口在同一单位工作满3年以上的只有26.9%，接近3/4的流动人口在同一单位工作不满3年，有近44%的人不到一年就换了1次工作。流动人口的这种流动性增加了城市人口管理的难度。

除了被单位雇佣的流动人口外，城市中还存在各种衍生产业从业人口。深圳“城中村”中存在以下几类从业人口：第一，无牌无证店铺，包括商店、饮食店、药店、小型加工店、理发店、酒吧、网吧、舞厅、卡拉OK厅、休闲中心、招待所等。2005年全市“清无”中查出无牌无证店铺18万户，但据我们调查，“城中村”里无牌无证店至少达到30多万户。第二，流动的个体商贩。指在街上摆摊,捡垃圾，挑担卖货，修鞋，从事各种流动性服务的人。

深圳“城中村”中的各种衍生产业人口达到200万。流动人口整体素质不高，75%以上的流动人口只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超过5%的流动人口为文盲和半文盲。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收入水平较低，房租负担较重。

4.流动人口带来社会治安问题

由于流动人口中无业人员多，极易滋生各类犯罪。据深圳警方的一份统计表明，流动人口犯罪已占深圳犯罪总量的98%以上。城中村这种特殊的流动人口居住环境给犯罪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二、城市流动人口管理转型的方向

流动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由流动人口变为事实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只不过受目前户籍制度限制而无法获得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成为不流动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他们也应是城市的主人。但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背景下，目前中国城市政府在城市管理体制上仍然把城市流动人口当“暂住人口”对待，并在就业、住房、教育、保障等方面设立种种障碍。需要加快流动人口管理的转型，加快中国农村城市化步伐。

1.对流动人口认识重新定位

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因此，对流动人口的认识要由过去的“是包袱，要限制，要管理”转变为“是财富，要尊重，要服务”。流动人口孕育了一批批企业家、高级白领。流动人口带来的移民文化也增进了城市创新动力。深圳有来自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多个民族的人，岭南文化、北方文化、海派文化等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兼收并蓄、独具特色的移民城市文化，带来了开放、进取的观念。

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对流动人口管理纳入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下，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科学分析和研究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寻求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规律，统筹解决好城市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带着深厚的感情，以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迈上新台阶。

2.建立一套有综合管理能力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

在政府核心部门设立流动人口管理机构，是建立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很好的经验。广州市在市政府办公厅专设“人口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市人口的政策制定及日常管理工作，由一名副市长兼任主任。各区政府办公室内部也设“人口管理办公室”，受市政府“人口管理办公室”领导，各区人口管理办公室主任由常务副区长兼任，办公室按副处级或正科级单位配备，核定编制。街道办设“人口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受市区两级“人口管理办公室”的领导。区和街道均负责辖区内房屋租赁、承租人信息采集、出租屋管理员管理、房屋租赁管理费、出租屋综合管理服务和统计等工作。“人口综合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由街道办副主任兼任，设专职副主任1名，配备相应的行政编制。居委会设立“人口综合管理站”。“人口综合管理站”与社区工作站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居委会主任兼任站长，社区民警兼任副站长。按人口或出租屋数量聘用工作人员，负责到出租屋搜集和采集信息，检查治安、安全、计生等工作，将有关信息录入人口信息采集系统。推行居住证制度后，还要负责居住证的办证及查证等工作，对辖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政府各主要职能部门，包括教育局、民族宗教局、公安局、民政局、人事局、劳动保障局、国土房产局、建设局、水务局、卫生局、工商局、城管局、法制办、查违办、供电局等，均设立相应的人口管理处（科），按照其行政职责，对人口进行相应的管理。这一套体制值得推广。

与现行的人口行政管理体制比较，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具有如下优势：（1）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不需要大动干戈，“条块结合”，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减少了相互推诿、扯皮的事情。（2）由市政府牵头，既避免了市委直接管理行

政机构的尴尬（即由政法委直接管理市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又增强了协调能力。市、区、街道政府的职能管理机构都被赋予人口管理职责，便于统一协调和行动。（3）将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全部纳入了人口管理队伍，信息共享，责任共担。

3.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把流动人口纳入政府工作日程

适应流动人口管理转型，城市规划要做大的调整。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在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当中没有把流动人口包括进去。今后各城市要按照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城市总人口即城市的实际人口来重新规划城市的建设，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医疗体系、教育体系、住房体系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够为这些流动人口变成城市居民打下物质基础。

要把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纳入政府工作日程。目前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并没被大多数城市政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内。城市政府最关心的是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许多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有些城市对招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实行分类控制，分成可以使用、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三大类。其中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护士、保安、电梯操作工、电工、驾驶员（B照以下）、话务员、保管员、会计、文秘、计算机操作工等10多种工种都被列为属于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列。这实际上是一种就业歧视制度，使得无城市户口的城市流动人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地位，被剥夺了许多就业机会。

健全流动人口的社保体系是完善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一环。很多企业存在工资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违法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低于法定的最低标准，未签劳动合同和未办用工手续，未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等问题。政府要强化企业员工的社保制度，保障企业员工合法利益。

加强流动人口计生综合管理与服务。坚持重心下移，依托社区，以居委会为主,建立流动人口计生综合管理与服务协调机制，将流动人口育龄妇女重点管理对象纳入综合管理服务网络视线,做到早发现问题,早做好工作,早服务到家。同时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分片区负责制。

建立完善的流动人口信息平台，整合公安、计生、劳动、工商、城管等多个部门，建立数据统计一致的人口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4.探索改变流动人口素质偏低的途径

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是改变流动人口素质偏低的重要途径。企业要有长远眼光，建立战略与战术相结合的培训计划与实施方案，适时展开各类员工的业务培训、技术培训、学历教育，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的方式开办各类培训班，通过员工的在职与定期脱产学习的多种方式，实现逐步提高员工素质的目标。政府要积极培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市场，开发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项目，规范对成人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管理，建立主动适应企业需要的成人继续教育与培训的运行机制。通过制订相关政策、建立灵活有效的办学机制，积极开拓渠道，加强学校与企业合作，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开展教育和培训的现代化教学基地，为所有需要接受继续教育的成人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5.探索降低治安刑事案件、加强流动人口社会治安工作的途径

强化以出租房屋为重点的落脚点管理，由股份合作公司组建物业管理公司对出租屋集中管理。探索在城中村采取围合式分片管理方式，实行住户持卡出入，加强对出租屋租户登记注销管理制度，全面掌握居住人员的置换情况，降低治安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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