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进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论推进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论推进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摘要]2006年6月，广西启动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各市、县都在扎实稳步地推进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三年来广西县乡党校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新突破；资源得到了整合，“大党校”新型格局得以逐步形成；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基本上实现了“两个拓展”，班次设置、培训模式、教学方法推进了“三大创新”，等等，成效是巨大的。但是，为了更进一步推进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更要认清目前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有哪些制约因素，又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呢?带着这个问题，作者深入来宾市各县(市)进行调研，形成此文。

[关键词]县乡党校；教学管理；体制改革；来宾市

[作者简介]黄明英，中共广西来宾市委党校教师，法学硕士，广西 来宾,546100；张少宁，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哲学硕士，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23(2009)09-0170-0003

一、制约推进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因素

(一)县级党校的培训主导力量后劲不足

经调研，我们看到，县(市)级党校在农村党员和村级干部的“大培训”中，竭尽全力且付出艰辛，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县(市)级党校作为县(市)域范围内的培训主导力量，其后劲不足影响到培训主导作用的发挥也是非常明显的。

1、骨干教师少

县(市)级党校在师资方面存在着骨干教师少，且素质能力跟不上培训需要的突出问题。以来宾市为例，各县(市)级党校专职教师一般不超过10人。同时，在本来就少的专职教师中，能够担纲上课并真正能够熟练应用互动式、案例式等现代培训方法的教学骨干更少。各县(市)党校不管是专职教师还是行政管理人员，都存在着年龄偏大的现象，多年没有引进应届大学毕业生，从而出现师资力量不足、知识更新不快、理论水平不高、教学实践缺乏的问题。

2、师资培训经费严重缺乏

县(市)级党校经费不足，这是一个普遍问题。由于县(市)本级财政困难，仅能维持县(市)级党校一般性办公开支；举办培训班(含农村党员和村级干部)所需经费，基本上是财政预算内，由县(市)委组织部门掌控，县(市)级党校并无主动权。但是，党校与党政部门办公开支结构不一样，不仅有一般性办公开支，且为教学单位，更重要的是教员的进修、培训、调研等经费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财政历来无此项预算列项，党校自身并无其他创收，从而造成师资培训经费的缺乏，进而严重影响师资水平的提高。

3、部分党校设施落后

县(市)党校的设施落后，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以来宾市为例，忻城县委党校校园整体建设陈旧，教学楼年久失修；忻城、金秀、合山三县(市)委党校没有建设学员住宿楼，难以适应农村党员、农村两委干部、农村实用人才集中县(市)党校培训的需要。此外，部分县(市)党校的办公教学设备特别是在多媒体教学设备远程教学节目接受站方面有待加强完善。

4、党校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主要表现在，党校内部实行部分“参公”和大部分“事业”两种编制。特别是公务员实行“阳光工资”后，党校大部分“事业”编制人员的津补贴问题没有解决，从而导致党校干部职工之间因工资福利差距大，影响到教员工作积极性。可以说这是目前影响全区县级党校甚至部分市级党校发展的瓶颈问题。

(二)乡镇党校培训工作的基础不牢固

乡镇党校，是整个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层级，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以来宾市为例，目前，大多数乡镇党校已经具备“四有一能”条件；但是，培训工作的基础不牢固，也是明显的。

1、缺编制、无师资

目前乡镇党校基本上还是临时机构，没有编制。乡镇党校工作基本上是由当地乡镇党委一副书记或组织委员管理，而副书记或组织委员其他日常工作本来就繁重，难以集中更多精力做好党校方面工作。乡镇党校基本没有专职教员，遇到培训任务基本上是临时从上级党校或其他单位如农技部门或政法部门等邀请技术人员到场培训。

2、缺经费、少培训

大部分乡镇经费紧缺，特别是实行“镇财县管”制度和取消农业税制度之后，部分乡镇特别是农业乡镇的日常办公经费都吃紧。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来宾市，可以说整个广西都有这样的情况。从而导致乡镇党校办班培训方式主要是短期的以会代训，效果不明显；在农村教学点的培训中，严重偏向于“实用知识和技能”培训，而缺少“政治理论”方面的培训。

(三)整合部门培训资源的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从实践来看，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党校负责实施，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力量积极支持”的运行机制。但是，如何整合并利用好这些部门的培训资源，充分发挥这些部门在农村党员、村级干部和农村经济能人“大培训”中的作用，各县(市、区)做法不一，效果参差不齐。

虽然一些县(市、区)把一些涉农部门的培训任务和培训经费，纳入了农村党员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培训”；但是，并没有制度化和常态化，整合部门培训资源的长效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处于一种临时措施状态，即临时举办什么类型的农民培训班，就邀请相关部门参与；相关部门是否参与，则由这些部门的积极性来决定。目前各县(市、区)开展的农村党员“大培训”经费，主要的还是由县(市、区)财政支付，涉农部门的培训经费并没有获得统一调剂使用，依然处于各自培训而又培训不足的情况。如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推出了“培训返乡农民工”的措施并配套相应培训资金，各县(市、区)并没有把此项措施纳入农村“大培训”范畴，依然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唱“独角戏”，又培训不足。类似这样的情况，整合部门培训资源将成为一句空话。

二、推进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切实加强县级党校建设

首先，切实贯彻党校工作条例，各级党委负有建设好党校的责任。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校工作，党中央制定和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是我们党建设党校、办好党校、充分发挥党校干部培训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的法规性文件，各级党委负有建设好党校的责任。2009年1月，自治区党委郭声琨书记在全区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党委一定要牢固树立党委办党校、党委管党校的政治责任意识，切实把党校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各级党委应按照这一要求，把本级党校建设好。

其次，各级党委要从一个全新的视野和高度，认识县级党校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县(市)级党校，是我们国家具有单位编制的基层党校，承担着县域范围内党员领导干部培训轮训任务。实践证明，哪一个县(市)级党校的建设得到加强，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哪一个县(市)的农村

“大培训”就得到有效的实施，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就产生广泛影响。可以说，县(市)级党校作用的发挥，已经成为推进农村“大培训”的有力抓手。

第三，加强县级党校建设，重在提高能力、完善设施、发挥作用上下功夫。

提高能力，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县(市)级党校师资培训能力；二是提高县(市)级党校培训的容纳能力；三是提高县(市)级党校教员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讨能力。完善设施，着重在于尽可能地完善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为教职工和学员提供良好的教学、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发挥作用上，主要体现县(市)级党校以下三个作用的发挥：在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中主要策划和组织实施的“龙头”作用、在农村“大培训”中政治理论教育的“主角”作用和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作用。

(二)切实加强乡镇党校建设

首先，要继续明确加强乡镇党校工作。乡镇党校承上启下，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目前情况为出发点，可以实行乡镇党委一名副职领导或组织委员具体负责乡镇党校工作的制度试点。

其次，乡镇党校应当具备正常培训功能。在调研中，一些乡镇党校工作被列为党政办公室的工作任务，即由乡镇党政办公室主任或秘书来承担乡镇党校的培训管理职责；也有一些乡镇工作人员建议，可以由乡镇涉农技术站(所)的技术人员兼任乡镇党校的工作人员。鉴于生育率降低小学生源减少，一些村级小学甚至乡镇中学合并的情况，可以挑选1～2名缩减的教师连同编制，调入乡镇担任乡镇党校专职人员。当然，后一种做法，必须由县(市)委县(市)政府统一调配。

其三，对乡土人才和农村教学点试行财政补贴。对作为兼职教员的农村各类实用人才，可以试行工酬制度，配置以责任制度，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规范“双带作用”，更好地起到辐射效果。对农村教学点(农家课堂或种养基地)的建设，可以试行财政性补贴，加大资金扶持，促使农村教学点建设上规模、上档次。政府相关部门可与基层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信用社等协调，向被选为农村教学点的各种养殖场、林果园等在贷款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比如优先放贷、低息贷款等。

其四，加强对兼职教师的再培训。目前在乡镇党校，基本上把当地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等机构的技术人员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作为兼职教师。为了更新知识，有必要组织他们不定期到相关科研院校如农业、林业、畜牧水产院校等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同时，在对农村党员、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过程中，在注重实用技术的培训的同时，还要注重政治理论培训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三)加强培训资源整合

第一，健全经费整合长效机制。鉴于目前涉农专项培训经费各部门各自掌握的情况，探索建立“组织部门牵头、涉农(含相关)部门出钱、党校培训、效果共享”的长效机制，将各部门培训专项经费纳入全县(市、区)农村党员干部和各类实用人才培训经费的总盘子，统筹运作。同时要把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并从各级留存的党费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党员培训经费的重要来源渠道。

第二，创新管理机制。首先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县(市、区)党校具体协调负责、相关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力量积极支持的培训运行机制。完善调训计划、申报审批、档案管理、培训登记等制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教育培训工作合力。其次要建立健全培训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机制，定期对各乡镇党委和各部门开展培训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奖惩，完善评教、评学、评管综合评估体系。

(四)健全业务指导机制

首先，把目前县(市)级党校的部分培训任务转移给市级党校。一方面将县(市)直科级单位的正科级领导干部和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一并纳入市委党校培训范围，县(市)级党校只承担副科级及以下干部的培训，让县(市)级党校集中更多精力，推进农村党员、村级干部和农村经济能人的“大培训”。另一方面，继续实施农村两委主要领导和“大学生村官”，由市委组织部农村干部培训基地培训。

其次，市委党校加强对县(市)级党校的业务指导。在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中，市委党校对县(市)级党校的业务指导，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协助县乡党校建立“三库一基地”；二是派出骨干教师担任县乡党校相关理论课程的教学任务；三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吸纳县(市)级党校骨干教师到市委党校培训和参加教学科研研讨活动；四是市委党校会同市委干教办公室对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行评估指导。五是市委党校与县(市)级党校相互委派骨干教师上挂下派挂职锻炼。

其三，强化县(市)级党校的职能。赋予县(市)级党校整合、指导和评估乡镇党校、县(市)直部门开展教育培训工作的三项职能。同时强化县(市)级党校内部管理、实施责任追究制，对县(市)级党校教师进行责任分工，把指导乡镇党校和部门开展培训工作的任务分片落实到人，促使每位党校教师积极参与和融入到县乡党校改革工作中来。

推进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既增强了县(市)级党校的活力，又有力地推动农村党员、村级干部和农村经济能人的“大培训”；既是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办法。这就需要我们大力支持，并认真总结经验和进一步探讨。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境。遇到困境时，进行对策的探讨，又会进一步推进改革。这样，县乡党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二篇：基层党校经济教学的困境与对策[推荐]

基层党校经济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XX

市委党校 陈老师

摘要：党校基层经济教学面临着理论与实践脱节、信息不对称、教学专题设置难等诸多问题，应通过基层教师、党校、和省市党校三方面共同着力，形成合力，有效提高基层党校经济教学质量。关键词：基层党校 经济教学 困境

在新常态下，经济热门问题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基层干部关注的焦点，更是干部培训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经济教学是基层党校教学中的难点，多数基层党校在经济教学中遇到了不少困境和问题，这些困境和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

一、基层党校经济教学的主要困境

经济教学不同与其它学科不同，专业性强，对教师要求高，一些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经济教学很难生动形象，教师备课花费精力和时间多，学员总体评价不高，这些现象造成不少基层党校教师不愿意上经济学课程。

(一)教师理论与实践脱节 1教师专业水平不高

一是基层党校专业程度不高。多数基层党校教师较少，一般情况多则十几个，少者五六人，许多基层党校教师都是“万金油”，没有自己的专攻方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哪里需要哪里搬，只要有什么新的热点问题，就开展哪个热门专题教学。二是经济学专业性强，难以触类旁通。一些基层党校即使是招到的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而经济学本身分支较多，经济学门类下设专业类3个，17种专业，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金融学、互联网经济等对专业划分比较细，各个专业之间难以触类旁通，这就要求经济学教师需要不断学习各类经济专题知识。2教师缺乏实践

经济学教学除了要求教师专业水平高外，更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不少基层党校要求讲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讲“本地话”，这就要求教师需要比较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以我们XX市党校为例，“XX新型城镇化探索”、“加快推进XX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市”等经济教学课程，都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或需要我们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才敢上讲台给学员讲授。即使这样，难免在产业政策等方面仍不如有丰富基层实践经验的学员理解的透彻、把握的到位。3联系当地实际难度大

一些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课程，在与当地实际相联系难度较大。一是一些试点或示范区虽然是当前区域经济的热点问题，但本身发展并不成熟，甚至部分仍处于刚刚探索发展阶段，试点工作思路也并不清晰，示范成效可能并不明显。二是对于试点或示范区，基于宣传工作，以及对试点基层工作的认可，教师对于试点单位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并不太敢明确点出。三是一些当地政策和规划变化快，也给区域经济课程与当地实际联系带来一定的难度和尴尬。4科研薄弱影响教学

科学研究是党校教学的基础。特别是区域性的经济教学，必须需要科研工作。基层党校由于制度、经费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科研的投入。基层经济教学同样由于缺乏激励机制、科研难度大、调研时间长等原因造成科研的主动性不强、科研水平不高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济教学水平的提升。

(二)经济信息不透明、不对称

经济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也是经济教学的难度之一。主要表现在经济数据不易获得、不少经济数据比较陈旧、数据与实际有较大出入。1经济数据不易获得

经济数据对于经济教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教学过程中运用经济数据说明经济运行规律，最有说服性。但在基层党校经济教学过程中，经常苦于需要的经济数据难以获得。一是不少经济数据保管部门对数据外传持紧慎态度。党校并非经济数据来源部门，教师甚至需要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其它有关部门获得。而当前不少数据来源部门既出于对数据的保管秘密性，也不想增添自己麻烦，更不想为此负无必要的责任，因此对于经济数据保管都非常紧慎，增加了基层党校经济教学人员搜索经济数据的难度。二是基层党校信息化建设滞后，造成网络、报刊等经济数据难以获取。当前多数基层党校图书馆建设落后，基本没有专门的经济数据统计期刊或图书，同时党校内网基本无法登入维普、知网等网上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库数据收费价格又比较高，这些原因进一步限制了基层党校经济教学数据获取。三是基层党校经济教学人员精力不足。基层党校相对缺乏专业经济教学人员，不少教学人员仍要坚持行政、管理等方面事务，同时缺少团队配合协作，影响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2不少经济数据比较陈旧

在经济类教学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易获取经济数据，另一个问题获取的不少公布数据都过于陈旧。由于经济数据从采集、整理、公布及发表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一些政府部门政务信息公开不足，统计部门数据更新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师获取教学数据比较陈旧的现象，导致在教学授课过程中无法用新的数据来吸引学员的注意。3数据与实际有较大出入

经济数据在采集、统计、整理等过程中，难免有些误差，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些地区或为政绩、或为应付任务、或为争取补贴等原因慌报数据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这就导致经济数据与实际差距较大。

（三）教学内容和专题设置难度大

目前，经济学科的经济热点问题层出不穷、经济热点话题时效性较短，造成教师教学内容需要通过不断的更新来增加学员的可听性。同时经济类教学专业性较强，不论类似海洋经济类的产业经济，还是城镇化类的区域经济，不论教师如何口语化，仍不好摆脱其本身专业性用词，无法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以吸引学员的注意。因此，在教学内容和专题设置上既要兼顾经济热点问题，又要兼顾教师教学难度，还要考虑学员的可听性，使得经济类教学内容和专题设置难度较大。

二、提高基层党校经济教学水平的对策

基层党校经济教学面临着教师理论与实践脱节、经济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教学内容和专题设置难度大等诸多问题，经济教师、基层党校、上级党校必须切实拿出有效措施、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联动推进。

（一）基层党校教师必须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基层党校教师作为授课的主体，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培训，通过创新教学方法，紧密结合现实问题，来提高自身的整体经济类教学水平。

1加强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素质

由于经济热点问题时效性、专业性较强，因此，作为基层党校经济类教师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一是加强学习和培训。作为基层党校教师，你要给人家“一桶水”，自己就要准备“十桶水、百桶水”，课上“一年功”，课下“十年功”，为此，要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师资学习和培训，既可以通过上级省市党校的培训班学习，也要吧倡导教师到高校学府去进修，让党校教师在学习和培训中找差距，让党校老师在学习和培训中不断提高。二是增强自身理论水平。党校经济类教师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容易“空对空”、“就事论事”、“人云亦云”，教学内容就会陈旧、空洞。其实，每个经济热点问题背后，都顾有着本身经济原理。对于每个经济热点的分析，既要从经济学原理去剖析，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观察，更要紧紧扣住时代主题，紧密结合现实问题，认清热点问题发展趋势，增强分析问题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三是要研究方向要相对集中。许多基层党校对教师的要求是“万金油”，仅要“博”又要“专”，而对于经济类教师来说，学科专业性要求更高，也就是经济类教师必须在研究方向要相对集中，就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候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掌握专业知识，并通过长期的积累，才能不断充实和创新教学内容。2创新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能力

面对干部教育培训的新要求，基层党校教师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增强课堂组织水平，来提高课堂教学能力。一是创新教学方式方法。要努力打破传统经济类教学的传授式的教学方式，努力能过创新教学方式，推行“研讨式”、“案例式”、“体验式”等方式方法，确保经济类教学教学取得实效。二是掌握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即能够熟练掌握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技术，以精美的课件恰到好处地配合教学内容，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三是加强课堂组织能力。在经济类教学的全过程中，只有增强课堂口头表达能力、参与能力和组织能力，才能组织好讲稿，课堂讲授内容才能观点新颖、重点突出、布局合理、逻辑严密；才能有深度、有新意、有吸引力。

3深入基层部门，交流经济信息

对于基层的不了解，和缺乏部门经济信息，是党校经济教学的一个难点。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让党校教师到基层挂职锻炼。通过基层挂职，可以丰富教师的基层实践，切实解决好理论与实际脱节的“两张皮”问题，进一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二是深入基层调研，努力参与一些政府部门会议。基层党校可以通过参与市委市政府及其它经济部门的课题的机会，深入基层调研，参加一些经济部门会议，及时有效获取基层情况和经济数据。三是增强与学员多交流，获取信息。党校学员都是来自不同的基层实践工作者，他们不仅是拥有丰富着一线的工作经验，更是掌握着基层的基本情况。因此，经济类教师可以通过党校学员的交流沟通，能有效、及时的掌握到基层的一手材料。

4教科研一体化，实现良性互动

基层党校教师要切实加强教科研一体化建设，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作风，坚持把理论学习与研究现实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实现科研和教学良性互动。特别是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基层部门的实际，认真研究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努力研究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基层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切实提高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科研成果和授课成果能及时运用于当地党委和政府决策中，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服务。

（二）基层党校加强保障经济教师实践活动

基层党校领导要重视经济教学工作，努力为经济教学提供信息支持、科研支持、部门联系等保障，激发经济教学活力。

1开展培训需求调查，科学设计教学内容

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坚持因需施教，科学设计教学内容，合理确定各个班次经济热点问题和地区发展问题，努力紧扣住时代主题，紧密结合实际现实问题，使教育培训更好地适应学员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吸引更多的干部参加党校培训。2保障实践活动，支持科研工作

经济学的科研工作，有效促进基层党校经济类教学水平的提升。基层党校应该切实保障教师实践活动，支持科研工作，特别是鼓励参与市委部门的课题研究。一是要跟相关经济部门多联系。创造条件让经济教师多接触经济部门工作，为经济教师调研、挂职、获取数据等事项进行沟通协助。二是要支持经济科研工作。在经济信息获取方面，可以将政府部门相关文件和信息转发到经济教师手中，可以通过加强图书馆建设同，增加经济期刊、统计信息，也可以通过多渠道多途径为提供经济教师提供包括知网在内的网上数据库,有条件的基层党校可以出台相关制度鼓励党校教师进行科研工作，鼓励党校教师把科研的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甚至为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成果，为中心工作服务。

（三）省市党校加强经济学科指导

基层党校的发展离不开省市党校的指导和帮助，同样，基层党校经济教学也需要省市党校及其经济科研室（部）的指导和帮助。省市党校应该多组织省市县党校校际间交流活动，一是通过一些专题师资培训班的形式，或者专题研讨会的形式，加强省市县校际党校之间的交流，促进省市县经济教学的沟通。二是通过“结对子”的方式培养基层党校经济教学新人，基层党校经济教师选好研究方向，跟随省市党校老教师学习，可以参考省市党校老教师教学、科研等工作，推动新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三是省市党校应该根据每年的经济热点问题，每学期选出一两个专题，号召基层党校经济教学人员共同进行联合备课和调研，各级教师之间就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第三篇：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基于全国和上海的数据

2015-06-17 基金项目：2012国家社科基金：“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编号：12BJY032)，本文作者为该基金项目的主要参与人，非项目主持人。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近期，国务院又转发了《公务员基本工资的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整》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整》三个实施方案。这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领域的两项重大突破，标志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迈入新征程。

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可谓“十年磨一剑”。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就开始启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最后又推迟到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2013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贯彻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的原因究竟为何？一方面，由于利益关系的固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势必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导致利益集团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利益关系的掣肘，而垄断行业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层特别是决策层没有找到解决收入分配的有力抓手，因此，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不顺。

我们可以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分析为何缺少有力抓手。(一)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强有力手段

首先，我国现在的税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非国有制企业，城镇就业人口也大部分在非国有制单位(2013年全国税收收入中有33%来自于国有制企业，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中仅有18.4%在国有单位)，在这样的所有制格局下，政府很难调节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分配。其次，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不仅导致生产要素配置的低效率，更带来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就生产三要素来讲，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导致城乡就业者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资本市场中存在国有资本的垄断和对民营资本的排斥，导致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土地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很低，进而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处于不合理的低水平。再次，初次分配领域还未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由于我国工资谈判机制尚未形成，导致工资收入正常增长难以实现。主要原因是缺少工资谈判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工会制度缺陷，即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现有的工会制度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一些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制度和政策还存在，例如户籍制度和养老制度等。

(二)在再分配领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作用有限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一是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很难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采取“分别征收、各个清缴”的征管方式，这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的问题。此外，对个税的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个税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据计算，我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一半以上，但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20%，这就预示着80%的个人所得税还是来自中、低工薪阶层承担。二是我国税收结构的不合理。直接税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三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且存在不同的保障水平。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差异，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

第三次分配领域即所谓的慈善公益事业，由于我国慈善公益事业起步晚、发展缓慢，且存在管理混乱、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不健全、缺乏监督等问题，很难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

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普通劳动者、普通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或普通劳动者)所占比重的均衡，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于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逐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52%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0%左右。劳动占比的下降意味着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相对下降。虽然从2007年到2010年劳动占比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与1999年相比还是下降了7%。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和垄断势力增加是导致劳动占比下降原因之一，但工资变化对劳动占比影响不大。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减少，因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参与分配的贡献率下降。此外，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按劳分配比重的下降，垄断势力的增加导致普通劳动者参与公平收入分配的权利和机会减少甚至为零。

同样地，在初次分配中，普通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数据，从1990年至2008年的19年间，在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政府占比从32.33%上升到33.47%，企业占比从25.84%上升到30.16%，个人占比却从41.83%下降为36.37%。原因主要是随着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企业成为上海经济的重心，因而在GDP中的比重有较快上升。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从全国层面来说，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达到0.473，相对于2002年的0.454，上升幅度达4.4%左右。

同样地，民盟上海市委2011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本市不同行业工资收入之比，从住房公积金缴交额中计算出来的差异是2.4倍，但在从业人员平均报酬中计算出的差异却高达6.4倍；在同一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之比已经扩大到5倍，有10%的企业甚至超过10倍。

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我们根据全国基尼系数对其进行组内分解得到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5扩大到2010年的0.56，增加了2.73倍；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0扩大到2010年的0.60，增加了2倍。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多地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是由于农户在农业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以及二者之间劳动报酬率的差异；另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分割引起的地区收入的差异。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85-2013年，无论是城乡之间名义收入之比还是剔除通货膨胀影响的城乡之间实际收入之比，都有所上升(虽然2010年之后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之比和实际收入之比有均所降低)。原因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导致城乡之间就业机会和就业收入有很大差距，另外，城乡之间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性也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

不同性质单位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扩大。以全国为例，1995-201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明显要高于集体和其他性质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上海市也同样如此，但上海市国有单位比其他性质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的幅度更大。原因是：相比全国来说，上海市国有企业比重更高，以2012年为例，上海市国有经济产值占上海市GDP比重达44.6%，而全国占的比重为35%左右。

(三)工资性收入增速缓慢的问题

以全国和上海为例，2000-2012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明显要低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这说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没有占到合理的比重(见图

1、图2)，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中国有经济缴税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国有经济的就业占比也相对较小，这使得国家可以调控的、按劳分配的职工工资增速较慢。

图1 2000-201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2000-2012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三、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收入分配要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是前提。同时还要确定什么是公平，两极分化不是公平，平均主义更不等于公平，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是包括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能体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

(二)处理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

在再分配领域，国家可以通过调节税收、增加转移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将既定的收入再分配到居民个人，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但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对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与合理起到关键性作用。初次分配不公平、不合理，即使再分配再有力、再完善，也很难维持收入分配格局的公平与合理。国际上，衡量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就是劳动者的报酬(即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处理好“高、中、低收入”的关系 政府要在宏观上对缩小收入差距给予更大的关注，落实好“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方向。对于低收入者，可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于高收入者，要通过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取缔非法收入等手段来平衡过高收入。要平衡好高、中、低收入的关系，使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这不仅能提高内需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关系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方面要靠中央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统筹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把握好各个环节，另一方面也要靠基层政府部门的试验，总结经验教训，将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广东省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收入分配改革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地方试验。在顶层设计方面，广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全面实施，目前，全省工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76.5%。另外，广东省人社厅也出台文件规范公务员津贴性收入，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作制。在基层试验方面，中山市明确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打造橄榄型社会结构；梅州焦岭在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方面接连破冰，农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佛山顺德允许村民公寓增加商业功能为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固定收益。广东省的成功经验说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作者：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 陈光普 来源： 《北方经济》2015年第4期

第四篇：论乡村基层工作的困境与对策探讨

论乡村基层工作的困境与对策探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徐天铁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层工作；困境与对策

论文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乡村基层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文章旨在探讨新形势下乡村基层工作的困境与出路，着重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乡村基层工作面临的难题；二是影响乡村基层工作的原因；三是乡村基层工作的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给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一、新形势下乡村基层工作面临的难题

1.乡村治理矛盾凸显。在乡村治理方面，乡镇和村这两级组织各自都具有两种职能：一是为本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乡镇、村两级组织有责任为本社区居民提供适合其规模范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二是执行从中央到省、市、县布臵下来的各项任务。履行这两种职能都需要财政作保障。税费改革尽管有乡镇机构、农村教育的配套改革，但财政缺口仍较大，乡村两级的财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执行上级各项任务的功能相对弱化，为本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现行的以农田水利为主体的农村基础设施，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上都显得严重不足；农村科技的推广运行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将变得更加艰难。

2.人地矛盾纠纷日益严重，农民隐性负担尚未涉及。针对农民负担而言，税费改革关注的只是农民的显性负担，而对农民的隐性负担关注不够。城乡分割体制是农民隐性负担过重的制度根源。农民隐性负担重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二是农民进城成本仍然过高，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三是农民付出子女教育、医疗等费用过高；四是农村基础建设等收费成为农民甩不掉的一大负担。

3.乡村收支缺口较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税费改革，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但与此相伴的是乡村两级财力大幅度减少。村级债务黑洞将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其特点为债务构成复杂，利息高，且多为短期。而且因管理上的混乱，至今仍未能有效遏制新的债务不断增长势头，农村债务包袱有增无减，各种开支无法削减。乡镇仍必须按时应付以下几方面的开支：乡镇干部的应发工资；乡镇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这一部分工资数额大，基数高，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还有最令乡镇财政和乡镇主要领导头疼的大宗开支：乡镇退休人员的工资、医疗费用及其他社会保障费用；日常办公经费，包括招待、车辆等必须的费用；订阅各种上级要求的报刊、书籍的费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开支；等等。

4.乡村两级干部的待遇及走向成为乡村基层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乡镇干部面对乡村工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角色的转换，在部分干部中产生了失落感和盲目性的困惑。推进乡镇体制改革，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上，使目前乡村干部的工作，一下子从原来的高度紧张的环境中进人闲暇无事的工作状态，大多数干部都有一种失落感和不适应性，习惯的思维方式失去作用。于是，因职能的转变，部分干部对新的角色一下子难以适应，导致干部责任心下降。由于乡镇职能转制上的不完善，对农村基层工作的正常运转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新形势下影响乡村基层工作的原因

1.农村经济发展力度不够、路子不准。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矛盾增多、难度增大，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所致。农村义务教育的“普九”验收；乡村道路、农用电网等农村基础建设的全面升级；农村饮水工程的全面铺开以及以农业综合开发为主体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剧增了村级集体资金的投入量。在农村集体收入本来就出现短收的情况下，不切实际的基础建设项目的盲目上马和少数人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形象工程和政绩样板的出现，给本来就不足的农村经济积累雪上加霜。农村基层组

织长期局限于财力的限制，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收税收款等琐碎事务中，办任何事情都把手伸向群众，必然导致党群、干群之间容易滋生矛盾。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组织建设遇到的种种问题，发展不够是关键的症结所在。

2.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职能定位不准。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组织必须思考“干什么，怎样干”的新课题，基层干部必须重视税费改革呼唤“复合型”、“市场型”、“民主型”干部的新要求。但客观地说，目前基层组织还没有实现这种角色的转换，基层干部还不具备这种能力素质。突出表现在工作职能、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上，仍然习惯于传统的“种一管一收”、“催一征一罚”，没有把工作重心定位在依法行政，以法律的手段、经济的手段来管理村组事务上来；没有定位到研究市场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供销配套服务上来；没有定位到积极发展农村经济，自身示范做样子，教育群众换脑子，引导农民找路子，建立一个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机制上来。

3.改革的跟进措施不配套。农村税费改革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但目前把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还考虑得不够，带来了基层组织建设上的难度。税费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的改革力度太小，对于弥补日益扩大的财政缺口来说于事无补；乡镇部门机构改革还不到位，乡镇合并了，但是人员并没有减少；教育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教师工资的发放并没有真正摆脱由乡镇负担的做法；农民的素质偏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一个低水平上；等等。由于这些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处在夹缝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三、新形势下乡村基层工作的对策与思路

税费改革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

1.抓发展，为乡镇基层工作打下物质基础。改革带来的功效是暂时的，即便实现了“零负担”，如果群众的收入没有增长、经济没有真正的发展，群众仍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通过加快发展致富，坚持发展这一主题，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来抓，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出路。(1)必须看准市场

抓调整、抓工业。在“农业保稳、工业致富”的格局下，把抓发展的着力点放到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上来，坚持集中精力培植支柱产业，大力涵养财源。一是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加快农业产业化增财源；二是大力发展乡村工业，扶持骨干增财源；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壮大规模增财源。

(2)盘活存量，变资产为资本，变资源为财源。一是乡镇、村如果在所在集镇有闲臵的土地，又适合于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应允许其以人股的方式联合开发或出售长期使用权来增加收入。二是近年来通过布局调整，一些县取消了许多所中小学，空出了不少土地和房屋，这些土地和房产等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又是一笔很可观的固定收入。三是加大土地复垦整理力度。结合“空心村”改造，争取国土资源部门的支持，将大量空臵宅基地和集体所有的废弃荒地进行复垦整理，使“生”地变“熟”，在目前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的形势下，这些土地的承包经营特别是转变成建设用地后，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3)规范“一事一议”制度，确保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在当前没有相关法规保障“一事一议”实行的情况下，可尝试由县政府出台有关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管理规定，制订具体操作细则，切实解决项目难议成、多数人同意的事情少数人不执行、外出人员筹资难

收齐等弊端和问题。村级组织要掌握时机和方法，充分用好“一事一议”。

2.抓改革，为减免农业税提供体制保障。各项配套改革既是减免税改

革内容的深化和延伸，也是巩固减免税改革成果的保证。一定要按照“转变职能、强化服务、精简机构、减少支出”的目标，切实推进各项配套改革。(1)深化财税改革，完善乡村财政体制。按照乡财乡理、乡事乡办、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乡村财政体制。一是合理核定收支基数；二是适当调整县乡收支范围；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切实保证基层政权运转和农民负担不反弹。

(2)继续深化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合理调整乡镇事业布局。一是淡化乡镇政府职能，进一步深化完善乡镇机构改革。在机构设臵上本着“强县弱乡”、“实县虚乡”的原则，重新定位乡镇政府职能，严格控制领导班子职数，严把人员人口关，大力精简内设机构。二是减少乡镇政府事权，积极推进乡镇事业机构改革。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思路，合理调整

事业单位布局，大力压缩编制，逐步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三是加快中小学布局调整步伐。按照规模、效益的原则，对乡镇中小学布局进行调整，适当集中办学，同时对教师实行定员定岗，解决农村中、小学过于分散、师生比例不相称、师资浪费等问题。(3)加快合组并村步伐，大力推行村干部公职化。一是按照“尊重民意、便于管理、规模适度、整建制撤并、所有权不变”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人口少、规模小、地理位臵相近的村庄，通过撤并达到“村级规模合理、资源配臵优化、村级组织健全、服务功能强化”的基本目标。二是在此基础上，从乡镇机构选派政治素质高、熟悉农村工作、懂农村经济管理的年轻干部或转业退伍军人，下派各村挂任实职。三是培养选拔一批“富人村官”。农村圈子很小，村看村，户看户，党员看干部，表率作用立竿见影，那些文化水平不高、致富能力不强的村干部，自己穷得叮当响，当然也无法赢得群众的信任。因此，从治穷先治官的角度出发，培养选拔一批“能人村官”、“富人村官”，使其承担起带头闯市场、带头致富的“领路人”作用。

3.抓减债，积极化解乡村财政风险。农村不良金融债务的存在，直接关系着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成为县、乡各级政府关心、农村集体组织烦心和广大群众不放心的突出问题，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清理防止并重。其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1)减息减债。农村因借、贷形成的债务，在认定核实本金基数和利息基数后，重新界定利息，禁止高利息或息转本。对违反国家规定的高息借贷，按合同期法定利率标准，逐一核定本息，臵换统一票据，严肃清理无本生息、少本多息、利滚利等违法行为。(2)变现资产，清偿抵债。凡有负债的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对其闲臵资产(包括乡、村集体企业在内)进行登记、评估，转让经营权或公开拍卖，所得收入用于还债。(3)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资源资本化偿债，包括对五荒地、承包地、林地、果园的使用权实行招标承包、延长承包期、拍卖等办法偿债；资产资本化偿债，包括拍卖生产性资产还债，租赁或转让水利设施、中小水库闲臵的固定资产经评估批准后用于偿债。(4)清理核销呆坏账。农村债权债务形成原因复杂，仅靠

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化解难度很大，需要在全镇、全区乃至全市、全国范围内统筹解决。建议尽快出台化解乡村债务的政策法规，采取各级财政适当补助、核减、划转等具体措施化解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经认定确已无法收回的，形成专题材料，通过一定的程序经逐级审批后进行核销。(5)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由于农业属弱质产业，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目前，我国通过财政反哺农业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应对村组债务和基层组织运转进行转移支付，由财政化解一部分因承担政策性任务而举的债。

4.抓节支，努力降低乡村行政运行成本。严格管理，强化监督，挖掘潜能，提高效率，使乡村行政运行成本与农业生产成本一同降低，从根本上减轻财政压力。这就要求健全制度，严格控制支出。(1)加强乡村财务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推行乡镇、村政(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实行严格的预算控制和费用包干制度，加强民主理财和监督，打紧开支，量入为出，量钱办事，大力压缩办公费、招待费等非生产性支出。(2)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约束有关职能部门行政行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出台涉及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项目。严禁在农村开展由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和创建活动，兴办公益事业，哪一级提出的项目哪一级出钱，不得要求层层配套资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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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2004—04—19.

第五篇：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理性觉醒程度的提高，人们更注重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在关注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问题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安乐死作为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其本质是保证死亡的质量，而不是决定人的生与死。然而安乐死问题多年来始终面临伦理道德困境，在各类观点的激烈争锋下，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在讨论安乐死问题时应该注意平衡理性与情感关系。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提倡安乐死不是轻视生命。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件十分复杂而慎重的事情。

关键词：安乐死 现状 伦理困境 对策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话题，如何对待死亡，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一方面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民间安乐死的实施，在我国造成了较大的争议。尽管国外已有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但对我国来说,由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

一、安乐死的历史溯源及发展现状

安乐死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死亡方式,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由弗朗西斯·培根于1905年首创。其思想和行为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尽管这与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不甚相同，但却可以视为安乐死思想与行为的萌芽。从17世纪开始,安乐死逐渐为人们首肯和提倡。人们开始将安乐死视为医学领域中让绝症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当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对安乐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加之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有关安乐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深刻影响着法学,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追求人道待遇的“志愿实行安

乐死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对于安乐死行为合法化运动,更起了推动作用,使得安乐死合法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英法等国的民意测验也体现民众拥护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2002年，比利时步邻国荷兰之后尘宣布“安乐死”合法化，但当年的法律条款只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享有安乐死的权利。2014年2月13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一项“让重症患儿享有安乐死权利”的法案。比利时将在此后成为全球首个对“安乐死”合法年龄不设限的国家。

我国学术界关注安乐死问题始于1987年。1994年冬天第二节全国“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希望在加速安乐死立法的同时,加强安乐死与人权,安乐死与生死观等多方面的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人中又有相当多的患者曾强烈要求过安乐死,但因当前在我国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

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由于安乐死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复杂，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依然较为缓慢。

二、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如何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 在伦理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当我们在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总是涉及到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总会造成评价过程中的矛盾。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矛盾。一个绝症公民，在“最低生存质量标准”之下，被医学维持着生命。当希望和快乐永远不再，生死之辩，必然滋生多元价值观。生命神圣论者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应尽一切可能来维持人的生命, 直至其生命的终结。而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的放弃, 是有违医生的天职的, 因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如：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而生命质量论者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的生命固然神圣, 但人的生命也应该讲究质量, 对于那些生命无可挽回, 处于极度痛苦之下的患者来说,其生命质量是很低的。因而, 在医药卫生资源、个人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与其不惜成本挽救延长其生命, 不如让其安乐地死去, 既节约了家属的开支, 又能节省下有限的医药资源, 用到急需这些资源来恢复健康的病人身上, 有利于保证和维持家属及其他人的生命质量，也是维护生命尊严的表现。所以,安乐死是道德的。

2.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矛盾。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分配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其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者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

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3．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的矛盾。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从古至今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对固有矛盾。在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很多重症患者依靠科技维持其生命，但以病痛折磨和低质量生活状况为代价，而一旦帮助其解除痛苦，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止。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尊重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传统医学伦理观也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 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这类说法着重体现了延长病人生命的要求。而安乐死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候，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 这既符合自主原则, 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

4.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的矛盾。我国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是阻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我国的传统“孝道”中其实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所以这种外在的道德评价与现代社会的亲情理念、新时期的“孝道”相违背。因此, 在我们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到底应以何者为依据? 这也是目前存在的矛盾之处。

三、解决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对策

目前在部分国家安乐死已经获得合法化地位，然而在我国多年来依然存在重重障碍。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实行安乐死，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重视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安乐死合法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体制和公民的道德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的基础之上，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在我国目前还不具有适合合法化的土壤,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戴孝”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 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尚待加强。

1.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安乐死问题首先应该是伦理道德问题, 不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 安乐死就无从立法。我国传统文化主导和支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生命神圣”、“命由天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道德观导致的文化滞后和国人观念保守, 人格独立意识缺乏，生命尊严尚未树立起来，阻碍了国人对安乐死的接受。尤其是“戴孝”的传统文化，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其实，“戴孝”的结果就是颠覆孝道。死者已矣，真正的孝道，是在死者生前给予其物质、精神的满足，是重视死者留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但是, 道德是由人创造并为人服务的, 而不是人的主宰, 因而传统道德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改变传统道德而接受新时代的道德，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为此，对于合情合理的安乐死案例，在处理过程中应更为妥善，可以适当宣传积极安乐死方面的知识,充分引导大众, 使

其逐步认识到积极安乐死的合理性,转变民众传统的道德评价机制。从媒体、政府行为、社会公益、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2.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才能真正使安乐死得以有法可依，然而法律漏洞又极易被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因此，健全法律制度的过程仍然漫长而艰难。其注意事项主要在于：（1）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哪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2）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3）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4）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5）安乐死的实施需履行严格、合法的程序。（6）法律责任。对于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法律应明确其相应责任。

3.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的全面性、普遍性及医疗制度的规范性、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是安乐死得以存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医改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断健全，2006年开始，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让贫苦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尤其是大病。这为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然而，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安乐死合法的国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仍需完善。（1）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3）健全医疗保障体系；（4）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4.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生是安乐死的直接实施者，其职业道德关系对患者、对社会伦理道德评价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争势必对医生造成伦理困惑。因此，需要适度转变现代医德，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但是强调现代医德的转变并非是要摒弃医生传统“救死挟伤”、“最大限度维持患者生命利益”等义务，而是在综合“患者权利”、“生命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更加深人严谨地看待生命、看待死亡。医学既是一种救人的艺术，延长寿命的工具，也是一种死亡的艺术，解除痛苦的良药。医生的职责既应该是救人于

危难、解除病痛，也应该是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持患者最大限度的尊严。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安乐死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也经历了激烈的论争和实践的碰撞，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一味地回避。在伦理学的国度里，安乐死应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尽管安乐死的合法性在社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安乐死的有效实施仍在文化、法律、道德方面存在难以攻克的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为安乐死的造福人类斩棘开道，毕竟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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