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问题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

第一篇：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问题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

中国，统治者是假村民自治之名，行剥削统治之实。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农民革命的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才得以萌发和发展。当今中国社会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兴起是农村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政治格局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关系的新调整。从根本上而言，这种调整孕育着未来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最基本因子，预示着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基本路径。

讨论中不能缺席，但在历史领域中探讨“三农问题”，其深度和广度极需拓展，这无疑为今后乡村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标明了方向。

第二篇：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问题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二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模式建构，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如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类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三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后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绐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论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

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

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中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印焕在提交的论文《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在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四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五

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实质、演变趋向与解决办法，学者们还谈了总的看法。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在其论文《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认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其《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论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了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科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兰林友在其提交的论文《文献“田野”与田野工作学科互渗的方法论意义》中：结合个人对乡村社会的实地考察经验，谈了文化人类学及田野方法与历史文献学互相渗透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学是从共识的角度来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的，但在田野实地考察地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更清晰地观察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只有共识与历史的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互相渗透，才有更强的对比效果。同时，从东西方学术的互补性方面强调确立自己研究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本次学述讨论会时间虽短，但论题明确，现实针对性强。与会学者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就目前“三农”问题所涉及到诸多难题如土地产权、赋税改革、农村金融问题、农民城市化、民工潮、村民自治、民间组织以及乡村传统文化等各抒己见，展开激烈交锋，力求从历史的视野中追根溯源，为解决现实的困惑寻求历史的理论依据。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史学家在“三农问题”的对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都有着不同的判断与评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郭永虎提交《村民自治的历史积淀与未来——来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历史考察》论文，从历史的对比中阐述了当代村民自治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村民自治，从萌芽到发展，经历了发端——成形——磨合——再生的发展时期之后，进入到了现如今的全新、完善、成熟的新时期、新阶段，新的时代为村民自治注入了新的活力，预示了美好的前景。村民自治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中国特色。在近代

第三篇：传统与现代 积淀与创新

传统与现代 积淀与创新

——清华学习有感

首先，我要感谢县委县政府能够给我这次珍贵的学习机会，我相信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将会受益终生。通过学习，不仅使我们接受到了前沿的知识和理念，更重要的是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开拓了我们的思路。来到清华，首先感觉到的是他很大，从东道西，从南到北，如果徒步的话要走很长一段时间，校园内有现代化的科技教学楼，也有朴实厚重的古学堂，通过一周多的深入接触，对清华大学有了更深的认识，清华的大不单单是体现在他校园的面积上，更体现在他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厚的创新氛围上，厚重的历史加上国内乃至世界著名的学界大师，以及蓬勃活跃的创新精神，文理兼备，协同发展，这便是当代清华的真实写照。

不论是在美丽的校园中游走，还是在食堂就餐，乃至在教室上课，你都会在有意无意中看到或听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没错，这便是清华的校训。

清华的校训同时也是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写照，清华的校训是由先贤梁启超先生提出的，出自《易经》乾坤两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即自然）的运动刚进、强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稳健，博大，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自强不息，要求清华学生具备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争创一流的品德，如梁启超所言：“君子所动，由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见义勇为，不避艰险。”厚德载物，要求学生具有团结协作，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如梁启超所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名高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集刚健和柔顺两种不同的特质为一身，标志着人格发展的全面性。乾坤二卦，分别代表至刚与至柔，二者是互相矛盾又互相需要的关系，无刚不柔，无柔不刚，若能将二者有效的协调统一起来，需要很大的智慧，乾坤二卦合在一起，做得好便是乾下坤上，为泰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若做不好，就会走上另一个极端，成为否卦，上下不通，没有生机，清华能将乾坤两卦的核心精神放在一起作为校训，足见其胸怀与气魄，正如程文浩老师所言：“能把看似矛盾的东西统一起来，那才算是真正的能力。”

清华又叫水木清华，从这几个字中，也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文化底蕴，水中有木，在《易经》中，水为坎，木为巽，巽下坎上为井，井乃蓄水养人之器物，雨水滋润树木，当然枝繁叶茂，这正象征清华大学作为全中国人民智慧与精神的源泉之井，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技术与文化动力。清华大学不断传承了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同时它又以宽宏博大的胸怀接纳着这个世界上先进的理念，技术，方法，在交流中创新提高。这方面我们可

以从在清华校园中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身上得到体现，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哪个民族，国家，说哪一种语言，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清华人。

说完清华，再谈谈自己这段时间的心得体会，十余日的培训学习深入浅出，受益颇多，授课老师中既有国家理论科研界的权威专家，又有政商工作一线的实践精英，由于时间所限，老师带来的一顿顿精神大餐，我们只能狼吞虎咽，先把他们吃下去，生怕有所遗漏，以期慢慢消化，慢慢提高。通过学习使我领略到了清华的奋进博大，尊重传统，面向未来的精神传统。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时不时在思考着磁县发展的问题，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想实现我们磁县的发展，就要效法清华精神，站位，广胸怀，同时求新求变。要积极接纳一些先进的资金、技术、知识等要素到我县来为我所用。同时要认清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状况，适时作出战略调整，在变化中抓住机遇，以不断的变化来迎接变化。我们磁县要发展，就要走差异性的发展战略，要在产业发展上争取做到立足传统，奋发创新，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变。清华大学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因为它不忘传统，不忘求变创新。对于我们一个县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只有立足于自己的传统优势，脚踏实地，打好根基，方能实现有效发展：“问泉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强根固本才是长久发展之道，固本就是要以全县60万百姓为本，以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为本。在未来要进一步搞好民生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深切体恤百姓疾苦，以百姓的心声为我们发展的指针，要进一步搞好煤炭等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延伸煤产品的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并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进一步搞好岳城水库和溢泉湖及县内三条河流的保护工作，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有效的开发其经济价值，进一步发挥我县的磁州窑文化和北朝文化的传统优势，打造磁县的文化品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传统文化及资源优势为突破，同时吸引外在的资金、技术、人才，通过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创新能力，以带动全县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世界在不断变化，尤其是我们中国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正式如依据俗话所说：一切都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通过这次学习，我开阔了眼界，感觉到了自己的与国家发展变化的差距，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知识储备不足，与国家前沿人才在历年及能力上的天壤之别，每念及此，便惶恐不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差距，有危机感，下一步要做的是努力改变自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过全方位的学习来提升自己，要时时刻刻保持求新求变的态度，以一种真诚谦逊的心态，向老师学习，向领导学习，向同事们学习。争取做到学有所长，学有所思，学有所用，正如清华大学日冕上的四个字：行胜于言。

第四篇：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与中国农村和谐社会

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与中国农村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是关键。实践农村和谐社会最重要是农民现代素质的培育。没有农民现代素质就没有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更谈不上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秩

序。

一．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评析

依法治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而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则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现代法律意识指的是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观念体系，包括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意识、维权意识、程序意识、效率意识、道德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敬法守法意识等。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及经济建设等颇具现实意义。

（一）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立法

法律意识在立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通过法律意识，也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立法者才„捕捉到时代精神‟，并将之反映到法律文件中。”（注：[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农民法律意识在农村立法中的具体作用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具有“评价”与“校正”功能。所谓对立法的评价是指社会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的评价标准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是否具有正义性、可实现性、可操作性所作的主观价值判断。农民评价法律总要具有某种评价的尺度和标准，而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农民自身法律意识水平。农民法律意识的立法评价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民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态度和感情，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得到农民心理认同，从而影响到立法在农村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一体遵循。此外，如果立法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法律意识相背离，不能得到八亿农民的广泛认同，就可能导致法律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法律意识的这种对法律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的功能，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意识对立法的“校正功能”。另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是农村立法的重要补白。法律意识对立法具有“补白功能”是基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使然，因为农村立法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完全适应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持续变迁的过程中，法律自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使它经常不能适应农村和谐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些因素常常导致立法难以跟上农村和谐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出现某些法律调整的社会空白领域。而在这些无法调整或法律不完备、不健全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意识往往能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即农民往往根据他们的法律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把法律意识的这种功能称之为“准法律功能”或“补白功能”。

（二）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法律实施

在农村社会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对农村社会法律规范持认同、支持态度（坚定的法律信念）对农村法律的高效益实现以及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极具正面效应；与之相反，与现行农村法律相悖的法律意识（诸如法律信仰缺失及厌诉心理、权力依附心理等）却是农村法律实施的巨大障碍，是与农村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的。

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农村和谐社会法制建设的最基本前提，农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将会为滥权与专横提供广阔的空间；农村基层法律机关法律信仰的缺乏，则会使法律的公正与权威遭到无情的嘲笑。“法治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法律逐步获得并保持神圣性的过程。”（注：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第2期。）正如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加国民普遍的服从，信仰法律是“普遍服从”的前提。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法律的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在当今中国农村，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并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使广大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再加上部分法律对农民的确存在不公正之处，最后导致农民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如此现状，何谈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而法律信仰又是和谐社会建设工程中的基本支撑力量。没有农民的法律信仰，根本谈不上农村和谐社会中法律实施效果。

（三）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中的农村市场经济秩序

法律意识的价值取向和法律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但是，法律意识能否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民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则农村社会经济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得到高速发展；相反，如果农民的法律意识不能正确、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法权要求，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作了片面的、歪曲的反映，则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困难重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可能被扭曲，发生变形或畸形现象。

事实证明，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中的民商法律意识对农村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民商法律意识至少应当包含诉讼法律意识、契约

自由观念、主体平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价有偿观念、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观念等。只有国家和农民将这些法律意识和观念要素全面反映到民商法律制度和农民的民事行为之中，农村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否则，农村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就会被扭曲和变形。如没有诉讼法律意识，农民在解决利益纠纷、维护自身权益时，就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更谈不上培育“寻求法律救济”的法律心理；没有契约自由、主体平等、等价有偿的观念，就没有市场交换的公平正常的进行；没有诚实信用的观念，农村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制假卖假、不履行合同等现象；没有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意识，农民就不可能在民事和商事活动中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自觉承担民事活动和商事交往中的法律责

二、制约中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培育之因素分析

梁治平先生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困难时，曾经分析道：“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注：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对此，笔者颇为赞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中，除了上述传统法律文化因素外，还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极具障碍功能，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外行政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与农民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从出生后的户籍登记开始，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房管、村委会等等，伴随着农民的一生，它们依法运转是农民高质量生活的保证。行政法治之实现程度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秩序化的根本标志之一，亦是中国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表征。但在农村实际生活中，行政侵权、行政越权、行政失职等法外行政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周广立现象（四年内免费代理行政官司251件）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农村行政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无怪乎百姓感叹道，在基层，需要法制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不仅仅是我们，更主要的是政府官员！如此法外行政行为普遍存在，其对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推进之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

法治社会，必然是权力、权利相互尊重的社会。但目前在农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行政文化中“官本位”之观念仍在一些基层行政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将行政视为对民众的一种绝对权威支配，无权力受限意识，法外行政行为屡见不鲜。根据徐显明先生著名的“权力权利守恒定律”（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行政权扩一分，公民的权利便少一分。如何唤起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及对法的理性遵从，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法治化之关键。法外行政的泛滥

（权力的无限性）必然导致民众追逐权力、迷信权力、崇拜权力；相反，若在权与法的较量中，权力不再是一匹放纵不羁的野马（法律成为控制它的缰绳），必然会使农民产生还是“法大”的质朴感觉，消除“法大还是权大”的困惑，对权力的迷恋就会被对法律的崇拜所

替代。

（二）普法畸形、执法粗暴、司法腐败

作为农家子弟，曾亲眼目瞩了那些父老乡亲是如何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

我曾多次见过县里、乡里组织的法制宣传，一辆大卡车停在村口，大喇叭对着村子高声吼叫着譬如抗税、漏税负什么责任，违反计划生育负什么责任，违反土地政策负什么责任，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甚至很多地方性规定，这些规定全部是凶巴巴的禁止性条款。而车上的人呢，早跑到村委会去吃狗肉、喝烧酒去了，时不时还传出些行酒令和划拳声。可以想象，农民能对这些断章取义、只见义务责任不见权利保护的“法律”感兴趣吗？再看看那些铁路公路沿线的标语吧：“谁失火，谁坐牢”、“计划生育也是法，违法要罚款”、“横穿铁路，轧死不赔”……如此这般变异的“普法运动”把法律完全丑化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五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去打工先交大笔钱“买”了暂住证、未婚证再说，去深圳的还要边防证，否则算成“三无人员”，被联防队员用绳子一捆，收容遣送了，等着家里拿钱来赎吧。然而，当他们被无故开除，被联防队员暴打，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不得不去进行被城市人讥之为的“跳楼秀”时，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合同法、行政诉讼法、劳动法却形同虚设。这时，法律在农民权利保护的正义时空中却

“无故”缺席。

对于这样被异化的“恶法之治”，他们宁愿选择礼治。如果有一天，中国九亿农民不怕法律了，欢迎法律了，那么，我敢断言，真正的法治便为期不远了。到那时，农村才真正地步入了和谐社会。否则，我们仍将在“初级阶段”徘徊，甚至倒退。

（三）部分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

从传统视角来看，中国，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社会有序化，多不依靠法律。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争议的解决，依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诉讼作为一种法律赋予的以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本可以构成民间冲突、官民冲突合理裁决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一般平民百姓看来，“对簿公堂”是违背“和为贵”之祖训的，正如《大宅门》中的二奶奶所言：“居家过日子，以息事宁人为好”，“一场官司十年仇”，“怨仇宜解

不宜结”，“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是传统国民以“曲则全”、“和为贵”、“不争”为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制订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是和睦相处与和谐。”（注：[法]加勒·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之所以不愿诉诸法院，依然存在厌诉心理、“包青天”意识，除上述传统法律心理以及“有罪推定”的司法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当今中国农村法律运作的残酷现实使然：首先，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起诉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一场官司从一审到二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其次，农民没有能力克服自卑。农民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包青天”，只有党和政府帮他打官司，他才敢打；只有“包青天”存在他才敢“民告官”。否则，农民是不会自信地走进法院，讨回公道的。再次，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多数情况下唯有在无奈中选择委曲求全，接受强势者一手炮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亦是影响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制约农村全面和谐建设的重要因素，但较之前面的二个方面，则是我们最不该责备的了。

三、转型时期对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几点思考

（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克服传统法律心理消极影响，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

我国农村法治社会的建构，说到底是按照现代法治社会的样式对传统社会的逐步改造。其中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显著成效，是法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强大动力源泉，是培养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生产力和封闭的生活方式是宗法等级意识、权利淡泊意识、畏法与厌诉心理等滋生的温床，同时亦是培养现代法律意识的巨大绊脚石，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西欧大陆一些国家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这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苛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培养公民现代法律意

识的重要性，没有高度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推毁小生产方式及传统法律心理对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更不可期望社会正义制度化。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经济，主要靠市场主体拥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自主活动，而不像计划经济那样，主要靠权力和被动的服从来活动。在自主性经济中，农民有自主权，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从而培养权利意识和自主精神；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经济，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换、平等竞争，一切交易都要公平、自愿、等价、互惠才能成立，而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老大、“集体”老二，“先公后私”。这有利于培育农民的平等意识与习惯；市场经济是契约性经济，市场主体靠主体之间的契约联结在一起并进行活动。契约（合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平等、自愿订立的“法律”。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广大公民在合同的订立、履约和违约后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过程中，在与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亲身体验着法治的优越，培养着法治的精神。”（注：公丕祥：《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为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契约精神等法治意识提供肥沃土壤。

（二）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了以法律手段取缔风俗习惯的暴力性和政治风险性：“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要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就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用法律去改变的话，便将显得过于横暴。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

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严厉打击了农村原有民间组织。在反“封建”、破“四旧”名义下对各种传统观念和民间知识的全面清理，目的是想通过强制性改造运动把旧时的农民改选成新时代的公民，并以正式 的法律去取代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但事实上却证实了孟德斯鸠预言，乡规民约依旧以其合理性在农村社会顽强地生存着，同时亦验证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这不能不再次引起立法者的深思！事实上，当法律抛开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试图强行介入农村时，国家的正式法律在农村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气”（根基）。因为为了使法律家喻户晓，常常需要习惯作为补充，毕竟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习惯予以阐明。在一个文明与落后同在的国度，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我们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的成长土壤与社会功能。正如列宁所说：“假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条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会是十足的傻瓜”（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1页。）善待好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注：田成有：《乡土社会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我国法制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送法下乡”的运动，的确不能完全消除和摈弃人们心中认可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现阶段的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我们的确不能从所谓现代法治的视角形而上学地指责和讥讽农民们的“合理不合法”行为。

需要澄清的是：重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社会的调节社会关系之作用，并不是说农村社会不需要国家的法律，更不是主张国家政权应当从农村社会中彻底退出。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农村从遵循村规民约向信仰国家法转换是必然之事。这既是乡规民约自身缺陷使然，更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会挤压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进而使之退出农村社会。此外，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又有良莠之分。唯有“优秀”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与“善”的国家法相结合，方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存在理由，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切实

培育出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观和秩序观。

（三）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从根本上为培育农民“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意识提供条件

民意调查表明，农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法律权威的实现程度，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尊重程度；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在农村运行的状况；法律法规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程度。基于此，在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为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我们既要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又要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就目前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使农村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尊重法律，真正做到“法内行政”，杜绝权力私化现象。而要防止和杜绝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等现象，仅仅靠自身所谓的党性、法律知识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因此要根本制约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之恶行，必须要建立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以保国家权力不受任何人的主观任意的支配，实现法律的至上权威。而要实现法律权威必须做到：一方面，党政机关坚持“权力法定”的原则，即要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职责，不可随意推定（扩大）自身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要有不依附党政机关的专门监督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和检查。中国目前的确有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但其人事、财政、考核等皆依附于同级党政机关，让依附者去监督被依附者，堪称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

第二，改革现有的农村诉讼体制，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法律援助力量。大多数农民对“告官”之事是敬而远之，首先是惹不起，其次是打不起。农村现有诉讼体制的弊端突出体现为诉讼成本（全方位的）太高。这正是农民申冤不得不在无奈中绕开国家法、另辟蹊径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在此还想提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可否认，这种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法律制度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化的、范围极小的“施舍”，又有多少农民能够“按需分配”呢？除了个别死刑犯或标的很大的当事人能享受这种待遇外，又有几个农民能亲身体验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呢？可以想像，一个根本不打官司、打不起官司的农民，他能信仰法律吗？ 第三，加强农村失业、医疗等社会救济立法，国家应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

至今为止，我国始终没有考察农村的失业问题。按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维持目前的农产品产量所需劳动力不超过现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一年平均有效工作日不到一个月，没有兼业，又没有资本的农户，只能在贫穷中度日。“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对九亿农民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政策，就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使农村失业、社会救济制度化，还农民以真正的公平待遇。在这方面湖南省某县走在了最前面，其推行农村医疗保险，由县镇政府、农民个人按比例投资保险，农民可以到县镇政府的卫生部门报销医疗费，其上限为每人每年报销不超过一万元，尽管如此，但的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四，加强教育经费立法，国家应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

国家要求的九年义务教育，城市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却由农民自己掏腰包。现在农村中小学的费用开支是城市的两倍以上，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较少的收入负担较多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并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以政府的名义要求乡村两级中小学校舍“达标”，每个乡镇至少需要200万元左右，而这些最后也通过“学生集资”等途径转嫁给农民。“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为„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办‟。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在1998年选取7 个省的26个样板县的调查：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中央补助约占1％，省补助占11％，县投入占9.8％，其余78.2％由乡和村筹集。这种状况无疑问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注：黄锫坚：《农村教育投入：缺口谁填？》，经济观察报2003—10—27.B2.）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权责明显扭曲的事实：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负担义务教育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许多研究者将这种不对称状况形象地称之为“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令9亿农民振奋人心的是，2005年3月5 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书本费和寄宿学生的生活费，到2007年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广大农民期待着“以农民为本”的《农村教育经费法》出台。

第五篇：中国农村水利与土地利用问题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水利与土地利用问题调查报告

说明：调查地点为河南省开封市万隆乡李连村

调查时间为2011年8月15

调查人为张高言（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2010级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2班）

农地利用情况总结分析：由于调查地点地处华北平原，平原面积广阔，但土地质量较差，故而人均承包用地较多，所以每家总的承包用地较多，转包他人土地的情况基本不存在。调查问卷中可以发现被调查对象家庭年收入大致都在5000-20000之间，种植作物较单一（小麦，花生，蔬菜）。农地减少基本全用于村民建设，小部分用于工矿用地。大部分被调查对象是因为缺乏知识、能力，年龄，健康等务工条件而选择在家务农，个别被调查对象出于“习惯农耕生活，不愿离开土地”或“照顾家庭”而选择在家务农，大部分被调查对象选择在耕作过程中使用传统工具，原因较单一，基本上都出于“习惯使用传统工具”。对被调查对象农业生产积极性影响较大的因素有：自然灾害，生产成本升降，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小，农业生产收益高低。在调查过程中，我尝试了让被调查对象在这四方面选择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选择“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小”和“农业生产收益高低”的人数基本持平。调查中发现“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增加种粮补贴力度”

和“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有助于使被调查对象愿意种植更多粮食作物，在大多数被调查对象看来，气候条件是当前对农业产出影响最大的因素。

分析总结：从对农地利用情况调查结果分析可知，有90%的被调查对象都是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除粮食作物外，种植物以蔬菜为主，稍显单一。其中原因大约有三方面：1被调查对象承包农地较多，无暇管理、种植多种作物的田地，像蔬菜、水果类的经济作物相比粮食作物要求更多的经历、物力。2被调查对象对经济类作物不能寻找到好的销路，尽管有外地商人收购，然而价格不是很好，使得被调查对象从经济作物上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这难免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他们不愿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3农民缺乏相关的种植技术及获取市场消息的渠道，使得他们仍以传统的种植技术来进行生产，最终事倍功半，同时由于存在市场盲目性，例如，如果今年的大蒜价格较好，那么大部分农民会选择在下一年多种植大蒜，结果由于市场供过于求，造成蒜价普遍下降，农民们一年的投入基本上打了水漂，这就是缺乏获取市场信息能力的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再农地利用情况中比较突出----农业生产影响因素。从被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可以发现气候条件仍是影响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最主要。也就是说新世纪的农民仍在靠天吃饭，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将更多的希望放在市场和政府方面。他们迫切希望市场能够给他们一个好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政府能够增加种粮补贴力度，帮助推广良种或先进技术。我所调查地区土地减少情况不是那么严重，减少的土地多适用于村民建设，这种情况也揭示

出了所调查地区的弊端：工厂少。间接反映出了农民们自己动手改变现状的情况基本不存在，他们仍旧只守着两亩三分地，以最稳定但也最劳累的方式生活着。

水旱灾害情况：大部分被调查对象认为气候异常是造成本村水旱灾害的最主要原因，少部分被调查对象持有不同意见，对被调查对象而言，水旱灾害给他们造成的最主要影响是农作物减产减收，诱发其他自然灾害（例如蝗灾、虫灾），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很大农民们年年都忍受着水旱灾害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却无能为力。可令人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对灾区进行有效的补贴或重建，却选择默默无闻的让时间冲淡一切。照此下去，被调查对象迫切希望获得的“直接经济补助”恐怕也只会变成一声声的呐喊。有时我就想幸亏中国政府遇到的是中国农民（一群能够忍受到底的弱势群体）。说这些风凉话不是为了挖苦政府，而是在提示政府：你们真应该为老百姓做些积极地事情了。政府或许也有自己的难处，不过一些灾后的安抚与重建工作仍是必须的。

农田水利情况：被调查地区主要采用地下水进行机械灌溉，被调查对象对上级政府的水利建设资金和技术投入力度非常不满意，对政府在水旱救灾方面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满意。不止他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农民不满意如今政府的表现。恐怕不止他们，会有更多的农民不满意如今政府的表现。在农田水利情况调查时，同样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被调查地区及周边地区基本上都是以地下水来进行农业灌溉。我自认为地下水是极其宝贵的不该让农民拿来进行农业生产，况且这种农业

灌溉还是采用那种最原始的方式:漫灌.看着清澈的地下水在土地上流淌，心里难免有一丝伤心。同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被调查地区的灌溉效率有多低：从深井中抽出的大量地下水如果用来漫灌估计有80%的谁会被损失掉；大型的拖拉机没日没夜的带着一个小小的水泵在井边抽水，我们应该明白那种拖拉机是可以同时带动七八个水泵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如今却这么大材小用，浪费柴油不说，拖拉机的损耗也是相当大的。农民们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加大水利建设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力度，而且这也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我们都不希望珍贵的地下水变成雨水，降落到四面八方。当然，这也不能把全部责任推给政府，现在的农民没有相应的农业知识，再加上他们存在某些俗念，不能够认清问题的严重性，正应为这样，才需要那些能够认清问题严重性的人来解决问题。

由于近几年中国水旱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地影响。在处理水旱灾害时农民们普遍表现出了无能为力，这种时候是最需要政府出面来安定民心，使农民怀揣希望的，这种时候也是最能体现政府执行力的时候，这种时候更是政府最能凝聚民心的时候。然而，在这种时候，通过被调查对象的回答可以看出，政府确实还没有拿出相应的积极政策来进行灾后的安抚工作。也许政府正在努力，我们也依旧相信政府能给出积极的应对措施，我们也相信这些困满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

我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由于长期在外求学，所以对家乡的土地水利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只能在回家的不多日子里才有机会粗略的了解一些。然而通过这次调查，我对家乡的土地水利的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看到了家乡的潜力，家乡的变化，我特别喜欢这种调查，它不仅使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有了很深了解，更重要的是，她使我有种难言的责任感：为改变中国农村现状出一份力。也许调查的过程是繁琐劳累的，但当我看到自己写下的总结，心里不由自主的有种开花结果的味道，这种经历不正是人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