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最新时政热点：从严治理网络色情低俗现象迫在眉睫

第一篇：2014最新时政热点：从严治理网络色情低俗现象迫在眉睫

2014最新时政热点：从严治理网络色情低俗现象迫在眉睫

中公教育清远分校 “互联网在我国快速发展，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互联网环境不容乐观，色情低俗现象泛滥，极大影响甚至败坏社会风气，非常不利于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从严治理网络色情低俗现象迫在眉睫。”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郝振省听到多名学生家长反映，孩子上网时鼠标随意一点，网页跳出的居然是色情论坛、裸聊网站、性用品商店;下载网络音乐和视频，一不留神，色情图片制成的弹窗跃入眼帘;许多手机App软件中都含有不良信息，以情色为噱头的网络游戏也越来越多。

“从公众举报、媒体报道以及委员们上网的实际经历来看，色情低俗已经成为网络‘伴生性疾病’，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郝振省说，除了一些本身就追求经济利益、违法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非法网站外，很多大型、正规的商业网站中都存在大量违反社会公德、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色情低俗内容。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研显示，互联网色情低俗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为数不少的互联网企业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一些互联网企业利欲熏心、缺乏社会责任感，以低俗内容拉高点击率，对存在于网站的色情低俗信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主动上传色情、低俗信息。一些色情网站、广告商和门户网站之间还形成默认的商业联盟，各式低俗色情广告、链接、App等，成为其间桥梁。

“二是政府监管还没有到位。”调查显示，目前政府部门对互联网监管的力量十分有限，在内容监管方面存在着技术壁垒，如图像识别和音视频内容智能分析、网络非法传播取证等技术还达不到监管要求，对不断出现的新兴媒体还存在监管盲区等。

“三是法律法规对色情低俗的规定不够明确。”郝振省介绍，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淫秽”明确予以刑事打击，但对“色情”没有明文规定。对“色情”和“低俗”的认定更是边界模糊、标准不清，相应处罚失之于宽、松、软。在实际网络执法中，关于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的调查取证、打击处罚较为困难。

为此，郝振省建议，国家应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从严打击网络色情低俗现象。在打击非法网站、斩断利益链的同时，对正规网站的“软色情”进行严厉监管。不但要求这些正规网站限时删除色情低俗信息，还要对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情节严重者，吊销其有关许可资质;对传播淫秽信息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部门立案查处。

“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借鉴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色情防治法，规定我国青少年色情的防治原则、防治手段等，以法律的形式严厉打击互联网色情低俗现象。”郝振省说。

此外，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委员们还呼吁各互联网企业加强自律，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自身监管，通过关键词过滤、网站人工巡查等方法，及时清除网站不良信息;各互联网管理部门间要明确责任和分工，加强统一协作，力争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相得益彰的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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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时政热点：企业、个人社保“减负”迫在眉睫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时政热点：企业、个人社保“减负”迫在眉睫

社会保险费费率过高，对员工工资挤压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消费能力日趋不足，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趋下降。对企业积累挤压的后果，则是企业投入能力降低，可持续发展动力减弱。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回答委员询问时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

据悉，在全球12个社会保险费费率超过40%的国家中，11个分布在欧洲，另外1个就是中国，连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费率也都在40%以下。在社会保险费费率问题上俯瞰他国，确实不是一件能够让人高兴得起来的事。

更重要的，高费率还仅仅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欧洲11个高费率国家，对应的是高福利，亦即企业不需要因为裁员而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也不需要因为企业裁员而遭受稳定的压力，员工更不会因为失业而使生活失去保障。在这些国家，由于福利过高，很多人已失去了工作的热情。而我国，高费率对应的是较低的福利，社会保障力度有限，很难承担起社会“稳定器”和“和谐仪”的作用。

由于社会保险费费率过高，在国民收入总量占比偏低、财政收入又连续20年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其对员工工资和企业积累的挤压也在不断加深。对员工工资挤压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消费能力日趋不足，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趋下降。对企业积累挤压的后果，则是企业投入能力降低，可持续发展动力减弱。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就与国内需求不足密切相关。这种不足，既包括居民需求不足，也包括企业需求不足，既包括生活需求不足，也包括生产需求不足。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强劲复苏的势头，就是因为个人消费发挥了关键作用，企业投入也出现了明显复苏。

毫无疑问，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步伐，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合理的社会保险费分担机制，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尽快破解社会保险制度，加大国家财政对于社保的补贴力度，减轻个人和企业的负担，使社会保险费费率逐步降至30%~35%的水平。即便如此，我国也处于全球30%的高费率国家范畴。在此基础上，加大财政改革力度，提高财政的公共属性，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公共福利之中，使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提升，给国民更多实实在在的福利。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为了增加社会保险资金的来源渠道，建议在目前国有资本金收入划转、国企上市股权划转的基础上，能够让社保基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直接投资国企，尤其是企业整体上市，应至少让社保基金持股10%以上，从而使社保基金有更多的稳定收入来源。

总之，企业个人社保“减负”迫在眉睫，但解决社保费率过高的思路不能局限于就费率谈费率，而必须透过费率看其背后的问题，从而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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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公务员时政热点：文艺创作的个性不等于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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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时政热点：文艺创作的个性不等于低俗

人们纷纷为这种文艺进步而叫好,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肯定是真善美的作品,引人向上、不忘初心

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为人所熟悉年轻音乐人PGOne(王昊),是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2017年全国总决赛冠军。在号称“中国嘻哈元年”的2017年,PGOne收获了大把大把的粉丝。但是,PGOne的一些作品从问世起就受到强烈质疑。之前就有网友举报,PGOne在唱词中教唆青少年吸毒与侮辱妇女,如“纯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送你去见姚贝娜”等唱词,公然教唆吸毒、侮辱一个尸骨未寒的死者、渲染性滥交,挑战了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

不管是摇滚乐、嘻哈音乐,还是嬉皮士音乐,音乐名称仅是一种外在文化躯壳,其精神、价值才是本。也就是说,艺术品最终要通过艺术形象和文化力量,给人们带来醍醐灌顶的精神快乐。要给人们尤其给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找到一条酣畅淋漓的发泄和释放通道,从底层起步的嘻哈音乐当然也要注重内涵提升,将艺术主题和社会现实密切融合。

比如受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影响,许多嘻哈艺人开始主张黑人争取自身权利并将生活的不堪和抗争的希望都写进歌词中,提升了嘻哈音乐的公共责任。漂洋过海到中国的嘻哈音乐也应该遵循这种价值底线,承担起必要的责任担当、价值引领,保持“keep real”的风度,成为正能量的榜样和实实在在的力量。

反观王昊的音乐表述,其明显释放出颓废、堕落的信号,甚至有教人犯罪的嫌疑。把脏话当态度,把低俗当个性,甚至拿逝去的姚贝娜开玩笑,这样的音乐丧失了基本的人文底线了。让这样的“音乐罂粟”大行其道,就会对社会风气尤其对年轻人造成误导,还会对以丑为美的不良价值观推波助澜,对优雅、善美、健康的社会风气带来巨大污染。

2014年,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近些年来,文gwy.wendu.com

艺界的精神气息纯净很多,文艺作品的精神气象和格调开阔明朗了很多。人们纷纷为这种文艺进步而叫好,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肯定是真善美的作品,引人向上、不忘初心。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共识。可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仍然有部分带毒的嘻哈音乐跳将出来,撕碎善美信仰,践踏文化底线,当然应该受到严厉批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繁荣文艺创作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这也提醒我们,文艺作品可以追求创新发展,可是对于基本价值和公序良俗的遵守却不能放松,不能打哈哈。要将积极的内涵植入新的文艺形式,给更多人带来积极健康的精神引领。比如,周杰伦的音乐中同样具有不少嘻哈元素,但是他的作品格调高雅、清新,许多作品包含着让人痴迷的民族风格和中国元素。沿着主流价值潜心发展,比裹足于所谓的边缘价值,更有市场且有更开阔的精神气象。

第四篇：时政热点：整治低俗语言,净化网络环境.

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料

时政热点:整治低俗语言,净化网络环境 来源江门中公教育

昨日,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主办召开净化网络语言主题座谈会。会上,人民网舆情研究室发布的网络低俗粗鄙语言的报告显示,“尼玛”、“屌丝”和“逗比”位列前三。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彭波表示,净化网络语言环境,不是防民之口,而是为我所用,改变堵的办法,用疏的措施营造文明理性的网络空间。(6月3日,新京报

当前,网络信息泥沙俱下,网络语言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包含了一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也有着一些比较消极的“尼玛”、“屌丝”、“逗比”等低俗语言。这些网络语言,其运用不仅仅局限于虚拟的网络空间,而且是直接延伸到了社会生活当中。

语言是人们传达、交流思想的工具,网络语言也具有这种属性,但是,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传递信息的广泛性,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使得网络语言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复杂的特征。

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网络空间作为现实生活的延伸扩展,网络环境和现实环境之间也存在着能量场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负面的网络语言不仅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反过来对于社会环境会产生“污染”。整治网络低俗语言,不仅是净化网络空间的题中之义,也是净化现实社会环境的应然举措。

净化网络语言,堵是一方面,但是单方的堵只是一种应急性的治标之策。为从根本上铲除低俗网络语言的“病灶”,就需要厘清低俗网络语言的产生根源与运行机制。

首先,从网络语言的产生根源来看。网络语言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对于网络上的一些低俗卑鄙语言,我们要弄清楚它产生的现实根源,进而采取有效对策,才能够从根本上遏止网络低俗语言滋生的现实土壤,让网络空间更加风清气正。

其次,从网络语言的运行机制来看。网络语言是网民心态的一种放大化反映。由于网络生活的去个性化、去角色化,往往使得网络语言具有一种偏激、片面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又更容易被广大网民所认可、接受,并且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实时性使得低俗网络语言得以在网路上快速、广泛的传播。

依笔者之见,整治网络低俗语言,需从“线上”和“线下”齐发力。一方面,需要着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低俗网络语言的现实根源。另一方面,需要政府

部门、媒体做好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多多宣传正能量,引导广大网民客观、理性的看待社会事物特别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总之,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元复杂,而网络其实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在网络平台上的反映。利用好网络平台,净化网络空间,这也是对于人们心灵的一种深度净化。

第五篇：时政热点：“私车公养”现象调查

时政热点：“私车公养”现象调查

随着车改力度逐渐加大，各地“公车私用”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私车公养”现象依然时有发生，成为“四风”新变种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纪委近日通报该市违规使用公务加油卡系列案查处情况。按照违纪性质、情节轻重及认识态度，23人被给予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诫勉谈话16人，批评教育25人，涉及单位38个。

针对公众反映的公车改革后仍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私车公养”违规加油问题，来宾市纪委调取相关50个市直单位今年1至4月的公务加油卡流水清单，发现有38个单位存在疑似问题。经过谈话函询，有65名党员干部主动承认违纪问题，并清退违规加油款25.11万元。

近年来，随着车改力度逐渐加大，各地“公车私用”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公车改革后，“私车公养”现象依然时有发生。从已披露案件来看，少数公务人员以各种手段，将私车维修、油耗等费用，直接拿到本单位“消化”，形成“私车公养”模式。

“有必要尽快补上‘私车公养’的制度漏洞。”上海财经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种腐败形式具有隐蔽性，与带有明显特征、易暴露的‘公车私用’相比较，治理难度更大。”

“车轮腐败”新变种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查处多起公车违规案件。仅2015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国查处“四风”问题7595起，其中公车违规占2561起，占到了33.72%。其中，“私车公养”占有相当比例。

2015年年末，全国各地都按下了公车改革快进键。在各地摸索深化公车改革后，公务人员购买私家车增多，“私车公养”这种隐蔽的“车轮腐败”现象也出现了新变种。

仅今年曝光的案例就有，2016年4月，湖南怀化市纪委通报：该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公款报销个人车辆燃油费及维修费共计38127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地震局局长职务。

2016年6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点名通报7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江西省铜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瑞荣“私车公养”、违规收受“红包”受处分。经查，江西省铜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瑞荣将单位公车油卡交给妻子周某供家庭私车使用，先后6次用公款为该油卡充值共计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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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纪委以及各地纪委通报情况来看，被查处的“私车公养”案件呈现上升趋势，公款支出途径多且隐蔽，有的通过领导班子会议以决议形式集体违纪，有的在“小金库”中列支，有的利用职务之便在分管的下属单位报销。私车报销金额也有上升，有些干部一年为私车支付公款数万元。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纪委干部刘艳艳就曾指出，有些官员私车的运行费用以公车名义在单位报销，采用加油卡方式，一次大额充值发票报账，具体加油次数、车辆、行程等无法查看明细。

“‘私车公养’这种腐败新形式，给当前监管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及时堵住这个新型‘车轮腐败’漏洞，谨防按下‘公车私用’的葫芦，又浮起‘私车公养’的瓢”。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韩春晖对本刊记者说。

手段隐蔽性更强

本刊记者经过梳理近两年披露的案例发现，目前，“私车公养”表现为以下五种主要形式。

表现形式之一：私油公供。为严格公车用油，规范加油纪律，目前不少单位公车用油都采取“充卡加油、一车一卡”的方式，但少数公务人员在加油卡上打“歪主意”，以“挂靠”公卡方式为私车加油，“揩油”现象时有发生。

此外，现在很多单位均指定了加油站点，统一结算油费，保障公车燃油供应，而一些私车也常常到此“揩油”吃供。

表现形式之二：私车公修。少数公务人员将私车冒充公车开进定点维修厂进行维修、装饰，费用签字挂账，由单位按合同统一结算给维修厂。也有少数公务人员趁维修之机更换高价零件或购买昂贵车辆装饰品，其产生的费用一律由单位“买单”。

表现形式之三：私票公报。少数公务人员将私车私用中产生的加油票、公路规费、车船使用税、保险费、维修费、年检费、违规罚款等发票报账。少数公务人员平时上下班有公车接送，节假日外出游玩则使用私车，而私车的油费、维修费、过路费、罚款等都是由单位承担，捆绑在公车身上报销。也有少数领导自己雇用司机，费用也由单位承担。

表现形式之四：私车公用。少数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通过领导班子会议决议的形式，名义上是把自己的私车租给单位使用，而车辆产生的燃油、税费、维修等所有费用借着“公用”之名，由本单位“消化”，或由下属机关和单位买单。

表现形式之五：私车公洗。目前洗车业为了争夺客源，纷纷推出合同协议、刷卡服务等结算方式。这给少数公务人员的私车公养提供了便利，洗车、“美容”费用由公款统一“买单”。

韩春晖说，“‘私车公养’是车改后变异的‘四风’，如果不能有效防范和遏止，有可能消解公车改革的效果。”

公车监管须更完善

“私车公养”现象的产生，除了少数公务人员思想素质不高，对反腐败心存侥幸外，主要还是因为监管不力，需要在制度上与时俱进。

当前，与公车改革相配套的改革滞后、相关联的制度不健全。比如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迟缓，一些单位内部财务管理不严格，清理“小金库”不彻底等，这给“私车公养”提供了生长发育的适宜温床。

2013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了“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要求。

2014年7月16日，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全面吹响公车改革的号角。按照预定设计，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但一些地方车改后，对保留的公务用车监管不到位。比如一些地方或部门主要负责人可保留工作用车，不得再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由于相关监管制度不健全，这让一些公务人员私车搭上了“公车便宜”。从一系列披露的公车违规情况看，“私车公养”无非就是借“公车”下蛋。

由此，在加快各地公车改革进度的同时，还宜将治理和预防“私车公养”这类“车轮腐败”纳入反腐败的整体部署，纳入相关改革举措之中。

剥除“寄生”的土壤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私车公养”确实给监管工作带来难度和挑战，对这类新变种的“四风”问题，宜抓早抓小，善始善终地打好“持久战”。

“防止私车向公车‘揩油’，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加强自律，同时也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管，对‘私车公养’问题露头就打，让其无处遁形。”麻国安说。

首先是扎紧制度的笼子。在麻国安看来，由于“私车公养”比“公车私用”更具有隐蔽性，这倒逼着预算公开更加彻底。按理说，公车改革后，“三公”经费预算应得到合理的削减，可“私车公养”说明“三公”经费中仍有水分，需要进一步剔除。

“要以查酒驾醉驾一样的力度查‘私车公养’”。麻国安建议，更严明公车管理使用的相关纪律，并从筑牢财务管理制度的笼子入手，除提高财务收支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外，还要加大财务审计力度，对不合理、不正常支出应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其次是加强监督。畅通信访渠道，全力推进“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公开，把制度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让“私车公养”无所遁形。

对此，韩春晖建议：一是加强公务用车费用的公示，特别是过路费、停车费要与出差事由、途经地点一起在单位公示，让职工、群众参与监督。二是实行派出制，建立派车档案，并把油耗与车辆行驶里程相挂钩。三是建立公车状况案卷制度。对单位车辆事故、维修、装潢等情节的时间和价格予以详细记载，为事后相关监督备查。四是单位纪检机构加强监督，定期开展专项检查，严格审核把关。

第三是强化问责。“中央纪委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下称《准则》），明确禁止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韩春晖认为，对于“私车公养”，除追缴用公款报销的全部金额外，还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如果数额达到法定标准，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尽管《准则》是对违纪行为的界定，但违纪与违法犯罪行为，通常只是在严重程度上存在区别。”韩春晖进一步解释说，“当违纪行为十分严重，已触犯刑法时，就不能仅按违纪处理，而应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