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侦查模式的转换和改革（小编整理）

第一篇：小议侦查模式的转换和改革

文章标题：小议侦查模式的转换和改革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人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一社会现象在刑事侦查领域里反映强烈。侦查人员对证据的调查和运用，随之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对各种言词证据的收集、调查和运用，出现了“三难”和“三多”。“三难”即通知人们到案难，到案以后说实话难，再令其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就更难；所谓“三多”是指证人翻证的多，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多，作案不留证据，留下证据毁灭的多。长期以来，刑事侦查工作深受“口供主义”的影响，把证据的收集和案件事实的认定，总是寄托在口供、语言或被害人的揭发上。可是，在市场经济下的“人”在变，各种人证是靠不住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是多变的。面临各种新的变化，作为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必须要审时度势，认真思考，对传统的侦查模式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

我国1996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一新的规定不仅仅是辩护制度的一大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导致我国侦查模式、侦查程序、侦查体制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我国受封建专制主义纠问式诉讼的影响，缺乏甚至根本没有控辩式的侦查观念，在这种封建主义诉讼观念之影响下，秘密侦查、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现象较为严重，使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侦查模式难以贯彻执行。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侦查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

一、现行侦查模式分析

从立法上来看，我国的侦查模式应属“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与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精神是一致的。此外，《刑事诉讼法》第43条还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明确了法律对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的严厉否定。

但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的侦查模式，特别是反贪案件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沿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以后，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然后再以犯罪人的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出入，就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整个刑事侦查程序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来进行的。实际部门把这一侦查模式形象的比喻为“挤牙膏”，挤一点查一点，挤多少查多少。

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形成与我国侦查工作的现实条件紧密相联，与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的水平相适应。我国侦查机关和队伍无论是在机构建制、人员素质，还是技术装备、办案经费上都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而刑事犯罪在新的形势下所呈现的高智能、高隐蔽性及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我国侦查机关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无法摆脱口供主义的影响，通过其他途径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在侦查任务繁重，群众法律意识里惩罚犯罪的要求远较保护人权的要求强烈的条件下，侦查工作人员只好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来查证案件事实也就在所难免了。此外，司法投入不足及我国侦查技术研究的相对滞后，也使侦查人员收集罪证面临着现实的困难。群众普遍不愿作证，不愿涉讼的现象比较严重。诸如此类的实际困难，都成为我国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得以形成的外在因素。值得一担的是，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里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深受口供主义影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判时没有被告人口供通常不敢下判，这更使得侦查人员即便是在其他证据确实、充分时，也竭力获取被告人口供。

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自身的特殊性，也是导致我国刑事侦查中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贪污贿赂案件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不少是领导干部，在中国官本位观念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不涉及其自身利益时通常不愿作证，老百姓因害怕报复往往不敢作证。并且，这些犯罪嫌疑人往往关系网密，保护层厚，有着盘根错节的反侦查信息渠道和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这也给反贪人员收集其他证据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其次，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通常有显露的犯罪现场和明确的被害人的刑事案件相比，检察机关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往往行动隐秘，不留痕迹，即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更使反贪侦查人员客观上不得不重视口供。最后，反贪贿赂犯罪往往涉及到会计、审计、证券、金融、外汇等专业性的业务领域，在我国会计制度极不严格，资金管理比较混乱，反贪侦查人员

第二篇：小议侦查模式的转换和改革

文章标题：小议侦查模式的转换和改革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人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一社会现象在刑事侦查领域里反映强烈。侦查人员对证据的调查和运用，随之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对各种言词证据的收集、调查和运用，出现了“三难”和“三多”。“三难”即通知人们到案难，到案以后说实话难，再令其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就更难；所谓“三多”是指证人翻证的多，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多，作案不留证据，留下证据毁灭的多。长期以来，刑事侦查深受“口供主义”的影响，把证据的收集和案件事实的认定，总是寄托在口供、语言或被害人的揭发上。可是，在市场经济下的“人”在变，各种人证是靠不住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是多变的。面临各种新的变化，作为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必须要审时度势，认真思考，对传统的侦查模式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

我国1996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一新的规定不仅仅是辩护制度的一大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导致我国侦查模式、侦查程序、侦查体制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我国受封建专制主义纠问式诉讼的影响，缺乏甚至根本没有控辩式的侦查观念，在这种封建主义诉讼观念之影响下，秘密侦查、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现象较为严重，使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侦查模式难以贯彻执行。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侦查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

一、现行侦查模式分析

从立法上来看，我国的侦查模式应属“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与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精神是一致的。此外，《刑事诉讼法》第43条还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明确了法律对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的严厉否定。

但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的侦查模式，特别是反贪案件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沿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以后，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然后再以犯罪人的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出入，就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整个刑事侦查程序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来进行的。实际部门把这一侦查模式形象的比喻为“挤牙膏”，挤一点查一点，挤多少查多少。

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形成与我国侦查的现实条件紧密相联，与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的水平相适应。我国侦查机关和队伍无论是在机构建制、人员素质，还是技术装备、办案经费上都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而刑事犯罪在新的形势下所呈现的高智能、高隐蔽性及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我国侦查机关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无法摆脱口供主义的影响，通过其他途径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在侦查任务繁重，群众法律意识里惩罚犯罪的要求远较保护人权的要求强烈的条件下，侦查人员只好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来查证案件事实也就在所难免了。此外，司法投入不足及我国侦查技术研究的相对滞后，也使侦查人员收集罪证面临着现实的困难。群众普遍不愿作证，不愿涉讼的现象比较严重。诸如此类的实际困难，都成为我国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得以形成的外在因素。值得一担的是，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里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深受口供主义影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判时没有被告人口供通常不敢下判，这更使得侦查人员即便是在其他证据确实、充分时，也竭力获取被告人口供。

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自身的特殊性，也是导致我国刑事侦查中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贪污贿赂案件的主体是国家人员，其中不少是领导干部，在中国官本位观念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人员在不涉及其自身利益时通常不愿作证，老百姓因害怕报复往往不敢作证。并且，这些犯罪嫌疑人往往关系网密，保护层厚，有着盘根错节的反侦查信息渠道和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这也给反贪人员收集其他证据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其次，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通常有显露的犯罪现场和明确的被害人的刑事案件相比，检察机关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往往行动隐秘，不留痕迹，即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更使反贪侦查人员客观上不得不重视口供。最后，反贪贿赂犯罪往往涉及到会计、审计、证券、金融、外汇等专业性的业务领域，在我国会计制度极不严格，资金管理比较混乱，反贪侦查人员

知识和能力不足又缺少细致的专业分工的情况下，收集其他证据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所有这些在收集其他证据方面遇到的现实困难都迫使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控人员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力图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来突破案件。

总之，我国现行的侦查模式可概括为“从供到证”，即口供本位。其特点有五：一是深受口供主义的影响，采取“无供不定案”的惟口供主义；二侦查过程秘密进行，缺乏侦控对抗；三是“三对口”的定案方法，即犯罪嫌疑人承认，两个证人证明，就万事大吉了，以拿口供找证据为中心展开侦查；四是案件的质量难以保证，诉讼进行中翻证翻供普遍存在；五是侦查中的“夹生饭”较多，大部分案件经不起诉讼程序和历史的考验。

二、转换侦查模式势在必行

传统的侦查模式的弊端和危害决定了必须要破旧立新。旧侦查模式的弊端和危害有四：一是它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规律和原则，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原理，使案件的质量没有了物质保障。任何一个案件只有建立在扎实可行的实物证据的基础上，才能成为铁案。仅凭张三这么说，李四那么说就定案，显然其质量不能得到保证。二是历史经验和侦查长期以来的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口供主义害死人。因此，《刑事诉讼法》把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作为我国证据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加以规定。三是在刑事诉讼中以口供等言词证据作为定案的惟一根据，从而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和审判，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被告人或证人一旦改口，案件必然卡壳，诉讼程序必然走回头路。大量的实践已经证实，以口供为中心或只靠言词证据定案，必然造成诉讼成本浪费，甚至冤假错案丛生。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办法，就是要转变侦查模式，要从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转变到物证是证据之王上来。四是这种侦查模式必然会侵害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口供主义之下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刑讯逼供、刑讯逼证、致伤致残、致死人命时有发生的情况，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传统的侦查已经发展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它必然成为推进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实现司法现代化的绊脚石。

侦查模式的转换是由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在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制度下，逼取被告人口供是全部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这种专横而又野蛮的诉讼制度引起了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的鞭挞。于是，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率先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废除刑讯，刑事侦查模式实现了由供到证的初步转换。随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又将产生于英国中世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加以吸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从而使刑事侦查模式实现了由供到证的彻底转换。1966年6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裁决确立了米兰达规则，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告知其享有沉默权，从而使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再次得到有效限制。同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吸收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一项基本内容，要求世界各国予以遵守。该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现正等待全国人大批准生效。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甚至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势在必行，这一发展了的形势，必然导致侦查模式的改革和转换。

转换侦查模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从立法上考察，我国的侦查模式应属于“由证到供”，我国侦查实践中过分倚重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做法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语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过于倚重犯罪嫌疑人口供和各种人证，必然要导致刑讯逼供。通过刑讯而获取的证据，迟早是要翻案的。如果因过于重视犯罪嫌疑人供述引起刑讯逼供，使真正的犯罪分子仅仅因侦查人员的过错而逃脱法律制裁，这显然是违反侦查的初衷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也应尽早实现侦查模式转换。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必须转换侦查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和科学技术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反贪污贿赂侦查中，犯罪的主体是国家人员，其关系网密，保护层厚，逃避侦控的能力强，过早讯问犯罪嫌疑人会打草惊蛇，必然导致毁灭证据、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托人说情、逃跑等　妨害诉讼的行为，给侦查带来阻力和障碍。相反，采用由证到供侦查模式，先取证后控制犯罪嫌疑人，通过讯问核实其他证据的真伪，这样就可以大大侦查和反侦查的矛盾冲突，从而提高刑事案件的侦破率。

刑事审判的实践告诉我们，许多案件的被告庭上翻供，并指责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常常使侦查机关非常被动。从这一现实考虑，我们也应转换侦查模式。

转换模式更是保护人权的迫切需要。刑事司法中的人权瓮中保障问题，根据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已经提到了党中央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刑事侦查中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影响，这与司法实践中被告由供到证侦查模式是不无关系的。此外，案件侦查的结果，总会有一些犯罪嫌疑人被证明是冤枉的，过早地采用刑讯的方法讯问犯罪嫌疑人会给其名誉造成不良影响，给其生活和造成不便，破坏侦查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从改变政法机关的形象，使人民群众放心、满意方面考虑，转变侦查模式也势在必行。

三、从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

口供本位是指侦查的过程中以收集口供、语言等言词证据为主的侦查方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有五方面：一是侦查活动的中心是拿口供，其指导思想是以口供主义为指导，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就万事大吉；二是侦查程序的启动或强制措施的适用，并没建立在一定的证据基础上，只要有了犯罪的线索或一定的举报，就启动各种强制性措施，采用先抓人后取证的侦查方法；三是定案的模式和标准按照“三对口”的方式。只要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承认，有两名以上的证人证明，就认为已达到案件的证明标准，宣告侦查终结；四是审讯被告和调查证言的方法，常常会发生刑讯逼供（证），骗供（证）、诱供（证）的现象。因为侦查活动中，各种矛盾冲突已经决定，诱发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侦查人员急于拿下口供，嫌疑人被告人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对矛盾的冲突激化的结果，很容易产生刑讯逼供，所以，形形色色的逼供、打人、诱供、骗供等问题，久禁不止，屡禁不止；五是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质量较差，因为各种言词证据证明力的一个本质牲，就是缺乏客观性和稳定性，而变化无常，导致诉讼反复，庭上翻供翻证的多，一审后上诉的多，二审后申诉的多，审判监督程序混乱，诉讼成本加大，诉讼资源浪费，诉讼效率和公正无从谈起。

物证本位是指诉讼的进行要以实物证据的调查、收集和运用为主，以言词证据为辅的一种侦查思路和模式。其特点：一是侦查的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识，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思路和方法，坚决消除口供主义的影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案件的查处不是建立在张三这么说，李四那么说的言词证据上，而是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实物证据之上；二是在侦查思路和方式上，采用先取证后动（抓）人的模式，只有在拿到一定的比较可行的证据后再采用强制性的侦查手段是对口供的适用上，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侦查的重心不是拿口供，重点要放在各种实物证据的收集上；四是在供与证的关系上对任何一个嫌疑人采用强制措施，包括传讯，必须是先有证据，然后再动人，一经传讯或在采用强制措施后的第一次讯问时，即便其拒供，侦查人员也必须用证据予以反驳，在侦查的策略上，一定要用证据打掉犯罪嫌疑人的观望、侥幸心理和对抗情绪；五是物证本位的侦查模式，对各种言词证据的调查和适用要以“三个确有”为标准，进行审查判断，即是否确有此事，是否确有此物，是否确有此款。“事”、“物”、“款”的有无，不是只凭有关人员的言词证明，而是要事出有据，物来有根，款来有源，即便已经挥霍，吃光花完，也要查清其去向；六是物证本位的侦查模式，在收集证据的方法上要大力发展和使用科学技术措施，要不断加大资金的投入。因为在物证本位的侦查模式中，所适用的物证是广义的物证，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既有肉眼看得见的，又有肉眼看不见的。这些材料的获得和判断，必须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奏效。

从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要经历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在侦查领域中实现这一转变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转变的过程不仅涉及到思想观念形态之转换，而且还要以一定的物质、技术、资金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侦查队伍，这支队伍不仅懂法律，还要懂技术，这是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队伍。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实现侦查现代化的过程，更是在侦查领域中实现依法治国设计图的过程。

四、转换侦查模式的对策和措施

完成诉讼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关键。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在我国长期存在，甚至根深蒂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传统，自秦代以来历代王朝的刑事诉讼都是实行“无供不录案”、“无供不定案”的口供主义。这种封建主义的“重口供，轻证据”的诉讼传统在短期内消除，其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此外，我国古代刑事审，重点要放在各种实物证据的收集上；四是在供与证的关系上对任何一个嫌疑人采用强制措施，包括传讯，必须是先有证据，然后再动人，一经传讯或在采用强制措施后的第一次讯问时，即便其拒供，侦查人员也必须用证据予以反驳，在侦查的策略上，一定要用证据打掉犯罪嫌疑人的观望、侥幸心理和对抗情绪；五是物证本位的侦查模式，对各种言词证据的调查和适用要以“三个确有”为标准，进行审查判断，即是否确有此事，是否确有此物，是否确有此款。“事”、“物”、“款”的有无，不是只凭有关人员的言词证明，而是要事出有据，物来有根，款来有源，即便已经挥霍，吃光花完，也要查清其去向；六是物证本位的侦查模式，在收集证据的方法上要大力发展和使用科学技术措施，要不断加大资金的投入。因为在物证本位的侦查模式中，所适用的物证是广义的物证，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既有肉眼看得见的，又有肉眼看不见的。这些材料的获得和判断，必须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奏效。

从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要经历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在侦查领域中实现这一转变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转变的过程不仅涉及到思想观念形态之转换，而且还要以一定的物质、技术、资金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侦查队伍，这支队伍不仅懂法律，还要懂技术，这是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队伍。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实现侦查现代化的过程，更是在侦查领域中实现依法治国设计图的过程。

四、转换侦查模式的对策和措施

完成诉讼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关键。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在我国长期存在，甚至根深蒂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传统，自秦代以来历代王朝的刑事诉讼都是实行“无供不录案”、“无供不定案”的口供主义。这种封建主义的“重口供，轻证据”的诉讼传统在短期内消除，其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此外，我国古代刑事审判中一直实行有罪推定，建国至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前，法律对疑案的处理未作规定，司法实践中实行“疑罪从挂”，实质上仍然是有罪推定，即所谓“被告进门三分罪”。既然犯罪嫌疑人在判决生效前已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有罪，侦查人员对其百般讯问，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实现侦查模式的转变，关键还在于诉讼价值取向的转换。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法律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侦查模式的设计更是如此。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国，在一个曾经长期处于封建集权统治下的国度里，国家的权力是具有极大权威、不可侵犯的，社会整体利益是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犯罪控制观”便成为侦查模式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在这一价值取向的指导下，刑事侦查成为控制犯罪的工具和手段，更新换代了其本身应有的独立价值，侦查活动往往不惜牺牲个人的合法权利，而片面地追求揭露和惩罚犯罪的高效率，即在权利和效率的冲突中选择了效率。因此，要实现侦查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讲，侦查的价值观和出发点必须从单纯的以社会利益为本、片面地追求效率，转变到以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同时兼顾的价值选择上，即不仅要积极主动地追究犯罪，而且要把侦查行为建立在科学、合法、程序公正的基础上，把单纯的“犯罪控制观”同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有机地结合起来。刑事侦查的价值选择不仅要追求效率，而且要实现效率与权利保护的同时兼顾。要在侦查中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必须做到先查证后取供，亦即先拿到证据后再捕人。

大力发展和使用刑事科学技术是侦查的发展方向。刑事科学技术是侦查机关用来调查、分析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专门技术，如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用计算机摹拟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等。现代技术可大大拓展侦查人员的认知能力。刑事科学技术能够通过从不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常规侦查措施中获取的证据，分析出许多对侦破犯罪具有重要价值的案件信息，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种能够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兼顾的理想侦查方式。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刑事科学技术一直重视不够。侦查模式的转换要求我们从倚重供述转向注意其他证据形式，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刑事侦查的技术研究，大力提高侦查机关的技术装备水平，从而实现侦查在技术含量是的提升。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侦查信息网络系统。许多犯罪通常没有明确的受害人和明显的犯罪现场，且行动非常隐秘，因此拓宽侦查的信息渠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刑事侦查的信息来源主要有群众举报、犯罪人自首、领导交办和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中发现等几种途径，信息来源非常有限。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有以下信息渠道是可以利用的：一是其他部门接受的报案、控告、举报线索。目前，我国的人大、纪委、监察、公安、法院等许多部门都设有信访办公室或举报电话等算什么接受群众报案、控告举报，但这些部门之间在信息的使用上很少进行沟通，今后有必要加强信息的登记管理，并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将全国所有接受群众报案、控告和举报部门的计算机进行联网，实现全国信息的资源共享；二是政府部门管理的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资料。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极不规范，根据国外的做法，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不仅应该包括工资收入，工资以外的其他各种收入，包括接受赠与、股票证券收入、银行存款利息等都必须定期申报。将这些信息纳入信息网络系统，对于侦查人员及时核查被追诉都的支出中是否含有非法收入，准确侦控犯罪，将重要意义；三是新闻媒介接受或报道的与犯罪有关的情况等等。

健全和完善侦查的配套法律、法规。我国立法关于侦查中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定，还相当不完备，甚至存有严重的空缺。例如关于收集各种证据的程序规定，也是不完整的。当前特别关于证人作证制度、证人作证的强制与保护制度等，几乎是空白。另外，还要制定系统的规范秘密侦查的法律、法规。秘密侦查是指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录音监听、摄像、伪装潜入等合法的手段，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和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秘密侦查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随着犯罪的智能化、隐秘化和组织化而出现的。新的社会形势“提出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的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美国1968年《公共汽车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明确规定，对贿赂犯罪可以采用秘密监听手段；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侦查可以采用“通讯窃听”手段；法国于1991年7月10日通过的第91－646号法律在原《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了“电讯的截留”一节，对秘密监听的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我国澳门地区1997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典》也专章规定了“电话监听”。秘密监听是侦控高智能、高隐秘性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必要手段。并且由于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社会公众均未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同时还能比较有效的防止给最终被证明无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名誉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避免给其本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但秘密监听的适用将导致对犯罪嫌疑人隐私权的侵犯和限制，因此亟需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秘密侦查的方式、条件、审批机关、适用程序、违法责任等问题作出严格的规定。

加大侦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与讯问犯罪嫌疑人只需在室内进行相比，其他侦查方式将涉及到更广泛的侦查空间和更复杂的侦查操作，因而也就需要更充足的司法投入，如检验物证、书证需要购置技术设备和培训操作人员，勘验现场需要出动车辆和大批侦查人员，制作视听资料需要比较先进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加大对侦查的司法投入。

优化侦查队伍的专业结构，建立一支专家型的科技侦查队伍。刑事案件涉及许多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有些是可以通过短期培训来完成的，有的则是只有经过长期的系统学习甚至专业训练的人员才能掌握，如会计、金融、财务、证券、外汇、计算机甚至测谎器等高级技术装备的操作知识和技能。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在进行侦查人员的人事管理时仅注意配备法律方面的人才，甚至吸收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进行侦查的人事管理模式，大力引进精通会计、金融、财务、证券、外汇、计算机甚至心理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提高侦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只有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化侦查队伍，侦查模式的转换和改革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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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四种基本侦查模式

四种基本侦查模式

一、从案到人

二、从人到案

三、从案到案

四、从物到案

“从案到人”

基本步骤：受理、立案→现场勘查→调查访问→采取各种侦查措施→发现犯罪嫌疑线索→查明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讯问→破案。

主要适用于：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等因果关系比较明显的案件；现场有明显犯罪线索的案件；发生在相关静态区域内的案件等。

“从案到人”是一种针对现行犯罪的传统的侦查模式，为广大侦查人员熟悉，适用于大多数刑事案件。

该模式侦查意图方向清楚，地区明确，针对性强，在侦查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从案到人”的缺点：

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效率较低，资源消耗大，是一种以人力劳动为特征的粗放型破案方式。

用它来对付现代的流窜犯罪、智能犯罪、经济犯罪、系列犯罪，有明显的不适应之处。

二、“从人到案”

“从人到案”是指侦查人员以各项侦查基础业务、专门侦查手段为依托，从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或者不特定场所暴露出的、与已知或未知的犯罪相关联的嫌疑活动或嫌疑信息入手，确认其行为性质或确诊其与特定联系案件之间的侦查方式。

“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是围绕着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以及实施了哪些犯罪行为展开工作的。

“从人到案”

这里的“人”是指刑嫌调控、阵地控制、情报信息工作中发现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办理团伙犯罪案件中发现的新的犯罪成员，在审理现行犯罪中发现余罪未清的惯犯、流窜犯，及其他在办案中扩大战果进而发现的嫌疑对象等。

这里的“案”是指犯罪嫌疑人着手准备的预谋案件、正在实施的现行案件、久侦未破的积案和尚未发现的隐案等。

“从人到案”特点

“从人到案”的思维进程是从已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反常现象出发，确定犯罪嫌疑人予以控制，查明与之有关的而侦查机关尚未发现的案情。

基本步骤：获取线索→分析犯罪情报→“对人”立案→制定侦查方案→全面推进侦查→发现犯罪行为→获取并审查证据→破案。

“从人到案”

“从人到案”可以通过检索情报信息，以人找案，主动出击，或者在获取进行重大犯罪的犯意线索之后，从人入手侦破和控制预谋犯罪。

也可以从在押犯罪嫌疑人入手，通过调查取证深挖余罪，扩大战果。

因而，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深入调查取证是该侦查模式的核心内容。

适用范围：

流窜犯罪，外来人口犯罪和跨地区大范围跳跃式犯罪，因果关系不明朗的侵财型等多发性案件，现场痕迹物证不明显的案件等。

“从人到案”

“从人到案”是以人中心开展侦查，即通过对被管理、被控制的嫌疑对象主动开展全方位的情报调查和对有关情报信息的分析研究，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和证据，进而破案。

侦查起点是从各方面的情报信息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以此作为侦查的切入点。因而，对刑事侦查基础工作，特别是情报信息工作依赖很大。

刑侦基础工作

1、情报资料：各种情报信息的收集、研判（“情报主导侦查”），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的建设和维护（有前科者的重新犯罪率30—40%）。

2、刑嫌调控：是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嫌疑人员秘密进行登记、调查，为侦查破案发现线索、预防、控制犯罪的一项基础业务工作。

所谓刑嫌人员，是指具有实施犯罪的主观因素，有可能犯罪，又有犯罪可疑迹象，尚未掌握其已进行犯罪的事实，不能对其立案侦查的人员。

主要侦查措施

3、阵地控制：是指侦查机关在犯罪嫌疑人经常活动的地点、行业、场合（复杂场所、特种行业），建立公开和秘密的力量，用以发现侦查线索和查缉犯罪嫌疑人的一项侦查措施。

4、刑事特情：是公安机关侦查部门领导和指挥的，同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的特殊的秘密工作力量。

其主要任务用于搜集刑事犯罪活动情报，进行专案侦查，发现、控制犯罪嫌疑人和控制重要复杂场所以及用于狱内侦查。

“刑事特情”是公安机关内部使用的专用名词，不得对外公开和向特情本人宣布。

侦查的主线是先“人”后“案”，将侦查工作放在案前，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体现了“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突破了以案为侦查起点的传统模式，提高了侦查机关发现、预防、控制和和打击预谋犯罪的能力。

两种模式思维方式比较

（一）“从案到人”的思维方法

主要运用演绎思维方法，是从犯罪现场的的客观情况回溯推理，确定、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破案。

主要是一种线型的侦查活动，以案件现场为中心，判明案件性质，刻画犯罪嫌疑人，明确侦查方向与范围，拟定侦查方案，开展侦查活动。

（二）“从人到案”的思维方法

主要运用的是归纳思维方法，是从众多的情报信息中综合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从可疑迹象中查明犯罪事实、获取证据，从而破案。

是一种发散型的侦查活动，以情报信息为基础，由面到点，再由点到面，开展外围侦查和内线控制，获取证据、适时破案。

三、“从案到案”

“从案到案”，是指在侦查案件时，将可能是同一个或同一伙犯罪分子思维的其他刑事案件串并起来，综合分析和利用每起案件所蕴涵的犯罪信息和破案条件，选择有利的侦查突破口，实现侦破一案带破彼案的目的。

思维方法：类比思维

类比思维，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的部分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其余属性相同的推理。

类比思维理主要运用于并案侦查。

并案根据：

“硬件”包括指纹、足迹、工具痕迹、DNA、笔迹、微量物证、枪弹痕迹等；

“软件”是指侦查人员在前者基础上，通过主观分析得出的犯罪动机、犯罪心理、作案规律、作案手段、犯罪嫌疑人应当具备的条件等“主观推论”。

四、从物到案

“从物到案”，是指通过对各种疑似被盗、被抢的物品开展侦查，发现线索，查找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的方式。

“从物到案”，是以对赃物或其他特定物品（如违禁物品）的严密查控为前提和基础的。

四种侦查模式各有其独特功能，不可偏废、相互取代。四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特定案件侦查中，往往是通过几种模式相互结合侦破案件的。

第四篇：浅谈刑事侦查程序结构改革和完善

浅谈刑事侦查程序结构改革和完善

摘要：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中承前启后的一项重要程序，它与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构造、原则紧密联系。本文在对我国侦查构造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塑我国侦查构造的构想。

关键词：刑事诉讼；侦查构造；改革；反思与重构

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刑事案件一般都需先行侦查,只有查清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并取得确实充分的证据后，才能由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这既是对侦查机关的授权，又是对侦查机关行使权力的限制。可是现实生活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侦查权的滥用。本文拟对改革和完善我国的侦查模式提出探讨，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老师与专家。

一、我国侦查程序结构上的主要缺陷

侦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追诉活动，一旦运用不当，将会产生追诉机构及司法人员滥用国家权力和非法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双重危险。不可否认，我国的侦查程序的整体设计上还存在着诸多缺陷：

1、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弱化，承担着被迫自证其罪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嫌疑必须“如实回答”，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嫌疑人负有协助侦查机构证明自己犯罪的义务，尽管法律规定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但由于“如实”的标准由侦查人员认定，这样，其无罪的辩解或沉默的行为便会被侦查人员视为“抗拒”，最终会落下“从严”下场。这样，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失去了应有的有效防御能力，嫌疑人的主体地位难以保证，诸如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现象时有发生。

2、律师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非常有限。

参与侦查活动的律师在法律上还不具有“辩护人”地位，除了与在押嫌疑人进行会见和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以外，难以进行任何实质性的防御性活动。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嫌疑人，侦查机关一般都派人在场监视，妨碍了律师与嫌疑人之间的交流；其次，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时，律师无权在场，嫌疑人也无权要求律师在场，这种秘密、单方面、封闭的侦查方式，辩护方几乎不能实施任何有效的监督。

3、缺乏一个中立的裁判者。

在我国，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嫌疑人羁押时间的延长，都是由侦查机构或检察机构以封闭式的审查来决定的，即没有类似法院这样的中立司法授权机构，也不需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或者听审程序，侦查程序完全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的追诉活动 [1]。

4、行政干预过大

侦查机关一方面要接受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另一方面又要接受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侦查机关的工作决策权、人、财、物的管理权和决定权等重大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各级党委、政府、国家权力手中，这就使得行政干预司法成为可能，限制了侦查权的正确、及时行使。

5、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的不合理性。

科学的刑事诉讼机制主要按照侦查、起诉、审判三个步骤设计，这样能够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每一重大诉讼决定都有诉讼纠错程序保障。但这一机制在检察机关负责的自侦案件中却无法体现。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又赋予其对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的侦查权，造成检察机关的侦查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2]。

6、侦查权限缺乏制衡性。

我国法律一方面赋予侦查机关无限扩张的侦查权，另一方面几乎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防御能力。公安机关的侦查权除了逮捕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以外，其他所有的侦查行为如搜查、扣押、查封、监听等一律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

二、改革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结构的建议

随着诉讼民主化的发展，必须要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

1、确立“检察机关引领侦查”新型的诉讼结构和侦控模式。

（1）在职能设置上，检察机关应因主导控诉职能而应获得对侦查的引领地位，侦查工作应服务并服从于检控工作；

（2）在侦查阶段，应明确检察机关享有对侦查的一定引领权和制裁权。在初查阶段，侦查机关依职权只能对发生的事实进行调查、审查，检察机关可以不予介入；在侦查运行阶段，侦查部门应根据检察机关“庭审公诉”的证据标准，确立新的侦查标准，检察机关则要主动地引导侦查人员围绕共同职责，为提起公诉、维持公诉而查获犯罪嫌疑人及搜集、保全证据，强化检警互动协作，共同应对庭审中的抗辩活动[3]。

（3）建立立案和撤案备案制度，侦查机关的立案和撤案应报请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有权审查，防止以罚代立、代侦和立而不侦，拖延侦查，久拖不结。

2、建立司法审查和司法授权机制。

从我国的司法现状上论，建议设置专门的审查法官，赋予其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职权，以加强外在的侦查控制。对于直接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其他权利的重大强行侦查手段，包括搜查、扣押、逮捕等都应由中立的审查法官审查后发布许可令状方可实施。只有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先行实施侦查行为，但事后也须接受审查法官的司法审查。

3、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

(1)犯罪嫌疑人应该享有一定的沉默权，使其不承担自证其罪的责任，违背嫌疑人自愿而得到的口供不能为法庭所采信；

(2)大幅度地缩小审前羁押的适用范围，尽量采取羁押替代的措施，如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使嫌疑人在不丧失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与律师一道进行充分的辩护准备活动。

(3)在侦查阶段，应当使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辩护律师更多的帮助，应当在侦查一开始，嫌疑人就可以委托律师，使其适时参与到侦查程序中来。在条件成熟时候，可以考虑立法上将刑事法律援助扩展到侦查阶段。

(4)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派人监视，应当在可能看见但听不见的地方，同时律师应当享有与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的权利。

4、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取证手段的种类。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后果。如：对于非法羁押，包括擅自延长羁押期限和超期羁押所获得的嫌疑人的供述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搜查、扣押等获得的物证，可区分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的不同情况，对于轻微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不予排除，对于较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应予坚决排除。只有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从根本上为杜绝非法取证，保障人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5、合理规定侦查期间

虽然侦查工作本身带有较强的或然性，给侦查限定期间，不利于侦查的充分展开，可能会放纵犯罪，或者一旦侦查期间届满后，犯罪嫌疑人未被抓获，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就会成为空想。但是，并不能因为有此问题就否认侦查的期限的存在，因为侦查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犯罪的有无，而确定犯罪的有无主要依据证据，因而侦查行为的实质是查获并保全证据，而不是为了抓获犯罪嫌疑人：基于此，无论犯罪有无，侦查行为都应当围绕查获证据而进行。而证据的易逝性和不可再生特点决定了侦查行为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并对证据予以提取、保全，那么提取和保全证据的时间就是实质侦查的时间，对复杂案件可以仿照刑法中追诉时效的具体作法，使用中断和延长解决，但必须报请检察院备案、批准。

总之，刑事侦查模式改革已是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和刑诉法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充分考虑如何有效协调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并发展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是完成有效追诉的保证。否则就会如萨维尼所说：“警察官署的行动自始蕴藏侵害民权的危险，而经验告诉我们警察人员不利关系人。犯下侵害民权的错误”[4]。

参 考 文 献

[1] 陈瑞华．增列权利还是加强救济[J]．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1)：61

[2] 徐美君．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49.[3] 牟军.口供中心主义之辩[J].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6(3)：32.[4] 顾永忠．关于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尝试与思考[J]．现代法学，2005(5)：117.

第五篇：教育信息化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教育信息化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在全国上下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下，鲁南技师学院以创建国家教育示范校为契机，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深入推进信息技术在学院各领域的广泛、有效的运用，全面提升了信息技术引领和支撑全院创新发展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后示范校”成果转化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推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努力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

近年来，学院在现有数字化校园的基础上，加大信息化投入，构建数字化、开放性的信息化网络，大力开展信息技术应用和管理能力的培训，实现教育教学管理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全体一线教师在多媒体教学资源方面达到会学、会用、会开发的水平；完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引入外部技术支撑，对接线上线下教育资源，建立数字化资源建设、发布、共享和管理机制，引导建设数字化文库、音视（频）库、课件库、优秀实训案例、改革创新课、数字化图书馆等教学资源，推广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学习模式，为学生提供网上学习、移动学习和在线学习等方面的优质资源；加大校企合作信息化力度，建立并完善校企合作共享平台，实现设备、师资、人才需求等资源、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共享。

学院以“制度引领”推进信息化建设，结合软、硬件设施，制订详细的信息化建设制度和政策，完善信息化考核机制，提高教师和学生参与信息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院按照“面向未来,育人为本”,努力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合作学习、终身学习的信息化环境和服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院以“教学活动”促进教师信息化素养的提高，用微课、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

在学院强力推进教育信息下的带动下，“一体化”和“项目化”教学改革不断深化，“以赛代考”、“以赛促学”的成果初步显现，近三年来，学院师生在国家、省、市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很多项目名列全市第一，在山东省也名列前茅。在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微课大赛中获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8项。累计获省市各类奖项200余项，有20余名师生分别被授予市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鲁南技师学院全面推进教育教学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适应新旧动能转换发展与思路，给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带来重大变革，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效益，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深远意义，也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