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逮捕后案件的引导侦查取证

第一篇：论逮捕后案件的引导侦查取证

文章标题：论逮捕后案件的引导侦查取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由此可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批准逮捕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督促侦查机关按照提起公诉的要求，提供有关证据，这也是人民检察院侦查

监督部门对侦查机关进行引导侦查取证的方式之一，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批准逮捕案件的继续引导侦查取证。

1、批准逮捕案件的继续引导侦查取证的概念

批准逮捕案件继续引导侦查取证，是指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刑事案件过程中，以庭审中符合有效举证、质证要求为标准，引导侦查机关获取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而依法开展的规范性工作

2、特征

案件批准逮捕之后，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制作《提供法庭宙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的方式对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进行引导具有如下特征：(1)引导性。由于案件在批捕阶段的证据要求是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但低于起诉的证据要求，为了保证案件在批捕之后，侦查机关继续收集、补充、固定和保全有关证据，从而促使案件顺利进人移送起诉乃至以后的法院审理阶段，并保证批捕强制措施的有效性，侦查监督部门在案件批捕之后，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是对侦查机关继续取证工作的一种引导，因为其是以意见书的形式作出，故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这是引导性特征的重要体现。(2)合法性和针对性。合法性是指引导侦查机关收集的提供法庭审判所需的证据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各种要件，不仅具有合法的诉讼证明力，而且也是要具有能够被法庭采纳的可采信性。提供法庭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始终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提供法庭所必需的证据的主体必须合法；二是收集提供该证据的程序和方式必须合法。针对性，是指这一阶段的引导侦查取证以及《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的制作一定要针对法庭的审判阶段对证据的要求。(3)阶段性这种阶段的引导侦查取证，只能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之后，才可以向侦查机关提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要求，而不能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之前向侦查机关提出。

3、批准逮捕案件继续引导侦查取证的意义

批准逮捕案件继续引导侦查取证的目的在于引导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收集证据时，必须按照法庭审判对证据的要求采集，最终保证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力地打击各类犯罪，惩治犯罪分子，因此其意义重大。

(1)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证据，是侦查监督部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法律监督职权。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向侦查机关要求提供法庭审判证据是法律赋予的重要职能，也是侦查监督部门实施法律监督的具体体现。这一举措能够保障侦查机关合法进行侦查活动以及证据的收集工作。

(2)进一步引导侦查机关侦查取证，有利于实现刑事侦查目的。侦查监督部门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证据，除了具有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之外，其更直接的意义在于通过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需的必要证据，可以进一步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思路，调整查证、取证的侦查方向，使所采集的证据更为规范，符合庭审的证据要求，最终实现刑事侦查的目的，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

(3)体现了为公诉服务的思想，有利于公诉目标的实现。侦查监督部门要求侦查机关在批准逮捕的同时，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一方面是其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规范、提高侦查人员查证、取证的意识，保证案件在批捕以后，侦查机关能够按照庭审的证据要求继续侦查，补充、完善有关证据，减少案件因达不到起诉标准而不诉或撤案的情况发生，保证案件的起诉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提高起诉工作的效率。侦查监督部门在案件批捕之后进行的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可以为接下来的公诉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是实现公诉目标的重要前提，同时体现了法律监督的整体性和有效性。

4、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的基本要求

(1)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要做到合法、及时。所谓合法是指证据的法律性。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与案件相关联的事实。但证据本身又要求真实可靠。因此，法律规定证据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进行收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认定，对非法证据要予以排除。这就是证据的合法性。

所谓及时是指侦查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赶赴现场，及时进行勘验、检查，掌握案情，获取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这是由侦查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如果侦查人员行动迟缓，丧失时机，犯罪分子可能毁灭、隐藏、转移罪

证；现场可能遭到破坏；犯罪痕迹可能变形、变质或者消失；受害人可能死亡等等，这样会给收集证据带来很大困难，有时可能因某些证据的灭失或破坏而使整个案件实施难以认定，造成疑案。因此，迅速及时是收集证据的基本要求，是发现、取得、保全证据材料的关键。

提供法庭审判所需的证据的收集，应当做到合法性与及时性的统一。只有做到合法性与及时

性的有机结合。其收集的证据才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二如果不能做到二者的统一，必然会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甚至会承担败诉的风险

(2)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要做到关联与排他相结合。所谓关联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具有客观的某种联系作为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不是一切客观存在的事实都能作为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客观事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所谓排他是指各个证据所能证明的问题，必须是互相一致的，不能是互相矛盾，必须是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就应当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查明情况，否则就不能作出证明的结论。

(3）提供法庭审判证据要做到全面、客观和准确。提供法庭审判的证据要求做到全面、细致。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只有全面收集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证据，才能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对案件事实得出全面、完整的结论。由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充分证据最终证明有罪之前，都存在有罪与无罪两种可能性。刑事诉讼法第43条要求侦查机关人员在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证据的同时，也要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只有全面收集证据，并将收集到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认真加以比较鉴别，合理地排除矛盾，才能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正确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还要做到客观性与准确性的统一。首先，要做到客观性。所谓客观是指证据的存在形式，它所反映的事实内容以及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都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任何犯罪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进行，都要引起周围环境的变化或者留下某种痕迹。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能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侦查机关在进行侦查活动时，就是要发现和收集这些客观存在的证据，并据此查明事实真相，作为定案的根据。其次，要做到准确性。所谓准确，是指凡是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准确无误，并且在数量上足以得出关于犯罪事实的正确结论。这是因为只有具备证据白勺准确性，才能正确地再现案件事实而证据的准确性是以证据的确实充分为前提，因此，应做到以下几点：①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都己查证核实；②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必须有客观的必然联系；③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已被合理排除；④构成案件事实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都必须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并且得出的结论是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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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信用卡诈骗案件的侦查

论信用卡诈骗案件的侦查

「摘要」

针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本文论述了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中在立案前应当重点审查的内容、侦查策略和应当建立、完善的侦查机制。

「关键词」信用卡 诈骗案件 侦查

信用卡诈骗案件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信用卡或恶意透支的行为进行诈骗的案件，直接对应的犯罪是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犯罪依托信用卡这一新兴的金融工具，在犯罪手法、侦查策略上都有别于传统刑事犯罪，本文拟就该类案件的侦查作一探讨。

一、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发案数逐年增多，案值大，案件损失惊人

九十年代之前，我国信用卡业务尚不具有普及条件，当时以信用卡为工具实施的诈骗案件属于少数，仅局限在为数不多的能够使用信用卡的高档消费场所中。近年来，随着信用卡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普及，信用卡犯罪也不断增多，可以预计，这一增长趋势将随着信用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还将持续。犯罪分子多为连续实施犯罪，针对的主要是透支额度较高的境外信用卡，所以，案件的数值和造成的损失也相当惊人。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公安局2001年破获的“JK1号”的特大信用卡诈骗案中，缴获伪造的假卡17，126张，经有关国际组织鉴定，这批假卡可造成经济损失约3.2亿元人民币。

（二）犯罪手段多样，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呈现面广、线长的趋势

以往的犯罪手段较多的是使用伪卡、恶意透支进行诈骗，当前出现了通过发送短信、利用电子邮件、网上支付、截获电话银行资料等方式，这些同其他新兴的金融、通讯工具结合起来的新的犯罪形式，难以防范。犯罪分子实施犯罪不需要固定的窝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随着实施环节的增加，这种犯罪还呈现出面广、线长的趋势，犯罪分工细致，涉及的人数多。

（三）犯罪主体成分复杂，境外机构的渗透在加强，中外犯罪分子联手勾结作案的现象有所加强

过去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多是一些个人，利用当时防范意识不强、防范能力有限，进行蒙蔽诈骗；近年来出现的信用卡诈骗案件，犯罪主体身份多样，有些还具有正当的职业，出现了一些银行机构、宾馆、酒店的工作人员和计算机从业人员实施本罪的现象。如上海破获的“305”专案中，犯罪嫌疑人曾以菲为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唆使其他三人，半年内通过制作假卡诈骗资金高达73.565万元。同时，近年来破获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多数都具有涉外因素，由境外犯罪人员和国内犯罪分子联手、分工实施犯罪有增多的趋势。

（四）伪卡制作技术更新快，呈现与高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

科技的发展带给信用卡制作、防伪技术的不断提高，然而，与伪卡制作的较量却没有停止过；伪卡的制作也在不断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制作设备、技术不断更新，目前很多假卡在外观上与真卡并无二异。未来的信用卡将以芯片智能卡取代当前的磁性卡，这种以电脑芯片存储资料信息的信用卡具有更高的防伪特性，但是，对于如何更加有效地防范假卡的研究却不能作丝毫松懈。

二、立案前应当重点审查的问题

（一）信用卡诈骗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

规范信用卡的法律体系，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其中刑法的管辖只适用于构成犯罪的严重违法行为，区别一般违法行为和信用卡诈骗犯罪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施主体上的差异，一般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既包括单位也包括自然人，而信用卡诈骗犯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所以，单位实施的信用卡违法行为，可以排除适用信用卡诈骗罪。

第二，主观罪过上的区别，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而一般违法行为可以是直接故意行为，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行为，甚至可以由过失构成。如持卡人透支后由于疏忽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偿还透支额，应当接受有关的经济处罚，负担逾期罚息。

第三，客观行为表现不同，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客观行为表现有四种，即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这四种行为之外的违法行为可以构成一般违法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第四，违法数额不同，构成犯罪、适用刑罚处罚，应当具备诈骗的“数额较大”的要件，根据《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6条，这一数额为5000元以上；诈骗数额未达到5000元的，可以构成一般违法行为。

（二）恶意透支的诈骗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

信用卡透支是信用卡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透支”是指在银行设立帐户的客户在帐户上已无资金或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经过银行批准，允许客户以超过其帐上资金的额度支用款项的行为，其实质上是发卡银行或公司向持卡人提供的一种消费信贷。根据刑法第196条第2款的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只有为目的，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规定的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的行为，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据此，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要件如下：

在主观上，必须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基于放任的目的实施恶意透支行为的，不构成恶意透支的犯罪。在客观上，首先其行为表现有两种：一种是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一种是超过规定的期限透支。二者是选择要件，而非同时具备的要件。所谓超过规定限额透支是指违反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章程规定，在允许透支的最高限额以外进行透支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所谓超过规定期限透支。这是指持卡人虽然在规定限额内透支但超过了允许的期限仍不予偿还的透支行为。其次，在程序上必须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对于“催收不还”的认定，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为“恶意透支”行为。最后，恶意透支构成犯罪须达到数额较大，根据《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的标准为5000元以上。

同时具备上述主、客观要件的，构成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否则，为一般恶意透支的一般违法行为。

（三）诈骗消费卡内资金的行为的认定

除了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卡，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还有非金融机构发行的消费卡。消费卡和信用卡在外观上相似，都具有一定的消费、结算功能，容易发生混淆。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除了发行主体的区别，更主要的是，消费卡没有专属性，在消费卡的磁条内没有持卡人的资料记载，只有金额记载，只要购买，就可以获得，可以转给他人使用，若有遗失不能挂失；而信用卡则具有专属性，需要通过银行履行一定手续才能获得，持卡人就是所有人，不能转给他人使用，遗失可以挂失止付。消费卡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储存一定金额代替现金结算的消费卡，一般是消费者事先通过现金或者支票购买，在消费时，只要将卡插入专用机器，就可以代替现金使用，如地铁公司发行的电磁卡，电讯公司的电话卡，油气公司发行的加油卡等。另一类是有累计购物价值进行折扣计算的优惠卡、积分卡、贵宾卡等，一般是消费者在购买了一定金额的商品后获得，并在今后购物中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

消费卡不具有专属性，也不具有透支功能，除了在特定的场合进行消费结算之外，也不具有转帐结算、异地汇兑的功能，与银行卡的性质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宜适用有关信用卡犯罪的刑法规定。在实践中，行为人盗窃消费卡进而使用的应当认定为盗窃罪，通过拣拾消费卡进行冒充使用的，构成侵占罪，以消费卡冒充信用卡诈骗他人钱财的，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认定为诈骗罪、合同诈骗罪。

三、信用卡诈骗案件的侦查策略

（一）根据犯罪分子伪造假卡的常用手段，从使用的假卡中发现侦查线索

犯罪分子是以信用卡为工具实施诈骗犯罪的，侦查中应当充分利用已经发现的伪卡，认真分析，研究、鉴别伪造手法，为划定嫌疑人范围提供参考，并运用信息资料进行串、并案研究，从中获取侦查突破。

1、磁性信用卡的外观特征

信用卡，从实质上，是一种支付与结算的工具；从形式上，就是一张塑料质地的卡片，所以信用卡既被称为电子货币，也被称为塑料货币。当前我国使用的信用卡均为磁性卡，磁性信用卡在外观规格、特征上具有特定的标准和内容，这是伪造信用卡的对象所在。

（1）规格

普通信用卡的尺寸大小相当于身份证，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其标准形态为卡片长85.725mm，宽为53.975mm，厚为0.762mm.一般用特制的胶制塑料制成。

（2）正面的外观特征

第一，卡的左上部是发卡银行自行设计的独特标记；第二，卡的中部是凸印出来的持卡人的帐户号码；第三，卡的中下部有一组数字或字母用以区分不同的发卡行。如万事达卡（Mastercard）是一组以“5”开头的四位数字，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卡则直接标明“CCB”（中国建设银行）；第四，在发卡行数字或字母的右恻通常为卡的失效日期；第五，下部是凸印的、以字母表明的持卡人姓名；第六，右下部是激光防伪标记、注册商标图案。如中国建行的龙卡防伪标记为反光的孔子像，并在下端显示有中国建设银行的英文缩写“CCB”；维萨卡（Visa）的激光防伪标记为飞鸽图案，环绕图案的是微型印字“VISA”。

（3）背面的外观特征

第一，上部是黑色的磁性带，磁性带是磁性信用卡的核心所在，通过这种磁性储存晶片储存卡主关键的保密信息资料；第二，是信用卡的签名栏。签名栏具有一定防伪功能，如维萨卡（Visa）、中国建行的龙卡等，签名栏的背景都是蓝、金两色的、呈45度倾斜的“VISA”字母，维萨卡的签名栏上还印有一组字母，是信用卡帐号和授权号的组合。第三，下部是发卡银行的简短申明。

2、常见的伪造手法

（1）模仿信用卡的质地、模式、图样以及磁条密码等制造信用卡。以往我国发现的伪造信用卡多是由境外犯罪集团制造，近几年在我国南方一些城市也发现有伪造信用卡的“地下窝点”，查获了犯罪分子用以伪造信用卡的模具、压板、磁带阅读器、镭射标志切割器、烫印机、丝网印刷机等现代化印刷材料和工具。

（2）在“真卡”基础上进行的伪造。即信用卡本身是合法制造的，但是未经发卡银行进行凸印或写磁，信用卡不具有身份专属特性，犯罪分子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使其貌似已经发行给用户的信用卡。这种行为是一般意义上的“变造”，由于伪造信用卡的实质和关键在于对卡内输入持卡人的有关信息和资料，使其具有个人身份特征，才有使用的可能，一张具有外观特征的信用卡，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在信用卡犯罪中“伪造”行为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变造”。

（3）非法复制他人信用卡。利用专门的技术设备，在伪造卡、空白卡、废弃卡上输入合法持卡人的密码、签名以及其他信息资料的行为，俗称“烧卡”

（4）使用盗码机等方式盗取他人信息资料进行伪卡的制造。盗码机也叫读码机、猫崽机、测录机，是从真付款卡上复制磁条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转移到假卡的磁条上的器材。这种器材用电池操作，体积如手掌大小，最小的形似BP机状，设计有卡槽，将信用卡磁性带划过卡槽时，盗码机就可以将卡上磁性带中的信息资料盗取并存储在机内，一般的盗码机可以盗取200-300组资料，最多的可以达到800-1000组。由于其体积小巧，携带、运输方便，存储量大，成为信用卡犯罪的常见工具。将盗码机装在POS机上或是利用接近信用卡的机会刷卡，可以将他人信息轻松盗窃到手，通过写磁输入磁性带，即完成伪造。其他盗取信息的方式还有通过窥视、截获网上消费的信息、购买小偷偷得的个人信息等。

3、在侦查中的运用

以模仿真实信用卡伪造并进行诈骗的，侦查中应当鉴别其伪造的手法，分析作案人是否具备自己制作的条件，广泛收集同类案件的信息，掌握重点人口，分析是否可以实行并案侦查。

以“真卡”基础上进行伪造、诈骗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银行或发卡机构内部，多为其内部人员所为，应当把嫌疑人摸排的范围重点划定在银行或发卡机构的内部人员的范围，尤其是有机会接触到发行信用卡业务的人员之中。如上海侦办的“315”专案，犯罪分子通过破解发卡程序，将掌握的信用卡序号输入电脑，就得到了信用卡的帐号、密码，通过这种方式疯狂伪造了外地的信用卡，进行异地取现，即为从事信用卡业务部门的内部工作人员作的案，这类案件外部人员基本不具备作案条件。

以非法复制的方式进行伪造、诈骗的，应当结合作案所使用的设备、实施诈骗的方式等进行综合分析，刻画嫌疑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收集有关信息情报，寻找侦查突破。

办理使用盗码机伪造信用卡的案件中，如果在现场或人身搜查中发现有盗码机的，应当注意：第一，不要操作或要求其他人示范、操作该仪器，由于盗码机多设定有自动清洗程序，不当操作使用，可能导致资料被自动清洗掉，从而丧失定罪证据；第二，不要按动盗码机上的按钮，不要当场尝试用卡划过盗码机卡槽，应当保持原状带回，以免破坏盗窃的资料信息；第三，将现场相关物品都作为证据予以查获，包括电线、插头、制作信用卡用的卡片原料、解码用的电脑、传真机等等；最后，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制作检查笔录，写明查获的物品、检查的时间、地点，请现场嫌疑人和两名侦查人员签名。

（二）根据信用卡的使用流程，结合犯罪分子诈骗手法，摸清犯罪行动规律，有针对地采取侦查措施

信用卡的使用流程相当于持卡人先消费后支付，这种有别于传统交易流程的方式客观上使得发卡银行为持卡人垫付消费资金，为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同时，信用卡的应用需要完备、先进的计算机联网系统的支持，银行和特约商户通过各种直接、间接网络，使远距离的信用卡交易信息处理能在数十秒内迅速完成；由于我国信用卡业务开展时间不长，计算机联网、通讯、管理系统不够完备，存在一些传递上的“时间差”，如银行传递挂失信息到特约商户需要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管理上的漏洞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能。实践中常见的诈骗手法主要有：

1、使用伪卡在特约商户高额消费。犯罪分子利用信用卡先消费后支付的特点，使用伪造的假卡进行高档消费，通过变卖获取非法所得；或是通过给付收银人员手续费等诱饵现场兑换现金，最终让发卡机构承担巨额损失。

2、冒用作废的信用卡。多数是由银行或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利用挂失信用卡的时间差，持他人已经作废的信用卡进行消费的。

3、冒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人在申领信用卡时就具有通过信用卡的透支功能实施诈骗犯罪的目的，所以虚构身份或以他人的身份进行申请，获得信用卡即实施诈骗犯罪。

4、使用信用卡并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人违反信用卡使用管理章程，非法使用信用卡，超过规定期限或规定数额消费，经银行催缴拒不返还的行为。

根据上述犯罪表现，摸清犯罪行动规律，针对性地采取的侦查措施主要有：

1、持伪卡诈骗的犯罪中，侦查中应当树立深挖源头的思想，犯罪分子可能自己制作假卡再进行诈骗，更多的是从其他专门从事伪造信用卡的犯罪分子手中非法购买获得，查办案件中不要满足对落入侦查视线中的犯罪分子进行查办，还要从案件的线索中，追根溯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挖掘犯罪的源头，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2、在恶意透支的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多是在一定时期内连续多次实施犯罪，这种情形中，应当内紧外松，张网布控，做好侦察部署，在侦察人员的控制下，让犯罪分子继续进行诈骗犯罪，摸清犯罪规律和犯罪分子的落脚点，再实施抓捕，并搜查其人身、住所，获取定罪的有力证据。如某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称有人连续在高档消费场所使用假卡诈骗财物，侦查人员通过暗中布控，一连几天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落脚点、人数等都基本掌握之后，在犯罪分子落脚的香格里拉酒店实施抓捕，现场搜查出大量伪卡、制作假卡用的电脑等工具、珠宝首饰等，将案件顺利侦破。

进行张网布控时，应当注意：第一，是“外松”的假象制造的要自然，不露痕迹。因为犯罪分子总是很多疑，对侦查活动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十分紧张警觉，会更加隐蔽、警惕，加强心理防线和防范措施，而使侦查活动落空。

第二，要把握主动，营造“出击”时机，让整个侦查活动始终在侦查人员的控制下。“外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犯罪人实施犯罪暴露犯罪意图，从客观上固定犯罪证据，但应当注意同时要做到“内紧”，将犯罪的活动始终置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能够把握合适的时机，进行抓捕。

第三，布控的过程应当严密谨慎、周密细致，防止出现意外变故，导致侦查活动不能顺利进行。

第四，要求侦查人员具备机智灵活的头脑。事先的考虑再周全，也会在实施中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形，这就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侦查人员能够处变不惊，不动声色，机智灵活，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任务。

3、通过上述手法诈骗物品的犯罪，一般会进行销赃，可以对有关场所布控，控制赃物流向，从销售点反向追溯犯罪分子；通过信用卡诈骗的物品多是金银首饰、珠宝制品、古董等价值较高的物品，一般具备控赃条件。

4、除了少数使用自己的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诈骗外，大多数的信用卡诈骗犯罪都会实施不只一次，有的犯罪分子成为职业罪犯，专门从事这项犯罪。针对这一特点，在侦查案件中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线索、使得案件难以突破，可以通过声东击西、敲山震虎等手段制造假象，诱使其按捺不住，实施犯罪，从而暴露踪迹，发现线索，侦破案件。

（三）全面收集、分析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活动中留下的线索材料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实施必须借助于正常的信用卡的授权、结算程序，同其他经济犯罪一样，从表面上仍然体现为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无论其手段如何隐蔽，犯罪的实施过程中必然要同结算中的各金融、社会机构发生接触、联系，其间有关的信息记录、录象资料、具体工作人员所掌握的体貌、口音特征等都是侦破案件所需要的重要线索，应当全面收集，认真分析。这些线索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1、对于信用卡内资金流向的有关信息记录，包括资金提取的数额、地点、方式等，如上海发生的一起利用手机短信诱人上当，以检验资信能力为借口骗得对方帐号、密码后，通过异地伪造假卡诈骗的案件，案发后由于被害人连对方的面都没见过，能提供的线索相当有限；但犯罪分子是从四川成都取款、大部资金从银行柜台取走、少部分是通过ATM机取走，这些通过到银行查找有关信息记录可以获得，是侦办案件获得的有限、宝贵的线索。

2、反映犯罪分子体貌特征、行动习惯、同伙情况、取款现场等线索的录象资料。出于安全防范的考虑，当前许多金融机构、旅馆都设有录象监控系统，犯罪分子进行取款、消费、住宿时都可能被随时开放的监控系统摄制下来，从而成为侦破案件的线索。如上海侦办的另一起“305”专案，由于是银行内部人员非法获得信用卡密匙制作假卡，犯罪类型新，手段诡秘，侦破难度大，获得侦破转折点就在于犯罪分子在厦门一处ATM机上取款时，银行监控的摄像头录下了他在取款中曾经接了两个短时间的电话，最终通过查找电话记录艰难地将犯罪分子抓捕归案，侦破全案。在使用录象资料已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比对时，要防止因成像不够清晰导致比对没有结果，注意结合其他手段，如请目击证人进行辨认比对等方式综合认定。

3、实际与犯罪分子接触过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当犯罪分子到柜台取款、消费购物、登记住宿时，都会同有关工作人员直接发生联系，走访有关工作人员，请他们回忆一下犯罪分子的长相、身高、口音、行动习惯、典型特征等对于确定犯罪嫌疑人、划定侦查范围都有重要的帮助。上述手机短信诈骗案中，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回忆出取款人持福建口音就为侦破案件提供的关键、重要的线索。

（四）针对具体的案件情形，以针对地开展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工作

缉拿归案是案件侦查的重要环节，在信用卡诈骗案件中应当分别案件的以下三种不同情形，有针对性地开展缉捕：

1、犯罪嫌疑人确定、身份确定的情形。这种情形是指案发后，已经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人，其真实、具体的身份也已为我侦查机关掌握，但罪犯逃匿、去向不明，这种情形在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中较为突出。对这种情形中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缉捕，重点采用的措施有调阅相关资料、布控、边控、向兄弟公安部门发布协查通报、发布通缉令、实施网上追逃、对通讯工具和关系人实施监控等方式。

2、犯罪嫌疑人不确定，身份也不确定的情形。这是指案发后，只查明有犯罪后果，但未查明实施案件的犯罪人，当然，其真实、具体的身份也不为侦查机关掌握的情形，较为典型的是通过伪造信用卡异地取款的诈骗方式。对这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缉捕，除了可以运用传统的刑事办案中“以案找人”的一些手段，重点应当采用的侦查措施还有：第一，尽可能地从嫌犯留下的线索中刻画嫌疑人的特征，如电话联络中反应出的口音等；第二，收集有关情报、资料考虑是否可以并案处理，如发布协查通告、对重点人口建立的一些信息库资料进行比对；第三，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的帮助。

3、犯罪嫌疑人确定、身份不确定的情形。这是指案发后，已经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嫌犯其真实、具体的身份尚不为我侦查机关掌握，主要发生在犯罪分子使用他人身份、虚构身份骗领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案件。重点应当采取的缉捕措施有分析通讯联络信息、和追踪赃款、赃款流向、秘密侦查等方式。

四、应当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

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还应当建立、完善以下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侦查能力，减少侦查办案的被动应付，1、协作机制

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应当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各地公安机关协同作战；要积极探索多种渠道，保障协作的有效、高效的开展。除常用的协查通报、通缉、例会外，还应当建立协作区域、组织并案会议、疑难案件“会诊”等多种形式。此外，针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特点，还应当注重建立、完善同金融机构、商业机构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不仅为办案寻找有效的查证途径，也为发现犯罪苗头、防患于未然、进而控制该类犯罪找到了有效的途径。以发现案件线索为例，在实践中，由公安机关主动发现案件线索的，所占比例甚小，大量的线索来自于金融、商业管理机关的移送，可以通过建立信息联络员、定期召开双方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构等方式增加主动性，扩大案件来源渠道，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

2、信息基础建设

犯罪与刑罚的联系越紧密，刑罚的效果越好，加强信息基础工作的建设，通过平时建立的大量的、完备的信息、情报、资料，可以使案发后的侦破工作更为主动、及时，打击犯罪的效果更为突出。上海侦办的利用手机短信实施信用卡诈骗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操福建口音，其体貌特征、姓名、身份等均不知晓，但是由于福建地区对于信息基础工作的重视，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嫌疑人员档案，将历年来本地公安机关和外省市公安机关处理过的涉及假信用卡犯罪的嫌疑人，制成了花名册，整整有一千多人，将这些资料进行比对，是侦破该案的关键环节。

3、同境外、国外警方合作的办案机制

针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涉外趋势增加的特点，在这类案件的办理中，应当积极开展同境外、国外警方联手办案，上述广东省公安机关2001年在珠海成功侦破“JK1号”特大信用卡诈骗案，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多赞誉，案件的侦破与港澳警方大力协作配合是分不开的.当前，对于涉外案件的办理尽管也在积极探索有效渠道，但尚未能建立长效机制，使彼此联系随意性很大，方式比较简单，交流渠道狭窄，对于涉外案件的办理极为不利，如沪、港、澳警方联手侦破“828”信用卡诈骗案中，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固定的机制和配备专门的人员，有时会出现彼此信息沟通上的空白，联系内容衔接上的差异，造成战机耽误。差一点让犯罪嫌疑人杨祥雄逃脱。在建立涉外案件协作机制中，既要维护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同时也要有灵活的处理方式，适当考虑国际惯例。

4、增强侦查工作的科技化、现代化

以物质和能量为主的粗放型警务模式已发展到了最大的极限，光靠物质和能量数量的增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工作应当增大科技含量，注入现代化的支持。目前，全球定位系统（GPS）、面像识别技术、警务通等科技产品已经在各地投入应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明显提高了案件侦查效率和工作质量。如苏州市公安局金阊分局在使用公安无线移动警务通之后，巡逻民警日常盘查可以直接和网上在逃人员进行比对，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运用，民警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大大提高了公安民警快速反映和控制社会面的能力。1999年的“网上追逃”，也是将高科技引入侦查破案工作的一次极为成功的实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科技含量，走“科技强警”之路，必将给案件侦查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注释」

刘华：《信用卡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探讨》[J]载《法学》1996年第9期。

案例参见王寿芝：《诈骗奇案发生在千里之外》[N]http://www.xiexiebang.com

参见张翼华、梁瑞国、夏晓露《粤破获特大伪造信用卡案》[N]，载人民网2002年4月4日

（上海）刑侦总队三支队《沪、港、澳三地警方联手侦破“828”跨境信用卡诈骗案纪实》[J]，载《东方刑侦》2003年第2期第33页

参见罗宗仁 甘敬《浅谈新时期下公安工作的导向》[J]，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第三篇：论家庭暴力取证

论家庭暴力取证

徐祥全

（三峡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家庭暴力严重摧残着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但在实践中，其取证方面存在重重难题，理论上也是一个盲点，很多家庭暴力事件并不能得到认定，受害人群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以维护救济，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应现实需要，本文将通过简要介绍家庭暴力现象，从多个方面分析取证难的原因，同时，以反家庭暴力措施较为典型的挪威为例，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相应解决机制，为降低取证难度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家庭暴力； 取证难度； 挪威经验； 解决机制

引言：

①案例：王芳与李强于1980年结婚，婚后一年多，李强染上喝酒恶习，而且还酒后打人，夫妻关系非常紧张。面对丈夫的殴打，王芳认为随年龄的增长他会有所收敛，便忍气吞声。可其逆来顺受反使丈夫变本加厉，从酒后打人到不喝酒也会因家庭琐事而大打出手，并多次出现严重后果。王芳曾多次萌生离婚念头，可每想到儿子的未来便又隐忍作罢，一忍便是20多年。200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李强从外面喝完酒回来，找茬要和妻子打架，还准备挥拳打人，因儿子的阻止，李强则重重地给了儿子头部一拳。之后，气急败坏的李强又跑到厨房拿菜刀，儿子担心出人命，便让母亲快跑，无奈之下王芳跑到姐姐家并病倒。事后王芳终于决定与李强离婚，于2004年5月10日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及相应的损害赔偿，儿子李小强出庭作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芳与李强自由恋爱结婚，婚后双方在生活琐事上经常吵架，原告王芳并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李强实施了家庭暴力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身体所受侵害由被告李强造成，同时被告又当庭否认并坚决不同意离婚。证人李小强的证言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其陈述的被告李强实施家庭暴力等事实因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而不能单独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法庭不予采纳。法院综合原被告双方陈述，遂判决不准离婚。

王芳感到非常困惑，夫妻打架，儿子的证言不被采纳，外人如何会知道此事呢？如果没有证据，这20多年的打骂不就等于白挨了吗？家庭暴力到底需要哪些证据啊？我又怎么才能收集到这些证据呢······一系列的问题摆在王芳面前，同时，也留给众多家庭暴力受害者和法律学习者深刻的思考。

②数据调查显示：各地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在40%到60%之间，其中能够提供相关证据的平均少于30%，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率平均不到10%.一、家庭暴力的概念和特征

结合我国立法实践，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具有自身的特征：第一，暴力对象十分特定，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仅存在家 收稿日期：2010-11-19 作者简介：徐祥全（1987—），男，汉族，湖北神农架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2008级法学专业学生。

庭关系，而且表现为被害人身份的相对特定性；第二，暴力行为有隐蔽性，家庭暴力发生在

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地一般又在家里，鲜为人知，而且一些人错误地将其归为“家务私事”不能外扬，邻居和其他人更不愿干预这种“闲事”；第三，发生非常普遍，有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4百万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总数超过了强奸、抢劫及车祸受害妇女的总和，③平均每天三名妇女死于家庭暴力，在我国国内，仅以宜昌市秭归县为例，2009年，其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的共3404对，其中，之后要求离婚的有596对，中间存在家庭暴力的占70%以上；第四，暴力行为的发作具有反复性，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不是表现为一次简单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反复的暴力侵犯，其一个周期一般表现为四个阶段，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再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进一步„„

由于家庭暴力的上述特征，使其与一般的暴力案件存在显著的区别，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实践中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依，在取证问题上我们也只能采取一般的证据规则，加之受传统错误观念的影响，以及具体操作上的不便等原因，给司法实践中的取证环节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家庭暴力取证难原因分析

（一）法律上的不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规定并不明确，且立法分散、原则性强，没有有关证据的采取、认定等方面的专门规定。立法的不足是导致取证难的最主要原因，具体体现在：

（1）举证难。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家庭暴力的取证问题作出规定，而是采用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我国刑法上将家庭暴力案件一般定为自诉案件，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主动介入。但大部分受害者在婚姻关系尚未恶化到离婚边缘时，对所受的暴力一般忍辱求全，不会大肆张扬，更不用说向基层组织报告要求处理，以至于诉至法院，需要举证证明暴力行为的存在时，往往时过境迁，已无法举证。

（2）作证难。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能证明自己亲眼看到家庭暴力的通常是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如邻居、亲戚等，他们有的虽然亲眼见到家庭暴力，但受“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的传统观念影响，或者受到施暴者的威胁、恐吓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证。家庭暴力案件比一般案件的证人出庭率要低得多，而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没有针对其特殊性，对这类证据的获得采取一定的法律措施，如证人作证场合、证言取得标准的降低等等，使得本来证据种类就不多的家庭暴力案件丧失了一类较有力的证据。

（3）认证难。我国法律没有对各部门在保存证据方面的职能做一个分工，许多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人虽及时向居委会提出劝阻请求，可常常是居委会到现场后，仅是口头劝阻一番，并未以书面调解形式固定下来。同样，公安机关在接到此类求助时，也重视不够，仅简单登记一下，未作进一步调查。在法院审理中，仅凭其单方的报警和出警记录，也难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此外，我国法律虽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其条文规定看似很明晰，实则并没有对家庭暴力的概念、构成等予以明确，比如我国法律没有把性暴力规定为家庭暴力的一种形式，排除了性暴力，这是“婚内强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配偶意志而与之发生性行为，是性暴力的一种）”等暴力形式得以认定的主要困难之一。

（二）受害者心理和观念上的排斥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虽已结束，但一些遗留的观念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1.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是受害者不敢也不愿主动收集证据的思想根源。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出于对男权的敬畏，受害者面对施暴者的残暴行为，通常采取一种隐忍作罢的态度，甚至将过错归于自己，反思自己，而不是收集证据。此外，一些受害 

人往往顾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会，即使希望有关部门干预，也只想通过教育来制止丈夫的施暴行为，不愿丈夫受法律制裁，更不必说亲自来找证据把自己的丈夫送到法律面前接受惩罚。

2.家庭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受害者不愿主动举证的物质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们，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出于一种“经济危机”而表现出逆来顺受

3.法律意识淡薄，也是取证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实生活中的文盲多为法盲，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后，受害方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做证据，不知道什么样的才可以作为法律上承认的证据，也没有求助于法律的意识，导致“取证”和“当事人不配合”这样的错节。

（三）干预力量不足，阻碍取证进程

2009年10月19日，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其丈夫殴打致死。2010 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一审判处其夫王光宇有期徒刑6年6个月。董珊珊被丈夫殴打致死，留给人们诸多的遗憾与反思，定罪纷争之外，受害者生前遭遇家暴的过程，几乎触及到我国目前反家庭暴力工作中所有干预模式的痛处。警察干预、司法机关干预、医疗干预作为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干预工作的3种主要实施方式，其重要性及遭遇的困境，在董珊珊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1.警察干预

“他们是夫妻，就是要离婚，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夫妻”——董珊珊母亲张秀芬称，数次关于女儿遭遇家暴的报警中她得到的回复大致如此，“我们很无助”。

在董珊珊2009年8月12日最后一次主动报警行为中，“警察看了看我女儿的伤，他说要是轻伤我们会马上把你丈夫叫来调解，可如果是重伤，这可要判刑的，三年至十年不等。珊珊听了就犹豫了。警察看见珊珊的反应，就说，如果拿不定主意，先看病后报案也行。”张秀芬对当时的过程记忆犹新。有学者认为，警察的话实际给了受害当事人一个暗示，在这背后，“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等长期存在于民间的陈规旧理为民警的行为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释。警察对与当事人的暗示实质是站在施暴者的立场上，是在维护家庭、施暴者的利益，而没有以受害人为中心。2008年全国妇联、民政部等中央七部委颁布《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明确公安机关在家暴防治工作中负有调解、出警、取证等职责。但是，学者分析发现，与家庭暴力实际存在的类型、范围的状况相比，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警察的理念更传统、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更窄，其更倾向于把家庭暴力的责任归咎于女性有错误，男性才动手。

对于一般的民警来说，若未曾受过有关家庭暴力的培训，拥有上述错误理念反而显得更为“合理”。在本案中，受害者曾经8次报警，得到的也大概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之类的回复，就这样，民警们也没有帮助受害者收集证据的意识，只是草草了事而已。仅有出警记录和口头的调节，却没有详细的讯问笔录等书面证据，证据力度仍然不够。

2.司法机关干预

（1）司法上的不愿为。据调查，社会，特别是司法工作者本身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足。在“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下，法官办案必然要考虑避免或减少涉诉信访。尽量压降有角有棱的判决，想方设法实现中国特色的调解。对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案件，既判决受害人离婚，又判决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来说，判决也许公正；而对加害人来说，面临着双重打击，可能就难以接受，认为法官裁判不公，产生偏激心理和强烈的抵触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加害人就有可能失去理智，走向极端。这样，法官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不愿和好、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离婚案件，也不愿轻易判决离婚。因此，法官审理案件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常常让渡于当事人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与帮助受害人调查取证而使夫妻离婚相比，法院更倾向于做一个取证的“旁观者”。

（2）实践中的不宜为。这就要提到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特征了，家庭暴力多发生夫妻间，发生地多为家里，属私人领地，且这类问题比较复杂，因此，即使司法机关抛开上述观念，在操作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

3.医疗干预

医疗干预的角色相当重要，医务人员可能是第一个接待受害者的人，第一个获得直接受暴证据的人。但大多数医务工作者的认识停留在过去的纯生物医学模式中，对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及患者的健康权利的维护还没有很好的理解。比如，会在征得病人同意后转入单独诊室，由有家暴干预经验的医生接诊；在接诊中认真倾听患者的陈述及需求，给病人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和家暴病历记录，以备证据使用；尊重患者的陈述与需求，就其家暴情况进行沟通和交流，给病人一些收集家庭暴力方法证据的建议等。这些实际存在的不足，都不利于证据的保存。

三、国外问题解决途径借鉴----以挪威为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在许多国家，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在此，我们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挪威在法律改革与司法实践方面有关惩治家庭暴力的经验，虽然两国在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但是挪威在改善取证现状方面的措施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一）典型措施

1．确立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

1988年，挪威一项重大的刑事诉讼控诉规则修改出台。该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unconditional judicial intervention)的公诉原则。具体来说，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家庭暴力案件属自诉案件的性质，像普通案件一样，“查明犯罪”则成为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义务”，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去调查取证，可以根据现有取证规则最大限度的收集到证据，充分发挥相应机关的专业素质。同时，出于对国家机关以及法律威慑力的敬畏，施暴者、受害者、目击者以及医疗鉴定机关等也会加强配合保存证据。

此外，此修正案改善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他们由原来的控诉一方，变成了案件的证人。这项修正案对消除受暴妇女在诉讼中拒绝与警察合作或者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有所改善，提高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认定率，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不可小觑。

2．加强司法程序上取证的便利性

（1）被害人在法庭举证时，法庭有权命令被告人暂时离开，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受害者的心理顾虑而真实的反映案件事实；在证人不满14周岁的性犯罪中，无论轻罪还是重罪，如果法官认为有利于保护儿童利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在开庭期间分别提取证人证言。

（2）在法官提取证言制度上，还有一项新的规则，即：对于向儿童实施性暴力的犯罪嫌疑人，要由一位具有解释儿童行为资格的人士对该儿童进行观察。这种观察在与儿童的游戏和谈话过程中进行，法庭上，观察者会对自己所观察的情况作出陈述。3.对施暴者发布限制令，对受暴妇女安装暴力警报器

1995年1月1日，一项禁止施暴者进入特定区域、禁止其跟踪、探访或以其他方式与受暴妇女接触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规定受到暴力的妇女，即使还没有对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也可以通过申请限制令，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对施暴者限制令的实施也为公诉机关发现某一男性有可能实施威吓行为，提供了充足根据，也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值得

考虑的一点。

从1997年开始，挪威奥斯陆警察学院与美国一所大学合作启动一个项目，该项目是向受到伴侣暴力的妇女提供一个从警察局获得的暴力报警器。当妇女受到伴侣侵害或者威吓时，可以启动随身携带的报警器向警察报警。那些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或者已经被证明处于危险境地的妇女可以申请佩戴警报器。这个警报器与妇女住所最近的警察局相连，以确保警察能够迅速出警。警察可以在接到报警后携带照相机或其他器材，在现场获取证据。即便受暴妇女反悔，警察也可以将照片等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

（二）比较与前瞻

至今，挪威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防治家庭暴力法，当然也没有系统的证据规则，但是，通过一系列修正案的形式给了家庭暴力案件更为专业、具体的规定，此外，实践中挪威特别注意对警察等有关人员进行这类案件的专业培训，使其能主动积极地介入家庭暴力中去取证。

中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与挪威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家庭暴力取证难却是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挪威经验表明，在家庭暴力取证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因其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的改善家庭暴力案件取证难的现状，必须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改善取证的大环境，只有社会大环境的改善，才能进一步降低取证难度。

四、问题解决机制建议

为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平等文明的家庭关系，我们要给家庭暴力施暴者一定的惩罚教育，将众多隐蔽的家庭暴力案件曝光于法律面前。为定纷止争，我们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取证机制。在分析我国国情、借鉴他国有力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一）法律方面

1．制定反家庭暴力统一法律，明确证据规则

如果中国像挪威那样，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与司法需要逐一修改现行法的某个方面，那么，这样的修改会有许多，所需时间也会很长，很难适应当前实际需求，不利于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中国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时间很短，有着独特的国情，也就不能在法律改革的宏观战略上采取挪威模式，而应当走专门立法的道路，明确规定取证规则，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减少实际处理问题的难度。

2．增设新的证据种类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的隐蔽性和经常性，传统证据难以收集，再则，因为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暴力行为无法用外界物来做载体，所以传统证据不太适合精神暴力和性暴力。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应增设新的证据种类，包括：第一，暴力及其后果的专家证词。使用“暴力及其后果的专家证词”可以解决精神暴力、性暴力证据收集上的尴尬。当然，“暴力及其后果的专家证词”的获得需要经历一个比较严谨复杂的程序，首先要设立专门的认证机构，配备专门的认证人员，能够对受虐妇女的遭受暴力的行为进行认定，在专家认定后作出“专家证词”，受害者才可将此“专家证词”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使用。第二，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证据材料”。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证据材料”是指上次暴力发生后，受害人向法院提交收集到的可以证明暴力行为证据。在此次暴力行为发生后，如果受害人在此次暴力行为中没有收集到有力证据证明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并造成损害，那么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认定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并造成损害的证据。第三，对于能说明当事人品格的习惯，如吸毒、赌博等品格证据不能排除在认定案件的事实之外，在认定案件的时候，这样的证据也应该被重视。

3．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是基于现代民法精神中的正义和公平，面对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

则的补充、变通和矫正。为使受害方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法律的保护，对离婚案件中的家庭暴力可以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即法院在审理由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案件时，只要受害人提出其遭受家庭暴力，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了因家庭暴力所受到了伤害，被告即承担该伤害不是由其造成的举证责任。如对方举证不能，就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成立。在这里，“家庭暴力”举证责任的倒置，应当说是证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这种设计避免了受害方在遭受暴力后，还要忍着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到处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从而更有利维护受害方的权利。

4．降低证明标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打出遏制家庭暴力“组合拳”，通过引入“人身保护裁定”制度、降低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明标准等措施，进一步确认并抑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广东高院通过合理运用证据规则，进一步降低受害人证明标准，同时，提高了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将未成年子女证言、施暴方悔过书，甚至日常谈话录音等，均作为证据认定家庭暴力并给予其足够证明力。

对于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对采用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而刑事诉讼本身涉及到证据标准是很高的，只要没有加害人自认的关键证据，法官即使内心确信存在家庭暴力，依据普通证据规则，仍然难以认定。笔者认为，针对这类案件，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的举证标准，即原告方在证明有家庭暴力的存在时，举出的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时候，她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就完成证据责任了。

此外，可以适当降低证人证言的取得标准。根据我国诉讼法上的规定，在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收集证据有困难时，人民法院应当协助其调查收集。在这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在主动收集证据时，可以在证人的家中、或者约定的较为隐蔽安全的私人场合进行取证，并对其证人证言作出书面记录。这样一来，施暴者则很难知晓证人的身份、陈述内容等。与之相辅，在争取证人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作出公开证人身份与否的决定。这样，既避免了证人因受威胁而担惊受怕，又为案件的认定提供了一类重要证据。对于子女的证言，也应赋予其足够的证明力，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立法例：具备相应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的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提供与其年龄、智力和精神状况相当的证言，一般应当认定其证据效力。

（二）个人方面

受害者要主动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提高自尊、自信和自强意识。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勇敢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主动收集证据，而不是逆来顺受。受害者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搜集证据：

（1）被告在实施家庭暴力后基于良心谴责或某种因素写的悔过书、保证书以及短信等文字材料中承认存在家庭暴力的。

（2）遭受家庭暴力后的报警记录、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以及询问笔录、居委会调解记录、向妇联投诉的证据等。（第一时间报警，在警方调查或居委会调解时一定要坚持留下书面凭证，避免警方和居委会只进行口头处理）。

（3）邻居、亲友等目击证人或知道存在家庭暴力的人所提供的证言证词。

（4）能反映被告正在实施家庭暴力或其承认存在家庭暴力的录像带、录音带（包括电话录音）。如果侵害方拒不认错，又拒绝有关部门人员做调解工作，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私下录音。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私下录音可作为证据使用。

（5）病历、受伤时的照片、医药费的票据、医院的鉴定结论等其他证据材料（第一时间去医院诊断）。不管是偶尔的还是经常性的，受害方必须到医院就诊，把处方和医疗发票保存好。

（三）社会方面

1．重视和加强对受害者自身的教育，建立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

各级相关组织要对妇女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转变屈从观念。同时，防治、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各级党政领导和工青妇组织要把反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形成全社会重视、各机构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局面。此外，要成立相关的救助机构，如北京、青岛等地已成立了“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有力的伤害证据。

3．加强对执法、司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干预力度

要通过对执法人员的教育，使其彻底抛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错误心理，而且也有必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性别教育，使其知道如何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帮助他们收集证据、解决问题，而不至于出现像董珊珊案件的悲剧。公检法机关，要各司其职，依法进行严肃处理，不得再以“家务事”为由而互相推诿，要加大治理力度。公安机关不仅要有报警、出警记录，还要保存详细的讯问笔录等书面证据，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取证有困难时，要及时予以帮助。

【结语】

完善的立法能够为家庭暴力取证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完善的司法能够为家庭暴力取证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有力的执行力保障，有效的司法干预机制能够用法律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但是，家庭暴力取证的难题不是一下通过适当的法律干预就可以消除的简单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和对待妇女儿童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消灭。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加强家庭暴力取证制度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实践，提高家庭暴力的认定率，增进两性成员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必将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案例来源：法律常识网，家庭暴力案例

②数据来源：《最高法“指南”推动“人身保护令”出鞘，数十法院参考》，人民网，人民日报 ③数据来源：宜昌市律师协会负责人员提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005.[2]王京霞.《法官检察官律师培训手册》[M].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系列教材.[3]吴正雄.《浅谈家庭暴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4]黄 莺.《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分析》[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5]杨兰芳, 赵建明.《对家庭暴力的若干思考》[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6]王玉玺.《浅谈家庭暴力的救济》[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7]王越江.《家庭暴力探析》[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8]吕晓丽.《对妇女遭受家庭暴力问题的若干思考》[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9]《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实践及其启示》3edu教育网,法律论文.[编辑推荐]：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规定并不明确，且立法分散、原则性强，没有有关证据的采取、认定等方面的专门规定。立法的不

足是导致举证、作证、认证难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在许多国家，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我们国家也应该重视到家庭暴力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各级相关组织要对妇女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转变屈从观念。

[责任编辑：田惠子]

第四篇：试论逮捕案件的质量问题

试论逮捕案件的质量问题*

侦查监督处

吴奕武

质量问题是检察工作永恒的主题，提高审查逮捕案件的质量，是检察工作的题中之意。笔者认为当前亟须建立全面、客观的逮捕案件质量标准，同时应对案件质量问题划分等级，以便更加科学地评价案件质量，进一步提升侦查监督工作水平。

一、逮捕案件质量标准

长期以来，案件“捕之能诉、诉之能判”成为检察实践中衡量逮捕质量约定俗成的标准。这种标准忽视逮捕、起诉、判决三者法律要求的差异性；同时诉讼过程中证据存在变化的可能，以“诉和判”的结果来评价逮捕环节的质量，无视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审查逮捕工作有自身的规范和要求，笔者认为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考虑建立逮捕案件质量的标准。

（一）实体标准

实体标准是法律规定对逮捕案件质量提出的实质要求。《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实质即是逮捕的实体标准。

1、证据标准

1995年《刑事诉讼法》从证据量上作出降低逮捕证据条件的修改，* 逮捕案件的质量问题包括质量标准、质量等级、质量责任、质量整改制度，本文仅就质量标准和质量等级展开讨论。但证据量降低并不意味着证据质的变化。证据要达到“查证属实”，须以一系列有证明效力的证据为基础，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逮捕的证据标准与起诉的证据标准是一致性的1。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逮捕作为侦查中的强制措施，是为侦查服务的，而侦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打击犯罪来控制犯罪。对于当前重点打击且有侦查空间的案件，笔者认为应当将逮捕“控制犯罪”的程序价值放在第一位，适时降低逮捕证据标准，在确保存在侦查空间的情况下，从配合侦查的角度出发予以批准逮捕。

2、可能处刑标准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体现检察人员对逮捕案件预判力判断的水平。案件审查逮捕后存在三种“可能”：（1）起点刑在徒刑以上，捕后确实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2）逮捕时起点犯罪事实确定，论罪只能判管制、拘役或单处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2；（3）论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但证据在后续诉讼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具体判决情况难以预见。

上述前两种“可能”自不赘述。对于第三种“可能”，笔者认为根据审查当时的证据情况若能判断“可能性”客观存在，就可以批准逮捕。因诉讼是个动态的过程，以可能处刑为标准符合诉讼客观规律。

3、必要性标准

逮捕必要性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为前提的。换言之，只有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保 12毛晓玲：《逮捕证明标准研究》，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7期。

如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犯隐瞒境外存款罪，情节较轻的。证诉讼正常进行和保证社会安全时，才能适用逮捕措施，这体现了慎捕思想。

实践中，逮捕必要性标准被忽视或扭曲适用的现象十分普遍。正确理解逮捕必要性标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3：（1）从犯罪性质来把握。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故意犯罪的案件，不同于交通肇事等案件；（2）从嫌疑人在案件中的地位来把握，主犯、首要分子不同于从犯、胁从犯；（3）从嫌疑人实施犯罪和归案后的情况来把握。如嫌疑人是否暴力拒捕，是否潜逃、销毁证据，是否有自残、自杀的行为；（4）从嫌疑人作案后对被害人的态度来把握。如有无悔罪表现，是否积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

（二）程序标准

程序标准是指审查逮捕工作流程中必须遵守的规范要求。建立程序标准，既纠正了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理念，也充实了质量标准的内容，符合程序正义的诉求。审查逮捕应当注意以下程序标准：

1、时限要求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办案时限的适用，尚存认识误区，有人将逮捕作为一种常态性强制措施适用，甚至将其视为寻求延长办案期限的一种手段4。由此导致在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中，案件判决执行之日往往就是嫌疑人释放之时，甚至出现了审前羁押与判决刑期的“倒挂”现象，造成实质不公正。办案期限涉及多个环节，在审查逮捕阶段，34 曹青：《准确把握有逮捕必要的条件》，载《检察实践》2003年第5期。

张建升：《在公正的前提下提高批捕效率》，载《检察日报》2006年03月31日。可以通过增强办案主动性、挖掘内部潜力，将轻微刑事案件审查逮捕期限缩短为三天，并且通过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将三天的期限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常态，而不仅仅停留在司法道德层面5。

2、讯问嫌疑人

2004年3月以来，高检要求侦查监督部门对有疑点的案件、嫌疑人要求讯问的案件、侦查活动可能违法的案件、特殊案件等四类案件，必须讯问嫌疑人。

具体操作时须注意逮捕阶段讯问嫌疑人不同于起诉阶段，前者讯问的目的侧重于侦查监督，要重视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嫌疑人提出受到过刑讯逼供的，要立即认真核查6；另外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嫌疑人，须事先征求侦查机关意见。

3、特殊逮捕对象审查要求

特殊逮捕对象主要是指嫌疑人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外国人、无国籍人的，《刑事诉讼规则》对上述对象分别规定报请、通报和层报程序。

实践中，拘留人大代表时已取得人大代表所属的人大常委会许可，检察机关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一般需再次履行报请许可程序。笔者认为，对侦查机关的许可与对检察机关的许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重复报请许可实际上是浪费诉讼资源。2006年5月份，广州市院在审查逮捕江门市人大代表施某时，省人大常委会对此问题作出批复，明确指出“不需要再报经市人大常委会许可”。此批复为今后逮捕已 562006年12月高检院通过的《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对此作了规定。

2006年7月26日最高检公布了《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将“刑讯逼供”明确为“司法工作人员对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并列举了刑讯逼供的情形。被刑事拘留的本省内市级人大代表不需要再行报请程序提供了依据，但该批复的精神对于国内其他省份、其他级别的人大代表是否适用，仍须明确释法。

二、逮捕案件质量等级

逮捕案件质量标准为我们评价案件质量提供了参考基准。根据违反基准的程度，笔者认为可将逮捕案件质量问题划分为错误逮捕、质量不高和质量瑕疵三个等级7。

1、错误逮捕

错误逮捕是最严重的逮捕质量问题，因为逮捕是关系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出现错捕必将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错误逮捕根据其发生的原因可以分为实体上的错误逮捕和程序上的错误逮捕。

目前，从实体上对错误逮捕进行定位有刑事赔偿说、诉讼结果说、逮捕当时说等观点8。笔者认为，以案件质量评价为视角，“刑事赔偿说”认为“只要不赔就不是错捕”，放低了对逮捕证据条件的要求，实际上不利于促进逮捕质量；“诉讼结果说”忽略了逮捕是刑事诉讼阶段性的评判，人为地提高了逮捕质量的标准；“逮捕当时说”克服了“诉讼结果说”以结果论过程的缺陷，同时它主张逮捕必须符合刑诉法第60条的规定，从实体上保证了司法公正，比较可取。因此，笔者认为证据尚难以证明有犯罪事实而予以逮捕的，属于实体上的错误逮捕。如仅有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或没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未形成相互印证链条的。

2006年8月最高检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将质量问题分为“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办案程序有瑕疵”。8 张兆松：《关于错捕与刑事赔偿关系的理性思考》，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9期。程序上的错误逮捕则是指逮捕严重不符合程序标准，导致逮捕决定被撤销或案件被不起诉和判无罪的。比如按照规定应当讯问嫌疑人而没有讯问，捕后嫌疑人有合理辩解，其他证据不能推翻其辩解的；或者嫌疑人是人大代表，审查时未予注意而未按要求报请许可，捕后被撤销逮捕决定的。从程序上规定错误逮捕的类型，目的在于促使办案人员在办案中植入程序意识，从关心案件证据问题到全面考量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

2、质量不高

质量不高，是指审查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符合逮捕证据标准，但不符合可能处刑标准或必要性标准而逮捕的。具体表现为逮捕后证据未变化，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缓刑等。作此界定的意义在于强调逮捕除了证据条件，还应重视处刑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在确定有罪的同时要考虑是否存在适用实刑的迫切性和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唯一性。

质量不高的情形还包括逮捕严重不符合程序标准，虽未导致逮捕决定被撤销或案件被不起诉和判无罪，但直接侵犯了逮捕对象的权益的。如嫌疑人提出要求当面听取辩解，而未前往听取的，实际上剥夺了嫌疑人再次辩解的权利。

3、质量瑕疵

质量瑕疵是指逮捕不符合程序标准，但尚不属于错误逮捕或者质量不高的。具体表现为不批准逮捕未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未列出补充侦查提纲的，《审查逮捕意见书》和其他法律文书未按照规范制 作的。将上述审查逮捕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归为质量瑕疵，其意义在于强调审查逮捕工作流程中必须遵守程序规范要求，程序问题事无巨细，只要是程序标准要求的就必须予以遵守，以便全面保障案件的质量。

第五篇：经济案件取证途径

文章标题：经济案件取证途径

取证途径，即实施犯罪证据调查的路径和程式。也就是从什么角度着眼、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始调查，沿什么路线、方向和按什么步骤、方法展开调查，以达到查明案件事实、获取犯罪证据的目的，完成证据调查的任务。在经济犯罪证据调查的过程中，虽然目的和任务明确，但实现的途径有远近之分、繁简之别。调查途径的选择，直接关系

到调查取证工作的速度和质量。如果选择正确，就可以很快打开调查局面，缩短调查过程，用较短时间、较少力量，迅速查明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等事实，及时、全面地发现、收集和保全证据，取得最佳的调查绩效。反之，则可能会使调查工作走上弯路，贻误战机，浪费力量，甚至造成久侦不破、久查无果。每起经济犯罪的案件事实是各不相同的，每个犯罪分子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但无论什么类型的经济犯罪，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都是由行为人和行为的时间、地点、动机、手段、结果等基本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

根据经济犯罪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可以分为两类基本模式，一类是线型行为，另一类是非线型行为。所谓线型行为，是指这类经济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往往较为固定和有序，与正当的经济业务行为的运作流程。这类犯罪通常必须按照一定的形式、程序、规则和经过一定的步骤、环节、阶段进行，才能达到其预期的犯罪目的，实现其预期的犯罪结果。这也是经济犯罪隐蔽性和智能性特点的具体表现。如经济犯罪中的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犯罪，高利转贷犯罪，违法发放贷款犯罪，逃汇犯罪，洗钱犯罪，贷款诈骗犯罪，信用证诈骗犯罪，保险诈骗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等。此外，还有的经济犯罪，表现为几种犯罪行为必须连续进行流水作业，才能最终牟取非法利益。如增值税发票犯罪中的伪造、出售、购买、虚开行为，如果无人购买或虚开，则伪造、出售没有犯罪市场；又如侵犯商标权犯罪，从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到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再到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所谓非线型行为，是指线型行为之外的其他经济犯罪行为。这类经济犯罪的具体行为一般来说过程相对较短、环节相对较少，规律性和阶段性表现不明显，没有或无需较为固定有序的作案流程。如虚报注册资本犯罪，妨害清算犯罪，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犯罪，持有、使用假币犯罪，泄露内幕信息犯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犯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犯罪，抗税犯罪，强迫交易犯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犯罪，职务侵占犯罪，挪用资金犯罪，贿赂犯罪等。调查经济犯罪案件，应当针对经济犯罪行为的不同模式，采取不同的取证途径。对线型行为模式的经济犯罪，主要采用“流程顺沿法”调查取证；对非线型行为模式的经济犯罪，主要采用“要素联系法”调查取证。

（一）流程顺沿法，就是以正常的、合法的经济业务活动为参照系，沿着经济业务行为运作的一般流程，亦步亦趋、环环紧扣地开展调查，从而发现涉嫌经济犯罪行为的异常情况和疑点，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在哪一经济运作阶段和部分违反了法律规定、实施了犯罪行为，收集获取完整、系统的犯罪证据。以贷款诈骗犯罪的证据调查为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流程一般是：贷款申请———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评估———贷款调查———贷款审批———签订贷款合同———贷款发放———贷后检查———贷款归还。调查贷款诈骗犯罪时，应对以上流程中的每个环节，逐一进行调查取证。如在贷款申请环节中，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应填写包括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偿还能力及还款方式等主要内容的借款申请书，并向主办银行或者其他银行的经办机构提供借款人及保证人基本情况，财政部门或会计（审计）事务所核准的上财务报告以及申请借款前一期的财务报告，抵押物、质押物清单和有处分权人的同意抵押、质押的证明及保证人拟同意保证的有关证明文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等。这些资料和银行贷款工作人员的证言等，是证明作为借款人的犯罪嫌疑人有无履行借款合同的诚意、实际能力或有效担保，是否采取了伪造项目等虚假理由或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等诈骗方法的直接证据。

（二）要素联系法，就是通过调查经济犯罪人，以及经济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条件、原因、手段、对象和结果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也有着必然的联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不同的要素、以及要素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不同性质的事物。在开始调查每起具体的经济犯罪案件时，一般都是已初步掌握了案件要素中的一项或几项，因此，可以从已知要素的事实、证据出发，通过要素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查明其他未知要素，从而拼出案件全貌，揭露事实真相。调查取证时，可以由人（即犯罪行为人）到案（即犯罪行为事实，含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对象和结果等要素），也可以由案到人。经济犯罪中的大部分案件与自然犯罪中的普通刑事案件不同，犯罪人往往比较明确，发案时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就已经知道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调查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有关犯罪行为的具体经过、情节等案件事实。因此，调查途径多为由人到案，从已知的犯罪嫌疑人人手，收集有关犯罪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方法、对象和结果等事实的证据。

也有部分经济犯罪案发时，具体犯罪嫌疑人不明确，需要从犯罪对象、手段、动机或作案条件等着手，进一步深入查明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行为要素事实，获取相关证据。

“流程顺沿法”和“要素联系法”是经济犯罪证据调查的两类基本途径，实际上也是取证的两类基本程式。在实际运用中，应根据每起经济犯罪案件的具体特点及已掌握的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因案制宜，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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