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莫让

第一篇：营销莫让

营销莫让“灯下黑”

近日，笔者发现一个企业离信用社不足500米，帐户却开在10里之外的农行，经实际了解，原来在2000年左右，改制前的该企业因担保问题与信用社发生诉讼纠纷后，帐户撤走至今。时过境迁，企业改制到个人后，信用社主任、主管信贷变动了几次，但一直未有信用社人员上门营销。

从营销管理角度分析，该社信贷人员犯了一个营销通病，即“灯下黑”，越是身边市场、本地现有客户越是管理、维护不到位。

为有效解决这种营销中典型的“晕轮效应”，联社正在开展的家家到、阳光授信等活动，就是针对信贷营销中存在“灯下黑”，“哪壶”不开烧“哪壶”，真正让全市信贷人员走出社门抓营销，促发展。

首先，强化发展意识，认真抓好“三个市场”的营销活动，一是已有客户市场的维护。所有信贷人员要主动登门，了解企业年内的发展规划、资金需求，以真心留住客户。二是新客户市场开发，主动跟踪政府招商进程，适时对落户企业进行开户、办证及信贷等综合性服务，以细心引来客户。三是本地它行开户企业拓展。对未在信用社开户的企业，明确信用社主任、主管信贷责任，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和营销，以诚心促进客户回归。

其次，树立新型营销观念，亲情营销强调把顾客当“朋友”或“亲人”，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亲情(鱼水)关系，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缩短。用我们的 “感情投资”换取客户的“货币投资”。

还有，把握关键环节，落实好部门、管户信贷员个人责任，切实杜绝和预防营销过程中出现的“灯下黑”。同时，注重形象建设，以形象树品牌，以品牌来促进信用社的可持继发展。

第二篇：莫让法律援助只是

莫让法律援助只是“法律远瞩”

内容摘要：

法律援助制度自实施以来，在化解社会矛盾，排解社会纠纷，帮助困难群众，维护公平正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既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作为一种对法律高瞻远瞩的制度创新，法律援助必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司法改革，它的建立必然是艰苦努力、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特点、战略意义、存在问题及原因、完善对策和步骤的分析，对其进行梳理。为法律援助的创新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撑，让“法律远瞩”落到实处，看到优势和不足，找准努力的方向和措施，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关键词：法律援助 制度创新 公平正义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句话深刻的揭露了行政与司法一体的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同时也说明贫苦大众涉讼的艰辛。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今天，尽管我们的法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依然有许多弱势群体，他们由于经济或其他的原因，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政府立法者高瞻远瞩，设计出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一产生，便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广大人民尤其是困难群众的欢迎。它在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和谐方面，起到了尤为突出的作用。但是，法律援助毕竟是一种新兴的法律制度，它在体制、机制、运作模式、施行过程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面对弱势群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国家立法部门高瞻远瞩，暂且称之为“法律远瞩”，他们设计出了法律援助制度，为了让法律援助不只是“法律远瞩”，立法部门、司法部门、执法部门，监督部门应但针对出现的问题，切实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法律援助立法，健全法律援助的体制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大宣传力度，从而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更加妥善解决社会纠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援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我国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国务院对法律援助工作十分重视，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将建立“法律援助体系”确定为“十五”社会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和

实施“为实现公平和正义 法律援助在中国”大型公益活动的开展，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拓展和突破。

在当前的中国，仍然还有一批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这也就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的站在法律的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法律援助制度是人类法治文明和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经济、社会文明进步和法制观念增强的结果。用法律的手段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诉讼难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法治领域的重要表现，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援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党的十六大“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要求的具体体现。胡锦涛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把关心群众生活、代表群众利益落实到解决具体问题上，特别是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困难群众谋利，为他们解决好没有钱请律师、打官司难的问题。开展法律援助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心系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排忧解难，合乎民意顺乎民心。

第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得到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认可和宪法的确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它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才能能够得以确认，依法执政才能得以实行。法律援助行为以宪法和法律为武器，对党和政府的行为举措进行监督，对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教育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增强了人民的法律意识，维护了广大人民的群众的合法权益，保证了依法治国的顺利实现。

第三，法律援助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以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弱势群体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而且就目前情况来看，弱势群体已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结构复杂、分布很广的群体，他们在维权、经济收入、个人能力方面处于弱势，共同特点就是贫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化解弱势群体的困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要保证有牢固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从执政的角度化解弱势群体的困难。

法律援助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它是使党能够听到弱势群体的呼声、保持上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可以把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调控在适当的水平，逐步消除和减少人们的不安全心理，使弱势群体的困难和压力得到缓解和疏导，促进社会发展和公众心态不断成熟，社会稳定系数得到有效提高。

第四，法律援助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从全体人民利益一致，转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协调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合法权益，打击不法行为，倡导社会正义，营造社会公平。

毋庸置疑，法律援助制度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的。它对于排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彰显公平正义，帮助弱势群体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为使法律援助更加完善，发挥最大的作用，必须总结分析这些问题，进一步解决它。

有这样一个案例：2007年11月24日宁阳县恒新鞋厂职工丛某在炼胶机工作时，挤伤左手，左手功能丧失，并留下严重后遗症。厂方只交纳了部分住院费和治疗费便不再支付其他费用。当事人为治疗伤病花光积蓄，并且债台高筑。在多次向厂方讨要治疗费未果后，决定起诉。然而，当事人已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得知自己完全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以缺少工作人员为由，拒绝受理，经与上级司法部门交涉，方答应受理，案件办理松懈怠政，每一案件步骤都要由当事人多次催促才肯办理。原因是缺乏办案费用，最后，又由当事人交纳2000元办案费。在开庭的过程中，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几乎一句辩论没有，都是由当事人自己陈述。判决结果中应以泰安市地区统筹月工资863元为基数计算伤残津贴，而由于工作人员对业务的不熟，只申请了800元，致使当事人损失万余元。在判决执行过程中，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以车费为由扣除判决款，另外，被告厂方律师当庭指出法律援助人员曾接受厂长请客。

通过以上案例说明，我国的法律援助还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在制度建设、机制体系建设和法律援助实践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法律援助的质量，而且阻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当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成为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瓶颈。法律援助既是一项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制度，也是一种社会服务，它不以追求盈利为目的。但是，法律援助同样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一个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必须有一定的服务成本做基础。然而，在基础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经费短缺的问题。主要表现：第一，有的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没有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中，律师业务已经进入市场化运作。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案件，指派律师无偿提供服务，不给案件代理补助和办案经费，仅靠律师及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恐难持久。再加上法律援助中心没有车辆，没有打印机等办公设备，有没有其他经费来源，法律援助工作常常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据调查，有些地方出现了有偿服务和变相收费，还有地方出现了虚设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人员，也不开展业务的现象。第二，有的地方财政拨款偏少。虽然各级司法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在解决经费保障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相当一部分财政只解决了法律援助的人员和办公经费，没有解决法律援助的业务经费，只解决了机构建立的启动性经费，没有后续性业务经费。有些地方虽然列入了财政预算，但财政拨款偏少而且往往会被同级司法部门占用，不能专款专用，影响办案质量和效率。第三，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款和行业奉献（主要指律师业务办案）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三个基本来源。有些地方未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导致法律援助经费成为无源之水。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财政拨款为主，难以满足法律援助的需求，而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捐赠又很少，或者几乎没有。

（二）法律援助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具体执行标准欠缺，致使在法律援助的实施和监督的过程中无法可依。创新要靠立法来开路，创新的步骤要靠立法来规划，创新的成果要靠立法来确认。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使法律援助成为“法律远瞩”，法律援助工作经常面临尴尬境地。主要表现为：第一，标准难以掌握。《法律援助条例》对于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作了规定，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对这些标准难以掌握，特别是法律援助的对象没有硬性的标准，“经济困难”的标准不明确。这给法律援助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第二，没有建立法律援助最低资金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影响其作用的充分发挥。第三，各部门职责不明确，难以形成健全有效的机制。法院、司法局、公安部门、审计部门、工商部门、律师等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应当由立法来明确规定。职责不明，权限不分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第四，《法律援助法》没有制定，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靠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相关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要调整，最高人民法律和司法部也出台了许多“规定”和“办法”，但是这些法规比较零乱，缺乏系统性，而且部颁规章，地方文件受效力等级限制，难以适应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因此，《法律援助法》的制定，是十分必要的。

（三）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重视程度不够，法律援助质量和效率低下，影响了贫弱群体对法律援助的信心和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首先，某些地区的法律援助中心对法律援助案件不重视。他们认为反正当事人没有支付办案费用，享受无偿服务，所以，案件办得好与

坏、快与慢都无所谓，指派什么样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也无所谓。其次，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司法工作人员对法律援助案件不重视。一方面律师业务也进入了市场化运作，律师的收入来自于对案件的代理费用，在缺乏法律援助经费的情况下，仅靠律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难以将法律援助工作办好的。另一方面，某些律师法律工作者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达不到法律服务工作的要求。他们无视当事人对案件的急切之情而消极懈怠的工作，并没有把维护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放在首位，更有甚者采取收费或变相收费。

（四）法律援助的范围还较窄，不能适应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一是法律援助的内容存在局限性，没有将减免、缓交法院的诉讼费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我国现行法律援助服务内容侧重于法律服务收费上的援助，主要形式是诉讼法律服务，缺乏对法院诉讼费用援助的规定，不利于受援人权益的全面充分保护和法律援助全面顺利实施。二是法律援助诉讼诉讼案件的范围存在局限性。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现行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只是民事、行政案件的一小部分和刑事案件的代理和辩护。这就使援助项目之外的经济困难群体得不到法律援助的惠泽，难以实现法律援助的立法宗旨。三是法律援助的对象存在局限性。第一，外国人还不是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的对象。第二，某些特定的法人或组织还不是法律援助的对象。一般法人或组织不能成为法律援助对象，但是如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优抚医院、SOS儿童村等福利事业单位应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制度，是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的。但是，法律援助又存在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发展和完善法律援助工作。

（一）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和多渠道筹措法律援助资金机制。经费严重短缺是当前法律援助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法律援助事业要想取得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尽快建立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制度，通过立法和制度，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主渠道的稳定性。当地政府财政困难时，上级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应按照当地最低经费标准，给予财政经费上的扶持，使贫困地区的受援对象也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的权利和最低财政资金的保障。

建立多渠道法律援助资金政府筹措和社会筹措机制，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筹措资金争取社会最广泛的支持是解决当前政府财政拨款不足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下列方式筹措资金：1.国家建立专项法律援助税费。2.建立政府性法律援助基金。3.发行法律援助专项彩票或从福利彩票的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法律援助资金。4.从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的业务经费，以及律师上交的年注册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法律援助资金。5.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通过捐助资金或购买彩票的方式为法律援助提供资金和物质上的帮助。6.建立法律援助的激励机制，表彰为法律援助事业做出贡献的法人和个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7.加强同各种国际组织、国外法律援助机构、外国企业个人的合作，争取法律援助事业的国际援助。

（二）加强法律援助的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个法律援助的具体标准，尽快制定《法律援助法》。

首先，制定法律援助的审查标准，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和程序。法律援助审查就是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经济困难条件和案情条件审核与调查。《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困难标准为地方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就使一部分虽然有饭吃但没钱打官司的人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因此，以低保的标准作为法律援助标准是过低的，必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标准。要想使经济困难的标准易于掌握和测量，必须使其量化，而使其量化应与申请人的收入挂钩，所以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更为合适。在制定法律援助审查标准时，应综合考虑申请人家庭的财产、收入、支出、债务等因素，在实际运作中，用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扣除人均必要支出的可动用资产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即认定为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的审查标准。

其次，通过立法明确法律援助中心、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及相关部门在法律援助中的职责和权限，整合各部门的资源，建立有机高效的法律援助机制和体制，同时人大和纪检部门要做好监督工作。

再次，建立新的律师行业职业标准。对于律师及其事务所的考核和评选中，应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和数量纳入评价指标。法律援助应成为彰显正义的窗口，应透过法律援助这一重要的法律服务行为，把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作为重要条件，建立新的律师职业评价标准。

（三）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一是合理布局专职法律援助机构。政府在设立专职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上应与受援对象的分布相适应，增加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和农村基层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合理配置法律援助资源，最大限度的解决法律援助需求的矛盾。二是在专职法律援助机构的机制上应完全纳入政府行政系列，实行财政全部拨款，解除专职法律援助机构的后顾之忧和生存问题，使其能够集中精力，更好的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三是根据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将部分国办律师事务所转变为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利用国办所的优势，加强专职法律援助机构的力量。四是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机构，扩大规模，改善其工作条件，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

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一是改善和提高专职法律工作者的工资、福利待遇，将其编制纳入公务员序列。二是切实监督社会律师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保证每一名律师都能完成规定的年法律援助任务，将其作为年终考核的注册的必要条件。三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建立健全和完善办案监督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四）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衔接，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在性质和目的上相同，援助的对象和条件也基本相同。但是，两种制度分别由司法行政机关和法院审判机关各自独自制定、掌握，二者在程序、标准和范围上不完全一致，缺乏协调配合，衔接不好，导致得到法律援助的得不到司法救助，得到司法救助的得不到法律援助。因此，在现行体制下，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和配合，并逐渐实现两种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统一，对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的完善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应将法院减免、缓交诉讼费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二是统一两种制度的范围，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司法救助在案件性质范围上应适当拓宽，在受援对象范围上应包括司法救助中规定的特定的法人或组织以及外国人。

法律是理性的产物，他总是高瞻远瞩，制定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然而，法律又是现实的产物，他永远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法律是人创造的，又要依靠人去遵守和实施，人人皆理性则世间无英雄，因此，法律要不断的创新和完善。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制度，在帮助困难群体，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至今仍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和高效运营的体制机制。法治和文明的进程正是通过法律缺失与完善的不断博弈而不断加快。

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公平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决不会缺席，这就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制体制，加强监督与管理，切实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制定《法律援助法》，莫让法律援助只是“法律远瞩”。这既是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重要思想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又符合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

有理由相信，在与时俱进的创新改革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法律援助的道路必定会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第三篇：莫让图书室蒙尘[范文模版]

农家书屋莫蒙尘

前些天去一个行政村联系工作，在该村村部大楼里看到两个截然相反的专用室：一楼舞蹈活动室窗明几净，地板磨得破损，感觉落地镜都透着热气；二楼的农家书屋门紧锁、尘满地，半掩的窗帘盖不住一丝落寞。打开农家书屋的门，阅览桌上堆起厚厚的灰尘，一叠《论群众路线》散放的书柜脚边，书屋俨然成了资料室。据了解，“基本关着门、成为摆设”已成为当前我市农家书屋的普遍现象。

农家书屋工程是国家从2007年3月起开始实施的一项公共文化惠民工程，目的是为了满足农民文化需要，促使农民用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用科技引领指导生产走向富裕。资料显示，2011年我市已建有农家书屋468家，做到行政村全覆盖。致使众多农家书屋蒙尘主要是主管部门和行政村把“建起来”放在首位，而对“如何用”考虑很少，只求表象不求真功，重建不重用、管理不到位。要让农家书屋洗尘发挥其作用，笔者认为要走出重建轻用的怪圈，加强管理应用。

针对“书”字做思想文章。村两委会要弘扬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消除建农家书屋是“摆样子、装门面”的错误认识，做到物尽其用。把文化书屋工程与文化礼堂建设结合起来，营造优良的文化氛围。特别要把学生家长来农家书屋借阅图书写入村规民约，让家长借阅图书的实际行动促进下一代从小树立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的理念。

坚持“家”字做管理文章。管理员素质决定农家书屋的日常管理水平，要让管理员像“家人”一样管本村农家书屋，以强烈的责任心管理好农家书屋。村两委会可请本村有文化、责任感强的老同志担任农家书屋管理员，发挥他们的经验、时空优势。也可聘请中小学生担任管理员，既服务他人也锻炼自己。

立足“农”字做应用文章。可联手农民素质培训工程，配备相关图书，协同开展农民培训。可发挥村关工委“五老”作用，依托农家书屋资源在暑假等节假日组织青少年学生开展阅读等活动。对留守儿童和流

动儿童而言，暑期能在农家书屋学习、活动对其本人和家长都是福音。能联手当地学校组织阅读节、征文比赛，开展亲子阅读活动，评比阅读之星将能更好地发挥农家书屋作用。

摘好卫生需保洁员和大家的共同参与，让农家书屋不蒙尘同样需要村两委会重视和村民的共同参与。

第四篇：莫让技术“先入为主”

第三届，你听我说之五：莫让技术“先入为主”

开展评选活动，重头戏肯定是评审环节。在作品评审，尤其是多媒体作品评审中，我们最忌讳的应该就是技术“先入为主”----抛开作品内容，过多关注作品华丽的技术“外衣”。

我们这次活动，最容易出现这一问题的应该是网络公开课。因为设备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许多基层老师不可能在作品画面、音效等外在形式上有上好表现，甚至他们能完成作品，顺利参赛就已经是很大地成功了。在评审过程中，如果我们不看本质，抓实质，不集中目光关注教师教学设计的独到、教学内容处理的巧妙、与学科整合的高效，必将会使我们的评选活动“本末”倒置，也必将使我们的活动违犯“三公”原则，从一开始就将相当一部分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置于不公平的竞争位置。

试想：让一个单枪匹马、设备简陋的农村教师（不仅是农村教师，大多数基层教师都是如此）同拥有专业采、录、编设备和环境的制作团队去竞争，有公平可言吗？何况，我们的“本”并不在此，而在于发现优秀的教育资源，打造我们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理想。如果一旦对技术有了“特别关注”，就很难能再发现那些被“灰尘”遮盖的颗颗“珠玉”。相反，如果我们将技术作为载体，擦亮双眼去发现那些在教学设计、内容处理、资源应用、知识讲解等方面有亮点的课例，并毫不吝啬地把他们推荐出来，才是我们活动的真正宗旨所在。此时，如果我们对他的“着装”不太满意，就可以再回过头来，通过我们的专业团队为它披上漂亮甚至是华丽的“霓裳”，岂不是十全十美，皆大欢喜？！

更重要的是，降低老师参与活动的技术门槛，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它为基层老师直接参与省级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很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而技术门槛的提高，必将使极大一部分老师止步于活动的大门之外，藏于民间的高手必将与我们失之交臂。只所以这样说，是感觉到了在活动进程中，对技术条件的要求在不断拔高，第二届获奖作品大概也不乏此等作品。如此下去，我们开展活动鼓励城镇薄弱学校和农村广大教师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展课堂教学，引导他们通过网络共建共享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目标和特色又从何谈起？！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愿是！那就建个议，提个醒吧

第五篇：莫让支援成运动

莫让支援成运动

段磊博士 汉哲管理咨询集团 首席专家

读了这则案例，我们的感觉是：每个人的做法似乎都有道理，但为什么结局不好呢？这让我们想起管理培训中经常提起的两句话，叫做“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对于卫生局、C医院的院长、科主任、医生以及对口支援的卫生院院长来说，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正确地做事”，但都没有认真思考“如何正确地进行对口支援”这一本质问题，而是把“支援”做成了一场“运动”，结果是人也派了，医院的事业耽误了，受援单位受益不明显，派出的支援人员怨声载道。由此可见，在医疗支援方面，求真务实的态度是首先不可少的。

如果抱定了这样的态度，有些问题我们就不难解决。

首先，站在卫生局的角度，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是其工作职责，组织高层级、具有资源的医疗机构对口支援的路子也是对的。但组织所谓的“百名医生下乡支农”，似有搞运动之嫌，也是造成后续一系列事件的根源。

其实，从基层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缺乏的可能不仅仅是医生，更多的设施和医疗条件，这也决定了其在医疗服务的整个体系中始终处于最低的层级，只有简单的检查和诊治，患者会选择在这里进行，稍微复杂的病例肯定会选择更高层级的医院，因为现在交通、通讯等都很发达，而基层医院在设施、设备方面的差距与C医院不可同日而语。脱离了这个基本的定位去开展支援，肯定是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因此，要把对口支援这项工作开展好，笔者认为，不应该从简单的如何派医生、派哪个医生的角度去考虑，而应切切实实地从提高受援机构的医疗能力，改善受援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入手。具体来说，可以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通过病历的分析以及辖区的走访，明确该基层卫生院的主要医疗职责和任务，以及在执行这些职责及任务中的短板。比如：某卫生院所处为高寒地区、冻伤是常见病，则针对冻伤的简单的治疗技术、用医、用药就是支援的重点。对于基层卫生所来说，高水平的外科手术不可能多，派出高水平的外科医生来驻点支援，显然是没有针对性的。

二是针对该卫生院的常见病、多发病，协助医院改善医疗设施和条件，现代医学，没有设备和设施，无法完成检查，也就难以实现有针对性的治疗。在实际操作中，高级医疗机构往往会把尚能使用、但在本院已经换代的设备支援给对口机构，或协调资源、帮助对口机构购置设备，在硬件上首先具备条件。

三是医疗力量的支援。在医生的支援方面，主要的方式应当是有针对性的支援，以培训、辅导等为主，也可以形成定期的专家门诊，而不是代为坐诊。因为基层医疗单位所接触的病例相对不复杂，技术条件不高，这必然导致高水平医生在此无法施展自己的专业技能，会影响到自己专业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成就感。从国外的成熟的经验来说，建立医生的执业资格并倡导走诊制，也是大势所趋，如，新加坡等国家的医生，都不是完全固定在一所医院工作。

四是针对普遍性的、有一定医疗难度的治疗，可以采取由高级资料机构组织设备、力量，集中诊治的方式，比如：国际上享有盛誉的ORBIS眼科飞机医院，专门从事慈善救盲和眼科医护人员的培训工作，他们把医院设在飞机上，方便把先进的眼科医院和培训人员送往较难到达的偏远地区，实施救助。

五是对于疑难杂症，建立卫生院与本医院的联动转诊机制，使得重大病症在发现之初，即可得到高级医疗机构的诊断与处理。

六是建立轮训制度，吸收卫生院的医疗人员到高级别医院进行轮岗培训，帮助其提高医疗技能和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处理能力。

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由此可见，我们的一切帮扶工作，都应从如何使得人人享有医疗服务，享有更好的、更快捷的医疗服务，从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出发。

按照以上六个方面去组织，相信“对口帮扶”工作的效果会更加直接，也不必要浪费宝贵的医护资源，同时，也有利于真正发挥医护人员的热情和积极性，实现帮扶双方的共同发展。

做正确的事，往往比正确地做事，显得更为重要。

案例背景

旨在更好发挥城市大中型医疗机构的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促进基层医疗机构卫生服务能力提高，最近某市卫生局开展了“百名医生下乡支农”活动，要求市内多家三级医院派出优秀的高年资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为期一年的对口支援，进行诊疗服务、技术以及理论等培训工作，帮助其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作为市内的三级医院，C医院自然成为“百名医生下乡支农”活动中的一员。接到支农任务，院长杨明十分重视，在与院领导班子协商后，组织院内各科室主任召开了一次院内医师下乡支农的动员会。动员会上，通过政策解读、活动介绍等措施，杨明鼓励科主任组织院内符合条件的医生去D乡卫生院进行对口支援。然而，动员会后结束后，很多科主任都表示科室工作已经是超负荷承载，更别提抽出人手去卫生院支援整整一年了。这是杨明始料未及的。对此，医院在会后又通过做工作、讲政策、晋职称、给待遇，外科主任才勉强同意派科内的两名医生参加支援工作，这才让杨院长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一转眼，两名医生支农已经一个月了。趁着端午节，杨明和科主任等人来到D乡卫生院看望两名医生。说实话，卫生院的条件确实十分简陋，简易的楼房，陈旧的设备，寥寥无几的患者，冷冷清清的就诊大厅„„看到这些场景，杨明心里很不是滋味。见到了两名医生后，杨明仔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并表示会尽全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两名医生也表达了积极肯干的态度，这让杨明颇为欣慰。接着，他又听取了卫生院院长李振的介绍。总体来说，杨明对这两名医生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又过了4个月，杨明听到了关于这两名支农医生不好好工作，甚至有时私自回到医院的传言。杨明并不相信这样的传言，毕竟之前去卫生院的时候两名医生还积极肯干。不过保险起见，他还是给李振打了个电话。在和李振的闲谈中，杨明了解到两名医生刚开始工作确实十分努力，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是不适应当地的饮食，或许是思家心切，又或许是看到卫生院前来就诊的患者一直寥寥无几，于是工作上就开始有些懈怠，后来甚至是工作时间内院内找不到人。本来李振想向杨明反应这一情况，但觉得好不容易卫生局、三级医院为卫生院派来高资历的医生，如果这么一打小报告，这两位医生必定心生怨气，最终选择走人。而且卫生院的情况就是这样，估计再派别的医生来也还是一样，所以没与杨明沟通。其实，在发现这两名医生出现懈怠的苗头后，李振还特意找他们谈心。而两名医生表示，对于他们而言，生活条件等倒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是医院部分设备陈旧，这就使得有些技术无法开展。即使一些技术能够开展，当地百姓也很少来卫生院，他们多是去条件更好的县医院就医。另外，就卫生院内的人员培训而言，院内技术人员学历低、基础薄弱，对一些技术的培训不是不感兴趣，就是有心无力，掌握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名医生越发感觉自己来卫生院无事可做，时间不但浪费了，业务也差不多放下了。而医院科室方面，其他同事也对支农工作颇有意见，在两名医生离开后，其工作量不得不转嫁到其他同事身上，这使本来就疲惫不堪的科内医务人员更加苦不堪言，因此科主任在知道两名医生“无所事事”的情况后，才私下让他们悄悄回院。

听完之后，杨明心乱如麻。他首先想到的是给科主任和两位医生打个电话，但立即就打消了这样的念头，两名医生既然都已经去支农了，好歹也得给予肯定，不能劈头盖脸地臭骂一顿啊，而且他们反映的问题也是实际情况，总不能让这些医生到基层“耗时间”吧。卫生院底子薄，设备、技术、人才等问题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些远非自己医院所能及的范围，需要上级部门的统筹考虑。面对对口支援这项工作，如何调动医务人员支援的积极性，又该用何种手段来监管与评价他们呢？面对一系列的问题，杨明苦思而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