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五篇]

第一篇：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

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

一、问题和概念

私营企业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支经济力量，目前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且其数量和质量在今后将会持续增长。根据我党党建的基本原则，应当努力在一切社会群体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以保持和增强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是，私营企业是以利润作为最高目标的经济组织，党参与私营企业治理的合理性在哪里？

许多研究者解释私营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的理由时，一般会指出：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建立健全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它只解释了私企党建一个方面的合理性，即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对于社会、国家和政党自身的合理性。我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外部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并未解释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对于私营企业的合理性，即私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不仅能促进公共的利益，也能够直接促进它自身的利益。我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应当是内部合理性和外部合理性的统一。本文将探析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内部合理性问题。

仅仅论证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外部合理性，把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作为私营企业主的义务，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促使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企业主认识不到党组织对自身利益的促进，觉得自己建立党组织是一种牺牲，那么他对党组织的支持将始终是消极的、被动的。党的组织即使在企业中建立起来了，也不易找到自己的定位，很容易被边缘化。反之，假如能够在理论上弄清私营企业党组织可以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起到双重促进作用，那么，私营企业主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会主动支持党的工作，党组织也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因此，找到并发挥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对于企业的内部合理性，是基层党建工作的基础性课题。

据郑文杰等人对四川省非公有制组织党组织建设的调查研究，乐山市沙湾区非公企业的建党率达到94％，眉山市彭山县达100％，成都市武侯区达83.4％，成都市崇州市达100％，甘孜州为20％（含正在组建的），康定县为16％，金川县为0％。① 另据2001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有3名以上党员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851家，已经建立党组织的197家，约占20％，其中，员工在100 人以上的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35家，员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341家。② 上海2003年底的数据也表明，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仅占从业人员的3.8％，80％以上的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没有党员。③面对差异如此之大的数据，笔者无法、也无意对私营企业中党组织的建设状况做出判定。笔者只是认为，私营企业中党组织的组建比例，目前主要取决于组织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其主要的理论依据还是外部合理性理论。从经验的角度看，即使是许多建立了党组织的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状况也不十分理想。党务干部人心不稳，工作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工作缺乏有效的方法；企业支持力度不足；工作的效能感、成就感和前途感都不是很强。党组织边缘化、从属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可以说，假如不找到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建设的内部合理性，即使私营企业都建立了党组织，上述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二、私营企业缺乏建立党组织积极性的原因分析

私营企业主缺乏建立党组织的积极性，当然不能排除是因为个别企业主政治思想觉悟不高，或受到西方经济和政治理论的消极影响，或缺乏足够的政治远见等原因。但是，当社会上相当一批人都采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就必须考察思想背后更深刻的动因。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唯心主义解释世界的时候，止步于人们的思想动机；而唯物主义则去探询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④ 私营企业对党组织排斥的原因，根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冲突：经济理性同政治理性的冲突；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的冲突。

（一）关于经济理性同政治理性的冲突

私营企业主是在政党的组织框架之外，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来获取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其直

接的和最高的利益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企业主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人，在一定情况下，他也会参与（至少会努力去影响）政治体系的输入、处理和输出。他手中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就成为一个尖锐的矛盾。在私营企业主这个群体中，经济理性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资源的使用，必然优先保证生产经营的需要，并且要求其用途应当能够产生预期的利润，否则企业主将拒绝使用资源。企业党建总是要占用一定的资源，比如人力、物力、资金、时间、领导人权威等。尤其是专职党务工作，更是如此。如果没有充分的和可预期的回报，企业是不乐意支付这笔开支的。第二，企业主成就动机的满足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一般来说，他并不直接参与对政治资源的竞争，所以政治领域的成功与否对他的成就感影响不大。大多数企业主不能通过经济领域的成功来获得政治地位，也不能通过政治领域的成功来获得经济成功。企业主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来自于市场竞争，而对政治性的支出不感兴趣。

第三，党员作为企业的一员，也面临着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冲突。党员，甚至是党的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雇员，他必须服从企业主的意志，保全企业的利益；而作为一个党员，又必然要求他优先满足党的政治意志。两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冲突，假如社会不能建立充分的补偿或缓解机制，而党组织又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给予企业充分的补偿，那么，企业对于政治组织的内在排斥性是难以避免的。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即使作为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它所面临的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冲突的程度，是远不能与私营企业相比的。其原因在于，国家（其背后是执政党）是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政党的利益和意志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渗透到企业之中去；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同政治的联系也较为紧密和直接，其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具有较高的统一性。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存在的内部合理性比较容易被确定，因此党组织开展工作也相对容易一些。

（二）关于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的冲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私营企业主为建立党组织支付的成本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因此私营企业主设立党组织就存在一个激励不足的问题，从而供给也是不足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利益集团，而企业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理性的分子，由于搭便车动机的驱动，企业总是倾向于拒绝向国家提供集体物品而坐享其成。国家要确定每一个理性成员的需求偏好以克服搭便车的倾向是不可能的，因此，理性个体除非受到外在的激励，它不会主动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而且，企业本身也是一个小的利益集团，它必须增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增加成员的利益途径有二：一是增加社会的总利益；二是增加自己在社会总利益中占有的份额。无疑，对于小集团来说第二个途径更为可取：只要增大了自己的份额，就是减小社会的利益总额也在所不惜。如此一来，个体理性就破坏了集体理性。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资源没有充裕到无价格的程度，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的冲突就不能根除。

三、目前有关内部合理性解释存在的问题

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党的组织对企业的内部合理性问题。比如，有人提出：“尊重社会生活领域的内在逻辑，化体制外资源为党组织资源。”⑤ 但是，在具体措施上，往往不容易解决党组织的内部合理性问题。第一，关于党组织监督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内部的落实问题。有的企业把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放在企业的监察部门。但是由于党员是企业的雇员，事实上很难对企业主的决策进行监督；党的纪律检查系统的任务同企业监察的任务不同，二者很难融合；如果企业利益同党的纪律检查任务冲突，党员可能不得不服从企业利益。事实上，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不当行为进行监督的成功案例，这本身就说明了这种看法的空想性。

第二，关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在企业中落实问题。有的企业把党的组织部门放在企业的人事部门，由人事科长兼组织部长，在任用干部之前由党委先行讨论。但是，一旦党委的意图同企业主的意图冲突，党委不大可能超越企业主的意志。

第三，关于党组织培训职工问题。也有人提出，党应当重视对员工的培训，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问题在于，企业本身就有人力资源培训系统，党组织在掌握较少资源的情况下，却能够提供比企业的业务培训系统更为有效的培训服务，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第四，关于党组织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问题。有人认为，党组织可以教育员工更加积极主动地工作，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思想支持。这个看法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但是这个论断要成立，首先要证明企业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的效率是不充分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已开始从企业对党组织的需要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由于始终没有认识到私营企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特殊性，所以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总有不彻底、不可操作的感觉。为了给私营企业党组织找到一条发挥作用的路子，同时兼顾社会与企业的利益，必须有较大的理论创新。

四、构建严密的内部合理性理论

（一）构建内部合理性的主要依据

笔者在前面指出，党组织在企业中总是要占据一定资源的，要让私营企业支付这个成本，首先就一定要找到党组织对私营企业的产出效用，而不是私营企业党组织对社会的产出效用（尽管后者也是党组织存在的理由）。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如何看待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臧志军指出：我国长期以来把利益集团看成资本主义政治特有的现象，否认利益集团的作用，因此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政党就不得不直接去面对无数社会个体的偶然性的、碎片化的利益表达，形成一个“双层扁平结构”，其执政效能就大打折扣。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不可能成为某个具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但是执政党也不可能无视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表达。“利益群体的集团化和以集团的方式表达自身利益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⑥ 长远来看，党组织能否把主要的利益集团纳入自己的体制框架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特性，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一块重要试金石。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之中，党组织应当而且可以做到：

第一，发挥企业党组织的表达器功能。私营企业主虽然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之中获得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政治上的需求；相反，当他们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就必然会有较为强烈的政治上自我实现的要求。假如党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那么，党组织就可以预期私营企业主会支付党组织的运行成本。

在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以入党、私营企业主入党的政治后果等一系列问题上，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是有争论的。但是，大多数人目前已经达成了共识：私营企业存在剥削，但是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剥削恰恰是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必须的；既然承认私营企业在经济上存在的合理性，在政治上就必须给予私营企业主相应的地位，否则私营企业主阶层很可能成为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要动力和参与者。私营企业主入党不会改变我党的性质。我党的历史早已证明，决定我党性质的是我们的思想和组织，而不是成员乃至领导人的出身。

浙江的一份调查表明，88.5％的私营企业主摆脱了臣民文化的囹圄，认为政治活动是全体公民的事务；93.8％的私营企业主对现行政治体制至少持基本肯定态度；43％的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层次”；有入党动机者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高达90.5％；54.2％的人认可在自己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43.1％的人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参与的最佳途径。尽管调查结果表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功利化动机正在减弱，希望“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者达50.5％，但是，这篇报告中的另外两个数据却显示对这个数据不可误读，不可据此认为私营企业主是“大公无私”的：一是相对多数的人（26％）承认关心政治的原因是“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二是50.3％的人认为政治参与的目标是“反映私营企业主的利益需求”。⑦ 这个调查结果提示我们：私营企业主对党组织存在强烈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正是私营企业中党组织找到自己的内部合理性的途径。

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理论的角度看，私营企业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应当成为反映私营企业利益要求的渠道，成为党和私营企业之间联系的一个桥梁，成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党要成为私营企业的政治核心，要在私营企业中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首先必须得到私营企业主的认同。这是企业党组织的表达器功能。

第二，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整合器功能。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不仅要反映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而且应该反映私营企业中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要求。在私营企业中，职工与企业主同处于一个利益集团之中，因此其利益有共通之处。但是，在这个利益集团的内部，又存在着企业主（资方）同职工群众（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党的组织不仅应该反映整个利益集团的要求，而且也应当努力整合企业内部的利益要求，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为企业生产经营的谈判系统提供支持。这是企业党组织的整合器功能。

第三，发挥企业党组织的稳定器功能。企业党组织通过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组织激励机制，可以提供企业生产经营机制所不能提供的激励能力。尤其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系统处于危机中、难以提供充分物质激励的时候，党的组织可以起到补救、平衡、稳定的作用。这是企业党组织的稳定器功能。

私营企业党组织只有做到上述几点，它才可能在企业中存在和获取权威；当它获得了一定的权威以后，就应当努力从决策、人事、监督、政治教育和动员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这正符合内部合理性与外部合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企业的内部合理性是外部合理性的基础、前提；外部合理性是内部合理性的扩展和实现。

（二）构建内部合理性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问题

第一，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问题，不要过分拔高。要根据党组织所处的具体政治经济环境，对党的组织进行分类管理。应当认识到以下两点：其一，党的整体不同于党的部分，党的中央不同于党的基层组织，党在不同社会组织中的基层组织彼此也并不相同，没有必要追求绝对整齐划一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党在军警政法部门中的组织，由于直接执政，其主要任务就是掌握和运用稀缺的政治权力资源，其考虑党组织的外部合理性就会更多一些，组织和活动的方式会更强调集中和权威；而在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的组织，并不直接掌握政权，因而首先必须强调找到自己存在的内部合理性，在工作方式上应更加注重协商。所以在政策上应当给予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以更大的自由度，以使它们能够沟通和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其二，利益集团已经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发挥了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党对利益集团不能熟视无睹或拒之门外，而应当接纳它们的利益诉求，并协调各方政治行为。

第二，由于私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因此必须从外部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激励力度。党的上级组织应当对私营企业中党的活动进行补贴；加大对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进行补贴；可以由上级党委选派党务指导员（书记）进驻企业，但不从企业领取薪酬；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加大对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党费返还力度；可以建立专门的政治奖励（荣誉）对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主进行表彰，等等。第三，要加大在私营企业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尤其应当重视在企业主和中高层管理、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努力把党的组织建设成为各种利益表达、竞争和协商的机构，而不仅仅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者和监督者。应当把协商的结果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传输到党的上级机关，党的上级机关应当负责任地及时响应，以此来扩大党组织的“效用”。把新兴的社会阶层挡在党的大门之外是一种亲痛仇快的做法；但是如果人们进入了党组织以后发现自己除了举手、缴纳党费和看文件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党组织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建立一个从党的中央到地方直到私营企业中最小的支部这样一个信息、决策、反馈的传输链，使支部真正成为党的“神经末梢”，是私营企业中党组织找到内部合理性的根本途径。

第四，企业本身有一个严密的科层制的管理体系，它本身就足以推动企业的运转，并不需要一个政治组织加以补强——这正是一些人质疑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存在合理性的理由。党组织不可能取代科层制组织的组织和管理职能。党组织和科层制组织的关系在于：（1）加强科层制组织内部信任。由于科层制组织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恶和经济人，因此其内部的信任资源是不足的，需要另外的制度给予补足。我们知道，组织内较高的信任度对制度有替代和保证作用，可以降低科层制组织的运行成本，提高其运行的稳定性。而党组织恰恰是基于人们的共同信仰而组织起来的，其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成员之间较高的信任度。党组织如果能够有意识地把自身的信任资源移植到科层制组织之中，党组织就可以扮演企业的灵魂的角色。政党在企业中的作用之一，应当是用一种超越物质利益的政治信仰去克服“工业化的孤独感”。（2）当运用科层制组织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或成本过高之时，应该运用党组织特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激励功能，对科层制组织进行补救、平衡，从而为党组织发挥作用积累更多的资源。笔者并不反对条件具备时的党政一肩挑（目前流行的术语叫“双向进入”），但是，笔者坚持认为，人事上的合并不能解决两个组织之间的内在冲突；尤其是在私营企业中，如果党的负责人抱着这种“合一”思维不放，一定要同生产经营的科层制精英

争夺主导权，那么，哪怕所有的私营企业都建立了“最健全”的党组织，私营企业中党组织的边缘化、空心化仍将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状态下，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内部合理性将趋于最小化。

收稿日期：2006—06—30

注释：

① 郑文杰、杨淑英、王策鸿等：《非公党建 任重道远——“四川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② 转引自林尚立：《基层组织：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资源》，《理论前沿》2006年第9期。③ 张国龙：《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05年第2期。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6页。

⑤ 姚爱芳：《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真空化”问题与对策》，《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⑥ 臧志军：《完善中间政治结构》，《社会科学报》2006年1月12日。

⑦ 邢乐勤、杨逢银、朱群丹：《浙江私营企业主政治心理探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浩淼

第二篇：安乐死具有合理性理由

安乐死具有合理性的理由

主要来自叶冠志同学

赞成安乐死的大前提是，每一个过敏都有着良好的医疗保障，具有完善的缓和医疗措施，并且对相应的法律措施加以完善和规范。即在尊重中国现实的前提下提倡安乐死。

1.生存权利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为让病人减少痛苦，早日脱离苦海，而且死亡也迫在眉睫，当病人有强烈意愿以死亡来解决痛苦时，应可以允许医师刻意以死亡来终止病人的生命，可避免生活质量更恶劣和破坏身体的完整性。

2.对家庭有利

病者的家庭、亲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日夜陪伴着病者，亲眼目睹病者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亲人自己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并不比病者轻。比病者更为痛苦的是，还要忍受病者的伤害。因为痛苦难耐，性格脾气变得暴躁，病者常常会伤害到家人。可忍受总是有限度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家人忍受的时间长了，脾气性格也会变得暴躁，最终发泄出来，以暴对暴，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极端。

绝大多数家庭都会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最后债台高筑而陷入苦难的深渊，可到头来，又往往是人财两空，最后，留给家人的是，丧失亲人和负债累累的双重痛苦。3.以下

约翰·密尔提出了一条著名原则：“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法律理由）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自己享有自由的过程中侵犯到了他人权利的情况下，他人才有权要求停止其行为。结合安乐死这一问题来看，当我们处置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没有伤害了别人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了减少自己所受的无谓痛苦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过错。

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衡量生命的好坏不再在于生命数量的多少，而在于生命质量高低。我们不应该只追求于生的舒服，而且还要死的安乐。（理由1）培根早在《新大西洋》中指出：“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们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们的健康，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让医务人员眼睁睁看着明知无法挽救的病人每日都遭受病痛的折磨，这就符合所谓人类尊严的伦理道德原则吗? 对病人的家属来说，在面对自己的亲人完全没有恢复可能、在已死去了的灵魂的状态下继续生存，也明显缺乏社会意义。病人的家属不但要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并且还会背负着经济上的巨额负担。所以，对于在目前根本就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来讲，让他在没有痛苦中适

抢救重病患者才得到发展的。医学的发展和临床研究是有一定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很多医学上的成果是先在实验室中研究出来，然后再适用到临床的。如果为了所谓的“医学进步”，而忽视患者不愿忍受的万分痛苦的客观事实，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这并不人道。（2）即使安乐死合法化了，并不意味着每个绝症患者都会选择或者必然选择安乐死。实行安乐死也并没有否定人们救助生命，没有否定为积极挽救生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其成果，这些努力及其成果对于延长人的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拓展了患者选择的范围与空间。（3）随着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请求“安乐死”的患者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科研单位，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在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实物标本，促进医学发展。（4）医疗科技水平确实日益进步，但是医学的进步没有阻止更为可怕的疾病出现，而且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除顽疾带给患者的巨大痛苦。艾滋病肆虐多年尚未降服，非洲一些地区又出现了原因还不知晓的“埃博拉”病毒。因此，承认现有医疗水平的不足，赋予绝症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不仅尊重绝症患者的个人意愿，维护其人格尊严，而且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正视医学的局限，加强医学研究，提高疾病防治水平。（5）严肃对待安乐死，并不等于从根本上摒弃安乐死。安乐死的原则是严肃的而非轻率的，必然要有权威的、科学的会诊与确诊，必然要有严格的、受到监督的法律程序和技术程序来保证其正确实施。即使偶见个别误诊病例，也不能成为反对安乐死的理由。登山、攀崖、赛车甚至足球、排球运动，都免不了会死人，为什么不去禁止反而深受人们热爱？

实行安乐死并不是对社会责任的否认。（辩驳理由）任何权利都是以一定义务为界限的。在现代社会中，生命属于自己，也包含着他人的利益和社会责任，比如，对子女的抚育，对老人的赡养、对爱人的呵护等。任意处分自己的生命会导致人们轻视生命，甚至将其作为逃避责任的一种手段，对此，法律是绝对不能认可的。但是，一个病入膏肓、痛不欲生的安乐死适用对象，已根本无力承担原有的社会责任，甚至反而会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幸、苦难和损害，如巨大的经济负担、沉重的精神压力、疲惫的体力消耗。此时，他选择安乐死就谈不上对他人利益的侵害，更不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而是停止对他人利益的侵害或尽量降低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的损害。“从法律上讲，请求安乐死的人，他们的生命中包含着他人的利益，即对他人的义务，要么这些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要么义务人在客观上不可能或无力履行这些义务。”显然，这种情况下放弃生命比延续生命更有利于本人、他人和社会利益。因此，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选择安乐死没有侵犯他人的利益，也不构成对其社会责任的否认。

第三篇：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

儒家伦理的存在合理性

摘要：儒家伦理是个巨大的优秀传统的资源库。儒家伦理学说最核心的就是它的“仁爱”思想。当代中国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等道德困境的解决要求我们不仅应积极的践行儒家伦理的道德要求,增强儒家伦理道德的感召力，而且还应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强化儒家伦理对人的行为约束力，即防范人们不仁不信。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维系健康社会秩序都需要发挥儒家伦理思想的积极作用。关键词：儒家伦理 道德困境 仁爱

一、儒家伦理的核心内涵

儒家伦理是个巨大的优秀传统的资源库。儒家伦理主要表现在道德本位、忠君尊上和家族中心三个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伦理思想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儒家伦理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儒家伦理学说最核心的就是它的“仁爱”思想，其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主张无私奉献。儒家伦理在构建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保持天人和谐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道德困境表象

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的道德出现严重滑波世人皆知，“拜金主义”盛行，道德良心丧失，唯利是图，人情变得冷漠，最宝贵的情感受到漠视甚至亵渎，亲情也在逐渐淡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首要考虑的不再是友谊、感情这样纯洁的关系，而是更多的基于利益而考虑；一些丑恶社会现象，象劫财劫色、杀人夺命、拐卖妇婴、贩毒走私、欺诈瞒骗、作奸犯科、破坏生态环境等情况也不断出现，严重地危害着社会正常秩序。

现今的中国，一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的态势，政治逐步民主化，经济不断市场化，科技更加现代化，制度走向法律化，而另一些方面又呈现出许多与此极不 1

协调的令人担忧的情况，像理想信念缺失，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此可谓之为社会道德困境；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新形势下，在事业上面临着竞争与合作的把握，在经济上面临着重义与重利的权衡，在情感上面临着仁爱与薄情的抉择，常常因缺少优越的伦理价值观指导而苦恼与烦扰，此所谓个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当代中国道德困境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对儒家伦理所要求的仁爱、诚信、天人和谐等价值观的无情蔑视。如何消解道德困境而使社会和个人都呈现出完全健康状态？只有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尤其是儒家伦理价值观予以发展，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儒家伦理的存在合理性的现实依据

1、构建和谐人际关系需要儒家伦理

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要继承儒家“仁爱”思想,树立仁爱观念,关心人、爱护人,人际关系和谐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才能实现。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是讲求“仁”，其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主张无私奉献。孔子讲“仁者爱人”。“仁”的标准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些都是孔子对于“仁”的解说，反映儒家思想创立者强烈主张人要具有广博的爱心，要有善良的愿望。

历代儒家思想家都重视“仁”的价值与意义。宋代朱熹是这样注解孔子所说的“仁”：“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冯友兰把孔子的行仁方法概括为“忠恕之道”。孔子“仁者爱人”的理路是“推已及人”。“仁者爱人”是互动的爱，是有实际内容的，是可行且必行的爱，不是空乏的理论说教。儒家“仁爱”思想不仅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境界，而且，它更是人之为人之必备的素质要求。在境界上，“仁爱”者的境界是个人中心论者的境界所无法比拟的；在实践上，持着“仁爱”思想的人际关系比个人中心论者的人际关系要和谐得多。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欲望很多，很大，这也是正常的，但私欲具有容易膨胀的性质，正所谓“贪心无足”。私欲肆意泛滥，无疑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鼓吹人要“存天理，灭人欲”往往是徒劳的，客观

上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问题是如何“欲”才能兼顾道德与发展，不致于因强调一方面而损于另一方面，这就需要伦理的智慧来解决。待人以仁，施人以爱；关注他人，关注众生；在满足一已之欲时虑及他人之欲，做到利已不损人。现代中国社会只有坚持以仁爱思想为指导，才会有和谐的社会局面的存在，才会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最终确保个人的利益享受。

2、维系健康社会秩序需要儒家伦理

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诚信社会”。没有诚信，这个社会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诚信失，则社会乱。正常的交往要在诚信下进行，健康的秩序要靠诚信来维系，这基本上成了现代人的共识。

儒家伦理非常重视诚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其意在强调“信”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性：一个人无信是不可的，如车无輗无軏之不可行。信之对于人，如輗軏之对于车，这道理表明：人无信则事不成。

现代背景下的人，都是社会性的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注定要与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官场，无论是与熟人还是陌生人交往，对他人诚信是前提性的，几乎就是无条件的。因为，获得他人诚信的对待是每一个人所期求的，推已及人，人当以诚信为本。儒家思想家正是看到了诚信缺失会给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所以特别强调要以诚信来规范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维系，要靠全社会成员的互助――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这互助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的。互信不存在，则互助成幻影。可以想见的是，最终结果会是整个现代社会将失去其所赖以存在的分工基础。

当今国人大多处于道德茫然状态。由于体制的欠健全和正确伦理观的丧失，人固有的虚荣和贪欲在现代社会的物质利益刺激下得到了突然的释放，于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欺诈、瞒骗、作弊等非道德现象。非道德现象出现的表面原因是人们对于利益的过分追求，也即所谓“物质崇拜”、“拜金主义”所诱，其深层原因还在于欺诈者、瞒骗者、作弊者缺乏诚信的伦理意识。

3、增加道德感召力需要儒家伦理

面对当代中国道德困境, 我们应积极的践行儒家伦理的道德要求,增强儒家伦理道德的感召力。增加儒家伦理的道德感召力主要是从劝导方面教人要行仁守信。要增强儒家伦理道德的感召力，就就必须突出儒家伦理当中最具有普适性的是“仁爱”与“诚信”两部分。无爱无信，一切其它价值观都将是空洞和虚伪的，甚至可以说文明根本就不存在，只存在野蛮。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需要讲求仁爱与诚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伸出援手，共度难关，此为仁爱所施。“仁爱”与“诚信”是现代社会得以正常运行，健康发展的基石。在现代社会，仁爱与诚信必须得到增强而决不能减弱。因此，我们在现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突出仁爱与诚信教育，其意义在于能增加儒家伦理对大众的道德感召力。

4、强化道德约束力需要儒家伦理

面对当代中国道德困境,我们还应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强化儒家伦理对人的行为约束力，即防范人们不仁不信。强化儒家伦理的道德约束力主要是从劝阻方面教人不要作恶弃信。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不仁不爱，不诚不信的人，其行为一般情况下不能得到认同。但遇到泛爱者（指无原则的仁爱者），他也会受到爱的对待，这就是道德约束力的缺席，使他感觉不到约束力的存在，而还会抱着不仁不爱的态度。另外，还有的不仁不爱者伪装成仁爱者（即假仁假爱）而逃脱道德的约束力。“对不仁者的仁慈就是对仁的残忍”。对不仁者仁，就使道德的约束力丧失，从而会造成不良后果；同样，对不诚信者无原则地宽容，也就使道德的约束力丧失。儒家伦理要发挥其对于维系道德规范的强大作用，就要强化其对人的道德约束力。要强化其约束力，就要强化其对于不仁不爱无诚无信的行为进行制约的一面。

参考文献：

黄慧英．儒家伦理．[M]上海三联书店社出版 2005

郭齐勇．儒家伦理争鸣集．[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刘清平．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J]哲学研究2004(1)

第四篇：论城管存在的合理性

论城管存在的合理性

——基于杭州城管执法而展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张清垚

【关键词】:城管，拍卖，执法，权力，进步

【内容摘要】：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举行罚没物品公开拍卖活动的事情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评价，最后竟演变成对整个城管部门的攻击。那么产生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城管与大众应进行怎样的沟通呢，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又该如何来看待城管，如何真正的实现社会的和谐。

【正文内容】

2010年11月9日上午，杭州市执法局主办、西湖城管局协办了一场特殊的拍卖会，共拍出2000余件城管罚没物品共拍得15359元，并上交了国库。这次拍卖一下子成了热点话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其实最初只是在争论该事件是否合法，可慢慢地发展到了“攻击”城管，为什么会这样呢？只要我们在百度或者谷歌里输入城管或者相关的字进去，出来的结果却是很多有关暴力,欺负老弱等的负面新闻。难道城管真的有那么的“坏”吗？

一、城管的名称

虽然类似城管的组织早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了，但我们今天所说的城管它其实也是一个新事物。城管是1998年成立的，属于建设局下属的事业单位，本身是没有执法权的，是政府授权的。它的英文名称：chengguan。我们也可以通过国外媒体的注释来了解它。《泰晤士报》：中国地方执法者，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常会卷入一些公众冲突事件。《印度媒体》：主要的任务就是驱赶街头无照商贩，以及检查各类许可证。《卫报》：一些处理轻微犯罪和无序状态的雇员。《每日电讯报》：一种警察力量。

二、城管的职责

1)贯彻实施国家及本市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

2)组织起草本市有关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研究提出完善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意见和措

施。

3)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的指导、统筹协调和组织调度工作。

4)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队伍的监督和考核工作。

5)负责本市市政设施、城市公用、城市节水和停车场管理中的专业性

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城管监察队伍行政执法中跨区域和领导交办的重大案件的查处工作。

6)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系统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队伍建设

以及廉政勤政建设工作。

7)承办市政府及市市政管委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城管执法范围

目前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

四、城市现状

违法建筑包括楼顶、阳台加建和铁皮房等乱搭建；黑诊所、黑网吧、黑中介、黑职介、黑燃气点等所有的无牌无证的门店、娱乐场所；私宰生猪、地下黑作坊、潲水油加工、非法养犬、鸡、鸭等；乱设置广告、灯光、乱砍伐树木、乱挖道路、乱排放污水、乱倒垃圾、乱涂乱画乱张贴等。

五、城管所引发的争论

城管的存在本来是一件有利于城市更好的发展的好事情，可为什么今天它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方面由于网络和媒体的宣传，无论发生在哪个地方的有关城管暴力执法啊等相关的事情马上就被全国人民所知道。我们国家有34个省级城市,333个市级城市，2862个县级城市，还有那么多的乡镇，一个地方的城管出点事情，就会让我们感觉怎么城管天天都在“欺负人”。另一方面，我想主要是他们和小的商贩之间的冲突吧，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农村村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要在城市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没有知识和技能去打一份好工，也没有资金去做一份小生意。只能在街上摆个小摊，做点小买卖，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至于

市容和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甚至不理解，好像故意用来限制他们和跟他们作对的。对于城管来说，将他们赶走，保持良好的市容是他们的工作。一方处于强势，一方处于弱势，这样他们两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诸多的矛盾和问题，虽然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这些矛盾有可能会逐渐变小，但今天还不会，那就需要我们去正确的面对它们。在生活中，人们从小商贩那里得到了实惠和方便，因为他们的价格比商场里便宜，而且有时候还很新鲜，也不用走很远的路。但人们又不愿意这些人在自己的家门口或者楼下，因为他们会弄脏这里的环境，带来很多的噪声等。所以对商贩一般是欢迎又不欢迎的，但一旦发生了诸如暴力之类的事件时，他们更多的是从同情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而没有从城管的职业角度去思考。

六、城管存在的必要性

中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的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于是，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3）交通拥挤；（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离得开城管吗？矛盾的出现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看它将有利于哪一方面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正因为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城管的存在时必须的，政府在这时候是应当积极介入的，加强对城管的监督与管理，特别是执法内容和方式；提高城管队伍的素质；完善奖惩机制。同时应增加就业渠道，健全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最终走向真正的和谐它们就是是为了帮助我们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各项建设事业顺利发展而成立的。

七、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

是的，目前我们有关城管执法的相关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但从上面看你能

说它没有依据法律吗？任何一部专门法律的制定都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说我们今天需要就马上制定出来。今天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对我们今后的立法来说是一件好事情，所暴露出的这些问题与冲突才会使得我们所制定的法律会尽可能全面和完善。同时还要尽可能的保持法律的稳定以至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都不落后。我相信这部法律是迟早会出来的，可能相关专家已经在准备了。我觉得不管我们在面对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太理想主义了，首先要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特殊国情，以及我们现在的发展状况：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不完善的东西太多了，法律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就是我们以后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

我们再来看杭州城管拍卖事件，这件事后，大家主要围绕着“城管没有权力没收这些东西，他们没有处理这些东西的权力，他们这不是执法而是销赃等等”。那我们再来看看杭州城管是怎样回应的。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西湖景区副大队长胡利红介绍，举办这次拍卖会是依据《行政处罚法》、杭州市行政执法局出台的《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暂扣罚没物品管理规定》，对于依法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暂扣的物品，如当事人不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统一进行处理。他说“单价较小的物品，可视作无主物品，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同意，由各城区城管作变现处理或捐助公益事业单位。单价较大的物品，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做出没收决定后，报财政部门，由行政执法机关会同财政部门统一作变现或拍卖处理，变现、拍卖所得价款均上交国库。”并表示，拍卖前，杭州市行政执法局对拍卖物品进行了认真筛选，以确保拍卖品不存在安全、健康、侵犯知识产权和有伤社会风化等问题。执法局还专门邀请两名国家注册拍卖师主持拍卖，并请财政部门派员对拍卖过程进行现场监督。你能说他们没有依法办事吗？

八、结束语

今天我们的正常生活已经离不开城管的管理了，所以我们就应正确地去看待他们及这一现状。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不好的个例就去否定整个城管部门，而且今天是有相关的行政法和地方管理规章制度在规范约束他们的。我认为杭州城管拍卖没收物品一事其实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它至少在民主上前进了一步，体现了公众的知情权，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领域的透明度太低了。杭州城管这样做可以让公众了解这些没收来的东西是怎么处理的，虽然他们拍卖的价格与市场价格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一过程毕竟比较公开透明，而且都

有监督，钱也上交了国库，日后不会再跟腐败扯上关系，最多就是价格便宜了，这在日后是可以改进和完善的，而其他那么多地方的城管他们没有没收东西吗？他们又是怎样处置的呢？他们说捐给福利机构和特困户了，我们会完全相信吗？杭州城管至少让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的归属，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他带了一个好头，其他地方的城管和一些行政领域都应该学习。可结果他却招来了很多人的批评与骂声，那其他地方的城管还敢这样做吗？所以他们还是情愿走“秘密”通道将这些东西送出去，因为他们相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参考文献】 ［1］ 王德起,谭善学,城市管理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9,1.［2］ 叶必丰,行政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1.［3］ 顾春,翁迪凯，杭州城管拍卖罚没物遭质疑［EB/OL].'2010,11,17/2011,4,10 ［4］ 梅清豪,市场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8,1.联系电话：***

第五篇：爸爸存在的理由

爸爸存在的理由

昨天下午本该送女儿去学校的，中午突然接到朋友电话，希望下午参加他们的商会会议。帮忙就帮到底吧。犹豫之后，让女儿自己做午饭自己去学校。帮女儿叠了几件衣服，时间不够了没有吃饭就出了门。女儿自己在家里做作业。在去北新泾地铁站的路上，突然很伤感，想跟女儿写几句什么。脑子里冒出了“爸爸存在的理由”这么个题目，内容大部分是在路上就想到的......12月26日记【张伟京】

人

是很奇怪的生物 只有人

在走近死亡的时候欢呼 不管过年 还是过生日

我们都离死亡近了一步 我们庆贺

我不知道是看穿了生死的从容 还是破罐子破摔的无奈 亦或是

忘却死亡的糊涂 小时候

你说不想长大

我和你妈都很诧异 问起

你小声说怕爸爸妈妈变老 你的回答 让我很伤感 虽然没跟你说 那么小

你就恐惧衰老和死亡

爸爸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表述 人存在的意义 表述生死 今天

爸爸想跟你说说 爸爸存在的理由 爸爸在这里

是为了爸爸不在的时候 你能够无碍前行

爸爸无力为你铺就一路鲜花 就算爸爸能够做到 鲜花总会枯萎 而你

已经不是听童话的年龄 你会遇到坦途 也会遇到坎坷

爸爸希望能够让你

经过坦途时不自负、不松懈 经过坎坷时不自卑、不气馁 是你的，一定会来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得到，要感恩 不是你的，一定会走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失去，不苛求 爸爸无法让天空每天阳光灿烂 也会也到狂风暴雨 爸爸希望让你

能在蓝天白云下欢快舞蹈 也能在狂风暴雨中尽情歌唱

爸爸无力为你准备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你也许不会知道什么叫做贫穷 也许，会为每天的生计发愁 爸爸希望让你无论过得奢华 还是简朴 都会感恩 会分享

你会知道，给予就是财富 爸爸无法给你一份永恒的情感 当然爸爸支持你追求你想要的幸福 爸爸也希望让你知道

如果情感之下有纯净心灵打造的更为坚实的信仰基础 你就不会忐忑

你可以一直欣赏，你的爱 不管你走进 还是离开 爸爸都会赞许

你的选择一定有你的道理 爸爸无法一直保护你 爸爸会走

为了下一个旅程 早晚

你将独自前行 你会遇到友好 也会遇到恶意 不管你多么善良

因为世间就是这样，不好，不坏 你也会知道 宠爱不是宠爱 伤害不是伤害

爸爸希望让你增长智慧

能够看清人，看清事，看清理 希望让你学会以慈悲之心超越善恶 学会如太阳一般 既照耀鲜花狮虎 也照耀荆棘蚊虫 感恩美好 感化丑恶

爸爸能做的不多 就这些了 如果你能智慧 如果你能慈悲 爸爸会很放心 放心离去 启发你的智慧 浇灌你的慈悲

智慧让你认识生命的本质 慈悲让你享受生命的大乐 为了爸爸走的时候

你我能够默契地坦然微笑 为了我们这一生一世的缘分 或许

还有来生来世的相遇 相知 这就是

爸爸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