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体经济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精选多篇）

第一篇：关于集体经济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

关于集体经济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 发表时间:2012-2-10 10:13:03文章来源:《合作经济调研》文章作者:孙仲彝浏览次数:656

（摘要）

孙仲彝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是确立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调整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是必要的和必然的。

然而，到2010年，公有制资产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34.0%，非公有制资产的比重为34.14%，联营经济占0.30%，有限责任公司占25.28%。如果将联营经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有制资产按1/3折算约为8%，2010年公有制资产也只占42.0%（其中国有经济为37.96%，集体经济为4.04%）。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资产的比重，在调整所有制结构过程中，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作下降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坚持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确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未来改革过程中，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资产，在全社会总资产中不能毫无限度的下降，否则，无法体现包括国有和集体的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和主体地位。

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经济在所有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对集体经济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有关问题从理论上加以研究探讨，以正视听。从对有关问题理论上的探析和现实经济活动中集体资产过度下降的情况来看，要求我们在集体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的能力，探索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划清四个界限的要求，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大力推进集体经济改革发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篇：浅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问题

浅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问题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06级3班李英聪2251706308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直到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已走过30年的岁月，其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谁曾想，30年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发愁，如今13亿多人民的生活已经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谁曾想，30年前，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曾是许多人的追求，如今新“三大件”已几经升级，电脑、汽车、商品房等对越来越多的百姓来说早已梦想成真。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的腾飞？归根到底，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30年，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并不长，但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这30年，在中国大地上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恢弘乐章。

当人们在实践社会主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基本问题：人们在生产资料集体共同占有的条件之上，很难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依据，这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获得极大的成功。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展了一场以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尽管取的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包含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就其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来说：

1.表面上的市场经济底下，是国家垄断的实质。并因此导致市场经济的严重扭曲。例如当今的房地产，就是在土地垄断的基础上，实行房屋市场化。结果造成的却是人们买不起房子。

2.对国家财政的使用方面，由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导致国家财政被大量挥霍浪费。盲目上马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都属于亏本投资和不必要投资。领导者投资失败，其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人民来承担。当财政被大量浪费后，导致资金匮乏，不足以应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项目的资金支出。

3.市场经济可以创造高效率的经济增长率，但同时也会在利润的驱使下，严重破坏社会正常发展。例如中国的环保问题、假冒伪劣问题等等。所以，必须要有一套机制来限制市场经济的恶劣一面。而目前的体制，不具备这种有效的限制能力。相反，在地方GDP和贿赂资本的作用下，官员却对这些恶劣行为，起到了保护伞作用。

4.前面三项的作用加上各种贪污腐败行为，导致国民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能力。一方面导致国外的倾销指控；一方面导致本国生活水平增长缓慢或者存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动机值得赞赏。对资本和市场的引进，也值得称道。但是，资本和市场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体制，才能发挥好的一面，同时抑制恶的一面。资本的作用只是在逐利，犹如水银泄地一般，无孔不入。只要有利可图，即使明知是不法行为，资本也依然会义无反顾的冲过去。如果体制不能够有效的限制资本，那么只要体制有一丝的缝隙，资本就立即进行大肆破坏，从而让这个缝隙变得越来越大。

5.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悬殊，贫困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目前，我国地区之间和居民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引致社会不稳定的危险程度，贫困率虽有一定的下滑，但贫困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较大，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大量的失业下岗人数将加剧贫困问题。

6.经济增长外部性影响严重。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由于地方政府、企业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人口、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导致大气环境、水资源污染、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生产和生活的自然条件，进一步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脚步，阻挡着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是摆在全党全国人名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须在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础上继续努力，在“完善”上狠下功夫。因此在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明确今后改革的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

具体来说，必须进一步建设健全法制化管理；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途径的改革并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监管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深化对人口、环境和发展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努力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对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努力的解决，适当的控制。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迎难而上，相信解决了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我国将会昂首挺胸迈入世界强国之林，东方巨龙将会向世界展示她真正的雄风。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问题

录入：杨宾来源：中国经济时报日期：2008-12-22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２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 编者按：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杂志社、新知研究院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２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８０余位专家、学者总结了中国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部分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供有关人士参考。

一、中国农村改革问题研究

土地流转不能改变农地用途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３０年农村土地改革，中央强调土地承包期要足够长，土地承包期要比较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一个更新的概念：要长久不变。这很清晰地表达出中央在土地制度上的意

图，就是承包期要长，承包关系要稳，给农民以足够预期。

研究土地流转一定要注意农业的特殊性及世界各国对农地管理的特殊制度——用途管制。土地流转是法律赋予承包农户的一个权利，就是农户承包农地之后，可以自己种，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让给别人种，因此流转农地也只能在农民之间流转。如果把农地变为非农用途也叫做流转，甚至把农地产权的交易买卖也叫做流转，这和农地流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不能以牺牲农业土地为代价，要解决好保持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这件大事。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推进土地改革，此后６０多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制定鼓励大资本进入农村排挤小农的法律和政策，反而有非常明确的法律限制大资本进入农业：在美国，大资本进入农村可以，但只能给农业提供产前、产后、产中的服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都不允许大资本进入农村。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过程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研究土地流转，要多多关注中国工业化怎么汇集农民，让农民能够

进城，如果这个事解决不好，农村土地问题也解决不好。

在我国现在只有１８．２６亿亩耕地这个大背景下，对于农业稳定发展，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土地问题上，对于农地转为非农地这件事情要特别小心。目前，从基层政府来说，不科学的发展观依然存在，盲目追求ＧＤＰ、追求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倾向还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如果把农地说成一般性的需要，可以自由流动，甚至于可以改变土地的用途，这对国家长远

发展来说是极大危害。

从中国国情出发，搞好农村改革

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刘诗白

当前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重视下列几个问题。第一，要更加重视加强农村生产主体的企业化经营，把农业生产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将其激活。不应片面追求生产的大规模和土地集中。农业生产主体有家庭、专业大户、合作经济、集体组织和龙头企业，这五类生产主体开展企业化经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统分结合的家庭经营，是我国几亿农民发展生产的主要形式。大户经营也是重要形式。合作经济及新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的骨干因素。龙头企业所代表的国内外资本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过急地将农业生产大规模化，例如，东北与四川、江浙等地的情况不同。中国没有太多的土地用来搞大

农场，因此对家庭经营要足够重视。

第二，要正确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中国农村土地需要流转，但要避免一放就乱、就超１８亿亩耕地的红线，要避免利用农村土地盲目发展三产，特别是房地产，追求浮财，导致农业企业一旦破产无人负责，危及几亿农民的土地安全，带来巨大的后患。不能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像城市那样自由流动，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必须严格管制，也就是要实行政府主导、农民自主的土地流转模式。

第三，要实行对农业的全面公共支撑。农业是弱势产业，受到传统小生产方式、农民素质、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农业要发展，不能简单地将农民推向市场，要实行国家全面的大的支撑。加大财政投入，搞好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科技事业，加强农户经营管理能力。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在各方面的合力支持下进行的，因此，除了政府之外，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包括发展农业需要的知识、人才、经营管理等。当前，国家用４万亿元拉动内需，机不可失。要拉动农村的消费和建设投资，要把铁路、机场修到人口多且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

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唐仁健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需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一是农村要素市场还需要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尽管不受限制，但是比较规范化的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并没有建立。

二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现在农业贷款仅占社会总贷款的５％左右，乡镇企业贷款只有２．３％，两项加在一起不超过社会贷款余额的１０％。尽管乡镇企业贷款很复杂，可能还有别的融资渠道，有的可能来自银行，但总的比例也相当低。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设计总体上不尽合理。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小额、短期、没有抵押担保的特点，需要及时的非正规金融的支持。但是现在农行、农发行、信用社的贷款全是按正规金融形式来办的，即要有抵

押担保，制度的设计与农户的金融需求对不上号。

三是对农业一定要补贴。加大“三农”投入，提供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支持保护体系。我国人均只有１．３８亩土地，把农民数量减少到３０％，城市化率就提高到了７０％。２０２０年之后还按１８亿亩耕地为红线，户均耕地也才相当于日本、韩国目前水平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农业不靠补贴靠什么？所以最基本的投入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

入。只有把这两项工作搞好了，改造传统农业才会有出路。

第四篇：浅谈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制度问题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是在先进国家广泛存在并且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够广泛运用这些新技术，却取决于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所以，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灾难促进了改革共识（1970年代后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进行，曾经在1950年代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实现和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5年掀起“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中国效仿苏联的榜样，废除了市场制度，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制度。

苏式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刚一建立，其严重弊端就显现出来。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还拥有比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这时完全变成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都由上级行政机关决定。这样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连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也啧有烦言。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党政领导决定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命令经济的前提下，对这一体制作出某些调整，适度扩大下级政府和国营企业权力和利益。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和进行哪些调整，领导人的意见是有差别的。例如，作为当时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提出，要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形成“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对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更大的权威。他认为，苏式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这样，毛泽东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上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招致了1958－1960年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经济秩序一片混乱，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也只是一堆邀功的虚夸数字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命损失。

毛泽东没有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引咎自责，相反认为“大跃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在“大跃进”失败后背离了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于是，就在1966年发动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同样具有极“左”的性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竟然宣布“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和“党内走资派”一起加以消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疯狂夺取国家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最终使整个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边沿。

在这种情况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求从变革中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以后寻求变革的共识。

“摸着石头过河”和“双轨制

”的形成（1978－1983年）

启动改革的第一个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以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提出了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意味着继续执行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极“左”路线和相关制度。这与当时全国上下普遍提出的终结极“左”路线、实现“拨乱反正”的诉求是完全对立的。于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民间创业活动开拓出一定的空间。

第一，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

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强制下加入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也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除国家不包工资分配外，合作社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区别。1958年7月，毛泽东又号召把高级社合并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资料都归“政社合一”的公社统一调配。

在实现“合作化”以后，农民依然希望重建自己的家庭经济。于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名义下提出“包产到户”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和集体农民拥有的小块“自留地”、农民出售家庭产品的“自由市场”以及个体工商业户“自负盈亏”放在一起，合称为“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每一次包产到户的要求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制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地区的农民再次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要求。当时出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三种主要形式。现在通常称为“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当时称为“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浪潮，首先在安徽兴起。“包干到户”的基本做法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一般由村委会代表）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将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农户按承包合同完成国家税收、统购或合同定购任务，并向生产队上缴一定数量留存用作公积金和公益金，余下的产品全部归农民所有和支配，从而取消了生产队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因此，“包干到户”意味着农业经营方式由集体经营向家庭在承包来的土地上经营的根本转变。

除安徽外，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和河南等地“包产到户”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并且对促进当地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上述地区的这种制度变革不被当时实行“两个凡是”方针的党中央所认可。直到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还规定：“不要包产到户”和“不许分田单干”。不过，随着邓小平掌握实际领导权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终结，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批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专题座谈会纪要，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也可以包产到户”。这一文件下发后，全国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快速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双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包工、包产、包干，主要是体现劳动成果分配的不同方法。包干大多是‘包产提留’，取消了工分分配，办法简便，群众欢迎。”这就使以“包干”为主要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度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据，从而使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制度演变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确认。1983年初，实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双包”的生产队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8％。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在继续保持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通过“承包”的方式使农民的家庭农场得以建立。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推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33.6％；随着农业发展，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林、牧、副、渔以及农村工商业产值均有所提升；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长，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元，比1980年增长85.5％。

第二，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承包制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缓解1979年出现的巨额预算赤字，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从1980年起，中央政府将一部分资源配置权力和财政收支决策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体制由中央统收统支制转向包干制，即当时被称为“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仍实行接近于“统收统支”的办法外，其余省及自治区都实行“分灶吃饭”，即按照预先规定的比例或数额，在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之间分配收入的财政管理体制。于是，省、地、县等地区成为具有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中国经济也由一个单一的系统转变为包含许多独立子系统的“多部门系统”（multi-division system），甚至“多级法人制系统”（holding system）。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获得了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权力之后，有动力为本地区进行市场创业活动的人士提供保护和支持，通过扩大本地区的经济总量来提高地方政府和官员个人的收益。这可以说是“分灶吃饭”改革的一项意外成果。

第三，在生产资料的流通和定价上实行 “双轨制”，即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买卖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

在集中计划经济下，所有生产性物质资源（生产资料）都由计划机关通过行政指令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进行分配，价格只是在这些单位之间进行核算的工具，除占比重极小的集市贸易有少量“三类物资”流转外，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非国有经济成分开始产生和逐渐壮大，它们的生产资料供应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如果没有市场交易，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更谈不到发展。

1979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开始允许企业按照“议价”自销超计划产品。于是，物资流通和产品定价的“第二轨道”就完全合法化了。随着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和交换范围的日益扩大，1984年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31％，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发出《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的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它的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照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83年基数”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购买。

第四，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

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与国际市场对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通过营造地区性的“小气候”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1980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

这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按照列宁的经济模式，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以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唯一途径，是成为政府官僚体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员；即使要在国营经济中施展才能，也要首先在上述官僚体系中获取一定的地位，而很难直接地发挥生产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以前最有才能的人士都能够进入到对能力回报最高的政府部门，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在计划体制下，大量人才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和获得最大收益。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采取的以上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在政府继续保持对经济的强力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扩大了市场的作用。随着政府允许私人创业和从事生产活动所得到报酬的改善，社会成员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士脱离了原有的职业，转而成为从事创业活动的企业家。首先，在计划体制下面临的不确定性最大、报酬却最低的农民最具有积极性开展创业活动；其次，在城市人口中，那些有才能但由于阶级成份不好或其他原因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职工的人群也有积极性从事私人经营；最后，在企业家创新收益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原有体制中的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员工由于家庭背景、工作经历、“人脉关系”等原因从事寻租活动的能力较低，因而收入水平低下的那些人也转到生产性创新活动方面去。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

这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1981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仅仅为183万户，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1171万户，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9％。同时，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了腐败的蔓延的祸根。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第五篇：关于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理论思考

关于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理论思考

摘要：我国是制造业的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的强国。装备制造业是基础产业，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将会直接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方针政策的制定、研究方向的确定，进而促进我国机械制造业稳定、协调、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尽快地赶上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装备制造业的含义及其特点，然后就其现状和问题做了一些阐述，最后提出了几点思考意见。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

一、装备制造业的含义及特征 1.含义

装备制造业是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技术装备的各制造工业的总称，其产业范围包括机械工业(含航空、航天、船舶和兵器等制造行业)和电子工业中的投资类产品。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交通器材及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等。

2.特点：

（1）装备制造业范围广，门类多，技术含量高，与其他的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装备制造业不仅涉及到机械加工业，还涉及到材料、电子和机械零配件加工等配套行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将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可以为各行业提供现代化设备，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到国防使用的武器装备，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装备制造业：

（2）装备制造业是高就业、节省能(资)源、高附加值产业。装备制造业虽为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工业，但它不同于流程工业，它是组装式工业，同时具有劳动密集性质，有较大的就业容量，可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装备制造业不仅直接吸纳大量劳动力，同时装备制造业前后关联度较高，对装备制造业投入也可带动其它工业的发展，增加相关工业的就业人数。解决就业问题，缓解就业压力，对保持社会安定团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资源日趋紧张，环保要求日趋严格的情况下，各国都致力于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省能源和省资源的高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价值型产业。装备制造业作为技术密集工业，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在重工业中是最低的。装备制造业是技术密集产业，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大。随着装备制造业不断吸纳高新技术，以及信息技术、软件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在装备制造业中的普及应用，技术装备日趋软件化，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将有更多的产业及其产业进入高技术产业范畴。

（3）装备制造业是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及综合国力的战略性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反映出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工艺设计、材料、加工制造等方亟的综合配套能力。特别是一些技术难度大、成套性强，需跨行业配套制造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因此，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各彳亍各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许多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成熟阶段都把装备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

（4）装备制造业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现状。由于现代技术革命与高新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装备制造业所涉及的概念和领域正逐渐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和整合，装备制造业的技术研究、开发、生产以及销售的全球化合作日趋加强，装备制造业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现状。

二、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现状的和问题 1.现状

(1)从产业政策分析。我国高度重视和支持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006 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2007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重大技术装备业将享受进口税收优惠，以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自主创新能力。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国家制定了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规划在分析了装备制造业现状及面临的形势的基础上，指出装备制造业产业调整和振兴的主要任务是依托十大领域重点工程，振兴装备制造业；抓住九大产业重点项目，实施装备自主化；提升四大配套产品制造水平，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和推进七项重点工作，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规划还指出了十项政策措施。

(2)从发展状况分析。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市场，而起重装备是制造业的重点领域。中国共有起重机械生产企业约500家。徐州重工、辽宁抚挖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以履带式起重机为主。大型集装箱装卸运输成套设备是未来重机行业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凭借本省深海地域优势，船舶制造仍是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型造船门机将辐射装备制造的重点领域。

我国工程机械产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需求将逐步扩大。但中国工程机械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逐步走出多数集中在产业链低端的局面，向拥有核心竞争力的高质产品的产业链高端迈进，这也是走向工程机械强国的必然之路。因此，起重装备的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制造业的主旋律并实现五大转变：即从依靠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转变；从注重生产能力扩张向注重技术能力积聚转变；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低端向世界制造业价值链高端转变；从对环境挤压向对环境友好转变。

2.问题

(1)专业化水平低．绝大多数企业是全能企业，从铸造开始，零部件加工、热处理到组装调试为一条龙生产模式．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结构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

(2)产品品种少．通用产品多，精密、自动化、变型及专用产品少；单机多，生产线及自动化加工系统少，为用户提供成套设备能力不强．另外，主机多．配套少；切削加工多，成形加工少．

(3)产品水平低，构成落后．我国机床拥有量已相当可观，但产品精度却比国际标准低．(4)自身装备水平落后．作为生产母机的机床行业。工艺装备理应比加工对象具有更高精度水平．然而我国机床行业的生产水平较低。设备水平急需提高．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政策上重外延轻内涵、重新建轻改造，致使装备制造业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产品结构不合理，体制和机制不完善．企业自主开发能力薄弱，总体竞争能力不强，许多设备还需要依赖进口．

三、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几点思考建议 1.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和设备的更新改造

更新设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效益．更新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新机床设备的性能和质量．新机床的来源不外乎是本园生产和国外进口，即使在发达国家里，更新的主要来源仍然是本国生产的机床．为了使机床拥有量的平均役龄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一国机床拥有量和产量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例如日本和德国的机床年产量和拥有量之比约1：10，所以有足够的机床进行设备更新，因而无论更新速度和设备役龄方面都是领先的但我国解决这个问题的着重点应放在提高机床产品的技术构成，增加高精度、高效能机床的比重，加速或强制陈旧机床退役，减少机床拥有量．使机床拥有量和产量之间保持一个正常的比例关系.为了保持我国装备制造业加工装备的先进性，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机床工业．相对于整个装备制造业而言，机床工业在生产能力方面应有一定的超前发展，在科学技术上应有一定的 储备．

在产量构成中，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提高锻压设备的比重，使锻压与金切加工设备比达到协调．增加机床品种，特别是精密、大型、重型机床和专用机床．

机床行业的没备更新要超前于整个装备制造业，为保证机床工业装备的先进性，对机床行业旧设备的淘汰比重要大于整个装备制造业，且平均役龄也应低于整个装备制造业．因此应增加和保证机床工业的技改投入，特别是担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需要的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企业的技改投资应予以重点保证．

2.大力发展数控机床

目前，世界各国机床产值都在提高，但主要是提高机床的水平和质量，而在产量方面不仅没有多大增加．有的国家反而减少，说明许多国家都在依靠科技进步，走集约化的道路．

机器产品按品种产量划分有两大类，一类是用户对某单一品种的需求量较大，即属于大批生产的范畴；另一类则由于用户对产品式样、性能和规格的要求各不相同．生产批量不是很大，属于中小批量生产的范畴．而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80％左右属于中小批量生产的范畴．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这个比例在不断增大．

宏观衡量一个国家机床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机床产量和产值中数控机床的比重．数控机床是机械和电子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机电一体化产品．它体现了精密、高效、柔性、集成四大特点．当代的数控机床，不仅技术上先进，而且经济上也很合理，是未来机械自动化的基础．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解决了中小批生产的自动化问题，提高了机床效率和加工程度，改进了产品质量，缩短了新产品试制周期；(2)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3)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效益．发展数控机床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产品质量，适应产品的多样化、批量小、变换快的要求．我国机床工业只有适应世界潮流，大力发展数控机床产品，提高数控化率，这样才能改善我国机床拥有量的技术构成。提高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柔性化程度和应变能力．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涉及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

(1)深化国企改革，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优势，加强政府采购扶持力度。建立政府与资金支持体系、规范投资体系、加快产业升级等来建设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体系，推动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

(2)运用产业政策振兴装备制造业．凋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强自身装备的带动效应，通过产学研联盟机制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高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3)以企业为主体发挥作用。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装备制造企业应把自主创新意识放在首位，加强自主创新人才队伍和组织机构建设，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组织机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和投资力度

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属于技术密集型部门。并且在工业固定资产中占有率较高，理应成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然而。投资不仅要有足够的规模，还要有合理的投资技术构成，(即消极投资和积极投资的比重)这样才能收到投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了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装备水平和人均装备率．实现社会生产集约化，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投资主要用于购买机器和设备，而建筑投资比重甚低，投资的技术构成比较先进．这是因为机器和设备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属于投资的积极部分，而建筑投资是保护机器和设备创造价值的．属于投资的消极部分．而发达国家加工工业中，投资总额中的积极部分一般都占三分之二以上．我国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也应进行调整，要改善资金投向，扩大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机床工业的投资比重，以保证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在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中采 取“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具体为：

(1)明显的针对性．从满足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需求和保证有效供应，(2)显著的效益性．为发挥投资效益，技改投资应以技术进步为核心。备，实现产业高度化．以及替代进El和扩大出口出发。选择重点改造行业和企业．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主轴。主要用于添置关键的加工和检测设

(3)巨大的波及性．择优选定的技术改造企业，应作为示范样板．以推动和引导其他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其中重型、大型产品生产企业的大部分企业产值利润率低，资金自筹和还款能力有限，国家应采取适当优惠、扶持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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