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全面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第一篇：构建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全面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构建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全面推动农村小康

社会建设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农民职业教育也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外部环境。不久前，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并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为了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国务院办公厅又批转了农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6部门联合制定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部署和决策，充分体现了在新阶段农村教育、农民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关键、农民是重点。面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和加入WTO的新挑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三大任务，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比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程度取决于农民素质的高低，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中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现状

（一）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成绩显著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初步形成了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整个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1.农村职业中学迅速发展农村职业中学是培养后备农民和实用型人才的摇篮。1978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扩大农业中学的比比例。”1980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明确提出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到1980年，全国农业中学恢复到3314所，在校生达到48.09万人。到1996年，农村职业高中达到5012所，招生88.04万人，在校生207.97万人；农林职业初中1491所，招生29.9万人，在校生75.6万人。到2001年，全国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已达49.64万听，培训农民8732.1万人次，目前在校农民达6417.11万人。2.全面实施“绿色证书工程”为了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民技术骨干队伍，农业部从1990年开展绿色证书培训试点工作，1994年开始在全国全面组织实施。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的1994个县组织开展了绿色证书培训工作，有1300多万农民参加了培训，600多万农民获得了绿色证书。据抽样调查，获得绿色证书的学员年收入比没有参加培训的农民平均高出30％，开展“绿色证书工程”培训的村比没有开展培训的村收入高出24％。通过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提高了农民的科学种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了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3.开展“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为适应新世纪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广大青年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青年农民骨干，从1999年开始，农业部与财政部、团中央共同组织实施了“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到2002年底，全国31个省（市、区）的494个县（市）开展了培训工作，累计培训青年农民154万人，通过新技术和新知识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受训青年农民的科技素质、思想观念，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开展妇女科技致富专项培训目前，在我国农村妇女中开展了两项规模比

较大，且颇具影响力的活动，一项是全国农村妇女“双学双比”竞赛活动。这项活动开展10多年来，以提高农村妇女的科技文化素质，帮助农村妇女增收致富为重点，组织乡村妇女学知识、学科技，比能力、比贡献。另一项是“巾帼科技致富工程”。这项工程是2000年全国妇联与农业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并实施的农村妇女专项培训致富工程。鼓励广大农村妇女参加各类农业科技培训班，使她们掌握1～2门实用技术；鼓励妇女参加农函大、农广校学习，培养和扶植科技示范户、技术骨干和致富带头人。5.开展农业广播电视远程教育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中央农广校）创办于1980年，是一所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对农民实施终身教育的学校。农广校覆盖全国农村、广大农民，面向基层干部和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人员。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1999年成立。目前农广校和中心主要承担中等学历教育、中专后继续教育、大专自考助学与联合办学以及绿色证书教育、青年农民培训、农民工转移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等任务。目前，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农村远程教育的主体和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的重要阵地。办学20多年来，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已经形成一个五级办学体系，拥有1所中央校，39所省级校，330所地（市）级分校，2408所县级分校，23000个乡镇教学班，有专兼职教师和办学人员4.6万人，具有健全的教育培训体系和一支稳定的办学队伍。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开设的多门类专业，几乎涵盖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目前，开设了种植、养殖、农业经济管理、农业工程等多种门类48个专业、300多门课程，涵盖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办学23年来，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为我国农村培养了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截至2002年底，全国农广校22年累计招收中专生347万人，毕业生172万人，单、多科结业生170万人；中专后招生8.6万人，毕业

5.2万人；自考助学及联办大专招生33.7万人，毕业6.6万人；“绿色证书”培训516万人；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164.6万人；开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1.2亿人次。2002年全国农广校在校生规模达到227万人，其中，中专17.2万人，大专11.5万人，中专后教育4.2万人，当年开展绿证培训122万人，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67.8万人，各种实用技术培训1041万人次。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大面积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接受农业广播电视教育的学员大多来自农村，毕业后扎根农村，留得住、用得上，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和基层农技推广队伍中农广校学员大体各占1/3。据2000年的统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专毕业学员中，担任村干部的有20多万人，担任乡镇（科局）干部的有7.6万人，担任县处级领导的有1万多人，担任地市级以上领导有1200人。其中，农广校毕业学员被选为各级先进代表的有11万人，其中当选为省部级以上的先进代表700人，地市级先进代表9000人，县级先进代表10万人；受各级表彰的共有19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表彰的6000人，地市级以上表彰的3万人，县级表彰的15万人。现在全国约有400万农民学员成为专业户、科技示范户。这些学员数量多、分布广，带动力强，是农村科技传播、应用、推广的有生力量。

（二）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已现雏形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的农民教育从实用技术培训到绿色证书培训、青年农民科技培训、村组干部培训，以至农民学历教育等，创造出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全国有普通农业高等院校65所，独立建制的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农业中专学校293所，地级以上的农业科研院所1138个，县级以上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877所，县级农技校2127所，县级以上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2.24万个，乡级农业技术推广站16.7万个，共有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人员200多万人，初步形成了全国自上而下的以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单位等为骨干，多部门相互配合，研发、培训、推广等环节相互衔接，以县、乡为重点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1.建立了一批培训基地一是加强农业职业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在全国建立了50个农业职业教育示范基地。二是加强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改善了办学条件。“九五”以来，共建立300个“育才兴农示范校”、60个地面卫星接收站，加强了用于基层农广校教学设备和远程教育设施的建设。三是加强绿色证书教育示范县多媒体教学设施建设，提高了培训质量。四是加强基层农技推广站、点的建设，使其开展农民培训和农技推广的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五是进一步改善乡镇农民科技培训基地的条件。2.形成了良好的运行机制一是初步形成“政府统筹，农业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管理运作机制。二是农民教育和科技培训已经纳入各级政府特别是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议程。三是农民科技培训与农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相结合，推进了农村劳动准入制度的进程。农业部已决定在14个农业岗位实行持证上岗制度。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和鉴定，发给农民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农民上岗的资格和条件。在14个农业岗位中，已有2.1万农民通过职业资格鉴定，提高了农业岗位的就业水平。四是农民科技培训与农民技术职称评定相结合，形成激励机制。各地在农民职称评定工作中，确立了先培训考核，再评定职称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目前已有100多万农民获得了农民技术员职称。3.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在开展系统性、规范性农民岗位资格培训方面，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条例、规章和制度，如农业部先后制定了不同时期的农民科技培训规划，颁布了《绿色证书制度管理办法》，制定了21个绿色证书岗位规范；制定了《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管理办法》、《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实施操作规程》。地方各级农业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按照绿色证书岗位规范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制定了100多个岗位规范细则，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证书制度，并使农民科技培训成为政府行为。

二、新时期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设计与构建虽然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已具雏形，但目前仍然存在资源分散、力量分散等问题，缺乏系统规划和协调，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面对新时期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的繁重任务，必须构建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一）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概念与内涵从中央到省、地、县、乡建立一个相互连接、上下贯通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科学规划、组织和协调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参与农民科技培训，从而有效地整合农业教育资源，提高农民科技教育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培训效果。充分利用现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或农业科技培训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龙头，以各级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骨干，以高、中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以企业与民间科技服务组织为补充，以县、乡、村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和各类培训机构为基础的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在全国逐步构建一个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手段先进、功能齐全、管理规范、灵活高效与农村经济发展规模和要求相适应的全国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

（二）构建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基本原则

1.主体性原则在中央与地方的科学统筹下，将农业职业教育、农业远程教育与其他同类教育尽量统筹起来，形成农民科技终身教育的立体网络。在各级中等农业职业教育与远程教育基础上，成立或加挂各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是新时期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构建的主体组成部分。2.因地制宜原则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有其自身规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构建要从各地实际出发，立足于当地农业科技教育资源，因地制宜地进行。不同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要求各地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构建应是多元化的，而不是拘泥于一种形式。3.资源整合与优化原则整合与优化现有农民科技教育培训资源，将低效益运转或闲置的、分散的农民科技教育资源相对集中，按照农村经济发展规模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培训资源调整与合理利用，使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对现代知识的需求相适应，达到最佳的投入产出效果。4.终身教育原则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到来和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农民继续教育显得日益重要。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结构中，要充分考虑农村劳动者的科学知识、技术的更新与提高，充分考虑农业继续教育，充分体现了21世纪对农民实施终身教育的思想。5.创新性原则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运用创新理论来研究新概念与新模式的开发、新目标的确定、新的配套政策与保障体系的建立等。从宏观体系构建的研究到微观的创新研究，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的研究体系，努力创建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及运行机制。

（三）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框架设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由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培训系统三个系统组成，每个系统自上而下由国家、省、地、县、乡五级构成。1.决策系统即指挥系统，由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省农业厅（局）、地市农业局、县农业局、乡镇人民政府五级组成，统筹组织和综合协调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工作。主要负责做好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制定规划和计划、协调落实资金、监督检查指导等。2.执行系统由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中心、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地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和乡镇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五级组成，是在决策指挥系统的授权和领导下，统筹协调各类科技教育培训资源，组织实施农民科技教育培训，重点负责实施教育培训规划、基本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技术与信息服务、组织经验交流和培训检查指导、体系内师资队伍建设等。3.培训系统即服务系统，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中等农业（职业、成人）院校、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地市农业中（高）等职业学校（院校）、地市农业科研院所、地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县农业技术推广（培训）中心、各类农业（农村）职业技术学校、企业及民间组织的培训机构、乡镇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培训）五级组成，是在执行系统的具体组织管理下，承担着直接科技教育培训农民的任务，主要负责实施各项教育培训计划、跟踪服务和指导。新时期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在我国初步建成一个完整、高效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新的体系应与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在政府统筹指导下，以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骨干，以高中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和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以企业和民间科技服务组织为补充，以乡（镇）培训基地为基础的功能强大、手段先进、运转灵活、反应快速的开放型、协同性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并能够承担和较好地完成对亿万农民进行科技文化培训，培养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使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有一个明显提高。

（四）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重点1.执行系统建设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是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基础。近两年来，全国

已有20多个省和600多个地县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重视支持下，相继成立了省、地、县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部分地区已在乡镇建立了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站，使当地农民科技教育培训资源得到了重组、优化，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的组织实施能力明显得到加强和改善。构建中心的重点在县乡，尤其是乡镇一级要强化和完善功能，发挥职能作用，肩负起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重任。2.运行机制建设加快运行机制建设，是建立高效、灵活、开放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保证，主要包括研究激励政策、建章建制等。目前，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出台《农民职业教育法》，将农民教育要纳入法制化轨道。3.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建立手段先进、功能强大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前提。主要包括电化教学设施、远程教学设施、文字与声像教材建设。目前重点要建设一批能起示范和发挥作用的乡镇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站（中心），主要在基础设施、教学设备和服务手段等方面需国家重点投资建设。

（五）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主要模式我国农村社区的类型、社会结构、人文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地域特点等有较大的差异，致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模式也呈现出多元性。1.农村同类学校的重组、共建、联办型主要是在地方党政部门统筹协调的前提下，把农村同类学校尽量统筹起来，形成终身教育的立体网络。农业中专学校与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有着基本相似的职能，两校重组、共建、联办后，教育资产组合到一起，办学实力得到加强，教育职能得以拓展，两校的办学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上海市、北京市等农业中专学校和农广校资源重组后，学校的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提高，校舍面积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大.生产实习基地扩大。同时，拓展了社会服务功能，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科技培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农业科技教育资源有机融合的双向参与型主要特点是以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为重要内容，向附近的乡（镇）、村适度辐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农业学校与农业科研部门、推广部门，本着互惠互利、自觉自愿、双向参与、共同育人的原则，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起到农业技术辐射中心的作用。当前在有条件的地区，中等农业职业学校可以积极试行与农业科研部门、推广部门的联合办学，以进一步整合与优化农民科技教育培训资源，努力提高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整体效益。目前在一些地区，县农技推广中心与农广校合并，实现了优势互补和资源的优化配置。3.以产教结合为载体的辐射型主要特点是以农户为基础，以产教结合为载体，创建“学校+基地＋公司+农户＋市场”的农民科技教育的培训新格局。依靠专业办产业，办好产业促专业，打破现有办学体制，积极进行教育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学校将主要专业相应的校内基地办成培训基地、示范基地和生产经营基地。在此基础上，联合周边地区的相关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建立经营性公司，直接面向市场，形成集培训、生产、实验、经营、服务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目前已形成学校与社会共同举办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新格局。4.以农业远程教育为中心的依托型现代远程农业教育迅速发展，必将成为方便、灵活、有效的乡村干部培训的摇篮和基层农业科技人员、农村科技示范户专业户、骨干农民的科学技术培训基地。农业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将广大农民急需的大批农业实用技术和信息媒体化，通过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传播渠道和文字、声像制品等载体，以快捷、有效的手段实现农业科技和信息的进村入户。通过把媒体化的技术进一步组装形成具有基础性、系统性、普及性的农民岗位培训和学历教育课程，以大

容量、广覆盖的远程教育手段实现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的跨越式发展。5.萌芽状态的立体社区网络型学校与乡村联办种植、养殖、药材等试验、实习基地，由学校教师进行指导和集中授课；乡村提供学员试验、实习基地，利润由校、村共享。这样，既可以推广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又可以使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同时为农村科技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扩大了空间。四川省威远县农广校开展“校村互建”工程，与许多村联办了养殖场、种植场以及药材栽培等试验、实习基地，由农广校教师到基地进行指导和授课，从而提高了该村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走上了科技致富的路子。威远县农广校还计划在5年内与全县50个村建立这样的关系，形成“校、村”网络体系，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积极探索新路。同时，要将现代化农业信息技术、农业科技技术引入社区教育。通过构建立体型的社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网络，促使人人参与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进一步促进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

第二篇：关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小康生活，是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而小康社会，则是中国共产党苦苦奋斗、孜孜追求、一心想为老百姓创造的一种幸福社会。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为此，党中央在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为我们描画了今后二十年的幸福生活，这是全党的共同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农村党员责任更是重大，因为农村党员是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领头羊，只有农民实现了全面小康，全国人民才能算得上实现了全面小康。

一、什么是全面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指的是财产丰富、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尽管这种社会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在中国老百姓中却影响深远，成为普通百姓对富裕生活追求的目标。

实际上，小康生活和小康社会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在旧社会，人们对小康生活和小康社会的理解就是吃饱穿暖住好房子，根本不敢奢望上学读书干大事业。新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小康标准越来越高，万元户甚至十几万元户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不仅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更加注重文化和精神上的享受。而且由于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不同地区有不同地区的评判标准。因此党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让人们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还要享受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不仅仅让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宽裕的小康目标，还要让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也实现宽裕的小康目标；不仅让城市居民过上小康生活，更要让广大农村群众也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那么，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指标是什么呢？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民主法制、资源环境六个方面的18项指标：

一是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00元（或农民人均纯收入≧8000元）。

二是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35％。

三是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35％。

四是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90％。

五是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60％。

六是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4人。

七是农村居民基尼系数达到0.3－0.4。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０．２～０．３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０．３～０．４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０．４～０．６为“差距偏大”，０．６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八是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9年。

九是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5岁。

十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40％，这个“恩格尔系数”，反映居民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及质量的重要指标，它等于居民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与总消费支出之比。

十一是农民居住质量指数≧75％。

十二是农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7％。

十三是农民生活信息化程度≧60％。

十四是农民对村政务公开满意度≧85％。

十五是农民对社会安全满意度≧85％。

十六是常用耕地变动幅度≧0。常用耕地变动幅度=（常用耕地变动面积/常用耕地基期面积）×100%。

十七是森林覆盖率≧23％

十八是万元农业GDP用水量≦1500立方米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强国富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

三、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惠农措施，农业与农村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农村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农村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2004年我国农村综合实现小康程度为21.6％，其中:经济发展实现程度为12.1%;社会发展实现程度为15.6%;人口素质实现程度为15.0%;生活质量实现程度为20%;民主法制实现程度为70%;资源环境为-22.4%。十八项指标分别为：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32

元；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48.5％；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19.5％；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22.5％；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8.1％；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1.7；农村居民基尼系数0.37；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7.7年；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69.5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47.2；农民居住质量指数34％；农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4％；农民生活信息化程度39％；农民对村政务公开满意度76％；农民对社会安全满意度77％；常用耕地变动幅度-0.7；森林覆盖率18.2％；万元农业GDP用水量2100立方米。

然而，在成绩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发展不平衡。

二是农村人口多，比重大，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

三是农民收入基础低，增长缓慢。

四是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较大。

五、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制约着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以上问题，都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五、农村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培育主导产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选准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对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的优化升级。其次，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业。

第三，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

2、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发展

3、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

4、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从制度上保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施

5、实现由“剥夺农业”向“扶持农业”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生产

6、加快农村通讯及信息设施建设，实现全国农产品信息联网

7、保护环境，协调发展。

8、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9、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六、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先进性，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

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农村党员的先进性，根据“三个代表”的内涵和现实要求，结合农村工作的实际，我认为农村党员的先进性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挥：

1、搞好生产经营，努力成为农民致富的典范。

2、心系群众，带领农民共同致富。

3、崇尚科学文明，争做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榜样。

总之，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积极发挥农村党员的先进性，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三篇：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

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8日 10:23 作者：何鲁丽

今年７月中旬，民革中央调研组赴江苏省就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实地考察，我们感到，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卓有成效的，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全国的情况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农村各业增加值的比重由３５．５％下降到３０．１％，农村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别从５０．４％和１４．３％增加到５３．２％和１６．７％；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比重由６８．４％下降到６１．６％，农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从１７．３％和１４．３％上升到１７．７％和２０．７％。从江苏省的情况看，上世纪８０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化进程加快，带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９０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全面改制，工业化进入了快速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带来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其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加快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江苏省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起步早、成效大，经济长时期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全省已经初步形成城乡社会稳定、和谐、协调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展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

其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国民经济结构趋于合理。近年来，无论是从江苏省还是从全国的情况看，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经济总量中农业产值份额不断缩小、就业份额不断减少，二三产业的产值份额不断增大、就业人员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结构逐步优化，由单一粮食生产向优质多元高效种植转变，向农林牧渔全面发展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一大批各具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农业优势产业。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其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步伐加快，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渠道，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有所缓解。２００４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１０４８２元和４７５４元，两者比例为２．２０∶１，大大低于全国同期３．２１∶１的平均水平。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比较快的无锡市，这一比例已达到１．９１∶１。江苏适应新时期本省经济和农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计划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０年再转移出５００万农村劳动力，力争使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经营规模达到１０亩。这一目标实现之后，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四，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逐步改变我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有力地推动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江苏省许多地方正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城乡逐步对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许多农民开始享受市民待遇，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被打破，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在快速提高。随着江苏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成为市民，必将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

在调研中我们看到，江苏省委、省政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本省的实际，在加快推进“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措施和做法具有普遍意义。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地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江苏省在确立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具体目标的同时，按照统筹城乡规划和产业布局、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思路，以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达到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这样的规划和思路，符合江苏的实际，对其他地方也具有示范意义。按照江苏省政府的部署，许多市县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以农户为基础、村为单位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台账，以乡镇为单位输入计算机，实行县乡联网，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划和措施。另外，江苏省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大力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积极创新财政支农方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形成了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推动了现代农民教育培训工程，农业品种、技术、知识更新工程等重点支农工作的进展。这些做法也很值得推广。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城市化进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条件。江苏省农村地区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林牧渔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转移；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加快城市化步伐，特别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农村劳动力聚集的重要领域；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快速扩张，直接把广大城郊农村地区纳入城市，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广阔空间。

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能力。江苏省努力创新培训机制，农业、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分工合作，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培训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深受农民和用工单位的欢迎。教育部门实施的“两后双百工程”，即初中和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要求百分之百得到培训、百分之百推荐就业，力求从源头上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问题，具有一定的治本意义。江苏省对农民培训工作实行财政补贴，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因为形成了合理有效的补贴机制，因而取得很好的成效。

积极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和保障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江苏省许多地方废除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并不断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外来务工人员就业证、登记卡以及各项收费被取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许多体制性障碍逐步消除。政府为进城务工人员建立了规范的劳务市场，努力维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市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和效益。针对苏南、苏中、苏北输入和输出农村劳动力的不同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南北挂钩的劳务合作关系，发挥了政府应有的作用。江苏的经验表明，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无论是江苏还是其他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逐步加以解决。

第一，大力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需要从源头上抓起，现阶段最为迫切的应当是尽快中断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在江苏这样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省份，应率先在全省农村实行真正意义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让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为全国各地作出示范。同时，国家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在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创新教育投入体制和机制，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共同承担更大份额的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在教育方面的负担。在着力解决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各方面问题时，应当突出解决农村中小学特别是小学师资质量问题。在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注重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以江苏宿迁为例，７０％以上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留在农村，这一部分学龄儿童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城市政府既要关心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建设问题，更应该注重其教学质量的提升。要下大力气把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合理有效地衔接起来，努力为发展现代农业输送合格劳动力。

第二，加快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据了解，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为８．５∶５６．５∶３５，而发达国家不仅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低，而且二三产业产值比例多为基本均衡，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还要远远高于第二产业。参照发达国家的这一水平，即使在相对发达的江苏省，不仅需要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还存在着巨大空间。我国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发展第三产业，把大力发展服务业、大力提升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作为今后的一个战略重点，结合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规划并着力培育服务产业，以利于更广泛更大量地吸纳城乡劳动力。

第三，努力消除体制障碍，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同时，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迫切需要各种较高层次的人才。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方针，人才是关键。实际上，农村有富余劳动力，许多人才在城市也属于富余劳动力，城乡富余劳动力应该双向流动。据专家研究，在国际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３０００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总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一般占５．６％左右；而在我国，一方面农村中人才紧缺，另一方面有的城市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已达１２％，许多行政事业单位都存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的问题。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人才难以流向农村，既有城乡差别的阻隔，也有体制性的障碍。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劳务市场，发展中介服务，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现阶段尤其应当积极研究和探索推动城市人才支持农村的办法，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提供人才政策和制度支撑。

第四，在注重培训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留在农村的农民的专业技术培训。只有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有的地方培训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目的是为城市输送劳动力，而常常忽视农业劳动力的培训，以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越快，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素质下降也就越快，很难适应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实行标准化农业生产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而培训农村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为发展现代农业而培训农村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得到同样的重视。

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到，许多地方的农民在从事订单农业的生产中，在加入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后，在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产生了学习和掌握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强烈要求，参与市场竞争意识和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观念不断增强。各地应结合本地的实际，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专业协会的发展，充分发挥它们组织、培训农村劳动力的作用，切实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大力开展科技支农活动，推广和普及农业科技知识，造就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队伍。

第五，加大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力度，进一步控制农村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与许多农村地区人口出生率较高密切相关。江苏省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非常显著，许多地方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素质也在提高。一些农村地区人口出生率和人口素质的负相关状况表明，我们仍然需要加大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来稳定低生育率。建议国家尽快全面实施农村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老年退休奖励扶助政策，并逐步提高奖扶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民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第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转移到城市的农民融入城市社会。只有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果；只有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把生存和就业保障功能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实现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只有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工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才能使农民在身份上也在心理上与城市居民融合起来，构建城乡和谐的社会。发达省份应当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先行一步。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社会保障的跨地区统筹，为逐步实现更大范围的统筹开辟道路。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第四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增收，关键是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为此，市政协组织部分农林界委员，于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５日至９月２５日，深入泽州、高平、阳城、陵川、沁水１６个乡镇、４８个村、１６０户农户，围绕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增收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农村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和生活现状

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全市农业和报告总结农村经济持续向前发展，总的形势很好。但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发展不平衡、政策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市农村仍有部分地区经济欠发达、部分群众收入水平较低。２００２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２７０７元，据统计不达２０００元的乡镇有１３个、村４８３个、人口２２．５１万，其中还有不达温饱线的农民８．５万。据我们入户问卷调查：我市农村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普遍维持在８００—１５００元这个水平。在这部分地区，农民耕作粗放，生活困难，住房简陋，家具破旧，很少看到有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摆设，除吃饭尚能自立外，其它和改革前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到山区目睹一些困难家庭窘况，令我们心酸，让百姓心寒。

（一）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低且长期徘徊不前

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所以低且长期徘徊不前：一是纯农业收入比重过大，仍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我市农村欠发达地区基本上是地下无矿产资源，地上无企业。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的农业种植、养殖和劳务输出，辅之运输、农产品销售等小型家庭经营。农民收入构成分为三大块，种植业占４０．２％，养殖业占１６．５％，第三产业或劳务输出占４３．３％。有的地方种植业收入比重更大，远远高于全市８％的平均水平。如阳城县河北镇杨柏村２００２年人均收入为１５１５元，其中种植业收入就占６７．７％。有的农户则纯粹依靠种植业，一遇自然灾害，收入就大幅下降。截止２００２年底我市仍有２０００２口人生活在人均收入３００—５００元水平线上，１１６９７口人生活在人均收入３００元以下水平。二是农民现金收入低，无力扩大再生产。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粮食生产基本上是维持全家人生活用，有的家庭除了卖粮外，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收入。即便是出去务工或做小本生意挣点钱，除了平时的开支外，到年底也所剩无几。如高平市寺庄镇西曲村王富贵，种有６亩地，农闲时在外卖菜。２００２年粮食产量为４８００斤，以实物折价收入为２４００元，除去投入和上交各项税费外，实际纯收入以实物折价为１４００元，仅够全家４口人生活用。一年卖菜挣２０００元，除去女儿上学、全家看病、礼尚往来、油盐酱醋生活开支后，到年底还要借钱过年，大人甚至过年连一件新衣服都不敢添。像王富贵这样的家庭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是传统的煤铁产业萎缩，部分乡村出现返贫现象。随着我市煤炭、铁矿资源的日渐枯竭，依靠挖煤、挖矿及其相关的运输、服务等致富的乡村一时还找不到新的替代产业，农民收入急剧下滑。陵川县夺火乡佛水村，过去是全县有名的户均收入超万元的小康村，矿产资源枯竭后，今年农民人均收入预计在１５００元左右。类似现象在泽州、高平农村相当普遍。

（二）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

１、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２００２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６１０９元，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８００—１５００元，城乡差别为４．１１至７．６１。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４０％，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生产投入占较大比重，城乡差距则达到１０１，有的家庭甚至达到２０１。

２、与富裕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县与县之间农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２０００年，城区农民人均收入为３４１１元，陵川为２０７５元，相差１３３６元；２００１年相差１５１０元，２００２年相差１５３０元。同一个县中，乡镇与乡镇之间农民人均收入也有较大差别，泽州县的巴公镇和南部的山河镇，沁水县的加丰镇和十里乡等相差在一倍甚至几倍。

３、同一乡镇、同一村农民收入不平衡趋势加剧。这种不平衡表现为“五多五少”，即有资源地方的农民收入多，反之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的村农民收入高，反之少；头脑灵活，应变市场能力比较强的能人收入高，而思想守旧，跳不出小农经济，习惯于按传统生产的人，收入低；文化素质较高，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收入高，无技术的农民收入低；家庭劳力结构多元化的收入高，而纯从事农业，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家庭收入低。如陵川县西河底镇焦会村由于铁矿多，农民人均收入达２０１９元，而西河底镇现岭村无矿产资源，农民人均收入只有１４２０元；六泉乡沙场村种植药材面积大，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１８９８元，而六泉乡廖池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小，农民人均收入为１３９２元；阳城县凤城镇尹庄村从事汽车运输的专业户人均收入达８０００元，而纯从事农业的农民人均收入只有７５０元。

（三）欠发达地区农村普遍呈现农民看病难、子女上学难、弱势群体保障难

１、家庭收入拮据，农民看不起病。欠发达地区农村在传染病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一些诸如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正在上升。由于家庭收入仅够维持生计，农民得了病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结果是小病拖大，大病不医。对于癌症、重症传染病等，农民则干脆不治。一些家庭的主人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只能硬挺，儿女们及家人围在床前眼巴巴地看着而一筹莫展，此情此景实在让人伤心。对于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农民得了病面对医院昂贵的收费，也是望而止步。泽州县山河镇后街村农民张买玉身患脑血栓，住院半个月花了３千多，病不好就回了家，他说：“医院费用太贵，一天花２００多，种一亩地一年也挣不够一天的治病钱。”阳城县凤城镇尹庄村农民张全友在一次务工时不慎从房顶掉下摔成重伤，在阳城县人民医院治疗花费了１万多元后，实在借不上钱了，只好悄悄地出了医院，回家慢慢地熬。在泽州县山河镇西土河村调查时当我们问：“家里老人得了病怎么办？”，群众说：“家里老人治病如果需要３０００元以下，儿女们分摊；如果需要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弟兄们因为摊钱就大动干戈；如果是需要５０００元以上，架都不用吵了，等着死算了”。

２、欠发达地区农村孩子上学难，上不起学。我市欠发达地区农村大部分处于边远山区，撤点并校后人口较少的一些村或自然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要到几里甚至是十几里以外村念书。在阳城县河北镇调查时，小学四年级学生就要到几十里或近百里以外的学校寄宿上学。有的孩子小学毕业就呆在家不念书了，当我们问到：“十几岁的孩子在家能干什么？”家长说：“现在学校收费项目太多，念初中每年就需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元，咱穷人哪能念起？！”念初中尚且如此，那么面对念高中每年需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的费用，大部分家长有点吃不消。据对高平、阳城、陵川、沁水的调查，２００２年四县（市）初中毕业生２１０６３名，就有４３０８名学生因贫困放弃了考试，占２１％。通过中考，升入高一级学校的为１０２７３名，占全部毕业生的４９％，也就是说有５１％的学生辍学流入社会，沦为新世纪的文盲，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这一比例高达８０％以上。对于每年需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元的大学费用，欠发达地区农村孩子的家长简直是望尘莫及。要么不让念，要么干脆不让考。即便一些家长咬紧牙关，为圆孩子的大学梦，最终被拖得负债累累。阳城县凤城镇尹庄村农民齐海龙之女，考入了大同机电学院，东挪西借凑了４８００元，其母焦急地说：“今年入学的钱是凑够了，到明年怎么办呢？”高平市寺庄镇西曲村王生荣，他种有４亩地，养了２０头猪，全家每年收入在６０００元以上，就这为供女儿上大学，已举债１万元。

３、欠发达地区农村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难。我市农村居民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有４．９万人，随着排查的深入，农村低保人口将得到８．５万人，占农村人口的５％。２００２年，据市民政局统计，全市共发放低保资金６４９万元，有１８９７０人享受到了低保政策，人均年补差３４２元，月均２８．５元。由于部分县级配套资金落实的不够好，实际上部分低保对象达不到月均２８．５元，有的甚至只能达到一半，有的不能按时足额领取保障金。如陵川县统计上应发放１７６万元，实际上只发放低保资金８０万元。由于低保资金是分级负担，有的乡镇不愿多报低保人数，人为地把部分符合低保条件的贫困人口排斥在保障范围之外，甚至越是经济困难的乡村低保对象越少，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沁水县龙港镇固镇村８１岁的闫秀英，无儿无女，每天靠和别人要菜、要粮生活，一年只能享受到村里给的２０—３０元救济。陵川县六泉乡沙场村农民赵小山，儿子在打工时受伤致残，老两口养活着２个孙子，去年仅享受到１００元钱、一袋面的救助。但在调查中当谈到去年的救济时，赵小山老人仍激动得热泪盈眶，连称：“还是共产党好，共产党没有忘了咱穷人”。

（四）欠发达地区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１、（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贫穷，文化生活落后，剩余劳动力没事干，经济贫困导致了精神贫困。一些年轻人，游手好闲，没事找事，打架、斗殴、赌博、邻里纠纷经常不断。有的人一遇点挫折，就破罐子破摔，对生活失去信心，情绪偏激，对村里工作横加阻拦，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有的乡镇地域广阔，偌大个地方连个派出所都没有，这里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比如近几年偷盗树木的行为愈演愈烈，非常猖狂，等政府派人赶到事发地点，已是几小时后，盗木贼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２、农村群众办事不便。欠发达乡镇地理条件差，住户相对分散，再加上农事季节的影响，群众找政府办事和解决问题很不方便。如阳城县董封乡的农村到乡政府的平均距离为２０至３０公里，最远的达４０多公里。群众要到乡里办事，天不亮就得上路，到了乡政府，要找的人在还好说，若不在，也不敢多等，就得赶紧返回。农民办户口往乡里跑个２趟、３趟是经常的事。有一村民为了办结婚证，往乡政府跑了５次，结果结婚的日期都过了，结婚证还没办理。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办事不领结婚证的现象已非常普遍。

３、人口结构比例失调。一些偏远山村，中青年人有关系和门路的人都迁移走了或常年在外打工，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形成了“老人村”，有的自然庄只留下１—２户，形成了“无人村”。在这里几乎什么工作都无法开展。陵川县六泉乡赵家岭在农网改造时，村里连抬电线杆的人都找不到。偏远山村男人结婚成家更是个问题，光棍汉随处可见，姑娘们嫁到了经济条件好的地方，有的小伙子干脆“倒插门”也不愿再回乡。阳城县董封乡柴圪塔村是本地的一个大村，全村６００口人，现在找不到对象的光棍汉就有６０来个，谁家娶个媳妇已经成为稀罕的事。

４、管理与服务跟不上。欠发达乡镇由于经济落后，路途遥远，电信不通，乡镇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显得鞭长莫及。日常通知个会议也要派人分头步行或骑车到各村，提前两三天通知才行。乡干部最怕就是下村去工作，谁都不愿意到边远的村庄去。即使去下乡，也只能车来车去，能去的地方走马观花跑一趟，去不了的村和庄，可能几年也去不了一次。由于集体经济无收入，村干部几年的工资都兑不了现，大家心灰意冷、没精打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一工作就是收钱，群众对立情绪很大，少数村委会工作几乎陷入了瘫痪状态。

二、制约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原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欠发达地区农村整体达小康，农民稳步增收的难度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三农”问题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摆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把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发展摆到重要位置上。我市于１９９７年提前３年已整体达小康，我们平常更多地看到的是山耳东、东四义、皇城这样的先进典型，而忽视了仍有一批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上，在感情上与欠发达地区农民产生了距离。在基层调查时，一些干部群众说：“我市２１６万人口中有８０％以上是农民，现在是重视了百分之二十，而忽视了百分之八十，重视了富裕地区，而忽视了我们欠发达地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反映了一些地方的倾向。二是在工作决策上，存在一边重、一边轻的问题。有些县、乡对煤、铁等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在决策和指导思想上比较重视，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很少去思考它、研究它。三是工作力度不大。对“三农”问题市里有规划，县里有计划，但有些仍停留在口头农业、文件农业上。到一些地方调查，可以普遍感到，现在无论是在叫喊“三农”的调子上，还是在抓“三农”的力度上，都比过去疲软了，说的和做的有很大差距。

（二）农民自身素质低，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较弱

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匮乏，信息不灵，农民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首先是观念落后，市场意识不强。欠发达地区农民观念上不解放，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思想特别严重。表现为一是小农意识浓厚，农民有一种想法就是种地够吃就行。在种植品种上，粮食、蔬菜、油料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只要是家庭消费的都是需要种植的；二是思想保守，在引进新品种和推广先进技术上不敢试不敢创；三是怕冒风险，缺乏闯市场的勇气，坐在家里谋求生活安稳，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在调查中当我们问到：“给你小额贷款搞规模养殖”时，有的农民还摇头说：“怕赔了钱，给子女们留下债务”。其次是农民的文化技能水平低，对科技实用型技术知之甚少。大部分人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即便有高中毕业的，也是“文革”中普及高中、勤工俭学时的毕业生。现在知识更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部分人无异等同于文盲。第三是农民身体、心理素质差。一些农民听天由命、守穷思想特别严重。有的年轻人心里懒惰，怕吃苦，宁愿在家坐着守穷，也不愿出去打工。

（三）生存条件相对恶劣，抵御自然风险能力比较差

欠发达地区农村大多处于边远山区，山大沟深，资源匮乏，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基础设施相对较差。一是交通不便。山路崎岖，绵延十几里汽车根本无法行驶，只能勉强通农用三轮车；二是水利设施建设滞后。在一些山区根本没有水利设施，即便有也普遍老化失修，部分地区还存在水源不足、调蓄能力差等问题，老百姓吃的仍是下雨的积水；三是用电困难。一些山区至今仍不通电；四是通信落后。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几乎与世隔绝。去年，阳城县董封乡一个名叫马继春的副书记到李圪塔村开会，下午５点突然发病，由于无通讯工具，打电话还要跑２５里到横河镇的索泉岭村，等打通电话，不等拉病人进城，马继春同志就牺牲在半路上；五是耕地属丘陵地和山地，土地瘠薄，地块狭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民投入大产出小的问题十分明显。受十年九旱和风雹冻霜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生产很难旱涝保收。比如，今年上半年风调雨顺，夏收增产１５％，下半年则由于雨水过多，秋收受到不同程度的减产。泽州、高平山区农村去年一亩地能产２００—２５０斤大豆，今年只能产１４０斤—１８０斤。

（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

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在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效果不明显。一是传统的种植结构，仍没有跳出吃饭农业的圈子。从种植结构看，粮食占５８％，经济类作物占２２％，油料和其它占２０％，粮食仍然是农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生产经营过于分散，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户为单位，在经营行为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即便是调产也是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三是农业科技含量不高，服务、示范、引导滞后。农民不论是种地还是搞养殖只注重量的增加，不注重质的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在基层网破线断，一些优新品种引进不够，适销对路的农产品仍处于总量不足、发展不够的状态。在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些优质水果每斤１—２元供不应求，而高平杜寨、赵庄、釜山一带的黄梨每斤０．１—０．１５元都没人要。晋城油脂化工厂在沁水年需优质大豆３万吨，没有人去考虑大豆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企业只好舍近求远从外地收购。四是没有龙头企业，即使有带动能力也不强。我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为数不少，但真正能形成规模、占领市场、带动基地的不多，大多数产值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超亿元的没有一家。高平厦普赛尔饮料公司是我市最大的黄梨加工企业，但其转化黄梨数量不足高平梨产量的三分之一。陵川同仁堂党参有限公司是我市最大的药材龙头企业，其销售药材还不足陵川药材的四分之一。

（五）小城镇建设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

我市１９８７年就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并形成了独特的城镇发展格局，曾为我市整体脱贫达小康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时至今日，小城镇建设已明显感到滞后。一是人口规模小，容纳劳动力能力有限，对欠发达地区辐射带动功能不够。我市最大的中心城市，城区总人口为２６．４５万人，非农人口１８．０３万人，一般城镇规模在２—５万左右，３５个建制镇中有１／３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不足千人，城镇综合服务功能不足，第三产业发展空间狭小，有限的就业机会对欠发达乡镇剩余劳动力缺乏吸引力。二是城镇工业化水平偏低，乡镇企业发展相对疲软，农民就业无门路。我市小城镇工业布局分散，且产业结构单一。随着“五小”企业的关闭取缔，加之乡镇企业机制弱化，发展缓慢，与之相关的农村运输、采掘、餐饮、商贸等产业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更加狭窄。２００２年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不仅没有增加，大量农民反而重新退回到有限的土地上。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处于盲目、无序状态。一些煤铁、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外来打工人员达十几万，而本地农民很少。即便有些年轻人自找门路能够在一些建筑工地上干点活，一年收入也就是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钱，部分民工还因发不了工资无奈返乡。据不完全统计，欠发达地区农村八成以上的富余劳动力没活干，在一些地方，其一年的生产生活状况是：三个月种地，三个月休闲，三个月赌钱，三个月过年。

（六）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投入少，农民待遇不公平

农业收入是欠发达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相对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言是弱势产业，理应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但实际上相反。一是财政上对农业的投入总量偏少。这些年来，财政用于农业资金的投入虽然每年都以一定幅度增长，但是除去事业经费增长较快外，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生产性资金，增幅并不大。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我市一般预算平均增幅为１９．６％，而农业支出的平均增幅为１７．１％，其中事业费增幅３２％，生产性支出增幅只有８．５％。二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得到的投入相当可怜。２００２年，市级财政安排生产性支农资金１４４０万元，其中产业化资金５０７万元，共安排各类项目３５个，大部分被富裕地区的农村拿走。用于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扶贫资金４００万元，其中人畜引水解困工程就拿走３４７万元，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扶贫资金只有５３万元。三是农民待遇不公平。２００２年，全市农民上交农业税约２８３０万元，村提留、乡统筹费用为３２１５５万元，与生产性支农资金１４４０万元形成巨大反差。事实上农民在教育、住房、医疗、卫生、就业、道路建设等方面还要作出巨大牺牲，农民根本享受不到公平的公民待遇。比如义务教育在城市由政府承担，在农村则由农民负担；住房在城市可以享受标准价、成本价等福利待遇，在农村则完全由农民双手来建；医疗在城市职工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在农村却是农民看不起病；甚至水、电、气、暖在城市可以享受补助，在农村农民却是用不起水、烧不起煤，煤乡农民没煤烧。四是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由于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存贷不成比例，实际上农民申请生产性小额贷款非常艰难，有限的资金也是扶富不扶贫，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的农民只能是望洋兴叹。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奔小康，没有资金一切都无从谈起。

（七）“三乱”行为并未得到遏制，欠发达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重

中央明确规定：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５％，实际上，在执行这一指标过程中弹性很大。一是富裕地区负担轻，欠发达地区负担重。富裕地区集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强，涉及到三提五统等都由集体垫资，而欠发达地区集体力量比较薄弱，只能由农民个人负担。如阳城县东城办人均负担１６元，润城３５元，北留４１元，凤城４３元；而欠发达乡镇次营１３２元，驾岭１３０元，董封１１６元，演礼１１６元，寺头１１３元，芹池１０１元。二是农民人均收入有“水份”，增加了农民的空额负担。泽州县南岭乡闫庄村支书常积堆说：“乡里让报人均收入２４７０元，村里没企业，田也不多，出去打工的又少，村里农民人均收入顶多１５００元，仅此一项空额负担近５０元”。三是重复征税。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发展起的果树等经济林，土地使用税要交，农林特产税也要交。沁水县龙港镇湾则村有２片果园早已退化得不结果了，村里每年还要交２０００元特产税。四是名目繁多的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修路费、建桥费、学校维修费，还有许多部门、单位自行出台的收费项目，都想从农民身上“榨出点油”来。五是隐性负担凸现。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调查时反响强烈的是，近几年的隐性负担显现，农民承受不了。过去由农民出义务修的路现在变成了等级路，一出门就要交钱交费；有的村为解决“村村通”工程资金缺口，采取村干部和部分村民个人小额贷款的办法来解决燃眉之急，造成新的隐形负债；过去烧一吨煤不到１０元，现在一吨煤１００元买不到；过去孩子在本村念书，现在１０多岁孩子到外地念书需有专人照顾等等都间接地加重了农民负担。

三、增加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对策与建议

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是建设宽裕型小康市的需要，也是坚持农村稳定、事关全市大局的一项政治任务。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投入力度，实现全市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把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工作摆在第一位来抓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统一思想认识是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市农业相对而言还处于劣势地位，在全市整体达小康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地区经济欠发达、部分群众生活相对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为此，希望各级领导带着感情，深入到欠发达地区农村，到农户中去走一走，看一看，静下心来和农民坐一坐，查一查到底制约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在哪里。找准问题，吃透原因，制定方案，真抓实干，把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工作摆在首要位置来抓。要建立责任追究制，继续实施对口帮扶工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解决欠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要因地制宜，帮群众找准脱贫致富的路子，力争用３—５年的时间，彻底扭转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要动员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真正把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变成广大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变成各行各业的一致行动。

（二）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目标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关键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我市应趁煤铁形势大好、财力充足之机，要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真正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在政策和资金上向农村倾斜。一是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结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项目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大力实施“村村通”、饮水解困、退耕还林、以改土兴水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不断优化欠发达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这是改变其贫困面貌的根本性措施。三是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三）加快欠发达地区农村结构调整步伐，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欠发达地区要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必须走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子。

１、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基地建设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我市欠发达地区农业结构，仍然是传统的多而杂、小而全，既没有特色优势，又没有规模效益，市场竞争力差，商品率低，农民很难从中得到丰厚的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围绕特色进行结构调整。我市的小杂粮、中药材、蚕桑大麻、蔬菜果品、畜牧养殖等，都是欠发达地区的种植优势，要分区域进行规划，按基地进行建设。同时要大力实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通过示范效应，真正在我市欠发达地区农村形成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农产品品质优、市场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业基地。最终吸收和带动千家万户走向市场，把农民引向富裕之路。

２、大力发展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的增值效益。在推进欠发达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农产品要搞加工增值，必须注重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没有龙头企业就谈不上农业产业化。有些同志提出，市里建龙头、县区搞基地或者富裕地区建龙头，贫困地区抓基地等，这种思路很值得借鉴。在抓好现有龙头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的同时，要面对市场做强做大一批有带动效益的龙头企业，真正把我市的小杂粮、桑麻、中药材、果蔬、畜产品等项目的生产带动起来。

３、要努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一是大力发展和兴建一批专业批发市场，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市场——龙头——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二是鼓励发展农产品专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以及农民经纪人队伍，将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创市场，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产品打出去。三是努力通过市场营销树立一批具有晋城特色的知名品牌的农产品，通过品牌效应拉动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四）加快小城镇建设，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有组织地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走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路子，做好增加非农收入和减少农业人口这两篇大文章。一是要继续搞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通过转换机制，调整结构，使乡镇企业从“五小”的死胡同走出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我市乡镇企业必须有一条重要的发展思路，就是要围绕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一方面为农民开辟更广泛的就业门路，另一方面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效益。在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农业领域，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这也是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渠道。二是要结合小城镇建设，加快移民并庄步伐，引导农民向小城镇转移，特别是对那些生存条件差、人口稀少的偏远村庄，可通过移民开发解决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三是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务输出。首先，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大对劳务开发的领导力度，要从组织领导上、政策保障上、运行机制上和工作监督上保证劳务开发工作的顺利开展，力争使我市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本地务工人员达到一半以上；其次，要建立健全劳务市场体系，多渠道、多形式搜集用工信息，克服盲目输出、无序输出；第三，要从强化培训入手，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竞争力；第四，要强化输出管理服务，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五）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工作，消除群众看病、子女上学、弱势群体生活之忧

１、尽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建立并有效运转，关键在于有无充盈的基金。市县两级政府要对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的补助尽快足额列入财政预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要根据情况对农民医保进行适当补贴，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贫困家庭和“五保户”，政府应设立贫困医疗救助资金予以补助。要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捐助赞助工作，力争使这一制度一经建立便长效健康运转。

２、建立健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制度，保障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直接关系欠发达地区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的投入。一是明确各级政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落实“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改变由农民负担办学为地方政府办学；二是取缔农村中小学不合理收费项目，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全面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即对学杂费、书本费由中央有关部门规定一个最高收费限额，除此之外，不再向学生收取任何其它费用；三是建立和健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助学制度，逐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努力做到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四是设立政府专项教育救助资金，对那些确因家庭困难而上不起高中、大学的学生进行补助；五是广泛动员和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捐资助学。

３、全面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真正使农村弱势群体衣食无忧。针对我市去年农村低保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建议：一是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了解这一新型的社会救助制度；二是要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排查力度，力争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做到应保尽保；三是要保证市级财政低保资金的投入，尤其是县级配套资金的落实，确保低保对象足额领取保障金；四是加强监督，严格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这一“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公平、公正。

（六）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素质，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基础性工程

提高农民素质的目的就是要使农民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效地组织生产增加投入。一是转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思想观念，破除僵化保守、小农经济、小富即安、怕冒风险等思想，树立市场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的意识。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农民是永远富不起来的。二是要通过各种形式，采取各种措施，对农民进行现代文化、现代科技的再教育工程，特别是进行文化知识、科技知识、营销知识以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水平，这是一项战略性工程。三是要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养殖大户、种植大户和经营大户。通过这些大户，来影响和带动千家万户，这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先导力量。

（七）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欠发达地区农民负担

农村税费改革今年在全市已全面推开，要保证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落到实处。一是要执行全省统一的农业税和附加政策，彻底取消乡统筹、屠宰税、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实行“一事一议”制度，“一事一议”筹资额每人每年最高不得超过１５元。村内公益事业发展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决不能把“一事一议”筹资投劳变成农民负担的固定项目。二是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村和户计税产量的确定，要采取民主评议，张榜公布，让大多数群众认可的办法。计税产量确定后，要保持长期稳定不变。对承包土地较多、改革后负担有所增加的农户，要通过减免、调整常年产量等办法，把负担减下来，确保“村村减负、户户受益”。三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中小学生就学、计划生育指标审批、农村结婚登记、农民建房、农民外出务工等方面乱收费的专项治理，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四是通过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途径，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逐步地、有条件地把农村干部的补贴性工资列入地方财政开支，以调动农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积极性。

（八）加强基层班子建设，切实改进领导作风，为农民增收提供组织保证

村级干部是农村工作的生力军，要改变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必须认真解决当前基层班子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精神状态不佳的问题。部分欠发达地区村干部过分强调地方偏僻等客观原因，工作积极性不高，精神状态疲软。靠这种干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是没希望的；二是工作作风不实的问题。有的村干部工作浮夸，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对矛盾和问题很少考虑和研究。靠这种干部，农民增收只能挂在空处；三是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有的村干部年龄老化、素质偏低，起不到示范带动作用；四是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个别村“主干”私心太重，不能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五是基层班子瘫痪的问题。个别村干部只顾个人发展，组织徒有虚名，不能带领群众走致富的道路。为此，要加强基层班子建设，规范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正确处理好党支部和村委会二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农民致富提供组织保证；要拓宽选人用人渠道，注重把那些政治素质好、年纪轻、有文化、懂经营、善管理的返乡知识青年、退伍军人、致富带头人等纳入视野，重点进行培养，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的活力；要强化教育培训，用科技知识、市场知识、法律知识等武装村干部的头脑，提高其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和本领；要推动民主管理进程，严格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实施“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我国２０００年实现人民生活基本消灭贫困，并达到小康水平，西部是重点，农村是关键。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使这一宏伟目标的按时实现任务艰巨。从多种视角深入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对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９．３倍，宁夏增长７．９倍，农户生产和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显著改善，但农民收入增长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增长速度缓慢是当前农村经济的突出问题，将影响农民实现小康生活目标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１５．９元迅速增加到２９８．７１元，增长１．６倍，年均递增１７．１％，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１５．７％。其超常规高速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等政策激励。这一时期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１９８４年农业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６９％，农副产品趋于丰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４８１３２．９万元增加到１０９８６２．２万元，年均递增１４．７％；粮食总产量从１１．７亿公斤增加到１５．４亿公斤，增长３１．６％，年均递增４．７％。实现了农民收入与农产品供给的双增长。

第二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３２５．９０元增加到４８０．２０元，增长４７．３％，年均递增１３．８％，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收入年均递增６．２％，比第一阶段的增速减慢。突出特点是收入和粮食间波动很大，且表现出相关性。１９８６年粮食增１０．３％，收入增１３．２％；１９８７年粮食减９．８％，收入减１．９％；１９８８年粮食增１８．２％，收入增１２．２％，这一时期，由于过高地估计了粮食生产形势，农村经济政策环境对农业发展出现不利影响。取消了粮油加价，收购压级压价，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粮食面积减少过多过猛，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锐减，水利设施老化，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非农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就业和收入并不稳定。

第三阶段，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５３８．３０元增加到１０３７元，增长９２．６％，年均递增１１．５％，慢于前两阶段。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收入持续衰减。１９８９年减０．１２％，１９９０年增２％，１９９１年减０．７３％，１９９２年减１．７５％，１９９３年减０．０７％，１９９４年增６．２％，１９９５年减０．４％。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比较关注农业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宁夏粮食总产量从１９８９年的１７．７亿公斤增加到１９９５年的２０．２９亿公斤，而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大，农产品成本不断上升，经济效益降低，出现了增产不增收或少增收的现象。

分计划期来看，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递增速度，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为１９．８７％，“六五”时期为１１．２７％，“七五”时期为５．３６％，“八五”时期为１．１％，也是逐期衰减的。如果要在２０００年实现１２００元的小康目标，今后５年农民实际纯收入必须每年平均增加１１４元，递增１３．８％，这是个很高的速度，在现有的宏观和微观条件下，实现小康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二）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落后状况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将会成为影响全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

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

１．与全国农民收入的差距。宁夏处于西北高原丘陵沟壑区和风沙干旱区，自然条件严酷，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经济环境闭塞，农民收入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间，宁夏与全国农民收入基本同步增长，分别为１．８倍和１．９８倍。差距从１７．６７元增加到７１．７２元，但还不算太大。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间，宁夏农民名义纯收入增长６５．８％，比同期全国增长速度快１４．５个百分点，差距在波动中缩小，１９８９年差距为６３．２１元。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宁夏农民名义纯收入仅增长９３．６％，而全国增长１．６倍，差距迅速扩大到１９９５年５４１元。在全国的位次由１９８４年的第２０位，１９８８年的第２１位，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第２６位。在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８０年代居第二位，９０年代退居第五位。在西北五省区中基本处于中等水平，这说明宁夏农民收入的衰减并不仅仅是受地域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

２．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间，宁夏农民收入以１８．８％的高速度超常规增长，从１１５．９０元增加到２７３．７８元；同期城镇居民收入从３２０．４０元增加到４８６．３６元，年均仅递增８．７％。农民与市民的收入比从１∶２．７６缩小到１∶１．７８。１９８４年后，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企业中工资侵蚀利润现象严重，机关中工资几经调改，市民生活费收入增加较多。１９９５年达到３０２６．４７元，年均递增１６．３％；而１９８４～１９９５年间农民收入出现波动和衰减，年均仅递增１２％，收入比又扩大到１∶２．９２，超过了改革初期的差距。收入绝对额差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４．５０元扩大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９８９元，近乎三个农民的收入才顶上一个市民的收入。这种差距使得农村市场萎缩不振，影响了工业品的销售，也影响了农业投资的增加。

３．农村居民集团内部的收入差距。１９９５年，农民中收入最高的２０％人口的平均纯收入为２１４３．５０元，收入最低的２０％人口的平均纯收入为２４５．２０元，高低差距１８９８．３０元，高低收入比为８．７４∶１，而１９８４年时才３．２６∶１，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是产业因素所致。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１９８１年为０．２６５１，１９８７年为０．３２１３，１９９５年扩大为０．３７３７，已经接近分配不平等线（０．４），这种整体上的差距与区域间的差距变动是同步的。山川收入比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１．６扩大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２．６。１９９５年宁夏川区农民收入平均为１５２９．８１元，山区为５９９．６２元，差距为９３０．１９元，比１９８０年的７５．６０元扩大１１倍，而且农民集团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差距造成的。１９９５年基尼系数宁夏川区为０．２３６４，山区为０．３７０６，均小于全区数，表明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差距越大。由于回族主要聚居在南部山区，宁夏山川农民间的收入又主要是回族和汉族农民间的差距。１９９５年宁夏汉族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２５．９５元，而少数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仅８６２．６６元，差距２６３．２９元。１９９５年全区农户中人均纯收入３００元以下的户占２０％，３００～５００元的户占２６．９％，５００～８００元的户占２８．０４％，８００～１５００元的户占２０．４４％，１５００元以上的户占４．５６％，近几年低收入户比重上升，返贫现象值得重视。长此下去，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二

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问题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社会因素。深入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是寻求对策，最终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

（一）在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实际纯收入并未随农产品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原因何在？

宁夏农民名义纯收入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一直呈波浪式增长，近三年是第三次高增长期，其增幅并不比８０年代初低，然而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纯收入却截然不同。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间，农民实际纯收入年均递增１６．６％，而价格影响因素年均仅为２．１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控制较严而化肥良种等投入激增，土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是其主因。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放权是其特征；农村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期，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并存，流通秩序混乱，买难卖难交替出现。价格影响因素增强，年均为４．９８％，农民实际纯收入剧烈波动，年均递增６．９６％。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农民实际纯收入年均仅递增０．７％。９０年代最初三年农民名义和实际纯收入的双重衰减显然有治理整顿政策的负面影响因素；而近三年价格因素年均递增１７％，农民收入的虚增实减，则是个更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目前我国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接近或部分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被称为“高价农业”。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经到位，工业无偿占有农业剩余价值的时期已经结束，逐步进入工业、农业各行其道的发展阶段了”呢？带有全国普遍性的农民名义与实际纯收入增幅背离的现象，正说明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收益，早已被农村工业品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所侵蚀。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宁夏农民家庭人均农业生产费用由１４７．２１元猛增到３７０．９９元，每元投资纯收益从２．６０元降到１．６０元。据测算，宁夏工农业产品交换比值剪刀差已经从１９８８年的１５．７４％上升为１９９５年的３４．５１％，此间农民的剪刀差贡奉额累计已达２７亿元。农民并未真正在高价农业中得到实惠。另外，国民经济通货膨胀严重的年份农民收入受价格因素影响极多，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农民收入的虚增和贬值。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现在对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刺激作用已经越来越弱。近三年政府的价格政策不过是对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抑制物价的补偿。虽然可以有限地调动农民向国家交售的积极性；但由于牌市差价仍然较大，并不能说农产品价格已经到位。目前宁夏农民交售给国家的粮食约占生产量的９．９％，商品量的２６．４％，粮食商品率为３７．６％。在农业商品率较低的西部地区，农民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政策中得到的实惠十分有限。像宁夏这样的工业品高输入型地区，更是不足以抵偿工业品价格上涨所增加的负担。近年来农资价格（除柴油外）放开、财政补贴取消、汇率并轨等改革政策造成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价格和心理预期的提升，都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农产品供需和价格形势来看，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增长已成强弩之末，我们也必须改变单纯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传统思路。

那么，农民收入的衰减是农业生产出现问题了吗？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收入是分配的结果，而不是生产量，收入的衰减并不一定代表生产的滑坡。１９９５年宁夏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３５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均递增２．４６％，比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间递增速度２．９５％略慢，离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间的超常规增长速度９．７１％相差较大，但仍然是正增长。从８０年代中期起，农产品的供给制约已经转变为需求制约，主要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趋于下降，更改变了农业增产农民必然增收的对应关系。

仔细考察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形势，我们可以肯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也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宁夏农作物播种面积虽然稳步增加，但受农业科技未有重大突破和自然灾害频繁等影响，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难以提高，粮食总产量一直在２００万吨左右徘徊，且玉米、豆类、薯类等粗粮增产并不能弥补水稻、小麦、油料和甜菜等生产波动的损失。畜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羊只年末存栏减少，羊肉产量波动。特别是南部山区连续多年干旱，农牧业生产滑坡。１９９５年农民名义纯收入仅比上年增长１．２％，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减少１１．５％。宁夏川区农民纯收入虽然增长相对较快（１９９５年名义增长２７．９％，实际增长１１．８％），但从１９９３年开始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农产品供给弹性较小，决定了农业不可能随其产品价格的上涨而迅速扩大生产能力。

近些年来，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而不稳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个别籽种等经营部门还坑农害农。宁夏自８０年代至今，水稻和小麦品种长期未能更新换代，致使其抗病丰产性能逐渐减弱，１９９６年种籽仍然质次价高，市场萧条。其传统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只有进行农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只有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才能从根本上抑制住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农业收入能够在生产增长的坚实基础上迅速增加，避免城市利益侵蚀。如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保护农民的利益，实现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一个长期和严峻的任务。可喜的是，“九五”计划期的第一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开始组织推广大量先进和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期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尽快得到根本改变。

（二）在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能够依靠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来缩小东西部农民收入差距吗？

依靠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及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初步实现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使农民收入长期持续高速稳定增长，是东部一些发达地区乡村的成功经验。十几年来我们对各种模式耳熟能详，络绎不绝地去取经。然而在东部农村经济早已进入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的今天，西部乡镇企业却发展艰难。１９９５年，宁夏乡镇企业单位数１１．７４万个，从业人员４０．５万人，总产值５６．８７亿元，首次超过了农林牧渔总产值（５６．５５亿元）。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规模效益等方面的缺陷，其经营状况并不容乐观。乡镇企业中第二产业产值虽然占６７．２％，但从业人员最多的还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第三产业。宁夏乡镇企业虽也不乏成功之例，却是全国乡企资本负债率最高、经济效益最低的省份之一。扣除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占用耕地等外在因素，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影响极小。１９９５年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中得到的劳务收入为２０．２１元，仅占纯收入的１．９％，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５，也远远低于国营单位提供劳务的报酬１０９．４１元。农民家庭经营的第二产业纯收入人均也仅为１８．６１元，以运输业、商饮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纯收入为８６．５０元。１９９５年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５９３．５７元，牧业纯收入８０．８８元，两项合计占纯收入的６５％。分地势来看，川区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为３８３．７５元；山区近年来连续干旱，比较重视劳务输出，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１９２．２７元，二者都以劳务收入为主，川区非农产业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上升。宁夏农村非农产业严重滞后，是形成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一些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总是希望西部能够借鉴东部模式而使经济结构与其同构化，以此来缩小差距。公有制经济和农业的高比例被认为是体制不活、发展落后的标志甚至是原因，这种思路多少影响到了决策层。目前中央对发展中西部乡镇企业十分重视，宁夏也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九五”期间确保农民人均收入突破１２００元的主要途径和力争农业和农村经济有较大发展的三大任务之一。在这种形势下，要头脑冷静，切不可期望过高，急于求成，以致拔苗助长。工业化虽然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但西部的优势是资源优势，加工业的落后正说明其劣势所在。十几年来乡镇企业没有能够成为西部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短期内更不可能后来居上。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益，宁夏应以政府主导型为工业化的主要形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东部的政策倾斜和对西部的投资减少，使强调增量改革的政策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弱化；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使西部建设长期形定的资本存量并未发挥良好的效益。城市经济自身发展都举步维艰，更不可能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给农村经济以有力的支持。但在国家经济建设重心西移之际，宁夏必须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建设一批解决“瓶颈”问题的重点工程。自１９８８年国家取消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每年递增１０％的定额补助后，宁夏累计失去约２０多亿元的补助，而且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间资金还净流出近１亿元。宁夏财政几乎到了连吃饭都保不住的境地，地方投资能力不足困扰着宁夏的发展。我们必须一方面争取国家的支持，一方面自力更生，深化改革，盘活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资源换技术，以产权换项目，积极加速东西部的合作。乡镇企业也应提高科技含量，合理布局。宁夏不宜强调离土不离乡，也不宜遍地开花搞小城镇，应以县市所在地为基础加速城市化进程，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条件。近年来通货膨胀加剧、农业生产资料短缺、农产品流通不畅、农民负担加重，都说明没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就没有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宁夏与邻近省区农民收入的差距并不是非农产业造成的，主要在于农业和牧业。相对而言，新疆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１９９５年其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２５１２．９０元，是宁夏的２．３倍，农民纯收入水平因第一产业而比宁夏高１００元左右。而其家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纯收入人均分别为５．０５元和９４．３２元，获得劳务报酬６４．５０元，并不比宁夏高。但由于农产品有效供给充足，市场物价比较稳定，新疆农民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比１９９４年实际增长１０％。虽然新疆的位次也在后移，但其发展后劲却颇为强劲。农业被认为是宁夏的优势产业，宁夏也在争取成为西北重要的农业基地，在农民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的情况下，继续重视农业生产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九五”期间，国家强调以改造中低产田为突破口，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宁夏计划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中低产田１２０万亩，增加有效灌溉面积１１０万亩，将复种指数从１２０％提高到１３５％，使农业成为宁夏高产优质高效的支柱产业。目前宁夏在积极推广农作物栽培等新技术的同时，着重开始实施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希望通过扬水开发荒地，从根本上解决缺水这一制约南部山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改善生产条件，实现脱贫目标。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山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拖全区后腿的局面。

需要强调的是：宁夏市场狭小，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是其唯一的出路。而农业生产能力较弱，能够外销的农产品数量有限，宁夏顶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农业基地。何况农业比较利益低，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以经济效益为目标，适应市场需求，形成粮食、经济、饲料、蔬菜等农作物多元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尤其是饲料工业，增加附加值，把养殖业作为中长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为此，一要控制人口。人口自然增长过快是制约宁南山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宁夏农民收入被人口因素拉低近２０％，回族作为已经超过１０００万人口的民族，不应再享受国家生育优惠政策，应该尽快修改目前的“一、二、三”生育政策。继续坚持移民吊庄、劳务输出等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南部山区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二要保护资源，重点在于耕地和草原。保护耕地是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前提，要加强宏观管理，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合理流转机制，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发展节水农业。还应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滥挖甘草破坏草原现象，对个体经营的小甘草膏厂也应予以取缔。

总之，农民收入问题不仅仅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突破狭窄的视野，才能够真正弄清楚其症结所在，也才能够有的放矢。不发达地区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在提高农产品价格已经不能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产品供给，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又短时期内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应该加大政府对农业的基础投入和科技投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解决农业生产资料短缺和高价问题，并抑制通货膨胀，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同时，应该正确认识乡镇企业的地位，恰当评价其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协调好农村发展非农产业和农业的关系，积极而稳妥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第五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民体育发展》成果简介

2011年05月15日16:54

南京师范大学田雨普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民体育发展》（批准号为05ATY004），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有李金梅、谭明义、邹玉玲、杨小明、张文静、冉令华、夏成前、刘旻航、李亚、候艳清、杨子江、马进。

一、农民体育是现阶段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公报》所列举的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体育人口”统计排序中，农民是参与比例最低的人群。2005年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表明，20到69岁年龄段的乡村人群体质明显比同年龄层的城镇人群差，农民体质不合格率是市民的1.97倍。

农村体育发展水平和农民体质健康状况严重落后已经成为小康体育建设中相当突出的问题。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小康社会全民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的目标，农民是关键。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农民体育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

2000年实现的“总体小康”，又称“小康水平”，主要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方面，是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而2020年将要实现的“全面小康”，是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后的提高与发展，是包括精神文化等方面完整全面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进程，其目标是“全面小康”。

与“总体小康”时期比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体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主要表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中，“三农”问题受到突出重视，农民体育的发展环境大为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热潮将为农村体育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动力；农民群众生活的小康激发了身心健康的需求，农村体育需求明显增长；后北京奥运时代我国体育发展重心的逐步转移，群众体育和农民体育的发展地位将显著提高。

三、新时期农村体育的发展要注意借鉴新中国农民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我国农民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决定着农民体育的兴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农村体育发展的基本前提；国家的重视和政策支持是农村体育发展的必要保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是农村体育发展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健身娱乐功能与政治功能的关系，是农村体育健康发展的前提；农民的文化素养与健康观念是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因素。

四、不同区域农民体育的典型调查反映了农民体育发展的现实现状

2006年，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江苏省丹阳县、安徽省当涂县和甘肃省榆中县，对1086名农民的体育态度、体育行为、体育消费、生活方式及参与体育组织状况等6个方面的30个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结果表明：

1、农民体育发展总体比较落后。农民的体育观念和体育认知还处于前成熟阶段，虽然59.5%的农民已有余闲时间，但看电视、打牌、聊天仍是前3位的闲暇活动，有59.6%的农民不了解什么是《全民健身计划》；农民体育参与率低，约有59.9%的农民一年中1次体育活动也没有参加，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只占农民总数的9.57%，而2004年全国“体育人口”已经达到37.1%；农村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奇缺，中西部地区2/3的村庄甚至是空白，只有8.6%的农民在体育场地上运动；农村体育的组织率和指导率很低，参与过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农民只占12.1%。

2、农民体育的发展很不平衡。农民体育的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相关，江苏省、安徽省和甘肃省农民体育的发展水平依次呈降幂排列。2005年一年中参加过1次以上体育活动的江苏农民占总数的62.9%，几乎达到城市的水平，而安徽农民参与比例为32.1%，甘肃农民只有24.7%。农村体育发展水平与县、镇、乡、村的行政区划层次正相关，越到基层体育资源越少、体育发展水平越低。

3、农民体育的发展前景可喜。体育观赏兴趣提高，在北京奥运会的影响下，66.3%的农民喜欢观赏体育比赛，篮球、乒乓球和田径是多数农民的喜爱项目；体育运动需求增长，51.5%的农民一年中有百元以上的体育消费，约有1/5的农民参加各种健身运动，如果条件改善，2/3以上的农民表示将要参加体育健身运动。

五、要深刻认识现阶段我国农民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体育发展的辩证关系

现时期，农民的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交融，变迁势态明朗。虽然农民生活方式依然表现出乡土气息浓、生活范围窄、闲暇时间少、感情色彩重、节俭意识强和同质程度高的传统痕迹，但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自给自足的传统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农业外劳务的增多带动了家庭生活方式的转变，交往对象由血缘、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发展态势强劲，生活风尚和追求也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向。因此，农民生活方式在新旧碰撞和变迁中孕育着农村体育的成长。

根深蒂固传统文化在农村体育发展中，也产生着复杂的作用。民间文化习俗丰富着农民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内容，乡土乡亲情谊凝结着农民集体体育行为的广泛参与，崇尚劳动与运动的美德奠定了参与体育运动的基础。但同时传统文化对开展农民体育也产生着一定的束缚作用，如保守性和封闭性与开放进取的现代体育文化经常发生冲突，依附心理和闲散惰性形成了与拼搏进取体育精神的背离，急功近利与经验思维阻碍着体育动力的形成，封建迷信与陈腐习俗影响着健康的体育行为等等。

社会转型条件下农民体育发展具有滞后性、降幂性、民俗性、季节性、娱乐性、分散性和松散性等特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体育的发展既充满机遇，又面临挑战。

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体育的发展目标体系

制定小康社会农民体育发展战略目标体系，要遵循党中央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规划目标，依据《2000－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相关规定。

第一阶段(从现在到2010年)：初步建立中国特色农民体育健身体系；

第二阶段(2011年到2020年)：基本建成和谐发展的农民体育健身服务体系。

该成果按区域、分阶段提出了场地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指导力量和体育人口等12项发展目标体系。

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体育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统筹小康社会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规划，稳步构建和谐的群众体育发展格局。统筹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关键是改变以往不少地方存在的城乡分割、相对封闭或重城轻乡、重镇轻村的发展思路，制定一个具有全局性和长远约束力的城乡群众体育发展规划，并分层次、分步骤加以推行。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要确立以农村体育发展为重点和难点的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方针。农村各类体育事业发展中要确立以农民体育发展为重点的方针，农民体育工作中必须坚持侧重广大村落农民的方针。

3、改革管理体制，让农民体育在文化的孕育下加快发展。要坚持农村文化体育管理机构的合并改革，奠定文化与体育相结合的组织基础。要利用现有文化馆、站的基础，实行体育活动与文化活动统一管理的方针，其中要把村级文化体育活动室的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这样，才能从基层的体制上抓起，实现农民体育与农村文化实现融合与互动。

4、切实加强农村体育文化教育，引导农民逐步树立体育健身观。要充分利用农村文化习俗与体育活动融汇贯通的传统，加强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从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入手，开展形式多样、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转变农民的消极的传统习俗，强化科学健身和积极休闲意识。

5、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快农民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要更新传统的先城后乡、集中投入的体育资源配置观，确立社会体育资源的和谐观、协同观，通过重点投入和总体开发，缓解农民体育资源匮乏的现状。

6、注重发挥学校体育资源优势，构建农村学校、社区和家庭一体化发展模式。农村学校是农村各种体育资源的聚集地，农村家庭成员的生产性质相似，劳动地点和生活节奏同一，同步效应明显。要调动农村学校支持社区体育的积极性，注重农村家庭体育活动的组织，促进农村学校、社区和家庭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广泛建立。

7、以乡镇体育发展为龙头，带动农村体育的整体进步。不仅要发挥乡镇体育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示范作用，而且要使其成为周边村落体育的组织中心、活动中心和培训中心，发挥放射功能和延伸效益，率领村落体育共同发展。

8、发挥农民工的桥梁效应,促进农民体育文化的发展。农民工具有农民与工人的两重性，是我国农村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庞大流动群体。要充分发挥农民工在农村体育活动中宣传、扩散和示范作用，要特别注重发挥回流农民工的体育骨干和农村体育市场的开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