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转型的关键在深化改革

第一篇：城镇化转型的关键在深化改革

：城镇化转型的关键在深化改革

2013年05月14日15:18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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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山东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杜昌祚同志的陪同下，先后到山东东营、潍坊、滨州、济南、泰安、枣庄等地，深入社区街道、城中村改造现场、企业车间、居民家中，重点就推进新型城镇化及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进行考察调研。辜胜阻实地考察了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城中村改造典型御景家园和山东盛泰车轮有限公司、潍坊市奎文区大虞街道孙家社区、滨州市邹平县北关新村、泰安新泰市青云街道福田社区，详细了解城中村改造、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返乡农民工创业等情况，与城市新市民、社区干部、企业家、专家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讨论。在济南召开的座谈会上，山东省政府相关部门就新型城镇化推进工作情况向考察组作了汇报。辜胜阻认为，山东省农民工90%以上的是在本省流动，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就地转移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是一项长期的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推动城镇化转型需要深化一系列相关配套改革和科学规划，而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人如何市民化”、“钱如何筹集”、“地如何集约使用”和“空间怎样科学布局”四大问题。

辜胜阻表示，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问题。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首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向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让转移人口有稳定的就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安居乐业，解决“人如何市民化”问题。当前尤其要加强对农民工及农业转移人口“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第一，完善教育经费保障体制，加大财政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投入，全面实行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逐步降低随迁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进入门槛。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要着力破解异地高考困局，进行科学的异地高考制度的顶层设计，从全国通盘考虑研究和出台异地高考制度安排，使长期在输入地就读的随迁子女能够就地参加高考。山东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允许非户籍考生在流入地参加高考，2014年起，有完整山东省高中学校学籍与学习经历的合格毕业生可在山东省就地参加高考，与本地生享有同等录取待遇。第二，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将农民工及随迁家属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合理配置医疗服务资源，重视社区卫生组织保障农民工医疗服务的重要作用。第三，深化保障房制度改革，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降低农民转化为市民的住房门槛，并从增大资金支持力度和增加住房供给两个方面，确保农民在城镇“住有所居”。要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保障房为重点，扩大保障房房源，多渠道增加农民工住房供给，保障农民工能够“有得住”。据山东省公安厅调查显示，山东省农民工居住在租赁房屋和单位集体宿舍的分别占62.17%、35.75%，在城市拥有自有住房的仅占2.28%，住房问题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较差使得山东省某些地区城中村比较严重，与繁华的城市中心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简陋棚户区、工矿区，居住着大量低收入人群，成为城市内二元结构的集中反映，例如煤炭资源枯竭城市枣庄有山东最大的棚户区，棚改占省一半。棚户区是历史遗留问题，做好棚户区改造工程是一件重大的民生工

程、就业工程。枣庄棚改使 30万棚户区居民陆续住上新房，新增商业面积190万平方米，创造就业岗位10万个，该市城镇化率达到51%，比5年前提高6个百分点，实现了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山东潍坊市奎文区孙家村通过城中村改造实现四变：一是村民变城市居民；二是城中村变城市社区；三是农民职业由农业变非农产业；四是平房变楼房。要实现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对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交易给予资金补贴、税收减免、土地供应、银行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减少保障性住房成本过高对农民工带来的影响，保障农民工能够“住得起”。第四，针对农民工不同类型和具体情况，构建和完善与农民工构成和特点相匹配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要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建立有效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为加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步伐，山东省省政府将其列入今年民生实事，计划上半年出台相关政策，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后参保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将实现同步发放、同步增长。同时山东省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推动流动就业农民工办理跨省及省内跨市基本养老保险、省内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现“无障碍”。

——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融入过程，应通过职业培训和文化牵引提高农民工素质，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为此，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扶持体系，营造良好创业环境，推动农民工就地城镇化。要构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农民工职业培训平台建设，重视农民工职业引导，增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提高就业质量。要进一步探讨激励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长效机制，切实贯彻执行农民工培训经费补贴政策，促进农民工职业教育平台建设，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参与就业培训，提升职业素质。要积极整合现有教育资源，建立农民工培训体系，健全运行机制。支持职业教育通过开设远程教育、订单培训、农民工夜校等形式，向农民工提供便捷、有用、价廉的职业技能教育。政府购买培训服务，招标培训机构提供对接当地劳动市场需要的职业培训，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建立若干社区培训学习中心，向农民工免费提供信息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构建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社会融入模式。山东通过完善农民工培训体系与发展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不仅让农民工“洗脚上楼”，还让其“洗脑进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山东通过实施“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五年规划”和“技能扶贫计划”，2012年全省培训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32.5万人，组织5.8万名农村劳动力参加创业能力培训，定向资助1万名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就读技工学校。同时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农村孩子掌握向城市转移的本领，坚持将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断增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山东省统计，全省中职学校94%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每年近百万的农村孩子经过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无论是进入城镇还是回到农村，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要构建进城人口的创业扶持体系，做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回归创业工作，让更多的通过回归创业的人实现创业梦，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要完善农民工创业的政策扶持体系，通过减税、减费，降低创业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和园区，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则，分步重点推进解决“沉淀型”农民工流动人口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使居住证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依据。户籍本身只是记录和提供城乡居民信息的载体。但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堵无形的墙，阻碍人们自由迁徙。现在户籍不仅将人贴上身份的标签，分为农民工和市民，而且成为分配公共资源的依据。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从户籍制度的不平等走向社会公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则，按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程度的户籍迁移管理办法。对于大城市，既不能关死

城门，堵住农民进城，也不能一步彻底完全放开户籍，要依据城市综合承载力，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逐步放宽落户条件。要优先把有稳定劳动关系、长期举家工作、生活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工作和收入，并基本融入城市的“沉淀型”农民工流动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要重点推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意愿最强、市民化过程最为迫切，同时也是比较容易融入城市被市民化的群体。对于中小城市，要向进城农民工打开城门，鼓励其进城落户。对于县城和县城中心镇，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推动嵌入户籍之中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山东省公安厅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问卷调查显示，愿意落户的占47.07%，不愿意落户的占52.93%。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工在城镇暂时无法享受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城镇吸引力减弱；另一方面，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出台实施，农村就业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吸引力不断增强。要加快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实现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的有效衔接，并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按常住人口全覆盖。济南、青岛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目前共为40余万流动人口发放居住证。同时依法保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权，保障一定时期内仍享有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收益、分红等。这种方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落户城镇的积极性，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市民化进程平稳顺利开展。

辜胜阻认为，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解决城镇化“钱从何处来”的问题。一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渠道分担市民化的改革成本。首先，要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成本分担办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努力使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中央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对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支持力度，并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特殊性支出；设计和推进相关税收制度改革，规范土地财政为税收财政，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提高地方政府承担市民化的能力。其次，要完善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地方政府要逐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集中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及保障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问题。企业要顺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基本福利，为其办理基本的社会保险以及分担保障房的部分成本支出。要推进金融改革特别是农地金融的改革，使农民“沉睡的土地”变成其市民化的自有资本。枣庄市金土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农村信用合作社、三农服务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主要为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信贷、融资、租赁、票据贴现、经济合同履行等相关的担保服务。公司成立至今已为4000余万借贷资金作担保，未发生违约情况，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二要建立市场化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推进城镇化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只手”作用，通过产业发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政府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民间投资和发展民营经济，提高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要尊重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运用市场机制推动企业集聚发展实现规模效益，夯实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基础。要构建“进城打工学习—回流创业实践”机制，依靠广大民众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发展民营经济和草根经济，以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能力。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草根金融，为农民工的草根创业和草根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此外，推进民营企业在城镇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财税扶持方面的待遇公平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泰安新泰市青云街道福田社区以道路货物运输、商贸服务业、物业管理为支柱的多家集体企业，2013年实现集体

经济纯收入达2800万元，为立足自身推进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资金保障。

辜胜阻提出，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物质要素是土地，要完善“确权、流转、征用”等一系列环节，确保进城农民工土地财产权，推动土地高效集约使用，解决“地如何使用”的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农村土地制度是土地问题的核心。农民只有拥有离开土地的选择权和处置土地的自主权，才能拥有市民化的基础。为此，要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对土地“确权、流转、征用”等一系列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赋能工作，完善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控制征地规模和提高用地集约度，解决农民工进城的“后顾之忧”。首先，要加快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地籍调查，尽快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土地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是农民工自主处置土地和获取土地收益的根本依据。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的确权赋能，把直接用于生产的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户个体，发放相应的证书予以登记确认；把用于公益、发展企业或其他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归于农民集体，并通过折股量化等形式分配到个人。山东省以全面开展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计划到2013年底全面完成农村各类土地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目前，已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的97.8%，宅基地登记发证的48%，集体建设用地登记发证的35.6%。其次，要探索建立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提高土地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程度，降低农民与土地“松绑”的难度。土地流转是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创新，不仅有利于盘活农村集体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土地资源浪费，实现土地集约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还有利于增加农民和农村集体收入，增加农民工进城置业创业的资本。要遵循农民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鼓励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将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流转。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住房等土地资源的自由处置权，允许农民依法对土地以出租、转让、置换、赠与、继承、作价入股等方式流转。要研究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发挥土地作为致富资本的功能。最后，要完善征地制度和用地制度，增加农民工土地增值收益，控制征地规模，提高用地集约度。要改革征地补偿制度，合理确定国家、地方政府、集体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办法，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比例，防止地方以地生财而随意侵占和损害农民土地权益。要严格控制征占规模，探索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进入城市落户人口规模相挂钩的土地利用机制。要提高城镇用地集约度，通过相对集中布局城市建筑设施、密集组团发展等方式节约用地，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改变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

辜胜阻强调，均衡城镇化要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需要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通过城市群建设，以大带小，促进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应形成科学合理的新布局，优化城镇发展格局，城镇体系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力发展城市群来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大城市要素集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中小城市吸纳就业的社会效益，二是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做大县城来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候鸟型”和“钟摆式”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山东省将城镇化空间布局分为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五个层级,重点推动农民就地城镇化。城市群建设是未来山东半岛推动城镇化的大方向。城市群不仅可以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缓解其人口和资源承载压力，而且还能增强周边中小城市的区位优势，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同共赢发展。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应尊重城镇化客观规律，坚持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建立超越市县的协调机制，打破资源分散、行政分割、管理分治所形成的壁垒，形成互补、共荣、多赢的局面。

要理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科学定位不同城市的发展目标、产业特色和功能定位，依托核心城市，以大带小，进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梯度建设，形成不同城市合理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推进共同市场建设。要利用其外向型区位优势，统筹发展海、陆、空各种运输方式，完善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快速交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重视社区建设成为山东省城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色。部分地区通过“三集中”，即人口向城镇社区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和经营大户集中，奠定社区产业基础，促进转移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让他们在就业创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教育、住房保障、民主政治权利等方面逐步与市民同权，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泰安新泰市青云街道福田社区是依托社区推动城镇化的典型。该社区原本是个叫周家村的城郊村，老户居民368户，人口1186人，现在社区居民达到6000户，20000余人。近年来，在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后，社区大力实施民心工程，着重解决居民住房、子女入学、社保投入等问题，提高社区居民的福利待遇，让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社区居民基本过上了市民的生活。但是这种社区城镇化的模式有其局限性，只能在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农村地区进行，我国农村城镇化必须更加注重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道路。县城和县域重点镇是联接城乡的重要节点和统筹发展的重要平台，是城市之“尾”，是农村城镇之“首”，能为推动就地城镇化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从山东看，2005—2011年全省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142万人，其中约27%在镇内，50%在县内，70%在市内，90%在省内。要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推动就地城镇化的重要着力点。（许 谨 刘江日 李洪斌 郑 超）

第二篇：深化改革是转型发展的关键

深化改革是转型发展的关键

韩保江

2012-11-14 11:10:42来源：文汇报2012年11月13日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目标和新要求，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我们只有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个根本，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得到根本转变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们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化是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根本转变的关键。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发展不协同、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突出，说到底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仍不完善导致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目标和新要求，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我们只有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个根本，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得到根本转变。

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客观地讲，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巨大，创造性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体制机制缺陷仍不可忽视：

一是政府职能混乱而导致的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还相当突出；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还不到位，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分布过广、效率不彰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三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仍不充分，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仍没有根本消除；四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以及“条块分割”体制痼疾依然严重；五是现代市场体系发育还不成熟，真正反映商品和资源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尚未形成，许多稀缺的商品和资源还不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也正是这种体制机制的缺陷导致的扭曲权利关系，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长期深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因此，要转变这种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让改革开放的宏大力量去冲破各种既得利益阻力，用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保障科学发展。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

面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努力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大力培育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多层次要素市场，逐步建立起能真实反映重要资源和要素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切实使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只有“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合理分工，互相配合，才能把各种稀缺资源配置到合适的地方、合适的产业中去，经济发展方式也才能做到优化和集约。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关键还是在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发挥各自优势，互相融合、互相促进，进而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可以借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化改制、改组过程中的富余人员和其他成本；非公有制经济，则可以借助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公共产品等领域的发展，心无旁骛地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性

产业。即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处于某些竞争性行业，这种“混合生存”的多种经济成分也可通过平等竞争，相互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还可以通过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财产组织形式，互相参股，互相渗透，混合生长，成为一个“内在兼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从其内在机制来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国有、集体、个人、外商等各种不同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不同性质的物质资本的有机结合，而且有利于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实现社会优势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微观的财产组织制度支撑，从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需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要按照“事权与财权对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总之，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就能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第三篇：城镇化关键

城镇化关键：进城农民与市民“同城同待遇”

从2012年2月“转正”江西省省长至今，鹿心社主政江西已逾一年。

2011年，他从前任省长吴新雄的手中接过“帅印”。

当年，江西省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进入万亿元俱乐部。2012年，生产总值达到12948.5亿元。江西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但我们清醒地看到，江西经济总量仍然偏小，经济欠发达省份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加快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鹿心社坦言。

鹿心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江西省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阶段。这是他们最大的机遇。

2013年，鹿心社将江西发展的重点落定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两化驱动”上。

城镇化关键：

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

江西的城镇化规划可简单归结为“一群两带三区”，即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沿沪昆线城镇发展带、沿京九线城镇发展带以及南昌大都市区、九江都市区和赣州都市区。

该规划中，南昌、九江市为江西城镇化建设的排头兵，国务院批准的《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明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该区域以占江西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江西近50%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经济总量，是江西综合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

在南边，以中央苏区建设为契机，赣州的城镇化也加快了进程。2011年，赣州的城镇化率仅仅为39.34%，远远低于江西省其他地级市。

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表示要加快该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着力增强发展的支撑能力„„

这一年，赣州城镇化率达到43.7%，新增建城区面积24万平方公里。根据计划，未来20年左右，赣州主城区将扩建至200到300平方公里。届时，“大赣州”将串联起下面数量庞大的小县城和大农村。

当然，在鹿心社看来，若仅仅只是造城，江西的城镇化并不能算成功。

鹿心社一直强调，城镇化发展需要制定规划，科学履行。“只有把城镇化做实，进城农民才能够在城镇找到合适的工作，享受到公共服务，享受到医保、教育，真正做到享受市民服务。”他认为，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进城能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

鉴于此，江西正致力于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全省严格落实同城同待遇政策，使进城农民在养老、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享受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既要对得起革命先烈

又要对得起子孙后代

与城镇化布局相呼应的是，同步工业化布局。

去年，江西提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加快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和促进赣南等原苏区振兴发展的基础上，重点优化沿沪昆线两翼区域生产力布局，积极支持赣东赣西经济板块“两翼齐飞”，培育多极支撑的区域经济增长板块。

与此同时，江西的新型工业化产业选择也基本确定。

江西省着力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以光伏产业为例，短短几年，在江西从无到有，形成了硅料、硅片到太阳能电池组件及配套产品的光伏产业链，进入全国光伏产业第一方阵。尽管当前光伏产业集体陷入危机，但这不会改变江西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心。

然而，作为中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生态大省江西所面临的环保压力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江西经济发展和产业选择上的束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鹿心社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江西是革命老区，不加快发展经济对不住革命先烈；江西也是生态大省，不保护生态环境又对不住子孙后代。江西通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探索既有利于生态保护又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子。

这条路不好走。鹿心社说，因为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毕竟会对经济的速度产生一定影响，江西需要国家的关注和支持。

“江西南部是东江源头，又是香港同胞主要的饮用水源，生态地位非常重要，为了保持水质，江西调结构、压项目，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可以说为保护国家生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根据鹿心社介绍，目前，国家对江西56个县市区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总量大约是9.6亿元，“杯水车薪”。他建议，中央应加大对重点生态保护区的支持力度。

在今年的两会上，江西人罕见地集中表达了一个欠发达省份对于中央政策红利的渴望。未来5年，江西力争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17年生产总值超过2.5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力争达9000美元，江西人民富裕和谐秀美。

△对话鹿心社省长：

“江西发展绿色生态经济有明显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全国各地发展都很快，江西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江西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具有哪些发展机遇和优势？

鹿心社：应该说，当下的江西具有许多机遇和优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三大国家战略实施的机遇。2009年国务院批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去年又出台《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2009年国务院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去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三大国家战略同时覆盖江西省，由此带来的机遇前所未有。

二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机遇。江西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明显，具备加强区域经济交流合作的优越条件。随着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合作的不断推进，江西必将成为产业转移、技术转移、资本转移、人才转移的重要省份。

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机遇。江西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较快增长格局十分明显。2012年我省城镇化率47.5%，正是加速期的重要时段。

四是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机遇。绿色、低碳、循环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绿色生态、节能环保等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江西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具有明显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省份之一，江西提出力争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领先，并初步探索了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有哪些举措？

鹿心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江西最大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推进江西科学发展、加快绿色崛起的潜力所在。我们深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打造生态品牌，大力发展低碳生态经济，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一是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例如，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城镇污水处理、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重金属污染防治等重大生态工程，切实保护和建设好江西的青山绿水。二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发展低碳、绿色产业。例如，加快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创建生态工业园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

《中国经济周刊》：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革命老区发展带来了哪些变化？下一步，江西在推动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中会有哪些举措？

鹿心社：去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革命老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根据国务院《若干意见》，制定了《实施意见》，明确了“三年见成效、八年大跨越”的发展目标。同时，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落实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了一批重大产业发展项目。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已完成了10.6万户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任务，解决了99.37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3.69万烈士子女享受定期生活补助。下一步，我们将积极配合做好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的编制和报批，争取尽快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和央企帮扶工作。

《中国经济周刊》：江西在推进城镇化方面力度很大，成效也很明显，但与全国相比还有差距，江西将怎样加快推进城镇化？

鹿心社：2012年，江西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7.5%，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1个百分点。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左右，任务十分艰巨。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我以为应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一是科学编制并实施好规划。解决好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土地怎么用、城市怎么建的问题，为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建设提供依据。二是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适度超前搞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过去重地上、轻地下，重硬件、轻软件的做法，提高城市建设水平。三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条件，把在城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村人口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四是提高以城带乡水平，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让广大农村与全省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地方官为江西发展献计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董显苹｜北京、江西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

原中央苏区发展应提高自身造血功能

“中央苏区的发展，除了国家财政输血，更应该提升自己造血功能。”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胡强介绍，为促进原中央苏区加快振兴，今年年初，在省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江西省依然积极筹措资金，安排了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专项补助资金，每县补贴1000万元，集中用于促进扶贫主导产业加快发展，培育各具特色的扶贫支柱体系，拓展贫困群众的稳定增收渠道。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原中央苏区县的转移支付补助力度，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市本级困难补助力度，扩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范围且加大补助力度，在安排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时，重点向原中央苏区倾斜。”胡强说。

“我们将继续通过设立财政收入翻番奖、财政收入上台阶奖、工业崛起奖等一系列财政激励机制，调动和发挥原中央苏区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加自身‘造血’功能。”胡强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新余市市长刘捷：

打造“精美特新”中小城市

“城镇化建设不能一拥而上，而是要结合地方特色。”新余市市长刘捷介绍说，新余的工业化发展很快，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58%。

“我们定位的新余城镇化，不是做大规模，跟九江、南昌不一样，我们希望把新余打造成‘精美特新’中小城市，在这儿生活比较休闲，交通也不会拥堵，基本设施比较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和舒适。”

“另一方面，新余还特别关注小城镇的建设，因为新余人口不多，我们希望在周边构建11个中心区，推动示范镇的建设，探索‘市直管镇’管理模式。”刘捷说。

刘捷表示，到2015年，力争使新余城区人口达到75万，建成区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使新余成为“南昌的远郊、长沙的近邻”。

第四篇：深化改革 领导干部是关键

深化改革 领导干部是关键（新论·学者说改革）

李 伟

《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19日 05 版）

编者按

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已启。如何把握这一轮改革的目标、方向？怎样理解改革举措、改革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突破，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群众关切，干部热议。

今天起，《新论》将推出特别策划“学者说改革”，约请部分学者专家，围绕改革《决定》，提供专业解读、拓展背景视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走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堂，一些人曾参与《决定》起草，一批人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尽管解读角度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看法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的视角，以更好地理解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凝聚改革共识，激发奋进力量。

有的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希望别人先改、自己晚改，对自己有利的快点改，对自己不利的慢点改。要防止这种从局部利益出发的“选择性”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指导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越要不断提高领导和推动改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改革攻坚战中，各级领导干部是贯彻落实《决定》的主力军，以果敢、坚忍、苦干、实干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做勇于改革的先锋和善于改革的表率，是时代赋予各级党员干部的责任和要求。贯彻好、落实好《决定》，各级领导需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改革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决定》是我国历史转折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体现了“五位一体”统筹考虑和系统谋划。一方面，这一蓝图是各个领域改革的有机统一体，另一方面，各领域改革相对独立；一方面，改革到了全面推进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各领域改革又必须抓准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全局有全局的重点，条线有条线的重点，块块有块块的重点，制订各个领域、地区改革的路线图成了当务之急，能否重点突破也是保证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上世纪90年代财税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等重大领域改革的突破，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推进，值得借鉴。

第二，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更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但解放生产力并非片面追求高速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我国资源、能源、生态及生存环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深刻表明，通过深化改革实现有效益、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刻不容缓。

第三，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深化改革必然要调整现有利益格局，调整的幅度与改革的力度正相关。《决定》着眼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各级领导能否从大局出发，勇于推进涉及本部门、本地区不合时宜的既得利益改革，对改革全局至关重要。有的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希望别人先改、自己晚改，对自己有利的快点改，对自己不利的慢点改。要防止这种从局部利益出发的“选择性”改革，保证全面改革顺利实施、改革目标如期实现。

第四，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本质上，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着眼于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激活发展活力、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社会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公平、正义、法治的社会发展方式，着眼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让社会更加和谐。对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但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引发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也要高度重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公平正义。

第五，处理好政府转职能与干部转作风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我国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根本症结主要在于政府干预过多与监管缺位并存。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可谓“药”对其症。但要“药”见其效，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切实转变作风是关键所在。那种习惯于朝南坐等人求的不良作风，那种“眷恋审批权、把住不放”的贪权意识，尤其是那种贪财图利的腐败行为，已为时代所不容。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把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取得的成果与政府转变职能密切结合，用政府转职能促进作风转变，用作风转变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第五篇：深化改革，领导干部是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指导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越要不断提高领导和推动改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改革攻坚战中，各级领导干部是贯彻落实《决定》的主力军，以果敢、坚忍、苦干、实干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做勇于改革的先锋和善于改革的表率，是时代赋予各级党员干部的责任和要求。贯彻好、落实好《决定》，各级领导需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改革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决定》是我国历史转折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体现了“五位一体”统筹考虑和系统谋划。一方面，这一蓝图是各个领域改革的有机统一体，另一方面，各领域改革相对独立;一方面，改革到了全面推进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各领域改革又必须抓准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全局有全局的重点，条线有条线的重点，块块有块块的重点，制订各个领域、地区改革的路线图成了当务之急，能否重点突破也是保证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上世纪90年代财税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等重大领域改革的突破，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推进，值得借鉴。

第二，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更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但解放生产力并非片面追求高速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我国资源、能源、生态及生存环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深刻表明，通过深化改革实现有效益、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刻不容缓。

第三，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深化改革必然要调整现有利益格局，调整的幅度与改革的力度正相关。《决定》着眼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各级领导能否从大局出发，勇于推进涉及本部门、本地区不合时宜的既得利益改革，对改革全局至关重要。有的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希望别人先改、自己晚改，对自己有利的快点改，对自己不利的慢点改。要防止这种从局部利益出发的“选择性”改革，保证全面改革顺利实施、改革目标如期实现。

第四，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

本质上，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着眼于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激活发展活力、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社会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公平、正义、法治的社会发展方式，着眼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让社会更加和谐。对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但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引发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也要高度重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公平正义。

第五，处理好政府转职能与干部转作风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我国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根本症结主要在于政府干预过多与监管缺位并存。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可谓“药”对其症。但要“药”见其效，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切实转变作风是关键所在。那种习惯于朝南坐等人求的不良作风，那种“眷恋审批权、把住不放”的贪权意识，尤其是那种贪财图利的腐败行为，已为时代所不容。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把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取得的成果与政府转变职能密切结合，用政府转职能促进作风转变，用作风转变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

汇报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