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六盘水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路径探索(大全)
六盘水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路径探索
高汉祥
〔内容摘要〕经过近八年改革,六盘水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深层次体制、机制方面,问题仍然存在。本文对六盘水农村信用社改革八年来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和评估,在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路径选择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改革路径探索
〔作者介绍〕六盘水市人民银行
六盘水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自2003年8月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取得了阶段性改革成果。但农村信用社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然存在。本文对六盘水农村信用社改革八年来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和评估,在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路径选择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效果
(一)法人治理结构明显改善
六盘水四个联社均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以主任为代表的经营管理层等“三会一层”架构,初步形成“决策、经营、监督”三权分离、相互制衡、均衡约束的管理模式,法人治理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决策水平和管理能力明显提高,内控、分配、财务及人事制度等的改革都进一步深化。
(二)资本实力显著增强、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
经过近八年的改革,六盘水农村信用社股金余额均大幅度增加,股金结构更为合理,股金结构都达到央行票据兑付标准;资本充足率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有了较大的提高,资本充足率都超出了央行票据兑付设定的标准,整体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
(三)资产质量明显改善
改革以来,六盘水四个联社不良贷款占比均大幅度下降,下降水平都达到并超出了央行票据兑付设定不良贷款占比下降标准;不良贷款增速远低于贷款增速,资产质量明显提高。
(四)资产规模不断壮大,信贷支农能力进一步扩大,支农服务功能有所增强
六盘水四个联社均实现了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资产规模增长了十多倍,成为六盘水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壮大最快的机构,资产规模已从2002年末的存贷款均排名六盘水第四,跃居2010年末存贷款均排名第一。资产规模的迅猛壮大,使农村信用社资金情况明显改善,信贷支农能力进一步扩大,支农服务功能明显增强。
(五)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在补历史旧帐及职工收入大幅增加而开支巨大情况下,因加大了内部经营管理力度,获得市场扩大(几大行退出农村、县域)、税收优惠和资产价格猛涨(通货高度膨胀)机遇,使营业收入增加明显,盈利数额大幅增加,盈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四个联社盈利数额均比改革前的2002年增加了十倍以上。
(六)外部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一是知名度明显提高,通过几年来大规模新闻宣传和各类平台的广告宣传,及支助公益事业等,塑造了较好的社会形象,知名度明显提高;二是法制环境、诚信环境有较大改善,获得地方党政和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水平提高。
(七)内部管理水平、整体意识、形象意识等明显增强
创品牌工作、公关工作、服务质量工作等得到明显重视,企业形象、服务设施及质量因此而明显改善,电子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市农村信用社实现了业务操作微机化、存取款全省通存通兑。
二、存在问题
(一)法人治理形式与产权实际基础相脱节
从产权组织形式上来看,农村信用社改革选择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调权力相互制衡,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在法律严格保障、市场高度发达、股东积极行权的基础上。对农村信用社来说,这些条件并不完全具备。
首先,国内没有一部经济法律规定了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的运作形态,农村信用社在法律形式上处于较为模糊的地带。虽然农村信用社在产权组织形式上有合作社章程作为规范,但国家层面上的法律规范缺失,容易引起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形式“走样”。
其次,六盘水市农村信用社股权结构呈“三多三少”的特点,即“小股东多,大股东少;自然人多,法人少;股东数量多,股本金少”。这种股权结构,使得股东“搭便车”现象较为普遍,缺乏行使股东权利的积极性。相当一部分农户、企业入股动机是为了分红、贷款,或者是当上理事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内部员工的入股动机是为了工作需要,把入股当成投资,真正想参与管理的少之又少。再次,六盘水市农村及县域金融市场较为落后,难以完全用市场化方式推动农村金融发展。
(二)省联社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现象比较突出
省联社在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内控机制、改进技术支持系统、维护农村信用社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省联社集金融企业法人、行业管理、行政管理多重角色于一身,定位模糊,职责不清。集中表现在“尊重信用社的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省联社管理“越位”、“错位”、“缺位”,“服务费软约束”比较突出。
(三)监管制度与农村金融现状不适应
一是金融监管成本与风险和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推动农村金融创新相矛盾。监管部门总是寻求最低监管成本和风险,采取更严的监管措施和简便的监管形式。农村金融市场属于微型金融市场,更需要金融创新和众多微型金融机构促进市场发育与发展。二是在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的情况下,监管部门的“任职资格”审查和“专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职能存在形式化倾向。三是当前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标准和监管办法,还不能完全体现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在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金融业务创新、增强农村信用社活力方面缺乏具体举措。四是基于减少监管成本和风险的考虑,监管部门倾向于推动农村信用社管理权力的上收,或者合并重组成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这些改革与农村信用社“三农”定位相背离,很可能会加深农民贷款难问题。
(四)商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三农”定位协调兼顾问题
六盘水市地处西部喀斯特地区,农业具有分散、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利润率低、风险大、周期长等天然弱势属性,商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三农”定位有一定
冲突。在现有的政策体系下,农村信用社支农基础仍不牢固。
一是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的基础仍不牢固。2002年以来,六盘水一度撤消的8个信用社,都是纯农业区支农为主的网点。信用社机构,一度呈现离开农村向城区靠拢趋势,为非农服务成主要工作。
二是在金融服务空白地区网点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困难。2009年全市农村信用社投入资金4760万元,在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新设网点41个,其中固定网点18个,定时服务网点23个,每年为新设网点承担亏损补贴1750万元。
三、路径选择
比较全国以下改革类型:如北京、上海、重庆等的以省为单位统一法人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类型;宁夏的以省级联社与部分区级联社重组后控股县级联社模式;武汉的在城区联社基础上重组组建省会城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以县级法人地位为基础的全国性主流模式。
综合各改革类型效果,结合六盘水实际,六盘水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路径选择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基本原则
一是以服务“三农”为原则。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金融工作很重要,国务院深化农信社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为“三农”提供充分有效的金融服务。六盘水“三农”问题比较突出,深化农信社改革,必须以此为前提。始终坚持“改制不改向”,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宗旨。
二是以差别化产权制度、监督管理为原则。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商业化,实现农村信用社商业可持续发展,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终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长期且不同步的过程。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机制相对不健全、市场意识不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应与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三是以保持县(市)法人地位长期稳定为原则。从目前贵州省经济发展情况看,地区与地区、县与县之间的差异性较大,特别信贷投入力度仍需持续增强,对本地金融资源用在本地的愿望强烈。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以这种制度安排,保持农信社组织模式改革后仍然不削弱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二)推进多元化产权体制改革
实行多种产权模式并存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现实选择。具体选择何种模式,应充分考虑地区发展的差异性、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以及农村信用社自身的经营状况,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在城镇化程度高、经济发达地区,要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明晰改革,积极助推其转化为农村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一般水平地区,可以积极发展农村合作银行;但在广大欠发达农村地区,应继续坚持县级法人机构的独立地位和股份合作制。
(三)形成差别化的管理体制
省联社政企合一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农村地区市场基础薄弱、社员所有权意识不强、农村信用社管理底子薄弱的现状,是依赖于现有国情和区域省情,迈向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路径。深化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必须要在适应国情、省情和农村地区特殊情况的前提下进行。一是改变省联社政企合一的模糊定位,进一步明确职责、规范履职、改进管理、强化服务,落实对省联社的行业监督责任。二是省联社要依据县域经济层次多样性特征,对县级法人社实行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对管理薄弱、风险较大的法人社,强化外部行政干预;对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好的法人社,应主要通过制度管理和行业审计来落实监督责任。三是省联社应发挥好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导向作用,形成有利于激励农村
信用社县级法人联社向完善法人治理方向发展的激励机制,对发展态势良好的农村信用社要给予更多经营自主权,逐步强化股权在法人治理中的激励约束作用。
(四)推进差别化监管
为了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与发展,适应农村经济转型和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实行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在建立农村金融市场差异化监管的前提下,把农村金融市场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建设、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的监管、农村金融综合协调服务等职能进一步协调统一,成立独立的“农村金融服务局”。
(五)建立农村信用社商业可持续发展与“三农”市场定位相协调的政策扶持体系
六盘水市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支持农村信用社发展常常面临“有政策、无资金”的窘境。这就需要针对六盘水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建立正向激励、良性循环的政策、资金扶持体系。为实现农村信用社商业可持续发展与“三农”市场定位相一致,必须完善有效的利益补偿和风险分担机制,建立财政、金融、产业多层次的政策扶持体系。
第二篇:农村学校改革路径探索
摘 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从学校、教师、学生三方面,对四川省农村学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结合四川省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农村学校在这些方面的改革经验,探寻当前农村学校教学改革与内在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农村学校 改革路径 案例
十八大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1]。四川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多,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更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是满足广大农村人口学习需求、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一件大事,也是实施科教兴川和人才强省战略,实现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学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中小学数量多、规模小、布点分散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流动,农村生源萎缩,微型小学、微型班级增多,而县城和中心城镇中小学班额猛增,大班额、超大班额的问题非常严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区和中心城镇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二是薄弱学校及村办教育资源闲置浪费。
2.教师年龄结构老化,学历普遍偏低
农村教师工作和生活环境与城区学校教师相比有着较大差距,交通和生活上的严重不便,办学条件简陋,尤其是村级小学和片区学校,很难留住年轻的教师,造成教师年龄结构老化,加之城区学校年年招考教师,至使农村骨干、优秀教师流失严重。按照教育部要求,小学教师一般应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中学教师应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但实际情况是,农村学校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学历不达标、受教育程度偏低。
3.学科结构严重失调,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在农村学校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师基本能满足教学需要,而英语、体育、音乐、美术、地理、生物、健康教育等学科教师严重不足。由于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为追求考试排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许多农村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便不再升学,由于缺乏技能技术,在社会竞争中不具有优势,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
二、四川农村学校改革路径探索
1.加快校点布局,整合教育资源
(1)党政领导高度重视,落实“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2]的体制。中小学布局调整应该站在全局思考,必须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一起动作,才能既解决局部的问题,又带动全局的发展。而这种调整牵涉千家万户和大量人财物的安排,既要考虑减少边远学校,又要考虑方便群众,这就必须落实“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才能做到管理到位、政令畅通。
从2002年下半年至今,内江市资中县全面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教育经费由县统管,彻底杜绝了被乡镇挤占、挪用的情况,确保了教师工资按月足额发放,改善办学条件资金有了保障。全县对教育经费实行严格管理,不挤占、不挪用、不提留、不平调,优先保障教师工资及各项保险和学校公用经费,基本做到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2)调整县域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均衡发展。2006年,资中县针对校点分散、条件较差、资源分散的丘区教育实际,提出构建“四级联动、整体推进”的中小学布局调整模式。总体思路是:以高中为龙头,带动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四个学段学校布局一起调整,四条战线收缩(集中),四级资源整合,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质量全面提高,促进县域各类基础教育协调发展[3]。
具体工作就是:整合高中资源,发展优质高中;利用高中资源,创建优质初中;整合小学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中心幼儿园。通过调整小学、初中布局,着力更新改造农村学校陈旧的教学设备、设施,改善办学条件,推进教育信息化工程,整合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一是学校调整,使小学、初中布局逐步趋于合理;二是与调整布局有机结合,消除中小学危房、改善办学条件;三是大力发展远程教育,推进信息化建设。
(3)促进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由于资中县是四川丘陵地区的农业大县,部分农村毕业生不能进入高中继续学习,而这部分毕业生又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谋生的本事。为此,从2004年开始,资中县从在校初中生人手,实施初三分流,引导学生及早接受职业教育,将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起来。
(4)大力推进寄宿学校建设,满足留守和边远学生寄宿需求。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4]。
资中县总人口132万,年外出务工人员达30万人次以上,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学生近5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总数的34.4%。资中县在若干关爱留守学生成长的方式中,重点探索建设留守学生寄宿学校。2006年至今,资中县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农村寄宿学校。龙江湖小学是内江市第一所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寄宿学校,被评为“内江市留守学生寄宿制示范学校”。学校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更从学生的生活及心理方面入手,积极开展关爱教育活动,引入“游戏载体构建农村寄宿制小学特色管理模式”,每个学期举办一次“游戏节”,年级每月举办一次联欢性的游戏活动,还为学生过集体生日,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健全这些孩子的人格。
2.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1)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完善制度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积极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完善代偿机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当教师。2007年,在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实行免费师范生教育,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发展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通过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吸引优秀高中毕业生读师范,鼓励优秀大学生毕业从教,从入口上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对于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促进教育公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师范院校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分配的“三定向”政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分配政策,可以保证农村师资的来源,而且也可以减轻社会就业的压力,也是解决农村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教师紧缺的一个途径[5]。四川省从2006年开始组织实施“特岗计划”,建立了有省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制,专门研究解决四川省“特岗计划”实施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通过资格审查招聘了大量高校毕业生到全省“两基”攻坚县和部分民族地区县的农村中小学任教,认真组织岗前培训,做好合同签订和派遣工作,吸引了一批高学历人才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创新了农村教师补充机制,缓解了这些地方农村教师紧缺的矛盾,改善了农村教师学科结构,创新了四川省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特别是汶川地震后,四川地震灾区通过实施“特岗计划”,招聘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到地震灾区任教,有效解决了灾区教师紧缺矛盾,确保了灾区复学复课对教师的基本需求。
鼓励免费师范毕业生到我省艰苦边远地区中小学任教。在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期间,享受以下优惠待遇:从报到之日起执行定级工资;
一、二类地区高定一级薪级工资,三类以上地区高定两级薪级工资,按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津贴补贴;毕业生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和晋升七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其任职年限提前一年,国家规定最低任职年限为一年的提前半年。支持艰苦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措施,吸引四川生源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到当地任教。鼓励国家确定的地震重灾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措施,扩大四川生源免费师范毕业生的招聘量,推动地震灾区学校的“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同步提升。
(2)创新教师交流机制,促进师资均衡配置。在这方面内江市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积极引进农村教师。坚持每年定向招聘一批农村教师,2012年内江市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教师484名,其中80%为农村教师。二是选派城镇教师到农村支教。建立城市教师到农村学校服务期制度和县城内教师定期交流轮换制度,2008年以来选派364名城镇教师到农村支教。三是积极开展结对帮扶。2008年实施城区学校结对帮扶农村学校制度,11所市直中小学(职中)与农村学校结对子;2009年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将此项活动推广到全市,所有城镇中小学与农村偏远学校结对子,组织开展了物资支援、送教下乡、教学研讨等活动。四是实施片区联合教研组制度。全市组建了48个跨乡镇的联合教研组,统一开展教学研讨、学科竞赛、质量考评、“六认真”检查等活动,促进了片区内教学质量的均衡提升。五是强化乡镇中心校。统筹管理辖区教育教学职能,在部分农村中心校实行艺体、英语等紧缺学科统一“走教”式排课,克服村小教师的不足。
(3)稳定农村教师队伍。为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中级职称结构比例偏低、大龄教师评职难的问题,内江市对符合评聘中级职称条件、离退休不足5年的乡镇义务教育在岗教师下达专项指标,2008年解决270人,2009年解决290名,促进了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另外,为了大力推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成都市人事局、教育局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小学在编教师市内流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市直属学校(单位)、五城区及高新区所属学校(单位)原则上不得从郊区(市)县引进在编教师。
(4)大力加强农村教师培训,提升农村教师素质水平。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将教师培训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实行免费培训,可以有效激活教师的潜能和内在学习动机。四川省“十二五”中小学教师培训规划,省级选拔培训3000名农村学校骨干教师,进行三年一轮的系统培训,使农村学校省级骨干教师总数达到4500人;选派10万名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参加国家级集中、远程培训研修。市(州)、县级负责完成其余农村教师的全员培训,同时,通过完善校本研修制度,建立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川省积极实施“国培计划”。一是完成对2971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省级骨干教师培训。二是培训四川省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薄弱学科省级骨干教师、特殊教育教师476人。为地震灾区农村中小学培训主干学科骨干教师、理化生及科学学科骨干教师、电教管理教师共800人。使参训教师能更好地在灾区教育恢复重建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促进灾区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为灾区教育软实力提升解决急需问题。充分发挥远程网络教育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益的优势,对全省4万名农村中小学各学科教师开展80学时的远程培训,帮助农村中小学各学科教师解决在实施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5)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依法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落实教师绩效工资。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标准。建设农村艰苦边远地区学校教师周转宿舍。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关心教师身心健康。落实和完善教师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国家对在农村地区长期从教、贡献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
3.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1)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让教育回归育人本位。为了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教育部公布了一批试点地区,希望借试点以多种途径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四川省部分市县成为开展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措施和办法试点地区。
《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学校方面有以下规定:“把减负落实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学校要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减少作业量和考试次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爱好。严格执行课程方案,不得变更课时和提高难度。不得随意占用学生法定休息时间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成绩不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据”[4]。对于减负,近些年教育界提出了“零作业”概念。2007年,山东利津县北宋一中实施“零作业”改革,强化校本教学研究,大力推行课堂教学改革,使学校、老师、学生走上了一条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道路。“零作业”有其特定的内涵:基于学生的自主合作、教师的精讲精练,课堂上教师必须指导学生当堂完成知识巩固性训练;课下时间实行“零”作业,坚决杜绝布置课后机械、重复的书面作业。在执行“零作业”的同时,学生在自习课上进行“自助餐”式学习,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补充学习的科目,或预习新课,或复习旧知,或练习提高。“零作业”引领老师向课堂要效率要成绩,改变了学生作业“低耗高效”的现状,把老师的教学思想统一到“二元主体和谐发展课堂教学”理念,更加注重“教育对人的启蒙与改变”的作用[6]。
(2)加快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实现学生的均衡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这表明,加强美育是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也是把学校办成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的需要。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最主要内容和重要途径,因此加快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加强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提高,有利于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动力。加快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既是学校艺术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迫切要求。加快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艺术教育工作条例》,确保学校艺术教育的地位;确保艺术课程开课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如“走教”、“支教”、“巡回教学”、“流动授课”、“对口辅导”等多种形式,缓解专职艺术教师短缺的矛盾,保证县城和乡镇的中小学都能够按课程方案开齐开足音乐、美术课;要建设一支数量足够、素质较高的艺术教师队伍;优化工作环境,提高农村艺术教师的地位;加大投入,改善艺术教育设备条件;加强艺术教育科学研究,提高学校艺术教育的水平。成都温江区、南充南部县、巴中平昌县是我省三个全国艺术教育实验县(区)。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南部县提出了“让每个农村孩子都享受最基本的艺术教育”的艺术教育目标。10多年来,南部县围绕这一目标,在全县各中小学开齐艺术教育课程,开足课时;通过“专、兼、聘、培、轮”等多途径解决艺术教育师资,因地制宜地多渠道解决艺术教育器材,并先后开展了《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多维管理运行机制研究》《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等课题实验研究。此课题2004年12月通过结题鉴定,2008年获教育部一等奖。2005年,南部县《川北剪纸、店垭花灯、川北古傩民间艺术教育资源的开发研究》成果又获省政府第三届普教教学成果二等奖。
(3)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受到教育培训,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中高级实用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要“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人才。探索优质职业学校对农村薄弱职业学校托管、帮扶的多种办学模式”[4]。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应是“渗透”与“分流”两种不同模式的综合。所谓“渗透”,是指在劳动技术课中侧重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劳动情感和吃苦耐劳精神,培养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以及技术意识、技术悟性。所谓“分流”,是指在“渗透”的基础上,对不能升学的农村学生在适当时间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使其具有毕业后的谋生手段及致富技术。近年来,德阳市积极探索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子,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打破职教的二元结构,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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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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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农村信用社改革
概述
农村信用社改革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将农信社的管理交由地方省级政府负责;二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扩大入股范围,提高入股额度,产权形式可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形式,组织形式可采取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县(市、区)为单位统一法人和两级法人等模式。改革实践
1.2003年以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经历了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到中下贫农管理,又到农业银行管理的多次改革。中国农业银行在1979年恢复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其下设机构。1984年,国务院审批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这次改革强调农村信用社的“三性”,即组织上的合作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但恢复“三性”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还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式计划进行。90年代后,国务院要求农村信用社要逐渐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1993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开始各自独立办公;199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标志着农村信用社完成了与中国农业银行的正式脱钩,并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
2.自2003年起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及评价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这个方案再次启动了农村信用改革的新一轮创新,试点工作在浙江等8个省进行,该方案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即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帮扶信用社。2004年8月底,将试点地区进一步扩大到了2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8月,随着最后一家省级合作社的正式挂牌,我国新的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这次改革在产权和管理权方面有很大的突破。首先是强调信用社的商业化、市场化,其次是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权力的下放有利于因地制宜,但也增加了政府对信用社的行政性控制,同时容易引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2现状分析
产权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方面采取多样化方针,各地区根据自身发展水平以及信用社自身状况来选择不同的产权模式: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实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具备商业银行模式改造条件的信用社可以选择合作银行模式在人口相对比较稠密
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对其他还达不到条件的地区,可继续实行原先的体制,同时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对高风险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并对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这样,我国农村信用社出现了三种新型的基本发展模式:农村信用社制度框架内重组模式、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和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各地都有不同选择。但在管理模式上,除北京、天津、上海外,各地基本上都选择组建了省级联社。当前问题:首先,当前的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方面是一种混合产权模式,出资方主要是各级政府,监管方面还是以政府指导为主,产权没有明确的界定,信用社的性质还存有“官办”金融机构的迹象。
其次,在管理模式上,各省级地方政府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易于行政管理的联社模式,这造成了信用社不是对股东和社员负责,而是对上一级的联社负责,同时也伤害了农民参股入社的积极性。
最后,在股权设置方面,农村信用社的“非农”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排挤小股民和农民股民的现象,改变了信用社“支农惠农”的核心目标。
资金运营
(1)资产情况。2000年以后,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规模开始迅速加大,但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家8%的标准要求。从2004年以来,农村信用社再次出现增资扩股高峰,资本充足率有明显提高趋势,可以预见资本不足的问题不久将会得到解决。不良贷款近年来也有所好转,但由于大多数是属于历史积累,在短期内很难收回,这就使得各个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了50%,成为信用社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2)负债情况。从信用社的负债总体来看,农民仍然是最主要的储蓄者,其存款额大约占到信用社总存款的70%。从存款流动性和结构来看,信用社保持较高的流动性水平,但流动性较高的同时也削弱了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尤其是上存制度限制占用了大量资金限制了放贷规模。
(3)盈利情况。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脱离出来后,一方面被转嫁了许多沉重历史包袱,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行业竞争加大,挤压了信用社的盈利空间,而其服务“三农”的宗旨使得社盈利水平长期处于低位。
内部治理
(1)1996年中国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后,农村信用社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核心治理制度。理事会负责日常事务的决策并向信用社经营层提出经营目标和战略方针;监事会负责对经营层的监督管理。代表大会负责理事
会和监事会的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对代表大会负责。三会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制约。
农村信用社体系上自上而下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国家级、省级、县级、乡镇级,该体系的采用自下而上的所有权控股方式。
(2)当前问题。首先,农村信用社“三会”制度形同虚设。社员代表大会没有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自身受到信用社的控制和操纵。理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建立,理事会受到上级的控制,监事会流于形式,无法发挥有效的内部监管,信用社的经营活动更多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
其次,省级联社控制制度与法人产权治理机制相互矛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三权分立模式,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信用社股东和政府之间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配问题。但改革中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造成了各省都毫无例外的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这为地方政府控制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地方金融提供了机遇,制约了不同产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权力。
最后,管理水平有限,管理效率不高。农村信用社职工的文化水平不高,在放贷时不能准确有效的向农户传达信贷信息,同时存在机构冗余、人员庞杂的现象,行政成本高而经营效率低下。
监管状况
(1)建国之初,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供销社共同监管,监管的内容多是对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的规范。80年代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中国农业银行负责监管,监管手段多是强制性的行政式命令。199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开始逐步脱离农业银行的附属地位。
(2)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确定了监管的总体原则。2004年银监会经国务院审批下发的《关于明确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权责分工的通知》经一步将监管体制中各级政府、省级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监会的权责明确。
(3)当前问题。首先,没有有效的执行对省级联社的监管工作。随着国家将农村信用社的权力逐步下放给省级政府,省级联社的特殊地位就必须要有更高层的国家机构严格管理,这方面银监会监管不完善,管理基本还是流于形式。而是否应当建立专门的全国性信用社监管机构还需讨论。
其次,信用社与监管部门关系不畅,没有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当前信用社还处于改革发展初期,很多业务还不规范,因此对监管机构存有戒心。而监管者也没有主动建立与各级信用社的有效沟通机制。
最后,监管体系中忽略“三会”制度。“三会”中的内部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与外部的监管部门内外呼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信用社管理层的附属机构。3改革对策
1.明晰信用社产权关系,推进多元化产权模式。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主要是法人产权的概念迷糊不清,入股农民社员享受不到自身应有的权力,甚至连基本的监督知情权都得不到满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必须推进多元化产权改革,分散股权,民主管理,群众监督,克服“一人说了算”的内部控制机制。具体来说,要求信用社在原有社员的基础上,更广泛的吸收当地的农民农户、个体工商业者、农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资金,甚至可以吸收外地资本、外资企业的资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2.增加大额贷款数量,建立区域资金流通机制,提高信用社盈利能力。解决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关键是提高信用社自身的盈利能力。历史债务包袱重和小额信贷利润低是信用社提高盈利水平的两大难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适当提高利差相对较高的大额信贷的数量,优化信用社的负债结构,降低资金过剩流动性的同时提高信用社的收入。其次是要建立区域间的资金流通机制,适当放宽信用社之间的头寸交易,进而保证资金过剩的信用社可以及时将资金流通到资金缺乏的信用社。
3.确立“三会”在内部治理的核心地位,减少政府部门对信用社的干预,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一方面必须确立社员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同时增强农户和企业股东的参与意识,保证信用社真正反映大多数社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建立名副其实的监事会制度,保证其对理事会的监管权力。同时,政府部门要逐渐弱化自身的经营决策者地位,改变农村信用社的一元决策体制,推进多元产权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吸纳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的同时,更要加大在职员工的培训力度,从根本上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健全信用社监管体制,逐渐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有效的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明确外部监管机构的主体地位和各自职责,包括各级政府、省级管理机构、银监会、中央银行。这其中必须强调银监会监管的核心地位,在协调好与各级政府之间关系的同时,更要监督约束政府部门对信用社经营的干预。其次,加强内部监事会的作用。完善的监事会制度一方面可以帮助社员代表大会监管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与外部监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建立内外结合的监管体系。最后,建立信用社行业的行业自律机构,这便于各个信用社之间的信息沟通,自律自治。
5.国家配套优惠扶持政策,信用社自身建立风险控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领域的竞争力。当前的农村信用社历史债务还未解决,信贷资金不足、盈利水平低下、管理体制不健全,因此国家的惠农政策中应当考虑对农村信用社政策上的偏向,比如适当的扶持偿还历史债务,减免税金,制定三农信贷的专项优惠利率。同时,信用社自身也应当进一步加强风险的评估和控制意识,减少坏帐和不良贷款,这样,依靠国家政策和自身管理的提高,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领域就能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整个农村金融系统的绩效。
6.完善农村信用社法律法规体系,保证信用社进一步改革的有法可依。对于农村信用社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明确多元产权的法律地位,这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性
问题,是改革从根本上得以推进的关键;其次,在具体业务方面制定严格的操作办法和处罚措施,并由银监会统一监管;最后,信用社、各级政府、银监会等不同部门的权责范围要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表述,使得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权责分明、各司其职,防止越权管理和推卸责任的现象出现,最终保证以农村信用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系统改革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4改革概况
改革并不等于说我国不需要合作制农村信用社,或国际规范的农村信用社在我国无法生存。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合作金融仍然是各国金融业中不可或缺的生气勃勃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金融的必要性和存在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在于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团体合作、资金联合的方式,实现互助,解决单个社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在,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业面临的现实是:商业银行战略转向、机构网点收缩;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金融需要;农村信用社也面临重组、改造,甚至撤并;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日渐活跃。因此,完全有必要发育一大批农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对现有农村信用社也应区别情况进行可行的合理的改造。为此,国家决心将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进行规范,并明确提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造应当是一个在国家适度推动下的自然过程。
第四篇: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信用社改革大事记(1951年5月~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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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社改革大事记(1951年5月~2004年8月)1951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信用合作会议的报告》,明确指出单独组织农村信用社,统一由银行领导,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普遍试办各种信用合作组织。195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形式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 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公社信用部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国营企业流通资金问题的规定》,决定将设立在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公社信用部。1959年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加强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原来的信用社 从公社信用社分出,下放给行产大队,成为信用分部,由行产大队和公社信用部双重领导。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信用社是农村人民的互助组织,是国家银行的助手,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197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提出信用社既是集体金融 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197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党组 《关于建议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中有关信用社问题的报告》,同意将农村信用社更改为“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农 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办理农村各项金融业务,执行国家金融部门的职能任务”。1980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银行工作时指出:“把信用社下放给公社办不好,搞 成'官办'的也不对,这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集体的金融组织。信用社应该在银行的领导 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要办的灵活一些,不应受银行一套规定约束,要起民间借 贷的作用。如果把农村信用社搞活了,供销社搞活了,农业责任制搞活了,三者一配套,社 员的家庭副业也就搞活了,这将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1984年 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国发〔1984〕 105号)文件指出: “要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 挥民间借贷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这项改革的领导,注意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农业银行要加强对信用社的领导,不宜改变信 用
贷。可以跨地区开展存贷业务。信用社之间、信用社与各专业银行之间可以发生横向业务联系。存放利率允许参照银行所定基准利率上下浮动,有的可以接近市场利率。信用社必须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并接受农业银行领导。”
198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中发〔1986〕1号)文件指出:“农村建设资金,除国家增加农业投资外,主要靠农村自身的积累。提倡各地合作经济组织从当年收入中适当提取公共积累,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鼓励群众投资兴建各种生产设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要制定不同区域和产业的信贷政策。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改造。中央去年一号文件对信用社规定的各项政策和国务院有关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各项规定,应逐项落实。不得向信用社下达指令性转存款指标,保证信用社多存多贷。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
1987年 中共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文件指出:“信用合作社必须改革官办的积弊。信用社在遵守国家金融法规的前提下,民主管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家银行及各级政府均不得干预其资金营运的自主权。信用社交纳准备金比例降到与专业银行一致;存贷款利率可以比照国家的基准利率,按市场资金供求状况适当浮动;业务范围可以与其他基层金融组织适当交叉。县联社的体制改革,应在保证基层信用社合作性质的前提下,进行多样试点。农业银行和其他专业银行在互等互利基础上,为信用社提供服务和相互代办委托业务。”
1993年 《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文件指出:“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要制定《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并先将农村信用社联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办成基层信用社的联合组织。农村合作银行目前只在县(含县)一下地区组建。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按《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向农村合作银行参股,但不能改变农村合作银行的集体合作金融性质。”
1996年8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成立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确定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改革的步骤是: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
1997年2月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姜春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就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改革、人民银行加强监管、组建行业自律组织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1997年6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国办发〔1997〕20号),要求坚定不移地把农村信用社办成合作金融组织,按合作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完善和加强县联社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增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专门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工作。
1998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整顿规
范管理工作意见》(国办发〔1998〕145号),要求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清产核资,按合作制进行规范改造,中国人民银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组建农村信用社县以上行业自律组织,行使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功能。
1999年4月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根据需要,逐步组建地(市)联社,承担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全国各省建立信用合作协会,主要职能是对信用社提供联络、指导、协调、咨询、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2000年7月 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同意,人民银行和江苏省政府在江苏全省进行了信用社改革试点。在明晰产权、完善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全省信用社实行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个县级市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市)联社入股基础上,组建了江苏省联社。
第五篇:国有企业工会路径探索
国有企业工会行政化、机关化趋势分析及
群众化、服务型工会路径探索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会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工会的形象和地位不断提高,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国有企业工会,作为工人团体的主力军,在维护和保障职工权益、推动企业安全生产和跨越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工会组织的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也在不断滋生,而且越来越严重,工会运行机制与基层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不相适应;工会活动的内容方式与职工群众多样化需求不相适应;为基层工会提供的指导服务保障与基层工会面临的繁重任务不相适应等问题逐渐凸显,严重影响了工会在职工群众中的威信,也削弱了工会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助推发展重要职能的发挥。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工会建设,去行政化、去机关化,强化工会组织服务化、群众化职能,努力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至关重要。
一、国有企业工会行政化、机关化趋势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理论认为,工会是一个以维护和代表职工合法权益为职责的群众性组织。按照《中国工会章程》,中国工会是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因此,在工作中体现群众性、服务性,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和保障者也是国有企业工会的应有之义。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工会职能正在逐步行政化、机关化和娱乐化,其本质职能正在逐步被削弱,具体表现为:
1、组织形式的行政化和机关化趋势。在当前中国,一方面党和国家需要工会作为承担这种连接作用的纽带而存在,另一方面工人也需要工会作为自己利益,意见和要求的表达渠道。然而,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工会,组织设置不但包括办公室、宣教部、文体部、女工部、权益部、劳动竞赛部等工会机构,而且还兼具了综合治理、信访维稳、计划生育、职业病卫生等其他行政职能,业务繁多、人员缺乏的现状普遍性存在。而且,工会的负责干部的产生主要还是“任命制”和“委派制”,而不是由工人直接选举,这种状况决定了工会在劳动关系中难以真正向会员负责。
2、工作方法的行政化和机关化趋势。根据马克思“政治统治应当以有效的社会管理为基础”的原则,工会功能的取向应当更多的顾及职工和社会的需求,而非行政的需求.然而,在现实中,行政化了的功能性组织往往主要承担由各级行政自上而下传递,落实下来的任任务,功能性组织日常工作的开展方式日趋接近于行政部门。主要表现在许多地方工会背离了其作为群众性组织的本质身份,不了解职工的疾苦,高高在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僵硬地开展工作, 不考虑基层实际,通常对基层单位下指标、分任务,并以检查考核施加压力,使得基层单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任务指标上,上边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多头绪的工作、不特定的任务、刚性的考核指标,使基层单位疲于应付等等.显然,这种工作方式在实际工作中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是削弱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3、干部履职的行政化和机关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工会干部的履职尽责意识有所淡化,职责履行方式不符合组织要求。办公时间机关化、工作方式办公室化,习惯于坐班制,坐等职工上门,而不是主动走出去,上门为职工群众服务,不了解职工的愿望和要求,部分工会机关的干部甚至形成了“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不良作风。工会和职工本为鱼和水的关系,但现在机关工会干部大都忙于日常事务,平常下基层联系不多,有基层干部戏称:上级工会要么不来,一下来就是检查、验收、收经费。
4、职能发挥的行政化和机关化趋势。工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因体制及自身原因,工会的维护职能发挥不够突出,职能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工会热衷于搞“篮球赛”、“乒乓球赛”和各类文艺节目等,活动的格式化、形式化特征明显,职工参与面有限,与职工的需求和要求存在一定脱节。
二、国有企业工会行政化、机关化的弊端
1.脱离职工群众,背离工会性质。我国《工会法》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作为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其领导也应该是通过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对职工群众负责。但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所建立的工会中,工会干部大多都是由企业行政或者是上级单位提名任免的, 工会干部的工资福利、职务晋升等各项待遇和利益基本上与企业相关联,因此工会干部更多的是对其任命主体负责,而不是对职工负责。这样就会使工会干部脱离职工群众,彼此之间产生隔阂,与工会由工人组成、代表工人阶级意志的本质属性不相符。
2.引起劳资矛盾,背离工会职责。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其基本职责就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现阶段,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工会组织以企业安全生产为中心,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根本,与企业同盟,而不再是工人的全权代表,有的工会组织甚至站在了工人群体的对立面,不能正确履行工会职责,尤其是在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方面存在了解不深、关注不够,对职工的维权浮在面上,沉不下去。一个个活动千篇一律,没有重点,对重点人群和困难群体的关注度明显不够;对特别困难人群的帮扶力度明显不足。工会协调劳资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没有有效发挥,直接与其职责相背离。
3.导致职工不满,产生社会矛盾。企业工会行政化、机关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工会干部脱离职工群众,职工群众会对工会干部产生反感与抵触心理,不再去相信和依靠工会组织。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的化解,最终可能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引起企业甚至是社会的动荡与不安,这和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背离的。
三、国有企业工会群众化、服务型路径探索
国有企业工会要想发挥其连接纽带作用,必须回到自己的本质职能中去,充分体现工会应有的群众性和服务性。工会工作只有与职工利益相通、荣誉与共,才能紧紧的将职工群众团结在组织周围,才能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和推动整个企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
1、明确工会定位,完善维权机制。要巩固工会的地位,强化工会的功能,根本之道在于强化和巩固工会的本职功能,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明确国有企业工会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有效维护职工权益的根本职责,牢固树立“维权工作有作为,工会工作有地位”的观念,积极探索与企业实际相适应的维权机制。比如说,探索在工会扶危济困、金秋助学、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等常规性维权机制基础上,建立职工心理咨询服务、职工政策咨询服务体系,探索建立职工互助储金、大病医疗互助等职工互助帮扶机制,有效补充工会经费维权保障的局限性。
2、强化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心声。国有企业应当持续开展“机关联系基层、干部联系职工”的双联系活动和“面对面、心贴心、手牵手”帮扶活动,工会干部要走入基层,深入开展队组包保、人员包保,及时了解基层工作困难、了解职工群众需求,尤其是在重要活动开展前、重要政策制定前,更应当反复深入基层征求职工群众意见,做到政策完善到位,措施有的放矢,工作开展有序。
3、强化服务意识,履行服务职能。以“党政机关为工会工作服务,上级工会为基层工会服务和工会工作者为职工服务”.的“三服务”工作理念为宗旨,明确其各层级之间的责任和分工,指出工会工作的重心.指导工会处理各方关系。一是建立党政工联席会议制度,确保党政对工会工作支持到位、指导到位和保障到位;二是建立工会支持保障机制,上级工会加强对下级工会的支持和帮助力度。三是工会一切工作以“职工需要不需要,满意不满意”为重要标尺开展,突出职工意志。
4、加强民主管理,体现职工地位。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也具有联系政党与国家以及政府与社会的纽带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国有企业职工的民主参与意识逐渐加强,只有职工与企业的互动加强,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发展。工会工作同样需要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激发职工的参与热情。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突出民主性,工作开展征求职工意见、活动评价突出职工意志、日常工作引导职工参与,有效开展工会会务公开机制,实现工会信息的有效公开和民主管理,激发职工群众热情,群策群力推进工会以及企业发展各项工作。
5、突出职工评价,完善考评机制。有效的社会管理是基础,而正确的价值指标则是考核和促进一项工作的重要标尺。作为一个组织,国有企业的工会应当以社会评价也就是职工评价为主要价值指标进行考核。应当建立会员评价、会员评干部的工会双评价机制,突出职工评价结果的应用。这样才能激发工会组织围绕职工群众开展工作的积极性,也才能激发职工群众参与工会工作的热情,实现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的良性互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工会工作,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总之,新形势下,只有认真面对国有企业行政化、机关化的倾向和趋势这一现实,有效制定措施,强化服务型、民主型、群众型工会组织建设,才能夯实工会工作基础,有效激发职工群众的动力和活力,促进整个工会事业的发展。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加强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去除工会行政化、机关化,突出群众化、服务化,回归工会组织本来属性是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