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办学体制（最终版）

第一篇：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办学体制（最终版）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重点任务(八)----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办学体制

办学体制改革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办学体制改革，改变了单一的政府包揽办学的体制，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是从总体上看，办学体制改革还相对滞后。公办学校缺乏办学活力，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政府办学包揽过多与责任不到位的现象并存，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民办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还不完善，有关扶持政策难以落实等问题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要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教育活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深化办学体制改革第一要着力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扶持薄弱学校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第二要着力改进非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扶持和发展民办教育。要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

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工作职责，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要完善独立学院管理和运行机制，探索独立学院管理和发展的有效方式。开展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试点，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支持民办学校创新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第二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乡村一体化管理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探索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新模式

玉环县卫生局玉环是我国14个海岛县之一。地处浙江黄金海岸线中段，县域面积2279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378平方公里，海岸线298公里，海洋资源丰富。下辖3街道5镇3乡，全县户籍人口41.1万，外来常住人口21.5万。玉环是全国股份制经济的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玉环人民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实施“全岛股份化”战略，一举实现了从闭塞偏远的海岛农业小县向经济强县的跨越，十度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2009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43亿元，是1978年308倍；人均生产总值58938，是1978年的236倍；工业总产值792亿，是1978年的1667倍。玉环以生动的实践，成功打造了各界瞩目的“玉环现象”。

玉环卫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形成了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为枢纽、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网底、村级卫生机构为补充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自2006年实施农民健康工程，60%以上的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由村级卫生机构承担。近年来，我县积极探索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民营积极参与，走出玉环特色的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新模式。我们通过试行政府购买基本药物制度，对紧密型管理对象中量化分级A级的机构进行筛选，试行目录内基本药物零差价，其它非基本药物有差价销售的政策，政府对于零差价的基本药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补助。在村级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价，一方面可以扩大基本药物零差价实施的范围，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基本药物零差价经费大幅减少，减轻财政压力。而对于村级卫生机构来说，通过基本药物零差价的实施，提高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最终实现多赢的目的。

一、强化监管，提供有力的体系保障

我县从2007年开始推行村级卫生机构量化分级管理，将量化分级管理考核与医疗服务、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相结合。2010年，将量化分级政策的制订、考核的执行、等级的评定等职责统一归口到局农卫办负责，卫生监督所加大监督执法力度，配合农卫办开展一体化管理工作。以量化分级为载体，将我县的村级卫生机构分成A、B、C、D四个等级，根据等级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一体化管理形式。同时将医疗机构不良行为记分与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挂钩，通过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医疗机构不规范的行为除进行记分外还将纳入其量化分级的成绩，与其医疗执行许可证的校验挂钩。另外对量化分级的成绩每年进行一轮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等级，实行动态分类管理，使量化分级成为一体化管理工作强有力的抓手。

二、分类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

根据机构性质及量化分级考核结果的不同，一体化管理分为公益型、紧密型、松散型三种类型，其中政府举办的原乡镇卫生院分院转型的或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公益型管理，实现“机构、人事、业务、财务、药械、绩效考核”完全一体化管理；量化分级管理A、B级的村级卫生机构为紧密型管理，量化分级管理C、D级的村级卫生机构为松散型管理，对不同管理类型都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另外明确了紧密型管理对象享有的优惠政策，如优先列入新农合门诊报销定点单位、纳入医疗纠纷调处体系、免费使用社区HIS诊疗系统、允许配备适当辅助检查设备等；同时对松散型管理对象限制药品使用目录，对其中的D级机构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对于不良执业行为进行记录和评分，通过先进促后进、后进赶先进，两头推进、整体提升。

三、信息监控，提升机构管理水平

近几年，我县加大信息化投入并加快信息化建设进度，被列为全省“数字卫生”示范区建设县，县卫生局建立数据中心，已经实现了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化的转变，并先后开通了区域电子诊疗信息系统(HIS系统)、区域电子健康档案与诊疗信息数据交换、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网上双向转诊等系统。目前已经建立了37.44万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90.3%；为糖尿病、精神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建立电子专项档案，随访结果实时录入，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实现信息化。公益型和紧密型管理对象要求全部使用社区HIS系统(医生工作站)，通过HIS系统规范药品管理，实行门诊电子病历和电子处方，统一电子收费发票，病人就诊时能导出电子健康档案并将本次就诊情况实时记录到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基本医疗信息化。

四、定点配送，规范药品采购流程

根据管理形式的不同，实行不同的药品目录，其中公益型执行与乡镇卫生院相同的基本药物目录，并实行零差价销售；紧密型管理对象以在国家307种基本药物和省补150种药品

目录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再适量增加省招标药品目录内的药品作为统一使用目录；松散型管理对象在紧密型管理机构药品使用目录的基础上进行缩减，控制药品使用范围。药品目录的制订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以品种合理、价格适当、质量保证为原则。所有药品和器械采取定点公司配送，严禁非法渠道采购药品，定点配送公司委托玉环农村卫生协会通过竞争性谈判产生，并报县纪委备案。紧密型和松散型管理对象药品不执行零差价，但实行同城同价，逐步规范用药习惯，控制抗生素不合理使用。

五、突出重点，实现公共卫生项目化

我县是省卫生厅高血压规范化管理推广项目县，建立起了“规范化、规模化、信息化”的高血压社区综合干预管理模式，对35岁以上全人群进行高血压社区综合干预并对60岁以上老人及困难群体免费赠送高血压药物。开展了“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采取对重症精神病人减免住院治疗费用、基本药物免费发放、每季度免费检查等优惠政策，社区精防医生分级随访，指导病人日常生活；对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等其他慢性病人及老年人和困难群体按照规范开展随访干预，我县农村公共卫生工作连续三年考核名列台州市第一名。根据要求，各村级卫生机构都要承担公共卫生工作，对未承担公共卫生工作的机构量化分级不得评定为A、B级，不作为紧密型管理对象，无法享受各类优惠政策;承担公共卫生的机构考核必须要达到90分以上才能评定为A、B级。由于公共卫生工作较差导致量化分级成绩较低进入松散型管理的机构，限期整改后可以申请进行复评，根据复评结果调整管理类型，但是当年不能评定为A级。通过上述措施有效的推动了各村级卫生机构主动承担并能较好完成农村公共卫生工作。

六、布局合理，实现机构建设标准化

我县从2008年开始，启动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共投入4000万元，对7家乡镇卫生院进行迁建，2家卫生院扩建，2家卫生院整合。目前，已经有3家乡镇卫生院投入使用，到2012年将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随着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作为网底的村级卫生机构硬件设施也需进一步提升。因此要求紧密型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面积不少于150m2，村卫生室用房面积不少于100m2；并配备相应的设施和设备，环境整洁优美，布局科学合理，标识规范统一，制度健全完善；松散型管理对象面积在60m2以上，按要求设置各室、配备相应设备设施，并对场所进行装修，布局合理、符合标准要求。

七、注重绩效，杜绝平均主义分配

出台《玉环县乡镇卫生院、卫生院院长2010业绩考核管理办法》，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等方面进行综合测评，根据考核结果分成甲、乙、丙三级，与各卫生院的补助经费以及卫生院院长年薪挂钩。乡镇卫生院受卫生局委托对辖区内的村级卫生机构进行人事、财务、机构、业务等管理，每年对其基本医疗及公共卫生工作进行综合评估，作为医疗机构校验的依据之一。对于承担公共卫生工作的村级卫生机构，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补贴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乡镇卫生院每季度对其公共卫生工作进行考核，结合全年的绩效考核成绩及服务人口的数量、服务的质量和群众的满意度综合评价后下发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第三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

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有赖于社会主体的自我服从，而自我服从又源于社会主体的高度认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成员对治理活动的主观认知。明确地把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的策略中。网络社会具有开放性和表达机制对等性的突出特点，互联网不仅推动了社会沟通、重构了公共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权力关系，实现了“话语权再分配”，从而使普通事件公共化程度提高，并增加了公共事件和宏观社会的不确定性。这对社会成员的治理认知和信任都构成重要挑战。再造话语秩序，重树社会信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传统的管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存在诸多局限。一个可资借鉴的重要方向技术是重视公共价值的发掘、提炼与表达，并释放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凝聚与统和作用。

第四篇：社会治理体制拓展政府治理新格局[模版]

社会治理体制拓展政府治理新格局

社会治理体制拓展政府治理新格局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2013年12月13日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作者：詹国彬

【核心提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通过认真学习和领会《决定》的精神，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新一届政府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坚强决心。

凸显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

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管理日渐成为政府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变革日益加快以及公众利益日益多元和复杂的今天，社会管理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也是新形势下执政党必须直面和加以妥善解决的重大实践课题。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进行探索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活动，在非政府组织发展、社区管理、居家养老、外来人口管理、基层民主、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机制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创新和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成效。但是，从学理意义上看，“社会管理”更多体现了一种单向度的管理活动，社会自我管理和发展的内涵未能得到充分彰显和体现。为此，《决定》改变了社会管理的提法，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的概念，这是一种重大的理念更新和转变。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说明在社会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寻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公共事务治理必须走向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格局。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以激发社会活力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不仅要更新社会治理理念，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的总体战略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在不断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积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需要。《决定》明确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步伐会加快，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利将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和体现。此外，《决定》还强调，要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去承担，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将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作为空间，社会活力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和释放。

强调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不断进行分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在不断分化、重组和改变，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种冲突和矛盾无疑对现行政府管理方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对执政党的重大考验。《决定》重点强调了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提出政府要用前瞻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矛盾问题，要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建立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实现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此外，《决定》还提出要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表明了中央政府将社会矛盾的化解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轨道的决心，为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和化解指明了正确方向。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并强化国家安全战略

社会治理是发展之基、安居之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公共安全则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公共安全就无法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和幸福生活就无从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将无法实现。《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严重威胁到百姓的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必须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决定》还指出，要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齐抓共管”的格局。同时，提出要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以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此外，《决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力图通过国家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立进一步强化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有利于统一国家意志、完成重大决策，而且能够促进各职能部门步调一致，形成部门间的合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行了精心部署和顶层设计，体现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对于进一步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共识和决心。只要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方向，大胆进行实践和探索，中国社会治理就一定能够开创崭新的局面。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公共管理系）

第五篇：美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浅析

美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浅析

刘建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在构建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教育制度的过程中，首先必须研究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问题。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发展较为完善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对其办学体制进行研究和分析是很有意义的。

美国的职业教育由中等职业教育、高中后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构成。其实施机构主要为综合高中、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技术学校、社区学院和企业办培训中心或学校（如摩托罗拉大学）等。其中，以社区学院为主进行的高中后和高等职业教育是美国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那么，这些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职业教育机构又是如何组织、运转的呢？政府在其中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

美国实施12年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基本由公立学校实施。独立的职业高中不多，中学都开设职业课程。1993年，设有职业课程的学校（职业高中、综合中学、少数普通高中）达1.6万所。总体上说，6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还将进入高中后教育机构，继续接受教育。这样，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美国未能构成职业教育的主体；其办学体制也较为单一，主要是政府（地方）办学和政府领导下的社会管理。

美国职业教育的主体为高中后教育，实施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区学院。其他还有：地区职教中心、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工会和行业（包括公司）提供的培训、企业办的培训中心、联邦政府资助的培训项目等。这些机构的归属、经费来源和管理均不相同，如从体系角度细分，可达57种。从宏观角度看，在这一系统中，举办职业教育的不外乎社会和个人。进一步的分析则显示，代表社会的有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当局、工商行会组织、工会、公司（企业）、其他社会团体等；代表个人的有直接办学者和间接助学者等。所有这些举办者在职业教育组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获得利益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共同造就了美国独特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从实施职业教育的主体社区学院看，其办学是以政府为主的。1994年，美国有社区学院1471所，其中公立的963所，私立的508所。通常，公立学校在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方面都优于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经费的来源渠道可归纳为五种：地方税收、州政府拨款、联邦政府资助、学生所缴学费和其他收入。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学生的学费，同时也可得到政府小额的补贴或从有关公司和私人得到一些资助。由于美国各地区差异很大，不同州的不同学校从各渠道得到的经费也就极为不同。以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威斯康辛州为例：自1984年以来，该州职业教育（社区学院）的经费约45％来自地方税收，约20％为州政府拨款，联邦政府的资助约占10％，学生学费约占10％，还有来自企业、私人的赞助和学校有关产业的收入。

上述这种投入格局直接决定了美国职业教育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即中央（联邦政府）引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重心在地方的管理制度和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按1990年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16亿美元的职业教育专项

补助经费，以提高美国经济和技术的竞争能力。联邦经费的意义主要是引导职教的发展、改革方向和促进教育与培训机会均等目标的实现，以激发各州重视职业教育。联邦政府虽然没有直接管理职教的职能，但自《2000年目标法案》（1994年）后，联邦政府成立了全国职业技能标准委员会，旨在将行业的技术标准变成国家经济和教育政策的组成部分，以通过行业来影响和规范职业教育管理。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职教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直接进行其管理工作。如威斯康辛州早在1965年就建立了州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属政府职能部门，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全州的职业教育。这个委员会共有13名成员，其中雇主和雇员代表各1人、农民代表1人、固定代表（中小学教育总监、州大学委员会主任和州负责工业、劳工和人事事务的秘书）3名、学生代表1名和社会代表6名。该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确定本州职业教育（学校）的发展规划，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分配和管理联邦及州的职教经费，评估审议课程设置、培训项目和学校设备更新计划，审计各学区财务执行情况，确定学生的学费额度和审议学生资助情况，颁发教师资格证书，争取联邦和州政府各方面对职教提供支持等。

州以下职业教育由学区管理。威斯康辛州的学区也都设有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雇主、雇员代表各2人，社会代表3人，学区管理人员代表1人，政府官员代表1人。该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其委员由学区所在地政府任命（没有报酬）。其职责主要是：聘任本学区职业技术院校的校长、教师，确定当地税收的征收和安排，确定课程的设置和培训计划的实施，研究制定学校设备的购置和更新计划，制定学区的财政预算，向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和就业指导，制定学区的管理政策和规章，争取联邦、州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资助，协调学校和工商（企业）界的联系等。

在州和地方，这种管理形式使社会各方面都能参与职业教育，这既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体现，也是其办学体制的根本要求。州和地方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税收，因此经费的使用必须反映纳税人（自然人和法人）的要求和利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纳税人的代表来行使经费的管理权并加以监督。对于公立职业学校，企业虽也有直接资助，但主要还是通过税收发生联系的，所以它就要在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学生要以学费的方式对办学进行投入，因此也要参加管理。对私立学校来说，学校是由董事会管理的，其成员由投资人组成，董事会决定学校的预算、校长和教师的聘任、教职工的工资、学校课程的设置、学校的发展等。由于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因此社会对私立学校同样有着严格的管理。如加利福尼亚州就设有“私立高校和职业教育委员会”，对私立学校的建立和运作进行审批和管理。因为私立学校（主要指社区学院）的收费较高（每生8000～12000美元／年），因此政府不仅对学校的办学条件、学费标准、董事会组成、专业设置、学校章程等有要求，同时每年还要对学校的财务进行审计。

这种办学投入体制和管理体制，决定了美国的职业教育院校必须面对市场自主办学。可以这么说，市场不仅决定了学校人才培养的规格、类型、课程、学制、专业设置等，而且还带来了学校功能的多样化，推动学校关注市场的需求变化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一所典型的社区学院既面向高中应届毕业生，又面向全体有教育和培训需求的成人；既提供职业技术文凭课程，又提供面向本科大学的升学课程，还提供地区性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如为雇主进行培训、参加有关企业组织的培训项目等。因此，美国人自己认为“便利、灵活、实际、高效是对社区学院最准确的描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工商与企业界在对25岁以下的青年人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即学校体系内的职业教育）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工商企业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直接贡献更多的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即“购买”做出的。在每年440亿美元的“购买费”中，用于就业后培训（指送员工到职业院校培训）的部分多达4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