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持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

第一篇：第七章 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持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

第七章 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持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来源于社会，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社会的需求，发展进程有赖于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方面，有赖于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实践表明，社会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方面发挥着支持者、监督者、评价者、合作伙伴等作用。作为支持者，社会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源源不断投入所必须的人、财、物等物质资源的同时，为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提高注入文化的精神力量；社会成员直接参与能及时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其他有关信息直接反馈给学校，使学校及时了解、关心社会经济部门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保证高等教育沿着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作为监督者，社会主要通过新闻传媒、社会舆论等对高等教育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偏离正确轨迹的行为进行预警，引导高等教育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作为评价者，社会通过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反馈质量信息；作为合作伙伴，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与社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引领社会发展。可见，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有必要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力量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过程中的支持、监督、评价等重要作用。

第一节 培育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改进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血脉，“名校成长的历程证明，大学的竞争是文化实力的竞争而不是经济实力的竞争。”1因而，对于高等教育系统来讲，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主要不是一种物的客观存在，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就是一种文化的结晶。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能否得到提升，既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相关，也与文化软实力密切相关。文化不仅影响高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质量观，而且影响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所持的观念以及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培育文化软实力，营造社会关注和参与高等教育的氛围，对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培育创新文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意识

创新文化是泛指一切创新活动及其活动方式和活动氛围的总和，是一种激发创新意识、崇尚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活动、促进创新发展的文化生态。创新文化的要素包括：创新的价值追求、创新的思维方式、创新的传统风气、创新的心理氛围、创新的制度保证和创新的物质支撑等。2创新文化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形态，而是民族文化、社会文化或群体文化中与创新实践有关的一种文化特质和文化因素，是一种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内涵丰富的文化子系统。创新文化的作用在于：能够使创新成为一种“社会的素质”，进而扩散、深入和主流化，形成一种氛围和环境，将创新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和目标，进而激发社会 12 李辉.从文化层面审视大学教学与科研职能的和谐[J].现代教育科学, 2006（1）：10-12.眭依凡.创新文化：决定大学兴衰的文化之魂[J].中国高等教育，2007（7）：7-10.成员的创新灵感，促进创新“千树万树梨花开”般地发生和涌现，成为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为此，创新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有利于创新，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兴衰。对于高等教育来讲，没有全社会创新文化激励和支撑，高等学校难以持续创新发展，难以培养大批创新人才，也产生不了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必将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停滞不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可见，创新文化是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提高质量与水平的源泉和动力。

1、崇尚唯实出新、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

21世纪的大学，要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大学本身不仅要有批判精神，而且必须立足于社会大众敢于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创新文化之上。然而，中国传统的吏官文化所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尊卑主从关系，片面地强调天理，一切高度听命于政治权威，扼杀人们的质疑意识和批判精神，导致我国是一个缺乏理性批判文化传统的国家。因此，要培育创新文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加强全体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鼓励人们敢于挑战权威和固有经验，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理性批判他人观点，并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和主张。笛卡尔曾说过：“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务都来怀疑一次”，“怀疑是迷信的清洗剂，批判是教条的解毒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镶嵌在各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只有全社会不迷信、不崇拜任何偶像、教条、理论，敢于怀疑和否定已有的观念，敢于自我批判、理性批判，立足于此环境的高等教育才能不断培养出创新人才和产生创新性科研成果。

2、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创新文化是一种鼓励尝试、重在行动的实践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所奉行的“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哲学导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太同情失败者的社会。当个体有成就的时候，到处是赞歌颂语，一旦失意的时候，处处是冷言冷语，如果个体没有坚强的意志是很难抵御这种世俗的压力。由于创新往往是小概率事件，随机性、偶然性较强，而失败可能是常态，这样就导致个体难以抵御失败的压力而不敢冒险，不敢实践，包括大学和大学师生员工在内。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或 “破坏性的创造”，常常要敢闯禁区、挑战常规、违背传统、冒犯权威，也要反复在实践中尝试和探索，经常面对各种新的情况，甚至要冒失败的风险。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创新是其发展的主旋律，培养创新人才需要大胆进行改革，敢于挑战禁区，敢于突破传统；科学研究的创新需要敢于实践、应对挑战，社会服务也需要有新举措，所有这些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中的冒险、失败等达成宽容的共识，并加以鼓励。

3、构建尊重差异、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

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不仅社会思想意识空前活跃，而且在各个领域实践理性方面的思路和观点更是丰富多样。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引起了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矛盾的冲突，导致了人们对许多社会实践价值评价的多样化；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管理技术和手段的日新月异、制度安排和组织方式的日趋复杂，都在加剧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人类传播方式的革命性飞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人们既是思想和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从而使思想观念越来越多样化。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建设创新文化格外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开放。尼葛洛庞帝说：“营造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因此，要求社会成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树立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以包容对话的姿态向人类所有优秀文化成果和先进的实践经验开放，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应当说，在当今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这种在全球视野中开放包容和积极对话的思维方式对于构建创新文化显得越来越重要，无论对于社会各个层次的实践创新和观念创新，还是对于通过对话和交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只有在这种开放包容、尊重差异的开放的视野中，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增强才有可能。因此，建设创新文化，需要营造尊重不同思想观念的制度文化，确立开放包容和求异创新的思维方式，培育尊重个性和创新的文化模式。

二、发挥质量文化功能，提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共识

质量文化指的是表征社会或组织成员有关质量方面的共同信仰、价值观、态度、制度和行为模式。即社会大环境对质量的认知程度以及为此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对于高等教育来讲，质量文化指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观、精神、目标、道德、形象、行为、习惯、习俗等“软性”的认知程度以及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所做的各种努力。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其质量文化的形成主体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主体即为广大社会公众，微观主体是高校全体师生员工。本研究主要从社会因素进行研究，因而指的是宏观主体的质量文化。在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质量是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作为质量载体的质量文化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社会基准的高低，所以，要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有必要营造质量文化，提高社会成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知程度及为提高质量所做的各种努力，形成较高的高等教育质量社会基准。

（一）质量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功能

作为一种“软性”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基准的认识，如果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可基准较高，则该国高等教育在国际比较中的竞争力越高，反之则越低。具体来讲，质量文化对于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体现为以下功能：

第一，凝聚功能。优良的质量文化是一种高标准的质量，它就像磁铁一样能把全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命运与高等教育的质量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高等教育质量提高我受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我受损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社会成员追求卓越的质量，自然而然地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奉献。

第二，激励功能。质量文化的核心是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创造一种人人重视高等教育、参与高等教育的文化氛围，进而激励各高校为实现既定的质量目标而不断进取。当所有高校都能实现预定的质量目标时，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强。

第三，规范功能。质量文化能够规范、监督高校师生和管理人员的行为，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来约束教职工和学生，从而弥补高校刚性规章制度的不足，达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二）培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途径和措施

质量文化之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及其目标实现的意义现在已毋庸置疑。只有从根本上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行为从仅为高校的独角戏转变为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自发行为和终极追求目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的质量困惑。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过程相当复杂，既有传统质量文化传承和改造，也需要相应的制度构建等具体的路径和措施。

1、合理传承民族文化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质量文化的精髓，随着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自身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高校要在继承民族文化中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丰富传统文化中涉及质量文化内涵。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进是培育质量文化的永恒主题。对于我国来讲，培育质量文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变革中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中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运用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使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上。也就是说，从尊师重教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寻找其教育质量文化生存、发展和更新的命脉，使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上。

2、培育社会成员高等教育质量意识

质量文化是社会成员对质量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追。质量意识是人们对质量和质量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是质量文化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渠道，积极引导全社会树立强烈的高等教育质量意识，特别是质量责任意识，使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够认识到质量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在高等教育质量提高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逐步形成全社会都关心高等教育质量，都努力推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良好氛围。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形成合力。例如，政府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质量负有监管职责，媒体负有监督义务，高校则应及时向社会和有关部门公布质量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各行其责、各尽其力的外部监控体系。各级政府和高校要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对社会成员宣传其质量意识对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作用，使他们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战略意识、质量竞争意识与和质量参与意识，形成人人关心质量、人人维护质量、人人创造质量的社会环境与氛围。

3、引导社会舆论关注高等教育质量

舆论又称公意，是公众的意见或言论，反映了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观点、看法、愿望和要求。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社会舆论通过广播、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把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所持有的观点，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出来，并加以传播，促使高校采取各种措施把舆论反映的质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加以解决。在通讯工具日益发达，交流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与人之间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增大。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曾指出，对高等教育质量滑坡争论有价值的批评主要来自教育之外。3社会舆论是世界各国最常见的一种高等 3 杨东平.高等教育质量之争[N].新京报，2006-5-21.教育质量的社会监督系统，其形式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发布大学排名活动。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自1983年以来，开始对美国大学及其院系进行排名，该排名依据学术声誉、新生录取、师资实力、学生保持率、财力资源、校友满意度、毕业率状况等评估指标对高校进行综合评估排序，其中，新生录取、学生保持率、校友满意度、毕业率状况等指标从社会评价方面来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状况；德国的《明镜》自1989年起也采用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组织对大学的排序评估；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也将“雇主评价”这一指标来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可见，随着大众传媒披露的高等教育质量信息更为公正、客观、科学、理性，社会舆论将有助于社会对高校办学状况进行动态的监督，进而成为社会力量介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形式。因此，有必要引导社会舆论关注高等教育质量，进而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信息反馈和监督机制。

首先，构建高校信息公开机制。在国外，教育信息公开不仅仅为了促进教育民主，改变行政作风，提高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将它与教育的核心问题——改进教育质量紧密结合。4因此，向社会提供信息不仅是高校的责任，而且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义务。高校必须定期地、系统全面地公开学校的工作计划、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组织机构和财务状况等方面准确的信息，以便社会监督。目前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相对滞后，不利于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监督。为解决这一问题，2010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对此，高校应借助这一政策的颁布，严格执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构建信息公开机制，通过向家长、校友、教育工作者、决策者、纳税人等发布学校办学情况，以信息公开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监督，进而不断改进质量。

其次，构建质量问题舆论反馈机制。在一些公众关心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上，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在报纸、网站上开设专栏，与公众联手组织沙龙、论坛等方式，有意识地搭建平台，让公众参与其中，同时高校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公众进行理性思考，引导公众认知。例如，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曾经遭到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到处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喊打。而事实上，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既有高校未适应社会需要培养人才的质量问题，也有就业市场的供需问题、以及教育资源的投入问题等等。因此，高校主动构建社会舆论反馈机制，向公众解释质量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树立高校的正面形象，获取社会支持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社会舆论一旦形成，其传递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能迅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很快地对某一高等教育质量现象起到推动或制约作用。因此，掌握舆论形成的规律，有意识地利用其积极作用来实施质量监控，是现代高等教育质量改进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倡导捐赠文化，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保障

所谓捐赠文化，指的是人类在长期的捐赠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5捐赠文化是慈善捐赠行为得以实施的内在动力，45 朱科蓉.教育信息公开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289.郭 霞.捐赠文化缺失的社会环境创生[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120-125.也是衡量一个民族道德水准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6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充足的资金是当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保障和先决条件，但是在有限的财政收入背景下，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很难满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要求。鉴于社会各界的捐赠是高校教育成本的有效补充，而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也为社会捐赠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社会支持力度，有必要培育社会捐赠文化。

（一）形成全民慈善捐赠理念

公众是慈善捐赠的社会主体，是慈善事业不竭的源泉。只有全体平民百姓的认同和参与，才能形成自觉的、互助友爱的社会慈善氛围；只有公的广泛参与，也才能积累起数额巨大的慈善捐赠经费，使慈善事业发展成为一项宏大的事业。国外大量的资料显示，动员全国的普通百姓参与慈善捐赠活动对于发展慈善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捐赠与慈善的平民化是世界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也是培育捐赠文化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条件。在我国，平民慈善捐赠还是一个尚未开采的“金矿”，丰富的慈善捐赠资源就隐藏于普通百姓之中。因而，强化公众教育，形成全民慈善捐赠高等教育的理念，在我国目前乃至今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健全捐赠或慈善政策与法规

税收政策、捐赠法律制度等在激励和规范社会捐赠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为社会捐赠制定完整法律和配套措施，为捐赠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依据，包括对社会捐赠的定位、保护、支持和鼓励。我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社会捐赠，但总的来看，我国社会捐赠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不系统、不完善，力度不大。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捐赠与慈善行为的法律，导致一些慈善机构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在管理上存在漏洞，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很大，导致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因而急需在法律上明确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等，规范慈善组织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行为。政策与法规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捐赠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培育捐赠文化。针对现有这些情况，有必要学习国外立法上的先进经验，通过法律手段培育捐赠文化，为高等教育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社会支持。

（三）保障捐赠与慈善行为的尊严

保障捐赠与慈善行为的尊严主要表现为在倡导捐赠与慈善的同时，尊重捐赠行为和尊敬捐赠人。无论是大额的捐赠还是小额的捐赠，其本质都是慈善的行为，都是乐于施善的高尚道德境界的体现。虽然捐赠人一般无所谓回报，但作为受益者及全体社会应尊敬捐赠人并给予高尚的尊严，对所有的捐赠行为都应该表示崇高的敬意。因此，社会不仅要给予那些慈善捐赠富豪榜上的企业与富人荣誉，也应当关注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而平凡的小额捐赠者，媒体要通过多种形式鼓励人们凭借自身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捐赠的善良行为。只有充分肯定慈善行为的目的性和崇高性，才能弘扬慈善精神，营造捐赠文化所需要的社会环境。6 宋传文.我国捐赠文化的缺失及成因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41-145.以上所阐述的创新文化、质量文化、捐赠文化仅为培育文化软实力部分内容。在培育文化软实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过程中，还可能有更多的文化需要加以培育。总之，通过培育文化软实力以增强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是急待研究的一个领域。

第二节 加强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管理和监督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政府并不是的唯一办学者，具有不同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其他主体参与更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因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引入多元社会角色参与办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具有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员和组织通过董事会、各种咨询委员会等形式参与高等教育决策和管理，发挥支持、咨询和监督的作用，已经成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阿特巴赫曾指出，“美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大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大学学术才能兴旺发达。”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我国高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其他社会团体参与办学，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改进。

一、建立各级政府机构参与的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

一般意义的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是指由校外人士组成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来对高校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制度。由于校外人士所具有的社会角色使其更清楚社会的实际需求情况，当他们成为高校董事时，可以结合自身的信息优势，从决策层面关注高校的战略问题，使高校对社会需求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的反应能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适应和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高校有选择地让具有不同社会角色、身份的校外人士代表作为董事参与高校的战略决策，将其思想和抉择能力引入高校的决策活动中，从而促使高校办学质量和社会需求价值真正融合，保证高校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这种校外人士参与的董事会治理模式不仅加强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而且为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体参与办学，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提供了制度安排。布鲁贝克认为，“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代表公众对学院或大学的兴趣以及把这些院校的观点向公众解释方面可以起重要作用。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必须是由专家和校外人士两方面组成的，学术自治才会有效。没有前者，大学就会信息不准；没有后者，大学就会变得狭隘、僵化，最后就会与公众的目标完全脱节”。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基本完成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宏观管理，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具有统筹权和决策权。这里的“政府”更多的是特指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是一种狭义的政府办学。高校内部治理则按照《高等教育法》规定，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常委和校长、副校长均是由主管部门的党组织决定任命，并且对上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在高校内部常委和校长全面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这种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但不利于吸收校外人士参与高校治理，往往容易造成闭门造车，关门办学的弊端。这样一种狭义上的政府办学和关门办学，导致高校严重脱离社会需求，办学质量受到社会质疑。国外高校的决策层，如美国的董事会、英国的理事会和法国的校务委员会，社会各界和校外知名人士的代表都占有一定的席位。因此，借鉴国外高校的董事会治理模式，完善高校基层委员会制度，为多元主体参与办学提供制度安排，成为我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加以考虑的制度改革。

美国公立高校的办学资金主要来自州政府拨款，与我国政府办学具有内在的属性契合，因而，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成为我们借鉴的首选。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成员由三部分构成：董事会当然成员，政府任命的董事和公众选举或校友会产生的董事。董事会当然成员包括州长、州议会议长、校长等，政府任命的董事主要考虑董事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按行政区划任命。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中的董事多半由选举产生。7因此，在完善我国高校基层委员会制度方面，可以考虑借鉴美国公立高校的董事会成员的组成，从改革基层委员会成员组成入手。基层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高校所在行政区的最高长官，如省长、市长、县长等；主管该高校的教育行政长官；与高校核心学科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如农业院校应邀请农业部或农业厅的领导作为其董事会成员，面向交通行业的高校应为交通部门代表留有一定的席位，等等。

二、吸纳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质量管理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高校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利益群体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在客观上要求对高等教育质量有属于自己的利益表达及实现机制。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最为关心和关注。一般来讲，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是由居于不同利益层次的多方利益主体构成的。与高校有利益关系的利益主体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教师、学生、政府、捐赠者、校友、工商界、银行等。8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由高校之外的社会成员组成，他们参与质量管理是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所有外部利益相关者之中，家长、校友、社区是参与高校质量治理最为重要的群体。

首先，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学生就业，所以，学生的家长是最关心高等教育质量的直接利益群体，他们最关心自己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对此，高校应积极组建家长委员会参与和监督学生的学习过程，使高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配合、形成合力，成为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延伸与有益补充。目前，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高校走在了前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组建家长委员会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组织成立了学生家长代表参加的家长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听取他们对学院的教学、管理方面的意见，也请他们交流社会对专业设置方面和人才需求方面的信息，以促进学院及时调整相关工作。另外，许多家长所在的企业或单位，都成了城市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基地。9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其他高校借鉴。

其次，校友是学校已经输出了的“产品”，但校友始终与母校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母校的发展意味着校友在不用支付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文凭的“含金量”会大幅度增加，可以成为母校发展的“搭便车”者。再加上大部分校友都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愿意为母校的发 78 李红桃.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制度及启示[J].高等农业教育，2008（7）：89-91.尹晓敏.大学社会责任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J].辽宁教育研究，2008（2）：6-10.9 庄华洁，王忠法，徐慧萍.创新产学合作教育的思考与实践[J].教育发展研究，2006（9A）：75-77.展献言献策，因此，校友是高校质量管理过程中应积极发展的对象。在国外，校友捐赠非常普遍，因此，国内高校一提到校友首先想到的是捐赠。殊不知，校友是人才培养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感同身受，特别是在毕业之后更能发现母校人才培养过程存在的缺陷，因此，筹建校友委员会，发动校友反馈信息并邀请他们参与办学过程，为母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方式应该是校友们乐观其成的。

最后，现代大学发展已经融入了当地社区的生活，大学的质量与水平的高低已经扩散到社区生活的多个方面。大学的发展、声誉、质量与水平会给当地社区带来各种利益，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利益。如大学规模扩张可以拉动当地消费，大学研究成果转化和其他社会服务可以促进社区经济增长，大学的声誉也可以扩大当地社区的社会影响，提高社区的知名度。大学质量、水平与社区发展共存荣的关系要求社区应主动参与其质量管理过程，向大学表达自己的质量意愿，并为大学提高办学质量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

三、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办学的体制与机制

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方面，除了邀请校外人士走进高校，直接参与决策和质量治理之外，还需要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办学的机制。这里所指的社会组织是狭义的，指政府和学校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有学者将参与高等教育办学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归纳为十种：规范办学、吸纳资源、维护权益、学术协同、同业协调、舆论导引、联结产业、利益平衡、管理专业化、信息服务等。10可以看出，这些作用都是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然而，目前，我国参与高校办学的社会组织数量和类型都较少，仅有少量的自愿性组织、国际组织。自愿性组织主要有一些教育基金会，如邵逸夫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曾宪梓教育基金会、田家炳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宝钢教育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主要有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富布莱特基金会等，这些社会组织发挥着吸纳资源，促进学术交流等作用。而具有规范办学、权益维护、管理专业化、行业协调等功能的社会组织很少甚至没有。因此，社会组织参与办学的机制还不够完善。高校还应主动走出去，定期或不定期到一些社会组织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推介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条件、最新教研成果以及专业的就业情况，从而提高社会对高校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激发这些社会组织参与办学的潜在需求和愿望，进而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改善高等教育质量的最终目的。目前，国内外一些高校主动走出去的实践均表明，高校积极主动与社会进行合作、交流、对话是一种有效地推动社会参与办学的重要力量，对改进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系统，高校与社会间的关系也因此显得十分复杂。一方面，社会不仅向高校表现出它的需要和欲望，也向高校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类资源；另一方面，高校既摆出适应社会的架势，也充当着引领者的形象。因此，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机制方面，高校应当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主动走出去，为多元社会组织参与办学提供可能性。

四、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 10 熊庆年，张珊珊.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治理的过渡性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9（3）：55-62.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指以实施教育评价活动为目的，与政府、高校无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非营利性组织。由于其独立性和中介性的立场，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它往往具有政府和院校所不具有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我国的高等教育正经历一场变革，面对人们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以及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正面临着质量危机。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阶段之时，也同样面临高等教育质量危机，为解决此困境，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应然而生。目前，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并在沟通政府与高校、高校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维护和调解不同高等教育利益主体，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进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发展，将是解决当前高等教育质量危机，满足人们不同偏好、使高教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有效路径。

第一，建立和健全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针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合法化困境，有关部门要加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服务宗旨、设立程序、运作机制、项目开发的方式、资金和人员管理、职业道德规范、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形成比较完备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范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评估行为，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在加强立法，填补制度空白方面，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或教育中介组织立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也要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中介组织和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发展的具体情况，同时，重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第二，促进政府、高校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在评价活动中的良性互动。在处理政府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关系上，首先，政府要转变角色，必须认识到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既可能是对手，也可以成为伙伴，政府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是“零和关系”，也可以是一种“双赢关系”。其次，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必须学会与政府合作，而不是一味依赖政府。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政府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力量对比格局中，前者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也是因为，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和政府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扬长避短、相得益彰。在处理高校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关系上，首先，高校要积极参与评估，而不是被动评估。如果高校不能积极主动配合评估工作 而是被动应付，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不可能对信息进行全面收集，这势必影响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难以发挥保障、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其次，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在评估活动中要保持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提高服务质量，在服务中不断拓展业务。因此，要实现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目标，政府要注意自身的正确定位，然后通过引导、提升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作用，授权或赋予其一定的角色，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高校要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信息沟通渠道，高校及时给社会提供高校办学信息，而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也要及时发布科学、客观、公正的高等教育评估信息，减少高校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总之，政府、高校、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三者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共同推动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发展。

第三，加大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加大监督与管理力度是保障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公正性的必要手段。首先，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社会监督不仅包括社会公众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社会组织的监督，还包括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不能仅仅是一个口号，也不能仅仅是一条法律，更为重要的是，它应该成为一种实实在在发挥作用的制度。这种制度包括活动的主体，如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包括技术体系，如信息的发布系统；还包括能够对评估结果作出恰当反应的决策机制。其次，政府要把好“入口”关，全面建立和推行统一完善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登记备案制度和执业资格认证制度。再次，要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各类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业务内容、服务客体、收益状况等不同方面的情况，建立不同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机制，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以便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各类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功能和作用。最后，要建立元评估制度。为了使政府、高校、社会及时了解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专业水平、服务质量，政府应建立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原评估制度，责成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在某个时间段内接受评估，使更多的社会成员了解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业务活动，认可其服务质量，进而提高其社会公信度。

第四，加强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自身建设。政府的友好态度、宽松的法律环境、有力的社会支持是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获得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但是，它要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还必须积极主动地改善自身的结构和能力。首先，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必须认清自己的使命，自觉承担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责任，并把独立性、客观性、专业性、公正性作为自己的行为理念或行业文化。其次，要建立和健全内部的组织机制，逐步完善理事制度，提高自己的活动开发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金筹措能力和项目运作能力，要以自己优质、高效的服务和良好的信誉在公平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以增强自身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提高组织效率和社会效益。再次，制定规范的评估程序，以引导、检查和约束评估人员的行为。最后，要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素质。具体措施为：第一，对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筛选，建设一支高素质、稳定的专业人员队伍，以解决专职人员较少，兼职人员较多问题；第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并实施相应的资格认证制度；第三，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从业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价值中立性，本着科学、客观的精神进行评估。

第三节 强化产学研合作对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

产学研合作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于一体，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推动了教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目前，产学研合作已成为各国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特别指出，要创立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要求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的教育资源深度合作和共享。可见，产学研合作已经成为我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举措。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以下措施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一、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

模式是统摄人才培养目标与过程、形式与内容、方法与手段、考核与评价的具体方式。如果说体制创新提供着一个宏观环境，那么模式创新则是教育内涵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模式创新是产学研合作的核心。11产学研合作的教育模式则必须着眼于应用人才全面素质的培养。同时，实施产学研合作的教育模式，在明确了要针对人才全面素质的观点之后，还要探求适用于各个层次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在此，可以对现有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进行分析，并从中发现各种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高等学校确立适合自己发展的特色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提供借鉴，同时为研究和探索科学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提供参考。

1、推广高级应用性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这类模式主要指高等院校利用企业社会资源，以社会对人才需求为导向，或着重以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创业创新能力，增强毕业生综合素质为目标；或着重技能培养、职业素养、适应未来职业岗位需要为目标，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合作模式。

一是以学习工作交替进行或工作项目为中介的合作教育模式。这种模式适宜于地方大学或主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大学。把合作教育直接纳入到教育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中，作为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与职业定向的重要策略与方法，以加强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这种合作教育的形式和学制可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各具特色。

二是直接以培养操作性技术人才为目标的合作教育模式。此模式适宜于以就业为基本取向的职业教育系列的高职高专学校。学生在读期间实习实训岗位与毕业后从事的职业相关性强，做到真正的专业对口，如德国职业教育系列和高等专科学校所采取的模式。该类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某一专业领域或流通领域的技术人才，对学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他们独立从事职业活动的能力，为就业做准备。

2、实践创新性人才培养的研究开发型产学研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以科研课题、科技攻关、大型工程项目为中介的合作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适宜于研究型、综合型或主要以培养国内国际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主要目标在于通过科学研究和项目合作，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大型项目的组织和管理能力，而且通常是在研究生阶段或本科高年级阶段使用，如美国的NSF、研究中心、科技园及共同的课题项目，英国的TCS和欧盟的COMETY计划等。这种模式能否成功取决于大学的资源，即是否拥有众多的高水平师资、高素质的生源、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装备先进的实验室以及充足的研究资金。这一模式有利于把分散的教学资源整合起来，将相互脱离的各个因素统一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将人才培养置于教育、科技、经济的大系统中统筹考虑，使产学研合作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载体。12学生通过参加联合体的科研项目，接触社会、了解企业，从而增长知 1112 祖廷勋.产学研合作发展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10 马廷奇.产学研合作与创新人才培养[J].中国高等教育，2010（11）： 识和提高能力。这种模式越来越成为当今产学合作教育的主导模式。

3、构建利益共享的生产经营型产学研合作模式

这类模式主要是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利用自身人才优势、科研优势，企业利用资金优势、市场优势、信息优势，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的合作。通常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围绕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科技、经济、社会问题，或积极开展研究，或将其科研成果投向市场并积极促进其转化为生产力或依托高校科技人才优势组建高科技园区创办高新企业。这一合作模式中高校和科研机构一般以技术作价入股参与科技企业的组建。有的在技术入股的同时注入少量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使合作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分担。这种合作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共同促进技术创新与市场开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形式有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联合承担重大科研课题或工程项目、共同参与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共建研发实体和中试基地等。

产学研结合作为一种合约安排，其实质性功效是实现了企业、高校与毕业生的多赢互动。显然，企业、高校和学生在产学研结合中各得其所，才可能保证产学研的长效性。构建利益共享的生产经营型产学研合作模式目的在于，使产学研合作的主体通过分工和交易，为全社会的科技进步而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互统一，达到最大利益与总目标的一致。

二、产学研合作体制创新

体制是产学研合作成功与否的载体，是产学研合作的关键。目前我国的体制在组织体系上由产、学、研三个要素，按“自愿、互利”的原则，以“横向联合”为主要特征所构成，具有“指导、中介、协调”的基本功能。实践表明，这种组织体系对于保障人才培养的运作的作用有限，同时易受产、学、研自身运作状态的影响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主管部门不同，运行机制也不同，导致在产学研合作的交接点上，合作各方都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

借鉴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的经验，政府为了实现国家和产学研各方的整体利益，通过一系列决策，直接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结构，使产学研各方迅速集结。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大大降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制度效率，以获取更好的收益。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加强产学研合作的立法建设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利于推动产学研合作走向规范化和程序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有关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关于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公司法》等，但大多带有鼓励性，刚性约束不强，实施细则不明晰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而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立法完整、系统、指导性强，为产学研合作教育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如美国通过了《1965年高等教育法》，1976年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此外，还出台了《国防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及《美国教育规则》等相关法律。日本先后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社会教育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有着一套完整的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法律和制度。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加快产学研合作的立法进度，研究制定适应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和条例，规范产学研合作中各方责权利关系，依法行政。保证合作各方可利用这些法律、规定、制度来行使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履行职责，使产学研合作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目前国家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的制度化。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要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来推动校企合作与产学研合作教育。由此，这让许多高校领导和教师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前景充满希望，对校企合作的国家政策充满了许多期待。

2、制定有利于产学研合作的政策

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管理作用，主要体现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计划手段以及制定技术政策与调整产业政策等手段来刺激和引导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建议国家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来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这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贷款担保政策、政府采购和拨款资助政策与产业引导政策等。政府部门通过增加科技拨款或减免税收，建立产学研合作基金、高新技术风险基金等形式对产学研合作予以政策的支持。通过这些法规和经济手段，既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又为企业创造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外部环境，推动企业积极寻求与高校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产学研合作发展。而我国当前的教育、科技立法工作处于初级阶段，口号响亮但无具体操作程序，少有专门协调合作各方的中介机构，更缺乏相应的权威性仲裁机构。我国应尽早建立产学研合作评估指标体系和激励措施，推动校企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提高科技转化率与人才培养质量。

尤其是地方省属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载者，承担着培养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重任，但资金缺乏，科研实力不强，地域偏僻，这些条件限制其产学研合作的开展。政府应向此类院校重点倾斜，加大支持力度。中央与省政府财政拨款应专款专用，真正落实税费减免和资金支持政策，对未按规定履行合作协议的单位也要采取制约措施，如出台文件并成立专门机构落实《省属高校产学研合作教育优惠措施与制约办法》，并与企业和高校产学研合作机构相对接。最好成立全国产学研合作拨款委员会，通过社会评价机构鉴定产学研合作效果和质量，以此为依据给予物质和精神鼓励。如各省市的产学研合作协会可以制定产学研合作专题研究规划，以课题或项目的形式招标，根据结题质量给予经费支持，使产学研合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

三、产学研合作机制创新

制约我国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因素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产学研合作要持续深入有效地开展，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与指导；离不开合作各方对产学研合作的高度共识；离不开全社会合作文化氛围的营造。而且学界也要加强对产学研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高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对产学研合作的共识，增强加强产学研合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同时，要积极构建引导合作各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激励评价机制，调动合作各方的积极性，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对产学研合作的理性认识

（1）高校要主动变革传统封闭式办学模式，牢固树立产学研合作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思想观念。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开展适合自身特点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与内容，使学校教书育人与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作为产学研合作主体之一的高校是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组织者，要深刻认识到产学研合作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已经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加强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并在互动合作过程中，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和社会育人环境，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适切性人才。为此，学校要将产学研合作教育进入到学校的办学理念中，进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进入到教学实践和教学管理中，从而保证产学研合作教育规范有序的顺利开展。

（2）企业等用人单位要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现实生产力的思想观念。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合作科研、合作育人和合作办学。就合作教育而言，企业等社会用人部门也有义务帮助学校培养人才，毕竟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了，最终受益的还是用人部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离不开产学研各方的深度合作。就科技合作而言，产、学、研各有优势，但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毕竟大量应用研究是要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难题。

（3）各方应树立合作办学、合作教育、合作共赢的理念。不同利益主体对产学研合作价值认识不清，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研究，深刻把握产学研合作的基本内涵、特点、规律等理论问题，构建产学研合作的理论体系。同时，应搭建各种合作信息交流平台，广泛宣传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提高人们对产学研合作的认识。实践证明，产学研合作无论是对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都能从中受益。

2、以利益保障为前提，建立产学研合作良性运行机制

产学研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保证其科学有效的运行不仅需要创建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而且须以利益保障为前提，建立产学研合作良性运行机制，合理配置并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以达到合作的最佳效果。

（1）强化动力机制。有需求才会有动力，有动力才能促成积极的合作。合作共赢、互惠互利是产学研合作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是其根本动力之所在。良好的动力机制是保障产学研合作成功运行的充要条件，动力机制的建立靠激励措施，靠利益刺激，并依托于一定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高校要以教师利益保护为出发点，在国家宏观产学研合作立法与政策支持下，制定和完善校内保护和激励政策，积极支持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在教师绩效评价、奖金福利、职称评定与晋升等方面给以应有的地位和待遇。鼓励重点学科与重点企业、科研单位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把教育科研扩展到企业与社区，形成教学、科研与服务的有机统一，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达到“政府有需求，学校有行动；学校有困难，政府有扶持”的和谐统一。各省市政府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产学研合作奖励办法或措施，给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或单位以相应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并落到实处。（2）建立协作机制。除政府主导的协作平台外，合作各方都应建立专门的产学研合作机构或组织，以制度为保障，搭建好沟通与交流平台，充分利用信息化数字网络平台，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加强领导，建立好协作机制。各合作单位要本着服务至上的原则开展工作，让有产学研合作需求方找到合适的供方，使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要打破过去条块分割管理体系下的行业、部门对应的现象，加强各高校间、企业间、高校与企业间的协作关系，使信息畅通无阻，互通有无。高校或企业在制定有关产学研合作的规定、办法、措施或条例等方面应与各合作方协商和沟通，不能各自为政。政府在制定有关产学研合作法规或政策时也应征求高校、企业等单位的意见，搭建好协作平台和交流机制，考虑各方的利益需求，这样才会使产学研合作有序进行，供需平衡，畅通无阻，良性发展。

（3）健全评价机制。由政府牵头举行专门研讨会，高校与企业等各方参加，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评价指标体系。高校要着力改革现有对教师考核的评估体系，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等重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同等重要的原则，改变重量轻质的科研指标，忽视人才培养与教育创新的做法。企业要转变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思想观念，要把人才培养和对社会的贡献纳入到评价指标中，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操作办法应科学合理，细化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在实践应用中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可以考虑由合作方之外的第三方来主导产学研合作评价事宜，由社会专业评价机构介入，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有力保障各方利益，由政府产学研合作专项基金委员会根据评价结果给予各方适当的奖励，调动合作各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社会性合作氛围和合作理念。

（4）建立投融资与风险共担机制。产学研合作仅依靠政府经费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资金投入体系，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的多元参与的投资机制，保证产学研合作顺利开展。良好的利益与风险共担机制对产学研合作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催化作用，降低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产学研合作应对各方利益分配比例和方法做出明确规定，保证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合作各方不仅要有获利意识，更要有分担风险责任的意识，明确责任，减少合作风险与压力。

第二篇：健全改进机制 提升服务水平

健全改进机制 提升服务水平

秦周顺

（林州市人民医院.河南林州.456550）

摘要：本文介绍了该院围绕“三好一满意”活动，积极探索让患者、家属、员工主动参与并融入到“三好”的体系和环境中来，创新健全机制建设，在提升服务水平的过程中，让患者把意见和建议留下来，把满意带走。

关键词：持续改进 机制建设 “三好一满意”活动

“三好一满意”活动是卫生部伴随医改同步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它关乎卫生行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乎人民群众就医与健康的切身利益，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把活动扎实开展好。近年来，本院在努力为患者提供全周应诊、分层收费、快捷报告、预约服务等十项便捷服务的同时，开拓创新，探索总结出了一套涵盖主动改进，监督激励、沟通和谐等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实践证明效果较好。

一、机制

1、开展满意度调查

由党办负责逐科逐人调查到每位患者或家属，每月一次，满意度结果直接与奖金挂钩。通过满意度调查，把每位患者或家属就诊住院过程中体验到的服务感受、评价意见留下来，结合“三好员工”评比为病人或家属提供一个评价与监督的平台，充分发挥广大病人及家属对医务人员的监督作用。实行动态调查，使满意度成为分配的主要杠杆。

2、开好家属座谈会

党委坚持每月认真组织召开一次家属座谈会，从临床每科随

机聘请1名家属，党委班子及相关职能主任参加，20名员工代表列席旁听（全员轮转），虚心征求家属对医院服务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并着力进行改进。家属对我们的服务观察最细、感受最深、评价最真、意见最中肯，凡是病人或家属不满的，都是需要我们努力改而且必须改好的，病人或家属的意见和建议更是我们持续改进的切入点和动力源。让员工代表列席旁听是最好的机会教育，面对面倾听患者家属意见，有利于强化服务意识、正视工作不足、积极配合整改。每次都能征求到十条以上有利于医院服务改进的良好意见或建议，院长现场协调，限期整改落实，实现了高效针对性改进的目的。

3、健全医德考评制度

建立医德考评档案，健全医德考评制度，包括文明服务、红包回扣、合理用药、药占比、差错事故、满意度、表扬、投诉、媒体报道、奖惩情况等内容，由每个相关职能科室按照规定分值进行月考评、月奖惩，党委实行月备案、年汇总，考评结果直接与晋升、评先、评优相结合，实行“一票否决”。

4、开展服务之星评比

服务之星每月由党委扩大会评比一次，由各个支部初选择优推荐两名候选人，支部书记在党委会上陈述候选人优质服务事迹，党委会成员根据候选人事迹及其工作表现进行评选。对评出的服务之星，党委在院周会上进行隆重表彰，不断树立先进典型，激励大家讲服务、重服务、改进服务。

5、开展“三好”员工评比

每年开展一次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三好”员工评比活 2

动，采取以患者满意度调查为基础，结合医护互评、部门互评等形式，评出“三好”员工予以嘉奖。通过评比，把“三好一满意”活动的理念和要求渗透到每位员工心中，同时评出正气，评出干劲，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氛围。

6、开好服务促进会

党委每年认真组织开展一次手术室与外科系统、医技科室与临床系统、药械后勤与一线科室服务促进座谈会。让大家站在医院持续发展、优质服务患者的角度和高度，面对面、实打实，提问题、找不足。通过这些横向交流切磋形式，在强化员工“三好一满意”意识的同时，着力培养员工自觉改进工作的习惯，最终汇聚成主动优质服务的团队合力。

7、坐好便民服务室

院领导轮流出坐院长接待室，职能科主任轮流出坐便民服务室，“两室”职能涉及患者退费、退药、咨询、投诉、协调、反馈等，目的是给病人提供一条快捷、方便的绿色服务通道，同时也为医院提供了一个及时弥补一线服务不足的珍贵平台。要求按时出坐、文明接待、有效协调、情况反馈并做好记录。

8、开展机关服务到一线

要求每位机关人员每周抽半天时间到一线搞服务，岗位由人事科统一安排调配，服务质量与奖金挂钩。服务目的是对口支援一线，换位评价工作，消除机关与一线之间工作隔膜，促进干群和谐。同时在服务上率先垂范，带动全院文明服务。

9、开展模拟患者活动

党委坚持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员参与的模拟患者活动，组织 3

员工分批赴上级大医院模拟患者排队挂号、交费、就诊、检查、取药等，切身体验患者就医全程，对照自己平时工作，换位思考患者来到一个陌生医疗环境、如遇到排长队等候、医生问诊不细、窗口服务态度生硬、检查报告迟迟不出的心理感受，反之遇到态度和蔼、热情周到、方便快捷医疗服务也让大家之感动、印象深刻，从而激发出员工自觉文明、自律规范、自动改进的动力。要求每位员工把上级医院好的做法与自己岗位服务结合起来，写出心得体会，提出服务改进措施，并对改进到位、效果明显的予以嘉奖。

10、开展文明服务培训

党委坚持每年定期组织举办6次全员文明服务培训，每两月一次，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来院举办文明礼仪、医患沟通、敬业乐业、优质服务、风险防范等爱岗敬业优质服务方面的专题培训。同时利用读书报告会、先进事迹报告会和英雄道德模范报告会对员工进行医德医风教育。多年坚持不懈的系统文明服务培训，使员工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服务言行更加文明，沟通技巧日臻熟练，服务水平空前提高。

二、体会

1、服务靠改进，改进要主动

服务改进需要借脑、借力、借势。坚持开好患者家属座谈会、医技后勤与临床服务促进座谈会，坚持认真开展好满意度调查、出院随访、社会走访、模拟患者等，均是主动寻求和借用改进监督力量，服务改进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层，需要紧紧依靠大家，面对面零距离沟通，诚恳地征求患者、家属、员工的意见建议和 4

需求，引导大家主动参与到医院服务改进中来，共同查找发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患者或家属对医疗过程及服务，如医生一天查几次房，护士巡视几次，就诊流程、床单元设施、饭菜质量、环境秩序等，他们感受的最真切，意见建议最中肯。因此服务改进必须从分析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改到实处，改出实效。

2、服务见差异，服务无止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就医保健需求不断提高，未来医院之间发展竞争横向比最大的差异是服务，纵向比最大的差异也是服务。如本院开展的快捷报告服务，血尿常规、超声诊断、胃镜检查、急诊拍片、CT检查限时15分钟出报告；平诊CT、核磁检查、免疫三项、微量元素测定1小时出报告；病理切片72小时出报告等。快捷就是差异服务，时间提早的背后虽是员工超常的付出，但为病人节约了时间，提供了方便。工作中的每个环节都有改进余地，服务无止境，只要诚心实意改进，就能始终找出不足，迎头赶上。、服务在细节，真功在点滴。

服务贯穿于就医的每个过程，覆盖每个环节，取决每位员工，关乎每位患者。从病人进入医院的那一刻起，就能充分享受到细节服务管理所带来的便捷，如全天候文明导诊、分层分区收费与药房、环形取药窗口、周到舒适的候诊设施、便民服务室、亲情担架服务队、空腹抽血早餐、陪护椅、微波炉等。只有持续抓好“三全、三不、四到位”管理，即：全员、全面、全程；不棚架、不脱节、不糊弄；人到位、物到位、说到位、做到位，夯实细节，点滴改进，才能最终实现系统服务的完美。

4、“三好”要持续，持续靠机制。

“三好”浓缩着以人为本、执医为患、持续发展、医患和谐的理念与要求，三个方面十八项要求，没有一项是多余、苛求和空洞的。服务好，才能做到方便；质量好，才能实现安全；医德好，才能追求价廉。“三好”有如三足鼎立，不可分割，不可偏废。“三好”要持续，必须与行风建设、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健全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培训、约束监督、考评奖惩、改进完善的长效机制，互促互补，相得益彰。如开展的满意度调查，通过门诊或床旁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一举三得，既能使患者感受到被关注关心的温暖，又能及时表扬或警示医护服务的优劣，而且调查结果将直接与“十佳医生”、“十佳护士”、“服务之星”、“三好员工”评比挂钩，运用到晋职、晋升、评先、评优中。只有建立健全有利于调动广大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改进机制，才能既疏通改进渠道，又不乏改进动力，持续有效改进服务，提升质量。

我院自去年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以来，从建立健全服务改进机制入手，本着真改改好的要求，征求并落实服务改进意见及建议200余条，提升了服务水平，赢得了病人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第三篇：客人意见收集、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范文）

酒店客人意见收集、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顾客满意或不满意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顾客满意与否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高接触”的酒店业，由于酒店服务特性的影响，酒店对顾客意见收集、反馈和持续改进显得更为重要，是酒店增强市场竞争力比较重要的手段之一。

因此，我们需要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而不是从企业的角度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和期望；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产品和研究服务满足顾客。酒店业对顾客意见收集、反馈和持续改是在酒店生存发展环境、顾客消费心理和经营战略发生深刻变化，以及顾客满意理论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

1.酒店供给市场的变化

随着中国酒店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服务质量的最终评价者是顾客，所以对酒店顾客满意程度的评价以及基于这种了解的服务质量持续改进机制是决定酒店竞争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重要基础。2.酒店顾客消费心理的变化

酒店市场的供大于求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顾客消费从以“理性消费”为主，转向以“感性消费”为主。毫无疑问，酒店必须对顾客满意度进行评价方法的研究，给酒店的经营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3.制定此机制的目的

通过酒店顾客意见的收集,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相关改进措施，进一 1 步完善酒店的各项服务，从而建立完善的顾客满意度体系，为酒店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本酒店的持续、健康发展。4.意见收集方式

①设立了总经理信箱，②在前台设置客人意见本，③客房服务指南有顾客留言处，④通过各大网络订房网站收集客人网络评价信息，⑤制作了满意度调查表。5.意见收集、整理、汇报程序

定期将5种方式收集的顾客意见由力资源部进行整理，将信息整理分类后在管理人员行政例会进行通报，经讨论后由酒店管理班子研究后做出处理决定。6.落实改进方案

由人力资源部将处理方案通知相关部门并限期整改，整改后再由部门将落实情况在行政例会上进行通报，最终达到酒店管理工作的不断完善。

其它相关内容

1.强化“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服务理念是酒店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而形成的服务思想精华。作为酒店企业文化的一个要素，服务理念对于酒店员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表现有着巨大的影响。“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能使服务人员产生让顾客更满意的强烈愿望，从而在与顾客接触的过程中重视顾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关注顾客对服务质量的感知和评价，自觉地产生改进服务质量的要求。2.培训员工的顾客信息意识和收集技巧 酒店顾客意见调查表的回收率一直非常低，一方面与酒店顾客的消费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酒店员工对于收集顾客满意信息的主动性和技巧有关。在酒店的众多培训项目中，目前少有这方面内容的相关培训。一线员工是酒店中与顾客直接接触最多的人，他们最有机会和可能听到或收集到顾客的信息，包括顾客对其它服务和竞争对手价。增强他们收集顾客信的技巧和主动性，可以使酒店掌握的顾客信息大量增加，使顾客满意度的测评更加真实和有效。3.淡化测评结果对员工奖惩的影响

员工往往倾向于将对自己不利的消息隐藏，这是员工不愿将顾客口头抱怨传递给管理层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这样会对个人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酒店往往通过惩罚的办法来试图降低员工在服务中出错的可能性，但是事实上服务质量问题的重复投诉率是非常高的。酒店可以在导入“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同时，尝试淡化测评结果作为惩罚依据的作用，使员工相信收集顾客满意信息不是为了评价他们的工作表现，而是为了改进质量，提高顾客满意度，增强酒店的竞争力，从而有能力为员工提供更满意的工作环境。4.建立顾客满意信息数据库，整合多渠道信息

有多种方法可以用于收集顾客信息，但是收集来的原始数据往往由于记录方法的不同，很难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建立顾客满意信息库，将多种不同来源的顾客信息按测评指标体系的框架进行分类整理，可以提高顾客满意度测评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在酒店的实际应用中，应该非常重视通过与顾客开放式交谈来收集信息的方法。虽然与住店顾客的总人数相比，酒店人员只有很少的机会与顾客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但是，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这种方式是最有效的顾客信息收集方法。酒店人员在访谈中除了需要与顾客交流的技巧外，还必须将顾客信息分类收集到按指标体系框架设计的记录表单中，最后汇入顾客满意信息数据库进行统一分析。与顾客交谈得到的更为详细的信息，可用于制定改进服务质量的具体措施。5 小结

酒店的管理人员已经认识到酒店提高顾客满意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酒店提高顾客满意度是酒店树立自身企业形象、扩大市场、谋求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国酒店业总体上顾客满意度还存在很多的问题，酒店必须在经营的过程中不断的积累经验和不断的改进完善酒店的规章制度，从而不断地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促进酒店业更有效的评价顾客满意度，更及时的、最大限度的满足顾客的需求。

总之，酒店必须建立完善的顾客意见收集、反馈和持续改进体系；强化“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培训员工的顾客信息意识和收集技巧；淡化测评结果对员工奖惩的影响；建立顾客满意信息数据库，整合多渠道信息。同时酒店除了要考虑到以上自身内部存在的问题外，还要考虑顾客需求、消费心理变化以及外部的国家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因此，酒店要对顾客满意度的评价也只能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寻求其方法，使顾客不满程度降到最低，同时促进酒店的可持续发展。

XXX商务大酒店

2011-3-27 4

第四篇：社会参与学校安全工作机制

社会参与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分工机制

各级执行机构要真正负起责任，把各自负责的安全工作认真落实下去，一是建立健全校内安全系统。责任主体是学校。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中学校又可以具体细化为校长、班主任、各科任课老师。班主任、各科教师都要参加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关心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能简单地认为安全保障是学校或安全保卫部门的工作，更不能推卸责任。学校一方面要把安全绩效列入考评，认真落实校长、班主任、各科教师的安全保卫职责、岗位职责，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另一方面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和《幼儿园管理条例》，对学校教师队伍进行清理，对不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人员要坚决调离教师岗位；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排查，对不符合条件的要限期调离或辞退。

二是建立健全校外安全系统。责任主体是政府行政部门和家长。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是社会各界、各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使教育、公安、司法、交通、建设、卫生、食品药品监管、文化、工商、新闻出版、财政、安全生产监管、广播电视、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加入到学校安全工作当中，负责对学校安全工作的领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学校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的相关问题，构建起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群防群汉的学校安全工作体系。

教育部门负责学校的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与落实、内部各种设施设备的检查与维护、师生安全教育与培训等。

公安部门负责加强对学校周边出租房屋、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及时排查各种治安隐患；及时侦破校园周边地区的各类案件，加大对危及师生安全的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对学校周边地区的治安巡逻，尤其对易发案的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和重点部位的治安巡逻，并在治安情况复杂的学校周边地区设置治安岗亭和报警点，方便师生求助；合理规划和设置学校周边交通信号灯、指示牌、斑马线等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警示标志，维护。|良好交通秩序。

交通部门负责及时修建和维护校园周边地区的道路、桥梁等。

建设部门负责清理整治校园周边的非法建筑物。卫生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学校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食源疾病、食物中毒、水污染和化学毒物污染等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监管和指导工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会同卫生、工商等相关部门加强对学校周边饮食摊点和学校内部食堂饮食卫生的监管力度，开展经常性查验工作，确保食品卫生安全，文化、工商、公安、新闻出版部门负责检查、整顿和规范校园周边地区的各种文化娱乐场所，及时查处、取缔非法经常的书刊店、音像店、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及歌舞厅、录像放映厅等，查处各种违法摊点，取缔各种无证无照的流动商贩。

财政部门负责筹集和列支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所需的资金，从财力上予以充分保障。

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对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参与调查、处理发生的各种安全事故，加强学校周边的煤、油气、电设备的管理，经常检查，及时维护，确保安全。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负责加强维护中小学生、少年儿童安全的社会舆论宣传工作；

司法、团委、妇联负责组织开展相关宣传教育活动，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自觉关心、积极参与加强学校及少年儿童安全管理工作的良好氛围。

学生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人职责。家长是青少年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严格履行监护人职责，加强对学生安全的教育、监护和管理，避免学生在校外发生各种安全事故；应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和配合，共同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学校安全保障体系是一项社会工程。加强检查、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是建立中小学保障体系的一条途径。制度是保障，落实才是关键。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应坚持“三个结合”：

一要坚持外部检查和内部检查相结合。一方面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清查整治，彻底整治学校周边道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清理整顿周边违章建筑，查处取缔违法经营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经营点、小卖部、饮食店，强化对周边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出租屋及歌舞厅、录像放映厅等娱乐场所的管理。对不符合安全管理要求的，应立即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标准的，要依法予以取缔。对地处闹市区、周边环境比较复杂的学校，更要加大检查力度，消除不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学校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外部检查，必须主动进行经常性的自我检查。对各类建筑和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查到易发生安全事故的每一个环节，排查安全隐患不留“死角”。不搞形式主义，更不能弄虚作假，掩盖、隐瞒事故隐患。下大力气全面提高安全工作管理水平和应急能力，把安全检查作为经常性的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把一些不安全因素通过检查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二要坚持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对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事故多发区域或场所，如食堂卫生状况、体育器材安全状况、教育教学设施安全状况等要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特殊时期针对特殊情况要进行不定期检查，例如冬季要严格注意煤气中毒等。

三要坚持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为了把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中小学安全检查工作应该覆盖方方面面，避免出现安全“死角”。在全面安全检查的同时，要对一些发生频率较高的事故隐患、重大隐患进行重点检查。检查重点放在工作制度责任制是否落实；措施是否到位，应急预案是否建立；对校舍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等要作为重点来检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立即处理，限期整改。

我校在本学年的安全工作中，受到社会有关的大力支持，其中派出所所长、我校法制副校长曾到校讲座，市人事局消防科的两位老师也亲自莅临指导，并做了题为“防火知识”的讲座。工商所的同志主动到学校走访，调查学校周边环境。这些都为学生的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使学校的安全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档次。

社会参与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分工机制

河北屯中心小学

2004．9

第五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

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有赖于社会主体的自我服从，而自我服从又源于社会主体的高度认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成员对治理活动的主观认知。明确地把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的策略中。网络社会具有开放性和表达机制对等性的突出特点，互联网不仅推动了社会沟通、重构了公共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权力关系，实现了“话语权再分配”，从而使普通事件公共化程度提高，并增加了公共事件和宏观社会的不确定性。这对社会成员的治理认知和信任都构成重要挑战。再造话语秩序，重树社会信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传统的管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存在诸多局限。一个可资借鉴的重要方向技术是重视公共价值的发掘、提炼与表达，并释放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凝聚与统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