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乡村管理体制迫在眉睫

第一篇：改革乡村管理体制迫在眉睫

改革乡村管理体制迫在眉睫

在中央“两免三补”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加快转变乡村工作职能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农村乡镇党政组织职能、乡村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等方面显现出诸多的不适应。

1、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形势缺乏准备，思想观念不适应。主要体现，一是存在畏难情绪，工作积极性不高。二是陷于传统工作方式不能自拔，缺乏转变作风的主动意识。三是观念保守，思想不够解放。四是“等、靠、要”思想严重，感到无事可干或有事难干。

2、对集中显现的各种矛盾化解不力，应对招数不适应。在当前经济领域中，最尖锐、最突出的矛盾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地矛盾突出。大体可分为八类。（1）一轮土地承包时举家搬走，未参与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回来要地。（2）二轮土地承包时因欠款、超生外逃，未分给承包田的农户回来要地。（3）二轮土地承包时，部分农户因欠款，所分土地被村上抽回，或当时少分了承包田。

（4）机动地超标准或长期发包引发纠纷。（5）土地补偿问题引发。（6）“两工”及欠款计息引发。（7）土地流转

.1.不规范引发。（8）其它问题引发。有些乡镇虽然对这些矛盾进行了研究和梳理，但还没有成熟的化解招数。二是乡村债务负担沉重。乡镇政府净负债1.2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797.5万元。村级债务总额4.3亿多元，平均每村负债216万元。三是大部分村级经济脆弱不堪甚至崩溃。尤其是资不抵债村村级组织运转、公益事业发展很是艰难。

3、对新时期群众工作特点把握不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手段不适应。乡村干部普遍反映，“一事一议”办法执行起来难度特别大。尤其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维修校舍、修路架桥等社会公益事业，常常是部分农民顶着不办而无法实施。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农民只强调个人权益而忽视集体权益。另一方面是村干部组织发动群众的方法僵化，特别是用过去那些罚工罚款、收回承包地等经济手段来管理约束农民实施村级事务和兴办集体公益事业不灵了，就无计可施。

4、对群众亟需优质高效全方位服务的要求难以满足，服务意识和方法不适应。工作还仅限于传达一下会议精神，宣传宣传政策，跑一跑贷款，组织发放补贴资金等浅层次水平上，服务深度、广度、力度不够。同时，由于政策调整，过去那些通过无偿使用机动地、减免税费、给补贴等服务农民的方式，不再有效或无法再用。

5、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格局的新调整应对迟缓，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适应。“两免三补”政策的出台，经济利益分配向农民倾斜，但一些乡村集体的可用财力大大减少，国家安排的农村税改转移支付又不能充分满足基层需要。多数乡村因有限的财政收入、巨额的债务包袱，无法保证人员的正常开支。一些乡村“黑地”等问题的暴露，加上农村“两工”的取消，使乡村事务和公益事业难以运行。对此，很多乡村组织和干部感到茫然无策，对招商上项目、活化机制搞有偿服务、创办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显得很为难，更不会利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公益事业难办的问题。

面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新形势，如何加快转变乡村的管理职能，提出如下对策。

1、着眼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精干高效的党员干部队伍。要以项目开发和服务能力为标尺，拓宽选人用人视野。要以提高干部素质为目的，创新干部培训手段。要以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为目标，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要以解决冗员过多、人浮于事问题为重点，深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同时要以提高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着力点，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多下功夫。

2、要着眼转变工作职能和作风，探索新形势下发挥乡镇党委、政府作用的新途径。一是要积极鼓励兴办各类协会和中介组织。积极创建加工型、销售型、科技型、服务型等机制灵活的专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二是要大力

创建示范引带服务载体。可借鉴“实体+服务”运作模式兴办事业服务中心的做法，探索实行承包制、股份制、合同制等形式创办“园区+服务”、“基地+服务”、“典型+服务”等多种模式的示范引带服务载体，增强示范、服务和组织群众的功能。三是要扶持壮大龙头企业，致力走好依托资源建龙头、依靠龙头搞服务的路子。

3、要着眼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和引导。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和市场观念，组织农民参加省内外的经贸活动，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品牌观念、自我推销意识、产品包装意识，由浅入深地掌握商业谈判的方法和技巧。从而在观念和行动上真正进入市场。同时要增强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责任感，完善村民代表议事会管理机制，提高“一事一议”成效，鼓励农民出资出劳，大力兴办公益事业。

4、着眼改善乡村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法制和村民自治作用，让农民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对事关农户之间、农户与集体之间有关权益和事关公共利益和事业的大事大项，基层党组织要注重指导村民自治组织制定和遵守村规民约，以形成新的农村管理秩序。

第二篇：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五年了,经济改革成就我们有目共睹，司法改革也在有序推进。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必须有相应的法治环境。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目前的法治环境并不乐观，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经济基础还有许多不太契合的地方。同时，司法与社会的互动还有完善空间。可以说，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良好的市场机制市场体系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来维护。没有法治背景，经济改革的红利只能图利少数人，即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而成本由全社会来承担。国企老总做得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房价让老百姓买房望而却步；官员贪腐数额不断创下新高等等。我们在引进西方经济制度时应该相应引进西方配套的司法制度，如信托责任制度，如果信托人没有披露真实信息，违反信托责任，将受到法律严惩等等，不能打着市场化的招牌无恶不作。同时我们似乎忘却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公平。改革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让另一部分人更加贫困。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保障，维护司法公正不只是法律人要努力，整个社会都需要努力。而当今司法公正现状令人十分担忧，社会不公问题十分突出。比如群体性事件十分严重，原因是地方政府有时为了自身利益为所欲为，比如非法拆迁征地等等。而司法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途径让群众解决问题，群众也只能上街上访甚至自杀，对社会绝望。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经提到：“自由便是人人都有安全感。”试想一下，没有司法救济途径，人民能获得自由么？社会上普遍不信任的状态以及十分严重，彭宇案让扶起跌倒的老人成为成本极高的事情。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司法体制以及司法不公关系很大，需要引起重视。司法不公不仅加剧社会问题恶性发展，更损害司法威权。

现行司法体制与司法本身的运转规律也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法治进程用了数百年时间，而我国，准确地说司法系统真正稳定发展也只有三十余年。西方司法制度与其本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比如宗教等社会背景，而法律对于我国来说是“舶来品”，我国发展法治、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确实缺乏一定的社会土壤，是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司法制度。而我国现状是司法体制没有按照司法本身的规律、特征——司法独立，法官中立，司法过程的消极等来运转，很大程度上和我国本土资源有关。我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社会，乡土社会，倡导无讼厌颂；集权而非分权，县官既管行政又管司法，在现在的遗毒便是司法行政化；古代司法官知识背景单一，知识几乎全为儒家文化，思维方式也十分单一，司法的过程无从成为独立的专业化法律知识得以生长和壮大的温床；古代司法制度也缺少对抗制，法律专业人士无法势均力敌导致法官“超职权主义”，法官中立难以实现。以上封建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所为司法传统在今日仍有若隐若现的影子。同时，我们还有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必须研究出一套能与中国本土相适应的司法制度，克服或化解历史传统的遗留问题。但目前做得还非常不够，是故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且必须克服以上漏洞。我将会在司法改革的出路部分加以详细探究。法院系统内部存在严重问题，司法不公等问题首先是因为法院系统内部出现问题。法院组成人员的职业化虽然在数十年来已有很大进展，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但是仍然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法院人员组成系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统一的司法考试过后，还需长时间的法律工作经验积累才能担当审判案件的重任。必须严格按照《法官法》的规定对法官的准入门槛加以限制。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许多不够《法官法》所规定资格的法官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在民间非法集资等问题上马虎对待，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先生看来，至少两类人员不适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一种是那些号称法官、检察官的党政工作人员，没有法学功底，因行政职务而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实际上并不具有审案 1

水平；另一种则是部分不具备专业法学知识的转业军人。

再者，法官的数量和法律案件数量不相适应，法官追责制度也让法官普遍不满。可以说，法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据一位深圳法官演讲，法官压力来自于两部分，一是工作量，一个深圳法官一年要处理近200宗二审案件，如果法官数量再减少，法官是会崩溃的。再说了，一些相对疑难案件如果要求法官在短时间内得出判决，岂不是很难保证公平正义？二是追责制度，哪怕是再微小的错误都要追查。如果二审翻案，一审法官会受到严格追查。这只会促使下级法院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首先要征求上一级法院法官的意志。果真如此，我们的上诉制度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还有谁心甘情愿做初审法官呢？这也说明上下级法院关系应当厘清，法院“员额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同时，法官的尊严还需要加强维护，法官待遇也有待提高。现在许多法官从法院系统逃出来做律师的有很多，很多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尊严与待遇。我们不能把法官当成生产工具，也不能把法官等同于普通职工。法官执业也没有足够保障，优秀法官终身职业制度尚未建立，法官的升迁以及任免不透明，让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难免会有一定忧虑，从而影响独立审判。公开报道显示，江苏省在4年内有988名法官辞职，广东省在5年内离职1600多名法官，而这些辞职的法官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务骨干，这说明优秀法官流失十分严重。

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判而不审，审而不判将严重腐蚀司法土壤，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江平先生指出：“审委会、检委会制度在审判初期法律基础差、审判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审委会、检委会制度已经是弊大于利，审委会、检委会是完全依照行政权力而组成的机构，组成人员有不懂法学知识的行政领导，一个案件上了审委会、检委会，裁判结果可能就被变成了行政领导的决定，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现在是时候考虑取消审委会、检委会制度了。”

司法错案的纠正与审查机制问题很大。西谚有云：“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诸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错判案件，根本原因在于权责不明确，法院与其他机关权责推诿与错案追查机制不完善。冤假错案带来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不是事后国家赔偿能够支付得的。不仅人的时间成本、生命成本、精神成本不可为挽回，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司法失去信心，对法治失去信心，依法治国便会沦为空谈。司法救济渠道如若堵塞，暴力信访、上街游行便不可避免。是故应当对错案标准加以明确化，法院与其他机关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权责明细化，并加大对错案的预防及追责。

当然法院系统内部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审执不分以及执行难等问题，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待之后有机会再深入探讨。

司法行政化、地方化问题以及司法系统与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也从反面说明，我们以往党政干预司法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我们看到，十几年来，行政干预司法问题非常严重，这让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司法改革感到非常迷茫。尤其是一些行外高官的主张，包括重庆“唱红打黑”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当发生了这些重大案件的时候，总会有各种权力介入到法律的过程之中，我们最后看到做出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真正的决策者是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些人，这些就使司法判决的过程就变得更加随意，没有人为这样的错误负责任。”错案责任变得弥散化，司法不公所带来的损失由社会来承担。再者，一些判决书按照行政级别层层审批，上下级法院之间案件相互请示让二审制度沦为空谈。司法地方化也十分严重，司法机关财务以及人事方面长期受地方政府控制。审判时难免会被地方控制，向地方利益倾斜。“在没有民主带来的自下而上的约束的情况下，地方党政首长权力过于集中，党委书记更是一手遮天，下面的信息无法显现，人大难以监督，司法言听计从，加上地方的各种媒体也在其掌控之下，一旦作恶，真是畅通无阻。”司法行政化也是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司法系统成为行政权力寻租对象，在社会上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一切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司法不独立。这里要说明的是，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司法独立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党必须改善自己的领导。当如何领导司法，我将在下

文提出一些浅薄的建议。

律师司法地位同样也存在着问题律师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但是律师在我国司法中的地方并不高，在监督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方面，律师的作用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效果。在纠问式的审判方式下，法庭仍以法官为主导，律师调查取证的积极性也有待提高。律师是沟通法官与当事人的桥梁。在案件事实难以完全掌握以及法官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让律师承担更多举证责任十分重要。律师还能向法院及时反映社会信息，这也有利于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自由心证的准确行使。

律师和法官有许多职业上，经验上的相同之处，但法官与律师所达成的共识还不够，法律职业共同体还需要努力建构。律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法院如何吸纳有经验与良心律师，让律师回流成为法官，这也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如上文所述，优秀法官流失十分严重。

司法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促使民众加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促进民众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而我国也逐步实现司法公开，如***案等对高官的庭审，允许旁听，也允许媒体录像。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还是有空间的。最严重的司法不公开是监狱系统不公开。监狱里面像是另外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等级分明、腐败严重。据南方周末张海提前9年出狱牵出“案中案”的报道，监狱系统内部运作十分不透明，存在许多通过贿赂而减刑的情况。同时，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现象仍然存在，这也需要司法进一步公开。

同时社会舆论不能影响独立审判，司法机关与社会大众需要存在一定距离，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我国经过数十年开启民智与法制宣传，人民的法治理念已经有大幅度提高，系统相对封闭以及司法本身的消极毕竟是存在一定矛盾的，法律审判更需要的是专业化精英化，不能用民意去妨碍司法。司法独立的重要条件便是法官审判只服从于法律。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司法机关离大众要么太远，要么太近。太远是指司法提供给公民的救济渠道还非常不足，司法资源也还不足以应对数量众多的司法问题；太近是指公众舆论影响司法，近年来道德化立法与司法十分严重，法官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并不能按照法律来进行审判，不能保障少数人比如犯罪人的基本权利。这也需要我们好好反思。

所以当前司法改革的出路何在？第一，法院系统内部需要进行改革；第二，法院即司法系统。去行政化、地方化，正确处理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的关系。第三，重视律师作用，发挥同业监督，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第四，把握司法系统与社会大众的度，促进司法与社会良性互动。

只有大刀阔斧，方能开辟新天地，只有不断推进司法改革，才能使法律人做到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

第三篇：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改革迫在眉睫

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改革迫在眉睫

2014年4月，我赴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广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高级研修班”。其间聆听了李天顺、唐淑芬、肖非、彭霞光、许家成、张志祯、邓猛等特教专家关于特殊教育专题的讲座，并到多所特校进行了参观跟岗学习，参观完北京市盲人学校和启喑实验学校后引发了我的深思。

北京市盲人学校前身是“瞽叟通文馆”,由苏格兰人穆•威廉创建于1874年，现已有百年历史。1921年学校迁至现址,更名为“启明瞽目院”。1954年更名为“北京市盲童学校”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1985年更名为“北京市盲人学校”,直属北京市教委管理。2006年7月，原北京物资储备职工中等专业学校与北京市盲人学校合并，组建新北京市盲人学校全校占地面积2.9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14万平方米。目前学校在职教职工138人，在校注册学生321人，随班就读指导学生近80人。教学学段涵盖幼儿、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同时承担市内送教上门和随班就读指导工作。学校秉持“以德立校、以爱育心、教育康复、个性发展”的办学理念，贯彻“博爱奉献、团结协作、创新有为”的精神，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形成了教育、科研、培训、服务“四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是一所专门为聋生提供康复学习服务的特殊学校，前身为北京市第二聋人学校、北京市第四聋人学校。1919年建校，蔡元培、陶行知、郭沫若、董必武曾为学校题词，现已有90多年的历史。学校占地面积8703平方米，建筑面积23224平方米，含学前康复部、小学部、初中部、普高部、职高部。该学校办学成绩斐然，2007年以来百分之百的高考学生升入大学学习，不仅创造了聋人高中的奇迹，也展现出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的特教水平与成绩。

这两所特殊学校各有特色，过去都曾为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盲、哑特殊学生的义务教育发挥过较大作用，但在参观及与校领导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都面临以下问题：

1、因国家招生政策的调整面临学龄盲童、聋童数量逐年下降的局面，生源枯竭带来的是合并抑或转型的瓶颈。

2、教育对象从过去的招收轻度弱智学生转变到现在的以中、重度弱智学生为主，多重障碍生比例不断攀升，原本为纯盲生、纯聋生设计的课程随着生源的变化亟待调整。

3、学校师资短缺，难以招到特教教师。而由于生源的变化，对于教师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提出了更高、更难、更专业的要求，原有特教教师的回炉再培训迫在眉睫。

参观北京市盲人学校和启喑实验学校对于我这名特殊教育的新兵而言可谓收获颇丰，二者在办学中遇到的瓶颈与困惑也使我深刻认识到——课程是教育的灵魂，要切实提高我国特殊教育的水平，特教学校的课程改革已迫在眉睫。在此希望北京市盲人学校和启喑实验学校的领导拿出更多的改革勇气和大智慧，尽快深化特教课程改革，造福更多的特殊儿童。

第四篇：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索 引 号: 000014672/2014-00086 分类:环境政务管理信息领导讲话发布机关:环境保护部生成日期:2014年02月10日

名称: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文号:主 题 词: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环境保护部部长 周生贤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并对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作出了具体部署。这对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作用。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保护环境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老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这迫切要求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体制的活力和效率，为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供体制保障。

（一）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树立生态观念、发展生态经济、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保护的灵魂和目标指向，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然而，现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够，难以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难以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合力，迫切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必将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二）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1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发展后劲，就是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提高质量和效益的新阶段，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用生态文明理念分析环境问题，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问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优化经济发展：提高节能环保标准，淘汰落后产能，可以推进存量结构调整；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实现增量结构优化。从现行环境监管体制看，政出多门、权责脱节、监管力量分散等问题明显存在，影响行政效能，削弱监管合力，环保引导和倒逼机制作用尚未充分传导到经济转型升级上来。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生态化改造升级，推动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三）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是加快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

大力推进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主要特征的低碳发展，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向，也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的目标，必须加快转变能源资源生产和利用方式，进一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逐步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碳排放强度。这在客观上要求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全面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加快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四）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是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的有力举措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是民生之基、民心所向。2013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雾霾天气等污染问题集中爆发，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在现行环境监管体制下，执法主体和监测力量分散，缺乏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环境执法监督的职能配置，环境监管难以到位，这导致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政策措施打了折扣。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集中力量解决细颗粒物（PM2.5）、重金属、化学品、危险废物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需要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五）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职能不仅要把该放的权坚决放开放到位，而且要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环境保护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必须提供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不欠新账、多还旧账，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目前，国家层面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职能分散交叉较为突出，存在权力下放不够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难以形成严格监管的强大合力；基层环保部门被赋予的职能和担负的任务不匹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内在地包括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主要任务

生态环境由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多个要素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兼具生态功能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属性。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必须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为根本指向，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保护优先方针，不断探索环境保护新路，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从再生产全过程着手，从形成山顶到海洋、天上到地下的一体化污染物统一监管模式着力，准确把握和自觉遵循生态环境特点和规律，维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增强环境监管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一）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

保护生态环境，应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重点，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污染降不下来，环境质量就提不上去，人民群众也就不会满意。优先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对工业点源、农业面源、交通移动源等全部污染源排放的所有污染物，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海洋等所有纳污介质，加强统一监管。坚持将环境保护要求体现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领域，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落实到政府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区、家庭等各方面，严格环境法规政策标准，进行综合管理，实现要素综合、职能综合、手段综合，实现污染治理全防全控。协调处理好污染治理、总量减排、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把环境质量反降级作为刚性约束条件，确保区域流域海域的环境质量不降低、生态服务功能不下降。

实行独立而统一的环境监管。健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和“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监管体系，有序整合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力量，有效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加强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国家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监督，纠正其执行不到位的行为，特别是纠正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不当干预行为。加强环境监察队伍建设，强化环境监督执法，推进联合执法、区域执法、交叉执法等执法机制创新，严厉打击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执法、环境监测预警等领域和方面，制定科学规范的制度，为实行统一监管和提升执法效能提供保障。

（二）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必须打破区域界限，统筹陆地与海洋保护，把海洋环境保护与陆源污染防治结合起来，控制陆源污染，提高海洋污染防治综合能力，抓好森林、湿地、海洋等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促进流域、沿海陆域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

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区域联动机制。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域，集中了我国大部分重要生物资源，承载了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要在这些区域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建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区域联动机制。强化区域间工作会商，及时就生态保护修复情况进行交流、沟通和协商。加大区域联合执法力度，对突出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查处。构建生态保护信息共享平台，做到信息互换互通。

建立陆海统筹的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已陆续建立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其他地方也要结合地理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污染程度、城市空间分布以及污染物输送规律，加快建立健全区域协作机制。建立区域监测网络和应急响应体系，联合应对重污染天气。在水污染防治方面，促进海洋环境保护与流域污染防治有效衔接，以流域为控制单元，建立流域环境综合管理模式。

（三）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国有林区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森林资源培育战略基地，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木材安全、物种安全、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特殊地位。要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改革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国有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体系，搞活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国有林区基础设施建设，妥善安置富余职工，推动林区经济转型，增强林区发展活力。

我国在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大力促进集体林区绿色富民产业发展，已基本完成集体林地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要按照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标，加大对林下经济、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森林保险等的支持力度，推进林权抵押贷款，规范和监督林地流转，探索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改革，加强集体林地基础设施建设。

（四）完善环境信息公布制度，健全举报制度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必须充分调动一切因素，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要广泛深入地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和环境保护知识，使其上课本、进社区、入工厂，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强化环境信息公开，扩大公开范围，完善公开方式，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涉及民生、社会关注度高的环境质量监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企业污染物排放等信息以及环境状况、重要政策措施和突发环境事件，要及时公开，主动向社会通报。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建设项目，要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要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真实客观地公开环境信息，监督企业按规定公开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信息。

健全举报制度，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举报，切实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全面实施环保举报投诉热线畅通工程，精心做好环境权益被侵害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加大受理督办落实力度。发挥好公众、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推行绿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舆论引导，积极主动回应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

（五）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排污许可是一项国际通用的环境管理制度。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对实行排污许可有原则性规定，但许可条件、程序等具体规定尚未明确。要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规范污染物排放许可行为，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实行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推进行业性和区域性污染物总量控制，使污染减排与行业优化调整、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紧密衔接，做到增产不增污或增产减污。在总结排污权交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实施各类排污指标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加强排污权交易的组织机构和监管能力建设。

（六）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

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既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企业违法成本、震慑企业违法排污行为的根本对策。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生态环境损害与公民损害列入赔偿范围。建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制，合理鉴定、测算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程度，为落实环境责任提供有力支撑。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的衔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对排放污染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篇：我国税收管理体制如何改革

我国税收管理体制如何改革

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班级：2011级财政一班 姓名： 学号：

[摘要]------

3[关键词]-----3

一、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就。----------

3二、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3三、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完善方法--------------------

4四、结束语

4[附]参考文献-----------------------------

5[摘要] ：税收制度是我国经济管理的核心部分，它伴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及经济管理制度和方法变换而变化；税制改革，就是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为了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深化税收体制改革无疑成为最为关键的因素。本文针对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单分析，提出改革思路，针对出现的弊端，我们应该结合国情，具体分析，加以解决，协调推进我国税收体制改革。

[关键词]：税收体制；税收管理；改革；问题；

一、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就。

我国财政税收制度从 1950 年到 1994 年期间共进行了五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 1950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总结老解放区税收经验的同时，清理了旧中国不合理陈腐的税收制度，建立符合新中国建设的税收制度。第二次进行税收制度改革是在1958 年，目的是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和以后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形式的要求。第三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在 1973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税收制度。第四次税收改革是在 1984 年进行的，改革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最后一次税制改革是在 1994 年，主要是对工商税收制度进行全面整顿，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财政税收制度的整改，我国在财政税收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并且促进了我国预算体制的完善，最终实现了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的全面转型。

二、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1、税收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在我国，没有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相关规定，只是在宪法第 56 条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目前我国各个税种的法律层次来看，我国税种大多是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

式出现，而不是由立法机关来立法，立法的层次很低。

2、相关体制不够完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起步比较晚，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相关财税体制的发展与改革。甚至出现税收体系存在缺陷非税收入没有纳入政府收入体系的管理范围的情况。在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形下，漏掉了许多有利于调节社会分配功能的重要税种，难以做到充分地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不利于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分配。

3、税收管理中虚假的财务核算和对税收监督管理的不到位。

税收管理过程中出现偷税逃税的社会化和普遍化的现象，税收之间的差额也比较严重。税收的差额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进行税收征管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4、企业的纳税和服务意识不够高。

税务机关在整个实践的过程中对于纳税的服务意识不够强烈，对于纳税服务的理解没有上升到一定的层次和深度，都比较狭隘，没能够真正的从纳税人的需求和

导向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5、我国财税转移支付方面缺乏规范性。

目前，我国财税转移支付包括三大类支付方式，即专项支付、财力性支付、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支付。中央政府通过这几种支付方式来改善由于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财政补贴不均衡现象。但在转移支付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性的监管制度，使一些腐败官员有空可钻，乱用资金，使得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原则失去了原有效力，无法缩短各地方的经济差距，制约了我国在公共服务方面均等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完善方法

1、税收管理体制，应通过法律形式公布和实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正式立法，以体现税收管理体制的法律严肃性、统一性，保证税收管理体制实施的效率。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税收行政执法和司法执法的权限。

规范国家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明确各级政府的在财政支出方面的责任，使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转移支付财政制度方面更加完善，理顺各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体制，使各地方政府的财权与政权相匹配。

2、建立财政税收分级、分权管理体制。

结合我国国情，适当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分配关系。完善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在进一步合理划分税种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地方税实行分类管理，清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基本的税收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但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的税收管理权。这样合理的划分各级政府财政税收体制，有助于调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税收比例，强化政府间财政收支平衡，同时，也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监管压力。

3、，我国国税、地税的征管范围应该加以清晰界定，避免出现对纳税人的交叉管理难的现象，根除地方对中央收入征管的行政干预。从根本上解决国税、地税机构分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从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法律性分权等方面解决。

4、建立合理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体系。

政府财政部门应该将转移支付款项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合理搭配款项支付方式，不但可以稳定资金来源，并且可以较为合理的分配资金。首先，政府财政税收管理部门要提高一般性支付的比例、适当调整专项转移支付比例，合理按排转移支付款项的比例。其次，要从改革财政税收返还和增值税税收分享的角度来稳定转移支付所需资金的来源渠道。最后，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体系，公开、透明的分配财政税收。

四、结束语

我国现行税收管理体制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税权高度集中对地方的不利限制、税务机构分设带来的征纳成本上升、税收管理体制的法制性弱等。通过采取合理划分税收管理权限、税收征管范

围，以法律形式公布和实施税收管理权限等改革措施，不但可以调动政府管理部门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有也利于确保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要从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来认识和把握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全面深化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创新的改革，不断提高我国在财政税收方面的管理水平，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健康平稳，促进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

[附]参考文献

[1] 苗瑞，当前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Ｊ］．现代商业，2011，（7）

[2] 王德平.完善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的初步构想[J].税务研究,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