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以人文经济学开启新启蒙运动

第一篇：张维迎：以人文经济学开启新启蒙运动

张维迎：以人文经济学开启新启蒙运动

来源:河南亦锐营销策划 本文是张维迎2012年12月29日在人文经济学会成立典礼上的讲话。人文经济学会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起于2012年7月，旨在推广人文经济学，促进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交流与应用。

目前共有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王巍、陈浩武、胡释之、岑科、傅小永、刘业进、雒亚龙、周克成等十一位理事成员。本文由人文经济学会授权FT中文网刊发。

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茅老师，他就给我讲数理经济学，今天他给大家讲人文经济学。我不想太细评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好多观点我都很赞同。有时候，他的好多观点，包括在座听众不一定听得特别明白。

但从我三十年的跟茅老师交往的经验来看，他的好多观点非常深刻，有些是自己悟出来的，不是借鉴别人的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我把茅老师讲人文经济学和发起人文经济学会理解为中国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茅老师越来越走向人文经济学以后，我感到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怎么更好地合作。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人类有史以来都在探讨这个。

从思想角度看，人类有两个500年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最大，当然了，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经济学范畴。第一个500年就是公元前500年开始的所谓轴心时代，从孔子到耶稣，那个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另一个500年是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

第一个500年，先知研究人怎么更好合作、怎么幸福，更多强调心，强调怎么改造人的心。第二个500年换了一个角度，强调人的行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第一个500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人物，但是很遗憾，第二个500年东方没有贡献，或者有，但是跟西方的套路不一样，我们没有走向理性、自由、民主这样的层面。

我们看一下，在10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启蒙，非常遗憾，100年前特别是20世纪以后启蒙就开始中断了。我感觉对于西方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今天中国人的了解比100年前的中国人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样，好比慈禧太后对宪政的理解就比现在很多人深刻。她说为什么要搞预备立宪？她说这是普世价值，如果中国不搞预备立宪，全世界人不把我们当正常的国家看。

我希望人文经济学会的成立是中国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其实我们在三十年前就开启过一次，但是也就几年时间就被中断了，从此以后没有了。今年领导换届，预示中国有新的启蒙时代。

我觉得人类进步就是少数、可以数得出来的几十个思想家创造的。在过去200年，对人类进步最大的是关于市场的理念，它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亚当·斯密不是经济学家，它是伦理

哲学家。过去认为一个人干事为了自己肯定是坏事，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证明一个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为社会带来价值，这就是我们讲的“看不见的手”的价值。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被一些人认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一样，甚至相反的。我们要真正理解道德情操是什么东西，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如此强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怎么使一个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然后导致人类的合作，给我们人类带来共同的进步。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同情心，人无论多么自私，天性当中都有关心他人的一面，看到别人生活得快乐，自己也会感到愉悦。亚当·斯密还讲同情心是以自我中心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不一定是自私的。亚当·斯密讲的例子就是，人最同情的是自己，其次同情和你生活在一块的兄弟姐妹、儿女父母，离你距离越远同情心越弱。

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设想一下假如中华帝国数亿人被一场地震所吞没，远在欧洲的一个富人、一个企业家会有什么感觉？他可能感觉悲伤、怜悯，他不能忍受数亿人突然间没了，但是做完这些事以后他该做生意还是做生意，晚上睡觉还是正常。但是同样一个人，如果想到明天早上手指头会被人剁掉，他可能一晚上都没法入睡。

所以亚当·斯密认为人类进步需要好多人协作，而一个人穷尽一生也交不了几个朋友，人类随时随地需要别人帮助，但是仅仅靠仁慈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他有名的一句话是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厨师、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是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是要讲什么对他们好。”

我想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200年之后证明这样的思想仍然是我们人类为了幸福、更好地合作必须坚守的思想。我们中国现在改革出现很多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市场。

当然像亚当·斯密这么伟大的思想，中国的古人2000多年前就有，像我的陕西老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面就讲到过。当然了，它不是严谨的科学论述，但他讲到了基本的自由竞争如何导致财富的增加。

茅老师刚才讲得非常透，我们经济学走到数理经济学的时候，把物质财富当成人类幸福的唯一度量，这个是错误的。人类有好多需要，包括自由的需要。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任何政府处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剥夺他的自由，由此可见自由是多么宝贵。只有市场才能保护自由，当然也只有自由才能保证市场。其实自由和市场完全是一回事。也只有市场，能够我们让每个人独立，让我们有自尊，茅老师刚才讲的货币可以买到一切，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经济学也受到好多人文学科的误解，所以今天这两个放在一块蛮有意思。因为人文学者大部分都会对经济学家不齿，经常会讽刺经济学家。我要特别谈到一点，理性人或者说自利人这个假设是多么的重要，有些人看到社会的道德堕落，就说你们经济学家作这样的假设，就让人自私，所以社会就变成了这样，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学家的这个自私假设，是为了更好推进

人类的合作。事实上证明也是这样。凡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准就高，凡是不按照亚当-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场经济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较差，道德水准就差。比如中国和美国。

人类好多的灾难，为什么好人不干好事？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把人假定得太好了，结果我们都变成坏人，反倒如果我们都把人假定为坏人的话也可能都变成好人。看看我们的皇帝，我们过去假定皇帝是圣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早就假定皇帝是自私的，他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也是贪婪的，那么我们早就走进民主制度了，那我们就不至于经历这么多灾难，包括文革灾难、大跃进的灾难。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大跃进，不可能吃大锅饭，也不可能有文革，所以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所以茅老师强调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经济学家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尤其是当我们按照数学方式处理问题的时候，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依赖于本身，而依赖于数学上怎么处理，凡是数学上不能处理的东西假定它不存在，这个是要命的。所以很多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它的假设完全不现实；错就错在，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有效的经济学理论，结果却玷污市场的名声。如今很多经济学家讲的“市场失败”其实不是市场失败，而是市场理论的失败，我们却认为是市场本身的失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家也要不断地反思。

最后我用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人文经济学应该考虑什么。有一个经济学家开车出去旅游的时候迷路了，然后他找到一个农场主，问农场主路怎么走？农场主很客气地告诉他路怎么走。经济学家为了显摆自己的知识，说我打一个赌，十秒钟内数你有多少羊。

农场主说，不可能，如果数对了我送你一只羊。经济学家说你有783只羊，农场主很惊讶，只好说这么多羊你挑吧。经济学家挑了一只准备上车的时候，农场主说等一下，我也跟你打一下赌，我能猜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猜着了我的东西你放回，经济学家说没有问题。农场主说，你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经济学家？农场主说，你数是数对了，但是你抱走的是我家的狗不是羊。

第二篇：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首先，表明立场。我是坚定的支持自由市场主义，不赞成政府去干涉经济发展。因为市场经济在这数个世纪的运行和发展，已足以证明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当然，就像永动机一样，没有完美的存在，市场经济存在其自有的缺陷，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很难根除，譬如经济周期中出现的经济危机。但这就像一场巨大的洗牌一样，让身体强壮适应市场资源配置最优的企业存活下来，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风险的，以便在下一次发展机遇中让优势企业更加蓬勃茁壮起来。但一旦政府掺加其中，就会变味。政府从起源来看应是全体公民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签订的一份契约，同意出让部分权力以维持社会的健全运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为应有利于全体人民。而一旦政府干预经济，必然会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损失，无论受损受益的是贫富哪一方，都从政府的本质来说是不符的。

读完张维迎教授的《反思经济学》，给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话是：“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我想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场运行完全不需要假设，那么通过假设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学本身就具备先天的发育不良。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应是解释现象的，而不是从某些现象中捏造理论再去套用现象。换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楼阁，从而推演出的理论也不足为信。譬如说一个商店的购买量和销售量是可观察到的，永远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给量是意图之物，只是逻辑上的概念。我们只能假设令其相等，然后有若干推论，但实际运用中其是否时时相等的，想必是不见得。更何况，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其应该是时时不相等才对。

因为自己读的东西比较杂，没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体系。最早看比较正规的经济学读物是《国富论》，然后是看完张五常先生学习经历后去看的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M.Fish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张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约本质》和《佃农理论》、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理论》。读的东西很杂之后感觉经济学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百家争鸣。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系统的逻辑的阐述对整个经济学的认识。所以这个文章就是依附张维迎先生全文逻辑构造，付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开头我们讲到了经济学的架设。我觉得张维迎先生的假设不是很正确。我理解的经济学假设应该是这三个：1.经济人（理性人）；2.资源的稀缺性；3.“收益递减”规律。我不是很理解其这三个假设是从哪来的，但无论从何谈起，经济学的这三个假设应该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开叙述了。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政府干涉经济的原因有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他已经做了很充分的阐述了，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谈谈：

韩愈的《马说》中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判断谁是伯乐。所以结果往往是有权力的人成为计划者，计划监督者和评判者。我们早先实行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有计划，按比例”。从理论上说它没有问题，但关键是没人知道正确的比例是多少。正因为没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确的人，所以贸然干涉市场运行，必定会产生问题。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会更简单。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过“交换”，前提是“自由”。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所以社会发展必然有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毕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来的容易。张维迎先生谈到的是亚当斯密的分工专业化产生的内生增长。但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表现，最根本的应该来自于“交换”。只要双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满意的进行交换，价值变产生了。因为财富并不取决于物质，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使用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当），你去过早，买了一碗3元的热干面。你一定是觉得自己制造出一碗热干面大于等于3元你才会去买，那么其中差价不就是新增的财富。对于店家，他一定是认为这碗热干面成本低于三元，他才愿意卖给你，这其中的差价也是新增的财富。这就是交换带来的财富增长。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产权界定不清带来了外部性的种种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维迎先生说“我们在公有制下，所有东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更需要产权制”。我想更清楚一点阐述的话，是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所有权的不确定，就不会出现真正的交换。就像我们的国企，我们的五大国有银行等等。这些企业的掌门人并不拥有这些企业，他们仅仅是代管，走马上任一番，自然不会对不属于自己的资产上心，时时爆出的国有企业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贪污腐化啊，转型期的国有企业厂长进行“MBO”侵占国有资产，五大行为了剥离自己不良资产成立的诸如长城、信达、东方等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门人不用对自身的错误负责的结果。而市场机制的优越处就在于它会强制那些犯错的人承担后果，而不会牵连消费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后，产权的界定不明，会使整体的国民为那些企业承受损失。

我们在来讲垄断，垄断的形成如没有政府的干预，便是该企业在该行业中资源配置最优的结果。我们要反对的是政府强加的垄断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垄断。因为市场中的资本总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项目。一旦某个企业在某行业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必定收益率会上升，尽管他会设置各种进入门槛，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会不断的侵蚀它的门槛同时逼迫他不断提升自己技术。也就是“自由进入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形成持续的垄断”。但政府一旦设置门槛，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会使这家企业形成寡头，从而一家独大，然后店大欺客。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屋子，自然垄断就像是门口装着一扇木门，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盗锁，但是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垄断就像是没有门，只有两个黑面门卫，一副生人勿进的表情，你只能盯着宝山流口水然后看在里面的人不思进取的胡作非为。君不见我们一汽最不要脸的口号“拿市场换技术”，然后是“人财两空”。

再来谈价格。市场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发挥其调节作用。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正是这种对立，是双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价格=边际成本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无限制的价格是供需双方最合适的状态，一旦对价格进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应求都最终会导致腐败。譬如最低工资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规定价格，但却不能去规定企业应雇佣的人数和房东要出租的房子。

我们再来看消费。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一直在促进消费，为了保证GDp高速增长。关于这一点，我是赞同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中国经济高增长是依赖于高储蓄，它支撑着高投资。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消费的钱最终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其储蓄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经济周转不灵，投资购买减少，人们收入下降，不敢消费，形成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其投资意愿不足，没有新的增长点时才鼓励消费。但我国是产能过剩，投资意愿旺盛。没有高达40%的储蓄，投资的钱从何而来，一旦市场运行的资金减少，政府增加货币，就极有可能增加通胀的风险。所以老是在说因地制宜，借鉴，从实际出发，但是总是在照搬照套。

最后，谈谈经济学近年来的新趋势的变种，譬如“计量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这是我极其讨厌的两个分类。要阐述“计量经济学”的问题需要很长的一个篇幅。但是我觉得“拉弗曲线”和“雷·费尔根据1912——1976年的经济数据作了一项回归分析，然后得出了一个如果成立就将轰动一时的方程式，该方程式可以提前预测谁会在接下来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你仅仅需要在方程式中输入几个经济要素——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福利经济学”，别的不说。我从最简单的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来看只有四种关系：“共赢、损己利人、损人利己和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最后一种是全社会应该摒弃的。我认为的福利经济学是在创造一张大饼的基础上如何更好的分配它，也就是在“损己利人和损人利己”两种的纠结，但无论哪一种，其实他们的总和都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只有共赢的状态下才会增加财富。当然还有他们对于心理学很简单的归结为效用这种可计量的恶习。

写了这么多，都很零碎。其实中心意思很简单。经济学应该是一门从现实中总结归纳出对资源配置的一些方法，更高层次，它是一种认识论或者方法论。而近代的经济学却是习惯从古典经济学中的推理中再加入各种限定，结合各种漂亮的数学公式，然后推导出各种好看的结论。但是我觉得对更好的认识现实无益。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是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而不是企图在空中楼阁中再建筑一个空中花园。所以经济学的发展应在实践经济学中，走街头，串巷尾。发现人们的各种选择。当然这种思潮最近也变得越来越多，譬如我很喜欢的丹尼尔·卡内曼的行为经济学，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更贴近实际。以及威廉·庞德斯通的《无价》中从受众者心理层面分析价格机制。说到底是人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原来的简单抽离“人”把它当成常量的研究可能忽视了这个重要的因素。文艺一点的结尾是：对于苍穹之上的存在，如果我们无法确信其是否存在，我们应保持精神上的敬畏或警惕，但是现世生活里却不做任何理会，这才是相处之道。

第三篇：张维迎：如何选择经济学教材

如果你已经决定学点经济学，接下来要作出的一个决策是选择哪本书入门。你当然希望选择一本最好的教科书。问题是选择好的教科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图书市场充斥着众多的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每位作者都会声称自己的书最好，而作为初学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断哪本好，哪本不好。这就是经济学家讲的信息不对称：买的入不如卖的精。

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为什么要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教科书？原因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的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既没有必要用出一本新书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为了赚取版税而滥竽充数地出书，这就如同麦当劳不敢卖过时的汉堡包一样。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

为什么要选择新版的教科书？因为如同经济生活本身一样，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论解释新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过去20多年里，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理性预期的引入，经济学可以说发生了一场革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贴近现实，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比如说，20多年前，经济学理论还难以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多少理论指导，而今天，博弈论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对公司融资几乎无话可说，而今天，信息经济学已成了公司融资理论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还在迷信于用政府管制来弥补市场的失灵，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认为是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导致了席卷全球的经济自由化浪潮。或许，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教科书与21世纪经济学教科书的差别，类比于286计算机与奔腾计算机的差别，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书，你才能学到最新的经济学理论。

过去，中国教科书市场上很难看到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一般滞后于原版10年以上，而国内经济学家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其内容则更为陈旧，更不用说在有色眼镜透视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学图书市场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不仅国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时引进，而且国内经济学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内容上与国外同步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此，我愿意向你推荐如下三本教科书：1.曼昆（N.Gregory Mankiw）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2.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3.Paul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经济学》（Economics），2001年第17版。

这三本书都是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大师撰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入门书，是西方大学里最流行的教科书。

曼昆是美国著名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MIT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著名的智囊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顾问。他的《宏观经济学》是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之一。他是一位多产而富有创新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多种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开创性的论文，被公认为是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界的名气比他的年龄大得多。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为最畅销的教科书，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万美元的版税，创下了教科书版税的新纪录。这本教科

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学生导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写的是一本学生喜欢看的经济学教科书。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本书更多地强调的是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经济学模型。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节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说明经济学原理如何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摘要”，以使读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经济学。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两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经济学家。Baumol生于192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艺术学学士学位，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等多种学术职务。他在产业组织、企业理论、经济增长、反垄断理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MIT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79年以来，Blinder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9年至1990年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间，先后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Blinder发表有多种专著和学术论文，在人力资本和劳动供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国等国家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就我所知，本书有澳大利亚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叙述上的“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作者认为，学习经济学的最好方法是“从问题到理论”，而不是相反。为此，本书的每一章都从一个具体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问题或现实问题开始，然后通过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分析，使你走出迷雾。这样做不仅提高了读者读书的兴趣，而且可以加强读者对所学内容的记忆。如果你能记住本书作者所归纳的经济学的12个基本观点，你将终身受益。

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是当代经济学泰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经济系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经济学》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内的数十种文字，风靡全世界，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教育和影响了数代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界领袖、新闻记者以及众多的普通人。难怪他自豪地说：“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并不在乎谁为它写法律，谁在为它起草条约。”萨缪尔森本人对他的《经济学》的修订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经济学》没有随萨缪尔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继续以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教科书身份畅销全球。你现在看到的是该书的第17版。

尽管这三本教材所叙述的经济学原理并无大的差别，但由于每个作者的个人偏好和学术风格不同，在叙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还是各有千秋。不同书中用于说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为补充，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据悉，这三本书由18位国际著名商学院的教授联合推荐作为中国MBA及经济学／管理学院的首选教科书。我个人学习经济学多年，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老学生了，但现在再拿起来读这些入门书，仍感有不少新的收获。事实上，当我在为博士生备课时，常常要翻一翻这样一些经济学入门书以在理解上“温浅而知深”，讲课时深入浅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erbert Stein说：绝大部分可用于指导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都在本科生的经济入门教程中。我的经历告诉我，他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的经济条件许可，我建议你不妨同时拥有这三本书。我的经验是，读三本由不同经济学大师写的同一类型的教科书要比读三遍同一大师写的同一本书收获大。你可以从任何一本书开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对照阅读。特别地，当你对一本书的内容难以理解时，最好看看另外两本书上是如何写的。你大概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见过一次面的人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场合再次谋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脑海中。读书也是如此。当然，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买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记住我一开始说过的话：读书最大的成本是时间而不是书价。要买好书，不要买便宜的书。

现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策了。

第四篇：2011夏季达沃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新浪财经讯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9月16日在大连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主持人田薇：很长的单子，最重要的问题，郭先生也谈到了，张教授请您解读一下，这么多的任务，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这些任务似乎又是枝缠盘结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个突破点？

张维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简单评论几句，他讲到教育，讲得非常中肯，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教育作为培养人，培养自主有创造性的人没有注意，培养有道德的人没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取消了，包括连小学、大学全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水平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个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现在讲到我们的很多企业，学校的信任没有的时候，没有真正反思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晓强主任的观点一样。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历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当然现在对它给予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国的体制下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仍然是政府在主导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需要讲。第一个，我自己多次谈到，我们用的扩大内需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要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与此相关，需要创新，需要产业升级，需要创新，从历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创新的，我们很多产业政策实际上导致的后面变成寻租的政策，我们给某一个产。某一个技术有一些优惠，很多人编项目，编完以后，从我们国家政府那领了一大笔钱，几千万，几个亿，去干别的事。大家去调查，非常普遍的。

产业升级也是这样，我们叫唤多少年产业升级为什么做不起来？是我们没有真正依靠市场，依靠竞争。什么时候升级？这些企业生存不下去的时候，现有资产生存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升级。当然，要给它长远积极性，如果对未来，对明年、后年没有抱有希望，它也不会去升级。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十二五”规划看硬指标多，而真正的改革这方面有强调，但是没措施。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主持人田薇：特别为今天到来的国际上的朋友解释一下，张教授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对市场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刚才的话。您刚才讲的五年计划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个法国朋友，他跟我说，因为法国从十多年前他们自己的五年计划就取消了，他说你们中国有五年计划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个计划来进行基础建设，我们国家现在没有了。当然他并不代表法国政府的态度。

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在我们给大家提问的时间之前，还是请允许我最后问一个问题给张教授和王总编。一位从经济角度，一位从社会角度，昨天总理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通货膨胀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无论是中国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话题，两位从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计划相结合，非常简单地说一下。

张维迎：这个问题留给波明。刚才说到责任，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责任是改革自己的体制，给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从全世界和人类共同角度来讲始终是重大的忧患。要改革，机构的问题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国家体改委，目的是改革计委，改掉计委，到1998年体改委改成体改办，2003年，体改委反到

被计委吃掉了，就是现在的发改委。自体改委消失之后，中国的改革速度大大减缓，最后停滞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要真正启动改革，恢复一个体改委或者类似体改委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体改委在那个时候不是体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聪明，多么地积极，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经过体改委认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部门提出一个方案，没有任何的跟它辩论的机关，没有一个驳回的机关，这样的话名义上进行了改革，各部门经常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反改革的勾当。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观点，我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话，要中国启动改革，就要恢复类似体改委这样的组织。同时现在发改委的权利真的太大了，对发改委本身也不好。提问：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报道的记者，我叫孙玲(音)。

现在经济衰落情况下，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很大，现在在生产成本提高、贷款很难的情况下，发改委和银行将会有哪些措施激发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谢谢！

张维迎：我再补充一点，大家只看到大与小，中国很多是国与民，中国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它们贷款难不仅因为他们小，或因为他们中，而是还因为他们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企业，我想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主持人：美国也有中小企业贷款难度？

张维迎：是这样，但是不像中国这么难。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16日在大连举行。作为本届达沃斯的参会嘉宾，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学界人士，论坛期间，他屡屡以惊人之语阐述市场经济理念。

也许这些言论对于张维迎这样一位精通市场经济精髓的人来说属于基本常识，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各国政府通过救市等措施不断的扩展自己权力，凯恩斯主义重新盛行，国内经济面临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张维迎的如此不遗余力的频频发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目前状况的焦虑。

本报对张维迎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上的言论做了部分摘录，以飨读者。

很多错误政策，都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继续搞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无耻的表现。

土地应该私有化，这样可以真正保证农民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满了强盗逻辑。我没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许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权力减少了。

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真正的国家利益是民众利益。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导致。

政府搞那么多经济开发区，本身就是笑话，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国都是经济开发区。

应该把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和任何对税进行调整的权力，交由全国人大。民主政治和

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甚至说是前提条件，是对政府征税能力的约束。

并非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国进民退。1929年大萧条与2009年危机都导致了政府干预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市场力量加强，因为当时大家正确认识到危机发生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

西方国家与中国一样，都面临并需要反思监管过度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市场最大的干预是中央银行制度，政府对货币垄断。监管过度的表现往往就是监管不足，因为监管过度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大众就会认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监管不足，一个监管会创造出另一个监管的需要。

温总理所说“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说的是未来的希望。

发展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地位，逻辑上是矛盾的，但非逻辑的力量有时候更强大。

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样庞大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出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去市场化的道路上前进，中国经济会有更大麻烦。

将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阻力一个是利益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其实从国有部门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中国还有一个阻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现在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过度刺激政策导致。

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情况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个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民间借贷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总体是正面的。民间借贷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管得过死，如果政府能够放松对金融的控制，允许自由行办银行和自由签订合同，地下钱庄就会消失。

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内外失衡、通胀明显的问题，我的方法是自由化。

第五篇：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