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缺陷以及改革的思路和措施

第一篇：阐述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缺陷以及改革的思路和措施

一、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一）产权制度的定义 所谓产权制度，是指既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结合而成的且能对产权关系实现有效的组合、调节和保护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的最主要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产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就是人类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从私有财产的出现到市场经济的确立这几千年的历史中，产权一直被视为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指的是财产的实物所有权和债权，它侧重于对财产归属的静态确认和对财产实体的静态占有，基本上是一个静态化的范畴。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这一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概念已经日益深化，其含义比原来宽泛得多，它更侧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侧重于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和财产价值的动态实现，它不再是单一的所有权利，而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组权力，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支配权等。

而现代产权制度是权责利高度统一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产权主体归属明确和产权收益归属明确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是现代产权制度基本要求；流转顺畅、财产权利和利益对称是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

（二）国有企业产权的特征

传统公有制下的产权结构从根本上说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它表现在：一是所有制形式单一，难以形成市场经济所需不同产权主体；二是国有企业产权主体虚置，参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三是国有企业偏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从产权角度分析，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有以下五个特征：第一，“资本雇佣劳动”而非“劳动雇佣资本”。第二，事实产权与法律产权不一致。第三，产权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第四，人力产权丧失。第五，国有产权的“廉价性”。在这五个特征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雇佣劳动”和人力产权的丧失。“资本雇佣劳动”决定了国家作为大股东的地位，但国家作为大股东并非必然导致低效率，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不乏例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承认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产权的享有。但是，由于我国从法律上完全否定了人力产权，这是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本质所在。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发展变化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附属物,“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国家对企业包供包销,统负盈亏,统一安排职工就业,个人分配实行大 1

锅饭、平均主义。国有企业的各项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产权制度是一种封闭的、单一所有权制。针对这种现状,1979年开始的企业改革首先是“放权让利”,企业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比如财产使用权。但由于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不触动企业财产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行政性分权、让利,产权制度并无实质性变化。到1986、1987年,企业开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这种“两权分离”的承包制在初期由于分配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所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承包制是在承认现有产权制度前提下的一种“两权分离”,虽然使产权的各项权利有了某些分离,但依此形成的企业财产经营权没有按照商品经济原则、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因而这种财产经营权实际上仍是一种行政性分权,传统产权关系并未改变。从1991年第二轮承包看,短期行为问题已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企业集团也被当作一条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途径提出来,但由于在不触动产权关系、坚持“三不变”(所有制不变、财政上缴渠道不变、隶属关系不变)的前提下组建企业集团,也只能是松散型的或是行政捏合式的联合体,企业集体功能和优势仍未发挥出来。

1992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中“转换经营机制”成为企业改革热点。它明确了企业必须转换经营机制,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明确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该条例实施后,企业自主权逐渐落实,但同样未承认企业法人财产权,企业只能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仍不可能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一时期的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仍然相差甚远。

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以来，国有企业沿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思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2003年3月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我国企业产权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强调“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种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至2008年8月，半数以上的国有重点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一批国有企业改制后在境内外上市，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制面超过90％，中央企业下属子企业大部分实施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一些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进行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探索。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三、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缺陷

（一）产权归属不清

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个特征是产权归属明晰，本质上就是要使产权主体人格化，明确产权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承认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排他性是产权交易的前提，特定的产权主体是唯一的和垄断的，特定的产权是有边界的和可计量的，否则就不能把特定产权从其他产权中分离开来用于交易。没有了产权交易，市场经济就失去了配置稀缺资源的功能；没有了权利归属，稀缺资源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没有了清晰的利益归属，经济增长也就失去了持续的动力激励。就我国实际来看，就是要依照法律、法规合情合理地认真清产核资，理清产权属性。各类财产权归属清楚，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环节。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即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而国家则代表全体人民来使用和支配生产资料及剩余产品。通常叫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在理论上讲似乎并没有什么矛盾，但在现实中，这种理论上的说辞很难让人感同身受。因为仅在名义上人人所有，具体的公有组织中任何个人（自然人）均无权实施可量化的财产占有、享受、支配和交换。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个人之间不存在以往私人占有那种直接量化、可支配的对应关系，公有产权事实上处于一种非个人化的 “虚置”状态，个人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制度上沟通的 “桥梁”。显而易见，正是这种不能分割，不可量化，只能以整体面目出现的单一公有产权模式，从其产生之初就包含着一个致命的产权归属虚置而导致的动力衰退问题。除了实实在在的源生性的财产与物质利益上的归属关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制度性因素能比它更具有持久性和驱动力？国内外大量事实表明，单一公有产权模式必须限定在极小范围内，可以通过非物质性因素（法律强制或信仰鼓励）来补充动力。

（二）产权主体虚设

国有企业资产名义上为全民所用,体现为政府代表全民进行国有资产的管理,而政府则由众多部门组成,这些部门都能凭借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干预,而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则无法问责,也无人负责,国家和企业之间的责权利难以对称,有权利的没责任,有责任的没权利。

（三）权利与责任、收益与风险不明

在产权非个人化的传统公有制经济环境中，不仅普遍存在的偷懒现象导致了高昂的制度运行成本问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各式各样、官职不一的监督生产、防止偷懒的人，由于利益相同，投入难以量化等缘故，反而更有条件发生偷懒的现象，更容易出现层层包庇、官官相护的监督失灵问题。进而由此还带来了更加复杂化的制度运行难题，即监督别人的人由谁、靠什么来监督。这就是在传

统公有制经济组织普遍出现的制度运行成本（机构、人员、办公场所、经费等）越来越高昂，但制度运行的效率却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效应递减趋势。

同时，在完全没有个人产权风险责任的传统公有系统里，生产经营和收入分配的决策权高度集中，基层和个人很少有参与决策、发表言论的机会，由此带来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无法克服，即科学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充分和信息对称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它所带来的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如何避免？这在现实中就是我们随便可以看到的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决策信息垄断、暗箱操作、决策程序不公开以及报喜不报忧、好大喜功等现象。

权利与责任、收益与风险方面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是传统的单一公有产权制度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制度难题。这种问题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并不存在，私有产权在权责益险方面先天就具备高度的对应性，这就是资本、财产的所有权说了算——谁拥有、谁决定，谁负责、谁收益。权利、责任，风险、收益十分对称。这种由于所有制结构（公共占有）带来的权责益险问题，只能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来解决。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首要的问题，要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把维护出资者权益和维护法人财产权益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督促和国有企业自身努力的互动中，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思路及措施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推动国有资产的产权以资本运作的形式，实现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产权制度改革，是增强企业活力，推动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工作；产权的流动性重组，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机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保障；产权的高效配置，是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确保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的重要改革措施。为此，加快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核心性的紧迫任务。

(一)深化改革，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

通过股权多元化使得个人和诸如保险基金和投资基金等机构也成为国有企业的部分所有者，这些个人和机构追求最高经济效益的动机有利于所有者职能到位，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多元股东的制衡，易于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的目标集中追求经济效益。实践证明，股份制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进行制度创新的出路；股份制是现阶段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最佳方式。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可以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二）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机构

国家所有者通过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的严格监管，使他们成为持股企业“真老板”，而且要权能到位。董事会应由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选派的股东代表、个人和机构的股东代表、职工代表和利害相关者代表如银行代表等组成。适当增加外部董事的比例，有利于企业的监督和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不能高度重合，一般情况下董事长和经理应当分设。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党委成员可以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充分发挥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统一决策和有效监督的作用。与此同时，建立和规范可以追究董事责任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防止董事渎职，保证所有者权能到位。公司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应权责分明，严格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运行。

（三）产权制度改革应坚持市场配置为主的原则

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质意义上是国有资本的重新配置，在市场经济日臻完善的新形势下，对国有资本的“进与退”和“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在定政策，企业在定方案中应该充分考虑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和市场取向。国有资本在一个企业是否“全部转让”或“部分转让”，关键要尊重市场的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行业和企业，不“退”不足以解决国企深层次矛盾的企业要抓紧推进资本退出的产权制度改革。反之，对市场中的强势企业，无论其是否是竞争性行业，则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吸引外部法人参股或股票上市等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可通过资产置换、投资入股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可见，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应作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既要防止“按兵不动”，又要防止行政干预的“一刀切”、“大撤军”式的出售和转让。

总之,国有产权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驱力,是所有者主体的要求和占据国有经济成分最大的所有者(政府)发展的内驱力和直接推动力。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因而,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创新划分、界定、实施、保护和调节产权的规则,使确认和处理各个产权主体的责、权、利关系的规则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所以说,国有产权从私有到国有再到民有的变革是展现中国产权革命的一条渐进之路,这场深刻持久的变革,必将给国有经济带来全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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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2005,(3).

第二篇：我国国有企业激励机制改革研究

一、我国国有 企业 激励机制中存在的 问题

1.激励不足

激励不足是 目前 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建立 现代 企业制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物质货币性激励方面即工资、薪金等，在事实上仍然是“一刀切”。一刀切说明收入分配上的大锅饭仍然存在，使得个人收益没有和工作绩效挂钩相结合，大大降低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也使得“搭便车”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有了存活的“沃土”。

除了物质激励外，精神激励作为辅助手段，也是不可或缺，它即是对业绩的评价，也是对管理者本人的肯定。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东方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人们对荣誉都给予高度的重视，许多人把荣誉等看得比实际的物质奖励更重，因此，精神激励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在现实中，各种荣誉的授予面较窄，存在严重的论资排辈和“轮流做庄”现象，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黑箱操作”，使激励效果受到 影响。

2.激励形式单一

激励的形式包括有物质激励、精神激励、成就激励、成长激励和文化激励等等。但是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中，激励的形式往往只有两种即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其中，物质激励还是以几十年前分配 经济 条件下的奖金或者奖品为主，没有能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 例如股权分配等新的物质激励形式；精神激励也只是形式上的，在有的企业中所谓的精神激励干脆只是一纸奖状，对员工根本没有任何激励作用。

3.反馈机制滞后，评价机制不公

只有当员工的某一行为之后立刻得到应有的奖励，那么对他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才是最大的，最有效的。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部分还是采用奖励，季度奖励的办法，由于对行为的反馈滞后而丧失了最佳的激励时间。

评价机制的不公平也在很多程度上阻碍了激励机制发挥其作用。我国国有企业因为国家体制以及“大锅饭”的影响，其评价体制大部分都可以说是形同虚设的。纵向上和外资企业、三资企业比缺乏竞争性，横向上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基本相同，员工通过比较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益不成比例，就会感到强烈的不公平，从而挫伤工作积极性。

4.国有企业用人制度僵化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沿用分配经济模式下的用人模式，即国企领导人论资排辈而不是以才用人，领导人能上不能下，用人采用指定方式而不是应聘制度，从而导致管理者在其位不谋其职，缺乏紧迫感、压力和上进心，混日子的现象在部分管理者中不同程度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整个干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二、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现存激励机制的改革

1.改革国有企业的用人制度

(1)实行轮岗制

对人员实行轮岗制，就是指员工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职务的调换，以此来保持员工对工作的敏感和创造性。首先轮岗制能帮助员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于个人能否胜任某个岗位光看个人履历和各类证书是不够的，关键看的是实践能力，轮岗制恰恰能提供这样的机会，使员工找到最感兴趣和最合适的岗位。其次，轮岗制能使各个管理者和管理部门增强理解和沟通。我国国企管理者长期从事某种单一部门的工作，各部门间职责不明确，也缺乏良好的沟通理解，造成搭便车、扯皮现象屡见不鲜，轮岗制能使干部在不同部门间横向移动，开阔眼见，扩大知识面，并与各部门的同事广泛交往接触，对企业业务有全面了解和全局性认识，还能使各个部门明确各自的职责，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最后，轮岗制有利于破除“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的错误观点。在轮岗制中，所有的下级干部都是上级职务的潜在接班人，能否晋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成绩和能力水平，因此企业的职工都能埋头努力工作，竭力争取好成绩，以便在常时间的晋升竞争中取胜，也使企业“内定接班人” 现象消失。

第三篇：谈谈我国征收排污费制度并阐述其存在的缺陷及改革方向

谈谈我国征收排污费制度并阐述其存在的缺陷及改革方向

内容摘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可持续发展、生态平衡已成为全球问题。排污收费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30多年，对控制污染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对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进行分析，指出了现行制度的不足，并提出了排污收费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建议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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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收费制度是环境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对于控制污染、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日趋完善，这项制度在立法上已经落后，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众多的不足之处。对于此，大部分人认为排污收费制度已经不适合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需求，应当全面的改为排污税收制度。然而，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目前排污收费制度在我国继续实施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国实行排污税的时机还尚未成熟，况且排污税收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注定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改革排污收费制度并继续保证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同时，对个别收费项目进行排污收税的试验，是适应我国国情并且不乏前瞻性的正确做法。一．排污收费制度的含义

排污收费制度，也被称为征收排污费制度，是指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按照所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征收一定的费用的一套管理制度。它是运用经济手段有效地促进污染治理和新技术的发展，使污染者承担一定污染防治费用的法律制度，是“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排污收费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物质资源。当今世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环境资源的获取越来越大，因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表现得日益突出。虽然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但在人们环境意识不高的情况下，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毫无节制的。超出环境承受能力地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就会形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受到环境的惩罚。环境资源是归国家所有的公共物品。因此，它不能严格地划分所有权或使用权，只能为在这个环境生存的群体所共有。基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公共物品应实行有偿使用。

（二）外部不经济性

在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中，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活动主体对他人和环境造成了影响而又未将这些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或价格之中。例如，空气是公共物品，工厂向其排放污染物而排污并未构成生产成本，被污染的个人和企业却蒙受了损失，这样就形成了生产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没有反映在生产企业的成本上，便构成了私人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即外部不经济性，它是排污者忽视环境保护即不愿意在环境保护方面投资的内在原因。将外部性概念引入环境领域，是为了寻找促使其外部成本内在化的有效方式，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三）污染损害的补偿理论

环境恶化实际上是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其原因是环境资源的使用费未进入生产成本核算。私利的个体行为不会去保护这种公共物品，而是任意滥用。因为没有任何使用者会主动限制自己使用这些免费的环境资源或改善资源状态。尽管收费不能真正反映补偿环境资源的价值，但这种补偿作用可使环境资源使用者改变排污行为，有效利用资源。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环境资源的补偿费用，让生产者在选择自己利益的时候，将环境资源的费用考虑进去，使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内部化。三．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时期、基本国情和科学技术水平等各方面的限制因素,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目前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1.征收标准仍然偏低，征收阻力大。现行标准普遍低于正常的污染处理费，因而产生了用交排污费购买“污染权”或“破坏权”，企业重生产轻污染治理的不正常现象。这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仍处于主体地位，制定的排污费用标准要相应地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同时又要顾全经济发展，这就给环境保护工作留下了隐患。

2.征收标准缺乏灵活性。统一排污收费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在整体上维护我国的环境状况，出发点是好的。由于我国东、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味地坚持一个标准或者规定地方只能制定更严格的收费标准，可能会导致有的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收费难；发达的地区收费相对又低，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制定出符合东西部实际发展情况的收费标准是正确的选择。3.征收项目不全。虽然2003年出台的排污费征收管理办法已经增加了污染因子数，但是仍有一些常见的污染物没有被纳入征费的范围内。比如，汽车尾气污染、家庭生活污水、放射性污染物等等。

4.征收程序复杂，征收成本高。现行排污费征收条例规定，排污费征收程序是每个月或每季都要分别向排污者送达核定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通知书和缴费通知单。大的城市须收取上万家单位的排污费，如果全部按程序发送通知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多数通知书要通过邮政部门挂号、特快送达，即使部分小单位每季度的排污费只有十几元也要开销同样的邮费，大大增加了收费成本开支。四．排污收费制度的改革建议

（一）改革的目标

1.改善环境质量

改善环境质量是首要和根本的目标，因为排污收费政策的实施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动机就是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是否改善及改善的程度，是评价排污收费制度是否完善的基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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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税制改革

环境税首要的功能是调节功能，即从经济手段的角度为在短期内有效遏制污染物排放的数量，促进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使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提供经济动力。而引入环境税一定会影响到现在的税收体制，为税制改革起到示范和促进的作用。

3.提高政府效率

我们进行排污收费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为了降低环境治理的成本，提高效率。而效率是通过收益与成本的对比来衡量的，成本中政府的管理成本以及企业和个人的奉行成本是两个重要的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效率的提高与政策工具的选择息息相关。政府只需要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在制度实施中让市场机制自动发挥作用，来达到政府预先设定的目标。较之以往大量使用行政管制手段、政府面面俱到的做法，这本身就体现了政府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提高。

（二）改革的建议

现实证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问题的出现有很大的相关性，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环境保护是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要求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压力逐年加大的情况下，应当从环境保护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使之逐步适应发展需要，做到与时俱进。

1.创新改革排污收费理论。创新改革排污收费理论应明确排污收费是政府管理手段的延伸，征收排污费主要目标是促进排污单位加强经营管理和技术革新，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积极治理污染，减少污染物排放。必须科学把握其经济调整职能和监管职能的协调统一。2.完善环境管理制度。首先实行排放污染物总量申请收费制度。该项制度的改革，其核心就是排污单位通过排放污染物总量申请，同时缴纳相应费用，取得环境容量或资源的使用权，也就是根据本地区环境容量、污染控制目标核定本地区或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向社会、排污单位发布公告。排污单位根据自己的需求，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环保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环保部门根据各排污单位申请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审查、核定、分配、批准、发证，同时收取核定许可排放总量的开户费和排污费，不足部分及增减变更可以通过市场运作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交易。其次，由被动征收转变为主动纳费。由于排污单位在申请排污总量或环境容量使用权时即缴纳排污费，否则排污者将得不到环境容量使用权，无法投入运行，污染物也就不得进入环境，这使排污费从被动征收转变为排污者主动缴纳。环保部门只要设立一个排污收费服务窗口，只需几个人，通过坐地办公即可解决大量收费问题，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繁杂的征收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效地解决了行政执法成本高的问题。

（三）科学制定和规范标准。收费标准不是不变的常数，应该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不断摸索科学决策，建立适应市场机制适应治理成本的排污费征收标准。通过对各类主要污染物的治理进行成本调查，确定排污收费的费率，并兼顾地区差异，根据环境容量和管理效果及企业的承受能力逐步实施到位，实现排污收费从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的转变。

（四）建立排污核算、效能评查体系。要以减排量为约束性目标，实行污染总量控制、限额排放和配额交易，引入排放绩效指标，实现对环境容量资源的有效配置。在采取基本收费的同时，实行附加收费。对于超标排放和超总量排污实行附加费政策；对新增或超总量申请实行附加费政策；对重点保护区域、流域实行附加费政策；对未完成总量削减任务或控制地区实行附加费政策等。通过效能评查和收费的双轨制来规范排污工作。

（五）加强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一方面要扩大排污费实际征收面，在继续重视废水、废气排污费征收的同时，加强对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的征收；另一方面要健全排污费征收稽查制度，坚决杜绝重复收费，堵塞在排污申报、核定、收缴过程中的征收漏洞，确保排污费及时足额征收；同时要规范和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确保排污费专款专用。

（六）加强预算监督管理。由于排污总量申请收费制度实现了源头管理，排污单位在申请时考虑到发展需要，不愿意少申请，尽可能自觉主动地如实申报，同时由于对总量申请的担心，会主动地向环保管理部门提出或提供说明或账目审查，并能有计划地纳入到生产经营成本核算，做到事前按计划设置，自动、公平发挥作用，转变了事后按情节决定收费额造成的无序混乱现象，也从制度上彻底地、有效地转变事后收取排污费是罚款的错误理解，环保管理部门也便于总量管理的统计和预测，排污单位和管理部门对排污总量都能说得准、说得清，道得明。同时，也能做到公平、公正、透明，便于公众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形成有效地监督体系，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五．结语

排污收费制度实施30年来，对于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筹集污染治理资金，促进企业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加强环境保护队伍的自身建设，强化环境执法，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收费制度不能轻易舍弃，作为环境污染控制与发展、保护之间关系调整的关键要素，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只要我们不断完善和改革，就能把各种问题兼收并蓄，统而化之。

第四篇：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现状与改革模式选择

内容摘要：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存在诸多弊端，私有化和国有化的方案都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不是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土地承包权赋予物权的属性，明晰土地产权，强化承包权。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趋势是，以恢复农民地权为实质内容的制度变迁。

关键词：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物权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数次变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两次变革。前者通过“自留地”、“拾边地”以及部分开放集市贸易，给予农民对“集体化”的有限的退出权；后者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土地产权制度。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总趋势是，以恢复农民地权为实质内容的制度变迁。但目前，在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孕育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新的动力，诱发了新一轮的制度变革。

一、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保留集体所有制因素的条件下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直接经营权，但它是由国家控制而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这种特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土地权属纠纷、征地补偿费用不标准、不合理分配、农民宅基地不合理占用、土地使用权尤其是非农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及农民的权益问题等。

(一)农村土地产权残缺，对农民的经营和投资激励不足

现行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可以有乡镇、村、村民小组三个层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代表。但“集体”到底是指哪一层次?法律规定则含糊不清。可见，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是缺失的。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具有对土地的实际占有权、完全经营权、自由转让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产权不完全导致的土地频繁调整和有限的承包期限，容易造成农民经营土地行为的短期性，抑制了农民投资和经营的安全感与积极性，甚至采用掠夺性经营方式，导致土地贫瘠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

(二)农地分散经营，难以获得规模效益

在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大部分农村地区根据集体土地的质量和数量，将土地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平均分配，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使农地经营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人地矛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13亿人中有9亿是农民，虽然我国耕地面积总量大，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公顷，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2%。这种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模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加之当前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各种“圈地运动”使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流失严重，耕地面积大量减少，也加剧了人地问的矛盾。我国地区之间土地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很容易造成人地关系结构性失衡。而人地矛盾的加剧和人地关系结构性失衡，在客观上都要求土地经营必须提高效益。

(三)分散经营使农产品供给层次低，难以获得市场优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形成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阻碍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目前，大部分农村农产品供给结构层次低，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农业发展受需求约束的特征突出，而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仍沿袭传统模式，调整滞后，造成相当部分农产品小能适销对路，农民增产不增收。而且单个农户进入市场面临重重困难：一是主体分散，无力抵御市场竞争、需求变化带来的巨人风险；二是组织化程度低、素质低以及封闭式经营，使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昂贵；三是缺乏获得市场信息的有效渠道，缺乏对信息进行分析、过滤、判断、选择的能力，面临的市场风险高。同时，家庭生产的盲目性和农产品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也造成农业资源的巨大浪费。

(四)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权利不平等

依照现有法律，只有城市的国有土地才可以出让其建设使用权，而农村集体农地必须经过政府征用，变成国有土地，才可以产生出建设使用权。在征地中，政府扮演三重角色：一是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者：二是交易当事者；三是强制交易合同执行的执法者。在这种制度框架内，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与国有土地建设使用权出让价格之间的差额，被地方政府与工商企业分享了。这种不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与不公平的征地方式，让农民在失去土地时无法获得合理的补偿。目前的土地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利于农民人口流动，还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及核心内容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1.明晰产权，确立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土地稀缺性的增强和土地价值的提升，以及农民对土地利益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明晰农民同土地之间的权利关系，确立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这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权的保护问题。当前，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2.强化农村土地承包权，弱化集体所有权。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稳定和完善作为该经营体制基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一步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户承包权，把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都给农户，农户成为实在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土地主人。承包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长期化、固定化，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在现有中国农地承包制下，承包权越稳定，农户的收益越高。在家庭承包成为合法以后，我们要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给它一个有力、可靠的保障。这就是把从公有制分离出来的使用权，以法律形式肯定它是一个经济主体。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作为私人财产，其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使用权可以说是准所有权。它包涵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等多种权利，这些权利在立法时将界定清楚，形成法律依据。

第五篇：浅谈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措施

浅谈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措施

201203170495罗红艳指导老师：林少东

【摘要】刑讯逼供行为不仅影响了司法工作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在法治不断健全的今天，保障人权这一理念不断深入到具体的法律法规中，而刑讯逼供行为严重侵犯了人权，人们从理念到立法上都认为它是一种违法行为，应当予以禁止。目前该行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少数司法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口供是证据之王”观念的影响，在审讯中运用法律禁止的体罚或变相体罚手段来逼取口供。本文主要探讨刑讯逼供立法的缺陷问题，最终给出解决对策，希望对完善我国的刑讯逼供法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刑讯逼供；立法缺陷；完善对策

一、引言

刑讯逼供行为古已有之，从中国早期的刑讯合法，到近代人权运动的开始、保障人权意识的萌发，使得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提升到了立法的高度。在国际上有著名的《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我国《刑法》

[1]和《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不得进行刑讯逼供和对实施刑讯逼供的犯罪人的刑事处罚。

但是，近年来，发生的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恶性刑事案，如杜培武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都说明了刑讯逼供罪在我国刑事案件侦查中具有广泛的存在土壤和适用空间。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广大司法工作人员没有将无罪推定的思想深入贯彻于刑事案件办案的过程中，同时也与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刑讯逼供罪规定的不合理和处罚力度低有直接原因。本文拟从刑讯逼供罪的实质的规范保护目的入手，采取概念解析为定性，法益侵害为定量的方式展开分析刑讯逼供罪规定的应然状态。

二、刑讯逼供罪的概念及立法特点

（一）刑讯逼供罪的内涵

从概念的角度分析，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供述的行为。从刑法概念的角度分析刑讯逼供罪的概念，有必要先厘清什么是刑讯逼供。刑是指对犯罪对象进行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行为，这里的肉刑并不是指中国古代法律史当中的刑罚的种类，而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对犯罪嫌疑人或被

①告人进行的人身性惩罚，更多指向暂时性的体罚，而不具有永久性惩治犯罪的作用。刑罚

之刑重在惩治犯罪，而刑讯之刑重在针对人身。讯是指讯问、审讯，这是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过程，特别是在调查案件事实、获取相关证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逼是指强迫、威

[2]胁，目的是获得口供。供是指口供、供述，多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有罪供述包括自

己供述自己有罪和自己供述他人有罪，后者具体包括在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供述同案犯有罪和在某些案件中存在案外人“顶包”（常见的如交通肇事案件）供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有罪。刑、讯、逼、供四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手段目的关系，正常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仅涉及讯和供，不涉及刑和逼。在刑讯逼供中，刑作为讯的一种手段，达到了逼迫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供述的程度，目的是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供述。较之一

般的讯问相比，刑讯逼供具有以下的特征：其一，讯问手段的暴力性；其二，犯罪嫌疑人和

②被告人供述的被动性；其三，获取供述的不稳定性。

（二）刑讯逼供罪的立法特点

1、犯罪主体特殊性

行为主体，是刑法规定的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刑讯逼供罪法条表述中明确规定了本罪的犯罪主体只包括司法工作人员。我国现行《刑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什么是司法工作人员。详言之，侦查是指对犯罪的侦查，负有侦察职责的主体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犯罪侦查部门和海关缉私部门。

检察权在我国的定位主要包括法律监督和参与刑事诉讼，依据刑讯逼供罪自身的要求，检察职责应仅指和刑事诉讼过程相关的职责，负有检察职责的主体有检察机关内部的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部门。审判是指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的司法活动，在我国负有审判职责的部门是人民法院审判法庭。本罪中要求的监管，是指与刑事犯罪有关的、针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在人身自由方面的监督和管理，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有看守所、拘留所、拘役所、监狱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另外，劳动教养部门隶属于公安机关，其也属于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

2、犯罪对象特定性

犯罪对象也叫行为对象，一般是指实行行为所作用的物、人与组织（机构）。根据刑法关于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就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

③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在不同诉讼阶段的不同称谓。在侦查和审查起诉

阶段称为犯罪嫌疑人，这与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相匹配；在审判阶段称为被告人。

3、行为方式概括性

与故意杀人罪不同，刑讯逼供罪不是简单罪状，但是相对于典型的叙明罪状，本罪的规定又显得十分简单。依法条规定，刑讯逼供罪的行为方式就是刑讯逼供，与罪名本身相同。这样的规定势必导致法条本身对于行为方式规定的概括。在学理上，通说认为本罪的行为方式包括肉刑和变相肉刑。在实践中，相关的司法解释从立案标准的角度，通过列举诸如殴打、捆绑、使用械具和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显然，前者对应学理上的肉刑，后者对

[3]应学理上的变相肉刑。

4、犯罪目的唯一性

目的（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不限于法益侵害结果，包括犯罪行为所形成的状态等），即是以观念形态预先存在于犯罪人大脑中的犯罪行为所预期达到的结果。特定的目的，不是指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之外的，对某种结果、利益、状态、行为等的内在意向；它是比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更为复杂、深远的心理态度；其内容也不一定是观念上的危害结果。

从刑讯逼供罪的法条表述可以分析得知，本罪的犯罪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这里的口供包括有罪的口供和无罪的口供、最轻的口供和罪重的口供、关于自己的口供和关于他人的口供。而实践中特定的犯罪动机也是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动机（犯罪动机），是指刺激、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或思想活动，它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故动机的作用是发动犯罪行为，说明实施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心理愿望具有什么意义。产生犯罪动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内在的[4]需要和愿望；二是外界的诱因与刺激。本罪的犯罪动机就是为了追求尽早破案，正确破案。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与破获案件没有关系，或者基于其他原因意欲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与自己设想的案情走向一致，而明知自己对于案件走向的判断是错误的或者可能是错误的而仍然进行刑讯逼供，则不构成本罪。

三、现行立法规定的缺陷

（一）犯罪主体范围规定不准确

刑讯逼供中的“供述”，是指对案件确定产生影响的证据的一种，证据存在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之中，可以说，在审判之前的任何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活动，包括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官提审犯罪嫌疑人等，都是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以便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被告人有罪证据确实充分、犯罪事实清楚的，依法提起公诉。反之，有罪证据达不到证据该条规定的标准的，则不能够提起公④诉。所以，“刑讯”的行为是为了取得“供述”，确切的说是为了取得证据，那么“刑讯”的阶段就应当存在于法院对案件进行终审判决之前。在判决发生效力后以及刑罚执行阶段则不存在“刑讯”的可能，因此，负有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中，监狱的监管工作人员、拘役所的监管工作人员、以及在看守所内对执行余刑不足一年的被监管人进行监管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矫正的监管人员就不属于刑讯逼供罪的主体。

（二）犯罪对象过于局限

依据《刑法》的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划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标准时诉讼阶段的不同。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刑事案件立案之前叫做嫌疑对象，而立案之后叫做犯罪嫌疑人。实际上，我国现行的刑事案件侦查过程是一种将普通人转变为嫌疑对象，再由嫌疑对象转变成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这种转变的标准不是由案件有罪证据的质和量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侦查机关相应的侦查程序以及对行为人采取的有关刑事诉讼保障措施的不同来决定的。简而言之，只有刑事案件立案之后或者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行为人才转变为犯罪嫌疑人，否则，行为

[5]人的身份只能是嫌疑对象。

既然《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什么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就不能将犯罪嫌疑人解释为包括嫌疑对象。但是实践中经常发生侦查机关为了保证刑事案件的结案率，采取“不破不立”的办案方式。详言之，只有将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侦破之后才进行立案，补充相关的侦查手续。这样的情况导致事实上已经是犯罪嫌疑人的人履行着犯罪嫌疑人的“义务”，而实际上得不到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不能享受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在身份上依然是嫌疑对象。

（三）主观上罪过形式不清

由于我国刑讯逼供罪采用了转化犯的立法模式，但是又没有明确规定转化犯的罪过形式，导致实践中有关刑讯实施人以非故意的心态导致被刑讯人死亡时，不能合理的对刑讯实施人定罪量刑，以至于出现定罪混乱的局面。本部分拟从现行《刑法》规定入手，以定性分析和法定刑均衡为视角，为刑讯逼供罪转化犯的罪过形式做出具体的厘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刑讯逼供罪转化犯的主观罪过形式，通常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刑讯实施人对于被刑讯人的“伤残、死亡”结果只能是故意的主观心态，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构成本罪中转化犯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从刑讯逼供罪的犯罪行为进程上看，先是刑讯实施人对被刑讯人实施刑讯行为，而后发生被刑讯人“伤残、死亡”的结果，将这

⑥种刑讯的行为和发生的结果结合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但是，从转化犯的本

质上说，是因为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符合了转化后的犯罪的规定，实现了构成要件的该当，因此可以转化为另外的罪。转化犯不同于结果加重犯，其二者最大的不同是犯罪的实质构成要件是否发生了本质性偏移。

四、我国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一）重置刑讯逼供罪犯罪主体的范围

刑讯逼供罪的本质是以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能否构成本罪的主体不在于本身是否具备某种身份，而在于是否拥有行使某种职权的现实（这种拥有包括长期拥有和暂时拥有）。这里所说的职权，应当包括调查、侦查和检察三种。所谓调查，是指与刑事案件可能相关的但又不直接属于调查刑事案件的范畴，主要包括，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对治安案件的调查，纪检部门对涉嫌违纪的党员的调查，而不是指泛泛意义上的调查。之所以这样框定调查的范围，是因为治安案件和纪检部门调查的案件，通常能够转化为刑事案件，并且这种调查的形式也主要是有权机关对被调查对象进行讯问，获得口供。所谓侦查，专指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

[6]是侦查手段的一种。所谓检察，专指检察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的阶段对被告人进行的讯问。

以此来看，负责审判工作的法官和负责监管工作的执行机关工作人员本身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法官在庭审中可以讯问被告人，但不存在法庭上发生刑讯逼供的可能。刑罚执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管活动中不涉及讯问被监管人，但是当在执行机关中发生新的刑事案件时，执行机关的侦查部门介入调查新的刑事案件，此时侦查人员具有了侦查的职权，可能成立刑讯逼供罪。综上，本罪中的职责，是以讯问权为基础的，以直接涉及刑事案件或者与刑事案件有关的程序为载体的，不以工作人员自身身份为限制的特定的职责。

（二）扩大刑讯逼供罪犯罪对象的范围

刑讯逼供罪作为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特定的犯罪，犯罪主体和对象通常对应出现，犯罪

[7]主体范围的调整必然导致犯罪对象范围的变化。以讯问权为基础的职责对应着被讯问人理

应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具体来说就是本罪的对象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且包括治安案件中的被讯问人和被纪检部门调查的人。综上，一切被讯问的、与刑事案件调查直接有关或者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都是本罪的犯罪对象。

（三）增加结果加重犯的规定

依照现行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规定，除本罪的有一档法定刑之外，直接规定了有关转化犯的规定。转化犯在本罪中缘何规定不合理，在前文立法缺陷的部分已经详尽述。但是，不合理不代表一定取消转化犯的规定，可以通过细化行为类型，辅之以结果加重犯的有关规定，[8]实现刑讯逼供罪到转化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合理过渡。刑讯逼供罪中转化犯的规定

与虐待被监管人罪相比，最大的缺陷就是刑讯逼供罪的一档较低的法定刑直接转化为较重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犯罪显得法定刑跨度大，更重要的是没有结合到行为人转化前后故意的内容以及相对于出现的重结果的具体罪过心态。在刑讯逼供罪基本犯与转化犯之间加入结果加重犯的规定，既可以弥补法定刑之跳跃，又可以实现依据不同行为类型及主观心态，定不同的罪量不同的刑的具体定罪量刑。所以，本罪之中加入结果加重犯的规定，主要在于刑讯实施人过失的导致被刑讯人重伤、死亡的时候，可以按照结果加重犯处理，实现法定刑升格；在刑讯实施者故意伤害或者杀害被刑讯时，转化为相应的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这样设置了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就不必再运用想象竞合的理论来提高本罪的打击力度，使得本罪定罪量刑结论更加合理。

（四）刑讯逼供罪法条设计

刑讯逼供罪刑法第247条行使讯问职权的人员，对被讯问人实行刑讯逼供，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刑讯人重伤、死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被讯问人导致重伤或者故意杀害被刑讯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结论

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立法的完善很难凑效，我们应当加强对诉讼法机制进行改善，本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对侦查权进行良好、有效的控制，构建遏制刑讯逼供的诉讼法律机制。同时还应该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在人身权利受到刑讯逼供行为侵害时，能够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还应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办案能力，在查办案件时增添更多的技巧性，而不是靠鲁莽、暴力的手段，知法犯法，避免逼供行为的发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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