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中国企业未来发展须处理好三大问题

第一篇：战略：中国企业未来发展须处理好三大问题

文化价值观

《科技智囊》杂志在编者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帮咨询师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问‘你最近搞垮了几个企业？’”我看后大感惊异，也让我想起在90年代和一些网络公司或风险投资商交流时，他们经常以“你蒙了多少钱”这样的话来调侃自己的工作。我对这种“幽默”是相当反感的，也非常不能理解。我曾经非常苦恼。我在想，是不是我与年轻的职业经理、年轻的员工之间在价值观上产生了分岐？我不能容忍对自己工作或职业采取一种轻率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是一种亵渎！很多人说我没有必要这么认真和愤慨。但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和愤慨？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我对职业操守和价值观在职业中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这可能与我原来的学术训练和背景有关。

8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科技政策和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促使我下海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关村有很多科学家下海，但在科学院几乎是一片骂声，而且科学院在政策上明确提出要批评这种下海的方向。我们政策研究所要帮助宣传这项反对下海的政策。当时的感觉是我不但不能帮助宣传，反而觉得应该选择离开中科院，必须到市场中去，找到自己的激情和能发挥的余地。

下海以后，文化价值观依然是引导我创业10年整个走向的关键。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就是要让民营经济占中国的1/3天下，要让高技术产业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在长城所十年所庆的时候，我觉得最自豪的是：回顾十年，我们参与了民生银行、希望集团、方正、联想、用友的发展策略。这个过程实际上参与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咨询职业的定位。十年之后，我国的现状是：民营经济占有了1/3天下，高技术产业占了20的比例，基本上在各个城市、各个开发区都是主导产业。

文化价值观本身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有一种使命感。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使命感具有了现代意义，并且和中国人的生存尊严日益相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使命感，就会把自己的热情，把自己的更大的精神投入到事业中来。我认为，不光是咨询业需要使命感来支撑，中国的很多产业，包括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都是在改变中国的体制、机制、产业地位，在向这个方面不懈努力。如果与韩国、日本比较，韩国到现在为止对民族的尊严追求仍然是支撑着它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日本已经弱化了。

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咨询师、我们的管理学家都有责任让中国有尊严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当你的事业和人生价值高浓度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价值观就构成了取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战略选择

简单而言，我在这十年做了三件事：企业战略、产业战略、区域战略。我觉得这三个事情有高度的耦合性和相关性。实际上做任何一项企业战略都需要对那个企业所处的产业，尤其是对产业价值观、产业价值链有个比较透彻地了解，对产业的演变规律有深切地把握。

我总结产业基本规律有三个：

Ø产业成长规律。就是说产业跟人一样，有从小到大到死亡的周期，有个成长过程；

Ø产业价值链规律。产业内部环节、外部环节形成一张价值网，你能不能看透这张网，就是你能不能看清产业价值链未来的演变过程；

Ø产业组织规律。相当于产业的发展模式。经济越全球化，和世界联系越密切，产业发展模式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在做战略选择时，更重要的是把握规律。我的体会有(源自《易经》)六个字：①变易；②恒易；③不易。变化是事物发展规律的核心，我们要在变化中找到持续的、稳定的变化规律，从变化中找到不变的本质。可以这样讲，产业的发展模式核心源自企业创新，企业能不能做好企业战略、能不能做好产业选择，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能不能有一套方法，把产业演变的主要趋势找到，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商业模式

新经济、互联网经济开始把商业模型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是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了，商业模式是不是就随着破灭了？我认为不是。商业模式是引导新经济发展、在新时代发展自己企业的一个根本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模式已经取代了企业战略。

那么企业要做什么，怎么做？一般说做什么是第一位的，怎么做是第二。但是当你做新业务、从事新产业、创新无穷大的时候，“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即商业模式比战略还重要。

在新经济条件下，那些基本的管理要件都有了0—100的创造，可以100外包，也可以100自己做；所有职能都升了级，都有升了几级的操作。那么商业模式就是指所有的要件无论在升级还是未升级的情况下都有0-100的演变。

对商业模式的理解中有个说法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就要回到战略，即你的人物情节、你的流程是不是能够有逻辑地、理性地融合在一起；故事的发展要与逻辑、常识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我参与了很多商业模式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讲故事，有一半是操作的过程。只有讲故事才能吸引人的热情，把所有的要素高度融合在一起。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要把讲述的故事演变成你企业成功的故事。

总之，咨询顾问要有使命感，要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这来源于咨询师和咨询公司的能力，来源于为客户真正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此

外，企业要根据自身的产业来选择企业战略，要根据产业价值链来寻求组织模式。

第二篇：村两委要处理好三大问题

村两委要处理好三大问题

从以往基层群众对村主职干部意见多、反映强烈的各种原因分析，此次新当选的村主职干部还必须要处理好一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处理好村级财务管理的问题。实践证明，村级财务管理是否公开、公正、民主、透明，不仅直接关系一个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而且对于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干群关系，有效推动村民自治，维护农村政治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村主职干部必须按照乡镇党委对农村集体财产、财务管理主体、管理办法、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工作要求，严格接受村委会领导，合理选配财务人员，公开、民主、透明的管理村级财务。

二是处理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国家惠农款项的发放问题。随着国家对“三农”工作投入的不断增大，群众可以享受的国家惠农补贴也越来越多，而部分惠农补贴则需要通过村一级发放。在这一背景下，就很容易催生出村主职干部截留，甚至侵吞群众补贴的情况。因此，村主职干部必须要严格按照自己竞选时的所作的“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承诺，尽心履职、用心服务，干净干事、清白做人，及时、全额的发放各项补贴，真正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三是处理好村干部承包本村工程的问题。村干部承包本村工程，不仅会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降低村干部威信。也会直接影响工程完成时间或完成质量，扰乱工程项目建设的有序进行。因此，村主职干部必须要带头做好表率，在涉及到本村的工程承包、山场出租、财产转让等情况时，主动避开，坚决不参与、不搭股。

第三篇：解放思想心得体会：解放思想须处理好与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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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心得体会：解放思想须处理好与实事求是的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它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而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为对象，是由实践到认识乃至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不仅具有丰富的哲学理论性和文化思想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广泛的指导性和实践性，从实践到认识和从认识到实践的全过程，自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学习和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必须领会和掌握其辨证关系。

一、辨证与统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辨证统一体，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二者相促进相互依存。从本质上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作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这一辨证关系要求我们的认识必须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才能站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立场上准确的把握客观实际，联系实际工作指定正确的指导思想，经济战略和改革目标，克服实践的盲目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不断认识新情况，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开创新的二者相结合的局面。

二、意识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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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唯物注意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作用，通过把握客观存在事物的规律性和内在联系，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我们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方面要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自身的觉悟和素质，是我们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把主观世界的思维意识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克服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创造性的改造客观世界。另一方面，解放思想要着力于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去空谈，如果解放思想没有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就会是一句空话，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思想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殆误绝好的发展机遇。

三、革命胆略与科学态度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的讲话，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是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它表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要始终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面伟大思想旗帜，不畏艰难，不怕曲折，树立“破与立”的胆略，“革与创”的气魄“闯与干”的开拓精神，用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积极稳妥的科学态度，大胆套所解放思想的实践载体，不断丰富解放思想的实践内容，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辨证性与统一性，能动性与规律性，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思想路线，我们应当自觉按照这“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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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转变思想观念。更新意识形态，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将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发展。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它的思想理论和科学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不断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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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须处理好“五个关系”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须处理好“五个关系”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进程中，我国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此过程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一些重要关系没有理顺。笔者认为，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实现创新人才队伍健康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要处理好科技精英培育与创新人才梯队建设的关系。我国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科技精英的培育，国家实施的重点人才工程、重大科技计划和重要科技奖励，大多是面向科技精英的。与之相反，尽管创新人才梯队建设也被写入了相关人才规划，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撑和专门的经费保障，导致其受重视程度较低，规划难以落实。这种重精英培育、轻梯队建设的现象，不仅不利于后备人才成长，也无益于精英人才的发展，还对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使我国自主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科学、健康、有序地推进，必须平衡好精英培育与梯队建设的关系。要科学评价创新活动中精英人才和其他团队成员的贡献，在成果认定上给予项目参与人足够的认可，在经费上给予项目参与人合理的资助，调动项目参与人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要切实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减少科研项目的重复资助，适度降低项目资助强度，扩大资助面，增加非竞争性和非共识性项目的资助数量，扭转科研经费过度向科技精英集中的倾向，积极创造机会让更多的创新人才有条件创新、成长；要吸引青年人才投身自主创新活动，大幅提高青年科技人才待遇，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让大量的青年人才涌向创新队伍，确保创新人才队伍发展有充足的后备力量。

要处理好科学家成长与工程师培养的关系。与重视科学家的成长相比，我国对工程师培养的政策力度还不够大、局面较为被动：一次重大科学发现往往会引起轰动，而一个重要的科技发明或突破性的工艺改进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以SCI、EI检索论文为导向的创新人才评价体系，客观上有利于对科学家工作的认可，而工程师所进行的大量面向实践的创新性探索却因为没有固定的成果形式而被忽视；众多培养工程师的工科大学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纷纷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由于缺乏优秀工程师，我国在产品设计、工艺装备以及自主品牌建设上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许多重点实验室的实验手段和实验能力因缺乏高素质工程师队伍的支撑而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对科学家成长造成严重制约。处理好科学家成长和工程师培养的关系，是我国自主创新人才队伍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要打破单一的以学术为主导的高校办学模式，从现有高校中分离出一批以培养创新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办学目标的高水平大学；要以企业创新活动为依托，打造工程师实践平台，尤其是要实现知名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培养精英工程师；要重构工程师综合评价体系，有效识别并合理衡量工程师的创新贡献，给予工程师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加入工程师队伍。

要处理好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国各级各类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学校成为创新人才

培养的唯一实际主体，企事业单位等人才需求方无法有效参与人才培养活动，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形同虚设；教育管理体制和招生制度的刚性制约，使学校、教师和学生不得不以考试成绩为基本诉求，千人一面的教育模式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和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专业设置滞后、培养计划调整缓慢、教学内容陈旧、人才培养模式适应性差等问题日益突出。处理好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实现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的无缝对接，需要从根本上寻求对策，特别要在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上动真格。要大力推进创新人才培养一体化进程，实现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高度协同；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培育多元化人才培养主体，使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政府机构与学校共同承担起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要切实改革高等教育招生办法，推动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使高校在招生和教育管理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权；要推动师资队伍建设的开放化，让经历丰富的科技精英充实到教师队伍，同时也让一批教师走到企业的创新一线，使高校师资队伍流动起来、活跃起来。

要处理好国内人才选拔与海外人才引进的关系。近年来，我国掀起了引进海外人才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对海外人才过度追捧、在人才引进上非海归不要的现象。这种对引进海外人才非理性的重视，对海外人才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良影响，严重损害了人才队伍发展的生态平衡。为协调好国内人才选拔和海外人才引进的关系，实现创新人才队伍和谐发展，应建立科学的海外人才引进评估和考核机制，准确评估海外引进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创新作用，把好海外人才引进关；加强人才成长的生态体系建设，在科研政策和待遇标准上，既要对海外人才适当倾斜，又要兼顾公平，实现国内人才和海外引进人才的共同成长；建立健全我国重要战略领域的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在国防工业、新兴战略产业等领域着重培养和选拔大批国内人才，构筑国家战略领域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自主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要处理好人才的区域集聚与区际平衡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人才向东部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人才分布的区际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自主创新人才向东部过度集聚，不仅造成了创新人才的浪费和调配困难，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人才相对过剩、大量本科生甚至沦为生产线上的操作工，中西部地区只能望梅止渴、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处理好自主创新人才区域集聚和区际平衡的关系，把握好自主创新人才区域集聚的度，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要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和全面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在科技、经济、文化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机会，为创新人才提供平台，用事业吸引创新人才、留住创新人才、发展创新人才；要破解西部经济发展的难题，引导并鼓励大型企业到西部开设分支机构，开发西部优势自然资源，通过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尽早实现西部经济的全面腾飞，为中西部地区的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创造适宜的区域环境。

参考文献：

[1] Wang Fude, Liao Ke.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productsbased on [J].Journal of Beijing nmfgj.com/ gnksguyhl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2,(9)

[2] Yang Junping.A discussion on the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of AHP method--Taking gdgbjdtv.com/gnksguyhl Gelesha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and cave [J].based forum,2009(1)

[3] Liu Jian.Journal, in tourism resources planning and exploit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J].2001 in Chongqing teachers' College, 20(9)

[4] Zheng Jing.Cultural variability impact on hcsciq.com/ gnksguyhl China's cultural tourism in minority regions [J].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19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推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战略设计与突破口选择》［批准号：10zd&014］的阶段性成果）

第五篇：建设服务型政府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建设服务型政府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作者：李志明

2013-3-25 6:15:48来源： 2013-3-25 学习时报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行政体制改革时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巨变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公共权力领域从职能范围到职能方式最终还有制度形式的相应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职能的边界，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来向市场和社会让渡空间，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之间边界清晰合理、分工合作有度的社会关系新格局，构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新型关系。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瘦身，使政府职能转变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干预。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有限政府、强市场”的“小政府”模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管住管好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有限政府、强市场”的“小政府”模式，尽量较少或取缔对市场经济活动不必要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强化并规范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市场运行规则的仲裁者、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者的角色，扮演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参与者的角色。事实上，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向全面干预的政府（国家）体制再向适度干预的市场与政府体制两相结合的转变过程中，其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也相应地经历了从“守夜政府”的消极被动行政到“全能政府”的传统统治行政再到“有限政府”的现代新公共管理、服务行政的历史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其次，对于必不可少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要透明化或市场化。目前，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理、取消大量的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二是对于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较为严格的过程管理和责任追究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的取向是最大限度地缩减掌握在政府手中、容易导致腐败的行政审批权。进一步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应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都不设前置审批；新设审批项目必须于法有据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论证；探索建立审批项目动态清理工作机制。对于从政府剥离出来的部分职能，应当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给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主体来承担。加快培育相关行业组织，推动行业组织规范、公开、廉洁办事，在强化这些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等自律行为的同时，加强对这些组织的监管，防止在这些领域产生新的腐败问题。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做到政府“掌舵”、社会“划桨”。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高度统合的关系模式，“政府为社会、社会国家化”是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充当“全能政府”的角色。这种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结果，不仅导致了政府规模庞大但行政效率较为低下，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且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越位与错位，政府“不该管的事管了，该管的事没管好”，直接造成了公民社会不发达，社会自治能力较差，整个社会公共责任机制薄弱。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关键是要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形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教育、扶贫、妇女儿童保护、环保、公共服务提供以及人口控制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进一步成熟，社会的自主管理能力将不断扩大，而国家和政府的管理职能将逐步缩小，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将进一步调整，其历史趋势将是“小政府、大社会”。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将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由社会组织予以承接，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来弥补政府行动能力的不足或者在提供特定公共服务方面的效率不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从源头方面消除了政府在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腐败风险。这项改革，主要着眼于削减或转移职能，实现政府职能向社会领域分权。一是把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职能分开。通过合同的方式把政策执行职能交由专门机构或政府外公共组织甚至民间机构承担，政府专司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监督管理职能，政府开始转向一种“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机制，实现政府“掌舵”、社会“划桨”的分工与协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有效性，避免主观随意性并由此可以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竞争合同契约的方式，可以改变过去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执行主体偏私走样以及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腐败行为，增强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公开性透明性。二是逐步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公共服务市场化。转移政府职能，将部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让渡给社会中介组织或私人部门承担，引进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为公众创造更多更好的自由选择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机会。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分权与制衡。建立服务型政府，除了考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斩断政府与这些主体之间的不当不法利益纽带，我们还需要着重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认真解决好分权与集权的关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

这其中，首先，要合理划定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上限和下限。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体制下，中央集权的上限是：不能导致领导者个人的过分集权和独断专行，不能导致中央任何一个部门或机构的过分集权和独断专行；下限为：不得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侵犯和剥夺地方自主权，不得侵犯和剥夺企事业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地方分权的上限是：不得危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得损害国家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得侵害中央的合法权威，不得妨碍国家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建立和发展；下限为：不得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侵犯和剥夺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其次，科学配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实现中央地方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制衡。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划分，我们可以遵循英国学者巴斯特布尔

（C.F.Bastable）“财政支出三原则”来作出划分：一是受益原则。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受益对象是全国民众的，则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凡受益对象是地方居民的，则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对于一些收益超出了其所在城市的设施，如大型水库、发电站、港口等，则应将其支出责任划给更高一级的政府。二是行动原则。凡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实施在行动上必须统一规划的领域或财政活动，其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凡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的，其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支出职能的下放，可使其更为有效地提供基础设施，因为它们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当地的需要。三是技术原则。在政府活动或公共工程中，凡规模庞大且技术难度高的，其支出责任应归中央政府。否则，就应归地方政府。当然，除了科学配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

事权，还需要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各地区财政均衡，以建立相对稳定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和分配机制。总而言之，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首要任务就是简政放权，包括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基层放权，等等。减少政府权力及其带来的寻租空间，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真正成为一个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