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篇 问题与困境

第一篇：反思篇 问题与困境

问题与困境

如前所述。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发展一派蓬勃景象，前景可期。然而，决不能被此冲昏头脑。应该看到，作为一牛尚处在较为幼稚阶段的新兴产业，加之北斗导航系统建设尚未完善，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与困境。正视并着力去解决这些阻碍产业发展的瓶颈与桎梏，趋利避害，对症下药，根除顽疾，才是我们需要的态度和做法。好在业界对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困境有着较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卫星导航定协会主办的多次会议、论坛、沙龙土，来自业界的领导、专家、企业家等，都结合自身工作和感受，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为产业发展鼓与呼，言之灼灼、情之切切，令人感佩。有了这样的共识和基础，一个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值得我们期待。

第二篇：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反思：问题、困境与出路

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反思：问题、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干旱似乎一直与我国过不去，其中，小打小闹的干旱不必说，引起全国大范围跨省区的干旱就爆发了数起，从几年前的重庆、成都大旱到2009年的河南、山东等华北地区大旱再到2010年的西南五省区大旱，其频率似乎越来越快。频繁大范围干旱其实暴露出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存在大问题。2010年12月21日至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研究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问题。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以农村水利建设为主要内容。本文对我国近年来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和困境进行梳理，并提出解决出路。

问题篇

问题之一：基本农田水利设施不被重视。

保障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做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水利设施建设好了，可以促进粮食生产，还可以降低成本。而且这不仅对当前有利，对子孙后代都非常有利。我国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座建于公元前256年、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现在依旧在灌溉田地，造福人民。

2010年，云南等地遭遇历史罕见的大旱，这个全国水资源总量排名第三的省份因为大气环流异常引发的旱情演变为百年一遇的旱灾，除了天灾，还有哪些因素？“大旱”暴露出了当地水利设施面临的问题，也折射出全国水利设施的脆弱。有数据说云南的水利设施建设从2007年以来翻了几番，所以水利设施建设确实很受重视，但在水利投资方向上，并没有重视到农田水利设施。

其实这不只是云南，在全国都普遍。虽然这几年因为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国家也在调整方向，但目前还集中在粮食主产区，云南不是粮食主产区，“阳光雨露”就没有照过来。从前几年的重庆、成都大旱到2009年的华北地区大旱，再到2010年的西南五省大旱，每次大旱给农业都带来了损失，我们的农田水利也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我们看到旱灾主要集中在农村、山区，对城市的影响并不大。这是因为过去很多水利的投资集中到了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农村、农民、农业的用水投入太少。十一五期间全国水利投资规模达6300亿元，远超预计的4628亿元。国家每年水利投资力度很大，投资很多，但也主要用在了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农田水利设施没有得到重视。现在农村很多的渠系工程都是三四十年前所建，几十年后，很多工程都出现了老化失修，应该说这些年来，很多地方的农田水利都是在吃老本。目前全国有8.5万座水库，多数是改革开放前建设的，改革开放后多年，分散的农民和县乡政府兴建的水库不多，而原有水库中3万个中小水库需要维修。而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大规模地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有些地区连维修的工作都减免了，很多渠道和水库或被泥沙拥堵，或被用来排放污水。截至2007年底，中国病险水库已经占到了水库总数的42.5%。

基本农田水利设施不被重视表现在多方面。一方面，国家每年的水利投入都进入到了大工程，但对农民帮助最大的其实是“小农水”，这对山区农田很重要，大旱旱情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山区，这是因为“小农水”缺水。但目前在资金投入和水利建设方面，水利部门往往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更加关注的是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城市、工业用水的保障，对于农业用水缺乏投入。而地方政府同样因为农田水利投资创造的GDP太低而不愿意把钱花在这方面，有钱去搞工业、搞房地产建设，赚钱来得比农田水利快多了。另一方面，农民自己也不愿意独自去投入，粮食是“望天收”，农田水利设施需要集体行动，不是一家一户可以做的，做起来了，也不是一家一户去使用的。所以很多农村的沟、塘、渠、堰都是在三四十年前建起来的。但自从分田到户以后，这些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就没有人管了，尤其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原有的“两工”（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就更是被荒废了。在此之前，国家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都是通过“两工”体系来提供，农民在农闲时可以投入到农田水利修建中，至少可以保证水渠维护，但取消“两工”后，没有了相应的替代机制，农村水利公共投入就缺失了一块。

问题之二：农田水利“欠账”太多。

解放后我国频繁受到外界自然条件的影响，当时的决策者们发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战略导向，通过各种努力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通过各种大江大河的治理与沟、塘、渠、堰的建设，浇灌面积大增，使粮食生产不管气候如何变幻都可以长治久安。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前30年兴修的水利工程，国家总投资共763亿元，而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估计达 580亿元。但近年来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投入远滞后于现实需要。

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田水利投入呈现逐渐弱化恶化趋势。

从改革前后农村农田水利投入的制度演变和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农田水利投入的状况客观上一直处于恶化趋势，由此导致原有的供给水平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水利设施淤塞，农田道路失修，导致农业抗灾能力薄弱，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的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上世纪50－7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利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国建设了8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并且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公社体制又客观上使得农田水利设施的外部性有效地内在化了。

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层面看，政府过分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在农灌水库建设投入上明显不足，从而导致水利建设中的布局“错位”。政府主要从城市和工业获取利益，因此，也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对能够发电等有经济收益的水库投资比较热心，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渐荒疏。基层政府又因资金不足和上级没有要求而难以投入。同时，由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大、见效慢，致使政府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激励，对主要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主的水库建设积极性不高，还常常把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

从微观层面来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资金资源与非资金资源主体大致有五种：农民、村干部、乡镇级政府干部（基层政府的代表）、私人业主以及金融机构，其中农民可能成为劳动力资源的投入者，各级干部可能成为组织资源的投入者。但通过实证调研发现这五大投资主体均在利益权衡中选择了放弃投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但粮食生产又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一定要国家来投、来建农田水利设施。目前中央政府承担国家的粮食安全重任，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应该承担小农水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小农水建设的顺利进行。小农水修好了，遇到天灾就不用太担心了，国家的粮食问题也就可以可持续发展了。

第二，农民不愿意在低效益的农田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修建水利设施。

大批劳动力外出打工确实有促使劳动力市场化和提高农民现金收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价格显性化，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上升，这种现实情况虽然能够体现所谓“理性小农”的市场经济特征，但由于根本改变了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形成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而使得改革前相对有效的劳动替代资本的基本建设投入方式难以重新恢复。

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靠的是农民义务工的形式，随着传统农区小农经济全面恢复，农民个体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投入与自己的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相关度提高，农民在维护中存在搭便车现象和机会主义倾向明显，维护投人明显不足，降低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灌溉效率低下。

比较利益低使农田水利修建等社会动员机制难以启用。从社会资源动员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资金来源单一，筹资困难。目前我国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主体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很难形成一种有效机制来调动农民自身的资源投入，以及其它社会资源的参与。在目前县乡地方财政普遍吃紧的投入约束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第三，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机会成本大。

20世纪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只可惜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那时的老本，自从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沟塘渠堰的修改维护就没有人来管了，国家的水利投资多被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近年来加强了对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但山区丘陵区的沟塘渠堰却被忽视没人投资建设。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许多山区丘陵区农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注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一到夏天雨季，就发生涝灾，一到春夏交替的旱季就无水可用，发生旱灾。

农村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需要劳动力，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机会成本增加，阻碍了农民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据湖南省2000年农业生产效益调查：每亩水田种粮食获得的纯收入仅150.7元（不含劳动力成本），若扣除用工作价，每亩的纯收益只有16.6元。而外出打工人均劳务收入达4339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作为理性人，农民都愿意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人员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难以担负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可见，动员农民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机会成本是外出务工工资。城乡差距越大，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机会成本越大，农民积极性越低。

问题之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设计的缺陷。

从历史上看，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在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时一直依靠的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强制动员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这种强制性的社会资源动员机制虽然减弱，依然存在在收取农业税基础上的“乡提留、村统筹”作为固定的村庄公共建设资金来源，并且从制度上仍然规定农民有义务通过“两工”来为村内的公共基础建设投劳。但是，国家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使得乡村机构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管护不再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而单纯依靠“一事一议”制度来筹集必要的管护资金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第一，“两工”制度取消抽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的基础。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一度在冬春农闲时节兴修水利工程、植树造林、维修乡村道路以及防汛抗洪抢险等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为农村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长期以来，“两工”维系着我国摇摇欲坠缺乏投入的村庄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与修建。1989－2000年，全国平均每年投入劳动积累工72.2 亿个工日，如果以目前的每个工日30元计，则农民每年对水利投入的积累达2166亿元，如此推算，1989－2000年农民对水利投入累计达25992亿元。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与农田水利建设有关的公积金、“劳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被取消，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筹资筹劳失去了制度基础。农村在取消“两工”之后，虽然减了农民的负担，也是一把双刃剑，使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明显不足，从这看又“增负”了。“两工”取消以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投入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全国农民兴修农田水利投工量，1998年超过100亿个工日，2003年减少到47亿个，2004年不到30亿个，国家水利部的一位部长也指出: 2004－2005, 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投工比1998－1999 下降近70% ,完成的土方量下降59% , 改造中低产田面积下降38% , 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减少35%。

取消“两工”后，乡镇干部无权像以往那样组织农民出工，否则会因“乱摊派”受到批评。在市场经济下，即使乡镇干部“派工”，若没有合适的报酬农民是不会出工的。农业税、“三提五统”都取消了，没有其他产业的村组，其经济状况举步维艰，农村公共产品建设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导致农村道路损毁无人维修，渠道、堰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得不到有效维护。所以到现在许多农民村庄周边的浇灌设施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无人管，国家只管大江大河。农民没有办法，要么有的地方偷偷地还坚持“两工”，要么有点钱的或者是有点路子能够从上边要到钱的，以打井来浇灌，吃子孙的饭。

第二，“一事一议”制度带来高额交易成本。

在税费改革后，“一事一议”成为进行农村公共投入决策的首推方式。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在执行中遇到高额的交易成本问题，主要表现如下：（1）开会成本不断增大。由于农民的自发分散性和村集体约束力的弱化，农村召开会议时，村集体需要发“误工费”才能激发参会“热情”。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很难达到要求的议事人数。因此，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能开会成功。（2）农民对公共品需求不同。在同一村庄中，农户间存在异质性，体现在经济收入、住处地理位置、种植作物等方面，从而导致不同农户对农村公共品需求不同。在同一个村中，村东头的村民可能要修路，村西的却要修坝，村南的要修渠，村北的要修桥，所议之事难以统一。（3）达成协议难、筹款难。农村中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参加会议的人员多数是妇女、老人，他们文化层次低且不是家庭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很难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神来执行，“一事一议”常常会变成“一事无成”。村委会提交审议的筹资筹劳方案往往难以通过，即使通过了一些村民也不主动交款，没有约束机制往往导致筹款的交易费用上升。（4）监督成本高。由于存在“开会难”、“统一意见难”、“一事一议”成本高等方面的影响，基层干部往往采取简单的工作方式，有的甚至于钻管理上的“漏洞”，采取按“假指印”、“假签字”等方式进行。甚至有些地方把不属于“一事一议”的收费项目列入议事范围，存在“多事一议”等不规范行为。但由于村庄多而分散，“一事一议”管理规范也还未完善，对以上行为进行监督十分困难。

第三，原子化农民之间合作难，资源动员面临挑战。

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作为农村基本的组织形态，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经营单位。由于经营规模小，地块分散细碎，给生产带来了诸多不便，同时也造成了劳动空间转移的时间成本耗费。但是，农户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意识的经营主体，其生产经营活动要么力求使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私人边际收益，要么会向外部转嫁成本但不会自己承担外部成本。于是，作为具有外部性的共用设施，如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户而言是一种成本高且没有规模效益的活动，就很少有人去建、去维护，而多表现出“只用不管，难于合作”的现象。

第四，农村社区不能对农民进行有效组织，农田水利等公共服务处于瘫痪状况。

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历史上呈现出的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这种社会结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达到极致。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纵向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家庭承包制的实行，改变了原来村集体与农户的关系，集体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将分散的农户整合到一个严密的计划体制之下，新的农村社区基本结构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分散独立的农户构成。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结构性质。虽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动员能力弱化，但是在与社区的关系上，国家仍然扮演着强大的角色，农村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和成长，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不可能得到相应的解决，出现农田水利等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与管理的现象。

第五，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激励。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风险高、资金回收期长的特点，并且我国农业比较收益低，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很难获得预期收益，尤其是像农田水利这样纯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基础设施更是如此。对于私人企业或民间资本来说，农村的市场环境远不如城市，融资渠道狭窄，相应的社会服务落后，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成本高、效益低，对于逐利的企业来说，放弃农村市场，把资金投在城市是一种理性的企业行为。这恰恰反应出动员私人业主或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

第六，地方政府“从上不从实”，片面追求部门利益。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主要是对上级负责。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提供中，出现基层政府不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用于当地民众和当地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基础设施，而用于上级政府认为最重要的方面。基层政府这种行为的直接制度诱因是官员升迁考评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一般说来只有当下级官员的行为得到上级认可的前提下才有升迁的可能。这就诱使基层政府在基础设施提供中“从上不从实”。因此，各级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不愿提供花费资金多、而短期显性效益不明显的农村基础设施，导致像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格局扭曲甚至主体缺位。

困境篇

困境之一：如何做好“贮水于民”，解决农民“最后一公里”的灌溉问题？

我们对农田水利投资有一个误区,国家只负责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对农民真正影响最大也关键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却存在很大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对最后一公里影响最大的“两工”制度前几年也被取消了,这等于切断了修补农田水利设施的最主要支点。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在河南，这个数字还要更低。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也承认并正视中国农田水利工程长期“欠账”的问题。据调研,那些还能动员大家进行灌溉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拒不执行取消“两工”的“违法之民”。“两工”对农田水利建设极其重要，取消“两工”等于让他们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再加上“一事一议”成了什么都难议,灾难最终演变成了望天收，还有不少地方一直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吃老本。农田水利的修建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建设,属于公共品建设,具有搭便车的天然属性。目前的这种困局各地进行了不少的“土法”试验,但在国家层面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说法。

重庆市南川区白沙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镇严重缺水，每年春播时都必须依靠从附近大观镇的土溪水库引水育秧，土溪水库建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时建成一条长达25公里的主干渠通往白沙镇，但之后的30多年里就再没修整过，仅靠每年放水时应急性的清淤补漏，如此，主干渠的水根本流不到渠尾，相应地，大量农户的田地也就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灌溉。对于土溪水库的所有者来说，他们的职责仅仅是维护水库本身的安全和蓄水，以及按各村要求开闸放水，并收取相应费用，但在白沙镇的农户看来，他们交了水费，急需的灌溉却被延误乃至造成作物减产，自然就没有继续缴纳水费的积极性。此外，尽管不少农户都知道沟渠的年久失修是造成有水用不上的重要原因，却并没有太多的动力来集资修建维护渠道，原因在于目前对于渠道的整治维修费用相当昂贵，仅仅一条小支渠都将耗资十多万元，这不是小农户所能承受得起的，农户们的愿望就是村里或镇里能出钱来修建水渠，而村集体乃至镇集体，也同样表示没有相应的经费来完成这一事务，只把希望寄托在上级部门的拨款上。

因此，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大江大河治理固然关系重大，事关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是否也应给予足够重视？

困境之二：部分农民为何对抗旱如此“漠然”？

近几年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业收入下降，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且多为年轻劳动力。大多年轻的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而不愿意留在家中种地。原因十分简单：即使在外打工的生活并不安逸，但同样的劳动至少能够换来比在家种地多得多的收益。但多少让人有些不能理解的是，面对2010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有些地方农民的抗旱积极性仍然不高，包括一些返乡农民工再次选择离乡进城。面对旱灾却不愿浇水，这一看似矛盾的选择却包含了农民的许多无奈。普遍较低的种粮收益，部分地区沉重的水费、电费和油费负担，加之滞后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的积极性。农民在灌溉土地时遇到的困难重重：或是缺水，或是缺电，或是有水有电却价格昂贵。

中国农业生产面临最大的自然威胁就是干旱。2010年，我国干旱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灾害损失之重，为1998年以来之最。没有水可灌，尤其是在春夏交接正是小麦分孽时节，没有水就等于让小麦在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缺了营养，以后只能是个半残废了，减产甚至绝收都有可能。而农民通过引大江大河的水来浇灌成本又太高。所以在大旱时出现政府着急农民放弃的尴尬局面。农民自己是很会算帐的，一亩麦子，年成好时也就收入200-300元，现在干旱减产已成注定，而用水浇灌成本一亩地要70-80元，算下来农民几乎没有什么钱可赚，所以干脆放弃浇灌算了。经济学有一个合并缪误：每一个个体的理性选择，汇合成一人整体结果就可怕了，成非理性的了。因为都不抗旱了，小麦真要是绝收了，国家的口粮安全就成大问题了。

以山西为例，一亩地粮食产量在800到1000斤，其间需要4到5次灌溉。而如果不灌溉的话，单靠降雨，成本就会降低。虽然农民不会完全靠天吃饭，但是他们会选择尽量减少人工灌溉。因为在各项成本中，水是成本较高的。如果遇到水价和化肥价格上涨的情况，农民每亩地的纯收入只有100元左右，这还不算人工成本。

在2010年春大旱时，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就对河南省部分受灾严重地区进行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部分地区的农地旁就有可供灌溉使用的水井，但由于电网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民却无法通过电力带动水泵将水井中的水抽取出来。有些地区浇地要使用工程用电，电价和油价非常高，如果用不起就只好听天由命。

为何农民会对抗旱如此“漠然”？是农民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动力不足还是其“有心而无力”？

困境之三：以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世界银行共识”改革是否应该打住？

农田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户生活息息相关，但是过去几十年相关经验表明，虽然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管理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反思，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普遍是失败的。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对“世界银行共识”在治水方面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世界银行共识”坚持私有化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困境的有效方式，这种观点认为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而公共资源（比如水资源）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可竞争、可排他、可转让的特殊商品，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市场就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摆脱目前面临的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困境。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共识”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基础设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我国也不例外。但是十几年的探索之后，人们发现“世界银行共识”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带来光明前景，反而出现很大的困境，诸如社会力量无力承担高额的建设和管理费用，国家资金的撤出加速了资金链的断裂，使得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停滞不前；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私营化加大了人们获得公共服务机会的不平等，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损害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的利益，甚至引起社会动荡等等。

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方面“世界银行共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投资为主、社会资源参与为辅的治理模式。以韩国为例，该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改革是“新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村运动的推行而不断深化。在投资上，韩国建立了以国家财政为主、受益农户投资为辅的管理体系，从资金上保证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根据各地特殊的地域特征，积极动员当地农村社会资源，建立“自下而上”的动员机制，充分体现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政府提供多种优惠政策与奖励措施，根据各个村庄的表现，政府实行奖勤罚懒的机制，以官办型民间组织为管理主体，根据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规模的大小，由不同的官办型民间组织负责管理。这些措施都保证了韩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改革的成功。

我国近年来的水利部门改革已进入误区，片面地在“世界银行共识”引导下进行“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现在很多水利设施被承包给私人，周围的农户用水成了问题，有些水利设施被变为他用，本来是为农业用水提供灌溉，现在却成了一种旅游开发。比如在重庆、湖北一些地方，水塘的承包要求承包者对水塘进行日常维护，并保证对村民的免费供水，但因为没有制度去约束，水塘承包后，周围农户的用水就成了问题。所以发展小农水，水利部门不能过分追求资本化，地方政府部门不能过分强调农田水利设施的私有化，不然就损害到了农民农业用水。

部分水利部门利益货币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他们的眼光只盯着那些能赚钱的项目,而对农民的“保命水”却不闻不问。在水利设施的资金投入和建设管理方面，一些水利部门出于效益的考虑，更加关注的是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城市、工业用水的保障，对于农业用水和中小型水利设施则缺乏兴趣，尤其是部分水管单位作为企业推向市场后，为城市和工业服务，效益较好的水利设施更容易获得资金投入，而公共品特征强、收益低，需要财政扶持的农田水利设施，则以“财政紧张”为由，只能得到极少量的投入，把希望寄托于国家拨款。在长期缺乏资金，难以管理和维护的情况下，建设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田水利系统逐渐崩坏，失去其应有的效果，最终在特大旱灾到来时难以发挥作用。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仅以经济收益评价水利项目，投入高、收益低的农民“保命水”是否会因此丧失自己的立足之地？谁来保证“保命水”？

困境之四：怎样才能使“农民的声音”不再缺位？

我国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与管理，农民的声音一直是缺失的。无论是在水利部门的改革中还是各种水利项目的安排上，虽然项目的申请与安排的名义很可能都是以农民的名义，但在项目的实际执行过程却大都转变为部门利益最大化与领导工程、面子工程，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农民的声音一直缺位。未来应该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只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合理表达农民意愿，降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形成农民参与项目建设与管理的相关监督机制，水利才能真正的搞好。

按照“农民本位”的要求，农民本身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应该主导支农资金的安排和趋向，然而现实中支农资金的划拨和使用基本由政府做出，作为实际受益者的农民既不能参与项目的规划，也不知道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最终项目完成后的审核与评价同样没有农民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政府部门的逐利行为，单纯由政府作出的决策也很难真正体现农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而一旦各级政府由于各种理由挪用、截留支农资金，或者根据部门利益安排支农资金项目时，农民也无法对此进行监督和检举，从而最终造成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农户本身是农田水利设施的直接受益人，但在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却始终难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缺乏“农民声音”的农田水利建设又如何能真正做到让农民满意？如何让农民成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主体，让农田水利设施真正服务于农民，是当前水利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出路篇

出路之一：构建多主体、多渠道、多元化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机制。

第一，“多主体”构建中央、省、县乡、农民四位一体的供给主体新模式。

国家应根据农田水利的不同性质，建立起由中央、省、县乡、农民四位一体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体制。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县乡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着重解决好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问题。比如，大型水利工程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在目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应通过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即主要由省级政府“出钱”，县级政府“办事”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小型的农村社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因为可以使农民直接受益，并且投资不大，可以采取农民投入为主，政府适当补贴的方式来投资建设。

第二，“多渠道”构建财政渠道、市场渠道、其它渠道共同参与的筹资新范式。

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中，充足的资金资源是重要保证。过去投资渠道比较单一，大多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而事实表明，仅仅靠政府财政远远不能为广大农村提供足够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服务。因此，需要构建“多渠道”筹资新范式，以此解决目前广泛存在的融资难题。（1）财政渠道。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内渠道、财政预算外筹资渠道。（2）市场渠道。主要做法有：一是利用资本市场筹资，如发行长期基本建设国家债券。二是成立旨在推动农田水利建设的专向发展基金，同教育基金类似，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水利基金，来解决农田水利设施的历史欠账问题。哪怕这些资金只占到GDP中的0.5%，产生的效果却是巨大的。三是向金融机构融资。四是利用减免税收和给予信贷优惠等政策，调动经济组织投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3）发行彩票渠道。通过发行彩票可以为政府提供收入，也可以为农田水利建设融资。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彩票融资规模已非常大，涉及的领域也很多，为公共事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我国目前在体彩等方面的试点已相当成功，可以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具体实践基础上，通过发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彩票的形式进行融资，解决当前投资不足问题。（4）其它渠道。一是非政府组织筹资渠道。二是境外筹资渠道。三是个人筹资渠道。四是企业家捐助。

第三，“多元化”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资源动员新格局。

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中，各级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以财政资金聚合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逐步构建起对农业、农村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从历史角度看，农民资源投入一直是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资金和劳务来源之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村庄社区内的农民，他们是主要的受益群体，农民资源从理论上应该成为社会动员的主体。

在国家财力尚不十分雄厚的前提下，单方面地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存在着困难。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增加投入、提高效率的一项重要措施。

出路之二：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第一，实行水利建设问责制。

这个问责制主要针对地方政府。目前我国频繁的大旱大涝一方面是天气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为因素――政府的责任，暴露出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么多年存在的严重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对农田水利财政投入不够，特别是没有重视小农水的问题。因此干旱问题也是责任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问题。这个问责制的核心就是对地方政府一把手问责，如果出现严重的干旱问题就要对地方政府一把手进行行政问责，类似于我国现在的矿难问责制，从制度上保证地方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逼着政府对小农水进行必要的财政投入。可以说，云南省如果能拿出旱灾中受损的1/10来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旱情也不会如此严重。正是水利设施的投入不足和缺乏科学规划，让年降水量过千毫米的云南居然找不到可用的水源，有水也无法浇灌。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10%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其中关键的是要落实到实处，建立问责机制。

第二，重构农户合作机制。

农田水利建设是需要集体行动的，分田到户后，的确与过去相比难以组织起大的农田水利建设。但并不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一方面，可以借鉴集体化时期动员农户合作建设农田水利的经验，重构农户合作机制。另一方面，还应考虑当地农村本身的特点，对于合作传统良好的农村社区，可以引入用水户协会等合作模式，政府适当补贴，帮助其自立发展，最终促使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应用和维护机制。这方面，山东费县产权制度改革、河南博爱县的股份合作制，以及广西平果县的用水协会等案例，有效动员了农民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入的积极性，值得借鉴。而对于村庄分散现象严重，基本无法合作的村庄，则应该详细考察其分散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对症下药，帮助其解决村庄组织问题。

第三，建立“农民本位”为主线的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与管理机制。

我国地区特征差别很大，农民的需求差异也很不同。应该在组织与制度上进行新的安排，保证农民的声音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得到体现，以农民的需求作为建设项目选择决策的依据，建立农民意愿表达机制。在韩国的“新村运动”中，政府派出专门调研人员到农村进行访问，吸收农民的意愿，汇总后反馈到政策制定部门，再由政策制定部门召集农民代表、农业专家、社团代表对这些意见进行整理分析，即在农民和政府之间构建出一个可以表达农民真实意愿和心声的“桥梁”。我国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与管理，农民的声音一直是缺失的。未来应该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农民参与项目管理的相关监督机制等。这样，农田水利才能真正搞好。

出路之三：以工代赈，贮水于民。

我国一直是季节性气候很明显的国家，在雨季时会下很多雨，而在旱季时又有可能几个月都不下雨。其实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大到大江大河的治理，小到沟田渠、堰塘的维护等等。这些设施在有雨时把多余的雨水贮藏下来，到旱季时拿出来用。西北地区半年不下雨,也没有看到闹出什么动静。原因很简单:西北地区农民都有水窖,在下雨时把雨水储藏起来,等到不下雨时使用。而西南地区降雨量极为丰富,年降水可以达1300毫米以上,还有大江大河,可还是会出现大旱灾,这确实值得好好探究一下。问题就出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跟不上实际需求。因为降雨比较多,西南地区的人只想到了涝,没有考虑过旱。西南地区有很多“望天田”,很多人还是传统地靠天吃饭,没有重视完善水利设施。其实,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就是给农民和庄稼买保险。人都需要买保险,面对全球的气候大变化,西南更应该考虑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因此，不能再把钱都投在大江大河的建设上来了，轮也该轮到对农民最关心，也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农村村头的沟塘渠堰建设了，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他们很少能得到到国家水利建设的资金。大旱也已经对水利部门的投资方向说不了，再不修，还会有更大的惩罚。不能再只盯着大工程大项目了，那些工程不解农民浇灌的“渴”。而农民的“渴”才是国家的“渴”，因为粮食安全一旦出点差错，真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

所以说，为了彻底解决“少雨就旱，多雨就涝”的恶性局面，强烈建议国家调整水利投资方向，至少应该把中央已放弃投入20多年的农村沟塘渠堰给捡起来，拨出专门经费，让农民在农闲时进行修建贮水用水的沟塘渠堰。如果能够从上千亿的水利资金中拔出600亿专门用于粮食主产区的沟塘渠堰建设，既可以增加1000万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进行“贮水于民”的工作；既能提供就业岗位，又能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也不致于屡屡抗旱了。每个村庄拨给一定的维修资金，以工代赈，让他们把自己村庄的贮水设施都修建好，估计农民们都会很高兴。如果每个农民一个月500元，一年下来6000元，600亿维修资金一年可提供1000万的就业岗位，既能让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在农闲时不用再外出打工，也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国家的粮食生产基础也有保障了。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一）受教育程度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高。根据抽样调查, 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占37.2% ,初中占21.2%。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

1的劳动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另有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 , 比老一代的24.2%高出14个百分点。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普遍享受了义务教育政策，所以，其所受到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完成了义务教育，更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培训。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社会开放程度加深，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取知识、信息，更容易地了解国家、社会情况，使其在进入城市进行工作时，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具有目标性和目的性。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有所加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和适应社会的变化，更快地进行社会化。同时，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其对职业的期望，也加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这导致其在寻找职业之时，更加注重薪酬的高低，自我权益的保护，更加关注自我的实现。

（二）女性比例增高，年龄集中并普遍较低。根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所调查的结果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从在第一代农民工总数的34.3%，提高到现在在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53.9%。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状况也发生了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集中，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38岁之间，其比例占整个外出农民工的89.2%。

2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45.9%，平均年龄为20.8岁，标准差为26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22岁之间，年龄相对集中。因此，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性别结构正在转型中。过去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思想，第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居多，但如今，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使新生代农村工中，女性农民工比例开始上升。同时，也使新生代的农民工的年龄趋向年轻化。

（三）普遍处于未婚状态。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调查可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10.2%的未婚率，新生代农民工中，总数83.7%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有配偶的也只占总数的16.2%。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大部分是体力型、服务型工作，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时间较长，认识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 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8.93 小时。其中，每周工作7 天，没有休息日的农民工占46.9%0 这客观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并造成男女关系的3疏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制造了障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未婚的特征也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四）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与城市的工人相比,农民工做同样的工作却往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很大,农民工务工月均收入只有职工工资月均收入的六成左右;而且随着年份的累积,全国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约为29% ,而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仅为18%。此外,大多数农民工少有节假日,不被尊重,甚至受到歧视。不少企业也没有为他们提 1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年版。

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 100081)3 长子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中国社会报/2010 年/1 月/13 日/第003 版）供相应的保险和社会保障。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显示, 99.39 %的人感觉在城市打工遭受了歧视, 73.62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 41.72 %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 100 %的女

4性都知道妇联可以起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知道自身的权益，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懂得通过抗议、法律等合法有效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

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维权意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和改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的大背景在，仍然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和困境，他们的前路并不好走。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

二身份：非城非乡

崔江红:《新生代农民工20年初长成》,《神州》2005年第11期。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三就业：高不成 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第四篇：农村留守人员的困境与反思

农村留守人员的困境与反思

——对子长县村庄留守群体的考察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快速的工业话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产生的农村留守人员已经成为了我国一个庞大的人群，留守人员主要由儿童、妇女和老人构成，笔者在子长县的数个不同特点的村庄对留守人员的现状进行了观察，其中暴露了很多问题，生活状况的落后和教育的瘫痪都是需要立刻重视的问题，乡镇政府和村领导们应该带头发挥作用去帮助留守人员更好地去改善生存现状。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问题

20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不仅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也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改善农户生计水平, 而与此同时, 也衍生出了庞大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农村留守群体。

叶敬忠教授的研究团队自2004 年起陆续进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研究。通过在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五个省份，即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省的农村社区里的调查研究，团队于2008 年出版了三部学术成果：《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其中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结构残缺化，家庭功能失调和弱化的变迁困境，认为“留守”问题本质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困局，即中国被纳入以美国为主导、以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自由流动的全球体制所导致的中国城乡发展困境、乡村总体性社会衰败等问题。

笔者走访了子长县的几个村庄后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在距离县城较近的村庄中，留守群体相对较少，且由于这些区域新农村建设程度相对较高，留守群体生活相对较为富裕。但是在偏远的山区村庄中，当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员外出打工后，个别能够在外安家立业，于是举家外迁。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村庄只留下了“三留人员”：小孩、妇女和老人，他们的父母、丈夫、子女，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用勤劳和智慧获取家庭收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这些外出打工者的子女、妻子、父母却留在了农村家里。在一个与邻县接壤的村庄里，交通不便，坐车需要经过很长一段的盘山公路才能开到村，那儿每年都有大量劳力弃田外出，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过着令人心酸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而老人与小孩则留在村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由于农村的教育质量偏低，而老人们无论从体力还是精力上都无法对留守儿童进行严格的看管和教育，所以留守儿童们的心理成长和其世界观、价值观的架构就没有得到良好的辅助，严重者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从上述的边远村庄就可以看到，在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大量本村剩余劳动力为改变生存状况外出务工，其中大部分为夫妻一同外出，因经济等原因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由此引发“留守儿童”问题。因为其父母大部分都去兰州、延安等大城市里打工，所以父母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一次；大部分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通信频率月均不足一次。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有人格扭曲的隐患，有的儿童为了不让父母外出，甚至用几近自残的方式逼父母留下。据村长介绍，本村原来有一个小学和中学的混合学校，后来因为随着村庄由山上向山下的迁移而关闭，所以现在本村的留守儿童基本都是留在家里，连学校都没的上。由于没有学校的教育，所以本村不少儿童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流，有的甚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的儿童打架，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二、留守妇女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打工，夫妻双方两地分居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就形成了。留守妇女的丈夫在外打工，而孩子们多在附近的城镇上学，这样家里的重担就都落在了留守妇女的身上，不但要去地里忙农活，还要照顾老人。而最让留守妇女难受的恐怕还是孤独，丈夫小孩都不在自己身边，到了晚上能说话的人都很少，留守妇女的问题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笔者县里一个村的观察中发现，由于村内很多男丁外出打工，所以村里的妇女们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忙活、闲活几乎都压在了她们的肩上，像从土地的翻耕到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割等各个环节以及饲养牲畜、种植蔬菜等，都靠她们操劳。而更让她们矛盾的是丈夫外出打工，与丈夫一同去打工，孩子没人看管，在家管教孩子，侍奉公婆，又不能和丈夫在一起。笔者在考察中了解到，很多妇女因为过于担心丈夫在外面的安全，以及一个人需要扛起家里的重担都感觉很吃力，她们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不能通过别的文化性质的手段来排解自己心理的压抑，而笔者在曾见过这样一位妇女，家里带着三个孩子，丈夫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因为意外而死亡，现在她一个人不但要照顾孩子们，供孩子们去村外的学校读书，还要赡养丈夫留下来的两位老人，生活相当艰辛，她自己在忍受丧夫的痛苦之余，还要去开导孩子与老人，可以说她的遭遇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深思。

三、留守老人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留下了一个个独孤守望着家园的孤独身影，这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被人们称为“留守老人”。与城市老人相比，农村留守老人不仅要劳作于田间地头，有的还要承担起抚养孙子孙女的重任。老人们在默默操劳的同时，内心还承受着对子女的思念以及孤独寂寞的煎熬。笔者在村子里发现许多年事已高的留守老人，身体状况不好，基本的养老需求难以获得满足，不仅要从事耕种土地的重体力劳动，还要肩负起抚养孙辈的繁重家务压力。他们手头非常拮据，生活质量低下，乃至于有病无钱医治，常常出现卧床多时无人过问的现象，留守老人们的生存现状令人十分忧心。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经济来源单一，生活水平低。笔者走访的县边缘村庄本来就在西北部比较偏僻的地方，家中的壮丁们由于出来打工，所以很少回家，因此，老人们主要的收入就是靠子女们往家里寄钱，因为要照顾家中的孩子，老人们往往省吃俭用，而那些年纪偏大又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们更是在伙食和医药上能省则省，不少老人得了病都是抱着扛过去的心态。而在这些老人中，要是子女们学历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多半收入只能维持生计，不仅没钱寄给父母，甚至连孩子在学校的学费都要老人垫付的话，家里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其次是照顾儿童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人们本来自己的文化水平就不高，由于村内没有学校，只能

教儿童简单的知识，而在对儿童心理的成长以及更高水平文化的需求时，老人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村内不少老人向笔者反映，孩子们没钱去其他镇子里的学校上学，让他们也很着急，但是也没办法，孩子们心理和性格的发展还是需要村里出钱请老师来教育指导。另一个情况就是中国正在向着现代化发展，耕种和收割都在向着机械化进行，老人们就是传统的体力和经验型劳动者，无法适应现代化机械化的进程，长此下去，对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利的。

面对着日益突显的留守人群问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基本的对策和建设。

（1）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首先村干部应该组织人力帮助老人们和妇女们进行农业上的劳动，乡镇可以出资金来补助帮助人员的劳务费，其次乡镇领导可以考虑引进一些机械化的机器来帮助留守人员进行农业上的劳动，其次是鼓励“农民工”回乡探亲，给予经济上的一部分补助，让他们能在节日里与自己的亲人团聚。

（2）丰富农村文体益智活动。村干部应该组织留守人员进行一些文体活动，如棋牌比赛或者一些健身活动来帮助留守人员排解心里的苦闷，并且能够帮助留守人员感受到周围人的关怀。

（3）由乡镇出资重新建立起村子里的学校，以帮助留守儿童们能够接受教育，另外要对村内的教师们培训，让他们真正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们在心理和性格上能健全地成长，此外还要让教师们多关心孩子们家里的情况，做到主动关心孩子们的生活。而村内的留守老人，可以由村委会建立“老人之家”集中管理，这样老人们在一起，既方便集中管理，也可以让老人们不寂寞，而对一些体弱多病、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可以出资请专人来照顾，也可以给予这样的家庭一些补助，让子女们多回来照顾老人。

留守人员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重视，本次笔者观察的村子只是农村落后地区的一个缩影，很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我们应该组织起社会的力量去帮助留守人员，以安定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

[1]叶敬忠等.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叶敬忠等.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叶敬忠等.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 叶敬忠．留守人口与发展遭遇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

[5]何慧丽.留守群体，留守学术——兼评叶敬忠等著《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别样童年》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7）．

第五篇：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是紧密相关的，要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其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扩展视野，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进行溯源，联系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程，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困境及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一）农产品供给缺口大，粮食需求过于依赖进口.虽然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粮食生产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未改变，粮食缺口有几千万吨。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较2012年增加1235.6万吨，同比增长2.1%。从2004年算起，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丰年缺粮”的现实也不可否认，只有2008年与2009年两年时间产稍大于需，剩下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粮食供需缺口日益增大。2012年我国农产品贸 易 逆 差 为491.9亿 美 元，同 比 扩 大44.2%，进口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4%。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农产品与食物的需求是不现实的。

（二）农村基础设施差，教育落后.由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就业机会匮乏，造成农村失业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集中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就业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村落后凋敝，出现过度城市化和平民窟问题。此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镇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7.26%和3.87%。在我国8.5亿6岁及以上乡、镇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6.3%，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1%。按照这种教育状况来看，完全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建设需求，更加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三）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收入增速变缓.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长到24565元，农民人均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5850元增加到16648元。若再考虑到城镇居民在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和各种补贴等，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更大。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不是帐面上的3∶1，而应该是5∶1，甚至可能达到6∶1，是我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值，反观多数其他国家，其城乡收入之比仅为1.5∶1。而收入是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的集中体现，在物价尤其是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工业日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日益增加的今天，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二、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策原因.国家一方面从农业、农村和农民那里攫取了大量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却强制地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规模经营困难。这要归因于我国长期实 行的工业 倾斜政策———优先发展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将实现国家工业化视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为了加速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是：从农业部门流出大量资本的同时，却没能带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最终演变成全社会的利益关系向工业、城市偏斜，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长期投入不足，农业再生产能力扩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是促进城乡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是户口制度。1958年，我国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以此为基础，出台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二是社会福利制度。国家规定城市职工可以享受各种劳保待遇，如公费医疗、休养、退休养老金制度直至丧葬、抚恤费等；三是产业结构。1978年以前，农村几乎没有工业，即使有也只是为农业服务的附属部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部门。正是上述的政策和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划分出明显的区别，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导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被扭曲。

（三）农民可支配的生产要素稀缺是“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存在着密切关系，农业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农业经 营规模的 扩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首先，人均农业资源稀缺限制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土地紧张、资源短缺，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 的农业

发 展目标，使得农民增收困难。其次，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现状限制了农业商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只能采取小农耕作方式，无法积累资本发展农业商业化。最后，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情况限制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与资源不相匹配导致农业结构调整十分困难。

三、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一）发展现代农业，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一，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实现农民增产与增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能直接增加农业产出，使农业生产者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而且将带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生产成本下降，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收益，并为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更多可用资源，从而支持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农业发展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工作重心，力求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形成平衡。政府也要根据发展的新变化，及时从单纯注重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到优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上来。第二，积极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就是要发展基于农业的科学，运用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的耕作制度。同时，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针对农业新技术展开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三，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粮食消费能力显著下降。这一变化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向市场效益好、又能够在有限土地上密集利用劳动力和技术的农产品流动，引起种养业产出结构变化，从而扩展农业发展的广度。但是，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农产品的质量随之降低，为此，我国必须在保护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利，培育新型农民.第一，提速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可以通过改

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使农村劳动力从农村顺利退出的机制。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建立起符合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人口退出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新时期新阶段顺应城镇化提速的要求，改变旧的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扫清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提速铺路。第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利益问题、经济问题，但其根本问题还是农民的平等权利问题。要想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农民协会，使政府职能由原来的直接管控部分转变为间接管理，让农民协会能够部分承担农民自治职能。同时，在制度上坚持将国家与农民协会分离开来，保持其民间性和自治性，使其能够独立处理事务，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违背农民意愿，干 涉农民的 生产和经营。第三，加强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还有助于新农村建成向纵深推进。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建设农村教师队伍，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其次，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最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引导农民树立新型农民的文明观、创业致富的新生活观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念等。

（三）以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的重点.第一，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城乡互补共促、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工作中应抓住四个重点：一是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四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第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投资，不仅能改善农村地区的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的结构。目前，中国农村基础设

施投资的资金十分有限，需要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多，如何根据农村的实际，确定公共投资的优先顺序，是有效发挥有限资金带动效应的重要途径。第三，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具体要求如下。一是要积极推进城市工业向农村工业的转移。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城市工业向农村发展，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在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要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工业化的核心，而专业化的生产基地的建立，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三是要调整农村工业发展定位，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工业要重新崛起，除在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上创新外，还要调整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应该向内部发掘，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切入点再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