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后地级市行政层级改革探析

第一篇：省直管县后地级市行政层级改革探析

省直管县后地级市行政层级改革探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以这一顶层安排为标志，中央编办2011年在河南、广东等8省展开的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进入到深入推进阶段。省直管县，在省、县之间减少了一个行政层级，但在省直管县之后，如何优化行政区域大为缩小的地级市内部行政层级，也是十八大“优化行政层级”要求的当然内容和不能拖延的现实课题。

一、地级市行政层级基本现状和主要弊端

（一）基本现状：三级体制。目前，全国共285个地级市，行政层级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不设区县（及县级市，下同），市直管镇街，如东莞、中山等市，为地级市行政层级的改革优化提供了一种方向和榜样，不是本文作为问题研究的对象。二是只设区，区下设镇街，如鄂州、莱芜等市；三是区县兼有，区县下设镇街的，绝大部分为此类。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街道为派出机关，不是一个行政层级，但从实际设置和运行看，已膨胀固化为等同乡镇的行政层级。《组织法》对市辖区政府没有明确定位，但在有关表述中将其与县政府并提，实际运行中，显然是独立的行政主体，除公安、国土等少数上级垂管部门外，机构设置与县同构，与市对应。因此，后两种类型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即“市（地级市）—县市（县级市）区—镇街”三级体制。与古代的秦、宋等朝和现代的美、法等国相比，均多出1-2级。

（二）主要弊端：三个导致。一是导致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成本过高。多一个层级，就多一层政府机构,机构数量、行政人员必然加倍增长，行政经费不断攀高，“吃饭财政”屡见不鲜。在2007年各国行政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中，中国以27.6%位居榜首，远高于6%的平均值。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统计局的调查报告，2005年到2010年，我国行政经费以年均约一千亿的速度在递增。二是导致行政效率降低、群众负担加重。行政层级的增加必然拉长许多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的环节和时间，导致行政管理效率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的降低，群众办事更加费时费力费钱，进而加剧行政人员和行政经费的增加，加重群众的税收和经济负担。《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2009年中国百姓的税务负担列全球第二。三是导致资源整合受限、一体发展受阻。在地方利益驱使下，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比较明显，保护主义盛行，使纵向的层级分割和横向的区域分割，如同“看不见的墙”对经济的纵向联系、横向沟通产生刚性约束，跨层级跨区域流动困难，限制了资源整合和结构升级，阻碍了一体化发展的深入。

二、地级市行政层级改革的驱动力及可行性

（一）驱动力：内外兼具。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迫切要求打破现有行政层级，在更广范围和区域内优化各种资源配置，推动政府纵向减少行政层级，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型转变。二是国家对于改革规律的顶层把握,决定了改革新的主流是“优化行政层级”，将行政改革从横向的同一层级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量变改革，深入到纵向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减少层级”的立体式质变革命。三是县域经济地位日趋重要，其GDP超过全国的50%，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具潜力和活力的部分，但由于大部分经济社会决策权都属地级市，县级政府的公共行政创新精神和县域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突破束缚、自主发展成为其自然愿望。四是基层和群众对服务型政府的期待，对在更好层次上享受更安全、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环境，更公平、完善的经济和市场机制，更稳定的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更丰富、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等的期待，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二）可行性：四个有利条件。一是各级政府职能的转变，为行政层级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础。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领域逐步缩小，行政审批项目不断精简和规范，与之相对应，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和服务的功能不断增强。这为推动政府机构体系由多层次、小幅度向少层次、大幅度的扁平化方向转变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区域行政隶属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此消彼长，为行政层级改革提供了能量积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政治因素由经济活动的内在依据转变为外部条件，经济的横向联合逐渐取代纵向的权力传承，上下层级的行政隶属关系在经济上日益淡化。区域经济关系走强，行政隶属关系弱化，其能量的不断集聚必然到达减少行政层级的质变临界点。三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成果，为行政层级改革提供了配套准备。城乡统一的规划建设体制、公共财政体制、社会管理机制、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已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基本形成，为行政层级改革准备了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四是电子政务与交通条件的发达，为行政层级改革提供了技术保障。网上办公、远程会议等等的产生，城际轻轨、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现代化水平及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信息传递、事务办理、审批许可、交往交流等日益简单高效，使扩大政府管理幅度成为可能。

三、地级市行政层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基本思路是：市县分治，市管三式。

市（地级市）县（及县级市）分治，回归宪法规定。将市县由上下隶属关系调整为左右平行关系，按照宪法第30条规定都由省直接管理。市与县为一级体制中的两种类型，市作为城市型政区，管理定位是城市本身的治理和发展；县作为广域型政区，管理定位是乡镇农村的治理和发展。这与目前政界、理论界研究推动的“省直管县”是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市县分治”不是取消地级市，不是降低它的行政级别，而是缩小其管辖范围，让其主要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地级市管辖范围小了，但内部层级没少，依然是市、区、镇街三级。如何把三级变两级，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模式。

市管模式之一：市辖区直管社区，取消镇街层级。这对城区较大的城市较为适宜，也可把区适当划小，适度增加区的数量，把原镇街的工作人员向上充实到区，向下充实到社区，把社区做实，拉近干群距离，这对当前大多数新兴城市加快完善社区功能尤为必要。在这方面，新加坡（相当于我国一个省会城市主城区的人口数量）中央政府直管社区，都能管控井井有条，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市管模式之二：市直管镇街，取消市辖区层级。这比较适合总体管理幅度不大但郊镇比例较大的城市，将区的工作力量分流到市级和镇街，由市直接与镇街对话，将管理触角伸至镇街。在市直管镇街行政体制方面，东莞、中山等市提供了成功范例：东莞市，区域面积2465平方公里，直辖28个镇、4个街道；中山市，区域面积1800平方公里，直辖18个镇、6个街道。

市管模式之三：主城区设区撤镇街，城区以外设镇撤区，区镇分属市管。这种模式是上两种模式的结合，着眼城区部分与乡村部分功能特点的不同，将城区以外的镇从区的管辖范围内划出，由市直接管理，从而形成市直管区和市直管镇并存的体制。同时，撤销城区内的区属镇街，将其工作力量充实到区和社区，由区直接面对社区。值得参考的是三亚市，区域面积1920平方公里，市直管2个区（区直管2个村、29个社区）、6个镇。

市管三种模式，以市县分治为前提，以城乡分治为原则，以减少行政层级为实质，从而达到全面减少行政层次的目的，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财政负担，提高政府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四、地级市行政层级改革衍生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衍生问题：三种可能。一是地级市可持续发展可能遭受制约。实行“市县分治”，地级市无法再从各县抽取、调用发展资金及其他资源，这无异于对地级市的“削肩断指”。同时，地级市将面临与其他县在对省争取项目资金和区域内争取资源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二是政府无序开发现象可能滋现。由于从县集中财力的渠道关闭，地级市在功能一时还难以完全转变的情况下，难免会产生大干快上的开发冲动。而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趋势下，分治后的县建设热情会空前高涨，这很可能会忽视城镇与区域之间的功能协调，产业、环境与城镇开发之间的容量协调，形成“无序建设”局面。三是干部职级待遇的衔接可能遭遇困境。行政层级的减少，必然使一些行政干部面临升降去留问题。如果说以往的改革都要考虑到群众的承受度，那么这项改革将主要考验官员的承受度。好在这三种模式对职位减少不明显，对干部的心理冲击不会太大。

（二）对策建议：两个打造，三个坚持。一是正确定位地级市功能，打造品质城市。破除行政中心城市观念，依靠转变职能，发挥科技、资本、公共服务、先进劳动力等资源优势，提高城市建设和治理水平，建设现代化的高水平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二是准确把握省域发展大局，打造市县“竞争—合作—分工”关系。在全省发展战略框架下，加强对各自条件和优势的研究，立足长远，科学定位并谋划各自的发展，培育各自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产业，形成并保持合理健康、合作共赢的经济形态。三是坚持不损害个人正当利益原则，妥善安置干部。最大限度发挥现有干部的才能和优势，以基本对等原则安置干部，最低限度是保持职级待遇不变。同时研究新的行政层级框架下各级政区及其机构规格的定位，并探索建立职级分离、依据工作年限晋级的平衡性制度。四是坚持与土地政策改革同步进行，解决发展城市和发展经济的良性促进。市也好，县也好，主要功能还是发展城市和发展经济。无论是发展城市还是发展经济，最重要、最紧缺的资源就是土地，而现在的土地政策对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利的，主要表现在住宅用地价格太高和工业用地价格太低，由此造成房价过高和工业用地的严重浪费，房地产调控越控越高，投资虚报多占地的现象比比皆是，从长远讲，这是不可持续的，从病根上讲，如此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定是土地政策出了问题。五是坚持与财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解决地方事权大于财权问题。一级政权有一级事权，也必然要求相应的财权、税基作为基础。因此必须同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构建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理顺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关系。同时，行政层级改革也为改革财税体制，解决地方事权大于财权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

第二篇：关于“省直管县”改革

省直管县:推进的必要性和实施途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改革行政区划、减少行政层次、探索实施省直管县体制的角度着手“三农”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这是对前些年“市管县”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抓住了“三农”问题解决的实质,指明了从“市管县”体制到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发展方向,是上层建筑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重大改革,对于减少管理层级、提高效能、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加快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层级过多不符合信息化社会行政组织结构扁平化趋势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政府层级主要以四级制为主,只是在较大的市和自治州才实行五级制。1982年,中央下发51号文件,提出要全面改革地区体制,在“地市合并”的基础上推行以地级中心城市管理下属县市的“市管县(市)”体制。在此之前,中国绝大部分县市都是由省级政府派出的专区专员公署或是地区行政公署代为管辖。从1982年推行市管县体制以后,我国政府层级已经由四级制为主变成五级制为主,即中央政府———省级政府(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地级政府(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县级政府(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乡镇政府(乡、民族乡、镇、苏木、民族苏木)。

一般来说,政府层级过多,会造成以下弊端:一是信息传递不畅通,信息传递成本加大；上情难以及时准确地下达,下情也难以及时准确地上达；二是权力运行机制不畅通,容易形成压力型体制,地方特别是基层的自主权难以得到落实；三是不符合信息化社会条件下行政组织结构扁平化的发展趋势,不利于调动县级基层政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市管县体制”的弊端

除上述之外,“市管县”体制还特别造成了以下问题:

一是“市管县”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旧有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原本虚设的地区一级变成了实设,不仅增加了政府层级,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与宪法中有关地方行政架构的规定相违背；二是在市与其所辖的县(或县级市)竞争发展过程中,加剧了各个县(或县级市)与市之间在人、财、事三方面的矛盾,加大了市所辖各个县(或县级市)之间的离心力。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和繁荣,有些县级市的实力甚至已经与地级市本市区的经济实力相当,各县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惜在资源、市场、人才、投资等方面与中心城市展开竞争,为争取到项目,市县争相到省城跑计划、跑指标,为争取投资,竞相进行政策攀比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三是由于“市县竞争”造成内耗及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等原因,一方面导致中心城市的极度扩张,城市发展没有边界,没有止境的土地征用和旧城改造；另一方面,市所辖县的城市化水平极度落后,虚假城市化现象严重,整体上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更加剧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四是普遍推行“市管县”体制,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严重导致了“小马拉大车”的现象。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地级城市普遍能量不足,对周边管辖的广大农村地区无法产生足够的辐射能力；但由于实行“市管县”体制,不得不管辖自己无法带动的县(或县级市)。

省直管县体制对问题的解决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减少了政府层级,实现了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在管理流程上,由省直接对县进行管理而不再经过市(地)这个中间环节,降低了政府交易成本。二是省直管县实现了扩权强县,在行政上弱化了市对县的领导,避免了多层次行政干预对于市场竞争关系的扭曲,大大提高了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省级市场化水平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在省直管县体制下,地级市的管理范围只是市区和郊区,不再管理周边的广大农村区域；市(地)与县之间,不再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协商与合作的关系。三是增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能力,省管县财政体制实现了省直接对市、县市的管理,增强了省级财政的直接调控能力,有利于有效分配和利用各种公共资源,使县市政府更有能力、有财力发展县域经济,更有实力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投入、发展各种社会事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四是省管县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有利于一个省各地区间均衡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科学推进省直管县体制的途径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触及到我国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其中利益关系、权力关系的调整,必然会有来自原有体制、人和观念的种种障碍,要从以下方面着手科学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一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不能一刀切。由于各个地方发展的具体情况有较大的差异,在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上,要对各地“市管县”体制及其存在问题、存在问题的性质及原因进行科学分析与评估,不能盲目；二是尊重历史。对于已经成为市辖区的原有县(或县级市),不应再重新改回县(或县级市)；对于还没有成为市辖区的县(或县级市),将其从原有“市管县”体制中分离出来,直接实行省直管县,市不再管辖县(或县级市)只辖区；三是有步骤地综合推进,要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域面积、省内市县行政单位数量、人口规模等因素,将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与发展县域经济、合理调整行政区划、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加快城市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省管县体制改革与相关的推进措施、制度配套。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

省直管县的最大阻力

新华社昨天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在投资审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人民网2009年2月2日）

这是一份令人鼓舞的文件，这是中央送给亿万农民的新春贺礼，这是中央连续第6次把一号文件锁定为“三农”工作，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更显意义非凡。

当然，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关于“省直管县”的提出，目标更加清晰，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具体，从财政到行政，层次更加鲜明，这是中央从制度保障层面做出的又一个重大举措，这也是近6年来一号文件当中的重大突破，必将在推进“三农”工作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要有力推进这项改革，至少要破除三大阻力，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审慎的处置，坚定的推进。

首先，干部阻力。这主要是就地市级机构而言。近些年来，地级市从一个派出机构，不断膨胀、壮大，已经成为一级体系完备、人员庞大的实体机构。如此多的干部安置，特别是厅处级干部的安置，还有包括众多机构的处理，因为这极可能涉及到降职、降格的问题，的确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也应该是最大的阻力。

其次，思想阻力。这主要是就乡镇一级政权作用而言。尽管宪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层级为：中央、省、县、乡（镇）四级，然而事实的运作中，却是地市级取代了乡（镇）一级，乡（镇）在行政管理权限方面几乎丧失殆尽，除了搞不完的事权，财权也好、管理权也好，几乎没有。特别是近些年来，不少专家学者鼓吹弱化甚至是取消乡镇一级政权，认为乡镇与百姓争利，这种思想的存在，必然对于地市级的存在找到理由。其实，无论是促进、服务三农方面，还是保证政权稳定，乡镇这一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也是任何机构不可替代的。

最后，利益阻力。这主要是就一些利益集团而言。在地级市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包括官僚阶层。目前而言，地级市就是一级政府，而且管着不少的县、乡镇，权力很大。在检查考核、干部任免、行政管理、项目资金等等权力的行使之中，很多人因此而大大获利。而借地级市之优势而获取垄断利润的社会组织、公司、个人，也是存在的，如果处理不好，他们也极有可能成为受伤者，从而形成阻力。

在省直管县的改革问题上，是绝不能一蹴而就的，但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三大阻力，下定决心，周密部署，稳步推进，一年一突破，逐步完成这场伟大的改革，从而推动三农事业的迅猛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篇：“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分析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2012年底前全面推行

2009-07-10

财政部9日消息，作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在2012年底前在我国除民族自治地区以外全面推行，近期首先将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实行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就是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工作。

意见明确收支划分方面，在进一步理顺省与市、县支出责任的基础上，确定市、县财政各自的支出范围，市、县不得要求对方分担应属自身事权范围内的支出责任。按照规范的办法，合理划分省与市、县的收入范围。

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所得税返还等由省直接核定并补助到市、县；专项拨款补助，由各市、县直接向省级财政等有关部门申请，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下达市、县。市级财政可通过省级财政继续对县给予转移支付。

市、县统一按照省级财政部门有关要求，各自编制本级财政收支预算和年终决算。市级财政部门要按规定汇总市本级、所属各区及有关县预算，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年终各类结算事项一律由省级财政与各市、县财政直接办理，市、县之间如有结算事项，必须通过省级财政办理。

此外，建立省与市、县之间的财政资金直接往来关系，取消市与县之间日常的资金往来关系。省级财政直接确定各市、县的资金留解比例。各市、县金库按规定直接向省级金库报解财政库款。

财政部要求，要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大对财力薄弱县的支持力度，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目标；要规范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全面清理预算外分配事项，理顺政府间预算外资金管理和分配关系；要加强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构建省级与市、县的财政信息化网络，提高工作效率。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我国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旨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解决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包括备受争议的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力划分问题、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省以下体制以及加大对基层的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等。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任重表示，“市管县”体制是1983年以来逐渐形成的，这一模式在过去近３０年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城乡合治、以市带县的功能，但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日益显现。一是各种管理权限集中于市级，削弱了县级的自主权；二是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源和资金向城市聚集的倾向，相应减少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从而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三是一些被推上中心城市位置的地级市的经济实力与所辖县相差不大甚至还弱，不仅不能对县域经济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往往还会限制和掣肘所辖县的发展。信息来源：中国证券报

第四篇：“省直管县”改革绩效、问题及对策研究

“省直管县”改革绩效、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市管县”体制暴露出加剧市县矛盾、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能、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等问题。与“市管县”体制相比，“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减少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发展县域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我国逐步推广，已成为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广东省为例，在全面分析“省直管县”改革绩效的基础上，剖析改革存在的各种阻力，积极探索改革实现路径，从而构建符合国情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关键词：省直管县；绩效研究；阻力分析；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1-0262-04

引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大实践。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要求稳步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

2009年7月，财政部公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财预[2009]78号），明确提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的实施目标。在该意见的主题思想引导下，全国各地推行了一股“省直管县”改革的浪潮，并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研究背景

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沿和传统经济大省的广东，在2013年全国省域宏观经济竞争力综合排名高居第二位，整体经济实力雄厚。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3年第十三届全国百强县评选中广东地区只有增城和博罗2个县（市）进入百强名单，而江苏省、山东省和浙江省则分别有超过20个县域进入百强名单。这充分表明了广东县域经济与全国部分省区相比，发展滞后和县域竞争力较弱的现实，可见广东省县一级的发展已经严重制约到了广东省整体的发展（王丽娅，2010）。

自1987年广东省取消地区一级行政建制，全面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地市级在行政、财政等方面确立了领导地位，在促进城乡发展，密切城乡联系，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推动区域城市化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广东经济快速增长和改革步入新时期，“市管县”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

1.地市管理权限集中，负责管理和配置县级的资源和资金，使得地市为发展城市对县级的资源和资金进行截留，将优势资源集中于城市。例如，广东省规定，“四税”分成比例省县为4：6，而有的地方将这一比例变成了4：2：4，市里拿走20%，相反，省里的转移支付规定市里的配套比例却又不能兑现（李文彬，张玲玲，2009），这削减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削弱了县级发展的自主权，严重制约县域经济的发展。

2.部分地级市的经济拉动和辐射作用不明显。我国实行“市管县”体制原本的初衷是希望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以城市为依托，充分带动县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有些中心城市不具备经济能力，或者领导的县过多而超出自身实际能力。如1988年汕尾市由海丰小镇升级为地级市，但由于本身经济基础和城市建设相对落后，难以带动所辖县经济的发展，造成“小城区、大农村”的现状，无法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与辐射作用。

3.行政层级过多，行政运行成本增大。市领导县体制增加了市一级的行政管理层级，行政编制、政府机构随之扩大，而维持一个地级市的正常运行每年需要数亿元甚至十几亿元的行政费用支出，增加了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广东省多数地级市只管4、5个县，平均为3.6个，这种过小的管理幅度，无疑降低了管理效应，增加了管理成本（王玉明，2009）。另外，市管县体制将市一级政府由虚变实，省县之间的政策性或是业务性问题，本可以直接沟通解决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市一级，这无疑降低了行政效率和信息的传达效率。

大量问题和矛盾更加凸显了改革现阶段“市管县”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消除“市管县”体制的种种弊端，从2003年起我国许多省份开始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进行财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探索和试点工作。一些省份还将部分经济管理权与社会管理权下放到县级。经过多年的实践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促进县级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加强了省级财政的统筹能力，减少市级对县一级财政资金的截留，增强县级政府的财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提高基层的公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提升了县域经济的完整性和综合性，增强县级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力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广东省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省直管县”的探索工作，并于2009年正式启动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对于此次改革财政收支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取得的成效如何，需要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广东“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经济绩效，为下一步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用参考，同时对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广东“省直管县”改革的绩效分析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基本情况进行了调研认为，此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通过财政上的分配关系调整以缓解县域财政资金压力，促进区域发展，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省直管县”改革推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自实施改革试点以来，财政资源直接向基层市、县下移，减少了资金截留，可以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财政资金被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有利于提高县级政府规划和发展本区域的自主性，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广东省目前有67个县（市），县域面积达14.5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六成。改革实施5年来，广东省县域经济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县域工业拉动作用和经济发展活力等也不断得到增强，各项经济指标稳定增长。然而在2008年广东县域生产总值仅为6 601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不足18%。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后，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到2012年县域生产总值将近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0%。县域生产总值占广东全省比重也上升至29%，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广东省县域GDP增速连续5年均保持10%以上，超过了珠三角以及广东全省的平均水平。2012年，在67个县域单位中有60个县（市）的GDP增长率超过10%，比2008年的42个多了18个。

从县域工业化指标来看，全省县域产业结构已稳定在“二三一”格局，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比重也在缓慢提升。目前，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从2004―2012年9年间下降1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快速上升，9年间提高了9个百分点，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比重也在缓慢提升，9年时间仅上升1.93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广东省县域经济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升行政效能，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省直管县”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减少行政层级，精简机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孙超，2011）。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减少了财政运转的层次，县级政府直接接受省的领导增强了县级财力的支配度，提高了财政运转的效率，提升了县域财政的自给率。同时也使政策直接向县级政府传达，促进县级政府行政管理和决策更贴近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进而推动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以广东省顺德区为例。2009年广东省顺德启动了“省直管县”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其改革配套措施之一便是“简政放权”，实行“大部制”改革。经过改革，顺德区党政机构加起来才16个“大部门”，比改革前压缩了2/3。所谓，一个县区除了党委、纪检、司法等职权外，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赋予地级市管理权限，放权到县区。实现工作职能、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行政工作质量和效率，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对于加快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三）提升县级政府财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省直管县”是在现行行政层次结构下，通过省级将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款补助单独核定下达到直管县（市），从而减少地市一级的截留，进一步加大对县级的帮扶力度。改革带来的效果是，有效的缓解了基层政府的财力紧张问题，直接增强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保证了基层政府在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最低公共服务需求，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经过省直管县改革，广东省县域经济社会在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的各项公共服务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2年广东县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44.50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全省地方公共预算财政收入的8.7%，高于全省增速3.5个百分点。相比2008年243.69亿元，县域一般预算收入占全身总量的7.36%，有大幅度的提升。县级财政具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和调控灵活性。随着县级政府财力的增强，便于地方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更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能够有重点在支持县级地区养老、医疗、义务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也得到了更强的支持。

三、广东省“省管县”改革阻力分析

财政体制上的机制创新，实质上是进行既得利益的调整，不可避免的会因改革而发生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的解决，就会与旧问题、旧矛盾交织积累，制约改革的进行（金德万，2007）。因此，必须充分注意和认识“省直管县”改革实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广东在推行“省直管县”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广东省区域、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大，难以形成统一的改革意见

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来看，县域经济实力仍较薄弱，各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县市内部也发展很不平衡。广东省大部分实力较强的县（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整体上受珠三角的产业和经济资源外溢影响大，经济实力雄厚。山区县域的面积占全省的63.6%，人口占全省人口的40%，但受制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等客观条件，县域经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2012年这些地区所创造的地区产值仅占全省产值的16%，公共预算收入只占全省市县级收入总额的21%，同时仍有9个县（市）财政收入不足3亿元。珠三角地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额占全省市县级收入总额的78.89%，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8.7倍和6.55倍。省、市、县三级发展呈现“两头小、中间大”，分布不够合理均衡。

各县（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区域面积和人口规模的不同，决定了各县（市）对改革的实际需求不一致的状况。对于五华县、资金县、封开县等经济落后、地理位置偏远的山区县（市），需要更多的财政资金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而相对于顺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则需要更大的管理权限。

（二）出现事权与财权新的不匹配

根据实际调研的情况显示，广东省实行“省直管县”改革后，虽然减少了政府层级，但却没有清晰划分省、市、县之间的事权与财权（刘文娟，2012）。预算内外资金的管理改革和事权财权的划分没有同步进行，一些资金进行的市县上划和补助事项尚未清理规范，市级事权与财权出现新的不对称（魏向前，2010）。改革后，县级财政资金越过市一级直接通过省财政划拨，而市级财力缩减的同时还要承担县（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如抗旱排涝、农田水利建设和社会保障等。同时，对县（市）而言，财政隶属关系由原来的地市级一个“婆婆”，变为省市两个“婆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加县（市）的工作难度。

（三）加剧地方“诸侯经济”的现象，造成县域无序开发和重复建设

在广东省经济发达的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部分发达县（市）在经济实力方面可以和地级市平起平坐，甚至更胜一筹。分权后，县域自主权扩大，但受“县、市平级”思想的影响，市县各自为政，可能影响生产力布局、出现新的“开发热”和“建设热”，导致各县之间盲目攀比、重复建设，甚至引发恶性竞争，导致资本投入的浪费（孙学玉，2013），降低了区域发展的整体实力。据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顺德区、南海区占佛山市GDP比重分别为35%和30%，而市区仅为18%，相互之间产业结构、产品技术趋同，经济摩擦与竞争激烈，不利于改革的整体规划。

四、推进广东“省直管县”的政策性建议

（一）推进改革应从实际出发，采取分类实施的模式，循序渐进，不宜“一刀切”

部分省市在改革试点效果尚不明确的之前，就直接把改革推广到全省或全市的范围。但由于本级财力的有限和配套政策跟进不到位，反而增加巨大的财政压力和难度，扰乱正常的省域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广东省域辽阔，各大区域、各县市的发展不平衡，使得改革意见难以统一。已有教训表明，在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实际的省情而盲目推进。一方面，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优先下放部分权力，实行市县分治，打破原来的隶属关系，直接由省统管县，重新定位市县的职能，减弱地市一级的职能，扩充县级的职能；另一方面，对经济实力不足的各县市要有耐心，采取现行试点的模式，逐步下放权力，防止权力下放后产生混乱。同时，在改革中要谨慎处理市级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矛盾，避免社会混乱；要重视权力下放后的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王丽娅，2010）。

（二）进一步明确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范围

省、市、县的层级权责分工问题是“省直管县”领域中重点讨论的问题。由于目前“市管县”体制下，已经形成了固有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各层级之间的事权、财权都是基于此体制形成了套路化的固有模式（林建设，2011），因此，在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重新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使得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解决好市级政府将事权和支出责任下压给县级政府的矛盾。

事权划分的合理化和清晰化要求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根据效率最优原则，具体规定省、市、省直管县各自专有事权和共有事权。各级政府在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指导下，对行政管理、社会事务管理事权进行合理划分后，还应重点对基础教育、医疗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事权加以明晰。根据事权的划分的结果，合理界定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和规范收入划分权限。完善不同层级政府事权和财权法律制度，以法律形式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加以规范和固定，规避事权安排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三）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省管县体制下，省级财政的管理对象倍增，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分类指导政策的适应性不如“市管县”强（骆祖春，2010），容易造成效率缺失和发展失衡。因而，建议省级政府参考“省管县”制度改革前的指导政策，动态分析和调整，因地制宜地对不同的县市实行特色化管理。

目前，广东省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东西两翼财力薄弱。在市管县财政体制下，县域的财权有限，县域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中缺乏自主地位。为推进解决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问题，协调地区间发展，还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省直管县”改革应从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入手，取消市与县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财政资金由省级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有效的转移支付，确保财政资金直接由省下达到县级政府。从转移支付的途径方面来看，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所得税返还等应由省直接核定并补助到市、县；专项拨款补助应由各市、县直接向省级财政等有关部门申请，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下达市、县（周波，2010）。其次，从转移支付的方向来看，建设多维度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细化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保护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支持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等。

（四）允许和鼓励市县构建合作型财政管理关系

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随着财政权力和行政权利的逐步下放，市县之间渐趋于平级关系，甚至出现激烈的经济摩擦，不利于地区整体的协调发展。市县的之间社会经济联系密切，应充分利用改革前“市管县”的合作优势，互利共赢。允许和鼓励构建合作型财政管理关系，鼓励市县间互动与互助关系。

参考文献：

[1] 孙超.省直管县的绩效与未来推进路径分析[J].学理论，2011，（4）.[2] 王丽娅.中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现实审视――广东省“省管县”改革的路径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2010，（2）.[3] 金德万.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体制机制创新[J].新农村经济，2007，（3）.[4] 魏向前.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J].南方论刊，2010，（2）.[5] 刘文娟.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县域经济发展[J].特区经济，2012，（10）.[6] 王玉明.试论广东实行省管县体制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J].岭南学刊，2009，（4）.[7] 朝黎明.省管县改革对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J].经济视角，2011，（11）.[8] 孙学玉.垂直权力分合：省直管县体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张占斌.中国省直管县改革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10] 李文彬，张玲玲 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看推行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的必要性[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8，（6）.[11] 周波.“省直管县”改革应重点解决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J].财政研究，2010，（3）.[12] 骆祖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问题和对策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报告[J].经济体制改革，2010，（3）.[13] 林建设.关于“省直管县”改革的文献综述与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4）.Abstract：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economy，the “city governing county” system，intensify contradictions exposed and increase administrative costs，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and other issues.Compared with the “city governing county” system，“province governing county” system refo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reduce administrative costs，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In recent years，in the national policy，the “province governing county”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 gradually extend，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taxation system in china.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rovince governing county” reform performance，analysis of various resistance of reform，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reform path，so as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local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line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Key words：Province Governing County；performance study；resistance analysis；path

[责任编辑 李 可]

第五篇：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

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

张占斌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有着鲜明现实针对性。省直管县改革是我国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在过去的20多年，一些省份进行了丰富的改革实践，形成了一批改革成果。但由于省直管县改革新阶段性的要求，单靠地方自行探索已空间不足。在“十二五”开局之际，有必要认真总结省直管县改革的成效和问题，并对今后的改革和政策进行规划，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稳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一、省直管县改革的实践进展和初步成效

目前的“市管县”体制是1983年以来逐渐形成的。从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角度看，“市管县”体制的推行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转轨时期增强中心城市作用的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市场经济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明显提速，要素和资源配置更多的向城市倾斜，“市管县”体制消极因素逐渐增多。近十多年来，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地方层次过多问题，各方面有许多议论，主要集中在“市管县”体制上。一是增加了管理层次和管理成本，同时也降低了行政效率；二是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加强城乡统筹；三是农村被忽略，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越拉越大；四是地级市并没有产生“极地”效应，甚至出现“离心”趋势。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市管县”体制，这个体制也将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完成其历史使命。

鉴于“市管县”体制存在的问题，2005年以后，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和领导人重要讲话中，多次出现省直管县改革的内容。(见下表)

近些年，在逐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中央批复了8个省37个县进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截止到2010年，我国有20多个省份陆续进行了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和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试点。两项合计超过1000个县。各省试点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强县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某些重点县，在经济管理方面形成了近似于省管县的格局；二是从财政管理入手，实行由省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加强由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统筹。三是对县里的主要领导由省里直管，提升县级主要领导的职级和组织人事管理规格，并将培训纳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国家级干部培训机构。

从省直管县改革类型来看，目前有四种实现形式，可以比较和借鉴：其

一、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海南省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型，即这些地区行政管理层级就是省直接管理县，没有地级市这一中间环节，财政体制自然是省直管县；其

二、以浙江、湖北、安徽、吉林等省为代表的全面管理型，即对财政体制的制定、转移支付和专款的分配、财政结算、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财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全部实行省对县直接管理；其

三、以山西、辽宁、河南等省为代表的补助资金管理型，主要是对转移支付、专款分配，以及资金调度等涉及省对县补助资金分配的方面实行省直接管理；其

四、山东、广西实行的省市共管型，即省级财政在分配转移支付等补助资金时，直接核定到县，但在分配和资金调度时仍以省对市、市对县方式办理，同时，省级财政加强对县级监管。

从浙江、海南以及试点地方的情况看，这一探索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处重要地位；这一探索对逐步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改变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的窘状，探索公共服务管理创新也有实际好处；这一探索对解决县乡两级政府财政困难，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好的维护基层和农村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探索加快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对城镇化建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目前各地实行省直管县探索，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制度创新的客观需要，也能够为新的行政体制突破和新的区划调整探索积累经验。

二、省直管县改革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由于省直管县改革处在探索阶段，还缺乏统一操作性的部署。同时，改革牵涉许多地方的实际利益，不同层级的干部认识也有差异，加之各地的改革配套措施也还不够完备，难免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级市与县（市）对改革态度有明显的差异，扩权和放权的落实到位情况不容乐观。一般说来，省主要领导一般都对省直管县改革比较支持，省里的厅局大多表现出向县里投放这么多权力的担心，地级市多不愿意就此问题进行表态。县（市）政府都积极支持省直管县体制的实施，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市）最希望采取省直管县体制，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经济比较落后的县（市）也希望省直管，以便直接获得省里较大的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县（市）情况稍复杂一些，如果所在的地级市实力还不如自己，则希望归省里直管，如果地级市实力较强而省里的实力相对较弱，则希望获得地级市较多支持，他们会愿意暂时留在市管县体制中，这样的县（市）相对较少。一般来讲，扩权和放权大体有三分之一到位，三分之一半到位，三分之一蜻蜓点水。部分试点县官员将“扩权强县”形象的比喻为“一喜一愣一惊”：即看到文件一喜，到部门办事一愣，最终结果心里一惊。也有的地方，放了权，但有许多附加条件。还有的地方存在扩虚权的现象。下放的权力有名无实，有些下放权力根本就不是权力而是一些常规性的操作规范，县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

二是地级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催生了县与原来省辖市之间的矛盾。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弱化了地级市对县的财政管理权，而对于那些经济规模大、财政实力强的地级市，则有可能减少对所辖县（市）的支持和扶助力度，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市级政府为了本级利益，不愿下放权力，一些地方出现了与扩权县“争权”的情况。许多县里的官员认为，由于在行政关系还有上下级关系。扩权县既要主动维护使用对省一级部门的话语权，又要维护与市领导部门的关系，哪方面都不能疏忽和大意，这就增加了这些县(市)主要领导进行协调的工作量。县里的干部在正式和公开场合还不敢发牢骚，但从内心里希望能彻底地“绕开”地级市，希望地级市“无为而治”。另一方面，也出现试点县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利益实惠期望值过高的倾向。产生了建设“省出钱”、公共服务“省出钱”、经费“省供应”、工资“省统发”等省级财政为县财政一包到底的想法，以至于试点县部门纷纷到省里要项目资金、兑现地方补贴等。

三是垂直管理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条块”权责关系更加复杂。实行垂直管理，改变审批、监管和处罚等权限的主体，可以让地方政府无法牟取私利，利益格局调整见效快，对于打破地方保护、建立统一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实行垂直管理的法律标准、各方主体的权限范围不清晰、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各方的权利主体地位不明确。久之，“条块”矛盾也增多。对于如何解决垂直领导中的新问题，目前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有的主张继续强化，有的主张尽量减少，有的主张加强协调配合。这些垂直管理部门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各自都有自上而下的一套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既要服务块块，也要服从条条。他们本身对有些政策也拿不太准，总是希望垂直管理上级能够下个明确的文件，当上级的文件没有到来的时候，他们因而有时表现的是无所适从。既不愿意背上不支持省直管县改革创新的“骂名”，但也不愿意冒很大的政策风险，矛盾心态非常明显。因而扩权政策在这种既成的事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三、实行省直管县改革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

其一，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目前省直管县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表面是扩权县(市)与省里、市里对接不好，沟通不好，对扩权政策掌握不够，用得不足、不活。实际上是缺乏顶层设计和规划，缺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央政府的充分授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细则。伴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深入，地方能自己探索的领域已所剩不多，从下往上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往下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多，如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改革、省以下司法体制的改革、垂直部门领导体制改革等，均需要有权威的路线图。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内含着中央对这项改革战略安排、系统设计、改革次序等。

其二，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要着重研究适合条件。我国区域差异比较大，省管县体制改革不可能搞一种模式，要采取分类改革和分类指导。各地在实施省管县改革的过程中要视自身具体情况选择自己推行省管县体制的模式、时机和路径。同样是市领导县(市)体制，在东部地区已经暴露出明显的制度性缺陷，浙江、江苏、广东等市场经济发达的省份可以加快进行财政省直管县，在财政省管县体制不断完善和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向行政体制上的省管县过渡。中西部市场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条件不成熟的省份可以先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逐步实现财政省直管县，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扩大到行政体制上的省管县。从各地民族分布情况来看，新疆、西藏、内蒙和广西等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难以过早推行省管县体制，但可以向县域下放经济和社会管理权，调动县域的积极性。但宁夏也许是一个例外，其社会发展条件，如区域面积和县域情况都有自己的特点，这项改革可能在“十二五”时期走在全国前列。

其三，省直管县改革要注意协调府际合作关系。省直管县从体制上为县域经济发展放权、赋权、松绑，能够调动县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如果不及时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运作、改变绩效考评方式，省直管县体制下的市县有可能会各自为政，恶性竞争，制造行政壁垒。改革后地区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主体会出现暂时性缺位，如果没有相应组织补位，各种矛盾纠葛和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因此，有必要组建跨界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加强县与县、市与市和市与县之间的协调沟通。

四、稳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建议

第一，明确省、市县政府职能和职责，下放权力。省、市县政府在转变职能和履行职责的基础上，形成全面衔接、分工合理的职能体系。县级政府要加强对本区域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增强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能力。鼓励县级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决定县级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当前从理顺省县关系的角度来说，省级政府应该把大量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同时，也要强化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第二，改革财政管理体制，财权与事权要匹配。财政体制改革要有利于、留利于县域，有些税种的划分和税收分成比例，也应向县域倾斜，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在考虑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问题时，问题的关键还不是财政收入的划分谁多谁少的问题，关键在于以事权确定财权，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上级政府“权大责小”、下级政府“权小责大”以及事权财权不匹配等问题。

第三，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权责关系。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划分问题。广东顺德在改革中将原属于省、市垂直管理的工商、地税、质监、药监、公安、国土、规划、社保等部门改为属地管理。这种探索值得跟踪观察研究。总的来看，应以职能划分为基础来调整垂直机构。凡是中央政府的专属职能，一般可实行垂直管理。不是省级的专管事务，也不是中央的专管事务，应属各级政府的共管事务，可考虑由现在的省级垂直领导改为分级领导，以提高各级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在“十二五”期间，对省垂直的部门，特别是为了解决现有发展难题，具有临时性垂直的部门，应有计划回归属地管理，以提高县、市政府的完整性。

第四，加快市制创新，稳妥进行“镇级市”试点。适应社会管理、扩大内需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要求，要加快把符合条件的经济实力较雄厚、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县改为县级市。如果能够用30-40年时间，即到建国100年（2049年）时，把500个县城（千强镇的二分之一）发展成为中小城市，连同已经有的600多个城市，达到1200个左右的城市，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就能够大大提升。同时，要积极进行“镇级市”改革试点。从浙江和广东的情况来看，“镇级市”改革的核心要义是：以一城市的标准来建设和管理一个镇，它的发展趋势就是将强镇发展为小城市。把一部分镇改市归县管辖，具有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

第五，依法调整行政区划，促进地方政府层级向三级转化。调整的方向是逐步调整省、县规模，把大省缩小，把小县扩大。大体到新中国建国100年时（2049年）逐步调整到位。从国外的经验和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出发，我国省级建置在50—60个较为合理。划小省区的办法有三：第一将一个一分为二；第二是从几个省中划出一块设一个省；第三是以一个特大城市为中心增设几个重庆模式的直辖市。现在看第三种办法比较好，增加机构少、震动小。二是，县域规模的调整。我国现有2000多个县（市），存在数量偏多，规模偏小问题。可考虑改县为地级市的市辖区或适当整合规模过小的县。

第六，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市县平等、实行市县分治。从长远来看，真正实现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规范化与制度化，还应适时修改宪法和组织法，尽快制定相应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市县的平等地位，都由省管辖。城市治理要职能专一，主要负责城市社区的管理，不再负责管理农村地区的职能；县级政府应收缩经济职能，主要转向社会服务、市场监管、公共产品供给、搞好环境治理、维护社会治安。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