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中情理思考研究

第一篇：牡丹亭中情理思考研究

内容提要：明代爱情传奇表现出“情”与“理”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本文拟由《牡丹亭》中人物所表现出扬“情”、扬“理”的变化、剧作家的自述及情节表现模式对“情”表达过程中的耗散，讨论《牡丹亭》乃至晚明爱情传奇所表现出的“情”与“理”决裂之际，又回归于“理”的秩序中的原因，并由此看出汤显祖的精神指向。

关键词：《牡丹亭》；情；理

明代“情”与“理”的冲突一度很激烈。自从朱熹把“情”与“理”尖锐地对立起来以后（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理”便借助于政权力量，构建起一个秩序森严的“理”的世界来统摄宇宙和人世，从而拥有了至尊无上的权威，对人们进行全面压制和禁锢。至明中叶，有志之士不堪其重压，勇敢地在这黑重的厚幕上扯开了一道裂缝，放进一阵新鲜的空气，顿时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风暴，冲荡着那令人窒息的气闷。

晚明爱情传奇便烛照出当时的风云激荡，显示出人们对个性自由的呼唤、对作为一个人的感性欲望的渴求、对“情”的热烈礼赞和高扬：“情”对”理”的世界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但“情”那奔突的耀眼的火焰没有持续多久，没有烧毁那个“理”的厚幕。而是渐渐地收敛了它的光芒和热量，回缩在那个未被情的火焰烧毁的“理”的厚幕中，从而取得了与“理”的妥协，达成了“情”与“理”的和谐。明中后叶那次一时声势浩大的狂飙思潮最终以复归封建意识而终结，只促成了封建文化结构本身的自我调整。

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典型地履践着这一轮回。

一

明代程朱理学弥漫嚣张，时风浸染，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三纲五常”的陈腐说教俯仰皆是。只要读一读《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义侠记》等剧作，就不难发现，当时的传奇作家对负载着封建伦理的理想人格典范的啧啧称赏和竭力摹画，已走到了绝境，那几乎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图解和化妆表演。

这种恶浊之气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感，所以当有“异端”横出之时，那股静默于水底的潜流便掀起了惊涛骇浪，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进：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使其置身于鲜活的现实世俗生活中，体味、思索世俗人情和感性欲望的合理意义，充分肯定也积极追求世俗的生活、独立的个体和自由的个性。李贽就公开宣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明周应宾《识小编》引李贽语)这是对当时神圣的理学思想的“亵渎”，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当时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这类赤裸裸的人性论主张，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猛烈冲击。新思想的曙光激发着人们的热情和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与追求，因此，伴随着对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戏曲创作中也出现了一股浪漫思潮：高张“情”帜，打破传统，反抗秩序，表现出“情”对“理”的反抗。争取自由爱情的斗争是个性解放的第一阵春风。汤显祖的《牡丹亭》就以火一般的热情描写了杜丽娘对自由个性矢志不移的追寻，出生入死，撼人心魄，宣扬真情的神圣和超越生死的力量，典型地高扬起鼓荡于这阵春风中的一面旗帜，表现出“情”对“理”的挑战和反抗。

作为“至情”化身的杜丽娘为了追求美好而纯真的爱情，乞乞以求，一往而深，至出生入死，起死又回生。这一异乎寻常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示了对人的感性情欲、自我生命的追求，以及“至情”那超越生死的奔突力量，其表征是对“理”的冲突、反叛。这种追求力量与那“理”的严整秩序是格格不入的。它深刻地展示了爱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与束缚人们身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即“情”与“理”的冲突。杜丽娘的冲突对象实质上是“理”所构建的严整社会秩序，是沉淀于社会心理深层的牢固传统意识。应予注意的是，这种“情”与“理”的严重对立、冲突，《牡丹亭》没有在现实人世中予以展现，而是把它放置于一个超越现实人世的怪诞幻境中进行展现，即所谓“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1](《牡丹亭记题词》)。就在这个异乎寻常的过程中展现了“情”与“理”的对立冲突和杜丽娘追求理想的全部“至情”力量。

也正是因为杜丽娘的这种“至情”没有在现实环境中与“理”进行至深至烈的冲突，所以“至情”的呼号一旦从理想的幻境中返回现实人生，就显出手足无措的彷徨与迷惘，最后那于现实中铸造就的根深蒂固的“理”的意念重又于内心深处泛起：

[旦]姑姑，奴家死去三年。为钟情一点，幽契重生。……数日之间，稍觉精神旺相。

[净]好了，秀才三回五次，央俺成亲哩。

[旦]姑姑，这事还早。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

……

[生]姐姐，俺地窟里扶卿做玉真。

[旦]重生胜过父母亲。

[生]便好今宵成配偶。

[旦]懵腾还自少精神。

[净]起前说精神旺相，则瞒著秀才。

[旦]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生]日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则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又会起书来。

[旦]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1](第36出“婚走”)

为追求理想而冲击“理”的秩序的杜丽娘，在此却明确地维护起那个秩序了。丽娘的行动在幻境与现实两间的反差表现，让我们看到在她反叛行动中脖颈上那隐约晃动的枷锁和前行身影中的拘泥步态。丽娘虽然拥有冲破一切的“至情”力量，最终还是想争取父母对她的婚姻的承认，并鼓励柳梦梅去获取功名富贵，以争得社会规范的支持与承认。此时，那经过了多少努力和追求才获得清醒认识的“情”已彻底地向“理”屈服、回归了。所谓“鬼可虚情，人须实礼”，正反映出杜丽娘的“至情”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气馁。可见，丽娘自身的追求和完善是被圈定在封建秩序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她在肯定主体自身的追求和完善的同时，也求助于“理”所构建的社会功能和规范，还未能完全摆脱那个社会所信奉的正统观念和礼义规范。

而且，“鬼可虚情，人须实礼”也反映出杜丽娘面对现实时对自己的“情”的不安。她努力寻找现实秩序规范对其感情的支持，并为此而努力踏上那个社会中一个闺阁女子习惯、稳妥而又安全的道路，如此才能让自己感到心安理得。于是乎，柳、杜的婚姻落入了“奉旨完婚”的熟烂窠臼；个性自由的追求步入了“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1](第39出“如杭”)的旧途。这种大团圆的情节模式与杜丽娘的人性觉醒及反传统、反模式的爱情追求是极不谐调的。传统的情节模式、大套路——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大小登科，一家团圆——是与守规范、喜模式的风气相适应的，也为当时众多作家所喜用。这是同讲究规范、严守法则的传统艺术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

中国古典文艺中的赋、诗、词、曲无不有谨严的结构形式，作家只能在这些规范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艺术思维方式根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追求社会关系的秩序化和人伦关系的规范化，思想统一，和而不争，才能有利于巩固政治。审美意识上则倾向于中和之美。理学所构建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也极为关心封建伦常秩序、等级体制的实现[2](《宋明理学片论》)。这种大团圆的情节窠臼客观上间接地表现出对“理”所建构的等级森严秩序的维护。所以，尽管杜丽娘的“至情”锋芒毕露，含茹着激情，却并未超出传统的伦理秩序，以及对这种秩序间接的维护形式。这种“至情” 与规范的格格不入反映出情的冲击在面对现实秩序时的无奈、迷惘，反映出杜丽娘挣脱传统束缚而终又回落于束缚之中的必然心灵轨迹。

“情”的张扬是自由和个性的象征，是充满生命力的、积极的，它强调的是狂飙突进，对秩序的冲击和迸毁。这种情的激扬、狂放与过分的规范森严、整饬一致是不相宜的。自由、热烈、奔放的情的抒发与表现在考虑如何融进严整的表现方式时必然会削弱它的热度和冲击力，所以把这种激荡纳入平稳严整的情节结构模式，就在尖锐对抗冲击中形成了对“理”的缓冲，从而削弱了对“理”的世界的冲击力。可见，这个相对于整个规范来说的偶发变异，是在有序的规范中发生的。在这个极具普遍力量的规范中，“情”的冲击和热度在与那些严整的规范周旋的过程中最终被消耗殆尽。

二

幻境与现实的对立冲突，是汤显祖对理想的赞美，对现实的挣扎与反抗，但也正是这对立冲突，隐含着汤被“理”深深束缚的心态以及由之而来的困惑。

在汤一生的奋斗过程中，总是一边眷恋着“君恩未报难高隐”[3](p263)(《送王侍御以论耿公归蜀，侍御故吉州人》)，吟唱着“云阁寸心终未绝”、“萎蕤意气复何云，径须垂晚立功勋”[3](p333)(《送刘玄子使归》)；一边却又不断地感叹“人间惟有遇天难”[3](p527)(《达公忽至》)，而要“便作羽毛天外去，虎兄鹰弟亦无多”[3](p788)(《恸世》)。激情与消沉、梦幻与现实的冲突一直未在他心中停止过。他在《牡丹亭》中描写出杜丽娘在虚境和现实两间的巨大矛盾：一方面是丽娘在虚幻世界里任自己的情流飞泻、爱火沸燃；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丽娘老成持重、知书识礼的闺秀，“不向人前轻一笑”，还魂之后，谈及与柳的婚姻，念念不忘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耿耿于怀的是夫婿的状元及第。这种矛盾在汤的身上也存在。他在让丽娘为爱情东奔西突的过程中无法为她找到一个更为理想的归宿，只好在现实秩序中为她寻觅一个自己认为合理谐礼的稳妥结局，并由这个安排而心安。杜丽娘那“情”的奔突力量在现实中的无奈处境，包含有汤显祖对其所信仰的“至情”的淡淡幻灭感。而这种幻灭感在他后来的《南柯记》、《邯郸梦》中弥漫尤甚。《南柯记》表达了“不须看尽鱼龙戏，浮世纷纷蚁子群”的人生虚幻观念；《邯郸梦》把人世上的所有“宠辱得丧、生死之情”都归之于梦幻，最后归结于“梦死可醒，真死何及”[5](p1262)(汤显祖《邯郸梦原叙》)的禅家偈语。“二梦”再也没有《牡丹亭》中那充满蓬勃生机的花卉春光，失去了昂扬向上的生命意识了。

更可注意的是，汤显祖在具有了进步的人性观念的同时，头脑中还滞留着很多传统伦理观念。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清晰地表达了他对戏曲功能的观点：

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此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3](p1127)

汤显祖在此公开宣称，戏曲应当为完善三纲五常，为维护封建教化服务。他还在《南柯记》中大谈女性的“三从四德”：“夫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而从子。四德者，妇言、妇德、妇容、妇功。有此三从四德者，可以为贤女子矣。”[4](第5出“宫训”)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所推崇的节妇义夫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典范。他在打破传统规范，撕扯伦理人格典范的同时，也想树立起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和典型，但在现实中一时又找不出。茫然四顾之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占了上风，原已模糊的影像又日渐清晰了。于是，当杜丽娘还魂回生后以“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原则声明婚姻“必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遵礼守德的封建贤良女子被一度为汤所恶鄙、冲击的封建伦理规范成功地制造出来了。

“理”所构建的占统治地位的人的观念，极端主张压抑人的自然欲望，扩张人的伦理规范，引导人们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积极寻求自身欲望的合理满足，简言之：以“理”制“情”。这种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封建专制统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也普遍地、顽固地浸淫着封建时代人们的心理，使得人们的理想人格潜移默化地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就连徐渭、唐寅这样的狂狷之士，也写过节妇诗。由于这种因素的存在，在以情抗理的激烈冲击中，也就时断时续地隐存着不少缓冲地带。所以，“情”与“理”的强烈冲突和尖锐对立，在《牡丹亭》中并未得到长久的持续。就在汤显祖秉持“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3](p1127)的原则构建理义中包含着性情的节妇义夫的过程中；在显示对“情”高度张扬同时也对传统伦理观念心许默认的过程中，杜丽娘也就慢慢地消融在“情”“理”合一的框架中了。三

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儒学为中心的整个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稳定性的有序集合体，它具有极为充分的缓冲性、柔韧性。在较长的历史长河中，从老庄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悖乱、逆反、奇狂的行为和意识，对这个有序的集合体产生了不绝如缕的撞击，但都被这柔韧的集合体慢慢地消融化解。许多狂狷之士终其一生徜徉、拘囿于这个有序严整的集合体中，很多的意识、思潮也就如流星般闪现一时，最终以偶然的变异被消解，取得了和这一集合体的和谐与统一。

封建秩序在注视那些奔发的变异的同时，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消融，封建伦理道德继续潜移默化地发散、薰陶乃至积淀于民族心理中，成为人们一种意识的理念模式，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牡丹亭》乃至晚明爱情传奇对“情”的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就拖曳着沉重的封建道德的重负；对一种人格的认定和评判，还是没有脱离封建伦理道德的参照系。于是，本应在人的性格中发生冲突的世俗人情和封建理念，在晚明传奇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上却获得了完美的和谐与统一。他们也醉心于这些和谐与统一。因为他们于前行路上瞻前顾后的步态中以及对理的妥协中，能让抑制的冲动获得暂时的释放，为情绪的平衡与中和创造条件，从而为能与传统伦理呼应而获得一种放松感和安适感。

这样一来，他们就牺牲了经过多少寻觅和抗争才获得的对“情”的鲜明认识，而去接受了严整模式对情的框定和挤压，如此换来了“情”与“理”的和谐统一。于是出现了“性情者，理义之根柢也”[5](p1357)（陈洪绶《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序》）、“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3](p1127)（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天下之贞女，必天下之情女”[5](p1353)(孟称舜《贞文记题词》)等观点。依此观点，出现了倡人欲而达天理的理想人格典范和众多遵礼守义的节妇义夫。

在这由“情”帜高扬而又渐趋萎缩的过程中，有剧作家由于头脑中难以抹去的传统底色而自我的瓦解和贬抑，也有极其稳定的传统意识的侵蚀和消解。因此，在“情”、“理”一度极烈对立之后，终于融汇为一，这是对封建意识的又一次复归，是以肯定和追求世俗生活、独立自由个性为表征的狂飙突进思潮的失败，是超稳定封建文化结构的自我调整和又一次销融成功。于是，负载着自由、个性等浪漫思潮的《牡丹亭》，在一度濒临与“理”所构建的秩序和意识决裂之际，又重新回到传统的正轨上来了。

但毕竟《牡丹亭》中由“情”所崩发的冲天火焰照亮了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鼓荡起了人性的新鲜空气，让众多呻吟于“理”的桎梏中的人们感到了自己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活力；让迷失于“理”的黑暗中的痛苦灵魂找到栖息之地。“当日困于封建礼教，身受爱情苦恼的青年男女们，一旦看到这种作品，觉得只要情真，梦中可以找安慰，死了可以复活，这对于被封建礼教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青年男女，在这一种作品的艺术感染上，正可疗治他们精神上的创伤，解放他们潜意识中的苦闷。”[6](p1004－1005)

它虽最终被“理”熔解掉，但热切的灵魂从未终止过对这一次人性觉醒呼声的回应①。

注释：

①清代的戴震、谭嗣同曾满怀悲愤地控诉了宋明理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的损伤。戊戌以来，从到邹容、宋恕，从陈独秀到吴虞、胡适，从鲁迅到巴金、曹禺，无论是《狂人日记》是《家》，也无论是巴金的《家》还是曹禺的“家”(《雷雨》)……都充满了战斗激情，都是以反理学作为基本主题的。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宋明理学片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3]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汤显祖．汤显祖戏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9．

[6]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第二篇：昆曲《牡丹亭》中的植物介绍

昆曲《牡丹亭 游园》中的植物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牡丹亭》，因为在最近这几年中，青春版、厅堂版的《牡丹亭》演出了很多次；大家可能也知道杜丽娘，这样一个美丽的太守之女，她的生死缘起都因为一个梦。其实，她做梦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她家的后花园。杜丽娘长到十六岁，竟然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家的后花园，因为父母对她管教甚严，除了让她勤习女工，又请来一个腐儒陈最良教她读书。

但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杜丽娘读着“关关雎鸠”，“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她的青春突然间觉醒了。这样的一怀愁绪去哪里打发呢？小丫鬟春香告诉她：咱们自己家就有一个大园子，去看看吧。这一去，杜丽娘才猛然惊觉，就在几步之遥的自己家的后花园中，这一片春光，已经对她闭锁了十几年！她不禁叹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其实，人人心里都掩映着一片园林，无非被一扇无形的门遮挡着。如果你真的推开这扇门，虽然那可能是一扇吱吱呀呀的门，你好久没来过了，但是你只要打开一道缝，一眼望去，你便会看到许多以前不曾留意的东西，许多真正契合于内心的东西，许多属于梦想的东西。在杜丽娘家的花园中，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牡丹亭 游园》。

一菱花

（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

这里的菱花指的是背面雕刻有菱华纹饰的仿古铜镜。在植物界中菱为菱科菱属，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原产中国。《齐民要术》中已有关于种芰（菱的古名）法的记载。中国中南部，尤其是江苏、浙江两省的栽培面积较大，集中分布于太湖流域。菱别名芰实、菱角、龙角和水栗，起源于中国南方及亚洲、非洲的温暖地区，分布很广，但在多数国家和地区为野生状态，只有中国和印度进行栽培利用。菱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目前中国栽培面积超过100万亩，是水生蔬菜中种植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种类。

形态特征：果实为坚果。果皮革质，绿色或紫黑色，内含种子1粒，子叶一大一小，以小柄相连。发芽后初生真叶为狭长线形，先端2～3裂，称菊状叶；茎蔓达到水面时形成正常叶，呈菱形，叶柄长，中部有浮器，组织疏松，内贮空气，飘浮水上。胚根发芽后很早就停止发育；但次生根发达，其中近土壤茎节上着生的须根，是菱吸收养分的主要器官。茎各节上的叶状根，含叶绿素，可行光合作用，兼有吸收功能。菱茎出水后，节间缩短，叶近似轮生，形成盘状，直径约33厘米，生叶约40～60片。菱花自叶腋中由下而上依次发生。花单生，白色，萼片、花瓣、雄蕊各4枚，子房2室，仅1室发育成种子。染色体数2n=36。等片发育成菱的硬角，按角的有无和数目分为无角菱、三角菱和四角菱。嫩果色泽为青、红或紫色，老熟后硬壳成黑色，果肉乳白色，食用部分为种子的肥厚子叶。

二 杜鹃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

杜鹃花十分美丽。管状的花，有深红、淡红、玫瑰、紫、白等多种色彩。当春季杜鹃花开放时，满山鲜艳，像彩霞绕林，被人们誉为“花中西施”。杜鹃花通常为5瓣花瓣，在中间的花瓣上有一些比花瓣略红的红点。杜鹃花的生命力超强，既耐干旱又能抵抗潮湿，无论是大太阳或树荫下它都能适应。根浅，分布广，能固定在表层泥土上。最厉害的是它不怕都市污浊的空气，因为它长满了绒毛的叶片，既能调节水分，又能吸住灰尘，最适合种在人多车多空气污浊的大都市，可以发挥清静空气的功能。通常在春、秋两季开花。杜鹃花的代表种，就是俗称的“映山红”。它几乎遍布长江流域各省以至云南、台湾丘陵和山地上的疏林或灌木丛中。杜鹃漏斗状的花有酸味，可当水果吃，但一次食用不能过多，否则会引起鼻出血。形态特征：落叶灌木，高约2米；枝条、苞片、花柄及花等均有棕褐色扁平的糙伏毛。叶纸质，卵状椭圆形，长2—6厘米，宽1—3厘米，顶端尖，基部楔形，两面均有糙伏毛，背面较密。花2—6朵簇生于枝端；花萼5裂，裂片椭圆状卵形，长2—4毫米；花冠鲜红或深红色，宽漏斗状，长4—5厘米，5裂，上方1—3裂片内面有深红色斑点；雄蕊7—10，花丝中部以下有微毛，花药紫色；子房及花柱近基部有糙伏毛，柱头头状。蒴果卵圆形，长约1厘米，有糙伏毛。花期4—5月，果熟期10月。为酸性土指示植物。叶含黄酮类（杜鹃花醇）、三萜成分、乌苏酸。

三 荼蘼

（那荼蘼外烟丝醉软、是睡荼蘼抓住了裙钗线）： 荼靡产于我国，又名彼岸花，现在较少人知道，但它在古代是非常有名的花木，《群芳谱》上说，“色黄如酒，固加酉字作„酴醿‟”。陆游有诗：“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对酴醿的评价是很高的，亦由此可知酴醿花在我国很多地方能种植，也不太少见。诗人杨万里却不喜欢将酴醿与酒联系在一起，有诗云：“以酒为名却谤他，冰为肌骨月为家。”诗人常感情用事，晁无咎甚至说酴醿应该取代牡丹为花王。宋代王琪《春暮游小园》中有“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夭棘出莓墙。”这一句在《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中也是麝月抽到的花笺上所提，曹公以此暗示人物的悲剧命运。《牡丹亭》杜丽娘游园中有“那荼蘼外烟丝醉软”的唱词，暗示她刚目睹春天的美丽，便将要郁郁寡欢而死的悲剧。本科根据花萼、花筒、雌蕊的心皮数目，子房位置和果实类型分为四个亚科：绣线菊亚科、蔷薇亚科、梅亚科、苹果亚科。

形态特征：落叶或半常绿蔓生小灌木，攀缘茎,，茎绿色，茎上有钩状的刺，羽状复叶,有五片椭圆形小叶，上面有多数侧脉，致成皱纹。初夏开花，夏季盛放，花单生，背面被柔毛，托叶与叶柄贴生，全缘。伞房花序。花白色，有芳香。果近球形，深红色。花期4-5月，果熟期9-10月。荼蘼色香俱美，其藤蔓若以高架引之，可成垂直绿化的优良观赏花木，以地下茎繁殖。栽培供观赏。四 牡丹

（那牡丹虽好它春归怎占得先）：

牡丹，又名洛阳花，原产于中国西部秦岭和大巴山一带山区，现在这一地区尚有野生单瓣品种存在。牡丹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生长缓慢，株型小，株高多在0.5～2米之间；根肉质，粗而长，中心木质化，长度一般在０.5～0.8米，极少数根长度可达2米。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而且品种繁多，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长期以来被人们当做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牡丹以洛阳、菏泽牡丹最富盛名。

形态特征：根系肉质强大，少分枝和须根。株高1-3m，可达2m，老茎灰褐色，当年生枝黄褐色。二回三出羽状叶，互生。花单生茎顶，花径10-30cm，花色有白、黄、粉、红、紫及复色，有单瓣复瓣及混合瓣。牡丹的分辨方法很多，按株型可分为直立型、开展型和半开张型；按芽型可分为圆芽型、狭芽型、鹰嘴型和露嘴型；按分枝习性可分为单枝型和丛枝型；按花色可分白、共、粉、红、紫、墨紫（黑）、雪青（粉蓝）、绿和复色；按花期可分为早花型、中花型、晚花型和秋冬型（有些品种有二次开花的习性，春天开花后，秋冬可再次自然开花，即称为秋冬型）；按花型可分为系、类、组型四级。四个系即牡丹系、紫斑牡丹系、黄牡丹系和紫牡丹系；二个类即单花类和台阁花类；二个组即千层组和楼子组；组以下根据花的形状分为若干型，如单瓣型、荷花型、托桂型、皇冠型等。牡丹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生长缓慢，株型小，株高多在0.5～2米之间；根肉质，粗而长，中心可分木质化，长度一般在0.5～0.8米，极少数根长度可达2米；根皮和根肉的色泽因品种而异；枝干直立而脆，圆形，为从根茎处丛生数枝而成灌木状，当年生枝光滑、草木，可分黄褐色，常开裂而剥落；叶互生，叶片通常为二回三出复叶，枝上部常为单叶，小叶片有披针、卵圆、椭圆等形状，顶生小叶常为2～3裂，叶上面深绿色或黄绿色，下为灰绿色，光滑或有毛；总叶柄长8～20厘米，表面有凹槽；花单生于当年枝顶，两性，花大色艳，形美多姿，花径10～30厘米；花的颜色有白、黄、粉、红、紫红、紫、墨紫（黑）、雪青（粉蓝）绿、复色十大色；雄雌蕊常有瓣化现象，花瓣自然增多和雄、雌蕊瓣化的程度与品种、栽培环境条件、生长年限等有关；正常花的雄蕊多数，结籽力强，种籽成熟度也高，雌蕊瓣化严重的花，结籽少而不实或不结籽，完全花雄蕊离生，心皮一般5枚，少有8枚，各有瓶状子房一室，边缘胎座，多数胚珠，骨果五角，每一果角结籽7～13粒，种籽类圆形，成熟时为共黄色，老时变成黑褐色，成熟种子直径0.6～0.9厘米，千粒重约400克。

牡丹由野生变家种后，因环境条件变化及人工不断地选育和栽培，除花色、花型、花期早晚有变异外，而且在株的形态、根的长短、粗细、叶的色泽、形状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异。

五 芍药（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 芍药，别名将离、离草、婪尾春、余容、犁食、没骨花、黑牵夷、红药等。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虎耳草目 芍药科芍药属芍药亚种。原产中国以及亚洲北部。被列为中国六大名花之一。芍药不仅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更有相当重要的药用价值。芍药因其花形妩媚，花色艳丽，故占得形容美好容貌的“婥约”之谐音，名为“芍药”。中国栽培历史悠久，早在《诗经》郑风篇目中便有“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古代男女交往，以芍药相赠，表达结情之约或惜别之情，故又称“将离草”。唐代诗人柳宗元及宋代诗人陈师道均谱写过生动的、让人回味无穷的咏芍药诗篇。

形态特征：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它的主根肉质，粗壮，纺锤形和长柱形，粗0.6－3.5厘米，浅黄褐色或灰紫色混合芽，丛生在根颈上，肉质，水红色至浅紫红色，也有黄色的，外有鳞片保护。芽的长短、大小依孕芽至萌芽时间，逐渐增大由根部簇生，高约50-110厘米，草本，茎基部圆柱形，上端多棱角，有的扭曲，有的直伸，向阳部分多呈紫红晕。二回三出羽状复叶，长20-24厘米，小叶有与椭圆形、狭卵形、被针形等，叶端长而尖，全缘微波，叶面有黄绿色、绿色和深绿色等，叶背多粉绿色，有毛或无毛。形状有圆桃、平圆桃、扁圆桃、尖圆桃、长圆桃、尖桃、歪尖桃、长尖桃、扁桃等数种。外轮萼片叶状，内萼片3枚(有时增至7枚），绿色或黄绿色，有时夹有黄白条纹或紫红条纹，倒卵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一般独开在茎的顶端或近顶端叶腋处，也有一些稀有品种，竟是2花或3花并出的，花大，直径可达10-20厘米；原种花，外轮萼片5枚，绿色，花瓣5－10枚，白色或粉红色；雄蕊多数，心皮4—5枚，无毛；花色有白、黄、绿、红、紫、紫黑、混合色等多种。2-8枚离生，呈纺锤形、椭圆形、瓶形等，光滑，有小突尖。黑色或黑褐色。每枚有1-5粒。种子呈圆形、长圆形或尖圆形。

以上即《牡丹亭 游园》中所提到的所有的植物，尽管种类较少，但是基本代表了中国古典庭院中经典的观赏植物,植物是最为干净纯洁的事物了，有诗人曾经说过：纯洁得如银碗里盛雪一般的心。但是太阳一出来，银碗里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碗污水罢了。花朵才是大自然最为纯洁的事物。

第三篇：昆曲《牡丹亭》之人物造型灵感引发思考

昆曲《牡丹亭》之人物造型灵感引发思考

【摘 要】昆曲《牡丹亭》是戏曲界的经典之作，无论是戏曲的色彩、戏曲的元素，包括浪漫的爱情故事情节本身都是令人神往的。而现代服装品牌“吉承”，在服装设计和品牌发布上，能将古典的戏曲元素作为灵感来源，在国际化时装发布平台上宣扬昆曲戏曲文化，可谓是中华元素引领流行时尚的风向标。

【关键词】牡丹亭；戏曲人物造型设计；时装国际化；中国元素

中图分类号：J82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77-01

传统与时髦并不冲突，中国独立设计师吉承于伦敦发布了2014春夏高级成衣系列――牡丹亭，并有雅诗兰黛作为独家彩妆支持，可谓是以《牡丹亭》之人物造型为灵感来源，继承传统文化，而又不拘泥于此，将中国元素与优雅、嬉皮混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以《牡丹亭》为灵感来源的服装设计意蕴

春夏系列“牡丹亭”，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昆曲《牡丹亭》。整个系列，宛若一场经典绝美的爱情篇章，弥漫着浪漫唯美的气息，黛绿青玉胭脂的色彩运用，描绘出一幅芳菲的春色美景。而在面料及剪裁上处处渗透着现代气息：精细的立体绣花、炫丽的阔形腰封、创新的多层约克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整个系列借用花似锦、人如水的轻柔之美。设计师吉承一贯在面料处理上精雕细琢，善于将繁复的传统手工艺用与众不同的手法重新创作。而在本季时装发布会上，设计师采用了多层约克褶的经典技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艺方式，需要手工和机器配合将面料穿线打褶再进行高温定型，设计师苛求从平面到立体每个过程都不留瑕疵，令褶皱呈现出精致的奢华美感。为了配合本季别致的面料，设计师特别设计了两款传统的中国图案作为组合，回环贯彻，一切通明的“窗格纹路”和寓意海纳百川的“海水龙纹图型的提花效果”，并结合柔美现代的色系，最终呈现出独具东方美感的现代作品，成为本系列的点睛之笔。

二、以《牡丹亭》为灵感来源的化妆设计意蕴

《牡丹亭》的服装华美艳丽，妆容上虽然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妆面，但是却采取了简约的线条和简单的色彩晕染来烘托氛围，不与美服争艳，用轻灵细腻的笔触把人物的内心情绪一层层呈现烘托，顾盼之间，清丽悠远。”

在底妆上，选用水凝润颜粉底液1：1混合特润修护精华露，打造出更为润贴透亮的底妆效果。为突显古典美人的白皙感，化妆师使用了密集焕白粉饼和花漾腮红高光色来完成整个底妆。轻压美白粉饼于肌肤上，再用高光色腮红在额头、颧骨、下巴的高光点部位适当着粉，避免整个脸部因整片的白色运用过于平面而立体感缺失。

在双眉的处理上，在传统黛眉的基础上稍作改良，先以黑色眼线笔勾勒出双眉的轮廓，再用眼线膏在中间处加强，令双眉更富立体感。

时装版牡丹亭的眼、唇妆独具一格。不刻意强调眼线，选用五色眼影，从外眼角起笔晕染，和上眼角、下睫毛上扬的弧度相吻合，营造出充满古典气息的灵动眼眸。用同一种颜色利用深浅的晕染过渡，可以呈现出自然而富有立体层次的深邃感。

而在唇妆上，根据女主人公不同时期的状态，唇色上尽情渲染。初情期的懵懂少女，唇妆粉嫩可人；为人妇的娇艳，恰如正红的唇色，妩媚热情；和情郎分离时，唇色转为深红浓郁，类比于心境的凝重。

三、以《牡丹亭》时装发布会引发中华元素国际化的思考

外国人是不太容易理解中国元素的，对他们来说，东方文化是很神秘的，而如何呈现出时尚而现代的艺术表达方式，让他们更加容易理解中国传统经典，就必须通过像吉承这类的设计师来创新与传承。这就意味着中华元素要走向国际化舞台，不能只是固守传统，但又不能薄于传统，通过西方形式美设计语言来表达中华文化。使昆曲或其他戏曲形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发挥价值，达到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目的，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中国元素服饰美感获得认同，并且使中国元素服饰成为引领国际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带动品牌企业打入国际化市场，促进品牌消费，增加品牌附加值。而实际上，中国元素只有通过中国本土设计师去表达，才能触摸到、体会到最深处的意蕴。但目前，对于中国很多品牌来说，国内的企业还不够重视。只有将服装设计师送往国外进修学习，或是加强国际交流，才能更好地表达中国文化与国际的共通性。目前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却在被动地接受纯西化的服装观念，多多少少也是在浪费着博大精深的中国精神的宝贵资源。所以，中国设计师将来的创作方向，还是要在满足基本可穿性的同时，还要在艺术表达上不断注入中国经典元素，深入发掘优势。而在产品之外，品牌理念和品牌运营上也要借鉴国际化的运作模式，使具有中国元素的服装品牌在的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吉承这一服装品牌的首席设计师吉承就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优秀设计师，她不仅将中国原创设计形成自建品牌，还在国际舞台上力推中国文化，扩大国际关注度，还吸引了像雅思兰黛这样的国际化化妆品公司联盟发布时装秀，在纽约时装周上可谓算是中国风格形成国际品牌的典范。

作者简介：

高 月，女，汉族，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实用艺术系教师。

第四篇：帮助他人自杀案件中的法理与情理

帮助他人自杀案件中的法理与情理

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并不少见，在各国中都有发生，不同的国家对待帮助自杀行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同一个国家对待帮助自杀的案件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其发生在思想行为较为传统的中国还是发生在现代思潮更为浓重的西方国家，都会引发人们对这种行为违法性以及量刑问题的讨论。下面这个案件就恰好说明了法理与情理的冲突与平衡。

唐新农，江苏省人，2003年来到苏州某纱厂打工。2007年8月，老板家狼狗咬伤人，老板便支使唐新农将狗杀死。杀狗过程中，唐新农为恶犬所伤。唐新农没当回事，用清水冲洗伤口后草草了事。当天夜里唐感到被狗抓伤的手背隐隐作痛，第二天肩膀出现疼痛症状。唐新农以为是肩周炎犯了，便找来风湿解痛膏贴在肩膀上。疼痛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加重，唐新农遂回老家治病。

2007年8月17日唐新农回到家中，被家人送至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但唐新农坚称只是肩周炎，拿了止痛药后便回到家中。当天晚上，唐新农病情加重，出现抽风现象。家人再次将他送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其病情很像狂犬病发作症状，并从唐新农口中证实他曾被犬只咬伤。唐新农被安排到了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进行狂犬病确诊，结果为其患狂犬病。

唐新农知道据死亡已近无力回天，便自行拔掉医疗器械，坚持回家等死。唐新雨、唐新海为唐新农两个弟弟见无法说服大哥唐新农，知道将其留在医院也是徒劳，便打电话通知了3个姐姐，然后于8月18日凌晨5点前后租了辆车将唐新农送回老家。回到家中后唐新农向儿子唐加伟交代了后事，并与亲人一一道别，之后便以疾病传染人为由要求亲属离开。唐新雨和唐新海把家人们都送走，然后回到唐新农身边，发现他已浑身直冒冷汗。唐新农央求两个弟弟把他送到南小屋吧，称其在那里了结自己。唐新雨和唐新海兄弟含泪答应了大哥的请求。在南小屋，唐新农先叫唐新雨将他锁在屋里等死，后来怕经受不了病痛折磨，便让唐新雨帮他自杀早点结束痛苦。唐新雨和唐新海不忍大哥自杀，苦劝他不要绝望，但唐新农坚持称自己痛苦难当，要求唐新海唐新雨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帮助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唐新农边说，边让唐新雨用绳子帮他上吊，又让唐新海到屋外把守不让他人靠近。唐新雨流着泪一再央求，不要自杀，想让唐新农让自己离开。但唐新农却一再要求看在兄弟一场的分上帮帮他。并且说只要帮他把绳子挂到梁上就行。见大哥一阵紧似一阵地抽风，且脸色越来越难看，唐新雨按照大哥的话办了……唐新农便让唐新雨出了南小屋，挣扎着把门关上。

东海县殡仪馆工作人员在实施火化操作时，发现了死者脖子上的缢痕，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即传讯了唐新雨、唐新海，此案很快告破。鉴于犯罪嫌疑人唐新雨、唐新海与死者唐新农是兄弟关系，又是应死者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二人犯罪的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害人的子女也明确要求对二人从轻处罚。当地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的唐氏兄弟作出了从轻判决。

帮助自杀，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每当出现一起涉及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法理于情理的冲突。

一方面，人的生命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惩罚。但是，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简单的等同于故意杀人行为，不能不分情况的一律按照故意杀人处罚。

有种观点认为，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应全部按照故意杀人罪来处罚。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罚时必须满足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行为仅指实行行为，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符合间接正犯要件时，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还有种观点认为全部的帮助他人自杀行为都不应受到刑罚处罚。理由是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应受到刑罚处罚。在我国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不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并不符合刑法规定的任何一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这类行为不是犯罪，不处罚。

上述两种观点是在传统限制正犯概念的体系下所作出的解释结论。这种正犯概念认为，以自己的身体动静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是正犯，如果对于构成要件的实现仅仅具有因果关系，而非亲自实施，不能称为正犯，只能视为共犯。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中的帮助行为既非构成要件的行为，帮助犯也未亲自实现构成要件，因此，帮助犯即非正犯。如果贯彻“实施构成要件者方予处罚”的原则，则帮助者无处罚的根据。然而立法上有处罚帮助犯的规定。按照限制的正犯概念的理解，正犯与帮助犯在本质上显然不同，因而必然产生如何区分的问题，同时，正犯因为是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者，其可罚性不言自明，但帮助犯则为非构成要件行为实施者，因此，必须对帮助犯的可罚性做出合理性的说明，即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通说提出了共犯从属性原则，即正犯所实施之行为具有侵害法益之显在的、现实的危险性，而帮助犯所实施的行为，则仅具有侵害法益之潜在的、一般的危险性行为，因此，当共犯行为存在时，由于尚未具有值得处罚未遂犯之显在的、现实的危险性，必须等待正犯着手犯罪之实行后，始具有处罚未遂犯之可罚性。也就是说帮助犯的成立基础从属于正犯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行为，相应的，其违法性也从属于正犯的违法性。

也就是说，在这种体系下，只有亲自实施构犯罪要件的行为即实行行为的人才是正犯，教唆或者帮助他人或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都不是正犯；帮助犯的违法性及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当正犯即实行者的行为欠缺违法性和处罚根据时，帮助犯的行为也不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所以，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就因自杀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而不受处罚，除非这一帮助行为可以评价为类似正犯的“间接正犯”，或者刑法直接规定这种帮助行为等同于实行行为，并且规定有帮助自杀罪，否则就不能构成犯罪。

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在一个普遍接受了的前提下，一种行为被演绎为非违法犯罪行为，但这种行为在事件中又是被刑罚处罚的。就如唐新农案件中，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得帮助行为因为哥哥的自杀行为在刑法上根本未被规定为犯罪，就不具有违法性和处罚依据；然而司法实践中，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却被处以刑罚处罚。原因何在？

我认为，一个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刑罚处罚不单单局限于一种规范，或者说不能拘泥于现行体系，而应该考察这种行为在自然意义上是否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法律是最低层面的道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绝对）违背一般伦理道德的行为也势必触犯法律，如偷盗行为为道德所不齿，刑法规定有盗窃罪；杀人放火被道德所唾弃，刑法亦规定有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就现在的中国而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或多或少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所约束，不管这种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日积月累被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而然的认可，还是在封建时代统治者有意灌输于人们心中，现有的道德体系都无时无刻不维持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如是所云。可见自古以来故意损伤身体发肤行为为道德所不齿，自杀行为就更加违背了道德上的要求，帮助他人自杀便带上了“助纣为孽”的色彩。虽然这种结论是在现在已有些淡化的道德层面得出的，但从这种自然意义上来说处罚这种行为虽不如处罚直接的故意杀人来的“有根有据”，却绝不是妄加施刑。

再考察法条，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可以看出任何人的生命都受法律保护而不能被非法剥夺，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一切故意非法使他人的生命陷入危险状态或者造成死亡的行为都是故意杀人行为，其中包括直接或者间接的杀人行为以及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在法理学上有自然主义解释和规范主义的解释，如果采用规范主义的解释那么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也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上面的行为都是从积极主动地导致他人死亡的事实的角度考虑的。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帮助他人自杀行为，帮助自杀行为可以分解为帮助行为和放任行为两个行为。帮助行为使得自

杀者有条件实施自杀行为而使生命处于一种陷于死亡的危险状态；帮助者则因为其帮助行为而具有排除这种危险状态的义务，这是一种由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帮助者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结果即将发生，然而既然帮助杀人案件得以发生就说明帮助者未履行这种义务，主观上放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针对于帮助者就应当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

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考虑，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都应当周到刑罚处罚。但在量刑方面，我认为帮助自杀行为不一定要按照故意杀人的法定刑来量刑。一方面的原因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理由是除却了法理，世界上还有情理，但不是私情，而是人本之情。

帮助他人自杀的情况大多是在自愿放弃生命之人的请求下发生下发生的，自愿放弃生命的人或出于极度痛苦，或出于极度无助，又或者是自己在心理上难于结束自己的生命才委托或求助于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中，自杀者和帮助者之间或近或远的都会有感情上的联系，或者是亲属，或者是邻居朋友，在帮助他人自杀之前一定又会进行劝阻，但这种案件既然出现那么必然是最终自杀者强烈的要求战胜了帮助者苦心的劝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就帮助者主观而言是不希望发生的，主观上上没有恶意，甚至有时是出于好意，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

法律是一种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规范，“法律的制定都不是一帮法学家或者立法会的议员坐在屋子里杜撰出来的”。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是社会习惯，社会习惯便以世俗人情为基础。纵观古代中国的法律，从来不把法与情截然割裂开来。汉代“经义决狱”、“春秋决狱”，唐代“以礼入狱”、“以礼入律”，都体现了法与情的融合。到了宋代，更是把“天理、国法、人情”一并倡导。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就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法律更加关注人情。法律不可能囊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保持稳定性也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西方陪审团制度的缘起就是为了弥补法官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不熟悉。考虑到情理，兄弟二人确实情有可原。

现在回到案件，唐新海受病痛折磨意图自杀，但痛苦难当难以成功，便要求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协助，弟弟二人苦劝无效，便答应了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弟弟二人实施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唐新雨、唐新海与死者唐新农是兄弟关系，又是应死者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二人犯罪的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害人的子女也明确要求对二人从轻处罚，所以减轻处罚也合情合理。所以才会有法院的从轻判决。

第五篇：广告中成语活用的现象研究与思考

广告中成语活用的现象研究与思考

摘要：广告中的成语活用现象既有积极健康的方面, 也有消极不利的因素。成语能在广告中以种种活用的方式与当今社会生活广泛结缘, 自有其必然原因。至于对待因此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唯一应该也能够做的是设法趋利避害。

关键词：广告用语;成语活用;语言规范

广告具有很强的商业性和艺术性，这就要求广告词必须简洁短小、生动趣味、引人注意。“成语是一种固定词组，是精练生动的修

［1］辞性词组的词汇化。”因此它具有结构紧密、形式整齐、表意凝炼的特点，这些特性恰好适应了广告词的创作要求, 因而广告词创作中对成语的运用越来越多。在成语广告中,为了达到宣传商品的目的, 利用一定语境撇开原成语的整体义(比喻义)而回归于成语的表面义, 或更换原成语中的某一字词, 使仿拟后的成语贴近商品信息,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 成语活用”。近年来对成语在广告中的活用现象讨论的文章不少, 但多是从修辞效果或注意事项等角度论述的, 本文讨论了成语在广告词中活用的种类、审美功效以及对成语活用现象的思考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广告词中成语活用的类型

(一)扩展。为了让广告富有创意, 在原来的成语中间插入某些词语, 拉开原成语的结构, 这种用法是扩展。扩展除了可以满足广告词中表意需要外, 还可以使广告在语言形式上达到音节匀称、节奏和谐, 读起来朗朗上口。如：百川归大海，万泉入天磁。（天磁牌磁化杯广告）

这一句广告词在“百川归海”中插入了“大”字, 使得 前后两个分句都是5个音节对称,形成对偶句。

(二)删减。为了使成语与广告词中其它语句在音节、韵律上相配合,因此省去成语中的某一语素, 是删减的用法。如：食龙丰, 万事通。（龙丰方便面广告）

例句中“食龙丰”是3音节，所以将“万事亨通”删减为“万事通”构成了对偶句。

(三)变序。是指根据广告创意改变成语原有的词语顺序。如：行空“天马”, 进入万家。（天马牌游戏机广告）

例句把成语“天马行空”换序后成为“行空天马”, 主要是为了与下句“进入万家”的“家”押韵。

(四)双关。根据成语中有些词语有很多种意思, 或者利用广告想要表达的意思使成语中某些词语的意义产生临时的新的意思, 在成语的读音形式和书写形式都不改变的情况下, 使成语新生的临时意义与原有意义相映成趣, 表达的中心是新的临时意义。如：一“毛”不拔。(某牙刷广告)成语的原义是“比喻某人特别吝啬”, “毛”是指人的汗毛。改变后新的意义是“这种牙刷的刷毛很牢固，一根也拔不下来”。这里的“毛”是指牙刷上的刷毛。新义准确地表现了广告的创意。(五)仿拟。根据广告创意特点,对一个成语进行模仿, 更换成语中某一个语素, 新创出一种与原来成语貌似但内容并不相同的说法, 就是仿拟用法。根据仿拟的特点又可分为3 个小类。

1.谐音仿拟。在进行仿拟时, 更换的语素与原来的语素读音相同, 是谐音仿拟。

如：“骑”乐无穷（某自行车广告）

例句中“‘骑’乐无穷”是仿成语“其乐无穷”而来, “骑”与原成语中的“其”同音。

2.非谐音仿拟。在进行仿拟时更换的语素与原成语读音不同, 只根据表意的需要更换语素。

如：还君一身正气, 两“腋”清风。（某爽身粉广告）

根据广告创意“两‘腋’清风”仿的是“两袖清风”。3.反义仿拟。仿拟后的成语与原成语意义相反。如：一举两“失”, 蚊虫污垢两消失。（某电蚊香广告）

“一举两‘失’”与原成语“一举两得”成反义关系。在具体创作中, 这5 种类型往往是交叉运用的。如：“六神‘有’主, 全家无忧”。

例句的原形是“六神无主”。广告中的“六神”特指六神牌花露水, 原成语中的“六神”指道家所说的人的心、肺、肝、肾、脾、胆6 种器官;广告中的“主”是指买主, 原成语中的“主”是指主意、主见。从这个角度看, 读音和书写形式没有发生改变, 然而却巧合了新旧两种意义, 是运用了双关手法。同时, 原成语是“六神无主”, 而广告中是“六神有主”, 又是反义仿拟。这种综合运用增添了广告辞的趣味性，吸引顾客。

二、广告词中成语活用的审美功效

广告词中成语活用越来越多，正是因为将成语活用在广告词中有许多有利因素。成语在广告创作中的活用, 其审美功效主要有以下3 个方面。

(一)巧妙新颖, 引人注意

广告行业竞争越来越大，广告词要想引起受众的关注，就要求广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成语的活用正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好方法。如“福乐奶粉----百闻不如一试 喝过方知福乐好”、“中国电信———千里‘音’缘一线牵”等, 都是非常好的活用成语的广告。这些广告将成语运用的非常巧妙，在受众已有的成语知识基础上, 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 人们往往对自己知道的事物比较上心，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具有汉民族文化的亲和力

成语多取材于诗文语句、中国古代神话以及民间传说，具有浓郁的汉民族文化风格。反映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广告词消费者更容易接受, 也更具亲和力。从形式上看, 成语的格式多是四字格的, 语言形式整齐, 读出来时音节往往是两两相对, 如“十全/十美”、“一鸣/惊人”、“乐极/生悲”、“春风/得意”等等, 具有对称美。从内容上看, 丰富多彩的成语反映了汉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包括汉民族的哲学观念(中庸之道)伦理道德(尊师重道)、价值观念(舍己为人)、审美情趣(花好月圆)、生活经验(将心比心)无不融入成语之中。正是由于成语有如此浓郁的汉民族文化内涵,使得中国的产品在设计广告时喜欢运用成语,以求与消费者的文化取向保持一致, 达到吸引消费者购买的目的。

(三)语言简短, 音韵谐美, 易读易记

活用成语进入广告词, 语言结构简短, 同时又具有音韵之美的特点。“‘口服’心服”是对“心服口服”的变序运用, 同时把“口服”的意义由“嘴上服气”改变为“从口中饮入”, 构成了多义双关。这样不仅达到了广告所要宣传的效果，而且消费者一下就可以记住。

三、广告中成语活用现象的思考

恰当地活用成语, 能起到积极宣传商品的效果。但广告中活用成语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

（一）广告中活用成语容易让人对成语释义产生误解

有材料介绍, 有些小学生把“ 一毛不拔”解释为“ 很结实”、“ 很牢固”或“ 好棒”等, 究其原因是受广告用语“ 一毛不拔”(梁新记牙刷)的影响。[2]这种现象值得深思。众所周知, 成语是一种凝固性很强的结构, 其意义大都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组合而成,是非表面性的, 具有特定意义。成语这些结构固定性、意义整体性的特点, 要求我们在运用时特别要防止任意更换字词。广告活用成语恰恰是打破了这些要求。那么,为什么还有不少广告用语受人称道呢? 除了有明确的修辞目的及特定语言环境之外, 活用成语都要有先决条件, 那就是人们完全掌握所活用成语的原来结构及整体意义。只有这样, 才能让人理解成语活用后所产生的新义、新色彩、新用法, 才会产生别异新奇的修辞效果与广告效益。可是, 这一切对于小学生或文化程度低的人来说却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知识十分有限, 对成语的丰富内涵还缺乏理解,分辨不清成语整体义同特定语境下临时活用义的区别与联系。正如受广告影响，将“一毛不拔”解释为“很结实”、“很牢固”或“很棒”。因此, 对当前广告中活用成语现象要正确对待, 一方面要留心社会生活对语言的影响, 肯定运用变异手法所起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一定的“ 度”, 切不可使人误把活用义当作原义, 陷入认识上的误区。

（二）广告中活用成语容易引发误导错别字问题也需关注。

广告用语里更换成语中某字以贴近商品信息的活用成语, 较多集中在利用同音字、近音字来更换原成语中的某个字, 谐音生趣,取得一语双关之妙。但是不能不看到汉语同音字多, 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因读音相同相近造成张冠李戴、把字写错的情况大量存在。这类所谓“ 别字”因为口头上没错, 念起来别人也能听得懂, 自己不容易发现, 纠正起来比较困难。汉语成语都有确定的字形和读音, 但是因字音相同或音近义通而写错别字造成错误的也很多。例如把“ 任劳任怨”写成“ 忍劳忍怨”，“ 迫不及待”写成“ 迫不急待”等等。正因为这样, 为了避免误导错别字, 一些常见的误写误用的成语在广告用语里应该避免采用。比如有的服装精品屋内写的广告用语是“ 穿流不息, 任君选购”。这“ 川流不息”的“ 穿”字的确扣住了服装穿着这个信息, 但是, 社会上不少人把“ 像水流一样”的“ 川”往往误为“ 穿门过户”的“ 穿”, 换句话说“, 川流不息”出错大多出在把“ 川” 误用同音字“ 穿”上。这个改动个别字的仿拟式成语“ 川流不息”, 尽管有一定的语境制约, 仍然会增加语言使用上的混乱,还是以不采用为好。同样道理, 在某些储蓄所门口贴的“ 储蓄能让你变本加利”也不足取。储蓄能使你的“ 本金”生“ 利息”, 变“ 本”又加“ 利”, 这则广告用语在宣传储蓄功能上扣准了人们的“ 兴奋点”, 显然具有合理之处。但是“, 变本加厉”的“ 厉”误写成“ 利”者, 多不胜数。如果把久治不愈的“ 变本加利”用作冠冕堂皇的广告语, 人们更不知有误, 久而久之,对语言规范化会产生消极作用。因此, 对凝固性很强的成语更字换词, 用作广告用语, 在会不会误导错别字上一定要认真思考。

广告中的成语活用现象既有积极健康的方面, 也有消极不利的因素。成语能在广告中以种种活用的方式与当今社会生活广泛结缘, 自有其必然原因。至于对待因此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唯一应该也能够做的是设法趋利避害。参考文献：

[1]武占坤，王勤．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M］． 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1983．

[2]沈孟缨.谈广告中的活用成语现象[J], 语文建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