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经济核算研究与思考

第一篇：单机经济核算研究与思考

单机经济核算

将低效投入拦在门槛外

前言：作为车辆服务单位，如何以单车为基础，加强经济核算，实现用最小的投入确保生产效益最大化？孤岛采油厂特车大队实施的“单机经济核算体系”给出了最响亮的答案。目前，单机经济核算体系即将在全油田各单位进行推广。关键词：

‘单机经济核算’的内涵，就是考核主体不再是基层队，也不是班组和个人，而是定位在最小的、能核算的‘单机’，细化到每一部车、每一台泵，突出成本管理的‘精’和‘细’。副大队长吴文杰介绍。

孤岛厂特车大队管理着为井下作业施工提供配套服务的109台（套）车辆设备。受车型多、工作性质差异大、成本消耗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等条件制约，以往这个大队的车辆成本预算一直采用历史法测算，主要根据上一年度发生情况估算，自上而下切块分解。

虽然这种“一刀切”的方法容易操作，但却存在成本预算与工作量不匹配的弊端。简单地说就是当某队工作量增加或减少时，划切的成本却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停留在上一年度的水平，考核时，对奖金分配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由于工作量变动明显，这种矛盾愈发凸显。在预算实际执行中就导致预算执行难度大以及出现了‘鞭打快牛’的状况，降低了预算管理的科学性，不符合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针对这一缺陷，2005年，特车大队开始积极调整思路，重定“基本考核单元”，着手建立单机经济核算体系。

针对水泥车、防砂泵车、油水罐车、吊车、卡车、拖车等14种具体车型，他们构建起特种车辆、运输车辆、自用服务车辆为考核主体的分类立体成本经营考核预算体系，确定设备利用参数、成本项目参数和经济技术效益评价指标等3类16项考核指标，锁定成本发生的驱动因素和控制点。

燃料和材料费用是特车大队最主要的两项成本指标，占到变动成本的70%。这2项指标，也成为大队单机核算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构建起燃油消耗模型，将所有车辆统一为单动力（通用车辆等）和双动力两大类，统一使用“行驶路程耗油”和“工作运转耗油”两个模块。将车辆的运行公里数和运转小时作为工作量统计基础，以百公里耗油、额定功率、燃油消耗率和运转工况（负荷率等）作为数据基础，将车辆新旧程度、工作环境、季节温度等因素作为调整参数综合考虑，进行燃油消耗测算，为运输车辆和多种特种设备搭建起统一的燃油消耗评价平台。构建材料消耗模型，将车辆配件分为四个类型，其中总成及突发损坏性生产运行材料、技术创新及改造材料、安全隐患治理及改造材料三类由大队控制，而规律性生产运行配件，如柱塞、电瓶、轮胎等，消耗量与工作量基本成正比，且受控程度较高，能够体现单机操作人员的管理责任，是单机考核的重点。运行中，由基层队根据大队下切的材料预算指标，按照材料费和工作量（劳务收入）的配比，综合考虑单机特性、运转环境等因素，参照历史消耗数据，为单机分配百元劳务材料费消耗指标。

模型建立后，特车大队依据设备的基础数据测定出设备的应消耗成本，建立纵向到单机、横向到全员的《预算模板》，并以此为依据拟定配套制度和考核措施，从源头入手抓牢每一分钱。

“单机经济核算体系”，细化了预算编制，严格了过程控制，规范了消耗流程的监控，在月度、季度的周期考核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不再模糊了，考评更加科学化、精细化。特别是实施的“三对比一落实”燃油控制法和“百元耗材”材料控制法效果尤为突出。“三对比一落实”燃油控制法就是为车辆办理〈单机专用油卡〉，将单机运转公里、运转小时、劳务收入分别与油量进行对比，对发现的问题逐级落实，做到每周一预警、每旬一分析、每月一考核。为确保该控制法的有效性，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即严格落实单机单卡制度，要求单机卡油量加完后，根据工作需要，方可持单位负责人签字的申请单和公卡加油；强化燃油消耗考核，每月单独对燃油进行油料兑现，超耗部分按照当月油价固定比例对基层队扣罚；强化工作量数据采集的真实性，为对比分析提供数据源保证。

“百元耗材”材料控制法则将单机每完成100元劳务收入所投入的材料费作为考核指标，建立〈单机配件档案〉、〈单机材料消耗分析台账〉，将消耗产出比值与操作人员效益工资挂钩。工作中，对每一台车消耗的配件进行认真记录，为投入产出分析和成本精细化管理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

“单机经济核算体系”的实施，使职工们的效益账越算越细，节油降耗的秘诀层出不穷，降本增效的新亮点不断地涌现。

特车大队平均每月要为准备大队卤水站拉运卤水25车，四中队鲁E67277罐车司机刘光辉，经常利用在作业西区周边井施工后的有利时机，直接去呈口拉运卤水，每次可为中队节约8-10公里的路程消耗。原来，斯太尔罐车平衡悬架拉臂一一旦损坏，就需要更换整个总成，现在为节约成本，这个大队购进推力杆修理包，借助自制专用折卸工具，对平衡悬架拉臂的尼龙套等易损件进行更换，每次可节约材料费500多元。“更为重要的是，‘单机经济核算体系’在设备的优选配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车大队大队长高全新说。

哪些车型更适合？更经济？通过“单机经济核算体系”实施1、2年的数据积累，他们在积极寻找孤岛地区最适用的生产车辆、设备。

孤岛油区大部分井深在一千至两千米之间，进行洗井施工时，特车大队有350型洗井车和400型水泥车可供选择。经测算，350型洗井车功率较小，但压力和排量能够满足70%的施工需要，成本消耗低。400型水泥车性能好，但用于一般的洗井施工却比较浪费。因此，他们根据测算结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每次施工要求选择，让每台车辆既发挥最大功效，又实现最低消耗。

特车二中队利用单机经济核算系统每季度对所管设备的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认真分析，一是分析投入产出情况，掌控可控成本与劳务收入之比，二是分析设备单耗和设备运行效率，对投入高、产出低的设备提出管理建议。2010年，这个中队通过开展单机经济效益分析，在下半年提出对消耗非常高、老化严重的中压机鲁E60072和胶轮挖掘机鲁企1030停驶的建议，经大队生产和机动部门落实后实施。此外，这个大队根据测算结果，也于2011年年初果断地停用了1辆16吨和2辆25吨成本消耗明显超过劳务收入的吊车。

“单机经济核算体系”的运行，为特车大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2010年，这个大队全年平均万元劳务燃料费投入较2009年降低3.97%。材料费降低0.93%，2011年以来依然保持下降趋势。

“除了提高大队内部的车辆管理水平，这套体系为今后上级部门科学购配车型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大队长高全新介绍说。

第二篇：浙江省民营经济核算方法研究

浙江省民营经济核算方法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单一所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过程中，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崭露头角，这就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迅速成长、壮大，已成为我国经济中的增长亮点，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大好时期。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对影响非公经济发展各类政策、体制问题做出了回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正迅速成长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为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让出了一条大路。党和国家对非公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战略，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初步实践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一政策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

但是，目前社会各界对民营经济的理解众说纷纭，没有明确清晰的定义，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中也缺乏系统的统计方法。因此，给出“民营经济”赋予确切的定义内涵，对于研究探索核算民营经济发展规模和变化趋势是一个重要前提。

一、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定义及标准

民营经济的定义首先要从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划分开始。我省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划分，主要参照1998年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关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以此为标准，所有制经济成分首先可以分为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两部分，其次根据我国当前的投资主体状况，按所有权将公有经济具体分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将非公有经济分为私有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此经济成分划分与经济类型划分有所不同，它不是以整个企业为划分对象，而是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国家资本、集体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的份额比例来确定经济成分，并按这5种实收资本的比例综合加工和计算各种经济总量的经济成分及其份额。经济成分划分与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区别主要在于：第一，从反映的内容上看，前者是从微观上分析反映企业组织形式，后者从宏观上分析反映所有制经济结构。经济成分在企业的分布是交叉的，一个企业可以有多种所有制资产组成，而企业登记注册则是一一对应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内资企业主要反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分布及构成情况；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主要反映大陆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港、澳、台商在大陆独资经营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布及构成情况；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反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大陆的外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布及构成情况。虽然确认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仍以企业资产的所有情况为依据，但由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重逐年增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已不能反映所有制结构情况。

第二，从适用的范围上看，前者适用于企业，后者适用于整个经济。根据1998年8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发布的《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划分对象是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不属于企业范畴的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经营户在登记注册时不划分登记注册类型，但根据统计需要可以参照该规定划分相应的类型。

将所有制分类与企业组织形式相区别，以单独的经济成分分类来反映所有制结构，不再单纯以企业为单位划分其经济成分，结束了长期以来将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相混淆的局面，使得所有制的概念更加单一化，同时区别了所有制占有及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二、民营经济的界定及核算原则

（一）民营经济的界定

界定民营经济，应以民间持有资本为主体的原则，从所有权、控制权或经营权三个不同层面分析是否民营。

1.所有权的判断，即按照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和企业投资主体进行判断。一般产权清晰、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为同一主体的，则可直接确定相应的经济属性。例民间出资兴办的单位，可以直接确定为民营，如集体、私营和个体经济等。

2.控制权的判断，即根据掌握资本控制权的主体进行判断。

3.经营权的判断，即按照出资者所选择的掌握经营管理权的主体性质进行判断。根据上述判断原则可以确定，由各级政府或政府所属的法人投资而形成的经济活动自然不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如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属于民营经济的范围。民营经济一般特指某一国家内的民营经济，在此“民”字隐含有“本国国民”的意思，外商投资经济自然不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但是，在我国港澳台商投资大陆的经济应列入民营经济的范围，因为港澳台商属于中国国民，但考虑目前港澳台统计制度方法与国内不一致，因此，没有将港澳台经济列入民营经济的范围。本文把民营经济的统计口径确定为：私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经营户以及混合型经济实体中的私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部分。

（二）民营经济核算原则

我们以所有制成分的测算为主要依据，对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划分不再以企业为单位，而是以企业的实收资本为对象，按其实收资本的来源构成，对经济总量指标划分其经济成分。具体来讲就是将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国家资本作为国有经济成分、集体资本作为集体经济成分、个人资本作为私有经济成分、港澳台资本作为港澳台经济成分、外商资本作为外商经济成分。本课题将民营经济定义为集体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总和，同时结合我省的具体实际，依据现有统计资料，力求规范、统一，数出有据。

核算的一般原则是：

第一，对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经济成分，是以企业资本金的构成资料为依据，以各投资主体投入的资本所占的比例来确认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份额，并以此推算有关经济指标的经济成分构成。

第二，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团的经济成份，主要依据其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进行划分。

第三，对农业生产单位主要根据农业生产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生产资料的性质，来确定其经济成分。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由于资料的局限，部分行业还要做一些技术处理和调整。

三、核算方法

（一）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1.农业中的国有农场计入国有经济；其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业，其主要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归为集体经济。

2.林业中人造林木生长和林产品作为公有经济中的集体经济；竹木采运和采集野生植物列入非公有经济中的私有经济。

3.牧业中除国有和集体牲畜场分别计入国有或集体经济外，其余主要是家禽的饲养等，归入私有经济。国有和集体牲畜场增加值按农业部门统计资料及经济普查时单位清查所得到的国有、集体牲畜场有关资料推算。

4.渔业分为淡水渔业和海洋渔业。根据现有统计资料，把渔业中的养殖这一块作为私有经济成份。其依据是，养殖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并不是水面而是养殖户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因而它的产出经济成分也根据养殖户的经济成分而定。渔业中的其他经济活动（主要是捕捞），由于海域管辖权是国家，海水捕捞也往往是集体作业，核算时均作为集体或国有经济。

5.农林牧渔服务业主要是指对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进行的各种支持性服务活动。这块数据根据资料来源进行所有制划分。即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一般作为国有或集体经济，其余的增加值作为私有经济。

将以上五个行业小类中的集体经济与私有经济相加即为第一产业民营经济增加值。

（二）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

1.工业：按现有资料分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两部分测算。工业企业根据名录库的资本金及各类资本金构成为依据，将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国家资本作为国有经济成分，集体资本作为集体经济成分，个人资本作为私有经济成分，港澳台资本作为港澳台经济成分，外商资本作为外商经济成分。按以上经济成分的资本金总量为总控制数，计算出各经济成分的资本金构成比例，并按此比例推算出工业的所有制经济成分构成。考虑到法人资本金的出资主体是各法人单位，因此，在按资本金构成比例测算所有制经济成分时，不考虑法人资本金。个体工业根据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个体工业增加值，并归为“私有经济”。工业企业中的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合计再加上个体工业增加值即为民营工业增加值。

2.建筑业：目前建筑业增加值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核定。建筑业增加值的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划分也分两部分计算，即建筑施工企业和个体户。建筑施工企业的所有制经济成分按资质以上建筑企业的资本金及构成测算。个体建筑业增加值根据经济普查资料推算，作为私有经济。建筑业企业中的集体经济加私有经济再加上建筑业个体户增加值即得到民营建筑业增加值。

（三）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中有资本金统计资料的企业所有制经济成分总体上按资本金构成比例测算。其他部分，由于现行统计基础比较薄弱，我省主要是根据经济普查资料、统计单位登记名录库资料、部门资料及部分行业的非全面调查资料推算。

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除铁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上这些行业的所有制经济成分划分一般分为行政事业单位增加值、企业单位增加值和个体增加值三部分来核算。行政事业单位增加值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名录库资料以及浙江省地方统计调查局调查资料推算并全部作为国有经济；个体增加值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和工商局个体经济资料以及浙江省地方统计调查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并全部作为私有经济；企业单位增加值根据统计单位名录库中的实收资本构成比例把企业单位增加值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同时还需参考经济普查资料和服务业调查资料加以验证。最后按所有制经济成分汇总这些行业的民营经济增加值。

2.铁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铁路系统的铁路局一级单位为企业法人单位，其下属的站段、铁路办事处（包括原铁路分局）一级单位为产业活动单位。我省并未设置铁路局，其资本金的资料不具代表性，在核算过程中，只能参考普查国家比重进行测算。

3.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根据现有统计资料，可以分为企业与个体户两部分。企业采用与工业企业所有制经济成分测算方法相同，按实收资本构成比例进行所有制的测算。个体户增加值计入私有经济。

4.金融业。金融业的省级各单位虽然在增加值核算过程中视同法人，但其资本金的资料不具代表性，若以名录库资料推算所有制结构，会造成比例失真。全省在核算过程中，应参考国家金融业相关比重进行测算。

5.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分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和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业单位增加值根据统计单位名录库中的资本金及各类资本金构成比例把房地产单位增加值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同时参考经济普查资料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财务资料。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计入私有经济。

6.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在划分所有制经济成分时一般分为两部分，即一是社团及其他单位，二是不包括社团及其他单位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社团及其他单位主要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等单位（在经济普查中填

报社团财务指标表），我们把它们作为集体经济处理。不包括社团及其他单位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一般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我们均作为国有经济处理。

（四）核算评估

对测算资料的评估不可缺少。由于资料的局限性，目前的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本身就具有较大的推算成分，实收资本的划分也有很多估算因素。所以对测算结果也要像GDP核算数据一样进行评估。一是所有制经济成分划分与年报工作同步进行，在年报工作过程中就开展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划分，这样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也促进年报工作质量的提高。二是组织对不同行业所有制经济成分测算结果的评估。通过分行业的分析评估，可能会发现基础资料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技术处理。如将名录库的资本金构成与专业统计的资本金构成进行比较分析；工商登记中的个体工商户资料与抽样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等。

四、测算结果

经测算，2011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20381.05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63.1%，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为18516.05亿元，占GDP的57.3%。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1979-2011年，按现价计算的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8.5%，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年均增长27%，高于GDP的年均增长速度8.7个百分点。个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截至2011年底，浙江省个体工商户达230万户，私营企业总量达到72万户。在201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144席，连续13年居全国之首；全省百强民营企业中，年销售额超100亿元的企业有42家，超500亿元的企业也有4家。近年来，我省民营企业积极推进企业制度改革，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步伐，截至2011年底，浙江省上市的民营企业达232家，占到全省上市公司的82%，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我省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格局，第二产业仍是其中份额最大的产业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第三产业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规模迅速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渐向第三产业倾斜，比重呈上升态势。2011年，民营经济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1583.04亿元、11334.99亿元和7463.02亿元，占全部民营经济的比重为7.8%、55.6%和36.6%。

分构成看，民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仍是民营经济生力军，民营工业在民营经济的比重要高于全省工业占GDP比重1.5个百分点。2011年民营工业实现增加值9559.38亿元。在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中，浙江省13个支柱产业（总产值合计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5%），其中有8个行业私营企业的总产值占该行业比重超过了50%。私营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全省的经济走势。

第三产业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仍主要集中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行业中。2011年，这些行业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其本行业的比重均在50%以上，特别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的比重都超过85%。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我省民营经济正逐步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拓展，2011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民营经济增长较快，比重明显上升。

当前虽然民营企业遭遇了生产成本增加、融资困难、企业经济管理程度较低等问题，但同时也正处于政府加速培育与转型升级并重的战略机遇期。政府有关部门要在政策制定和经济管理上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在转方式、保民生方面的重要性，继续在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给予大力倾斜和扶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导向，加快民营企业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科学发展道路。

第三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考与研究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考与研究

内容提要: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基石，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变革历程和土地制度改革经验的回顾总结，指出目前农村土地不完善有些是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是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公有制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关键词：农村 土地制度 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基石，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着力点。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总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逐步探索建立起农民集体所有制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第一次变革：从封建地主所有和租佃经营向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农民所有制和农村家庭经营体制变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49年9月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要求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1950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改革法》，为这次土地制度变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到1952年底，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民所有和农村家庭经营的土地制度。土地革命使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实现了农业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统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制度安排适应了当时农村生恢复产力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变革：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农民所有制和农村家庭经营体制向土地集体所有、集中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变革，确立了农村土地公有制。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分工协作，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1953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不改变土地个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基础上，将土地等生产资料作股入社(初级农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农民按劳取酬，年终进行土地分红。1955年又掀起初级农业合作社向高级农业合作社转化高潮，即农民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无偿入社，农民成为合作社的劳动者，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土地制。1958年夏秋之际开始的人民公社化浪潮，推动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实行队内统一经营、独立核算、按工分酬的经营管理体制。这种一大二公的农村土地制度，在建立之初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在技术落后条件下搞集约化生产、分配的平均主义和农产品计划流通制度，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逐渐形成农产品全面短缺的局面。

第三次变革：从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向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的集体所有制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变革，彻底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先在农村获得突破，一些地方创造了多种形式以“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包工、包产、联产到组，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最终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变革突破了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第四次变革：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转让向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变革，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土地制度。1988年1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解除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禁令。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国家延长了耕地、草地、林地承包期，通过《土地管理法》和制定《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明确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以法律形式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果确定下来。从总体上看，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本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经验

土地制度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牵动着整个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神经。改革开放以来，从基本国情出发，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把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持续不断地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积累了一些必须长期坚持的成功经验。主要经验有四条：

第一，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动摇，确保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营制度并存的基本经营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是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只有坚持农村土地国家所有和多种形式的集体所制，才能确保农村经济制度的公有制性质。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过程中，虽然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但始终坚持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公有制性质不动摇、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不动摇这根底线。

第二，坚持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使农村生产关系始终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纵观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历程，每一次变革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每一次变革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业发展方式、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的变化，必须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新的内涵，激发农业生产要素更大的活力，促进农村生产关系高级化，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第三，必须坚决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不放松，保证农产品供应充足。土地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农民的命根和饭碗。中国无农不稳，农民无地不稳。维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操作上必须把制度创新和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但要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而且要确保农民收益稳步提高。第四，必须切实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循序渐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农民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土地的直接生产经营者，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反映农民发展生产的根本要求。我国历次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都是基层群众在生产实践中首先进行试验，积累经验后，通过国家政策或立法措施向全国推广，逐步建立新的土地经营制度。继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然要发挥群众的创造力，采取农民自发探索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办法。

三、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农村土地制度为城镇居民向农村流动开辟空间；发展现代农业要求农村土地制度有利于促进农业集约化生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由土地问题引起的。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所确立的农地产权关系还不明晰，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农地产权主体模糊、权能残缺等内在缺陷不断凸现，导致农村土地的流转困境。

1、产权不清晰，农民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土地产权是人们在土地占有、使用、转让、收益分配方面的权利关系，产权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权责对称的产权安排可以成功地使外部性内部化。能够形成有效激励的产权结构具有完整性、排他性、明晰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和稳定性。土地承包拉开了我国农村的改革的序幕，土地承包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和整个经济的繁荣。承包地不仅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在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其主要表现为：土地权属关系混乱，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内容界定不完整。

目前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呈现多样性。我国2002年8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赔偿；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从法律的规定来看，我尽管规定农村土地的所用权归集体所有，但各级管理处置权却由国家掌握，集体所有名不副实，再加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家庭经营层次日益强化扩大，农村集体机构对土地使用方面的监督、管理和调控能力也就非常有限了。《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从法律条文上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界限十分清楚，然而事实上，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不明确的，产权是虚置的。一方面，法律没有明确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具体由哪一级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另一方面，农民集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符合产权主体的特征，而且国家通过立法和严格的土地管理措施制约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权利，导致农村土地的主要产权实际上由国家掌握。从产权内容来看，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现行法律只将占有权和部分使用权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人，并且限定了使用方式即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权人并没有农村土地的收益权和处分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来看，一方面，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满后由原承包经营权人继续承包，从法律上确认了农民对土地长期依法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又禁止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抵押和担保等，致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

当前，为适应发展现代农业需要而在农村推进的土地流转，特别是在我国中西部广大传统农业区，由于城镇化水平较低，吸纳农民就业能力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空间有限，以及农民自身知识技能储备不足，进城就业门路窄，无法在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土地对他们兼有生产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可以说是生命的依托、生存之本。在这些地方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必须按照中央政策要求，矫正农村各级干部多年来形成的工作惯性视角，厘清农民对土地流转中的土地产权、经营权和流转收益权的困惑与担忧，立足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主题，实现土地经营权良性流转、转出成果。

2、土地资源零碎化，不利于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

自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为了充分体现社区成员平等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制度安排，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使得农地经营规模特别小，加之实行好坏搭配以及定期调整等，又造成了地块的数量增加和分布零散。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却甚为缓慢，使得农民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同时也给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风险带来挑战。这种多地块、小面积、分散狭小的经营规模，不利于合理利用农业机械和水利设施，不利于实行合理耕作和采用先进技术，不利于调整作物结构和防止病虫害，不利于保持优良品种的纯度和品质，不利于增加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必然造成农业的粗放经营和低效益，并且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相违背，特别是与当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效益相冲突。

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很多还处于自发性初级阶段的现状，田地肥沃程度不一，地理区域不佳，土地常常不能连成片，规模经营不好操作，风险也比较大，阻碍了规模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土地规模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条件就是农民的自觉和自愿参与，但是传统农村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惯性和部分农民恋土思想偏重，还没有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现实外出打工的艰辛使得农民把具有保障性功能的土地仍视为不可放弃的最后防线；少数农户的“忌富”心理，宁愿自己的田荒芜，也不给别人搞规模经营，从而制约了规模经营的形成。所以应采取各种形式深入宣传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的作用、意义及做法，提高广大农村干群的认识，消除广大农民的各种疑虑，消除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使他们切实认识到，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民致富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农村高质量小康的重要条件。

3、没有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承包经营权流转不顺畅。

在我国，农地流转主要是指农地使用者的农地权利全部或部分地从一个主体转移给其他主体的行为，即农地使用权的流转。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将不可逆转，这样就产生了土地流转的客观需要。农业用地在转变为非农业用地时，农民几乎没有议价的权利，导致大量土地交易徇私舞弊，养肥了一些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分子，让国家和农民双双吃亏。因为农民没有议价的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土地交易成为一种黑箱操作，农民极度不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往往与农民的利益不一致，结果使政策的执行总是被大打折扣。新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但有效实行这个制度的成本仍然很高，真正消除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关键在于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农地使用权流转如果主要是农民自发的，政府或集体组织协调和服务缺乏，流转往往在亲戚、朋友、邻居间进行，交易成本大，流转关系不稳定，同时也限制了土地流向边际产出率高的使用者。在竞争激烈而自身又与市场联系不紧密的情况下，由于农民个人或家庭获得土地流转收入较少，其积极参与市场的动力不强，在市场交易谈判中也就容易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因与预期存在明显差异，土地流转失败可能性较大。因此必须建立农地使用权流转中介组织，发挥专业机构的优势，规范和畅通市场交易，促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现实情况是中介组织不健全，土地流转的信息不畅通、不及时，无法真正建立起土地供给者与土地需求者之间的桥梁，导致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很难形成。由于缺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市场，难以形成反映真实价值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农民只能是较低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宁愿撂荒、交由他人代耕而不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难。有意愿出让的农民找不到租赁者，而一定经营能力农户则因信息不畅找不到合适的土地来进行规模化经营。

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健全主要还表现在缺乏土地测量评级，土地评估以及从事土地信用，融资和保险等的中介服务机构。使土地的跨区域流动难以实现。现行法律虽然允许依法流转承包经营权，但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具有优先受让权，而且采取转让的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经过发包人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存在很多无形的制约。

4、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操作的随意性较大。

如同一切公有资源一样公有土地只要它拥有足够的价值，必然会成为强者掠取的对象。土地承包法实际上显示了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但却没有明确地合理地界定它们之间的权利边界。土地承包法的本意是要克服传统集体所有制的弊端，但又想继续

维持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不免在逻辑上漏洞昭然，在实践中弊端丛生。当法律不能清晰界定权利边界，或者界定之后又不能维护这种界定的有效性，实际的政治力量就要发生作用。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在政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会受到利益的侵害，而法律本来想削弱的“集体”力量却因现实的政治关系而得到加强。大量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土地控制的强度决定于下述方面的因素。第一，国家权力的配置状况。地方政府违反中央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限的规定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土地承包的频繁调整已经不是村干部的行为，而变成乡里、县里的行为。县政府把调整土地作为一个时段的中心工作去抓。县政府调整土地承包期限的动力在于增加税收。在目前政治权力格局之下，每一级政府对上级政府都有很强的隐蔽信息的能力，除非有告状事件（特别是集体“上访”事件）发生，上级部门并不纠正下级的违法行为。从立法来看，目前仅制定了农村土地行政管理、所有权归属、土地承包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当一部分农村土地关系仍由政策性文件和地方法规来规范，下位法超越上位法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从法律法规的内容来看，重实体规定轻程序规定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关于所有权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等关键问题的规定相互冲突，难以有效规范农村土地的生产、使用、收益和处置等活动。从法律适用来看，由于多部同位法交叉规范农村土地关系，以及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关系的一些规定比较模糊，出现了一些部门、地方选择性地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难以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此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以及支农惠农措施等制度和政策调整，使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家庭人口自然增减，不同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大量农民转移就业，造成投入降低、粗放耕作甚至弃耕、撂荒等问题；同时，城镇化和工业发展大规模征用耕地，土地征用制度不科学，导致土地承包纠纷不断增多。

目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是操作不规范导致的，还有一些是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公有制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突出问题，近几年有关部门和地方大胆探索，积累了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如正在推广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允许把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出资入股的条件。

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着力点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农村土地制度为城镇居民向农村流动开辟空间；发展现代农业要求农村土地制度有利于促进农业集约化生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此必须建立归属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构建市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形成有序流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健全以法律为手段的农村土地权益保护制度。

第一，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目前农村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相结合的所有权制度，其中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交由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包括农村集体所有、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等三种形式。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考虑由县级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所有权，科学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逐步将经济管理职能与村委会的社会管理、公共管理职能分开，简化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结构。在此基础上，适当拓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有条件地允许以农村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出资入股。

第二，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评估制度。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使用权价格形成中的有效作用，借鉴我国固定资产评估的经验，考虑农村土地的功能，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现代评估方法为手段，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评估机构为依托，完善的法规体系为保障的农村土地评估制度。经过科学评估确定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价值，可以作为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抵押担保、出资入股的定价基础和确定征地补偿的主要依据。

第三，逐步建立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市场。参照我国目前各类产权交易市场的做法，运用信息化的交易平台，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开展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试点，逐步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先在县域范围内进行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配套推动建立农村土地产权国家赎买制度，对举家转为非农业户口，以及举家流入城镇就业达到一定年限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家庭所承包土地，由国家按照剩余承包年限和收益现值法评估的价值赎买。国家赎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优先用于解决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差距过大问题，剩余部分按照市场化原则租赁给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逐步放开政策，允许城镇居民携带资金、技术到农村租用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农业生产等经营活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第四、正确划分政府和市场在农村土地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农村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土地利用规划等，调控农村土地用途结构，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依法进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和监督检查，维护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秩序；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土地资源配置等应在完善市场规则的基础上逐步交由市场机制解决。第五、加快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以及农村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消除法律法规在农村土地制度规范上的冲突，明确原有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权能等方面的模糊规定，并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定改革留有法律空间。在此基础上，率先在经济特区、国家改革试验区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就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定价机制、价值评估制度、使用权流转机制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担保、出资入股等重大问题进行试验，条件成熟后制定统一的土地法典，将城乡土地的产权归属、产权功能、权利义务、使用权流转程序等纳入一部法律。同时修订《公司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逐步形成以宪法为原则、城乡土地法典为主体、相关法律法规有效衔接配套的土地法律法规体系。

第四篇：素质教育的研究与思考

创新素质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的创造实践活动而产生，并逐步明确，逐步形成的。创新素质教育，是从创造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不断衍化而生成的。有关创造教育的思想是本世纪初提出来的。1936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了提高职工的创造能力，首次开设了《创造工程》课。它不去研究发明创造出来的成果，而是专门研究成果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后来人们把

这门科学叫做创造学。而把创造学运用到社会或学校教育上，则称之为创造教育。创造教育是创造学的分支，是专门研究人类发明创造活动的规律及其运用的。

在我国明确提出创造教育的是近代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于1939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明确提出了创造教育的理论。设立“育才创造奖金”，发表《创造宣言》，提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并提出对眼、手、脑、嘴、时、空的6大解放，还进行了大量创造教育的实践，培养出了一批创造型人才。

50年代，美国、日本等国先后建立了有关创造性教育学校，在普通学校里开设了相应课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1届3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教育三个面向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我国的创造教育研究与实施，在教育内部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成立创造学会等学术团体，就培养新一代的创造能力的重要意义、培养目标、方法原则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产出了不少论文，出版了一些著述。但没有生成热点，仅是少数研究部门与一些学校的实验活动。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严肃指出，教育必须克服“脱离实际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身体心理素质，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在国家教育部指导下，基础教育大面积实施素质教育，开创了教育新局面，为创造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与天地。

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动力。一个民族缺乏独创能力，就难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党的十五大，江泽民主席又多次提到创新。1998年11月24日，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又强调“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造”。朱ｒóｎｇ＠①基于1999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科教兴国部分对教育又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家领导关于创新的重要指示，为当前全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明确指出了方向。

为了实施建设国家创新系统，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知识创新试点工程》，国家教育部从1999年开始实施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我国各大新闻媒体也都纷纷刊登了许多关于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文章。为迎接新世纪高科技的挑战，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许多学者纷纷撰文指出基础教育应当开展创新教育。可以说，目前，创新教育已成为从政府到科学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面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好形势，面对这些诸多教育的新提法，教育实践工作者在心理上、精神上缺乏足够准备，感到很困惑！犹如天狗吃日头不知从何处下口。那么，什么是创造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如何实施这些教育？能否通过界定与诠释，使诸教育提法综合为创新素质教育，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创造教育与创新教育，两者都有“创”字，即初次、开始做的意思。单从“创新”与“创造”两词比较，创新包容创造，创造涵容创新。创造比较具体，是全新的，是无中生有，难度比较大，层次比较高，是创新的上位与顶尖。如创造新概念、新理论、新观点，创造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等。在学校提创造教育，似有距离感，不容易被普遍接受与认同。因为基础教育，主要任务是传播知识的，是为培养人才打基础的。从受教育的对象来看，由于年龄与文化知识的拥有量，还没有达到创造的层次。而创新比较宏观、广泛，是在已有基础上，对常识、常规的推陈出新，是创造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在学校提出创新教育，为培养创造性人才打好基础，既有普及性，又有全面性，特别是面对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有普遍需求与推广的可能性。

所谓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目的的教育活动，使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而创新教育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

第五篇：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制定《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工作方案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开展

《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

简报

项目技术组

2004年3月总第2期

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制定

《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双方达成的关于联合开展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意向，制定本工作方案。本工作方案主要确定第一期（2004～2006年）合作的主要目标、工作内容、组织机构以及项目的实施进度。

一、工作目标

开展《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争取用3～6年的时间初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绿色GDP）体系框架。具体目标有：

1.建立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理论体系及基本框架；

2.开展和建立环境污染物实物量核算；

3.开展和初步建立环境损失价值量核算；

4.通过国家和地方试点，总结推广环境核算研究成果；

5.为建立全面的综合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绿色GDP)提供基础。

二、研究内容

建立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是一个长期的、跨部门、跨学科的系统工程。目前，国家环保总局正在开展国家“十五”科技攻关《绿色国民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和《全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调查》工作。本项工作将在这两项工作基础上开展，主要有以下4项工作。

1.开展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的框架研究。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与国家统计核算制度衔接的、分步实施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框架。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可以根据这一框架分步骤、分部门、分地区开展绿色核算工作。该核算体系框架要构建出三个结构：模块结构、功能结构、过程结构。模块结构主要构建核算内容体系，如资源核算、环境核算、实物量核算，价值量核算等；功能结构要解决各个模块内容或者核算子系统的作用以及实施的部门对象；过程结构要提出核算的实施程序与优先安排顺序。

2.开展环境实物量核算方案研究。环境污染物的实物量核算是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环境规划院已于2000年提出了《基于卫星账户的环境核算方案初步设计方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与国家统计局合作研究，对该初步方案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建立环境实物量核算账户，开展环境实物量核算工作。

3.开展环境价值量核算框架和环境污染损失评估研究。这是有关部门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开展绿色核算的难点。开展环境价值量核算是为了测算环境降级成本，进而测算出经环境降级成本调整的GDP。环境降级成本的核算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环境退化成本。环保总局计划在2004年开始全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调查工作，全面支持环境污染损失核算工作。目前，这项工作的技术基础已经建立，世界银行为此提供了两期合作。2004年主要是技术准备，完成有关环境污染损失核算模型以及软件培训。二是生态破坏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退化或者丧失，而且这与自然资源价值量核算也密切有关。目前阶段开展的经环境降级成本调整的绿色GDP核算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第二个方面的工作计划在项目第二期进行。

4.进行国家和地方试点。主要是对上述研究成果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上进行试点，检验研究方案的有效性，同时根据试点完善核算框架体系。国家试点主要开展31个省的污染损失核算；地方试点可以根据地区不同环境核算的特点，选择7个左右的省市进行试点，开展试点的省市要求开展地市级核算的试点工作。

三、工作实施机构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设立《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确定项目的工作计划、重大事项以及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协助领导小组负责完成有关具体核算研究的组织工作以及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组成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长：李德水国家统计局局长

潘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

副组长: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周建国家环保总局规划财务司司长

成员：许宪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张为民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科技司司长

杨朝飞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张力军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司长

彭近新国家环保总局生态保护司司长

马京奎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科技司副司长

魏贵祥国家统计局设计管理司副司长

刘丽萍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副司长

秘书：吴优国家统计局核算司资源环境核算处处长

房志国家环保总局规划财务司规划统计处副处长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许宪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周建国家环保总局规划与财务司司长

成员：吴优国家统计局核算司资源环境核算处处长

房志国家环保总局规划财务司规划统计处副处长

王金南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

高敏雪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

夏光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曹克瑜国家统计局核算司资源环境核算处调研员

王益烜国家统计局核算司资源环境核算处副处长

李锁强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科技司环境处处长

凌江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处长

彭德富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综合处副处长

崔书红国家环保总局生态保护司生态处处长

试点省市也参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名单待定。

（三）技术工作组

成立技术工作组，具体负责研究与制定《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方案》、环境实物量核算方案、环境价值量核算方案等以及国家和地方试点技术指导等工作。技术工作组下设四个工作小组。

技术组长：

王金南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首席专家）高敏雪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首席专家）

综合小组：高敏雪、王金南、吴优、曹克瑜、王益烜。主要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以及五年实施计划。提出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体系、核算指标体系以及分类标准。提出《2005年中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框架》以及《建立中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技术指南》。负责召开有关国际研讨会。撰写项目课题总报告，负责编辑出版研究成果。

实物量核算小组：张治忠、曹东、曹克瑜、李锁强、陈默、高敏雪。主要负责制定小组工作计划、环境实物量核算框架以及核算方案，试编“十五”期间的全国以及31个省的环境实物量核算表，撰写《环境实物量核算手册》和《环境实物量核算研究报告》。

价值量核算小组：王金南、高敏雪、周国梅、於方、房志、吴优、曹克瑜、王益烜。主要负责制定小组工作计划、环境价值量核算框架，以及核算方案，负责全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调查的技术支持工作以及2004年的全国调查工作。负责试编“十五”期间全国以及31个省的环境价值量核算表，计算经环境污染损失调整后的绿色GDP。撰写《环境污染损失评估技术手册》《环境价值量核算手册》以及《环境价值量核算研究报告》。

试点工作小组：吴优、王益烜、李锁强、房志、高敏雪、王金南、葛察忠。主要负责在国家层面上开展31个省的污染损失核算以及环境实物量和环境价值量核算的试点；同时，负责4～7个省市开展地市级核算试点的技术指导工作以及相关的协调工作。撰写绿色国民核算试点研究报告。

（四）专家咨询组

成立专家咨询组，主要由支持环保总局和统计局开展这项工作的国内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主要提供当前国内外有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动态信息，负责总体技术把关以及协调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参加项目课题成果的评审鉴定等工作。根据工作开展情况，专家咨询组还可以吸收若干国际专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准备联合邀请下列专家组成咨询组：

牛文元，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研究员，院士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郑易生，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宏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雷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过孝民，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顾问委员会，教授

康幕谊，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

四、时间安排

2004年4月—10月：提出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初步框架，主要是环境实物量核算框架和环境价值量核算框架；

2004年5月下旬在杭州召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讨会。

2004年11月—2005年2月：提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方法与软件；开展专业培训以及环境实物量核算工作；

2005年3月—6月：开展环境价值量核算工作以及地方试点工作。2005年7月—12月：提出《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技术方案》和《经环境调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操作指南》。

五、经费预算

预计本研究项目需要经费800万元（不包括全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调查工作经费），主要用于项目会议、培训班、研讨会、试点工作、资料收集、组织调研、报告印刷出版、专家费用、国际考察等。建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筹集经费。

项目技术组

2004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