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第一篇：“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诉讼中判断各方证明活动成效的根据和标尺，它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理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对于确保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诉讼中判断各方证明活动成效的根据和标尺，它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要理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合理怀疑，有哪些种类的合理怀疑，然后才能结合类案的证明要求确定具体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合理怀疑“，是相对于“想象的怀疑”、“推测的怀疑“而言的，是指证明之确切程度不足以使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人在心理上排除的怀疑。换言之，它是指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人在听取和了解证明的全部过程之后仍然持有的对证明效力的怀疑。它不是一种纯粹心理上的怀疑，它同具体的案件及其背景具有某种相关性。它不是一种绝对正确的怀疑，也不是一种显然没有可能性的怀疑。它表示证明之确切性有怀疑的余地，但也不要求证明之确切必须达到没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如果要求证明之确切达到没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那么几乎没有刑事起诉能够成功。

有的法学家说，合理怀疑是对客观的、具体的可能性的怀疑，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怀疑。有的法学家说，合理怀疑是那种能够使一个谨慎的人在做某件重要的事情之前产生迟疑的怀疑。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有关“合理怀疑”的说法都有相当大的主观性，还没有哪一种对“合理怀疑“的定义或解释能够排除其他学者的合理怀疑。这也不要紧，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增加其客观性，并把它变成一种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导向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

在相关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主观性，使特定的人们形成主观一致。陪审团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古老的非理性司法证明方式的怀疑和否定，也反映了人们对认识能力局限性和诉讼中证明能力的有限性的承认和补救。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实质上是一种对证明的过程和结论的主观一致性检验。在多大程度或比例上通过主观一致性检验，才能排除合理怀疑，这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问题。参照国外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例，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由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三级：

1.初级证明标准，亦称最低限度标准，即证明活动使人们相信被证明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或者说，该证明比其他证明或推测更可信。在主观一致性检验中，只要有51％或50.01％的赞成票即可通过。这种证明标准常常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极少适用（如刑事自诉）。

2.中级证明标准，亦称明确可信标准，即证明活动不仅使人们相信被证明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而且使人们感到证据内容的明确和证明逻辑的清晰，在绝大多数裁判者的心中形成了相同的、明确的判断，但是，还没有使所有的裁判者感到完全满意，精确性尚未达到排除审慎怀疑的程度。到底达到算术上的多少百分比才能算是达到了“明确可信标准“，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譬如，三分之二是否足够多？无人能够证明起点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在一些民事欺诈和刑事自诉案件中，这一证明标准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3.高级证明标准，即真正意义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它表明证明活动赢得了所有裁判者的满意，使裁判者在接受证明结论时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但是，它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各种怀疑和与其结论相左的推测。同一认定可以视为证明达到这一标准的典型，或其较高的层次。刑事犯罪特别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的认定，应当达到高级证明标准。

以DNA为例，尽管人类对基因图谱的认识才刚刚起步，但是，就刑事证明中的同一认定而言，DNA鉴定的权威性却已经足以满足确认犯罪人的高级证明标准的需要。据现代科学证实，地球上没有任何两个人（一卵双生的双胞胎除外）的DNA基因相同。如果经DNA检测认定：肖某鲜血的基因型均与被测胚胎DNA基因型一致，肖某与香香体内胎儿的生物学父亲的偶合概率大于99.9959％。因此，可以认定肖某就是胎儿的生物学父亲，虽然这个

概率并未达到百分之百（该案例参见《DNA锁定强奸犯》，载于《检察日报》2000年9月26日）。

高级证明标准本身也有相对性，对于不同种类的案件，不同发案背景的案件，不同身份的证人或当事人，都有具体的形式要求。类案证明标准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方面的探索将为未来的证据法立法提供材料和基础。

刑事司法如何面对“排除合理怀疑”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而展开的，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证据法》，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最近，本报“法治三人谈”的老作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姜伟、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张军、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就“刑事证据运用的几个问题”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事司法指南》中进行了深入讨论。征得同意，对他们的讨论，本报将在“司法实践”版分期刊出。

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在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问题上，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孤证不能定案，这是司法原则已确定的。目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理解定案的证明标准。若要求证据体系完全排他，只能得出惟一结论，是不现实的。诉讼理论提出对刑事案件证据体系的认定标准是要排除合理的怀疑。司法实践中，有时辩方提出的怀疑并不合理。比如一起受贿案，一个包工头去给某单位掌握工程发包权的厂长送钱，送钱时共去了三个人，包工头、司机和会计。当包工头和会计拿着5万元钱走到厂长住的楼下时，因包工头怕两个人上去送钱厂长可能不要，就让会计在楼下等，自己上了楼。包工头进屋和厂长谈了谈，把钱给了他，下楼后，对会计说给完钱了，就上车走了。案发以后，发包单位的厂长不承认收了5万元钱。控方提出下列证据：第一，有司机、会计作证，这是间接证据；第二，事后，工程也发包给这个包工头；第三，从厂长家搜出5万元钱的存折。但律师提出怀疑，认为包工头上楼时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根本没给厂长。我认为，虽然律师可以提出这样的怀疑，但这种怀疑并不合理：第一，包工头求厂长发包工程，能把钱装进自己腰包吗?按常理来看，肯定要给厂长，毕竟是求人办事；第二，事后确实把这工程发包给了包工头；最后，厂长家中正好在那段时间存了5万元钱。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厂长受贿应该比较确定，但律师却提出公诉人的证据体系没有得出惟一的结论。证据结论的惟一性、排他性应当怎么理解，要有个合理的范围，不能盲目怀疑。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比如两个人给厂长送钱，一个人在楼下等着，另一个人上楼把钱交给厂长，但厂长是个廉洁的人，坚决不收。于是上楼的人就自己把钱收了起来，别人也不知道。

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这个案件涉及到对“合理怀疑”如何理解、判断。从介绍的情况看，厂长在那段时间在银行存了5万元钱。如果厂长不能说出在包工头行贿后自己家中还有其他5万元钱的来源，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其有罪，但还有特殊情况。比如，被告人恰好在包工头送钱后抢了5万元，他就会考虑，如果说出这5万元钱是抢来的，就会被判十年以上的刑罚，于是他宁肯承认这5万元是受贿得来的。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但是不能排除。如果没有被告人事后存款的证据，此案肯定不能定。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行贿人把行贿款私吞却谎称已把钱送出的情况。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被告人是很廉洁的人，没有收钱也完全可以按规定把工程发包给包工头，所以，不能因为工程发包给行贿人了，就以此作为被告人受贿的证据，这只能作为参考。因此，我认为，被告人将5万元钱存到银行是个比较有力的证据，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所谓的“合理怀疑”，即这5万元钱也有可能不是受贿所得。

姜伟:但是，这种假设是否属于合理的怀疑?

张军:应当排除一切可能不真实的情况。

姜伟:如果这样认为就太绝对了。如何理解合理的怀疑?从理论上讲，各种假设都会存在。但是，理论上的假设和对指控的证据体系合理性的怀疑是有区别的，关键是对“合理”要有正确的界定。一般的原则是，不能无端怀疑他人有违法的行为，这是前提。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有罪是因为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包工头去给厂长送钱，自己却把钱私吞了，理论上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这种怀疑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怀疑必须得有依据。对一个人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不能无端地怀疑。

张军:在上述案例中，从利害关系上看，行贿人承认将5万元送给了被告人对自己更有利。如果行贿人讲没有送钱，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把钱侵吞了，那他就是贪污，就是侵占，承担的罪责就更大。因此，从个人利害关系上看，行贿人有可能私吞行贿款。从实践来看，虽然行贿人拿了5万元钱上楼，但被告人确实没有收到，这也完全有可能。在司法实践中，还发生过另一种情况。行贿人虽然拿着5万元上楼，但自己留下2万元，只送给被告人3万元。后来被告人恰恰有2万块钱的其他收入，但因为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不愿讲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认定被告人犯受贿罪，也只能定3万元。

姜伟:这些都是分析，没有根据。

张军:但既然有这种可能，又没有排除这种可能，就不能定案。

田文昌:这关系到一个逻辑上的合理性问题还是定罪原则的合理性问题。在法庭上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控方提出的证据确实非常合理，公诉人的推断、推测、分析非常合理。按照常理，按照正常的逻辑关系分析，作为一般的辩论，不是法庭上的辩论，这种分析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从定罪原则的角度考虑，这种分析却不一定正确。定罪原则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以法律规定的证据为基础，当一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的时候，即使存在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合理性，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在上述案例中，从一般逻辑上看，律师提出的问题似乎有刁难之嫌，因为正常情况下行贿人私吞行贿款的行为不太可能发生。但从定罪的原则来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如果律师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其主张就没有合理性。然而，且不说实际上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仅从分析上看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就没有排他性。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最后谁也不能说自己肯定是正确的，关键就是价值取向问题。

姜伟:我历来主张排除合理的怀疑，不是一切怀疑，这是我们的一个分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作出假设，假设是否合理最终也应由审判长判断。但是，判断得有依据，如果怀疑一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就应有一定的证据支持，这种怀疑才是合理怀疑。如果说被告人的钱可能是抢劫来的，又没有任何抢劫的证据，这就不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只要存在“一对一”的情况，只要受贿方不承认，任何受贿罪都不可能认定。

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这里要特别指出，提出怀疑要合理，不能盲目怀疑。不然，只要被告人否认，任何案件都可以提出怀疑。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在这个问题上，控辩双方是不平等的，在质证问题上肯定是辩方优于控方。只要辩方破除了控方的证据链，那么辩方提出的怀疑就是合理的。姜伟：关键是怀疑要有证据支持。

田文昌：姜伟提到的怀疑，是指辩方提出了类似于指控的怀疑。

姜伟：是对指控的怀疑。我的观点是，提出质疑要有合理的范围，实践中以侦查人员存在违法行为而对被告人罪责提出怀疑的居多。但提出这种怀疑不能盲目。比如，辩方提出被告人因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而作了有罪供述，除非确实有证据证实，被告人的供述才不能成立。如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被告人翻供了，其他证据又无法印证，就不能无端怀疑侦查机关进行了刑讯逼供。总之，没有证据支持的无端怀疑不属于合理的怀疑。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姜伟讲的合理怀疑，实际上就是一个证据规则。现在我国还没有证据法，没有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

对于合理的怀疑，我的理解是所怀疑的情况可能存在，或者说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案件发生后，要恢复事实真相，有的可能形式上做到了完全真实，比如采用全程录像的方式。但这也只是接近于案件的事实，并不能完全恢复。所以，合理怀疑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排除虚假情况，接近真实情况，使案件事实在一般情况下符合常识、常理。如果百分之八

十、百分之九十有可能，就应认为是合理的。

定案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没有专门证据规则的情况下，只能在实践中根据个案，根据具体情况去判断，做到提出合理怀疑，再进行合理排除。

姜伟：我同意这个原则。第一，对证据体系的质疑，不是要排除一切怀疑，而是要排除合理的怀疑；第二，合理的怀疑要有一定的标准。尽管目前我国没有证据法，但实践中应掌握两点：一是合理的怀疑应该概然性比较大，可能性程度比较高，能够从整体上推翻对方证据结论；二是合理的怀疑要有证据支持，特别是怀疑他人有违法行为、犯罪行为，要有一定的证据材料加以证实。

张军：至于是不是必须要有证据支持可以研究。即使辩方提出了一个涉及到违法行为的论点，也不一定必须要有证据支持。辩方在提出反驳意见的时候，即便没有证据证实，却可以提出一种逻辑，使对方的证据陷入矛盾，使对方要证明的巨大可能性成为不可能，也就达到了使法官慎重定案的目的。

姜伟：如果辩方单纯质疑控方的证据体系，指出哪些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可以不出示证据。但是如果辩方提出了新的主张，认为行贿人有时间、有条件侵吞行贿款，这时辩护的基点在于因行贿人侵吞了行贿款被告人才没有受贿，在这种情况下，辩方认为控方提供的证据没有排除这种可能，就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

田文昌：对“合理的怀疑”的界定，很难做得很具体，从理论上也很难讲得特别清楚。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定罪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

合理怀疑，所指的是一种可能性，提出这种可能性的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另一种必然性。也就是说，当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另一种必然性就不会存在。所以这种怀疑本身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准确地说，应当叫做合理质疑。这种质疑也不能漫无边际，不能违背常理，应当具有一定的现实可信性。比如说，甲开枪杀乙，只射击一颗子弹，乙死后却在身体上发现有两个弹孔，只有一个在致命的部位。如果乙的死亡是另外一枪所致，这种质疑就具有合理性，控方就有责任通过司法鉴定来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死者身上只有一个弹孔，而辩方却提出，不能排除他人在同一方向用同一种子弹射中死者的可能性，这种质疑就缺乏合理性，除非能举出证据证明确有这种事实存在。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对于质疑的合理性还是可以判断的。

总之，如何看待质疑的合理性以及对合理的程度要求有多高，还是涉及到价值取向和定罪原则的问题。如果本着宁肯错判也不能放纵的原则，对于质疑合理性的理解就会十分狭窄，容易把可能性理解成必然性；如果本着宁肯放纵也不能错判的原则，结果则会相反。根据当代国际社会通行的原则和我国司法中的实际状况，我主张采取后一种态度，一定不能把作为质疑理由的可能性理解成必然性，否则就很容易导致有罪推定的结果。

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归属于检方，证明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这种证明标准不同于民事案件中的比较优势（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证据规则，这句话可能比较晦涩，以辛普森案作例子就能一目了然。在刑案中，检方所有证据都指向辛普森是杀人凶手，唯一的例外就是其作案的手套，辩方证明该手套无法戴到辛普森的手中，仅此一项证据就让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因为这只手套就让人产生了合理怀疑，辛普森有可能不是凶手；而在民事案件中其他能证明辛普森是凶手的证据比这只手套能证明辛普森不是凶手更有比较优势，意味辛普森很有可能是凶手。

第二篇：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樊崇义 张中

樊崇义教授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笔者认为，前两项规定属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据本身的要求，其中“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对证据量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第三项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于该项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尽管“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排除了合理怀疑，就意味着形成了内心确信，反之亦然。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刑事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将难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裁判者确信程度多高，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是难以用百分比进行精确量化的，因为对其进行量化解释“不仅可能降低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会给陪审员带来理解

上的混乱”。但理论上，仍有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如有人认为法官的确信程度应当超过95%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有罪的可能性应在75%到90%之间。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刑事诉讼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剥夺，这就决定了对于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达到很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

第三篇：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如何把握？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

据排除程序如何把

握？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该类证据大致可分为两类：(1)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2)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

非法实物证据，就是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对于该类证据，如果存在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可能，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外。

2、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及时将申请书或者申请笔录及相关线索、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3、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4、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

5、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将调查结论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第四篇：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关于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行为屡禁不止，虽然我国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从总体上讲也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因此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该刑诉法吸收了“两高三部”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在本次的刑诉法修正案中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则。下面将结合本次刑诉修正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畴，程序，原因，意义等方面予以论述。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非法证据，从广义上而言，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或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具体包括：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以及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或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即构成非法证据。而狭议上的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本文在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时，采用的是狭议上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与扣押取得的证据的排除的统称。二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

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法条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说明，我国的非法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可见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和书证是有限制排除的。原则上，对于违反搜查、扣押等程序取得的物证、书证，在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不排除。但如果执法人员主观上出于故意，客观上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获得的实物证据，应予排除。因为我国司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还比较低，执法不是特别规范，如果将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通通予以排除，极有可能使罪犯逃脱法网，使正义无法得到伸张。三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

启动 审查 举证责任 处理

四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原因

（一）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法律形象

以违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讯逼供等手段去进行侦查、收集证据、追诉犯罪，这就相当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将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丧失应有的客观公正性，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声誉，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主观心理产生扭曲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法律不规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应予排除，那么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为了尽快破案，或为追求办案效率，可能会频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这样如果长久下去，刑讯逼供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潜规则。这时，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规制，则必定会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运用非法证据来定罪，极有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近年来冤假错案频发，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几乎都存在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情况。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赵作海案中，不仅是他本人被刑讯逼供，连证人、甚至他的前妻等并非嫌疑人的当事人也都遭受刑讯逼供。解决刑讯逼供与违法取证问题，彻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是很重要的。死刑案件的特殊情况。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都是命案，它们都曾经在一审中被判死刑，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证据认定上没有达到法定的标准，后来才获改判。死刑案件涉及公民的生命，一旦发生冤假错案，对司法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对于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的捷径，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讯方法逼取口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侦查机关讯问的重要手段之一。想要在以后诉讼程序中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修改后的刑诉还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修正案第十五条、第十八条)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修正案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修正案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法制统一，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法律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实践中仍然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就会使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尊严。我国之前一直未规定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也成为西方国家抨击我国人权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现在我国刑事法律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对西方国家批评我国人权保障的最强有力的回击。同时，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之一。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可以反映我国对待人权的态度，而且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确实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遏制侦查人员的滥用职权，但另一方面排除的非法证据有时恰恰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使真正的罪犯因为侦查人员的错误而逃避法律的制裁。从法律自身来讲，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则是完美的。它是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在不断发展，法律规则也是在不断的改革进步中的。刑事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只有在尽可能完备且先进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服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约束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机关的声誉，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总体来讲，利大于弊。

第五篇：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闫清华

【内容提要】诚实信用原则本为一私法原则，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原则出现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展的现象。本文讨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法理基础及限制，提出该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适用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诚信原则 刑事诉讼适用 限制

“诚实是一个神圣而又庄严的理性法令，不受任何权宜之计的限制。”——康德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已使刑事诉讼从单纯追求打击犯罪，发展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综合平衡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是否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就成了需要探讨的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话题。

一、诚信的内涵及历史发展

（一）诚信原则的语源考察

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令》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此处的诚信指人际关系的恪守信用，诚实不欺。诚实信用在拉丁文中的符号表现是Bona Fids，法文中是Bonne Foi，英文中是Good-Faith，直译都是“善意”，在德文中是Tre und Glauben（忠诚和相信），在日文中是“诚义信实”。中国在继受大陆法系之后，立法和法学理论大都通过日本而受德国影响颇深，因此，汉语中的诚信原则的语义是德文指称的直译。

（二）诚信原则的法律要义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一切法律关系都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按照正义衡平的原则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它们具体的社会公正。决断案情不应是形式或机械的，而应从道义衡平原则出发，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决定这些关系，这就是诚信原则的要求。⑴对于我国民事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大陆学者徐国栋认为：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三方利益平衡是这一原则实现的结果，当事人以诚实、善意的态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根据公平正义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⑵

具体到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应指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处理刑事案件和进行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公正、诚实和善意的原则。有学者认为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二是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⑶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是指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实施诉讼行为时（包括行使诉讼权利或履行诉讼义务时的行为），以及公安司法人员在实施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行为时，必须在主观上诚实、善意。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指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维持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即维持实质上的公正与平衡。⑷

（三）诚信原则从私法域向公法域的扩展

诚信原则本为私法上的一条基本原则，要旨在于运用道德规范来限制民事主体滥用权利，督促其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讲究信用、诚信作为；而在操作层面上，则需依赖于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将这一原则加以实现。传统观念上，学者认为诚信原则是一私法原则，而公法领域不适用诚信原则。因公法和私法有着不同的特性，因而要适用不同的原则，否则会动摇公私法赖以存在的基础。特别是诚信原则从本质上讲，是对确定性规范不足的补充，如适用于公法，势必破坏公法规范的严格性。但随着对公、私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公私法间虽然存有区别，但这些区别不是绝对的，而且公法领域也不是绝对排斥私法原则的援引，只不过基于公法的特性，对于这些原则的适用要有所限制而已。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诚实信用原则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延伸的法律现象。许多国家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已纷纷效仿而将该原则加以吸收和利用，不仅在诉讼法、行政法，甚至在宪法和刑法等公法法域，都有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发展至今，已经超出了其最初的赋予法官在审理具体个案时平衡平等的民事主体间及其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和适用范围，它已经扩展到法律领域中涉及利益平衡和权利、权力行使的所有范围，真正从本意上强调真诚、善意、信用、无虚假、不欺诈。“该‘帝王条款’虽然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与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⑸

二、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法理基础

（一）刑事诉讼中存在利益平衡的需要

诚实信用这一伦理学范畴的概念在法律领域中的引入，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法律思想的变迁，即强调个人意志自由与选择自由的个人本位思想逐步被注重社会福利、社会整体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本位思想所取代，个人意思自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人们更加重视在双方当事人利益之间和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这两种利益关系中谋求一种平衡。通过技术化手段将某种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从而对刚性较强的法律规范起到了一种衡平的作用，使之能更好地适应纷繁多变的社会生活，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从刑事诉讼看，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国家、社会与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刑事诉讼法就是调整和平衡国家打击犯罪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相互关系的法

律。”⑹“„„刑事诉讼也是一种以解决利益争端而进行的国家活动，只不过这里的争讼一方为国家，另一方为个人；争讼的目的在于确定特定的个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个人与国家追诉机构进行理性的对抗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保障。由于强大的国家与弱小的个人之间处于天然不平等状态，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旨在对这种不平等加以平衡，使国家追诉机关负有一些特殊的义务。”⑺因此，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利益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而这样的利益平衡需要，为诚实信用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前提。例如，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的确定；在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实时的处理；证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出庭作证等等，这类问题无论是在刑事诉讼的立法还是在刑事诉讼司法中，都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二）体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

1．公正价值。诉讼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时必须诚实善意。在证据制度上表现为真实义务，不得隐瞒证据或作伪证或进行证据突袭等，有利于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为程序公正奠定了事实基础。诚实信用原则还可以规制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防止诉讼权利的滥用，从

而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

2．效益价值。目前信用缺失不仅出现在经济领域，在诉讼过程中同样很严重。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滥用侦查手段，当事人滥用诉权、诉讼权利，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掩盖、伪造犯罪事实，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公正的裁决作出后，造成不必要的上诉和申诉，一方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另一方面，就一事多次或重新启动司法程序，司法资源不当浪费，其结果必然造成诉讼的不经济，有违效益这一程序价值目标。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可以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三）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刑事诉讼权力自由裁量的情况

从诚实信用原则平衡利益冲突和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最初功能看，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连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使得存在着先天局限性的法典式的成文法无法预测所有要解决的问题，也决定了赋予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必要。如此一来，便可以起到克服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性的矛盾、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变动的矛盾、法律的正义性与法律的具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非正义性的矛盾。就刑事诉讼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具体的犯罪情况，无论是侦查权、检察权还是审判权，都存在大量自由裁量的情况，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种情况就要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诚实信用地运用国家刑事诉讼权力，而这也恰恰符合了诚实信用的适用基础。刑事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有可能被滥用，成为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的借口，这就更有必要强调在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

（四）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信原则是为了适应新型诉讼模式的需要

诉讼法的立法史表明，在法官一方主导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由于被告人地位的客体化，诚信原则并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上虽然是职权主义模式，但是随着司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现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形成了兼具当事入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性质的诉讼模式。尤其近几年的对抗制庭审方式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当事人主导诉讼程序的过程中，当事人对诉权的滥用，不仅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也会影响法院的司法权威。为了克服这种弊端，有必要引进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使私法原则公法化。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确立，一方面可以减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固有的对抗性色彩，加强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的合作和协同；⑻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诚信原则的制约，进一步维护司法权威。

三、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限制

诚信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限制，主要在于它与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法律的确定性能够明确地告诉人们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诚信原则的模糊性却使人们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的规范性具有指导人们的行为的作用，诚信原则的非规范性却无法具体指示人们的行为；法律的稳定性要求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擅自变更法律规定，诚信原则却赋予法官依个案特殊情形加以判决的灵活性；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它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诚信原则却更多地以个别调整代替普遍调整；法律的可预测性使当事人能够根据法律规范预测行为的法律后果。诚信原则却允许法官在一定情形下基于法律的原理和精神进行裁判，导致行为后果的不可测性。⑼凡此种种，说明诚信原则在司法活动中固然有其特殊功效，但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司法擅断仅一纸之隔，稍有不慎，极易成为某些法官为自己的随意性裁判行为进行开脱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会背离诚信原则的初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诚信原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作为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又可能成为破坏法治秩序的温床。我们面临着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的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尽管有学者主张“奉行严格规则主义应该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⑽但严格规则主义的困境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诚信原则的扩张更是现代各国法治的共同趋势。另外，诚信原则适用的特定语境以及刑事诉讼本身的特性也大大限制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因为刑事诉讼所奉行“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与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不相容的。应当说，为防止诚信成为个别人扩张国家权力的手段和借口，刑事诉讼领域很大范围内是不容许适用诚信原则的。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刑事诉讼领域，并非都是强制性的规定，也有司法自由裁量、当事人自由处分的空间，也有诚信原则适用的余地。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认可诚信原则的司法适用，而在于如何进行有效的驾驭。

四、我国刑事诉讼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构想

（一）在总则中确立诚实信用为基本原则

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法律始终的根本规则，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加一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使其在刑事诉讼法中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同时，还能避免在分则中列举而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

（二）在分则中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支配下的规则和条款

在总则中确立了诚实信用作为法的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以后，必须在分则条文中规定具体的规范来落实该原则，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针对侦控机关可作以下规定：（1）收集证据必须依法进行，不得使用威胁、引诱等欺骗性收集证据的方法和侦查手段。（2）必须充分保障律师的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权，以保障辩护职权的正当行使。（3）采取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4）司法承诺应当兑现。

2．针对法官可作以下规定：（1）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依法进行。（2）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程序主体地位，为当事人创造平等的诉讼条件。⑾

3．针对当事人可作以下规定：（1）禁止滥用诉权和诉讼权利。（2）禁止证据突袭行为。（3）被害人应如实陈述案情，不得作不实的、有意夸大被害事实或隐瞒自己激发犯罪的某些过错行为。（4）鼓励、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实陈述，对自愿认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适当减轻。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前提下，适当借鉴国外的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撤回自认的条件，完善我国的刑事自认制度。

4．针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作以下规定：（1）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禁止证人作伪证、作虚假陈述，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2）诉讼代理人不得在诉讼中滥用代理权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不得超越代理权限实施诉讼行为，要保守国家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3）辩护律师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4）鉴定人、勘验人员、翻译人不得故意做与事实不符的鉴定、勘验和翻译。

（三）完善和强化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法律责任

为了确保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必须同时规定遵守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后果。如：当事人恶意或故意拖延诉讼，恶意轻率地提出异议等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公正，有悖于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诉讼行为，应当由法官予以司法制裁；对违反诚信原

则，恶意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多次作出前后不

一、自相矛盾陈述的被害人，由法官依据诚信原则在采证时减损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对造成严重后果，影响定罪量刑或导致诉讼拖延的，由法官依据诚信原则裁量对被害人的处罚；通过设置一定的措施鼓励、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实陈述，如对自愿认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适当减轻；对违反诚信原则，拒绝作证和作伪证的证人要依法进行相应处罚；对遵守诚信原则积极出庭作证并且提供关键证言经查证属实，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的证人，要考虑适当予以奖励，做到奖惩分明。

总之，在全民呼唤诚信的时代，我们应当树立和强化全民诚信的观念，在实体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预防和惩治等各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诚信制度建设。⑿

【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诉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史尚宽：《债法总论》，荣春印书馆1978年版，第319-320页。

⑵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⑶张家慧：《当事人诉讼行为与诚实信用原则》，载《诉讼法论丛》第6卷。⑷李文华：《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⑸《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完善》http：///chinese/zhuanti/283994．html．2004—12—03．

⑹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⑺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⑻同注⑷。

⑼段仁元：《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价值、缺陷及适用限制》，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⑽葛洪义：《严格规则主义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3期。⑾常饮冰、李梅奎：《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域的适用》，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⑿汤维建：《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