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隐私权与医生知情权的协调和平衡的法律思考

第一篇：患者隐私权与医生知情权的协调和平衡的法律思考

【摘 要】了解患者的诸多隐私是医务人员医疗行为的需要，保护患者的隐私也是其义务和责任；患者为了治

疗疾病，需要放弃自己的某些隐私权，但即使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患者的隐私权仍然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如何协

调和平衡患者隐私权与医生知情权的关系即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医务人员；患者；隐私权；知情权

【中图

分类号】d91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1—0059—0

4我国《执业医师法》及《护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规定了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当保护和尊

重患者隐私权内容；同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进行身

体检查、疾病诊断和疾病治疗过程中也有权了解患

者的与诊疗相关的隐私．以保证对患者提供优良的医疗服务。如果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活动中了解或

者使用患者的隐私过头或者不及，都有可能对患者

造成损害。因此，如何平衡和协调患者隐私权与医生

知情权的关系就是必须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本文

从如何认定和保护患者隐私权为切人点．结合医疗

实际谈谈正确处理患者隐私权与医生知情权的关

系．即如何在医疗活动中达到患者隐私权与医生知

情权的平衡和协调最佳状态。

一、从一案例看医疗活动中侵犯患者隐私权的情形

据《健康报》报道，安徽合肥市友好医院曾通过

闭路电视系统．对一次前列腺切除手术进行现场全

程直播。患者在手术室里手术，患者的亲友和即将要

手术的其他患者近200人通过电视屏幕将手术过程

一览无余。这次进行手术直播事先征得了患者及其

家属的同意．虽然引起了个别市民的争议．但实际效

果是比较好的．没有发生侵犯患者隐私权的情况。①

从这个实际案例可以看出，在医疗服务活动中协凋

和平衡患者隐私权与医生知情权的关系最好的办法

就是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如果在医疗服务活

动中没有取得患者或者家属的同意，又不当地了解

或者使用了患者的隐私．就容易侵犯患者的隐私权，产生医疗纠纷。笔者认为，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侵犯

患者隐私权的情形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其一，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的医疗行为虽然是

必须和必要的．但没有告知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例

如，北京某医院曾发生这样一起纠纷：一位24岁的女患者在北京某医院拍x光片时，拍片医生要求该

患者脱光上衣。在医生的催促和要求下她脱光了上

衣。事后，该患者感到自己的隐私与尊严受到了侵

犯．于是一怒之下将该医院告上了法庭。②脱光上衣

拍x光片也许是诊断所必要和必须的，但也应当向

患者做出说明并取得其同意．因为即使在诊疗疾病

过程中患者也有权支配和处置自己的隐私权。当然，患者如果是在病情危重的情形下，为抢救患者的生

命可以不征求患者及其家属的意见．因为这符合法

律的规定。除此之外．在涉及患者隐私权时都应当取

得患者的同意。

其二．在医方来说医务人员的行为是必要的，但

没有取得患者的同意。常见的情况就是将患者充当

“活体教具”。由于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是一项实践性

极强的工作．医学生不进行必要的观摩实习及临床

学习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的，因此，大多数

较好的医院都承担了一定的医学教学任务，以给实

习的医学生提供观摩和实习的场所和机会。例如，在[作者简介]周玉文(1957一)，山东乐陵人，武夷学院法学副教授，从事律师实务的教学和研究。

tel：***；e-mail：jxzyw2003@163．com

① 《合肥一医院直播手术过程》，载于《健康报)2004年4月20日第6版。

② 胡勇：《医生，请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权》，载于：《法制日报~2003年1o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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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医院里时常看到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身后跟着

三五成群的实习医学生，资深医生指着患者的某一

疾病部位进行详细的讲解，有时还要求实习生进行

触摸、检查等。这种教学行为在医方看来是必要的，但由于显然超出了对患者疾病诊治的需要，而有没

有事先取得患者或者其家属的同意．自然就侵犯了

患者的隐私权。当然，如果是疑难病症，请多名医生

参与会诊，这由于是诊治疾病是需要，就不能认为是

侵犯隐私权行为。

其三，医方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没有提供保护

患者隐私的必要条件，致使患者隐私被泄露的。常见的情况是在问诊或者检查中有与疾病诊断无关的人

在场，泄露患者隐私。由于我国现在

第二篇：关于患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研究(初稿3)

关于患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研究

一、患者隐私权的概述

（一）患者隐私权的概念和特点

1、患者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和其他行业相比，医疗行业更容易涉及到患者的一些隐私。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少不了病人肢体以及器官的接触和检查，都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患者的一些不想他人所知的信息，比如，病情起因、家族病史、病理生理上的缺陷等等。在医护人员的医疗和护理活动中，存在着多种了解患者隐私情况的情形：如通过询问病史，可了解患者疾病的起因、既往病史、家属史，往往涉及患者某些隐私；对患者的血液、组织和器官进行检验，可能发现某些个人隐私。因此，患者的隐私权在医患关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所谓患者的隐私权，是指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拥有保护自身的隐私部位、病史、身体缺陷、特殊经历、遭遇等隐私，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侵害的权利。这种隐私权的内容除了患者病情之外还包括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只向医师公开的、不愿意让他人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以及其他缺陷或隐情。一般来说，患者的个人情况在通常情况下都属于必须加以保密的私人信息，未经当事人许可不得向无关者公开。

2、患者隐私权的特点

由于权利主体的特殊性，与其他普通的民事权利相比，患者的隐私权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Ⅰ、权利的获得途径及权利的主体特定 一般权利的主体比较广泛，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其权利的获得或者是本来就具有的，或者是由于某些事实的发生或某种条件的达成的。而作为患者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进入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的自然人。换句话说，只能是作为医疗行为对象的“患者”。患者的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但是一个身患疾病的人，如果不进入医疗机构，不进行医疗诊治，那么他的隐私只是公民普通的隐私，谈不上“患者的隐私”。Ⅱ、调整和保护的范围的特定

在医疗实践及司法审判中如何界定患者隐私的范围，我们国家的法律及相关医疗规范并没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仅在部门法或者规章、条例中有一些比较专门的表述。但是，这些法规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保护的患者隐私的病种单一，范围狭小；罚则规定可操作性弱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影响了临床实践对患者隐私的保护。而实践过程中由于个体对于隐私的理解不同，患者隐私权的调整范围十分广泛。隐私在这里被划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患者的诊疗活动紧密相关的信息和内容，一部分是患者作为自然人本来所具有的。而患者的隐私权调整和保护的范围是特定的——仅仅是指那些与医疗活动有关的信息和内容，而不包括患者作为自然人本来所具有的。脱离开医疗活动，患者的身份不复存在，那么“患者的隐私权”也就无从谈起。Ⅲ、侵权主体的特定

正是由于上述患者的隐私权存在于患者和主治医生及医院的合同关系中，其存在以及保护都离不开医疗过程，因此，患者隐私侵权的主体只能是与患者的诊治有直接联系的医院及医护人员。当患者进入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负责其诊治的医院及医护人员除了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所察知的患者的隐私有保密的义务。对于患者的隐私，除了法律规定的涉及公共利益以及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隐私，非经本人同意，医院及医护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第三方透露相关信息。

（二）我国患者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

1991年《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性病防治机构和从事性病治疗业的个体医师在诊治性病患者是必须采取保护性措施，严格为患者保守秘密。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第43条规定，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为当事人保守秘密。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2条规定，医生在执业活动中，要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

2006年《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规定，未经人及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2009年《刑法修正案

（七）》第7条规定，„„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2010年《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第1项第四款规定，医疗卫生服务单位的下列信息，不得公开：„„(四)属于可用于识别个人身份的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造成不当侵害的。

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国外对患者隐私权的保护

国外对隐私权的关注较早，其中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隐私权理论的国家，美国联邦在1974年颁布《隐私法》，1996年又制定了《健康保险的转移与责任立法》，用以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德国也在1990年颁布了《新数据保护法》，并在第28条对医疗情报的保护作了相关规定。英国于1998年颁布《人权法案》，通过使个人隐私作为一种重要的基本人权被英国社会广泛接受，此后又逐步颁布《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计划》、《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计划指南》等相关法规。近年来医务工作者维护患者隐私的意识不断提高，美国西部伦理委员会指出，缺乏强有力的隐私法阻碍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没有足够的隐私保护，患者会担心他们的健康信息不被合理利用，健康指数也会受到影响。同时，日本的《刑法》也将尊重患者的隐私作为重要内容，提到隐私权的范畴包括个人空间、个人信息和个人财产等，当其被侵犯时会产生不愉快的感受。

二、侵犯患者隐私权的侵权类型和高发原因

（一）侵犯患者隐私权的侵权类型

在日常的工作中，由于医护人员的特殊地位，有很多机会了解患者的隐私，而由于自身的法律意识不强或者其他原因，患者的隐私常常会被泄露。实践中侵犯患者隐私权的具体情形常表现为：

1、超出知情范围刺探患者的隐私 在诊疗过程中，患者享有如实向医务人员作出说明的义务，通常还要向医务人员介绍自己的家族病史等信息以便于医务人员作出准确诊断，但是并非无所不包，而应以有利于其开展诊疗活动所必要的信息资料为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没有实际的标准，或者患者没有专门的医学知识而不能判断哪些信息是否需要告诉医务人员的，所以常常会出现医务人员超出职责需要擅自扩大知情范围的规定而向患者或其家属以编造、说谎等手段取得其信任刺探。收集、记录个人信息等行为，如护士超出其护理职责需要知悉本只能由医师或管理人员知悉的患者个人隐私，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或者恶劣的影响，但是亦构成对患者个人隐私的侵犯。

2、故意泄露、公开传播或者直接侵扰患者的隐私 这种情况是医患纠纷中隐私侵权的主要形式，也可能给患者造成严重身心伤害。一是医务人员对基于其职责和诊疗需要在知情权范围内获悉的患者个人隐私，负有特定的保密义务，不得对他人泄露，否则就有可能构成对患者的隐私侵权。这种侵权形式，可能患者的隐私仅仅是在医院内部传播，而医务人员主观上也可能是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倾听者不会继续传播，尽管是这样也是侵犯了患者隐私权的，那么将负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二是医务人员公开传播患者个人隐私，致使患者的个人隐私由第二人知悉向第三人或更多的人扩散。三是直接侵扰患者个人隐私。医务人员对其通过正当途径知悉的患者个人隐私明知患者不愿外人提及或首次提及已遭患者明示拒绝，而当面多次反复提及，伤害患者自尊或影响其正常生活，构成对其隐私的直接侵扰。

3、直接侵入患者身体侵犯隐私

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病情和诊治需要，可以通过必要地眼看、手摸等行为及辅助的医学仪器与患者身体接触，查清病因，对症下药。但不可否认在医疗实践中，个别医务人员因缺乏必要的道德素质与职业操守，故意追求低级趣味，假借身体检查、B超透视之名或通过故意夸大病情、编造其他不利理由等威胁强迫本人同意后，直接窥视或接触患者身体隐私，尤其是异性患者身体的隐蔽部位。此种情况下，因患者对医学知识和医疗手段的了解处于相对弱势，医务人员的侵权行为不易被患者或他人发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一旦造成不良后果，往往对患者及其亲属的精神损害更为严重。

4、医方擅自允许医学院实习生观摩对患者的治疗过程 医学院校学生进入临床实习是对前面所学理论知识的检验，也是为今后踏上工作岗位打基础，是医学生向医生转变所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所以有医学院认为出于医学发展和培养医护人员的公益需要，组织临床教学还是医院的法定义务，患者应当积极配合。虽然医院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不能以牺牲患者的隐私权为代价。无论院方以何种理由，如果要进行观摩教学首先应当取得患者的同意。根据《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实习生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医师资格，不享有获悉患者隐私权的权利，院方在没有征求患者同意的情况下，组织与治疗疾病无关的人员观看治疗过程就构成侵权。并且，患者没有担当医学教学标本的义务。

（二）侵犯患者隐私权的原因 Ⅰ、患者隐私权立法不完善 在我国，侵犯患者隐私权的现象仍就比较普遍，探究造成当前患者隐私权保护不利局面的原因，可以发现这是由于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国缺乏一套系统完备的患者隐私权保护法体系。

直到目前，我国并没有把患者隐私权规定为独立的人格权，究竟什么是患者隐私权以及其具体内容也没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当患者的隐私权被侵犯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名誉权的形式对其进行保护的。而患者隐私权与名誉权是两个存在很多差异的概念，如果将两种权利的保护混同起来，将会导致患者的一部分隐私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适当保护。我国在立法上并没有用专门章节来针对患者隐私权的保护，相关的法律都是散见于部门法和相关的医事法律法规中，同时这些法律又往往存在这样那样不一致的情况，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患者隐私权维护全法律体系。相关法律保护范围狭小，法律效力等级不高，缺乏强制性以及权威性，使得目前的患者隐私权保护大体处在无法可依的境地。公民的隐私权一旦被侵犯，我们根本找不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维护其权利。

Ⅱ、诊疗工作人员法律意识薄弱，患者缺乏必要的维权观念 中国自古便是医疗大国，长期形成的医生比患者地位高的思维根深蒂固，现今社会仍然强调医生的医德应以自律为主使得立法者和决策者继续忽略对诊疗人员责任的追究，患者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及忽视，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医疗人员在诊疗过程中缺少保护患者的隐私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淡薄，在日常医疗服务工作中，违反国家相关卫生法律法规，不遵守医疗操作规程，不尊重患者隐私权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患者的维权意识薄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又放纵了这些侵犯患者隐私权的行为。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对隐私权的保护长期处在消极的被动状态。患者来到医院就诊，因为医务人员的不当行为导致了患者隐私权受到侵犯，可能很多的患者内心会自觉不适，但是患者要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要么害怕针对这一问题向医生提出意见会影响到治疗。于是往往选择默默接受损害事实的发生。一旦自认倒霉，便不会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隐私权益。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导致我国对于患者的隐私权利，医院很难建立起合理完整的维权性医疗环境，从而致使全社会缺少维权意识。

Ⅲ、医疗机构设施简陋，管理制度不完善 ①患者的隐私被无关者旁听、旁观 现实中，我们在医院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医院为患者诊疗的时候身边总是会围上一群人，他们当中有患者的家属和朋友，排号等待就诊的其他患者，甚至毫不相干的人员。而被治疗的病人却没有选择，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医师讲述自己不愿被别人知情的病史。此时患者的隐私权并已经在无意中受到了侵犯。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不良的社会及心理因素会对人的躯体产生出负面的影响，有的患者在被问诊的时候羞于在众人面前叙述自己与病情有关的信息，而选择不真实的回答医生的提出的问题或者隐瞒自己的病症、病史，这样的话医生就无法得到全面而正确的资料，甚至会贻误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对于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也阻碍了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②化验单、检验单、床头卡泄露患者的隐私

这类侵害患者的隐私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各大医院。

1、化验单、检验单是医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化验报告中所涉及的患者的个人信息内容也很广泛。医院的化验室、检验室在对患者进行化验后往往直接把书面结论放置于检验室的窗口，任他人随意检阅，使患者的隐私处在了毫无保密性的状态。化验单的放置只是医疗体系运行操作中的一个细小环节，可是对患者人格尊严的保护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其对医疗系统管理体系的人性化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2、床头卡是病房贴附在病患床头的、用于标明患者个人资讯、护理级别和病情等相关内容的卡片，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入院制度管理内容之一，也是医院沿用多年的一种制度。到目前为止，院方仍旧使用床头卡记录患者个人信息的做法，虽然这样可以一目了然，但是将病人的详细信息都记录于床头卡而未征得患者的意见，这些可能损害病人的名誉，使患者的隐私权无法得到正常的保护。

三、完善患者隐私权保护的相关建议

医患关系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特殊性和我国医患关系的紧张状况，决定了切实保护患者隐私权的重要性，但是纵观我国目前患者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却不令人满意。为有效保护患者隐私权，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笔者针对患者隐私权保护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Ⅰ、加强医疗机构的管理与建设

①加强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为患者提供舒适、安全的诊疗环境 医院硬件设施的好坏，决定着医疗服务水平的高低，为了提供更优质的诊疗技术和更人性化的服务，医院应当加大对硬件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例如设立单独的空间，实行“一医一患”，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一个单独的空间，使患者在接受问诊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隐私被他人知晓，同时还应严格划分就诊区和候诊区，这样可以有效制止候诊者围观现象，避免隐私在无意中被泄露；设立专门的单人检查室或者在对身体检查时用屏风进行隔离，禁止无关的人员出入，在住院病房的相邻床位间用活动窗帘进行隔离等等。总之，在硬件设施上最大限度的保证满足患者需要，为患者的隐私保护提供良好的环境，增强以人为本的意识，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服务。这样既为患者创造了一个安心的就医环境，有助于疾病的治疗和身体的康复，同时又可以避免发生医患纠纷。

②完善医疗机构管理体系，切实维护患者隐私权不受侵犯 完善的管理体系是医院进行正常医疗活动的前提，也是医院发展的内在因素，它从宏观上指导着医院的整体运作，又从微观上监督者医院的细节操作。所以，医疗机构应当建立起科学严谨的管理体系，提高医院管理者的素质，实现医院管理的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首先，医院应当改变传管理观念和管理方式，建立更人性化的服务体系。例如住院病房的床头卡设置，可以把内容改为医学上的专业术语或符号，这样既方便医务人员的工作，又不会泄露患者的个人隐私。其次，医疗机构应当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患者隐私权，并保证制度的落实和执行。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制定系统、规范的医院管理制度，以及医护人员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对医护人员进行管理制度的约束教育，加强对医护人员的监督管理。最后，应当改革医院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诊疗行为的管理和监督，对医院侵犯患者隐私权的行为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从行政管理方面保障患者隐私权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③规范临床教学实践活动，尝试新的临床教学实践方法

由我国卫生部颁布的《全国医院工作条例》第2条、第7条规定可见，我国承认并支持临床教学实践活动在医院的开展，由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实习是由学生转变为一名合格的医生的必经途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临床实习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忽视了对广大患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平衡和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规范临床教学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医院应建立完善的医学教学管理制度，使临床教学活动的开展更为规范化和科学化。在进行临床教学活动开展之前，应首先征得患者或其家属的同意，并告知患者临床教学实践需要了解的隐私内容、方式以及需要的原因，患者对接受临床实习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任何医护人员都不得强迫患者接受。另一方面，可尝试新的临床教学实践方法，避免侵害患者隐私权。例如：医疗机构雇佣患者配合临床教学实践；运用新进技术作为替代手段等等。这些新型的临床教学方法不仅同样可以达到提高实习医生医疗水平的目的，而且还能够避免侵犯患者隐私权，减少医疗纠纷。

Ⅱ、增强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

医务人员是医疗活动的一方主体，肩负着举足轻重的任务和责任，掌握着患者重要的隐私信息，是造成患者隐私权受到侵犯的重要环节。因此，要切实保护好患者隐私权，就离不开对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培养。首先，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普及非常重要。医疗机构应当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对《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可以聘请法律专家结合案例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让医务人员能够更深刻的理解患者隐私权，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素质，培养良好规范的执业行为，树立依法执法的思想观念，保护患者隐私权。其次，要加强医师职业道德教育，严格区分正常介入隐私与利用职业之便侵犯患者的隐私的界限，对那些败坏医务人员形象的行径绝不姑息。总之，尊重和保护患者隐私权是社会文明的体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患者的隐私权正逐渐受到重视，医务人员在法律和道义上都负有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和责任。医疗机构应当把加强医务人员的法律和道德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抓，并把保护患者隐私权作为医务工作的应有内容。

Ⅲ、促进患者隐私权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造成我国患者隐私权保护不力局面的最主要因素是我国缺乏一套系统的患者隐私权保护法体系。鉴于此，笔者建议应该首先确立隐私权的法律地位，有必要把隐私权作为一项区别于名誉权的独立权利加以确定。我们认为直接保护的方式更加有利于保护患者的隐私权，更加有利于培养出患者的权利意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医疗法制建设，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使司法机关在审理有关患者隐私权纠纷案件的同时有章可循。令人振奋的是我国民法学者在《中国民法典行为编草案建议稿》第37条中已经把隐私权保护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一旦确认，将为患者的隐私权保护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其次，对患者隐私权的概念、范围、侵权责任等作出具体的规定，明确医疗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在侵犯患者隐私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患者在采取救济措施时有明确的目的及维权方向，在其权利被侵犯时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次，进一步完善患者隐私权的立法体系，出台一套统一的侵犯患者隐私权责任的赔偿标准并尽快制定出统一的患者权利法案，从而为保护患者的隐私树立起一面坚固的法律之墙。最后，应同时出台予以配合上述法律的配套性规定。如加强对侵犯患者隐私权的惩戒力度，对恶性的侵权行为加以重罚；全面规定医务人员的法律义务。为保护患者隐私权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第三篇：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内容摘要】新闻自由负载和体现了表达自由并构成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已获得普遍认同并在国际社会已经或正在成为宪法权利。然而，两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权利天然地存在冲突关系并日益紧张。论文分析两者冲突的原因和表现，提出从利益、价值和规范三个层面协调和平衡两者关系的原则和规则。

【关键词】新闻自由隐私权 冲突平衡

新闻自由作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其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关系也日趋紧张，如何在法治的框架下协调与平衡两者的冲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新闻自由之界定与功能

1、新闻自由之界定

“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是通过传播媒介表现出来的言论、出版自由。它是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制、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1]它既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基础，又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保障。“尽管言论表述和新闻出版自由不像民事权利那样具有明确的确定性和在侵权行为法上的可补救性，但是它作为被宪法确认与保护的自由，无疑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以及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只有有了这一自由，才有可能造就一个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人民才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各种主张，政府及其官员才有可能受到舆论监督，同时人们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得到满足。言论表述和新闻出版自由，在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在政治生活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首先，从新闻自由的内容看，它包括创办新闻媒体的自由（即开业自由）、采访自由、写作自由、传递自由、发表自由、报道或评论自由、印制自由、发行和销售自由、获知自由、使用计算机互联网自由等。国际新闻学会提出的新闻自由包括：自由接近新闻和自由传播新闻、自由发行报纸和自由表达意见。[3]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从外延和内涵角度对新闻自由作了界定，其内涵包括：（1）出版前不须领执照或特许，也不须缴纳保证金；（2）出版前免于检查，出版后除了负担法律责任外，不受干扰；（3）有权报道、讨论及批评公共事务的自由；（4）政府不得以重税或其他经济手段迫害新闻事业；（5）政府不得以财力津贴或贿赂新闻工作者；（6）政府不得参与新闻事业的经营；（7）自由接近新闻来源，加强新闻发布，保障采访自由；（8）自由使用意见传递工具，免于检查，保障传递自由；（9）阅读及收听自由。其外延包括：（1）采访自由；（2）传递自由；（3）发表自由；（4）阅读和收听自由。[4]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直接使用新闻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概念，但学界比较认同这一宪法规定中实际包含着新闻自由的内容。新闻是指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影等大众传播工具对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具有几个要素：（1）新闻是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报道的信息；（2）新闻凝结在一定的新闻作品上，新闻作品包括消息、通讯稿、专稿、评论文章、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电影以及广播中的新闻节目等。（3）新闻反映的是客观事实。[5] 其次，从新闻自由的法律属性看，它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表达自由是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利用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表现思想的自由。广义的表达自由则包括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在内，因为它们是言论自由的实现形式和延伸自由。[6]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构成了表达自由的基本类型和典型形态，言论是口头语言的表达，出版则是书面语言的表达，两者统一于表达自由的综合概念。[7]各国宪法大都对表达自由作出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人人有以口头、书面和图画自由表达和散播自己的观点，以及自由地从一般可允许的来源获得消息的权利。出版自由和通过广播和电影进行报道的自由受到保障。不建立检查制度。”[8]日本国宪法第21条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9]泰王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个人享有言论、著作、出版、宣传和进行其他舆论活动方式发表意见的自由……在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发表消息或文展之前，要求将稿子报送主管官员检查的做法是不允许的。”[10]据荷兰宪法学者亨利.范.马尔赛文等人统计，在不完全统计的世界142部宪法中，有124部宪法规定了表达意见的自由。[11]表达自由作为民主的基本要素和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其法律保障已呈普遍化和国际化态势。《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2]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2.人人有自由发表主张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13]由于早期的媒体局限于报刊等印刷媒介，其时之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同义，当今某些国家的出版自由亦与新闻自由相同，新闻自由内涵于表达自由范畴中。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新闻自由就是出版自由，属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14]笔者以为，新闻自由构成了出版自由的主体内容但不限于新闻自由，尚有不属于新闻领域的出版，新闻自由之表述有其特有的视角和强调。不过，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新闻自由的表达渠道和范围伴随着媒体范围的扩展而急剧扩大，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的距离和差别亦在缩短，因此可以在大体一致的基础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再次，从新闻自由的主体看，它与表达自由存在相互关联和区别。其一，表达自由的主体是所有的公民，公民之表达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和依据，新闻自由是表达自由的形式和体现。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公民表达自由的通道和载体，是国家通过制度和机构向公民提供的表达自由和探求真理的阵地，透过新闻自由，公民表达的传播和影响更为久远。其二，新闻工作者本身具有表达自由之权利，是新闻自由的主体，这不仅是个人自由问题，而且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表达自由的保障机制问题。“虽然在法律上，freedom of the press的主体是„人人‟、„每一个人‟，但是实际上说得更多的是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自由。一般宪法仅仅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或新闻自由，新闻记者也是公民，不言而喻地享有这些权利，无须另行规定”。[15]其三，除新闻工作者外，普通公民亦可向新闻媒体投稿而成为业余通讯员，故新闻自由之主体并不局限于新闻工作者。

2、新闻自由之功能

新闻自由和新闻界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社会负载着特殊的功能，一方面构成国家与公民之间联系的通道和纽带，另一方面构成了制度设计中国家监控权力与社会的重要渠道。夏勇教授认为新闻关系主要由新闻界、公民、政府三方组成，他们是由各自社会地位决定的不同利益主体。就新闻活动而言，新闻界履行从事新闻活动的社会职能，并通过自由的新闻活动实现其道德愿望和商业利益；公民有着不受新闻活动的个人隐私、名誉等利益；政府担负着维护公共秩序、组织社会生产、保护国家安全等社会职能，这些职能的履行不应受新闻获得的妨害。这三者的利益均受宪法保护，分别构成三个法律权利的主体，同时这三者也是三个义务主体，即不得侵害其他方的合法利益或权利。新闻关系的义务层面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公民和政府的义务，即自由的新闻活动不得侵害公民和政府的合法权益，否则就是滥用新闻自由；二是公民，特别是政府对新闻界的义务，即不得干涉或取消新闻自由。……一个明智的政府在许多场合还往往借助新闻自由作为民众愤激情绪的宣泄口。民众表达意见、了解政情以及从事日常的经济、文化活动，也需要一个自由自在和消息灵通的新闻出版业。在这种意义上，新闻自由毋宁说是新闻关系三方共同享有的社会权利。新闻不自由实际上构成了对近代社会整体利益的妨害，因此新闻界在负有不得滥用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负有不得抛弃新闻自由的义务。[16]新闻自由的主要功能有：

（1）舆论监督功能。新闻自由既是一项基本人权又是一种实现表达自由的制度。“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实质是，限制和约束国家任意使用权力压制人民意见的表达，同时保障人民可以以表达意见的方式来影响国家权力的实施。”[17]新闻自由属于一种体制层面的权利，目的在于维持特定国家的特定体制。[18]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19]布莱克斯通大法官将出版自由概括归纳为：①出版自由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性质而言是基本的；②出版自由存在于对出版没有任何事先的限制规定，并且在刑事事项上当出版之后不是不受审查；③每个自由人都拥有不可置疑的权利，将其意愿的情感（sentiment）放在大众面前，禁止这样做就是在破坏出版自由；④如果一个人发表了不恰当的、有害的或是非法的东西就必须承担自己鲁莽行为的后果。[20]布伦南大法官敏锐地意识到新闻自由所负载的特殊体制功能并深刻指出：新闻界作为公众喉舌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它绝对禁止政府干涉新闻界的表达自由，但新闻界并不局限于言论角色，因为第一修正案不仅保护个人自我表达，更重要的是能促进民主价值，这意味着第一修正案也禁止政府干涉人民行使和准备行使民主的传播过程。新闻界与美国民主制度所必须的传播职能密切联系，不但在表达自己意见时应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而且在采集和传播信息时也应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21]新闻的最高价值为制衡政府公务人员本能的滥用职权，新闻出版自由乃自由国家的重要本质，新闻自由与民主制度二者成正比。”[22]由此而言，新闻界兼具言论与结构的双重角色。透过新闻自由，公民和新闻界对包括对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以及具有公权力性质的组织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成为民主法治社会一种独立的力量和组织。“出版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政府之外创设一个第四个制度，以作为对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额外制衡。”[23]美国贤哲们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同时列入宪法，而出版自由则把美国联邦宪法的保护扩大到一个组织机构——新闻机构，这种被誉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中发挥了独特功能。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24]美国新闻界在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中对政府的揭露和批评，最终发展到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新闻界促成了尼克松在1974年的黯然辞职。[25] 我国频频发生的各级领导干部违法腐败案件受到追查和制裁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监督。

（2）信息传通功能。即新闻自由和媒体为公众关心和讨论社会问题提供和传播必要的信息，公众言论通过新闻媒体得以会聚和讨论，各种信息得到交汇和比较，形成公共舆论和政策环境。在一个民主与法治国家，只有透过承载自由新闻和言论多元的媒体，有关公众政策的公意才能顺利形成，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构成了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因素和机制。自由的新闻报道同时还负载着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自由，使得社会公众能够知晓政府的决策、政策、措施和执行情况、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以及必要资讯和信息，表达自己对各种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观点和意见，从而形成对政府的监督和鞭策的力量和社会氛围，避免政府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专断与独裁，防止因决策、政策和执行的失侵害到人民的合法权益。（3）权利保障功能。从隐私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就是对人类隐私的最大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发展[26]；而对人类隐私的认识和保护要求的提出同样得益于新闻媒体的呼吁和推动，没有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人们对隐私的认识不会有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布兰迪斯和沃伦正是痛感于新闻媒体滥用新闻自由对个人隐私的极度侵犯才发表了那篇奠定隐私权基础的论文《论隐私权》。由此而言，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之于隐私权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新闻媒体具有“双刃剑”之功能，既可被被滥用而成为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帮凶”，也可以被正当合理的使用成为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的发展的“利器”。然此种保障并不同于救济程序和具体制度的保障，它超越了法律规范和具体制度的范畴，其影响和作用着眼于整个权利发展、权利保障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环境，包括国家体制、传统文化、道德宗教和文明进程以及人的意识进步等因素。正像隐私权的发展得益于新闻媒体的呼吁和宣传一样，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也会引导着人们不断地认识和探求人类新的欲求及其权利保障问题，使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得以发现，使不被重视的问题得以凸现，使不受到法律保障的利益获得法律保障。由此而言，新闻自由和媒体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权利保障之功能。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冲突

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是指公民的私生活不受窥测、监视、公开、侵扰和干涉的权利，即公民有选择、控制和决定自己私生活事务、保持私生活安宁和处置私生活信息的权利。而尊重与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独立与安宁之核心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性完善。隐私权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天然地与新闻自由存在冲突和矛盾，它一方面表现在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权纠纷，另一方面表现在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对新闻自由的妨碍与抵触。

1、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权纠纷

新闻的媒体报道的新闻往往是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与信息，特别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与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如新闻时事报道涉及当事人家庭隐私、婚姻隐私和身体隐私等；新闻监督涉及某些公务人员的财产隐私、婚姻隐私和消费隐私等；新闻调查涉及公民的住宅隐私、个性生活、私人关系等。如果在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之间缺乏合理的规则界分与制度平衡，则可能导致冲突和纠纷的不断发生，要么新闻自由失去其应有功能，消弱甚至取消了公民的表达自由，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缺乏公开、监督和信息流通的神秘世界，为权力运行中的丑恶现象和违法行为了提供条件和土壤，最终会损及公民其他权利；要么新闻自由过于扩张，个人隐私受到超过必要限度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干涉与侵害，个性发展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私人领域无法保障，违法行为可能在堂而皇之的合法理由下大行其道。当一个社会缺乏对个人隐私的起码的尊重和保护时，一个人连基本隐私和自治都无法维系时，作为隐私权存在的价值基础的人格尊严也必然受到蔑视或侵害。如同“文革”十年中对人的践踏和摧残始自个人最隐私领域一样：夫妻反目、父子互相揭发、同事之间以获取和利用他人隐私为“利器”、将他人性隐私示众贬斥等，个人隐私伴随着对整个人权的蔑视和践踏受到前所未有的蔑视和摧残，这就从根本意义上背离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终极目的。新闻媒体侵犯隐私权的主要情形有：（1）采用窃听、透露等方式进行暗访；（2）监视跟踪、强行拍摄、录音和采访；（3）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居住旅馆、野营帐篷等隐私空间探访；（4）隐瞒记者身份探知记录他人隐私信息；（5）私自调查、偷窥他人个人隐私资料；（6）违背他人意愿，以新闻出版形式公开其与公共生活无关的隐私等；（7）公开和干预他人隐私事务的自我决定等；（8）未经同意探知和公布他人涉及人身的隐私数据等。当然，符合上述形式，但是否构成法律意义的侵权往往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裁量和判断。如公共利益、新闻价值、隐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程度等问题。新闻自由或表达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既可能表现在国家立法层面也可能表现国家执法司法活动中。

2、隐私权对新闻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妨碍

首先，隐私权的过度主张或者滥用会限制民主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个人信息的公开和交流，构成对自由交往、公共管理以及他人权利的妨碍。其一，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必定是一个信息流通和充分交换的社会，个人信息的必要公开是实行现代管理的条件和基础，也是国家保障公民权益的必要条件。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必然限制某些个人信息的获取和公开，从而妨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正常管理。“新闻报道以公开传播为宗旨，隐私保护则以保密为原则，两者势必存在冲突。最初提出隐私权保护就是针对新闻媒介而发，但是个人与社会本无绝对分明的界限，如果把任何人的事情都作为隐私封闭起来，不照顾到社会信息的正常流通，这个社会也会无法运作。”[27]同时个人主张的隐私有时与他人和媒体的意见相佐，这种隐私保护的主张很可能对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和社会监督构成妨碍。其二，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和滥用会导致权利冲突的加剧和衍生其他社会问题。隐私天然具有一定的“反社会性”，即个人将其私人生活、私人领域与社会隔离，从而使自己享受一种独处的、安宁的不受打扰的生活。这种需求与社会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28]个人对隐私的主张和自治有时很难保持适度。如某些人在公众场合大声接听电话，让本属个人隐私的内容强行进入他人耳中，构成对他人安宁生活的侵扰；过分暴露身体隐私或性隐私构成对公序良俗的背离和破坏。如公众场合过于裸露的服饰或公开的性行为等；将个人隐私暴露给不适宜的对象等。如将性隐私对未成年人公开等；主张过度的生育自由对人口危机和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等；过度的个性自由如同性恋对社会婚姻和公共道德的负面影响等。

其次，隐私权限制制度的不完善可能构成对新闻自由的妨碍，特别是公务人员隐私权限制制度的缺位和不健全，会消弱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凡民主法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均有一套国家公务人员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正性必然要求对公务人员的隐私权实施必要的限制。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社会交往限制制度、重大事项公告和报告制度以及某些私人行为禁忌等。面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其隐私权往往受到比普通公民更多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民主法治尚不成熟的国家，由于缺乏对公务人员隐私权的限制制度或虽有制度但缺乏实效，一方面导致了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媒体为规避侵权纠纷不敢大胆履行监督职能，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纵容和助长了腐败违法行为的发生。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对公务人员的隐私侵权与对普通公民的隐私侵权合理界分，新闻媒体为避免侵权或纠纷往往会放弃对某些新闻的报道，从而消弱了媒体舆论监督功能。

再次，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冲突背后蕴涵着另一权利冲突问题，即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问题。知情权是“公民行使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结社、出版等表达自由和选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基础，也是这些基本权利衍生的，不可剥夺”，[29]“它以简约的形式及时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成员对信息资源的一种普遍的利益需求和权利意识，从而为当代国家的公民权利建设展示了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认识主题。”[30]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在世界范围已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和保障，某些国家宪法中还直接规定了知情权或类似权利。格鲁吉亚宪法第24条规定：“

一、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都有权以口述、书面或其他形式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

二、大众传播媒介自由，禁止进行新闻检查，三、国家和个人无权垄断大众传播媒介或信息传播设备”。[31]菲律宾共和国宪法（1987年）第三章第7条规定：“人民了解公共大事的权利应予承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限制条件下，应向公民提供接触官方案卷、有关官方行动、交涉或决定的文件和记录，以及政府用作政策发展依据的研究资料的条件。”[32]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将知情权蕴涵在表达自由条款之下规定，“……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知情权的确认和保障实际上也对个人隐私给予了合理限制，政府获取和披露的信息中不仅包括政府活动的信息和资料，而且包括某些个人隐私信息。在我国，公民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并未明确规定于宪法中，但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权力来源、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权利，公民的批评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或者检举权等，同时还规定了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而有效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就是知情。我国学者不仅探讨和研究过知情权问题，而且认为知情权是隐含在宪法中的一项权利。[33]笔者以为，公民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知情权应属宪法权利，其义务主体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力及其负载机构，涵盖了立法、执法和司法整个过程。在广泛意义上，知情权不仅包括公民对国家权力及其负载机构活动的知晓和了解的权利，也包括公民对其个人档案、资讯和记录资料等知悉和要求修正的权利。美国1966年制定的情报自由法中规定：每个人都有得到情报的平等权利，从此知情权在美国开始被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看待。[34]日本2001年实施的《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相关法律》被视为日本实行开放式行政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均有信息公开或情报自由的法律和政策，确立了公民的知情权。毫无疑问，过分的隐私权主张不仅会与新闻自由或表达自由发生冲突和矛盾，而且会与知情权发生冲突和矛盾。作为宪法意义的隐私权不仅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不得公开不和涉个人隐私，而且要求国家积极行为（包括立法和执法措施）以保障个人隐私；作为宪法意义的知情权则要求国家保障新闻自由、积极提供各种信息资源与信息保障，包括某些个人隐私问题。故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和矛盾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协调。此处存在一个“三角形”的动态关系，一端是公民隐私权，另一端是公民知情权，上端则是以国家权力为代表的公权力及其机构。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力对两端权利的任何一方面均负有尊重和不予侵害的义务，另一方面负有采取措施给予积极保障的义务。对任何单方面的偏向和保障都会引发对另一权利的侵害或者权利之间的失衡。新闻自由则一方面承载着为公民表达自由提供通道和途径的功能，另一方面承载着为政府满足和保障公民知情权提供阵地的功能。而如果“将出版置于一个许可证颁发者（a licenser）的限制性权力制约之下，正如以前所做的，并且从革命（1688年）以来的那样，就是完全将情感自由（freedom of sentiment）置于一个人的偏见制约之下，在知识、宗教和政府方面的所有争议问题上，使得他成为一个专断的一贯正确的法官。但是当出版之后，应基于公平公正的审判而认定的有害趋向，而惩罚任何危险的或违法的作品，这是为了维护政府和宗教的和平与良好秩序——社会自由的唯一坚实基础——而必需的。这样个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只有对那种自由的滥用是法律惩罚的对象。”[35]因此对新闻自由的保障既有体制建构与保障之意义，更有权利保障和权利推进之价值。由于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国家保障中交织着具有体制意义的民主功能的发挥问题以及其他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这就使得两者的矛盾和冲突的形态得更加复杂多样，需要寻求各种利益和价值的平衡。

最后，个人隐私的主张程度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隐私立法，构成对新闻自由的某种限制。如美国到1992年就有29个州制定了某种类型的隐私权法案，内容包括个人犯罪史信息以及该信息是否能披露给媒介和公众等。至少有39个州立法规定消除未定罪的逮捕记录。由于对隐私权的要求，媒介在获得政府档案，尤其是逮捕记录方面的机会有所减少。[36]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媒体是一个制约，对相关人员（如曾经受其威胁或侵害的人员等）的知情权也是一个限制。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紧张与冲突关系是一个动态关系，在不同时代和背景条件下亦有所区别。如基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人们可能在隐私方面逐渐提出更高要求。故此，有关隐私与新闻自由问题，除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确定必要的原则和规则以外，还应留下一个动态发展和平衡的空间，否则滞后的法律可能会给丰富、生动和多样化的世界带来过多的抑制和阻挠，而这恰恰是一个充满活力、创造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平衡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之实质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这种冲突亦是对特定社会状况的反映。故“新闻之取材，应考虑被取材人之隐私权，但亦不得过度限制新闻自由，两者应依新闻自由之公共性、公意性之高低，公众关心之程度，侵害隐私权行为之态样、性质及程度与隐私权受侵害之被害人是否为公众人物？有无抛弃隐私权？抛弃隐私权之广狭？隐私权之保密程度与受侵害之性质及其程度之轻重，而就保障新闻自由之必要性与保护隐私权之重要性等各种因素，加以比较衡量而予以妥适处理。”[37]

1、利益平衡

权利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人、社会及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耶林指出:“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来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38]新闻自由与隐私权所保护的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法律利益，在公益与私利不能兼容之际即应权衡轻重、谋求平衡。隐私权所保护的私生活的自治与安宁，是主体保持与外界隔绝和不受外界干预的一种状态，这种利益既表现为一种精神需求和满足，也表现为某种物质欲求和满足。如披露和出版某些具有隐私属性的作品可以获取一定物质利益，但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权利主体对自身隐私的守护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侵害隐私行为所带来的往往是人格自治和人格尊严的伤害。新闻自由追求的是公众的注意和热点，更关注社会利益和社会舆论，其基本手段就是公开和透明，形成人所共知的氛围和舆论，从而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

（1）隐私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人作为社会的人，其行为与利益不能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合理限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也会秧及自身。因此需要在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时代均有所差异。如“非典”时期对高危人物的行踪、医疗情况或隔离情况的报道、对公共场所的个人身体检测等。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时，这种隐私就不仅是个人私事而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不但要受到一定程度限制，而且要纳入新闻自由的关注与保护范围。此时之个人隐私就要让位于新闻自由不得不有所公开。公众有兴趣但无涉公共利益的报道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隐私，在此情况下新闻媒体的报道就难以免责，特别是这种兴趣不仅无涉公共利益而且价值导向并不高尚情况下更是如此；而当其报道的新闻不仅为公众兴趣所在而且事关公众利益时，这种隐私往往不再视为个人私事，新闻报道涉及个人隐私则可抗辩或免责。“按照隐私权的法理，一般认为以下事项，可以是有正当理由关注的事情：a.防止、侦查或调查涉嫌犯罪的事项；b.防止或消除非法行为、严重不道德行为、对公众不诚实行为和严重不端行为；c.某人执行其公职或专业职务的能力；d.某人是否适合担任他所担任的公职或者适合从事他所从事的专业；e.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f.保护国家的安全。”[39]新闻媒体对上述事项之报道即属于正常范围可以获得免责。

（2）隐私利益与新闻媒体利益的平衡

首先，新闻自由的发展使得新闻媒体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和追求的行业和组织。特别是商业媒体与其他商业组织一样都要追求自身利益和影响，必然存在滥用宪法和法律赋予其新闻自由的可能。如为自身利益实行“有偿新闻”，为追求媒体利益披露他人隐私，为追求轰动效应和影响而缺乏自律，以至侵害到他人隐私和个性生活等。

其次，新闻媒体作为国家体制中的特定行业基于其独立的利益、功能和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对隐私权之侵入和妨碍可以获得一定免责。一是权利人同意。隐私权的本质在于私生活的自由和自治（包括隐私的公开与否），当其自愿接受采访、报道和传播时，可以视为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新闻媒体公开其隐私即获得抗辩事由。这些免责事由甚至可以在一些国家宪法中找到依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4年通过）第23条规定：“个人通讯、电话谈话、电报和其他来往的秘密受到保护，但是法律规定情况除外。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搜集、保留、利用和传播有关个人私人生活的信息。”[40]这就意味着经过本人同意可以从事上述行为。同意有明示与默示两种，明示即权利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同意在新闻媒体中公布其隐私状况，以及本人直接向社会公开其私生活状况；默示即权利人明知新闻媒体的采访、调查可能会公开其隐私而不拒绝或主动告知自己私生活情况。一般而言，新闻媒体人员在采访和调查时有告知其真实身份和目的之义务，除非其拒绝行为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且极为必要。如对违法犯罪行为和严重的不道德行为的采访和报道等。二是公众场合。即权利人所处地点不属于私人和不公开的地方，人们很容易耳闻目睹的有关场景和隐私。在此情况下，新闻媒体触及或公开权利人认为的隐私可以抗辩或免责。公众场合是与私人空间相对的概念，私人空间的界定与公众场合的范围息息相关。德国最高法院曾在摩纳哥公主隐私权案中提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封闭性”的标准。他们既不同意私人空间广泛存在于“住宅之外”，也不同意以“住宅大门”这个过于严格的标准界定私人空间，提出一个“地点的相对封闭性”作为判断私人空间的标准。即在一个相对独立地点，当事人明显地处于与公众隔离状态，并因相信这种封闭性状态而从事包括某些在公共场合所不会从事的行为。当事人处于“封闭性地点”时，如果第三人通过秘密拍摄或通过望远镜技术制作并传播其照片，则构成对其权利的侵犯。这一标准后来获得宪法法院判决的支持，它一方面考虑到个人私人空间利益，让个人在私人空间内有自由伸展个性、不必担心公众注目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没有过分限制新闻自由，因为该规则并没有完全禁止拍摄新闻人物的日常和私生活。[41]张新宝教授也曾将公共场所对普通公民拍摄的规则总结为两条：一是在较远距离进行拍摄无需拍摄对象同意。理由在于一个人将其置身于公共场所，即可判断其默示他人可以看到他，而每一个人都有权将其看到的东西包括人物拍摄下来，但拍摄对象明确拒绝拍摄除外，此项明示表示对原先默示推定的撤销；二是在较近的距离不得拍摄，除非拍摄对象自愿。可见公众场合并非没有隐私可言，但在“地点的封闭性”理论上补充一个内容的私秘性似更为全面。即在公共场所不合理的拍摄和采访仍有可能构成个人隐私的侵犯，“公共生活的对立物，即对公众而言的秘密，只代表隐私一个方面。原则上，尊重隐私的权利包括在公众场合的私人行动。”[42]如果对隐私的触及、获取和公开超过必要限度或主观上存在明显故意，则即使在公共场合仍可能构成隐私侵权。如对行走在公共场所某人之生理缺陷或隐秘部位之特别拍摄和传播、对医院患有特殊病的病人的拍摄报道以及某些采取了必要掩护措施的个人隐私行为的拍摄和公开等。

2、价值平衡

随着现代科技与民主法治的发展，人们对守护隐私和维护人格尊严的要求日渐强烈而保障难度却愈益加大，这就迫使人们在难分高下的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与缓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表现在价值层面就是对表达自由的重视和保障与对私生活的尊重与保障的冲突。两者均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法律理念，其对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同样重要和必要。但前者承载了特定的社会监督功能，兼具制度保障的价值和意义，后者与公民个人生活和个性发展息息相关，更具个人性质。“个人自主的领域——其存在和行动的范围不触及其他人的自由的领域，即是我们所称的隐私。它使个人有权利使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从公共生活中退回他自己的私人领域，以按照他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和期望塑造自己的生活。”[43]其对于个人幸福感的形成和维系，对个性健康与完善、对人格尊严之保障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新闻自由和个人隐私在迈向终极目标的道路上交叉与冲突并存，必须作出价值选择并达到价值平衡。

首先，价值选择与平衡受特定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局限，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人的需求不同亦会导致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与失衡。如在战争年代或**年代或自然灾难时期，渴求生存与健康成为压倒一切的个人需求，此时的隐私和表达自由的需求退居次要，或为生存健康之需可能降低甚至放弃隐私保护；而在和平年代，在基本生存得以保障情况下人们更关注私人的个性生活，隐私保护之渴求亦日益强烈。如要求住房之间保持较宽距离以满足环境和隐私要求、对隐私权受侵害也表现得较敏感、愿意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和财力维护个人隐私。当隐私保护成为个人普遍的和基本的需求而倍受重视时，新闻自由则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权利的制约和限制。“无论在物质条件如何发达的社会里，一般公民对其自身生命、健康、生存、名誉等权利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其发表某项政治主张的自由之关注。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宁愿过宁静不受人干扰的生活，也不愿意成为公众人物。对于这些人来说，隐私权比新闻自由似乎更为重要。”[44]特别是新闻自由与公共利益并无大的合理关联时尤其如此，此时对隐私保护之要求可能更高于对一般新闻自由之要求。不同时空条件下对新闻自由或隐私保护的需求不同往往成为两者冲突的依据以及加剧或者缓和冲突的因素。

其次，对拥有足够权力而又极可能违法或滥用职权的政府而言，公民更渴求或借助于新闻媒体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特别希望有限地公开公务人员与职务有关的个人隐私以昭示行为之廉洁性，希望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的公共言论受到比隐私权更为有力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因为“我们允许这些不同言论的表达主要不是出于喜欢，而是这些表达可能有助于我们作出正确决策，少犯错误，从而使有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决策建立在更加理性、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之上，对媒体监督和反对言论的惧怕就是对自身错误的纵容和对自身责任的默然。”[45]此时在新闻自由与公务人员隐私权之间的纷争中似乎更偏重于对前者的保护。如在1964年美国《纽约时报》公司诉苏利文案件[46]中法官就认为：“宪法保障要求一个联邦规则的存在，该规则禁止公职人员因一个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诽谤性的虚假言论而要求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此种言论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也就是说，言论者知道该言论是虚假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它虚假与否。”[47]司法判决对新闻媒体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但并无不当，这不是因为法官对新闻媒体的偏好，而是其更珍视新闻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民主价值。该案所强调的是：“如果新闻界只是发表了不实信息而没有实际恶意就被处以巨额赔偿，由此引起的后果就是破坏了民主制度所必须的坚持不渝的公众讨论，但新闻界发表明知不实的信息，第一修正案不会给予新闻界任何保护。”[48]麦迪逊也指出：在自由讨论中，错误陈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表达自由要拥有一点使它们“得以生存下去的……”的“必需的”“呼吸空间，这种错误言论就必须受到保护。”[49]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既非圣人亦非国家侦查机关，无法彻底避免错误亦无法象国家侦查机关一样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更何况新闻的时效性和新闻价值要求新闻报道尽可能追随事态发展甚至同步报道。如待一切问题水落石出，新闻也就成为历史，新闻自由的功能和作用就难以发挥。故社会和法律要求于新闻媒体的只能是有限的真实、客观和准确，涉及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或价值选择时，新闻媒体有合法侵入隐私和免责之必要。

再次，公益与众益的矛盾和冲突亦需要获得一种平衡，否则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公益与众益之分来自卢梭对舆论的界定，公益是指全体公众或人民共同体的一致意见，众益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意见，包括少数人或个别人意见。公益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治理国家和社会必须遵循公益，但依据新闻自由之原则却不能忽视众益，表达是每个人的权利，即使只有一人主张也不能予以压制。当今世界，代表公益的国家意识形态总是在媒体占据主导甚至唯一地位。即便是号称新闻最自由的美国，从海湾战争到轰炸南斯拉夫，再到“9.11”事件，其大众传媒亦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单向性，对反对性的意见不无封杀。[50]在对他国内政和人权的误解和侵犯中，也不乏对私生活自由的蔑视和侵害。某些国家新闻媒体几乎为国家垄断，其“喉舌”功能十分突出，舆论单边性倾向更为广泛和明显，在此背景下的公益往往更需拷问和反思，众益行为的保障更显可贵。新闻媒体在下述情况下对隐私权的侵入可以获得抗辩：

（1）新闻价值。有人将其表述为合理的公众兴趣，其实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与界分。关联在于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公众往往有兴趣但并不必然引起兴趣，而兴趣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而具有公众兴趣的素材大多具有新闻价值，但也未必全部具有新闻价值，公众兴趣也未必能够保持适度。关键要看公众所关心的或具有新闻价值的隐私是否与公共利益存在合理关联以及关联程度。一般而言，当媒体报道或披露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有较大关联，则往往视为正常的新闻自由范围。而有些新闻虽令公众产生足够兴趣却无涉公共利益，此时新闻对隐私的披露则可能构成侵权。故此在隐私权、公众兴趣和公共利益之间仍然存在具体的价值衡量和利益判断。较典型的案例就是1940年西迪斯诉F-R出版公司隐私权受侵犯案件中对公众合理兴趣和新闻价值的肯定。[51]有学者曾将新闻负载的言论分为政治性言论、艺术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三种，对政治性言论，因关涉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转应当加以特别保护，对于后两者，在与其他基本人权相较时，保护则相对弱一些。[52]笔者亦认为区别具有公共性质的表达自由和具有私人性质的表达自由有益于权利冲突中的价值选择和利益平衡，因前者承载的民主法治社会特有的监督功能和信息传通功能，与公共利益之关联更为密切，在其与隐私权冲突时应偏向于表达自由的保障，而具有私人性质的表达自由在同样的冲突中因与公共利益较少关联，人们更倾向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2）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社会成员。公众人物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愿的公众人物，即主观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如歌星、电影明星、电视节目主持人、公权力人物等均属此类；一类是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即其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对象往往不是其主观追求或放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偶然性介入造成的。由于这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其与之联系或相关而成为公众人物。[53]媒体在报道公众人物涉及其个人隐私时往往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免责或抗辩事由，但仍需分两种情况：一是对公众人物中之公务人员隐私之侵权抗辩。如瑞典《报刊、广播和电视新闻道德准则》规定：未经本人许可，新闻工作者不得发布有关个人私生活的事实，除非该事实与高级官员相关，并且对社会较为重要或者对该事实正准备进行刑事诉讼。[54]公务人员的行为往往与其职务或公共利益相联系，其隐私权亦受到比常人更多限制。如一般人之恋爱、婚姻和家庭以至不正当男女交往均可构成个人隐私而受到隐私权保障，而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有涉职务的私生活监督则往往被视为新闻自由的正当范围。如英国20世纪60年代就有报纸披露了国防大臣普罗富嫖妓丑闻而导致了倒阁风潮；美国80年代也有参议员哈特因其与交际花来往被报纸披露而被迫退出竞选；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更是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新闻事件等。[55]媒体在披露这些个人隐私时因对象之特殊性而获得免责。二是对一般公众人物中隐私之侵权抗辩。问题之关键在于公众人物的判断标准难以把握，公众人物标准过于泛化必将导致对个人隐私权的威胁和侵害。在1974年发生于美国的格茨诉韦尔奇案[56]中确定的公共人物范围排除标准值得借鉴。这些排除标志主要有：①仅仅出现在与某些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或报道有关的报纸上，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②社会、职业或行业范围内的名望本身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那些极为著名的以致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的人除外；③被迫卷入公审（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审判）本身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④那些因诽谤受到指控者不能以其本人的行为使他们的受害者名声丢尽并由此提出他们自己的辩护理由；⑤单纯申请、接受或受益于公立研究资助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⑥若想符合“格茨案”的使自己卷入公共争议问题或争论中心的标准，有关争议的问题或争论必须是真正的辩论争执，其结果将明显地影响大众或者大众的一部分。某人的行为须被明确地认为是吸引公众对那一争议问题或争论的评论；⑦如想符合“格茨案”的利用媒介的权利标准，利用媒介须为常规和持续性的。[57]而布莱克姆大法官则认为时间对公共人物的确定具有重要影响，即某人可能由于同期报道其活动而成为公共人物，然而出于对同一活动和历史事件的评论的目的，他并不是个公共人物。[58]这实际上提出了公众人物的相对性问题，一个公众人物并非永久性的公众人物，当其逃离社会大众生活而无涉公共利益或公众合理兴趣时，其隐私仍应当受到与普通公民同样的保护。

（3）公共记录，即媒体公布的隐私资料属于公共记录，已为人知或通过合法途径可以知晓的资料，媒体公开该隐私资料不被视为对隐私权的侵犯。这项抗辩理由在美国考克斯广播公司诉科恩案的联邦法院判决中获得了支持。法院裁定：普通法和第一及第十四修正案均保护媒介如实地传播公众可自由检索的公共记录，其中也包括起诉书和其他司法文件里的信息。[59]不过，这一原则的确立和执行并非绝对，当公开受害人的信息不仅涉及隐私权问题，而且涉及更为重要的价值选择如安全价值或生命价值或未成年人的保护时，则可能保持有限的公开甚至不公开。在另外一些具体案件中，则尚须结合具体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冲突裁断。另外，由于公共记录中所涉对象不同，其隐私资料保护和公开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如当公共记录中记载的资料是有关公权力人物的个人隐私，并与其职务行为存在合理的关联时，则往往会面临比一般人隐私资料更大程度的公开，这种公开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3、规范协调

理论上新闻自由和隐私权各行其道，比较容易界分，但在实践中两者的价值冲突、利益冲突往往交织混杂，使得二者的平衡与协调更为复杂和艰难，需要在法律规范、司法个案或行业规范归纳总结某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和规则。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制定专门的新闻出版法以保障新闻自由，同时对滥用新闻自由和损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如禁止发表涉及性犯罪的细节和辩论的内容、禁止有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禁止干预私生活等。1966年生效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新闻法》规定：“新闻报道是自由的。它的使命在于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新闻自由只接受《基本法》直接认可的限制条款以及根据其原则在本法中所载明的限制条款的约束。凡对新闻自由产生不利影响的特别措施，均在禁止之列。[60]”。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民法领域对隐私权的侵犯常常依托或借助于名誉权进行保护，已日益暴露其局限性，难以对个人隐私形成全面有效的保护。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规定了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至今未有新闻出版法，新闻自由的保障与权利冲突等多种问题尚无法可依。各国的司法实践倒是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某些经验性的原则和规则。虽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抑或其他法系在对待具体个案的法律规则和法律传统有所不同，但对判例或案例价值的重视却是一个共同趋势，案例所提供给我们的是比法律规则更为丰富、生动和多样的启迪和思考。如欧洲人权法院在摩纳哥公主隐私权案件中认为：德国宪法法院关于政治新闻与娱乐新闻都享有同样的新闻自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认为那些无助于公众的信息利益，无助于社会公共观点形成的报道，只能享有有限的新闻自由。[61] 某些行业规范和职业操守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预防和解决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规则和经验，可资借鉴。如英国《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通过坦率的方式获取信息、照片和图片。惟有对于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的考虑，才能作为使用其他方式的正当理由；除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外，新闻工作者不得窥探他人的痛苦与不幸；新闻工作者必须保护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如下这些信息只有在相关性极大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才能提及：他人的年龄、种族、肤色、信仰、私生子身份、残疾情况、婚姻状况、性别或性倾向等。英国《新闻工作者业务准则》规定：公共利益包括a.查明或揭露罪行或严重的不端行为。b.保护公众健康与安全。c.防止公众被某一个人或组织的言行所误导。……任何出版物未经同意侵犯他人私生活必须给予正当理由；未经本人同意使用长镜头技术拍摄他人在私人场合（指那些人们有理由指望在那儿得到不受干扰的自由的公共或私人物业房地产场所）的照片的行为不可容忍。记者和摄影师不得以恐吓、骚扰和持续追逐的方式获得或试图获得信息或图片。未经同意不得在私人场合拍摄他人照片；在被要求停止后不得以持续电话、询问、追逐或拍照方式骚扰被采访人；在被告知离开后不得继续在被采访人物业内停留，也不得进行跟踪。……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名望、丑行或地位均不能成为发表有关该儿童私生活材料的正当理由；新闻工作者不得通过窃听器或侦听私人电话而获得信息，也不得发表通过此类窃听工具获得的信息。瑞典《报刊、广播和电视新闻道德准则》规定：对于信息发布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情况，应极为审慎地对待。除非公布信息显然符合公众利益，否则应避免公布此种信息。在发表有关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消息时务必极为审慎，尤其是出于对其亲属感情的考虑和鉴于上述所述的个人隐私权，必须做到审慎。新闻工作者不得提及已经服过刑的人过去所犯罪行。此项准则不适应于无可置疑的惯犯以及那种继续进行与他所犯过的严重罪行有关的活动且社会影响大的人。美国广播电视新闻协会《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规定：在报道涉及儿童情况特别审慎并给儿童以（比给予成年人的）更大程度的隐私权保护。[62]

第四篇：20121109对农民“知情权”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应充分享有“知情权”

关注民生，聚焦“三农”，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的发展大局。目前国家针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已出台一系列举措，广大农民生活水平取得显著提高。然而站在成绩面前，还应看到不足之处，关于农民“知情权”的问题值得关注。

当前，广大农民对于国家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大政方针了解不足，主要原因是基层宣传不到位，很多信息资源得不到共享，涉及农民个人切身利益的政策得不到充分利用。更有甚者借农民孤陋寡闻之机，大肆进行欺诈性买卖，广大群众利益严重受损。其次，农民渴望及时准确的市场供求信息。当下广大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系农产品生产，滞销问题直接导致农民收入下降、生活水平降低。向广大群众提供及时高效的市场供求信息、保持农产品畅销，对于消除农民群众不稳定情绪、提高农民增收具有积极意义。再次，农业新技术推广受宣传工作制约，导致其作用发挥不充分、农民增产增收受到影响。当今农民对于学习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有着强烈的求知欲，然而新的技术成果得不到及时高效的传播，严重影响了农民群众增产创收，使得群众大失所望。

瓦房店市人事局

2012年11月9日

第五篇：论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以3.6亿元彩票中奖事件为例

论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以3.6亿元彩票中奖事件为例

（贵州民族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2009年10月8日中出的3.6亿元福利彩票大奖，刷新我国彩票中奖金额历史记录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是否应当公开中奖者个人信息的激烈争论。从我国现行法律来看，中奖者享有对个人信息的隐私权，公众也享有对中奖者个人信息的知情权，由此便产生了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为协调二者冲突，笔者从权利自由最大化原则与平等保护原则出发，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寻求解决方法和途径，设计了中奖者个人信息公开风险基金、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

关键词：隐私权；知情权；冲突；协调；彩票

全华

On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personal privacy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A 360 million Yuan lottery prize incident as an example

Quan Hua(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Abstract: On October 8, 2009, the birth of 360 million Yuan Welfare Lottery Award had created the China's lottery history, also led to public’s fierce debate whet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winner should be disclosed.According to current laws in China, lottery winner enjoys the privac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public also enjoy the right to know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winner'.Therefore, the debate of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privacy and public's right is generated.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conflicts, according to the maximizing rights of freedoms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rotection, the author seeks the way and solution based on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designs the winn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isk fund and the mandatory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 system.Keywords: privacy;right to know;conflict;coordination;lottery tickets

最近，在河南安阳发生的高达3.6亿元的福利彩票中奖事件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此次中奖刷新了我国福利彩票中奖金额的历史记录，更是因为人们对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之间冲突的密切关注。在广大彩民呼吁披露中奖者个人信息的要求下，政府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拒绝了人们的请求。１在这种参杂了好奇、热情以及失望的复杂情愫中，人 作者简介：全华（1985-），男，土家族，湖南怀化人，贵州民族学院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①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以及其他因职务或者业务便利知悉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员，应当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中奖者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广大公众的知情权重要？是不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政府以隐私权为借口故意妨碍广大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有意隐瞒巨额奖金的流向？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处理的是否切当，与政府公信力的社会效果密切相关。本文将在肯定知情权与隐私权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制度设计，以期能为协调二者冲突，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一、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隐私权的冲突

公众享有对中奖者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规定可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根据《民政部关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性质及有关问题的批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可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是民政部直属的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由民政部制定具体办法规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财务信息属于应当重点公开的信息。中奖者个人信息直接关系到每年上百亿彩票奖金的流向，和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的比例和数量，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中奖者个人信息必然成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巨额奖金流向的财务信息的一部分，此时的个人信息已经转化为公共信息的一部分。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是可以公开的。

中奖者享有对个人信息的隐私权。（1）我国公民享有法律认可的隐私权，法律对个人隐私予以保护。1988年4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首次将隐私作为法律应当保护的对象予以确认。2001年2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文件形式对隐私和隐私权予以正面保护。（2）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法律明确规定给予保护。现行法律未对隐私和隐私权的内容予以规定，学界也对此说法不一。因此，笔者追踪最新立法动向，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二稿）》第四十七条有关侵害隐私权的规定：“采取披露、宣扬、窥视、窃听、偷拍、骚扰等方式，侵害他人私人信息、私人活动或私人空间，侵害生活安宁，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由该条规定可知，隐私是指他人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或私人空间，所以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以及其他因职务或者业务便利知悉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员负有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当中奖者不愿意公开个人信息时，公众对中奖者个人信息的知情权与中奖者的个人隐私权便会产生冲突。

二、协调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隐私权冲突的法理基础

公众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从公共利益角度考虑的人认为应当公开中奖者个人信息，从中奖者人身财产安全角度考虑的人则认为不应当公开。表面上看，上述两种人的观点和理由没有什么问题，但从深层次分析可知，他们没有站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上探讨协调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冲突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是难以协调二者冲突的，进而提出以下两大原则：

1.权利自由最大化原则。权利自由最大化是公众和中奖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双方遵循的共同价值标准。二者对权利自由最大化的追求是导致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的原因。然而，追逐权利自由是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在不断扩长权利领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暴力冲 突，甚至相互残杀。为了使自身免受伤害，人们尝试在相互尊重和妥协的基础上达成约定来规范彼此行为，以避免相互残杀。该约定便是后来承担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使命的法律的雏形。由此可知，法律产生于人类追求权利自由的历史过程，并肩负着实现人类权利自由最大化的历史使命。宪法法治原则所属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司法保护原则，可以说是权利自由最大化原则在宪法中的具体体现。具体来说，世界第一部隐私权法《美国1974年隐私权法案》对其立法意图阐述为：“试图规范收集，维护，使用和传播个人信息的联邦行政部门机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 因而，确立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和监督政府行政行为，保障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与自由。

2.平等保护原则。人人生而平等，平等地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平等地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制裁。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5]权利生而平等，虽然不同属性的权利之间会有差别，具体到比较特定权利所涉及的利益会有大小，但是权利本身是没有大小之别，贵贱之分的，法律应当予以平等保护。

三、协调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个人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建议

基于上述原则，笔者在设计协调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冲突的制度时，以实现公众和中奖者权利自由最大化为目标，并对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予以平等的保护。实际中存在着中奖者自愿公开个人信息和不愿公开个人信息两种情况，据此笔者设计了中奖者个人信息公开风险基金以鼓励和引导中奖者自愿公开个人信息，避免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同时在中奖者不愿公开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制定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对中奖者的个人隐私权予以合理限制，实现对公众知情权的平等保护。

（一）设立中奖者个人信息公开风险基金

中奖者个人信息公开风险基金是指为鼓励中奖者主动公开个人信息，从彩票公益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注册资本设立的，用于补偿中奖者因自愿公开个人信息而遭受损失的基金。中奖者自愿或同意公开个人信息后，如果他和他家人的生命财产遭受不法侵害，通过司法或行政救济途径得不到完全救济，同时经证据证明公开个人信息是导致侵害发生的原因２，那么他可以要求基金承担补充责任，补偿其未得到救济部分的损失。此外，即使中奖者自愿公开个人信息，政府、媒体或其他组织也只能在遵循其个人意愿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公开（例如：中奖者姓名、性别、年龄、照片、中奖号码、中奖金额、奖金使用计划等信息），这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该做法加大了犯罪分子确定中奖者身份的难度，保障了中奖者及其家人生命财产安全，也避免了基金不必要的补偿。那么该方案是否可行，笔者将从以下方面分析：

首先，设立中奖者个人信息公开风险基金能够有效保障中奖者生命财产安全，免除其公开个人信息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在社会治安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能够有效避免中奖者及其家人在生命财产遭受不法侵害后得不到补偿的风险。反之，如果缺乏基金保障，中奖者在自愿公开个人信息后，他和他家人处于生命财产遭受不法侵害可能得不到有效救济的风险之下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将大大打击中奖者公开个人信息的积极性，此后的中奖者很可能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不愿公开个人信息，公众知情权将难以实现，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也将产生，因此设立该基金是必要的。行使权利从来都是与承担相应义务对应的，行使的权利越多所承担的义务也就越多。具体来说，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是以中奖者在个人隐私权方面做出让步为条件的，公众最大限度实现知情权的同时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保护中奖者及其家人生命财产免遭不法侵害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要求公众设立该基金，对中奖者损失给予补偿也是合理的。

其次，设立该基金能够有效鼓励中奖者公开个人信息，方便公众知情权的行使，保障了公 ②主要是指间接原因，而并非局限于直接原因。众参与国家公共管理事务、监督政府管理行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该基金具有公益性，从彩票公益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该基金的设立是符合《彩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最后，政府投入少量彩票公益金设立该基金，将极大鼓舞公众参与福利彩票等公共事务的热情，维护国家公信力的权威。设立该基金的资金占彩票公益金的比例很小，因为只有在中奖者通过司法或行政途径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才会动用基金，同时该基金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投资增值，从而使注入其中的彩票公益金逐年减少，以至于将超过法定份额部分的资金返还给彩票公益金。设立该基金对广大彩民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每个彩民都有可能中奖，都有可能在中奖后遭受生命财产侵害的风险，与其说该基金是对中奖者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不如说它是对全体彩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政府可以通过设立该基金，表明接受公众监督的勇气和决心，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维护国家公信力的权威。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可知，也只有政府有权使用彩票公益金设立该基金。

（二）构建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

1.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的内涵及设立基础

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是指在中奖者不愿公开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不得拒绝与公众签订保密协议，向承担保密义务的公众查询者公开其个人信息的制度。设计该制度主要是为了救济在现行法律差别保护下的公众知情权。该协议是中奖者、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查询者三方签订的格式合同，合同具体规定中奖者负有向查询者公开其个人信息的义务，查询者负有为中奖者保守秘密的义务，若查询者违反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例如：违约金10005000元），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负有为查询者提供查询中奖者个人信息服务的义务。此外，查询者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宜过大，否则会打击公众查询中奖者个人信息，参与公众事务的积极性。因为，规定较为严格的违约责任会提高公众行使知情权的代价，不利于保护公众知情权。对中奖者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而言，有限地公开其个人信息已经能够很好地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公众为知晓中奖者有限的个人信息承担太大的责任是不公平的。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预防，而不在于惩罚，虽然适度惩罚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以严厉惩罚的威慑代替预防，否则便会使公众迫于强大压力而失去应有的自由。相反，违约责任规定得过低，不利于有效引导公众尊重中奖者个人隐私，审慎地行使其知情权。

2.设立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为协调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冲突，出台相关措施是必要的。以美国为例，在规范公开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方面主要遵循《信息自由法案》和《1974年隐私权法案》的规定。为指导上述两法案的具体适用，美国司法部出版了《对信息自由法案的司法部指导》的一书，该书的第十章（信息公开豁免六）对隐私利益、公共利益做了具体的解释，并在该章第五节（平衡过程）中写到：“如果与公开相对的隐私利益大于公开的公共利益，那么涉及隐私的信息可能适当地保密；相反，如果这种平衡有利于公开，那么该信息应当被公布。”[6]可知，在平衡隐私权与知情权利益方面美国是作了具体规定的。然而，我国法律没有协调二者冲突的具体规定，有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制定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不失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权宜之计。

该制度符合平等保护的原则。在本文所述情况下，该原则的具体含义是：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是平等的，应当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在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发生冲突时，中奖者不能以保护隐私权为由，阻碍公众行使知情权，与此相反，公众也不得以行使知情权为由，排除法律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从强制性保密协议有关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来看中奖者和公众是受到平等保护的，因为该协议在保护中奖者隐私权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

制定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能够缓和公众与中奖者的冲突，使二者的权益都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中奖人不愿公开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坚持保护个人隐私，拒绝公开中奖者个人 信息，那么公众知情权的行使将遭受到实质性障碍，因为公众便无法知晓关系其切身利益的巨额福利彩票奖金流向，严重影响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利于公众行使监督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有损公众对国家的信任。与此同时，公众也会怀疑法律保护中奖者个人隐私权的合理性，有损法律的权威，也不利于公众对中奖者个人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反之，如果政府在对个人隐私权予以保护的同时，通过制定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合理限制中奖者个人隐私权的行使，将有效缓解二者冲突。但是，有人质疑为满足公众行使知情权的需要而限制中奖者个人隐私权，是否是“多数人暴力”的表现。笔者认为：首先，绝大部分公众对公开中奖者个人信息的要求源于合理兴趣，这种兴趣是由人类好奇的本性萌发的，并不包含针对中奖者的恶意。其次，公众要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公开中奖者个人信息是行使其知情权的行为，并未触犯法律禁止性规定。最后，公众是以承担使中奖者生命财产免遭不法侵害的保密义务为代价，获取中奖者个人信息的。

制定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有效地平衡了现行法律对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差别保护，同时也符合我国立法发展趋势。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虽然法律没有对隐私权予以明确规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可知对隐私的侵犯可以被认定为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从而得到救济，该《意见》将隐私的保护归属于名誉权保护的范畴。名誉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权利。知情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赋予的。《民法通

３则》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后者效力低于前者；同时,从《彩票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两部行政法规来看，４前者作为规范彩票行为的特别法应当优先于后者适用，所以对中奖者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要优先于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然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二稿）》第三十八条第三款有关知情权５和第四十七条有关隐私权的规定６来看，两者将受到平等保护。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很好地解决了现行法律法规与将来法律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通过签订协议使公众知情权从行政法规赋予的权利上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人大法律）所规定的权利，这样就实现了对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保护的平衡。即使不久将来《侵权责任法》颁行，该制度依然可以作为协调二者冲突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人质疑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是否有悖于合同自由原则７。笔者认为，首先，从合同的订立来看，中奖者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兑奖，如果不去兑奖就不存在收集和公开该中奖者个人信息的情况，更不存在签订强制性保密协议承担协议条款规定义务的情况；公众同样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查询中奖者个人信息，签订该协议承担合同条款规定的义务。所以，该制度并未限制当事人自愿订立合同的自由。其次，从强制性保密协议内容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该协议不过是将法律法规有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相关规定以合同条款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定。此外，任何人都不得以合同自由为借口，拒绝承担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3.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社会效果

制定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不需要对现行法律法规８进行修改，只要完善规范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管理行为的相关办法９，使得签订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化。花费的成本不过是签订纸 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位阶过低，与其承担的实现公众知情权的使命不相称，同时，通过政府自行立法来监督自身管理行为，难以达到有效监督政府管理行为，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目的，因此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势在必行。

④《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对彩票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却缺乏公开彩票奖金信息的相关规定，这可以说是一个立法缺陷，有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⑤该款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知情权以及形象、声音等其他人格利益的，可以依照前两款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⑥该条规定“采取披露、宣扬、窥视、窃听、偷拍、骚扰等方式，侵害他人私人信息、私人活动或私人空间，侵害生活安宁，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⑦《合同法》第四条[合同自由原则]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⑧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⑨主要是指国务院民政部和财政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制格式化合同的纸张费用和提供信息查询服务的管理费用，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通过程序化的网络操作可以节省绝大部分上述费用。例如，查询者只需凭本人身份证在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进行一次有效登记和注册，就可以在其官方网站上通过签订电子协议的方式查询不愿公开个人信息的中奖者的相关信息。此外，为尊重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保护他和他家人生命财产安全，对其个人信息的公开也是非常有限的（例如，中奖者详细住址、家庭成员及其财产状况等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

对比有限的花费，强制性保密协议制度能够产生有效引导中奖者与公众尊重彼此权利，承担彼此义务的良好社会效果：首先，该制度能够引导公众尊重中奖者个人隐私，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中奖者个人信息满足其合理兴趣，防范媒体为满足大众好奇的心理需求，通过其他各种不合理渠道和途径获取中奖者个人信息，影响中奖人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误导社会舆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例如，上百名记者聚集在河南福彩中心等待中奖者前来兑奖）。其次，引导中奖者尊重公众知情权，满足公众渴望知晓其个人信息的愿望，与此同时，其知情权也得到了尊重和保护。因为，中奖者作为公众的一份子，同样可以通过签订强制性保密协议的方式查询其他中奖者的个人信息。最后，该制度有利于在公众与中奖者之间搭建一座相互尊重与信任的桥梁，使广大公众团结起来，加强对社会福利彩票事务的监督，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使每年上百亿的福利彩票资金都能够真正地用于社会福利事业，造福全国人民。

然而，要更好地协调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和矛盾，还有待我国立法者对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廖新仲.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J.人民司法，2003,(4):42-45.[2]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二稿）EB/OL.http:// [6]Department of Justice Guide to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2009 Edition)[M/OL].http://www.justice.gov/ oip/foia_guide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