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

第一篇：未来10年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

“未来10年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会议综述

2011年7月27日，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举办以“未来10年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是复旦发展研究院和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组织进行的“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研究”项目的系列研讨活动中的第8期。本次学术沙龙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与会专家对中国未来十年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思考和整体建构，现将本期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当前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肖巍教授谈当前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意识形存在“封闭的”特征，这带来了很多严峻的问题。如宣传部门在很多时候首先强调的是控制、审查。他重点提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科书的弊端，组织了很多专家逐字逐句斟酌定夺，搞的像文件一样的教科书，根本进不了大学生内心。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做法如果不能抓住时机进行改革，不能在下一个十年有明显改观，说的和做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民怨会越来越积累，控制效果也肯定越来越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高国希教授指出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还是不够成熟的。他提到我们才刚刚提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且虽然提出这个命题，但实际上还没有搞清楚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目前的四大块内容的堆积，其中四分之一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任远教授认为当前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有日益分化的危险，提出其原因在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封闭化，而社会思想意识却不断多元化。

社会科学基础部吴海江副教授介绍了自20世纪以来，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意识形态正在向形象化、生活化和学术化的趋势演变。

杜艳华教授指出意识形态最为突出问题是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包括大学教科书的内容接受和认同度到了低谷。她认为这也是未来十年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性因素。党的理论的不断“升华”与党的实践严重脱节，其结果必然是执政党威信的下降，思想政治教育的无力。因此，构建信仰、化解信仰缺失和困顿的风险，是未来中国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我们需要怎样的意识形态

肖巍教授认为我们需要的意识形态一定要有利于强大社会，激活人性，亲和青年。他指出，随社会方面的需求、社会力量的成长、社会和谐的愿景肯定越来越强烈，意识形态要反映这个实际，要加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研究，而不能一味沉浸在国家主义的“迷思”中。而这些事情肯定要靠青年去想去做，但是如果还是按照眼下的方式去教育青年，结果只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很假，即迫使许多人表面一套，另外一套；要么疏离。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要了解青年，亲和青年。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陈华杰教授认为未来10年的意识形态发展必须重构中国的民族主义。他指出中国正在崛起，历史的悲情和现实的自豪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很强烈，它对中国未来10年的意识形态会有很大的影响。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对世界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思想或意识也可能盲目以外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都就会给中国崛起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未来10年的意识形态发展必须重构中国的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具有新内涵的新时代的民族主义。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杨宏雨教授讨论了意识形态和世界共识的关系，他强调未来10年的意识形态发展必须兼具宽松、包容和承认共识的特征。

社会科学基础部徐蓉副教授提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东西，需要符合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应该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来。

高国希教授指出我国的意识形态发展要逐渐走向成熟。他认为这个成熟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平民化、质朴性，即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必然真正能够与群众利益实实在在做事，不能完全从文件到文件；第二是意识形态应该能够和国际上对上话，虽然自89年以后，我们的意识形态更多强调的是坚决防止西化，强调自身的立场，自己有一套封闭的话语体系，但当前的世界不容许我们继续在文化上观念上闭关锁国；第三是中国的意识形态要有中国的传统特色，如对中国而言，不管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强政府(不一定是大政府)一定还是会存在的；第四是意识形态仍然要主张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社会科学基础部钱箭星教授谈了意识形态要兼具包容性和批判性。她认为意识形态对极端思维要提高警惕的同时，对那些符合普世价值的东西

要包容。她提到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具有开放性，意识形态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特别是强国的意识形态更具影响力和吸引力。我们要和全世界达成共识，一定要承认人类社会共同的东西，这也就是普世价值的意义所在。包容性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需要，但是，包容性会遇到极端思潮的挑战，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潮和组织，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都需要我们警惕，包容性还是有底线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功能，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要强调的，她还提出大学尤其要以批判性视角反思现实，要对社会现实进行价值追问。

社会科学基础部朱伟副教授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出发，提出意识形态建设对国家能力的建设和提升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现存的国家制度作辩护，二是对现有的社会思潮起引领作用。她还指出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正视意识形态的开放性，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引领社会发展。

三、如何建设我们的意识形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邱柏生教授提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要避免走向“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指的是“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塔西佗陷阱”是任何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力求避免的现象，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中必须警觉的现象。尤其在今天，在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迭出的时期，意识形态更要防止自己陷入“塔西佗陷阱”。我们既要预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本身、如它的意义赋予、意义诠释、价值分享、价值再生产等活动丧失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公信力，同时也要警觉宣扬和传播这些思想理论体系的社会工具本身的社会公信力问题。他认为目前看来，最根本、最险要的危机状态集中在掌控和使用着那些社会工具并宣传一定思想理论体系的社会集团及相关人员与人民群众不信任心理之间的矛盾之上，在于官民矛盾的分化方面，而意识形态预防或警觉“塔西佗陷阱”问题仅仅是这些矛盾的一些表象而已。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绝不在于意识形态本身，人们需要认真解决在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那些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矛盾问题，要积极面对这些年来凸显的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矛盾等。

顾钰民教授在发言中强调，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应该坚持主流控制和多元放开。他提出制度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绝对不能撼动。在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坚持内容有三：一个是制度层面的意识形态，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二是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要继续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合法性，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多元化的放开，这个特点很重要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整个

社会出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行为的分离。因此，并不一定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们今后在观念上会加强对政府行为的批评。

任远教授提出，国家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要向社会开放，在不断汲取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发展的内容的过程中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

朱伟副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采取经济上开放，意识形态封闭的做法。今后十年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如何大有可为，他的看法是：首先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今后十年的意识形态建设，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和其他理论思潮之间找到契合点，即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共同的普世价值，从而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可以对意识形态的建设采取开放的姿态；其次，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进行概括和简化，他认为只有简化，才能够深入人心，才能使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发挥出来，否则意识形态教育只能停留在学者层面和干部层面，很难大众化；第三，意识形态的教育手段必须更为深化和细致；第四，意识形态的建设要与制度安排具有一致性，他指出今后十年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相配套和保障的话，任何尝试改革和调整的努力都会陷于空谈。

吴海江副教授就如何积极推进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建设，提出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在研究的方式上，注意把握和处理好“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的关系，所谓“中国向度”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其指向是强调本土化、民族性、特殊性，而所谓“世界向度”则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其指向是强调国际化、世界性、普遍性；其二，在研究的立场或价值取向上，注意把握和处理好“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其三，在研究的对象上，注意把握和处理好“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杜艳华教授指出未来十年，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旨是为国家健康稳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他认为在意识形态工作上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能放弃，执政党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精髓来主导和引导意识形态工作。第二，必须解放思想，彻底转变思想教育的陈旧思维和错误做法。思想教育也要遵循教育规律，即贴近人心，潜移默化。要把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武断的框框中解放出来，把思想教育从专断式的管理中解放出来，还教育的内在本质，换教育应有的功能。第三，意识形态工作应肩负起化解风险的任务：一是内部风险，主要是针对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工作，二是要有抵御外部风险的意识，要明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依然存在。

(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陈春林、任 远 整理)

第二篇：未来10年,休闲旅游业发展瞭望

未来10年，中国休闲旅游业发展前景瞭望

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旅游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仅2000年，共有8350万名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比前一年增加了17%。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到2020年底，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见参考消息，2001年9月3日第5版）随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形成，中国休闲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新的转折点和增长点，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认识和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如何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

尽管，“休闲”和“旅游”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词，但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用，还颇为新鲜。何为休闲旅游？简言之，是以休闲为目的旅游。它更注重旅游者的精神享受，更强调人在某一个时段内而处于的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存在状态；它通过人的共有的行为、思想、感情，创造文化氛围，传递文化信息，构筑文化意境，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和意志的全面和完整的发展；它为激励人在当代生活中的许多要求创造了条件。人们通过身体放松、竞技活动、艺术欣赏、科学好奇心和接触大自然等方式，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建立在旅游基础之上的行为情趣，或者是休息、娱乐，或者是学习、交往，或者是欣赏大自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获得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满足、产生美好感，以实现人们学习知识、增进友情、促进沟通、保健娱乐、追求猎奇、丰富个性等多方面的需求。休闲旅游还特别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增强爱护、保护自然的意识。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旅游，是对传统的旅游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做了新的延伸。

在这个概念下，对旅游主管部门、经营部门、商品开发部门、旅游项目的社会评估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内容。其实，早在1948年《国际旅游宪章》就对新的旅游目标和内容做出了某些规定：旅游者应该尊重接待群体的习俗、传统、宗教、禁忌、名胜和圣地；应该保护考古和文化财富；保护动物、植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应使旅游者受到好客、礼貌和尊重的接待，这是为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创造特殊的产品，以促进旅游者选择一种积极的态度，并把它真正运用到假期和旅行中去。还指出，这是旅游真正的目的。同时也指出：旅游作为一种文明现象，正取代一个相互分离的世界。但是，它也会促进文明的消亡：巴比伦、迦太基、库斯科都曾经是美丽的名字。我们知道，旅游具有经济扩张的性质，因此，重要的是，巴厘、清迈、塔希提、马林克、马萨伊和其他几千个名字不致因旅游的错误，而被再此列入已经消亡的文明的名单之后。（参见[法]罗贝尔•朗卡尔《旅游和旅行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从劳动者被赋予带薪休假的权利以来，使得旅游从有闲阶层的有限范围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范围内，旅游便有了广泛性。旅游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发展起来之后的一种文化生活需要。旅游者的目的是“求新、求知、求乐、求得一个美好的回忆”，“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其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于光远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旅游的功能已难适应人们的需要。因此，应赋予旅游以更多的内涵。提出休闲旅游，更多地是强调一种个体与群体间的文化氛围、文化经历、文化体验、文化传播、文化欣赏，不仅能满足人的感官需要，更能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选择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已成为比较普遍的行为方式，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感受能力和鉴赏眼光，让出门旅游成为人们感受文明、融于自然、理解文化、陶冶性情的一种综合的休闲方式，将休闲旅游变成社会文明的一份动力已成为时代的需要。

二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将使未来的社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着。美国《时代》杂志（1999年第12期）载文预言：2015年，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美国学者预言，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休闲生活将有重大改变。华盛顿地区公共策略预测部主席莫利特说，休闲、娱乐活动及旅游业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专门提供休闲的第三产业在2015年左右将会主导劳务市场，在美国GDP中占有一半的份额。（见VOA Report: Leisure time for future, Jan 14 2000.）在2015年这段时间，新技术和其它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把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新经济革命》，2000年4月。）

那么，休闲时代将有那些特征呢？

首先，人类对“进步”的定义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进步”往往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时至今日，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促使人们渴望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进步”将越来越意味着不断地提高生命质量，讲求生活品味，而且希望以一种更为健康的方式生存下去。

其次，几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改造世界，而在新的世纪中，人类将会更多地致力于改造自身。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预测，在稍后的几年，休闲的中心地位将会加强，人们的休闲概念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在经济产业结构中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70-80%，休闲服务将从标准化和集中化转向个性化服务，人们对休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倍加重视，应运而生的休闲教育将在教育事业的比重中越来越大。

从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看，休闲显然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也是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人已经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标志着人从满足现实的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标志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已由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式逐渐地转向消费——生产的模式；标志着人开始从有限的发展转向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历史阶段。

1、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开始转向文化精神的消费与追求，更多的时间和钱财用于休闲，消费投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如购书、接受各种技能的培训、完善自我的再教育（终生教育）、健身美容、旅游、欣赏等。仅以海淀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抽样调查为例：1998年海淀区居民在以下8类文化消费项目的比例为，平均文化消费总值已占家庭收入的28.4%，其中旅游占据榜首，占家庭消费总值的45.1%;业余培训教育位居第2位,占14.1%;收藏集邮等个人爱好占支出为13%;订阅报刊购买书籍为7.5%;家庭文化装饰为6.7%;文艺娱乐欣赏为5.2%;体育健身与欣赏为4.9%;获取信息为3.5%。据此估计，到2010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有望下降到40%以内。那么，人们的行为动机将在更大的程度上选择于文化精神生活的享受。在一个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贪婪和自私动机逐渐衰退的社会中，从事创造性活动和享有尽可能丰富的社会关系将代替对于物质产品的需求，而占据首要地位。

2、传统的工作和休闲概念已经模糊。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工作概念和工作时空界限；休闲在未来的社会中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建制化的事物，它会成为一种资源、回报分配、创新期待。通常的情况下，人既是在工作，也是在休闲；既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也是实现对劳动力价值的维护。早在18年前，托夫勒就指出：“大批工人早已从事每周平均只有3-4天有报酬的劳动，他们用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接受教育，或者娱乐消遣------一旦我们认识到，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用品和劳务——产消结合时——旧的工作和空闲时间的区别和界限就消失了。”（《第三次浪潮》1982年）目前全世界已有145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周制，发达国家和地区将有可能进一步缩短工作制。正像成思危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随着知识经济向我们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已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网络的发达，办公时间可以灵活掌握，办公地点也可以设在家里，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将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如何利用好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3、传统的“先生产，后生活（消费）”的概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尤其在我国，历来认为，只有生产才能创造价值，生活和消费统统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多少年来，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也主要放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老百姓也一直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艰苦度日。随着“过剩经济”的到来，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活”和“消费”对发展经济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曾指出：“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能是可能性的铁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实现它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住，事实上就不能成其为现实的房屋。”他接着论述说：“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而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研究休闲的西方学者则说：“由于有利于生产，休闲一直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夜生活和周末，娱乐业将会崩溃；如果没有假期，旅游业就会衰落。实际上，是休闲而不是劳动使得工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在这里，休闲新的合理性展现出来了。（《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118页）应该看到，古典经济学家们当年的“既能维护经济价值，又能为非经济的社会价值的实现”的理想也正向我们走来。

4、国家越富有，休闲时间就越多，人的文明程度越高。马克思曾对休闲时间的增多所产生的意义做了这样的论述：“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发展生产力主要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是以社会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其途径是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科学技术，加强管理，完善劳动方式；二是以人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即把重心放在个人能力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上，“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休闲的普及将会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休闲消费将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非生产性的消费将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透过休闲和休闲消费可以看到这一活动背后人的存在状态，促进我们重新认识生命存在的本质和意义，重新审视人的道德伦理，重新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世界，重新树立人类的社会理想。毋庸置疑，人的闲暇消费已由单一型向多元型，由从众型向个性化，由物质向精神，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因而，人的世界观、科学观、道德伦理观以及生活态度、生活方式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5、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什么是全球一体化？不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不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展，也不是全球问题意识和全球共识的达成，而全球一体化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全球化所涉及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全球一体化的出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思维视角正在形成。再则，以知识社会为背景，更要求文化的多元化，也必然为各国展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三

1、从全球的角度看，国际旅游市场将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之一（尽管由于恐怖主义的袭击，对目前世界的旅游业给予沉重的打击，但相信，这是一个暂时现象。）据WTTC/WEFA组织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旅游业所创造的产值（包括直接和间接方式）将占世界GDP总值的11.7%，并提供2-2.55亿个就业机会。另据资料显示，在占83%的国家中，旅游被排在属于五大出口类别之列，可见旅游业将在全球经济的重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参见“全球化时代的旅游业”一文《复印报刊资料•旅游管理》2001年第一期）尽管在其他市场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野比较鲜明，竞争的层次、范围相对清晰，而旅游市场则是各个国家都有浑身解数。因此进入新世纪对于各国来说，发展的机会均等。但，谁能抓住机会，谁就会将这块蛋糕切大。

近年来，我国旅游消费增长相当快：1997年全国人均GDP为6079元，农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收入2999.2元。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旅游消费就会获得发展。将1997年全国人均和农村居民人均人民币收入水平按当年汇率计，全国人均GDP若按年均递增6%计算，则经过6年，即到2003年便可达到1000美元。则可得出，中国旅游消费从2003年起将会获得发展；全国仍按人均GDP年递增6%计算，经过18年可达人均2000多美元，中国旅游消费到2015年将会腾跃式发展。采用同样的方法来预测中国农村，按1997年农村人均GDP约为362.7美元，年均递增5%计算，则经过21年，即到2018年才可达到1000多美元，中国农民将近20多年后才会进入旅游消费发展期；经过35年可达2000美元，中国农村居民在2032年将会大量进入旅游消费领域。（见宁士敏文“影响中国旅游消费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分析”《人大复印资料•旅游管理》P17 2001/1）

2、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休闲旅游产业和市场带来新变数。据悉，中国一进入世贸组织，最先闯入我国市场的就包括旅游业、娱乐业、快餐业（事实上早在10多年前洋快餐已经打入中国市场）、体育用品（耐克、阿迪达斯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早已占领我国市场）迪尼斯公园正在酝酿在中国的几个城市拔地而起；外资旅行社也早已揶揄中国这个大市场，一些具有实力的旅行社、休闲产业开发商很可能通过合资、独资、控股、连锁经营等形式进驻中国。这一方面给中国的企业以无限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必然迫使中国的企业调整自己的经营模式、改变运行机制、改善服务、提高效率、规范市场、寻求合理的旅游市场走向、弥补旅游服务缺项，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对于消费者来说，中国加入TWO将意味着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因为在竞争价格下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更多了。国内消费者的选择集合将随着商品和劳务的多样化而扩大，就业机会将由更多的资本密集型部门向劳动密集型部门转变，就业机会的预期将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在休闲旅游产业和服务业部门。这对缓解入世后的就业矛盾带来许多有利的条件。

3、中国将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于中国已经繁荣的休闲旅游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弗朗切斯科•弗兰贾利说：“诸如奥运会这样大型的体育赛事将促使更多的人去主办国旅游，这些赛事能改变主办国的旅游形象。”在弗兰贾利看来，奥运会将大大地改变中国的旅游形象，并将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到中国一游。他们不仅会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而且还希望吸引游客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由于奥运会的国际性、综合性和大型化等特点，将会极大地刺激以旅游业为龙头的休闲产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参与与协作，于是也就带动了相关部门，特别是休闲旅游业、电子、通讯、体育用品等产业部门的发展。与此同时，在筹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各种体育、体育用品（包括体育器材、设施、运动服、休闲服）娱乐、交通、通讯、服务设施的营建，休闲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等等，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如洛杉矶奥运会创造就业机会2.5万个，汉城奥运会给3.4万人提供了工作.预计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增加2.3万个全日制就业机会。（见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任海教授提供的资料）根据经验，奥运会举办城市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来观光旅游。悉尼奥运会除了万余名运动员、官员以及12000名媒体记者外，还吸引了25万名海外游客。在奥运会的16天内，到达悉尼的海内外游客达100多万，同时带动了商业、娱乐业、饭店餐饮业、休闲旅游服务等行业。另外，奥运经济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效益，这种效益不会到2008年为止，起码会持续到2015年，国际上通常说法是：”先四后三“，也就是2008年举办奥运会以后还有四年的近期效益和三年的远期效益。（见《体育纵横》杂志2001年第9期，第26页）不仅如此，举办奥运会还为一个国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4、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与劳动力市场潜力巨大，为发展休闲产业提供了契机。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称，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所谓中产阶层是指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车买房，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群体。这两亿中产阶层的数量就相当于整个美国中产阶层的数量。从整体上说，我国居民的消费已从温饱型升级为小康型，消费的对象与热点已从解决温饱问题的生存资料为主，演进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小康型生活资料为主，休闲旅游正成为市场需求的五大消费热点之一。据权威部门测算，到今年年底，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800美元。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分别降至40%和50%左右的水平。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在走向新世纪的时候，已经由生活质量型消费取代了温饱型消费，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先生产、后生活的观念将发生根本的改变。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包括工作形式与工作时间制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出现），人的闲暇时间将越来越多，这对发展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提高国民素质，都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劳动力需求状况来看，第三产业仍是吸纳劳动者就业的主体行业，占总需求的73%，特别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占到总需求的一半。求职者的意向相对集中于商业服务业。

5、中国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机遇。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的实施，西部地区11个省市都无一例外地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战略规划。应该说，西部曾经在中国进化的历史过程中辉煌过，那里珍藏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宝贵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珍藏着极其宝贵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当属休闲旅游业开发的重要资源。事实证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保持西部固有的特色，这对发展休闲旅游业尤其重要。但是，这一行为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地方领导对旅游开发的认识比较浅薄，观念十分陈旧，在某些人眼里，上项目、铺摊子，就是开发同义语，甚至是新上项目雷同、重复建设、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过多的人工雕琢、人工景点，不仅降低了和削弱了整体竞争实力，而且，破坏了当地资源、破坏了原有的文化基础。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必须得到遏制。

四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离“休闲时代”还有一大段遥远的路，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自1995年起实行五天工作制，1999年10月起又实施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长假日——实现了西方国家花了100余年的时间才达到的境地。目前，我国已有法定假日114天，这一国家行为表明了我国已融入整个国际休闲社会的背景中，我们从政府正在出台的政策以及新的产业布局的调整中，看到了休闲、休闲产业、旅游经济的社会条件支持系统正在建立。然而，不容乐观的是，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较大的差异性，仍是我们走向新世纪面临的严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不到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和对多方面发展需要的渴求，看不到整个国家的治理与调控不仅仅需要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科技手段和法律手段，而且更需要文化引导的作用和人文关怀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的关注与研究。

1、由于我国社会政治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即使在现在仍有许多人认为休闲旅游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认为贫富的差距由此越拉越大。这是一个十分致命的错误认识。众所周知。科技生产力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必然是以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极大的物质财富，从而使人获得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由此也必然带来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由对物的追求转向精神享受的渴求。同时必然促进产业结构和消费市场的变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休闲旅游产业还能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降低贫富梯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有闲阶层的消费，一方面，可以使货币回笼，使资本在运转过程中增殖，“一批非生产性消费者的特殊作用在于保持产品与消费的平衡，使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37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另一方面，有闲阶层的非物质消费，必定促进各种服务业的发展，许多新兴产业会应运而生，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财富在二次分配中，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同时，缓解了失业和再就业人员对政府的压力。

2、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全国假日协调办公室”不能替代国家休闲规划指导部门。因为“假日协调办公室”旨在对“节假日”的活动做出安排、管理，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政府的“协调”还只限于对人们的假日旅游提供信息）。毕竟，人的日常生活除去旅游生活外，更多地是需要休闲、娱乐欣赏和消遣，需要文化精神生活的指导，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明”建设。然而，这个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休闲娱乐、精神消遣、文化消费等活动就不仅是假日旅游所能替代的。据80年代初，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同志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在当时，世界上大约有近百个国家的行政机构中，均有与休闲相关的主管部门和直属的研究院所，而现在这样的机构，在国外更是有增无减，说明了此部门对于国家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

3、从事休闲旅游业的部门与从业人员亟待更新观念。旅游-休闲-休闲旅游，不单单是名词的任意组合，它表明了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众所周知，发展旅游业一般情况下开发的对象是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以及人类的文化遗迹。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为代价，特别是开发商以经济价值为目的的无休止的行为以及人们仅仅为满足好奇心和追求感官刺激对自然的践踏而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得不改变人们对发展旅游业的思路。在西方国家，早在50年前，就迅速地通过发展休闲产业来缓解旅游业的压力，诸如，休闲俱乐部、体育俱乐部、文化馆、剧院、博物馆、艺术馆、舞厅、休闲度假村、主题公园、游乐园等等。事实上，同时在客观上也丰富了旅游的内涵，扩大了经营范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满足了人的多方面消遣享乐的需要。当前，我国正面临一个发展旅游业的大好时机，而遵循什么样的客观规律，如何调整发展战略、业务方向、管理途径、运行机制等环节致关重要。

4、国家在发展休闲旅游业的过程中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休闲娱乐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政府就必须承担相关的责任。“„提供‟或„安排‟娱乐和休闲的目的是致力于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因此，提供形式多样的、内容健康的休闲机会是很重要的，人们可以在其中学习并得以社会化。娱乐和休闲也包含有而且将永远有社会控制的成分在内。因为，参加有计划的、内容健康的休闲活动将杜绝或消除令人生厌的或滥用闲暇的可能。”（《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1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我们相信，有国家调控、规划和引导的休闲，将会使精神文明建设有所依托。另外，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往往把从事休闲服务的人誉为“亲善大使”，因为他们既运用智慧，又付出爱心，以一种特殊的品质和技巧传递爱的精神，帮助人们找到真正值得参与的活动，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温馨和美好；使人在休闲中既丰富思想，又陶冶情操，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价值的提升。这是对从事休闲旅游业的人员最高的褒奖，也应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

5、对全体国民进行休闲教育。目前，我们已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然而如何休闲却未被当成“问题”来对待，这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失误。美国的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参考。早在1918年，美国联邦教育局就将休闲教育列为高中教育的一条“中心原则”。这个中心原则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时间去培养他个人和社会的兴趣。如果能被合理地使用，那么，这种闲暇将会重新扩大他的力量，并进一步丰富其生活，从而使得他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相反，滥用闲暇时间将损害健康、扰乱家庭、降低工作效率，并破坏其公民意识。由于立法的作用，工业化环境中的生活将趋向于缩短大部分人的工作时间，虽然被缩短的工作时间有助于减少由于长时间工作所带来的有害反应，但它们也增加了对接受休闲培训的重要性的认识。有鉴于此，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有关如何使用休闲的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172页）通常休闲教育的目标是：“①闲暇行为价值判断的能力；②选择和评估闲暇活动的能力；③决定个人目标与闲暇行为标准的能力；④对合理运用闲暇时间的重要性的意识和理解。” 休闲教育的课程极其达成目标的途径：“①智力的、审美的、心理的、社会的和物理的经验；②创造性地表达观念、方法、形状、色彩、声音和运动；③主动参加并从事活动的经验；④社会参加和表达友谊、归属和协作；⑤野外生活经验；⑥促进健康生活的身体娱乐；⑦培养一种达到小憩、休息和松弛的平衡方法的经验和过程。”（转引自沈金容著《社区教育的发展和展望》第195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然而，休闲教育在我国还是一个盲点。

6、建议政府加强有关理论的研究，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角度考察休闲文化、休闲经济、休闲产业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变量关系，以及它们与社会的关系。对基础性的问题进行系统、科学、规范的论证，诸如：我国休闲产业、休闲经济的划界和统计模型；休闲产业与经济结构、与消费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规划、劳动就业、劳动时间的关系及其对策的问题；转型期我国城乡居民休闲时间的利用、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主观因素的变量关系的问题；休闲产业的相关社会条件支持系统在我国的现状、特点及趋势的问题；休闲产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比重的问题；休闲经济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的比重问题；以及休闲旅游的文化价值和对人文关怀的意义问题，等等，都亟待我们调查、分析、研究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以及有关学理性的研究。

第三篇：未来10年我国职业教育如何发展

未来10年，我国职业教育如何发展？

说起职业教育,人们常常想起现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名言:“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可是,在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往往被看成是“洼地”、“短板”、“软肋”,上职业学校好像矮人一头似的.在3月4日教育部举行的教育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上,职业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指出,对于未来10年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思路,提出了办法,令人信心满满:今后上职校不再低人一等!关键词:大力发展

【纲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教育规划纲要中,说到职业教育时,“大力发展”一词格外引人注目.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周稽裘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发展方针,是基于当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国情做出的明智的战略选择.“大力发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着明确的发展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朝着这个目标“大力发展”,才能形成适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符合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关键词:吸引力

【纲要】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改革招生和教学模式

当下许多职业学校的校长、老师为生源质量苦恼,原因其实很简单,对广大学生和家长来说,职业教育仍然缺乏吸引力.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说,这次的教育规划纲要有一个突出亮点,就是第一次把“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明确写进了这个重要文本中.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指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从何而来?最重要的是提高我国技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其实,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水平并不低,在世界上引起关注,赢得了别国的尊重,但是在收入分配、经济地位上却比较弱势.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教育部门积极作为,更需要生产部门、劳动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支持和配合.关键词:校企合作

【纲要】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与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不同,职业教育不能关起门来办,教师的教育教学、学生的实习实训,都离不开企业的支持与合作.可是,现实中的校企合作往往是职业学校“剃头挑子一头热”.用什么机制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呢?

教育规划纲要除说到职业教育对人的吸引力外,还提到对企业、对组织的吸引力.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指出,关于如何调动企业积极性,教育规划纲要指出了明确方向:一是改革办学模式,积极支持鼓励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或者是参与举办职业教育;二是依托行业企业建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鼓励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三是加大相关优惠政策的倾斜力度,支持企业更多地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服务.在将来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朝着这个方向大力推进.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岩指出,在校企合作中,要解决“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问题,不仅要给企业提出必须承担的教育责任和社会责任,倡导企业为职业教育发展尽一份力量;同时,还要保证企业在合作中的利益,使学校和企业实现双赢共赢.关键词:服务新农村

【纲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把加强职业教育作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专家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解决“三农”问题,培养新型农民,职业教育既责无旁贷,又大有可为.谈到职业教育如何服务新农村建设时,周稽裘指出,职业教育应当主动适应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农业职业教育自身的改革,针对农业发展中的现代化、产业化、高科技化等问题,特别是如何培养新型农民,比如农业经纪人、经济合作组织的带头人、农村致富带头人等,着力改革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改革招生制度.据了解,今年河北省农业类的中等职业学校进行招生制度改革,既招应届初中毕业生,也招在职的农民,全省农民一下报名50多万人.这给职业教育发展打开了一种新思路.我们相信,在教育规划纲要的引领下,农业职业教育一定会走出一片新天地。

第四篇：未来10年发展规划

未来10年发展目标

从事行业：金融投资（股票期货投资）；不动产投资（购买商用楼、新建厂房租赁）。

运行模式：以股票期货所赚的钱投资商用楼厂房租赁；以商用楼厂房租赁所赚的钱开一个4人的理财公司。

第五篇：中国钢铁工业新世纪前1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10年展望

中国钢铁工业新世纪前1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10年展望

地域：国内 信息类别：原创文章 行业类别：钢

铁

作者： 发布人：钢铁行业管理审核 发布时间：2010-11-15 09:55:33.0 对中国钢铁工业来说，全行业已经形成共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钢铁工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发展环境。其严重程度，正如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邓崎琳所说：“钢铁行业不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没有出路！”在“十二五”前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规划未来科学发展之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钢铁强国夙愿是全行业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10年的较长阶段，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策略都应当进行调整，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前10年：成就很巨大 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

●经过10年奋斗，我们已构筑了钢铁大国的坚实基础，但与钢铁强国定性定量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多极化格局已见轮廓；二是以信息产业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迅速。二者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旧有的经济秩序，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生产观念和生产方式，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钢铁工业的发展。经过10年奋斗，我们已构筑了钢铁大国的坚实基础，但与钢铁强国定性定量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前10年发展的突出特点为钢产量超常增长

进入新世纪后的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纵跨“十五”、“十一五”两个规划期，如果分别将两个时期的GDP和钢产量的关系，与“八五”、“九五”期间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钢产量持续超常增长的事实。“八五”期间，全国GDP约增加2.7万亿元（最后一年与最新一年相比，下同），钢产量约增加2700万吨，钢产量支撑系数为1000万吨/万亿元。“九五”期间，全国GDP约增加3.18万亿元，钢产量约增加3300万吨，钢产量支撑系数为1040万吨/万亿元，与“八五”时期基本持平。到了“十五”期间，全国GDP约增加9.29万亿元，钢产量约增加22500万吨，钢产量支撑系数发生了突变，达到2420万吨/万亿元，飙升了2.4倍。

再看“十一五”的情况，钢产量超常增长的情况仍没有改观。2008年一场起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并在2009年造成全球经济灾难性衰退。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同样遭受了重创，尽管党和国家及时果断采取了投资4万亿元的一揽子计划和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但其间每年GDP至少还是损失了两个百分点以上。即使如此，2010年我国钢产量也将超过6亿吨。如果没有这一次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干扰，“十一五”期间钢产量再增加1亿吨应当是毫无悬念的。

超常增长影响了钢铁工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钢产量从2000年的1.27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6.5亿吨（估算值），大约增长4.1倍，与此同时，GDP大约增长了3.1倍。到2009年，中国当年GDP约折合4.98万亿美元，大体相当全球GDP的6.3%。这一年，全球钢产量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同比下降8冤，中国钢产量仍逆势增长13.5%，所占全球的比重为46.6%，创历史新高，蕴含着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隐忧。比如，2009年与中国GDP接近的日本，当年钢产量为0.88亿吨，只占全球钢产量的7.2%，仅相当中国钢产量的1/7左右。再如，同属“金砖四国”的印度，2009年实现GDP1.3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全球GDP的1.64%，当年钢产量为0.57亿吨，占全球产量的比例只有4.7%。通过以上简单对比，我们感到震撼：巨大钢铁产能的背后是“天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成就很大，问题突出”是对过去10年钢铁工业发展的最好总结。钢铁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已人所共知，这也正是我们探寻“十二五”钢铁工业科学发展之路的关键切入点。而当前钢铁行业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以往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而其形成的本质原因，不外乎是外因和外因两种。

从外部影响因素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也是拉动钢铁工业钢产量超常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发展不断升温的几年间，几乎每一家大中型钢铁企业都发生了产量规模翻番的跨越式发展。在国际金融风暴袭来之后，事实证明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从内部影响因素看，我国政府很早就对钢铁工业提出“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产业发展方针，但始终未能形成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导向力量，追求数量规模效益的粗放增长方式仍成为主要钢铁企业的首选，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盲目投资，扩大产能。后10年：加快转方式 实现科学发展

●今后1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目标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筑钢铁工业未来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同时也让基本遵循传统发展方式的钢铁行业吃尽了苦头。前不久，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专题座谈会上说：“温家宝总理在签发这一文件时指出，钢铁行业结构调整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这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应该说，钢铁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是等不起、慢不得。”通过钢铁行业过去10年发展史的回顾和思考，今后1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目标就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筑钢铁工业未来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钢铁工业未来10年科学发展

关键在“十二五”

世纪之交，中国钢铁行业接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洗礼，带着“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觉醒，跨上征途；1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经济正处于调整和变革之中，科技进步酝酿新突破，产业发展出现新趋势，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新机遇；中国经济已渡过极为困难复杂的险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而中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强化了“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节能减排、兼并重组、调整结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又一次要出发了。

两相对照，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境况，钢铁企业未来10年与过去10年起步之初非常相似。经过10年的风雨坎坷，全行业对于传统发展方式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有了切肤之痛。放眼未来10年，人们有理由相信，钢铁行业对于避免重蹈覆辙，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性、重要性和紧迫感，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而未来1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十二五”成为其中的关键时期。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转向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间找到答案。钢铁强国重要标准

要看单位GDP对应的钢产量

从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至今，“中国究竟需要多少钢？”很多人都为这个难题所困惑。笔者认为目前是没有解的，经济发展的动态决定了钢铁需求量也是动态而非静止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钢铁工业发展侧重于“数量”指标，在“十二五”期间，我们探讨钢铁工业发展应当从一个全新角度着眼——单位GDP对应的钢产量。可以计算出，中国单位GDP对应的钢产量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中不难看出中国钢铁工业钢铁产品质量、品种和技术含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在全社会减量化需求中实现钢铁产品减量化生产，是中国走向钢铁强国前进道路上的重要基石。

满足系统化条件是由大变强的内在要求

未来10年中国要屹立于世界钢铁强国之林，尚需广大钢铁企业付出艰辛的努力。其着眼点是，完成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跃进，要全行业满足体现钢铁强国内在要求的系统化条件。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提出了钢铁强国的5大标志；2009年10月份，钢协名誉会长吴溪淳也曾提出钢铁强国必须具有的4个显著标志；2007年《中国冶金报》专门组织“我们离钢铁强国还有多远”的理论性探讨，引来业内外人士广泛参与，有人主张首先要深刻理解钢铁强国的内涵，其次确立中国建设钢铁强国的高标准要求。钢铁强国标准同时分为宏观层面标准和微观层面标准。其中，宏观层面标准即行业引导标准，微观层面标准至少包括企业、产量、质量、技术、装备、企业组织、经营运行、科研、管理、效益等十个方面的标准。

建设钢铁强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化工程，不是靠相互毫无关联的局部优化体堆砌而成的，还要梳理、归纳总体和分系统、子系统的发展要求和约束条件，并形成促进与控制的机制。

明晰钢铁工业发展战略目标是重中之重

应当说钢铁强国并非是一个确切的经济概念，而是一种产业发展状态的理想表述。理想表述常常与发展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是钢铁行业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的议题之一。主要因为：一方面众多钢铁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忙碌于应对起伏跌宕的经济、市场环境，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因为钢铁企业过度分散发展，此类共性话题往往不能引起足够重视。钢铁工业发展战略目标一定程度的模糊，无疑是钢铁强国建设进程迟滞不可忽视的原因。

建设钢铁强国需要明晰的发展战略目标，首先需要明确时至今日中国钢铁工业的服务对象是谁、钢铁企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基于此，笔者认为，钢铁产品能充分满足国内积极健康经济发展需求，并能以较大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赢得国际上若干先进产品的相当市场份额；较多的企业具有巩固国内钢铁市场和跨国经营的泛国际化竞争能力；具有足够的数量和规模可以担纲全球化企业角色；保证各类人力资源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体现和谐，对社会和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

用上述不同于一般产业水平的商标准发展战略目标来审视我们离钢铁强国有多远、与钢铁强国差距具体有多大，判断钢铁工业强大不强大，我们可以通过对照看出自己的某些不足，同时可以更清晰地明确今后的前进方向。

构建“大钢铁”发展新格局

过去10年，钢铁工业几次陷入市场“沼泽”，都与延续传统的粗放发展方式有关。粗放发展方式形成于企业长期的分散发展，分散发展又源于企业过度的自我发展、直线发展和封闭发展。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国际间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新形势下，中国钢铁工业既往的发展思路需要质的改变：在发展策略上，须调整为构建“大钢铁”的新格局；在发展重点上，必须力拔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滞后这块阻挡钢铁工业前进的“绊脚石”。

“大钢铁”发展新格局，标志着钢铁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至少需要众多钢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积极介入，组建多个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影响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以下钢铁产业链的三大环节扩大发展空间。

环节之一：钢铁产品生产商。钢铁行业要做好既有的生产领域的各项活动。

环节之二：钢铁产品经营商。钢铁工业的作业活动扩展到世界范围的钢铁产品经营领域。工贸结合既是一些钢铁强国领军企业的通常做法，也是我们“走出去”要做的新功课。比如，在国外建钢铁厂，部分产品返销国内，可能比进口铁矿石、焦炭等生产资料在国内生产更合适，不但可一定程度规避生产资料商的垄断，而且能有效实施总量控制，同时还可以快速增加国内钢材保有量，有利于扩大废钢的积累，也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

环节之三：钢铁产品生产服务商。一是整合黑色矿山，有效地扩大铁矿石供应量；二是独立或联合组建铁矿石等大宗原燃材料海运经营实体。2009年世界铁矿石供应巨头——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中国一次就订购了12艘吨位达到40万吨/艘的铁矿石运输巨轮，欲实现铁矿石和海运收入通吃。

从某种程度上看，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兼并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环顾世界钢铁业，高层次、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浪潮风起云涌，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的企业兼并重组，引发了世界钢铁业的，巨变。这期间中国建设钢铁强国的列车出现“晚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滞后。用市场经济的企业结构观点看，2009年河北钢铁集团、宝钢、武钢、鞍本集团、沙钢5家产粗钢最多的企业，共计生产粗钢16502万吨，占当年全国粗钢总量的29.06%。仅从产量规模衡量，上述5家企业合并成1家企业，才算得上中国钢铁市场上具有产业竞争力的企业，然而，中国距离拥有如此大的企业还很远。构建“大钢铁”的新格局，是我们向前走的重要发展策略，为此必须力拔企业兼并重组滞后这块前进的“绊脚石”；当前，以科举发展观统领钢铁工业发展，坚持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基本着眼点就是中国钢铁企业的“战略大重组”。

创新是钢铁工业华丽转身的内生动力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钢铁工业后危机时期华丽转身的内生动力。眼下，钢铁工业面对的挑战就是，进入低速发展、微利时代。应当说，低速发展是好事，但微利就成问题。

低速发展，即钢产量增速梯次下降的减速发展。正常状态的减速发展是一国钢铁行业日趋成熟的表现。钢产量新世纪前10年的超常增长，行业长期依靠高度的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致使粗放式发展难以“刹车”。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的巨大冲击，使全行业“猛醒”：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我们已站在了高速发展向低速发展转折的历史分界点；今后钢铁工业必须走又好又快的集约式发展道路，其基本特征就是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实现减速发展。

微利时代，是众多“两高一资”企业激烈竞争后的苦果。金融危机之前，大宗生产资料价格节节攀升，不少企业曾津津乐道“高成本支撑高价格”。金融危机袭来之后，全行业连续亏损，充分暴露了钢铁行业数量规模效益型盈利模式的脆弱。微利意味企业在目前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上，高成本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耗费补偿，同时钢铁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低，决定了其综合竞争力差，导致价格与成本之间的“缝隙”越来越窄。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时至今日，市场竞争力最大化的表现就是资源的控制能力和产品市场价格话语权。只有掌控了资源和市场话语权、主导权，企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利润，而这又与企业的管理、创新能力分不开。

譬如，在技术创新方面，2009年初，笔者曾参与一家大型钢铁企业2008年经济效益下滑原因的专题分析，发现该企业16种钢铁产品中有15种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另外1种产品则利润颇丰。仔细分析，发现这种利润颇丰的产品是该企业技术创新的结晶，技术含量领先于国际同行。在管理创新方面，改革开放仅仅十几年，中国钢产量在1996年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这其间，涌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首钢经济责任制”和“邯钢经验”。而反观过去10多年，管理创新的滞后发人深省。

从《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发展规划》到近期国务院针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节能减排、兼并重组等问题频频下发的文件，都突出了对加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度的要求。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中国钢铁工业后危机时期华丽转身的内生动力。

绿色效率是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 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本质上是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今天，资源、能源供应和环境负荷的约束力大大增强，集约发展必定要增添新的内涵。生产要素的效率首先应当是绿色效率。管理的任务就是促使企业有效地将其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成果，技术的功能则是这种转化的动力之一。以往的认知是，二者共同保证这种转化具有较高的效率和理想的效果。效率就是企业实现了用最少的投入获得合理的产出，效果则体现在企业生产了国内外市场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未来10年，随着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企业的建设，经营和管理的实践必将进一步增添生产效率和效果的理论容量，提高钢铁工业的绿色效率自然是题中之义。钢铁工业是节能减排潜力最大的行业，全行业挖掘节能减排潜力、改变很多企业“两高一资”形象，实现途径也必然是打造和提高钢铁工业的绿色效率。

期望中的钢铁强国应当达到的管理标准是，致力于实现企业管理和技术工艺装备的同步现代化，通过持续创新不断完成“追求利润—增强竞争力—打造开拓发展能力”的跨越。这一标准赋予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共同的方向和目的：加大技术和管理创新力度，打造提高钢铁工业的绿色效率，“正确地做正确的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