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注意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读后感

第一篇：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注意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读后感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注意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读后感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潮流，进入21世纪后的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全球化一题日益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全球化无疑已经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中国正在和平地发展，得到了世界人们的认可与赞誉。中国当代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强调经济的发展为人民服务。而市场经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通过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从而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摆在当时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在极“左”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全国盛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大家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完全割断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合理关系：这种割断生活消费（收入）与劳动（支出）的关系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人的需求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只能造成贫富拉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动不能得的结果。这直接导致经济活动效益的低下和助长着人们的劳动惰性，更无须谈自觉要求进行分配制度等经济领域的改革了。经济活动的非理性和经济改革的惰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带来经济的破坏性。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意识形态上升到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的高度，围绕形象问题掌控我国意识形态的变革，指出丢弃和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在心得历史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的挤掉定位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正式这种对我国意识形态基调的正确定位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经济建设的理性探索奠定了基础。同时，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正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避免意识形态发生突然的断裂，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解决了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绝不能干扰和破坏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能坐而视之，必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事妨碍稳定的就是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从意识形态上确证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任务，把人们的目光从过去对政治的专注转移到经济的专注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在中国历史的每一关键时刻，意识形态发展或变革的科学掌控，使得中国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得以理性的彰显，成功地实现意识形态与经济理性融洽。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其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在人们的精神文化领域会出现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人们更加务实，不搞形势主义，注重按规则办事，但另一方面，它使人民只讲实惠、注重金钱，淡化信仰、轻视理论，变得急功近利，在价值取向上一方面注重自我，增强人们自立、自主、自强、自信，有利于人民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开拓创新。但另一方面又会滋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使道德水准下降，人际关系中功利化倾向严重。而社会注意意识形态具有纠正偏差的功能，加强社会注意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兴市场经济之利，除市场经济之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能使经济运作贯彻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又反对把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商品化，既要承认和发展货币在现实生活中的职能和作用，又反对“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既要尊重社会主义

利益的原则又反对见利忘义的个人主义的；既要坚持“多劳多得，少老少得”的原则，又反对斤斤计较，按酬付劳的态度；既要鼓励竞争冒险，又反对不择手段；既要坚持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又要坚持政治上的党的领导和思想上的马列主义的知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纠正偏差，保证社会主义市场净沾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思想解放，增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在2000年江泽民就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意思想，科学文明、开拓进取，健康向上以及其他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是当今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主流。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丰富的，积极的，这为我们推进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篇：《孔子与当代社会》读后感

《孔子与当代社会》读后感

听了老师对于“孔子与当代社会”的论述讲演，我获益匪浅，一股厚重的儒家气息由感而生。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3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提及孔子，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这句话是孔子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经历所述，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强调了自己从15岁到70岁生命历程中间几个特别重要的阶段，以及在每一个阶段中，应当做什么、达到什么要求。这一段话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指导人生的坐标，提供了一面参照对比的镜子。司马迁曾引用《诗经》中“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这句话，高度赞扬了孔子的品德和思想，表达了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真挚愿望。这句话也经常被人们拿来以醒自身，以激励自己不断努力，影响达几千年之久。

孔子最大的成就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孔子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早以教育为职业的儒者，就是以教育为生。孔子之前学在官府，他也是最早聚众讲学，使学术大众化的教师。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启了讲学游说之风的士人。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孔子也是最早把文化推广到大众中去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子贡曾叹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当时弟子们对孔子是十分尊崇的。

为了纪念他，联合国设立了孔子奖，美国的加州以及一些亚洲国家，把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为教师节。现在，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创办仅4年多时间，全球已有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突破4000万人。

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第三篇：会展与酒店业互动发展研究

会展与酒店业互动发展研究 马勇/陈静

【专题名称】旅游管理

【专 题 号】F9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作者简介】马勇(1958-)，男，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湖北省旅游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海口 570228

陈静(1980-)，女，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海口 570228

随着经济的发展，近10年来，会展业作为在我国新兴的朝阳产业，以年均20-30%的速度超常增长。会展业对城市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带动力。而其与酒店业的互动发展更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

一、会展与酒店业互动关系

（一）会展与酒店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首先，客源方面。会展具有人流量大的特征，这为当地酒店业提供丰富的客源基础。随着会展业水平的不断向前和提升，参加会议和展览的人数正不断增加。从而为酒店提供了丰富的客源。例如国内著名的广州交易会就曾云集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10多万人。这为酒店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其次，收益方面。据专家预算，展览业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带动系数为1比5，间接带动系数达到1比9。会展期间参展人员及相关人员在举办地的住宿、餐饮、娱乐等都为酒店带来收益。例如1999《财富论坛》在上海召开期间，就使当地酒店增收至百万美元。同时，酒店在为会展人员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会展产生间接效应提供支撑；最后，质量方面，作为一种新型产业，会展对酒店业提出了较高要求。一方面酒店业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硬性及软性环境建设以满足会展需求；另一方面酒店业在与国际水平接轨的过程中必须提高质量适应会展的新形势。两者在相互协调发展中实现良性互动发展。

（二）会展与酒店间的规模效应关系

首先是会展商务圈规模构建。会展商务圈是从事会展和展览业的城市经济区域带。宏观上讲，它是N个城市进行会展活动的联盟；微观上讲，它是某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适宜会展发展的特定活动区域。具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酒店为会展发展提供驱动力；其次是服务规模体系的形成。在会展的驱动下，目的地酒店业竞争日趋激烈，新的统一行业标准建立，服务体系日臻完善，优质的服务规模体系逐步形成。

（三）会展与酒店间的资源交流关系

首先，是信息的交流。会展中大量信息流的集聚为酒店业带去了新的思想和理念，国际化信息的引入促使酒店业不断进步与发展，并与世界先进水平与标准接轨；其次，是文化的交流。酒店是一地与外界进行信息文化交流的场所，在展会过程中，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刺激了当地文化与外界的碰撞。从而对会展发展理念有新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四）会展与酒店间的环境互造关系

酒店为会展营造较佳的外部环境。酒店良好的环境为会展相关人员提供完整的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行为。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更好地服务

于会展，为会展顺利进行提供人员保障。此外，区域内各酒店为取得市场份额，必定形成你追我赶的局势，这种市场竞争机制更有利于提高酒店业水平，从而提升当地整体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会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会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为酒店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为酒店发展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和协作环境。

二、会展与酒店业互动发展支撑体系

（一）市场支撑体系

市场是任何经济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作为第三产业的会展和酒店业由于其行业特殊性要想实施相关经济行为更是离不开市场支撑体系。因此，会展与酒店业在互动发展中要获得双赢必须时刻以市场需求为基准。首先酒店特色旅游产品的推出应以会展市场需求为中心。会展客人具有停留时间短、消费高、地域性强等特点，他们对酒店服务水平、硬件设施等具有较高求，因此在发掘会展新产品时应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并不断提高酒店服务水平；其次，会展旅游产品定价注重消费者需求。会展客人一般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强的消费能力，其更注重酒店自身的服务水平，因此定价应根据市场需求更注重服务等软性因素方面；再次，分销渠道的确定。分销渠道的确定是酒店扩大产品销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与专业的展览公司直接联系还是与相关行业协会联系，必须因时因地而宜，合理确定；最后，促销方式的选择。为更好沟通会展客人与酒店，完成经济目标的实现，应合理选择促销方式。适当的促销方式能缩减酒店开支，缩短会展与酒店间距离、并减少双方时间成本，为双方带来益处。

（二）组织支撑体系

它是成功实现会展与酒店共同发展的人员和机构保障。包括三方面的涵义：首先是会展活动主体。它包括参展商、观展人员、相关管理者、工作人员、媒体及其他人员。而实际上在这类群体中能成为酒店的潜在客源的是参展商、观展人员。在入住酒店前，其决策依赖于外界信息基础。入住后，酒店服务水平等实际指标是他们继续选择该酒店的决定因素。因此会展客人对酒店的信任度和忠诚度是实现会展与酒店互动发展的先决条件；其次是会展旅游中介组织。它包括会层展览公司、旅游商务网站及与会展相关的行业协会。它们是联系会展客人与酒店的中间枢纽。会展与酒店间要实现共同发展首先建立在两者相关联基础上，而这依赖于旅游中介组织的调节、沟通、组织、协调等；最后是酒店从业人员。酒店业作为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服务水平直接影响会展客人的评价和再次决策。高素质员工提供优质服务将有利于提升会展客人的忠诚度，从而实现会展与酒店业长期互动发展。

（三）基础支撑体系

它是会展与酒店业实现双赢的基础支撑，包括硬性支撑体系及软性支撑体系。硬性支撑体系是指确保会展顺利进行的公共基础设施及专业设施、酒店硬件服务设施等。软性支撑体系是指保障两者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包括会展相关法律法规状况、信息网络通畅程度、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等。硬软性支撑体系是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这两大基础支撑体系处理不当必会影响会展与酒店业双方发展。事实证明，政府组织、监督行为不当不仅影响会展的顺利进行，而且阻碍酒店业经济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加强基础支撑因素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媒介支撑体系

它是会展与酒店业实现互动发展的信息保障。具体包括4个层面：首先是广告传媒。它是会展与酒店双方了解的第一步。会展通过报刊、电视、杂志等新闻媒介发布展会信息，而酒店根据所获取信息适当组合旅游产品以满足会展的商务

需求，两者实现初步互动；其次是会展中介组织。目前在我国较多的是展览中介公司及其他相关中介组织，它们是组织、协调会展与酒店等其他行业共同发展的重要机构；再次是会展行业协会。它们是保证会展与国际化水平接轨的重要组织，其提供的行业标准及行为准则为会展不断向前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酒店业的创新经营发展提供新的理念与要求。

三、会展与酒店业互动发展模式

（一）一体化发展模式

会展与酒店业的一体化互动发展主要通过活动主体、消费单元、协调机构表现出来。即会展活动主体在协调机构发挥作用的前提下，通过不同消费单元最终实现会展与酒店业一体化发展。它是结合我国会展旅游现阶段实际现状及酒店业自身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模式。详细模式见下图1：

图1 会展与酒店一体化发展模式图

上述模式图显示会展与酒店一体化发展过程。会展活动主体如参展商、观展人员、管理者、媒体相关人员等都可能成为酒店主要客源。他们因为会展这一目的而聚集在某地，并在酒店运用广告、新闻、互联网等媒介沟通的营销推广下成为酒店主要客源，进而在酒店完成住宿、餐饮、娱乐等消费单元，为酒店带来经济效益。甚至在酒店协助下完成购物、游览等相关旅游行为，从而推动酒店与会展客人关系向前发展。而另一方面，酒店提供优质服务必然在客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回头客的增加。同时，众多酒店良好服务所形成的规模优势也会极大地提高会展承办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会展的持续化进行。为当地营造更广阔的外部发展环境。实际上，一体化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支持，它们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必将推进会展与酒店的新型化进程。

（二）单体化发展模式

它是传统的会展与酒店业互动发展模式，两者间互动性并不强。即会展与酒店业基本上各自发展，关联性极弱。会展活动主体在参加展会过程中，自行决定和安排住宿、餐饮、娱乐等项目，缺乏会展行业协会、法律法规等中介的组织与协调，缺乏报刊、杂志、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介的沟通和参与。会展组织者在展会前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及信息查询，行为带有一定盲目性，在展会中也没有及时与中介、媒介机构进行沟通，从而增加展会成本，在人力、财力、时间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另一方面，酒店也缺乏一定自我协调机制，不主动与会展组织者联系、不注重信息搜集、不开展一定程度的营销推广，这必定会错失巨大商机，与会展潜在客源之间的断层必会导致酒店经济效益的降低。此外，从长远眼光来看，这种单体化发展模式也不利于地区知名度的提升，极大地阻碍了该地会展业发展。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发展模式将逐渐被淘汰。

（三）国际化发展模式

加入WTO后，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会展业和酒店业更是如此。随着中国迈入国际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更多除会展及酒店业之外的其他第三产业将融入两者，实现多方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国际化发展模式呈现特点是首先主题选择的品牌化。会展业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主题会展品牌同时酒店业推出品牌化的营销主题，两者充分合作。另一方面，会展在与酒店互动发展中应充分与第三产业中的其他产业如通讯、邮电等协作，推进主题品牌化的发展道路；其次是技术运用的现代化。主要表现

在信息沟通网络化的运用、酒店预订系统的完善、会展设施的国际化等；最后是组织运作的规模化，主要表现在中介组织沟通规模化、会展与酒店业沟通规模化。同样，规模化、集团化的酒店也更趋向于与大的会展组织者联系，从而形成组织运作的规模化局面。

四、我国实现会展与酒店互动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行业管理体制

目前，国内会展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业管理部门，这与完善的酒店行业管理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为实现两者互动发展，必须尽快建立会展行业管理体制以实现如下功能：首先是组织协调功能。充分利用行业自律机制组织协调会展在与酒店沟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矛盾，充分发挥行业机构在此方面的作用，以保障两者共同发展；其次是内外联系功能。对内加强会展业各机构组织间合作与沟通，对外加强与酒店业等其他行业的联系，以及与国外相关行业协会的交流与合作；再次是法规示范功能。在会展与酒店等其他行业合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行业协会应提前预见，并制定相关的行业性法规，发挥示范作用，指导实际运作；最后是道路指示功能。在与外界进行交流过程中，行业协会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为会展自身及与其他行业发展指明新的国际化道路，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二）开发新型酒店会展旅游产品

市场营销原理中不同的顾客会有不同的需求。而旅游产品的开发围绕的核心则是如何最恰当地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酒店在开发创新型的会展旅游产品时应充分考虑如下原则：首先，适应性原则。会展旅游具有专业性强、客户消费层次高、停留时间长、团队规模大等特点。因此酒店推出商务会展旅游产品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在满足整体同质化需求的基准下，针对会展客人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如会展VIP客人的高服务要求，据此酒店应派专业水平高的优秀员工来为其服务；其次，创新性原则。创新产品是保证酒店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会展作为一种新型产业，由于信息流、人流量庞大，因此对为之提供相应服务的酒店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酒店为形成自身特色，动力来源于创新。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在满足会展客人基本需求基础上推出外延性强、高层次的酒店产品，并在配套服务上以最优服务满足他们。

（三）扩展网络信息化保障体系

网络信息保障体系是联结会展活动主体与酒店的各种会展中介、酒店中介、旅游电子商务网站、行业协会资料等各种信息资源群形成的体系。它是保障会展与酒店互动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首先，信息展示功能。会展、酒店可通过互联网、报刊、杂志等媒介或加入会展、酒店相关行业协会来展示企业信息，使会展、酒店双方获得初步认知。其次，信息沟通功能。在双方初步了解获取一定信息后，为寻求合作，双方通过网上预订系统、电话、传真等现代通讯手段来进行信息交流。而随着会展、酒店业国际化趋势的到来，必须扩展网络信息化保障体系以增强主体合作机会。

（四）健全系统的服务保障体系

系统化服务保障体系是为保证会展与酒店共同发展的完整化、标准化服务及为服务提供支持的基础设施等构成体系。它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是酒店产品售前服务。主要表现为营销的推广，将企业服务形象宣传到会展潜在客源地，并形成相应的形象定位，为会展与酒店互动发展提供基础；其次是售后服务体系。酒店与曾下榻过的会展客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联系，加强顾客关系管理，通过调查

不断改进现有酒店会展产品以更好满足顾客；最后是基础设施保障。会议召开对酒店在通信设备、硬件设施等方面提出较高要求，酒店根据不断变化的会展市场，完善和改进酒店基础设施，寻求商务会展旅游与酒店最佳结合点。

（五）充分整合区域内相关资源

资源组合表现在内部资源组合：即会展、酒店各内部在相互协作、共同发展中需要优势资源。外部资源组合指包括行业间资源组合，即会展、酒店业、通讯、电信、娱乐、交通等各行业间合作；地区资源组合，即展览、酒店与地区旅游景点等其他旅游相关资源整合起来；信息资源组合，即人才信息、市场信息、产品销售状况等资源组合起来。在对上述资源进行整合后将其与会展、酒店业发展联系起来，充分利用，最终实现两者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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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2003,(1).[6] 肖华.会展业，区域经济的“助推器”[J].经济日

报，2000-11-01.[7] 匡林.会展旅游与世界接轨.中国距离还有多远[N].中国旅游报，2001-2-26(C1).[8] 王保伦.我国旅游酒店组织结构再造研究[J].旅游

学刊，2001,(6).^

第四篇：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编者按：2010年12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旨在面向社会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学术对话平台，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思想，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创新。来自全国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业家代表、媒体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10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名家作了精彩的演讲，其独到思想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外延与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本刊特发表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对此次论坛所作的综述，以飨读者。

摘 要：思想是时代的灵魂，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体制问题，而是思想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经济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对此，应加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不断创新中国经济思想，为治理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经济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中国模式；思想创新；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y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Review of “First Forum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ZHOU Jianbo，DU Haoran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oughts are the soul of an era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society, thus the basic issues of Chinese economy are not concerned about system, but thoughts.Profound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especially show unprecedented intelligence and charm since the ‘Open door’ policy, play an outstanding role in world economic thoughts.Therefore, it is required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which in turn can provide brand new ideas for key economic issues in current China.Key words：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Chinese pattern, innovation, First Forum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2010年12月24日，旨在面向社会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学术对话平台、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新思想、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创新的“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业家代表出席并发表演讲。论坛邀请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整理电视台、山东教育电视台、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知通网、《中国产经新闻》等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此次围绕中国经济思想创新展开的高端对话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黄桂田教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经济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学者们应通过对过去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以及在学术领域之内的积极、深入研讨，科学揭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内在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特征，同时通过科学指导实践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两位教授尤其强调了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性，认为现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在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思想史之中会占据特别的位置，因此应对其加强研究；同时，“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主题、内容、形式、研究主题面、会议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将承载时代和历史的重任，竭力推动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政府经济管理、宏观经济调控、企业经营管理、区域经济发展等各个研究领域的经济思想创新。

一、传统经济理论的思想解读

本次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深层地解读马克思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对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发表了评论。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的进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冲破了传统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原有国营企业经过改制、重组走上了独资、合资、股份制等道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曲折后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产权制度的改革目标讲，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甚至于还没有破题，这个目标应当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国有企业属于公有制的范畴，民营企业属于私有制（非公有制）的范畴。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人们对这一定位有了重新思考，最近国企一系列追逐利润最大化事件亦引起了社会对上述观念的广泛争论。晏教授认为在此时重温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认为，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应以实现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为指导，并以重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为最终目标。晏教授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同个人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公有制，是“人人有份”的公有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而向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公有制国有企业并不意味着人人有份，实际上都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是某个部门、行业或者某个企业实际资源支配者、经营管理者和收益分配者。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这种部门、行业和企业的所有制往往还演变为首长所有制或第一把手所有制。当然，说这样的所有制一定都是私有制未免武断，如果我们官员干部真正代表党和国家利益，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企业资产支配、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真正体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要求，不是将其转化为谋私利工具，这些企业公有的性质还是有保障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数不清与此相反的实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利益的严重威胁，这些现实使得我们不能不承认，国企全民性质还没有在体制上、制度上得到解决。这样的国企，名义是国家的、全民的，实际上是行业、部门、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国家和全民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事实上没有所有权，这就是我们所有者缺位。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企业改革的核心，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没有破题。晏教授指出，这几年反危机措施的实施客观上强化了国企垄断地位。垄断从来和健康的市场竞争是对立的，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与少数人个人私有更接近，而不是和马克思所说要重新建立的全体社会成员个人所有制更接近。因此，应当怀疑这样的国企，它的全民性质恐怕离马克思原意是愈发遥远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由金融危机与“称提之术”①①“称提之术”是指关于纸币的发行和管理的某些原则的总称（胡寄窗）；所谓称提，更多是指提高纸币币值（叶世昌）。入手，以马克思、韦伯和凯恩斯这三位在世界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学者所论及的中国货币思想为例，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在西方近代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凸显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睿智的内涵。叶坦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思想、货币思想有其独到和杰出的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可将这三位著名学者有关中国货币思想的阐释各举一例加以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货币与商品流通时在第83注提到的亦即全书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有很多内容，其关键核心就是无累于民，它的实质在于希望能够在国和民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并不伤害各自利益，这是中国货币思想的一个积极因素。应该说王茂荫的思想能够在《资本论》中占上一个注释是和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徽州经济文化世界走向难以分开的。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以对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见长，其名著《儒教与道教》虽并非社会经济学著作，但其中关于货币制度与政策是作为社会学基础的开篇，而第一章第一点货币制度所谈的就是中国，其中谈到：中国的货币制度保持了十分古朴的成分，儒教经济政策观念比较符合财政学的观念，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等。同时这部著作的部分参考书目也是对中国货币制度的详细阐述，说明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学引起了世界重视。凯恩斯对中国有比较详细而深刻的了解，他主张中国以白银为流通货币、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同时他在做《经济学杂志》主编的时候曾给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写过书评，其中对中国货币有一段评论：货币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从公元前900年起中国就已经使用货币，而纸币的使用也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上述这些案例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至少可以在治理当前社会重要经济问题的时候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主任许建康教授深入阐释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经典论述，进而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新见解。许教授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既有些“急”，又有些“近”。“急”是因为当前所处模式还是“现在进行时”，仍要观察一段时间，我们最近一直讲要转变发展方式，其实发展方式的转变便可能改变模式；“近”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同模式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所以看得很近的话只能抓住二三十年研究其来龙去脉。因此他主张应在分析清楚“中国道路”问题的基础之上再来看“中国模式”。许教授认为，“中国道路”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经过原生型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曲折历史过程。马克思的珍贵理论遗产——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对认识和探索“中国道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关键是在把握“历史环境”中注意世界历史时空参照系的转换。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范畴，使用的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时间尺度，只是对大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原生型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简单概括，舍去了新旧社会形态交替的“社会革命时代”，舍去了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形态，也舍去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生产方式，以及舍去了占统治地位社会形态非充分展开的初级形式和正在发生变异的衰败形式。因此该范畴讲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原生型社会形态全盛时期充分展开的基本特征，所反映的只是大时代的一般历史条件及其演变的一般历史趋势。世界各地区的具体发展道路在根本上受其制约，但不能简单地用前者取代后者。二者的关系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许教授说，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是“社会革命时代”世界范围的事，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存在多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需要有时空参照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唯物史观误读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许教授指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三个“一”，即：占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应该说，这个思想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却引致了另外的问题：我们不要三个“一”，但是也要跨越，因此只能吸收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果；我们并不能避免一切灾难性波折，但是可以利用原生关系派生出来的关系避免一些重大波折。这其中完全是曲折的道路，变成一个谁控制谁的博弈问题，这些可以为“中国道路”打下基石。

北京大学周建波副教授从史料入手，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和“仁义礼智信”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商道”思想的具体阐释，涉及了企业家在通往成功道路中发现机会和调动力量实现机会这两方面重要范畴，由此明确提出现代企业家的职能作用与现代企业的基本经营原则。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思想不仅包括古代、近代也包括当代，但这些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现代就是历史的一种不自觉的延续。具体来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是春秋时期“商圣”范蠡的经济思想，主要谈的是商道，在商言商，发现潜在市场机会。这句话是指若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就要有竞争优势，人们都不干的未来有前途我来干。进一步讲就是指避免竞争，寻求垄断，只有垄断才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创新就是创造一种垄断的能力。同时，对价格运动规律的把握也是商道的重要方面，要认识到在需求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供应增加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更低的价格，一旦价低很多厂商便会不再生产，供应减少使得价格又会抬起来。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在发现有机会的基础上实现机会。由于个人力量有限，而欲望是无限的，因此企业家必须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实现机会，在这其中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将发挥重要的功效。“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仁”者爱人，爱的表现就是让利，或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爱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义”者宜也，即爱得合适、爱到什么程度。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讲分寸，强调“中庸”的概念，“中”是空间概念，不偏不倚就叫做“中”，而“庸”是时间概念，不改变常道就叫做“庸”，只有方方面面都高兴社会才能和谐，让利小了别人不高兴，让利多了自己不高兴而且别人也会害怕。把爱的合适内容规定下来就是制度、规范，亦即“礼”（合同政策）。制度有好坏之分，制定好制度需要有文化，知己知彼，即为“智”。而定了制度要执行制度，运用“文武之道”规范他人的行为，亦即“信”的范畴。总而言之，“仁义礼智信”明确了调动各方力量实现机会的具体方式，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现代经济活动的思想阐释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教授从宏观的视角对当前社会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诠释，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尚不能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因此国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国内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的“中国抉择”上来。说及某种新的“模式”，如“中国模式”，贾教授认为的内在逻辑至少包括三点：一是它有别于既有模式，否则将其归于某种已经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二是它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说已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成型”；三是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贾教授强调应采用丁学良教授提倡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亦即把国家政权作用和经济资源配置相联系来系统认识某种经济社会模式。从政治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政治模式其实还未脱出“苏联模式”，是要通过最近高层领导加以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来改造的模式；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经济模式还正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确立的“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方向上演进，而怎样在世界上已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基础机制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开拓、改革的工作，目前还远远看不清楚我们最终能够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出什么样的可肯定的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尚不能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而现存的问题是，把政治方面“权威”的特征与经济方面的“市场机制”相结合，使得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诸多尖锐的、愈益无法回避的和头绪纷繁的矛盾与挑战。那么，在中国是否可以形成政治权力中心强力介入之下，完成经济赶超，实现健康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的良性、互补结合，不断提升现代性，或者会是权力中心过度介入与腐败，产生令世人厌恶公权扭曲的权贵市场经济？也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我们建设的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这并不是一件简单地涉及上层集团的事情。对此，贾教授认为应该强调中国决策问题，动员各个方面的智慧共同讨论涉及“黄金发展期”的问题。有三种可以列举出来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像有些表述说的要展开政治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全面改革。但由于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还难以形成“全面配套”的可操作方案，因而这一思路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过重，无法操作更无法落实。第二种选择是只说不做，或治标不治本。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实际上会积累矛盾，积重难返；第三种选择是特别注重操作性层面，在“建设公共财政”导向下，从各方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的角度切入，以政府理财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也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的“中国抉择”上来。在贾教授的眼中这一条道路才是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费较小社会代价实现较平稳转轨过渡而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许晓军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功劳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中国工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然而中国工人又是世界上最低廉的。许教授通过对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企业的调查证明，中国的工人，尤其是生产第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极低，中国的很多企业以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工人支付工资，甚至没有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许教授强调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他以饱受社会舆论争议的富士康“13连跳”现象为例证，表明劳动关系不平衡是中国劳动力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所在，进而提出各级工会参与“维权”、理顺经济关系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许晓军教授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化以后采取了平衡制约的机制，这对促进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个平衡制约机制，很多行为都属于经济学犯罪。工会是一支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化的强大力量，劳资的斗争不仅是合法而是必要的，因此工会是工人阶级强有力的维权组织。我国应当在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引入平衡制约机

制，避免劳资分配不公以及资强劳弱的现象。同时，工会应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第一是帮助市场经济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第二是发挥积极作用平衡劳动关系，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是努力促进工会组织的发展，构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保障；第四是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工会的具体实践。许教授还强调，我们传统的工会模式需要改变管理控制的方式，要采用一个自上而下表达渠道的模式，代表劳动者权益和利益，而不是成为企业控制工人、帮助企业干活的工具。

浙江宁波如意集团储吉旺董事长通过翔实的案例与数据就企业后续问题以及接班人的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并明确指出这是当今中国现代企业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他认为，企业后续发展事关重大，值得关注。就浙江企业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三大难题，即：转型创新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内销问题，以及节能减排问题，这三大难题对企业的后续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接班人问题则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企业不是个人的，是社会的，聘请职业经理人照样可以办好企业，不能搞“老子是企业家，儿子一定要接班”的模式，尽管一般的老企业家都希望子承父业，但是不能认为父亲是企业家，儿子一定要接班。此外，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必须要积德行善，热衷于慈善事业，尽可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国家、社会作出一定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研究员从历史和机遇两个角度入手，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给予了整体的展望。他认为，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发展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面临着三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我国制订的发展战略在变。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系统审视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在此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发展战略。二是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在变。尤其是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外部环境加快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改变，全球经济将重拾增长势头，贸易投资自由化将取得新进展，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可持续发展问题影响力将突显，全球经济格局将进一步多元化，这对我们来说既有机会也有挑战。三是内在的比较优势在变。从宏观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大学扩招步伐的加快，今后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使得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将直接导致蓝领工人劳动力供给不足，工资快速上涨，进而使得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本国内在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这三方面的重大改变将使得我国的开放战略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具体来说，我们应当牢牢把握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亦即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来支持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强国，未来10年是关键时期。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比较优势，重新审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大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实施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利用全球资源，推进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增强服务业竞争力；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力争掌控国际资源产业链制高点，保障海外资源安全；优化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审慎稳步推进金融开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要实现“四个转变”，即：从以往的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转变为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目标，从以往追求外资外贸规模与速度转变为讲求质量与效益；从以往的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以往的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变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并重。当前我们呼唤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高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国崛起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此外，山东省滨州市孙承志副市长和广西北部湾银行投资部总经理林岚女士分别就“加快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创新意义”，“加强金融创新、服务创新步伐，满足企业居民走向金融新需求，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繁荣做出贡献”作了大会发言。

论坛闭幕式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章政教授做了闭幕致辞，对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指出论坛得以圆满成功的重要基础在于嘉宾演讲的思想创新性，这些思想问题是整个论坛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所要研究的内容。钱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体制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贪污，那么什么制度都管理不住，但如果自己思想好了，没有约束也会通过自律控制，因此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也是思想问题，现在中国的真正问题是我们马上要实现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而不是很多人说的还有100年。北京市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看到今天的北京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那将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钱教授还指出，在实现工业化的前夕，中国的价格上涨是国际化需要，市场化需要，而并非的一些学者所言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需要理性迎接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这些都是重要的经济思想问题却被很多学者所误解，所以说思想研究才是最重要的。最后，钱教授代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向本次论坛的所有与会来宾和承办论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思想是时代的灵魂，是社会的基础。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是产生思想的场所，是一片学术沃土。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引发了与会嘉宾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更增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进一步繁荣。

第五篇：计划生育教育--人口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计划生育教育--人口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一、人口规模和人口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截至2000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人口数量为12．9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5。目前我国人口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0余人，世界人口的平均密度为38人，我国是世界人口平均密度的3份多。预计到2005年全国总人口将控制在13．3亿人以内。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建国以后，由于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出现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人口的迅速增加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从70年代开始，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迅速增长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根据人口的惯性作用，在今后的几个年中我国人口仍将继续增加。

由于人口增长太快，新增的物质财富很大一部分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所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较低，形成“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积累少以及建设资金少，致使我国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赶不上进人劳动适龄阶段人口增长的需要，造成劳动力就业的暂时困难。同样由于人口增长快，教育经费的增长跟不上学龄人口增长的就学需要，严重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从70年代起，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20多年来人口数量控制已取得实效。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9．5（千分之）。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人口增长率继续保持着很低的水平，人口年平均增长已降到1．079（千分之），但是由于人口惯性，每年仍然以1279万的平均增量增长。许多人口预测表明，即使在这样较低的生育水平，人口惯性增长仍会持续到21世纪30-40年代，届时总人口将会达到15亿以上。因此，继续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总量是十分必要的。

二、人口结构特征

人口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人口结构可以分为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方面。人口的自然结构包括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等要素的构成状况；人口的社会结构包括职业、文化程度、健康水平、社会组织等要素的构成状况。合理的人口结构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人口众多，其人口结构也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1．年龄构成特征。人口年龄构成是指不同年龄人口的数量比例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再生产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0年代人口出生率一度上扬，死亡率则锐降，结果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比重都上升了。60年代初中国遭遇了严重经济困难，但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致使人口显著年轻化。进入70年代，生育率明显下降，少年儿童比重迅速减少，但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不大，年龄构成属典型成年型。随着出生率下降成果的积累，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年龄构成变化已十分明显。0-14岁人口2．8亿多，占总人口的盟．8％；15一以岁人口8．8亿多，占总人口的70．1％，历岁以上的人口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5岁以上的人口正在增加。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已踏人成年人口型的后期，老年型已在望。

2．性别构成特征。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人口性别比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和少儿性别比所决定。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1982年为107．17，1990年上升到111．7，1997年高达120．14。2000年男性为6．5亿，占总人口的51．63％，女性为6．1亿，占总人口的48．37％。性别比为106：74。从总体上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在一些地区，少儿性别比失调也导致早婚早育现象屡禁不止，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

3．劳动人口职业构成特征。国际上一般将16-64岁年龄组列为劳动适龄人口。按此标准计算，中国不仅人口总数庞大，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19卯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6。8亿，占总人口的2／3，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8．8亿。现在中国人口年龄构成正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在一段时间内，少年儿童比重下降幅度将超过老年比重的上升，将使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渐增大，导致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规模庞大的劳动人口在第一产业中占压倒优势，其绝对数量仍在上升，相对比重趋于下降，但速度不快。劳动人口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上升较快，但内部结构不理想。第三产业的比重出现明显上升，但仍然偏低。

4．城乡构成特征。在人口结构中人口的城乡结构，即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口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中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人口比重还很低，但人口城市化速度相当快。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亿多，占总人口的3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8亿多。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

5．人口质量特征。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有4．5亿，接受初中教育的4．2亿，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亿，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8507万人。同1990年相比文盲率由15．88％下降为6．72％。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 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 33961人。到2005年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高中60％，高等教育达到15％，我国人才素质进一步提高。此外为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等服务措 施，并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实施人才战略，扩大人才队伍。

三、人口分布特征

中国不仅人口规模庞大，而且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总体而言，呈东密西疏格局，东南沿海地区人口高度稠密，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西北内陆地区人口则相对稀疏，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发表的题为“中国人口之分布”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显著特征：“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文中所指瑷珲--腾冲线，至今仍是现中国人口分布地区差异性的一条基本的分界线。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东部沿海的辽、京、律、冀、餐、苏、浙、闽、粤、桂、沪11省市区人口达4．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7％多，面积1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3％；我国西部的陕、甘、宁、青、新、渝川、藏、滇、黔10省市区人口仅2．8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21％，国土面积达520方平方公里，占全国的54％。胡先生所指的我国人口分布东多西少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从人口密度来看，以上海市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在2000人以上，而人口密度最低的西藏、青海和新疆，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其中西藏仅为2人，相差十分悬殊。这种相差悬殊的人口地理分布，也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要受到自然环境极大 的制约，人口的地理分布则体现了这种制约性。在整个自然环境中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很多，而对中国人口分布起主要影响的集中在地形、气候、资源等因素方面。地形因素。山地和高原不太适宜人类的居住，其原因就是温度和气压随高度的上升而下降，直接制约着人体的生理反应，对某些人来说，在海拔1800米高度即出现高山反应，超过4000米就可能因气压过低而死亡。而且山地和高原地区土壤贫瘠、交通困难，对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均有较大限制。因此人口绝大部分都趋向低平的平原和丘陵地带，而中国的东部就是平原集中 的地区，因而东部集中了大量的人口。

气候因素。气候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土壤、植被和水文，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关系极为密切。一般而言，西北地区年积温过低、光照不足、无霜期短等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西北内陆地区的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有些地区甚至在25毫米以下，严重地威胁着居 民的生存，从而造成人口密度过低。

资源因素。东南部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我国最大的两个平原，以及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长期形成的冲积平原，雨水充沛，利于农作物生长。而西北部广大地区耕地少，或者有大面积可耕地，但多为高山高寒地带不利于居住。至于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则西北部比较丰富，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程度和开发利用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充分利用，这将会成为中国改善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其二，经济因素的影响。人口分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中国而言，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但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不高，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仍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正是这些因素对人口的分布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目前，中国劳动者总数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达到60％左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水平很低，还未摆脱小生产和半自然经济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形 成的人口分布格局得以延续，未得到根本改变的主要因素。

其三，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人口分布除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经常受到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的影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影响还表现得非常显著。唐代以前，中国的人烟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此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宋朝迁都开封、临安，元以后定都北京，人口也随着转移。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侵赂，在东南沿海地区开辟商埠，霸占租界，大量输入商品和资本，使中国工商业畸形集中到沿海少数大、中城市中，人口分布也相应出现了向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

四、人口问题和内部安全环境

中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加之经济因素和旧有人口结构的影响，使得人口问题在今天仍显得十分严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人口问题仍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人口问题表现最突出的，首先是劳动就业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部分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出现不同程度的停产和半停产现象。据统计，近年来下岗和失业人数接近1000万人。虽然大量下岗职工很快实现再就业，但仍有不少人长期休息在家，这不仅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当前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经济环境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其背后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劳动适龄人口的持续增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不会改变。

其次，流动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流向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非农业部门。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又会对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的统计显示，许多城市的社会犯罪，有很大比重是由流进来的外地民工所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50％以上的恶性案件是外地民工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将有大量流动人口向发达地区涌人，如何避免流动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三，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许多国家发展历程看。人口老化本身是经济发展到了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中国却是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白发浪潮的冲击。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中国一定比重的劳动力数量所支撑的老年人口数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确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随着人口老化步伐的加快，需要解决一系列与人口老化有关的人口问题，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健康、老年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这不能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老化的同时，劳动力队伍也呈现老化的趋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已从1990年的34岁上升到现在的36岁。劳动队伍的老化，会对劳动力资源量带来消极影响，使经济失去活力，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由于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不仅造成部分资源的短缺，而且对环境也有极大的压力。以水资源为例，由于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目前中国666-个城市中，缺水的城市有400多个，北方城市严重缺水的达100多个。首都北京的发展也为缺水所困扰，并成为北京长期发展的直接制约因素。

除上述一些主要人口问题以外，人口结构失衡、人口城市化滞后、人口素质较低等问题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