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破解监狱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匮乏之对策
破解监狱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匮乏之对
杜文海
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是监狱检察最具刚性的监督手段，是促进监狱管理、树立检察监督权威的重要途径。案件线索是查办案件的基础和源头，没有案件线索，查办案件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监狱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匮乏，来源渠道不畅已成为派驻监狱检察院办案工作的瓶颈。笔者经多年实践调研，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打破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案源瓶颈。
一、强化案件线索意识，深入监管现场，查微析疑，从非正常现象分析中挖掘案件线索
经常性深入罪犯劳动、生活、学习“三大现场”，认真巡视每一个角落，全面了解被监管人员在狱内的表现情况，定期与罪犯谈话，着重了解罪犯改造、生活、和家里人探监等情况；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刑满释放人员，特别是对我们平时掌握的重点对象刑释当日进行谈话；提高对罪犯绰号，罪犯思想、情绪、行为变化，突发事件等等非正常现象的敏感度；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问题，查微析疑，从非正常现象的分析中挖掘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如某派驻
杜文海，检察员，研究生学历，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检察院，邮编727031，手机***。监狱检察院巡视时发现监狱罪犯李某某用狱警王某某手机与家属通电话这种非正常现象，敏锐地认识到这种现象背后可能发生职务犯罪。随即抓紧时机，及时对与李某某有密切联系的同监室罪犯讯问，并与罪犯李某某家属深入谈话，查办了一起狱警王某某向罪犯家属索贿案。
二、瞄准热点环节、明确重点监督人员，聚焦制度缺位之地、确立重监督点领域
一是瞄准热点环节，加强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具有层报权和决定权，而且这种权力处于“大墙”之内，外人很难了解其运行情况。服刑罪犯及其家属也希望通过监狱工作人员违法获取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以及劳动改造中的特殊照顾等不正当利益，从而拉拢、腐蚀监狱工作人员。二者一旦结合，监狱系统滥用司法权徇私舞弊职务犯罪就会呈现易发、多发态势。从监狱职务犯罪案件典型案件看，涉及徇私舞弊为罪犯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占35%。通过对被提请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掌握，全程跟踪监督，询问同监室人员，严格考察各项标准，严格审查各类法律文书，深入细致调查实际情况，从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2005年，黑 龙江省检察院通过审查齐齐哈尔监狱减刑、假释的内卷材料及有关记录后，发现其中有的罪犯假释不符合规定，并重点确定了6名罪犯，进一步调阅法院卷宗，发现其这6名重点人员中一名叫张洪涛的情况有重大疑点，张洪涛不仅在监狱中的表现一般，而且在法院卷宗中还有“分不够，退卷”的记录。省院将此线索作为重点初查线索交给大庆市院，大庆市院根据这条线索立案查办了齐齐哈尔监狱干警虐待被监管人和徇私舞弊假释3起案件。
二是明确重点人员，强化对监狱管理工作中担任职务民警的监督。“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 无监督则无制约，无制约则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滥用必然滋生腐败。实践证明，担任一定职务的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所占比例较高，监狱长、副监狱长、大队长、副大队长、中队长、副中队长这些人在监狱管理工作中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而且大部分常年或曾经在一线从事分管改造工作或主管改造工作，案发时一般都拥有某项权利或是在主管某项重要工作，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职权。调研发现，属于这种类型案件占80%，涉及“一把手”的占70%。派驻监狱检察院可以根据可能引 发职务犯罪的风险度，严格划定监督层级，有针对性地确定防控措施，将基层监区一线、实权部门、一线民警等列为特别关注的重点人群，通过听取问题反映、密切关注警情动态，开展执法调查等发现职务犯罪线索。
三是规章制度不完善，权力集中，约束机制缺位之地成为职务犯罪易发领域。监狱法自1994年12月29日公布实施以来，一直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监狱管理上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规章体系，制度上甚至存在着监督“空白”，约束机制缺位，这些地方成为职务犯罪易发领域。调研发现，在监狱系统个别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较普遍地存在着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现象，该类犯罪占到典型案件的40%。
四是制度落实难到位，工程建设财物管理之处成为职务犯罪重点领域。政策制度再好，还需要人来落实。调研发现，在财务管理、项目申报、工程招投标、专项资金拨付、资产评估等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大多由主管人或主办人暗中操纵或直接指定，许多制度在执行中走调、变味，很难得到严格落实。一些主管钱或项目的人员有机可乘，其索贿受贿方便之门大开。现实中，在扩大内需过程中一些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部门、热门岗位往往成为侵财 型职务犯罪的重灾区。例如，2011年3月，曲靖市院监所检察处在开展监狱系统工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调研时发现并立案查办了云南省第四监狱原监狱长李某等4人在监区绿化、建盖经济适用住房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案。
三、延展监督视角，拓宽监督范围，进行多角度、深层次探查，获取有价值线索
（一）深挖窝案、串案，从案件中发掘另案职务犯罪线索
监狱刑罚执行制度比较严格，考核权、审批权分离；监狱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特殊，决策权、管理权分散；监狱职务犯罪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相互利用、协作，一人作案一般存在难度，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如想让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减刑，就得要管教干警出具虚假受奖励的材料，狱政部门再收集、呈报虚假材料，还要经过相关领导签字同意，靠“单兵作战”显然不可能得逞。再者，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在监狱系统这样封闭的环境中，监狱系统内部的行贿、受贿活动，基本就是在朋友与朋友、同学与同学、亲戚与亲戚之间的圈子内进行。在这样的圈子里，行贿、受贿的都是自己人，被发现的几率低，而与之相对应，不行贿、拒贿被认为是不合群、不识时务，在职务晋升上就相对较慢。这两方面的原因引发个别警察主动结成“腐败利益共同体”，形成“既得利益”链条。因此，监狱职务犯罪往往是“抓住一个，供出一窝，牵出一串”，呈现集体腐败、数罪交织、案中有案倾向。实证调研发现，典型案件中属于这类案件的占30%。例如，2009年5月湖南省原监狱管理局局长刘万清被“双规”后，牵出湖南省监狱系统干部竟达130多名。
（二）建立耳目制度，及时获取有价值的职务犯罪线索
监狱的各种司法活动的“采光”性和“透明度”相对较差，发生职务犯罪隐蔽性强，除了一些已经发生的渎职侵权类犯罪，一般的贪污受贿类犯罪派驻监狱检察干警不容易察觉。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针对职务犯罪已允许采取“耳目”方式收集破案线索和证据。在我国打击刑事犯罪领域，已许可公安机关在监管场所建立“狱侦耳目”。在被监管人中建立“职侦耳目”来套取线索，能减少其他被监管人及监管干警的防范心态，更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且线索来之监管场所内部，真实可信，具有较高的查办价值。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这一做法，挑选能够信任的罪犯成为派驻监狱检察职侦“耳目”，当狱警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某些违法犯罪行为，可通过在监狱建立的“耳目”，从源头上迅速、及时获取有价值的职务犯罪查办线索。以此可扩大线索有效来源面，促进派驻监狱检察院查办监狱职务犯罪的长效发展。
（三）监控特殊罪犯，从刑罚执行和变更执行中发掘职务犯罪线索
重点监控职务犯罪、涉黑犯罪以及有权、有钱等社会背景复杂人的基本情况。这些罪犯具有一定社会背景和经济实力，他们的朋友和亲属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与狱警联系，希望他们能在监狱得到照顾，甚至在刑罚执行中做手脚，这种情况下极易滋生权钱交易现象。密切关注并掌握与他们有关的各种情况、信息，注意对刑罚执行和变更执行中出现的重点事件进行深层次探查，就可能从中发现他们背后涉及的职务犯罪线索。例如在吉林省，当年“辽源打黑第一案”中的“黑老大”刘文义，初审被判20年，几回司法折腾之后，改判5年，在狱里又折腾一番后，3年就出来了。后来，刘再次被捕，相关律师、法官和监狱管理人员因涉嫌介绍贿赂和受贿被查。
（四）建立回访制度，从罪犯出监后教育谈话中获取 职务犯罪线索
在走访、回访刑满释放人员和“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及其亲属环节上做文章。许多罪犯在监狱期间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同监室人员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一些信息以及狱警的一些违法信息。他们居于被监禁、被管束的弱势地位，害怕遭受报复等，对狱警的违法犯罪行为，既不敢怒．更不敢言，不能正确地行使自己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权利。罪犯出监后，一方面其已不处在被狱警的监管之内，对反映狱警的违法问题已无思想上的包袱，而敢于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另一方面，不少出监后的罪犯对其原在的监狱执法环境、执法状况和自身的处遇等有倾诉的愿望，也希望狱警的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关单位或部门的查处，以求得心理、精神上的平衡。充分利用这种人员，通过建立定期回访制度，抓住时机进行检察教育谈话，鼓励鼓励他们向检察机关如实地反映原监狱执法和监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检举揭发狱警的违法犯罪行为，从中获取有价值的职务犯罪线索。
四、加强宣传，注重沟通，关注社会舆论热点，全方位捕捉有价值信息
（一）强化监狱内外宣传力度，为拓宽职务犯罪案源 渠道打下基础
一是加强对监狱内罪犯的宣传，在罪犯维权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发放公开信，详细解读派驻监狱检察院职权、职责范围及其法定义务；对罪犯进行法制教育，有意识地向罪犯公布一些派驻监狱检察院查办监狱干警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使他们走出“检警一家、检警相护”的认识误区。公布罪犯约见检察官渠道，在所有监区安装检察信箱，方便罪犯控告、申诉。通过以上做法，在罪犯维权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
二是加强对监狱外人士的宣传，引导社会各界举报职务犯罪行为。通过设立检务公开栏，公布职务犯罪举报电话，借助网络平台宣传检察机关派驻监狱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能及典型案例，增强监狱检察工作的透明度．扩大社会影响，使罪犯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派驻监狱检察院的检察职能、检察职权和检察任务。方便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发现监狱内存在的职务犯罪情况，依法向检察机关举报，从而为拓宽案源渠道打下基础。
（二）注重沟通协调配合，为获取案件线索创造良好环境 一是加强与监管场所及其主管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部门的协调配合。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毕竟不是监管机关，监狱里面的信息，除出现重大监管安全事故外，狱警职务犯罪对内半公开，对外则保密。派驻监狱检察院有义务也有责任与监狱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让监狱主管领导明白检察机关开展检察监督，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并不是针对某人，更不是针对监狱,相反，是替监狱拔疮去瘤，祛除有毒因素，维护监狱威信和公正执法环境。加强与监狱纪检监察部门联系，明确有案不查、有案不交所承担的责任。通过以上做法可使监狱被动接受监督、不愿接受监督转变为主动接受监督、要求监督。这样在摸查职务犯罪线索方面会有较大改善。
二是加强与法院、公安、监所检察部门沟通。提示与监狱有工作关系的法院、公安、检察院各有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注意询问、收集线索，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后，及时向派驻监狱检察院传输信息与资料。同时加强省内、省外派驻监狱检察院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相互通报辖区内关押相关罪犯信息，相互收集、提供有关人员及其亲属与职务犯罪有关的行为和资料。通过上述方式来规范涉及职务犯罪的信息传递．线索移送．为派驻监狱检察院获取案件线 索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三）关注网络舆情热点，捕捉有价值的职务犯罪信息
关注网络舆情的收集，从新闻单位曝光、从罪犯、群众反映最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度最高的热点事件、焦点问题为切入点，捕捉有价值的信息，着力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如，2009年3月互联网上出现一篇举报广东省茂名监狱管教混乱与狱警领贪腐的贴子，后经调查，查处了多名监狱处级及科级领导，在茂名监狱这个事件被称作“网特”事件。
五、建立案件线索信息库、案件线索评估制度，最大限度发挥现有线索的可利用价值
（一）建立案件线索评估制度，从现有线索中发掘新线索
建立案件线索评估制度，整合人力资源，集思广益，对获取的线索进行筛查和分级，做到敢查、会查，把每条线索查深查透。争取从现有线索中发现新线索，实现由单线索到多线索，案中挖案，实现单罪名到多罪名，一人犯罪到多人犯罪转化，使案件越办越大、越办越多。对于认为没有价值的线索或暂查不实的线索，也不要轻易放弃，一定要管理好，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线索有可能转变为有价值的案件信息来源。
（二）建立案件线索信息库，最大限度发挥现有线索可利用价值
对获取的案件线索，要善于“经营”，存案待查，重点掌控。建立专门信息库，将历年来所积累以及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统一归类、整理。部分犯罪事实由于数额、时机等原因暂未立案的，以及对有犯罪事实，暂未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信息入库，以备动态使用，最大限度发挥线索可利用价值。如2003年，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检察院在突破原监狱农业科长王某受贿问题的同时，也发现原副监狱长周某(副处级)受贿3万元的线索，后来。由于未能进一步扩大他的受贿犯罪额度，此案未能得到继续深查，但安吉县人民检察院将此线索纳入信息库，长期经营。2008年下半年，在查处县建设局质检中心有关人员受贿窝串案时，证实了周某受贿的事实。2008年12月，安吉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周某以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一举突破此案。
第二篇：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评估机制的思考
自2006年全市检察机关开始推行《举报线索评估验收制度》以来，该制度的实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提高了查办案件的质量和工作效率。然而，经过几年的运行和实践，原有的线索评估机制存在缺陷，应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线索评估机制的现状
（一）线索评估小组
案件线索评估机制，从本义上讲，是对举报线索进行综合审查、筛选、甄别，通过捕捉案件线索的价值点和信息点，判断其潜力性和发展性，以挖掘有价值的案件线索的一种机制。
[1]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在《人民检察院举报线索协调工作的规定（试行）》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建立举报线索审查协调小组，负责审查本院受理管辖的举报线索。各地在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主要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在举报中心内部成立线索评估小组，促进案件的分流；第二种是在反贪污贿赂局内部成立线索评估小组，作为初查的前置程序，保证初查质量；第三种是在检察机关内部成立线索评估小组，由举报中心、反贪局、反渎局的主管检察长和其部门负责人组成线索评估小组，对举报线索逐件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我院按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举报线索评估制度》的规定，于2006年，我院在反贪局内成立了线索评估小组。小组成员由反贪局办公室主任、侦查一、二处处长组成。
（二）线索评估方法
线索评估的重点是对举报中心移送的线索（包括其他线索）进行评估，并对成案可能性、初查时机、案件性质和侦查方式进行集中研究、评估、按照线索质量划分等级。目前我院执行的线索评估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线索根据来源进行ABC分类，二是根据线索中提供的证据情况判断初查的难易程度和可查性，将线索评估为1级、2级、3级。把每一个线索的类别和级别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三类九级线索：即A1、A2、A3、B1、B2、B3、C1、C2、C3，即每一个线索都有自己的等级，而这个等级既包括了按来源分类的等级，同时也包含了可查性、成案率的等级。可以说，对案件线索进行恰当有效的分类对于初查工作取得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行线索评估制度的缺陷
上述分类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仅根据线索的来源、证据情况来突出线索的查处尚具有一些的缺陷。比如同样是单位举报，有时线索基本上很明确，能够当时就做出判断；有时可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初查后，才能对其做出初步的判断。又比如公民匿名举报线索，有些经查证后可立案，有些就没有太大的初查价值，甚至还有缠诉的情况发生。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缺陷：
（一）存查线索中的“隐患”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公民首次举报采用匿名举报的方式，所列举的涉嫌犯罪事实又不够具体，线索评估小组根据上述线索分类办法定位C3也就是存查。但经过几个月后举报人见其举报的情况没有任何被调查的迹象，转而变为署名再次举报。这时，由于其之前的举报已经被存查，没有开展初查工作，面对举报人的询问，我们无法回答，造成工作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容易让举报人认为检察机关久举不查，另一方面也容易使承办人贻误战机。
（二）种类线索未实行专人办理
目前的线索评估机制只是对线索情况进行分类，在分类之后依旧按照线索顺序依次分配给承办人。在分配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承办人各自擅长的线索查办类型，也无法做到将举报同行业、同单位的线索统一交由一个承办人办理。造成多个承办人在同时调查同一行业、领域的线索，造成侦查资源的浪费。
（三）没有规定办案安全预警机制
现有的线索评估机制只是针对线索来源、可查性、成案率进行的分类，没有加入“风险预警”这一环节。一些敏感行业、敏感职位、情绪激动的举报人在线索查办过程中都容易引发意外事件，如何在第一时间对承办人以警示，是做好办案安全防范的第一步。
（四）线索查办过程中脱离评估
在线索评估之后交由承办人调查，随着工作的进展，线索的情况、证据的获得逐渐发生变化，如何对线索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如何正确的面对新问题、如何选择恰当的出击时机，这些对成案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评估小组的解答，往往都由承办人或处长掌控，难免造成工作上的欠缺。
三、对线索评估机制的完善
（一）预警机制纳入线索评估
2009年初，西检院反贪局经缜密调研，并经反贪局局务会研究讨论，制定了《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维稳预警机制规范》，正式建立维稳预警机制。
《预警规范》对我院反贪工作中有可能出现的涉稳问题进行了规定。预警机制贯穿线索接收、初查、立案直至结案，预警流程从案件承办人、处室负责人，再到局领导，院主管检察长，预警措施在时间和汇报事项、汇报级别都有具体的要求。《预警规范》根据不同涉稳事项，采取“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三种不同预案进行处理。维稳预警机制应纳入到线索评估中，对于特殊的、敏感的、容易造成群访的线索，评估小组在分配时应当充分考量，适用不同的预案。目前，我院在预案机制方面在进行摸索尝试。
（二）加强“线索二次评估”
目前执行的线索评估机制，仅对案件线索在初查前进行一次评估。当案件线索分配给承办人之后，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证据情况、涉案人员情况等都会发生变化。一次评估等级很高的线索可能调查之后并无成案的可能性，反之，一些评估等级低的线索，经过调查后反而具有一定的可查性，或具有长期经营的价值。针对这些变化，在目前的办案模式下，所有的应对方案都由承办人或处长来决定。由于承办人的工作经验参差不齐，或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往往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使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流失，所以，在初查进行一段时间后根据初查的证据情况对线索进行二次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对初查质量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对线索评估的跟踪调整。
线索二次评估与一次评估不同，一次评估小组设在反贪局内，而二次评估小组设在侦查处内，二次评估是对一次评估的再完善、再调整。线索二次评估小组应设在侦查处，由正、副处长、主侦官组成。承办人收到线索后要立即开展初查工作，初查一个月后二次评估小组对承办人所调取的证据情况对线索进行重新二次评估。评估的内容由承办人汇报初查情况，评估小组根据承办人的初查情况，为下一步的初查工作确定方向和思路，并确定是否改变该线索的评估等级。
二次评估小组对线索再次评估，最终决定线索的处理方案。根据反贪办案规定，线索初查的时间为三个月。初查两个半月后由评估小组听取承办人对线索查办情况的汇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决定:A．适时启动立案程序：线索所涉及的被举报人基本情况清晰、证据比较完善、关键证人在可控制范围内。针对这种情况的线索，评估小组可决定适时启动立案程序，由承办人所在的处长根据全处线索情况统筹安排启动立案程序的时间，并同时报局评估小组备案。B．报请延长初查时间：线索基本事实清楚、证据比较完善，只是被举报人或关键证人由于出差、出国暂时不可随时到案；或线索涉及的证据调取的时间较长，需进一步等待。针对此种情况，评估小组可决定让承办人报请延长初查时间。C．对线索进行结案处理：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线索基本事实不清、关键证据缺乏等因素致使不构成犯罪的情形时，评估小组对线索建议做不立案处理。
（三）建立存查线索激活机制
二次评估小组对线索进行二次评估后，应将评估内容进行记录，并将书面记录交由承办人附卷，同时将书面记录上报局评估小组，以使局评估小组对所分配的线索进行全面掌握。可以说，线索二次评估机制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据初步调查结果，适时调整对线索的评估，尽快确定线索调查方向。第二阶段是根据深入调查结果，对线索进行结论性处理，防止线索久拖不决。有效提高线索查办效率和成案可能性。
实践中，发现有很多的不具有可查性、成案率不高的线索，但被举报人主管的行业是腐败多发领域，也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对此一方面应通过线索经营来查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应贯彻“侦防一体化”的要求，与预防部门、纪检等单位通力协作，对这类行业
进行有效的犯罪预防工作，以有效的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因此，线索评估小组应定期对存查线索进行再次梳理，将某一行业的举报线索进行归类并从中发现相同的问题，从而交由承办人进行调查；如果几个存查线索都是反映同一单位或同一被举报人的，就可以将其归类，综合有价值的线索进行调查。“激活”存查线索，让其滚动起来成为我们宝贵的侦查资源库。
（四）加强评估线索提示机制
线索经过评估小组评估后，督导统一将线索分配到承办人。在这一环节，局办公室创新办案提示从程序及办案安全上予以把控。根据每个线索不同的类别、特点等提示点，随线索下发《办案提示书》。提示书中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凡是署名举报的，需在15日内与举报单位或举报人取得联系，告知侦查部门已受理案件，并了解有关情况。提示书中将与举报人联系的最晚期限予以明确。
2、对高检院、市院交办线索的特殊要求，提示书中将每一个环节点的时间都进行标注，以便提醒承办人及时进行案件进展情况的汇报：如高检院交办线索需收到线索十五日内上报工作部署；逐月通过市院指导处上报初查情况，三个月内上报初查或立案侦查情况，三个月未完成初查的，必须做出原因分析。市院交办线索要及时进行初查，一个月内向市院反贪局报告进展情况，填写《线索查办情况反馈表》；初查满三个月向市院反贪局反馈查办情况等。
3、办案安全的提示。有的线索涉及多人署名举报，提示书中就会明确，在于举报人联系时注意工作方法，防止激化矛盾、防止群体上访事件；有的被举报人所在的单位或其职业具有社会敏感性，就会提示在办案过程中注意侦查方法，防止扩大知情面等。
随线索下发的《办案提示书》使承办人在第一时间对线索有了整体上的把握，承办人在同时调查几个线索的过程中，《办案提示书》也能够让承办人及时对线索进行汇报等工作，确保办案流程中无差错。
第三篇：避免消防执法职务犯罪之对策
公安消防职务犯罪预防讲座
当前是我们公安消防机构、消防部队乃至整个消防行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最集中时期，伴随经济社会较快发展，这一问题日趋不容忽视。
在此背景下，对我县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概念和特征进行界定和区分、成因和防控方略作一探究，必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一、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及特征
科学地界定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对其预防的前提和基础。在此，我们先来了解职务犯罪的概念。
通常说的“职务犯罪”指的是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消防执法的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职务犯罪，其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的职务犯罪。消防监督指的是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对各部门、各单位和公民的消防工作实施的监察和督导，它是国家授予消防机构一种行政制约权，具有规范、督促、检查、纠正和强制性的特点，消防监督人员是这一行为的具体实施者。
消防执法的职务犯罪是指公安消防机构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消防行政执法或消防刑事执法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放弃职责或者玩忽职守而危害公安消防机构正常的执法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从而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从以上定义界定来看，我们不难归纳出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在构成上的基本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即职务犯罪的行为实施者只能是消防监督人员。公安消防机构是国家公安机关的重要执法部门，消防执法是公安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了消防机构 进行消防监督和消防执法的主体地位，因此，消防执法职务犯罪的主体主要是公安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
（二）结果的严重性。消防执法职务犯罪不但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而且由于消防事业具有服务性质，消防执法作为一项社会性、综合性较强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各行各业及千家万户，一旦发生消防执法中的职务犯罪，必然导致消防执法不严，引起严重的消防事故。
（三）犯罪与职务行为的关联性。消防执法的职务犯罪一定是利用了消防职务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
（四）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消防执法行为基本上都是以权力为依托的单方执法行为，不管是消防行政执法行为还是消防刑事执法行为，都不存在地位相等的相对人的约束。因此，消防执法的职务犯罪非常隐蔽，不容易被发现。
二、消防执法的职务犯罪的常见类型
（一）贪利型的消防执法职务犯罪 消防执法中的贪利型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索贿、受贿犯罪。一些消防执法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这种具体的监督管理权，作为个人影响权力的资本和手段，从而使权力也成为一种“资源”。
另外，对于消防执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不当影响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然后收受后面受益单位的财物，也是一种变相的受贿犯罪。
（二）滥用职权型的消防执法职务犯罪 消防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是其在消防执法过程中，违背法律的目的和精神，且在其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作出的严重损害其职务廉洁性和公共利益的行为。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职务犯罪的具体表现是，部分执掌权力的公安机关消防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筑工程、场所准予审核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 防安全检查合格，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不履行或拖延履行职责型的消防执法职务犯罪
在我国的消防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以严重不负责任为特征的失职型职务犯罪，可以说是一种最常见的消防执法职务犯罪，它在客观上主要有两种类型：
1、不履行消防执法职务，即消防执法人员该履行并能够履行，但不履行其职务，如在救火、救灾中擅自离开现场；
2、不正确履行职务，即消防执法人员应该且能够履行职务，但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其职务，以致错误地履行了职务。
结合我国《消防法》，这些不作为职务犯罪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应该审核、验收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内部装修工程没有审核、验收，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
二是对应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方可开业的歌厅、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及须经消防安全检查方可举办的群众性活动不进行安全 检查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
三是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审批职责，构成犯罪的；
四是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整改，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
三、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职务犯罪原因分析
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也是当前我们公安消防机构、消防部队乃至整个消防行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最集中表现。探究其产生原因，我们不应局限于对单一的外部环境影响的分析，而应从“多元化”的角度，更理性、向纵深地去分析产生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这几方面来看：
（一）“人性的局限性和权力的双重性”是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
“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现象”，“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 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而人无完人的道理揭示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正是这种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和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消防监督人员在实施消防监督行为的过程中，从根本上将有利于消防工作更好地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背离了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这一点体现在消防监督中，就集中表现为前文提到的“职务犯罪的三种类型”。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是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宏观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格局中，腐败犯罪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置身于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公安机关 的职能部门，我们也有一个自身体制转轨的现实问题。
因此，其工作人员在实施消防监督这一行政行为的时候，由于对权力运行自上而下约束管制的失控、对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不到位，必然致使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发生。
同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给当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到来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中，社会整合力降低。
作为“社会人”的消防监督人员，在实施消防监督行为的过程中，也必然为这种“社会失范状态”困扰，从而致使行为实施的偏差，也即在消防监督过程中走上职务犯罪的不归路。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是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
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我们的消防监督更多的是一种权力行为的体现，消防监 督人员在实施行为的过程中总以管理者自居，消防监督过程中的一些审批权限不严谨、审批程序不严密、执法行为不规范等，这些表象的存在最终为消防监督人员进行职务犯罪提供了厚实的“温床”。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可以探究出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的消防监督执法长期以来存在权力监督乏力。当前我们在对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进行司法制裁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树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法网疏漏助长了消防监督人员进行职务犯罪的气焰。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是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
作为一支现役部队，本来具有防范职务犯罪的先天思想教育管理优势，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以上论述的社会外界环境和因素的“合力挤压”下，这种“先天的优势”显得势单力薄了，消防监督行为实施者的价值和心理取位发生了倾斜，具体来说表现为：
一是吃亏补偿心理。部分消防监督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几十 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机“捞一把”的心理；
二是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陷入人情化和关系网络中的部分消防监督人员，逐渐丧失工作原则，最终走上职务犯罪道路；
三是侥幸过关心理。消防监督行为实施者在消防监督过程中，因为其职务的便利性、靠山或关系的屏遮，往往更加强烈了其进行职务犯罪的心理；
四是为公无过心理。部分消防监督人员在消防监督过程中，认为“只要为公，自然无过”，“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从而滥用职权为小集体、本单位谋取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四、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防控方略 通过以上概念界定和原因探析，我们知道致使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对其进行预防和综合治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总得来说，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以下途径来预防控制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
（一）加大消防监督机制建设，力求尽快建立“科学、公正、廉洁、高效”的新的消防监督机制。在机制建设中，我们必须强调依法实施消防监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部署和要求，落实公安部党委批准的《消防监督管理机制改革方案》，把那些不该我们行政审批的事项坚决取消，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由市场来调节，不搞那么多行政审批；还有一些工作应该由其它部门管理的一定要移交出去，避免同一项工作由几个部门管理（如我们取消对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一书两证”的审核填发）。
对于依法应该由公安消防机构来实施监督管理的工作，我们要依法把它管好、办好，而且要实现公开化，增加透明度，进一步规范审批权限、严密审批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从源头上防止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强化对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加强对消防监督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 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和控制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三）发挥舆论和公众举报等社会力量作用，有效地限制和打击消防监督人员职务犯罪的滋生蔓延。健全的舆论监督体系，是反腐败的重要警戒系统。舆论对消防监督活动中的问题和矛盾保持着一种高度民主的敏感，它可以弥补现阶段法制建设、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在消防监督工作中推行“公众举报制度”，则不失为在职务犯罪者头上悬挂了一把利剑。
（四）通过加强对消防执法职务犯罪的刑事追究，才能有效地避免消防执法的职务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自2013年1月9日起施行。
第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第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 罚。
第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行为，放纵他人犯罪或者帮助他人逃避刑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既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又以非职务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该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 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第六条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有数个危害结果的，从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
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第四篇：职务犯罪侦查权之结构调整
关于检察权中侦查功能的更新问题，笔者的设计思路是：（1）以支撑诉讼监督功能为必要并保障支撑的充分有效；（2）对诉讼监督功能和一体化的公诉功能没有直接贡献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按照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划归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3）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侦查权，对民事、行政公诉过程中发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直接立案侦查或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应对形势变化产生的新型犯罪，填补侦查权主体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区。
（一）剥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具体规定的职务犯罪大致有55种，即贪污贿赂犯罪12种，渎职犯罪34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7种。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类型与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进行分离并归位。为此，笔者对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设计了以下分配方案：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应当归属公安机关统一侦查。理由是：（1）市场和社会对平等主体的要求，尤其是世贸规则无差别待遇的要求，排斥单纯以身份和财产所有权区分的法律适用不平等。试想，当相邻的两家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发生同样的收银员侵吞存款或者信贷员收受贷款客户贿赂的案件，尽管最终判决结果从罪名和量刑上进行区别可以用侵犯的客体复杂性不同来解释，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们凭什幺法理可以对其中属于“国有”的员工适用“12小时传唤”和“14天刑拘”，而对“非国有”的员工却适用“48小时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机关的侦查力量与侦查水平在对付此类犯罪时存在比较优势，譬如专门设立了经侦大队。那幺，出于对担心破案能力的反对意见显然不攻自破。（3）除非全面推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否则以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对此类犯罪进行全面的有效打击。（4）断绝检察机关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易可能，将有助于保障检察权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检察机关内部的腐败，进而有助于检察机关与检察官权威的重塑。尽管交给公安机关侦查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但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总比检察机关自我监督奏效得多。
2、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中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的公务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以及其它国家工作人员在协助上述人员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理由是：（1）上述侦查管辖范围与法律明确授权的诉讼监督对象范围一致，包括了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和狭义的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放弃法定的监督职责。（2）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有关内容，对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为中存在的职务犯罪进行查处，是对立案监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撑。同时，也对民事、行政公诉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的职权主体身份和职权行为进行的双重管辖划分，突出了法治对司法、执法主体与从事其它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操守要求上的区别。从人和事两方面，为检察机关全面正确履行对最具国家强制力和作为解决利益冲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权与行政执法权进行监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双重管辖划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侦查对象所在单位相对固定，而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也容易确定；另一方面，从刑法分则中的许多相关罪名本身就明确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行为可以直接区别管辖，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针对与诉讼监督权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使得检察权中的监督功能与侦查功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互惠，即从监督活动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增强监督效力。（6）管辖案件各类在量上的减少将带来质上的提高，保证将有限的检察资源集中投入到应当且最适宜由检察机关承担的侦查任务中，强化侦查功能进而强化检察权的整体功能。
3、前两类以外的其它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进行侦查。理由是：（1）监察机关设立的目的和任务原本就是查纠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具有廉政监督地位。（2）监察机关事实上参与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在能力与经验上可以胜任侦查职责。（3）监察机关身居政府之中，具备侦控以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管理行为为主要侦查对象的特定职务犯罪的信息优势。（4）将针对违法违纪的监察权升格为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与职务犯罪从违法违纪形态发展为犯罪形态的一般规律相符，打击与预防效果与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时相比将呈现增强趋势。（5）赋予监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取代“两规”，“两指”等政治手段，既可解决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监督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检察机关进行侦查。自然公正或正义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当然也不会允许自查自纠的侦查行为。因此交叉侦查势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级之间互相侦查，或者有“官官相护”之嫌，或者有分庭对抗之忧。由高位阶的对方上级掌握制约机制也许是最佳选择。
5、检察机关在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之间出现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纠纷时具有侦查优先权。因为侦查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启动和起始阶段，而检察机关拥有诉讼监督权。但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和监督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力。对于因为犯罪竞合、数罪或共同犯罪出现的共同管辖案件，检察机关立案后，认为由公安机关或监督机关侦查更适合的，可以移送管辖。
6、职务犯罪中单位犯罪的管辖参照上述划分。原本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将出现一些协调上的困难甚至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具体的问题有待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毕竟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论证的结果只能是“相对合理”。
（二）增补在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妨害诉讼行为的犯罪侦查权基于健全和完善诉讼监督权功能的考虑，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应局限于职务犯罪的范畴，应当包括对妨害诉讼活动的非职务犯罪。在增补侦查权之前，有必要借鉴一下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在英国，检察机关仅行使部分刑事侦查权，即根据1987年的《严重欺诈局法》有权直接立案侦查涉嫌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欺诈案件。严重欺诈局设在检察机关内，有权要求任何与商业欺诈案件有关的公民或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文件和资料，也有权进入相关机构调查等。继英国之后，新西兰、挪威、乌干达、南非等国也仿效英国成立了由总检察长领导的严重欺诈局。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在韩国，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复杂犯罪和严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员（四级以上公务员）利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环境污染犯罪、有组织犯罪、偷税以及警察滥用职权犯罪等。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可见，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权以职务犯罪为主但并非只针对职务犯罪，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犯罪类型，具体设定完全根据实际需要。有鉴于此，根据诉讼监督功能的需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行使侦查权：
1、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妨害司法类罪划归检察机关管辖。有利于在监督司法权行使主体及其职权行为的基础上，对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经验表明，诉讼参与人的妨害司法行为往往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相关联。在侦查其中一类犯罪的过程中可能发现重要的其它犯罪线索，对两类犯罪的侦查都有促进作用。如从伪证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职务犯罪。从法理上说，也只有通过对诉讼参与人的整体监督，才能将三大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落到实处，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2、直接以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为犯罪对象的人身伤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因为对司法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保护也是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正常秩序的维护，是对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与诉讼监督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能从侦查过程中发现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职务犯罪线索。当然，如果确实与身份或职权无关，也可以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被害人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为了回避应当交由公安机关侦查。
3、职业律师利用律师职便实施的犯罪案件。这与第一类妨害司法罪存在竞合，但律师利用职便实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诉讼活动或司法活动。随着“法曹一元化”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全面推行，律师将成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资源。换句话说，律师作为司法工作者，其职务行为虽不属于公务，但与法官和检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的职业操守对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律师在诉讼代理或非诉代理活动中的诈骗、敲诈勒索、受贿、侵占等犯罪行为，由负责诉讼监督的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职业的廉洁与高尚。
（三）扩充机动侦查权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机动侦查权同样受限于“身份”与“职权”。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以上的重组后，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应当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充：
1、在民事、行政公诉案件的调查、审查中发现的非属检察机关固定管辖的犯罪案件。如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豆腐渣”工程进行公诉时，直接侦查其中牵涉的非法招投标等犯罪。这样一来，有助于公诉权的统一行使。
2、新出现的犯罪类型。如针对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批捕和起诉。笔者认为从诉讼监督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对此类新概念犯罪自行侦查更为妥当。
3、基于集体回避的代位侦查。不宜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不限于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监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公安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侦查程序的合法和结果的公正。如果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实施的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同理应当由监察机关替代侦查。
4、基于严重不作为的代位侦查。立案监督中，对公安机关拒不说明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以及虽然立案但搁置不予侦查的案件，经向公安机关正式提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并经上级检察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通报后，仍然不予立案或侦查的，经省级检察机关审批同意，取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同样，针对监察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参照以上办法执行。
5、基于严重违法侦查的代位侦查。对于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侦查人员由于刑讯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诉、报复陷害等违法侦查行为构成职务犯罪的原案，即被违法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对原侦查结论予以撤销并自行组织重新侦查。
6、将原机动侦查的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缩小为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重新配置相协调。上述结构调整思路在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口过程中可以得到适当的体现。传统反贪污贿赂部门、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的合并不应停留于机构改革的精简之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统一和完整要求在检察机关内部实行检警一体化，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从属性决定了司法警察必须在履行诉讼监督职权的检察官指挥和监督下开展侦查。具体模式上应当借鉴国外通行的“主办搭档制”，建立由主办检察官负责下配备相对固定的检察官助手和司法警察的办案组，具体侦查任务由司法警察进行，检察官行使侦查指挥权与侦查监督权。
第五篇：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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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重构
自深圳设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后，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局的地位与作用，或者更深层次地说是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笔者曾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探讨过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功能更新，大致构想如下：
一、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争论的误区
在我国反腐败结构功能体系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理想功能相当强大，不仅对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对职务犯罪中牵涉的部分非公务人员犯罪如行贿罪及与利用职便的公务人员共同犯罪行使侦查权，还对部分公务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犯罪行使机动侦查权。但是，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出现了功能弱化现象，尤其是出现了非功能与反功能。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立法设计的理想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功能的弱化已经引起了反腐败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力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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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学界在研讨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和替代问题时，陷入一个绝对化的误区或者说对象错误。即始终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一个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来研究，忽略了现行法对职务犯罪范围的设定本身是否合理以及在关于职务犯罪的人为界定范围之内是否具有基于侦查便利的管辖划分必要这两个基础性前提。尽管有学者指出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侦查案件管辖范围的划分标准的不科学甚至有悖民主和平等价值，但却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调整意见。同时，上述的观点或者将侦查权对监督权的支撑功能混同于侦查权的监督功能，或者将侦查功能与监督功能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从作为子功能系统的侦查权对整个检察权功能体系的贡献以及与诉讼监督功能和公诉功能之间的互惠性角度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进行反思与重构。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功能更新
关于检察权中侦查功能的更新问题，笔者的设计思路是：（1）以支撑诉讼监督功能为必要并保障支撑的充分有效；（2）对诉讼监督功能和一体化的公诉功能没有直接贡献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按照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划归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3）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侦查权，对民事、行政公诉过程中发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直接立案侦查或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应对形势变化产生的新型犯罪，填补侦查权主体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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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剥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具体规定的职务犯罪大致有55种，即贪污贿赂犯罪12种，渎职犯罪34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7种。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类型与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进行分离并归位。为此，笔者对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设计了以下分配方案：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应当归属公安机关统一侦查。理由是：（1）市场和社会对平等主体的要求，尤其是世贸规则无差别待遇的要求，排斥单纯以身份和财产所有权区分的法律适用不平等。试想，当相邻的两家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发生同样的收银员侵吞存款或者信贷员收受贷款客户贿赂的案件，尽管最终判决结果从罪名和量刑上进行区别可以用侵犯的客体复杂性不同来解释，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们凭什幺法理可以对其中属于“国有”的员工适用“12小时传唤”和“14天刑拘”，而对“非国有”的员工却适用“48小时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机关的侦查力量与侦查水平在对付此类犯罪时存在比较优势，譬如专门设立了经侦大队。那幺，出于对担心破案能力的反对意见显然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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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非全面推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否则以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对此类犯罪进行全面的有效打击。（4）断绝检察机关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易可能，将有助于保障检察权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检察机关内部的腐败，进而有助于检察机关与检察官权威的重塑。尽管交给公安机关侦查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但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总比检察机关自我监督奏效得多。
2、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中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的公务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以及其它国家工作人员在协助上述人员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理由是：（1）上述侦查管辖范围与法律明确授权的诉讼监督对象范围一致，包括了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和狭义的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放弃法定的监督职责。（2）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有关内容，对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为中存在的职务犯罪进行查处，是对立案监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撑。同时，也对民事、行政公诉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的职权主体身份和职权行为进行的双重管辖划分，突出了法治对司法、执法主体与从事其它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操守要求上的区别。从人和事两方面，为检察机关全面正确履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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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国家强制力和作为解决利益冲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权与行政执法权进行监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双重管辖划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侦查对象所在单位相对固定，而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也容易确定；另一方面，从刑法分则中的许多相关罪名本身就明确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行为可以直接区别管辖，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针对与诉讼监督权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使得检察权中的监督功能与侦查功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互惠，即从监督活动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增强监督效力。（6）管辖案件各类在量上的减少将带来质上的提高，保证将有限的检察资源集中投入到应当且最适宜由检察机关承担的侦查任务中，强化侦查功能进而强化检察权的整体功能。
3、前两类以外的其它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进行侦查。理由是：（1）监察机关设立的目的和任务原本就是查纠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具有廉政监督地位。（2）监察机关事实上参与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在能力与经验上可以胜任侦查职责。（3）监察机关身居政府之中，具备侦控以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管理行为为主要侦查对象的特定职务犯罪的信息优势。（4）将针对违法违纪的监察权升格为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与职务犯罪从违法违纪形态发展为犯罪形态的一般规律相符，打击与预防效果与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时相比将呈现增强趋势。（5）赋予监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取代“两规”，“两指”等政治手段，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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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监督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检察机关进行侦查。自然公正或正义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当然也不会允许自查自纠的侦查行为。
因此交叉侦查势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级之间互相侦查，或者有“官官相护”之嫌，或者有分庭对抗之忧。由高位阶的对方上级掌握制约机制也许是最佳选择。
5、检察机关在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之间出现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纠纷时具有侦查优先权。因为侦查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启动和起始阶段，而检察机关拥有诉讼监督权。但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和监督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力。对于因为犯罪竞合、数罪或共同犯罪出现的共同管辖案件，检察机关立案后，认为由公安机关或监督机关侦查更适合的，可以移送管辖。
6、职务犯罪中单位犯罪的管辖参照上述划分。
原本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将出现一些协调上的困难甚至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具体的问题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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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毕竟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论证的结果只能是“相对合理”。
（二）增补在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妨害诉讼犯罪侦查权
基于健全和完善诉讼监督权功能的考虑，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应局限于职务犯罪的范畴，应当包括对妨害诉讼活动的非职务犯罪。在增补侦查权之前，有必要借鉴一下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
在英国，检察机关仅行使部分刑事侦查权，即根据1987年的《严重欺诈局法》有权直接立案侦查涉嫌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欺诈案件。严重欺诈局设在检察机关内，有权要求任何与商业欺诈案件有关的公民或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文件和资料，也有权进入相关机构调查等。继英国之后，新西兰、挪威、乌干达、南非等国也仿效英国成立了由总检察长领导的严重欺诈局。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在韩国，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复杂犯罪和严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员（四级以上公务员）利用职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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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环境污染犯罪、有组织犯罪、偷税以及警察滥用职权犯罪等。
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可见，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权以职务犯罪为主但并非只针对职务犯罪，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犯罪类型，具体设定完全根据实际需要。
有鉴于此，根据诉讼监督功能的需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行使侦查权：
1、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妨害司法类罪划归检察机关管辖。有利于在监督司法权行使主体及其职权行为的基础上，对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经验表明，诉讼参与人的妨害司法行为往往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相关联。在侦查其中一类犯罪的过程中可能发现重要的其它犯罪线索，对两类犯罪的侦查都有促进作用。如从伪证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职务犯罪。从法理上说，也只有通过对诉讼参与人的整体监督，才能将三大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落到实处，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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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以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为犯罪对象的人身伤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因为对司法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保护也是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正常秩序的维护，是对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与诉讼监督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能从侦查过程中发现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职务犯罪线索。当然，如果确实与身份或职权无关，也可以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被害人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为了回避应当交由公安机关侦查。
3、职业律师利用律师职便实施的犯罪案件。这与第一类妨害司法罪存在竞合，但律师利用职便实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诉讼活动或司法活动。随着“法曹一元化”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全面推行，律师将成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资源。换句话说，律师作为司法工作者，其职务行为虽不属于公务，但与法官和检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的职业操守对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律师在诉讼代理或非诉代理活动中的诈骗、敲诈勒索、受贿、侵占等犯罪行为，由负责诉讼监督的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职业的廉洁与高尚。
（三）扩充机动侦查权
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机动侦查权同样受限于“身份”与“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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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以上的重组后，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应当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充：
1、在民事、行政公诉案件的调查、审查中发现的非属检察机关固定管辖的犯罪案件。如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豆腐渣”工程进行公诉时，直接侦查其中牵涉的非法招投标等犯罪。这样一来，有助于公诉权的统一行使。
2、新出现的犯罪类型。如针对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批捕和起诉。笔者认为从诉讼监督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对此类新概念犯罪自行侦查更为妥当。
3、基于回避的代位侦查。不宜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不限于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监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公安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侦查程序的合法和结果的公正。如果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实施的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同理应当由监察机关替代侦查。
4、基于不作为的代位侦查。立案监督中，对公安机关拒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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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以及虽然立案但搁置不予侦查的案件，经向公安机关正式提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并经上级检察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通报后，仍然不予立案或侦查的，经省级检察机关审批同意，取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同样，针对监察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参照以上办法执行。
5、基于违法侦查的代位侦查。对于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侦查人员由于刑讯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诉、报复陷害等违法侦查行为构成职务犯罪的原案，即被违法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对原侦查结论予以撤销并自行组织重新侦查。
6、将原机动侦查的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缩小为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重新配置相协调。
参考文献
1、谢志强、王红兵：《机动侦查权浅议》，《检察日报》2002年4月12日。
2、夏邦《中国检察院体制应予取消》，《法学》1997年第7期。
3、田双鄂、余立进：《“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辨析》，《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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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报》2002年5月7日。
4、对于现行检察权中以身份区别管辖权的平等价值判断，属于侦查权的微观功能研究范畴。前文引述的夏邦一文关于“遗毒”的指控，笔者认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理解。指控看似代表了“从身份到契约”（〔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的前进方向，也可以用来批判亚里士多德“正义即不义，不义即正义”正义观，（亚氏的正义观不是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是不同的人应该享有不等的权利，是建立在不平等人生观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不正义基础上的正义。参见李龙主编，前引书，第44页）但由于忽视基于某些职权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忽视对特殊犯罪区别侦查所体现的权责统一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上的平等，忽视公务人员非职务犯罪的其它刑事犯罪与非公务人员适用同一侦查程序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构成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平等价值的完全否定，但却足以构成部分否定。因为它至少可以引发关于职务犯罪侦查中12小时最长连续传唤期限与其它犯罪侦查中48小时最长连续留置期限，以及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犯罪最长刑事拘留期限为37天而检察机关侦查的却只有14天的比较反思。
5、参见张雪妲，前引文，第153页。该文认为公安机难以胜任侦破“白领犯罪”对侦查人员谋略和技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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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将国企人员和单位犯罪归属检察机关管辖，在检察经费依靠“皇粮”明显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已经成为了反功能，这可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局承担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研究》重点课题组调查研究显示：在检察系统开展教育整顿前的1997年，全系统经费支出85.57亿元中，各种形式的外单位赞助13.9亿元，在发案单位报销4.78亿元。参见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编：《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荟萃》，第129页。在接受了这些维持检察机关“生计”的“杂粮”之后，检察机关能否保证铁面无私遭到了合理的怀疑，这也是启动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公正既需要高素质的检察队伍，也需要保障公正的外部环境，并非搞几次运动可以解决的问题。
6、参见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7、张培田：《检察制度本源刍探》，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
8、刘立宪、吴孟栓：《国际检察制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分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9、刘兆兴：《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比较》，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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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评译》1995年第3期；龙宗智：《论检察官侦查的特点和要求》，前引文，第456页。
10、李伦：《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检察机关侦查权比较研究》，《国外法制信息》1998年第12期。
11、高克强：《大韩民国检察制度概况》，《国外法制信息》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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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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