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共青团改革看法(秘书处三组夏嘉春)
对于共青团改革的看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亲切关心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把共青团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作出战略谋划和部署。主要目标是更好团结带领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更好肩负起党交给共青团的光荣使命,紧跟党的步伐、走在群团改革前列。
这次党领导的共青团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改革,涉及人员组成、部门设置、干部来源、运行机制等各个环节,涉及团的机关和直属单位,涉及“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四维工作格局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范围广、任务重、标准高。
在共青团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问题和不足,而这次改革正好带来了机遇,使得这些问题能够解决。例如,之前的团代会代表、团中央委员中存在普通青年比例偏低的问题,经过改革之后,注重吸收农民工、社会组织骨干、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青年群体中的优秀党员、优秀团员,明显提高基层和一线团干部、团员的比例。改革目的在于正本清源,核心是要不忘初心、回归本源,使全部工作符合组织的根本属性、纲领和目标;改革必定伴随着利益调整,其中既有具体利益格局的变动,也有新的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带来的种种不适应。作为具有鲜明改革属性的举措,在最初阶段,对“1+100”工作就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适应,进而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比如,共青团工作就是面向青年,团干部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在哪里?团干部在搞活动、开会、调研时都会接触不少青年,为什么还要单独搞“1+100”?单位里日常工作繁重,开展这项工作时间如何保证?这项工作做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录入网络管理系统?等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到位,行动才能自觉。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干部必须深入了解“1+100”工作的“来龙去脉”,深刻认识建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就是要动真格,越难越要加强管理。“1+100”工作落实得怎么样?必须做到工作过程可呈现、可检验、可评估。为此,全团建立专门的网络管理系统。团干部把联系青年工作的过程录入系统,养成注重积累的习惯,长期坚持,就是一本难得的“青情”日记;团组织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了解工作进展,分析存在问题,做到有的放矢地推动工作。
落实“1+100”是对团干部工作能力和作风的全面考验。牢记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使命,落实“三个基本”的要求,在扎实推进“1+100”工作的过程中,团干部一定能够更好地培养群众工作作风、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成为青年知心朋友,共青团一定会深深植根于青年,成为联系服务青年的坚强堡垒。
对于这次共青团改革,我们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学生在进入高校学习,多数已为共青团员。这种共青团的普及本来应该有利于团开展工作,但实际上,这种普及化又上造成了一种团员意识的模糊,认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群众,而不觉得自己是优秀青年的代表。因此在大学里日常的言行上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一些团员干部也出现了素质不高、学习成绩不佳、作用发挥不好的情况,很难让别人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团员意识的体现。有些大学的基层团组织把简单地重复上级文件和讲话精神看做是贯彻执行,不把上级精神与本院、本系、本组织和部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时,也是注重形式和影响,仅仅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做给上级看,而不注重实际的工作意义。从高校学生基层组织的情况看,由于高校学生团组织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以及伴随着大学高等教育的普及,学分、综合素质分的重要性等新情况的出现,高校基层学生组织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团组织的作用也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发现问题之后,要联系高校的特点和组织的自身实际情况,考虑解决的办法。一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要求与同学们的意愿之间能够寻找最佳结合点,总体上能保持一致;二是提高各组织各部门间协调与权衡的能力;三是提高校基层学生团总支、团支部自身建设的能力。
大学的基层学生团组织——团支部与团总支,是团在学校的最基层组织,共青团作为先锋组织的领导力和战斗力,首先就表现在基层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上。所以,基层团组织工作是否坚强有力,能否充分发挥与党看齐、向党靠拢的作用,就成为团在高校工作优劣、成败的关键。
第二篇: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看法
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看法
一、中国现行个税制度的缺陷
个税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调节贫富差距,但前提是必须以家庭年各项收入的总和计征,也就是我们说的综合税制。如果个税按个人月工资计征,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逆向调节”,也就是说,个税反而让贫富差距加大了。
假如有一个5口之家(父母、妻子没工作,孩子上学),只有一人就业,月工资是4000元,他要养活5口人,父母、老婆、孩子和有自己,人均不到1000元,但他需要交纳个税86.2元。另一个5口之家5人都有工作,每人月工资2500元,也就是人均2500元,但他们都不需要纳税。这就是目前税制的弊端,同样是5口之家,家庭收入4000元的要纳税,家庭收入12500元的反而不纳税,这显然有失公平。
这只是对有固定收入劳动者的不公,对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劳动者来说影响更大。如作者用两年时间写一部书得稿酬19200元,相当于每月收入800元,作者仍须交纳个税2150.4元,而且应税稿酬是20%的比例税(纳税额减征30%),与月工资为2万元也就是两年收入48万元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同!两年收入2万元和48万元的人以相同的税率纳税,可以看出目前个税设计的不公有多大!
大学生暑假打工一个月,获得报酬2880元,也需要交纳个税,其实这2880元就是这个学生全年的收入,平均月收入只有240元但却需要纳税!
从事建筑、装潢等的个体劳动者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收到一次劳务报酬,现在也要按一个月所得计税,由于个税是累进税率,几个月的劳动报酬按一个月计征要适用更高的税级税率,这就要多交很多税。
所以,单一提高“起征点”很难解决我国个税中的突出矛盾,正如上面例子所讲,即使把工资收入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对一个只有一人工作的5口之家来讲,家庭负担仍然很重,人均1000元就要纳税。对那些靠稿酬、打临工生活的人来说,目前税制存在的缺陷更是暴露无遗,他们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收入交纳个税的税率比按月领工资的人的平均税率还高!
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所讲的“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1.93人”只是全国的平均数,没有考虑具体每个家庭差异,有的家庭就业率高,有的家庭就业率低,由于中国工资分配差距巨大,再加之失业等因素,家庭收入和家庭就业者的负担差别会很大,决不能用一个全国平均值来衡量所有家庭的收入和就业者负担情况。
由于个税制度的严重缺陷,单纯提高“起征点”只能让这种不公更加不公。因此推进税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必须改成以家庭年收入计征。
二、“起征点”已没有上调空间
现在,工薪所得税“起征点”众说纷纭,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劳动者的工资现状不清楚。中国2010年GDP为397983亿元,人口为13.4亿人,人均GDP仅为29700元。根据我的推算,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为31%,即2010年中国劳动者总报酬为123375亿元。2010年中国从业人员接近8亿人,也就说,8亿劳动者分这123375亿元的劳动报酬,平均每人15422元,中国劳动者平均每月的劳动报酬为1285元。
财政部2009年还有个统计数据,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居民的财富主要来自劳动报酬,如果把年薪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高收入者单独计算,90%的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更少,也就在1000元/月上下。
这就是中国劳动者的收入现状!虽然我们的GDP世界第二,但一人均,我们就没什么了,还是一个穷国。征收个税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个事实。
财政部网站2009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年薪在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纳税的人数为240万人,占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的约3%,而缴纳的税额为1294亿元,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35%。根据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全国个人所得税各科目下的纳税人总数是8000万人。
由于,工薪所得税只是个人所得税众多项目中的一项,根据工资理论与实践得出的工资分布模型,即纺锤形或倒罗卜形,领薪人数在中位数附近密集。根据我对美国工资分布的研究,全国的平均工资一般高出工资中位数31%。通过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2009年交纳工资所得税的人约为3358万人,月薪在10000元以上的纳税人有240万,月收入在2581元~10000元间的人数为3118万人。考虑到工资增长情况,我们把2010年新增交纳工薪所得税的人估算为642万人,这样,2010年全国交纳工薪所得税的人约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3%(印度为10%),占就业人口的5%。
三、提高“起征点”让95%的劳动者吃亏
中国的个税改革可参照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与做法。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2008年29个工业化国家最低年平均收入为140451元人民币,人均GDP平均为311554元人民币,中央政府个税“起征点” 年平均为56003元人民币,是人均GDP的17%,是最低收入的40%。
中国目前的个税“起征点”是2000元/月,也就是年“起征点”为24000元。这是个人的收入,假如与国际接轨以家庭计征,在夫妻都有工作的情况下的“起征点”就是48000元。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起征点”是扣除“四金”后的收入免除额,并非是所有收入的免除额,而“四金”的受益人也是纳税人本人。就拿住房公积金来说,那实际是福利,因为交纳的公积金将来会得到数倍的返还,那钱是自己的。好多人不理解这一点,把住房公积金看作是税负。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29700元,家庭个税“起征点”是人均GDP的160%,中国有的省份年最低收入为7560元,“起征点”是最低收入的635%。即使按照目前“起征点”计算,中国个税“起征点”占人均GDP的比重是经合组织国家的9.4倍,占最低收入的比重是经
合组织国家的15.9倍。
不难看出,我们的“起征点”已大大高出国际水平,缴纳工资所得税的人占全国人口的3%,占劳动人口的5%,连印度都不如。
提高“起征点”就相当于增加工资,只给5%的人增加工资,而95%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得到增加,这就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得更大,会让95%的人的生活水平下降。
所以,从纳税人口比例看,中国目前的“起征点”已经没有上调空间了,如果再提高,根据工资分布模型,纳税人口会锐减,那就相当于放弃了个税。提高“起征点”更不符合税收的“宽税基”原则,更不利于培养公民以“纳税人”的身份表现出来的公民意识,不利于民主监督机制的发展。
四、中国人的税负主要来自企业的间接税
我们现在进入税改的误区,一提减税,就想到工薪所得税,想到“起征点”。事实上,政府征收的任何税,都最后由百姓负担。
按纳税途径来分,税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就是公民直接把税交给政府,如个税、房产税、车船税等。间接税则公民不自己把税直接交给政府,而是先由“中间人”替公民把税交给政府,然后这个“中间人”再找消费者把税追缴上来,这个“中间人”就是企业,企业只是名义上的纳税人,消费者才是真正的纳税人,间接税有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消费税、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等。
外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以直接税为主,因为直接税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具有调节作用,国家针对收入阶层有目标地征税,通过多级累进税率控制各个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保有。例如,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个税占联邦税收总额的50%,另外还有35%的工薪所得税,仅个税和工薪所得税两项直接税就占联邦税收总额的88%,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在历史上曾高达94%;卢森堡的个人所得税就有17个税级。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可以确保穷人少纳税或不纳税,甚至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得到福利补贴。
间接税则不同,间接税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对所有消费者征税,人活着就要消费,也就是说,间接税是对所有居民征税,间接税是“劫贫济富”,因为收入越高,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越小,也就是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越小,可见,间接税对消费者来说税率是累退的。
说公民担负着直接税的税负,这很好理解,因为是自己亲手把税款交给政府的。但对企业代政府收缴的间接税,很多人感觉不到是自己在交这个税,认为间接税是企业交的,与个人无关。下面,我们通过一包香烟的例子,看看间接税是不是与个人无关。
一包香烟里有56%的生产环节消费税(甲类香烟),5%的批发环节消费税,从生产到批发零售各个环节7%的城建税7%和3%的教育附加、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对一包10元的香烟来说,里面有6元的税。如果一个人每月吸烟开支300元,那他就为国家交了180元的税,相当于月工资5200元交纳的工薪所得税!虽然不是他直接把这些税交给政府,可企业“借花献佛”,不与他商量就给交了,然后再强迫他补交税款。
前段时间有政协委员提出“馒头税”其实也是这样,中国根本就没有“馒头税”,那是馒头生产和销售流通环节的各种间接税。还有房子,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房价高得离了谱,其实,房价里几乎一半是政府的税(费),在抱怨房价高的时候,应该看看房价里都有哪些税。
目前,中国工薪所得税不但纳税人口小得可怜,仅占总人口的3%,占劳动人口的5%,工薪税额也仅占税收总额的4%左右。2010年,中国平均人均税负5463元,工薪所得税只有200多元的样子,也就是说,在每交的100元税里,只有4元是工薪所得税。如果“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根据财政部的测算,纳税人口将减少60%左右,税额损失1200亿元,也就是说中国交纳工薪所得税的人口仅剩1.2%,占从业人员2%,个税税额损失1/4,考虑到征税成本,提高“起征点”还不如干脆放弃个税。
中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只有个人所得税、居民个人的车辆购置税和契税属于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到10%。从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税制来看,我们应该增加直接税的份额,减少间接税的份额,我们要减的不是个税,而是企业税。由于我们没有遗产税,个税是中国唯一调节贫富差距的财税手段,减少个税必然使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从而激化更多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五、个税以家庭计征才科学
个税是“个人收入税”的简称。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个税指的是对社会最小经济单元的所有收入征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经济活动的最小单元,个税当然是针对家庭收入计征,而不是个人收入计征。
其实,市场经济国家的个税一开始就是按照家庭年收入计征。英国早在1798年就开始征收个税,按照家庭年收入采取累进税率征收(把收入由低到高依次分成几个级,各级税率不同,依次提高),对年收入超过60英镑部分每英镑征收2便士,超过200英镑部分每英镑征收2先令。英国在1799年征收个税600万英镑(约合2007年的51.2亿英镑)。美国联邦政府于1913年建立了以家庭户为纳税单位、按收入个人自主申报的个税制度,美国宪法并明确规定了税收“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全民福利是美国税收的主要归宿之一。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丹麦等国也都是以家庭年收入计征。就是与中国人口相当,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我们的印度,根据1961年颁布的《印度个人所得税法》,他们的个税也是以家庭年收入计征,现在,越来越多的印度纳税人在互联网上报税,相当便利。
根据笔者对世界几十个典型国家个税的研究,还没发现哪个国家的个税是按月工资计征的,中国个税按月工资计征,这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怪胎。所以,中国个税税制必须改为以家庭年收入计征才科学。
以2010年联邦个税申报为例,如果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并且有两个17岁以下的孩子,这个家庭就是“负纳税”。具体计算方法是:先从毛收入里减去家庭标准免税额11400美元,再减去个人免税额3650美元,四人共14600美元,这样,纳税收入为50000-11400-14600=24000美元。根据美国2009年夫妻合并报税的税率,该家庭应在税率10%的最低税级(0~16700美元)和税率为15%的第二税级(16701~67900美元)纳税,纳税额为16700×10%+(24000-16700)15%=2765美元。两个17岁以下的孩子,每个孩子课税扣除额为1000美元,这样,应纳税额还剩2765-1000×2=765美元。另外,夫妻合并
报税还有800美元的工薪课税扣除,这个家庭最终应纳税额为765-800=-35美元,也就是说,这个家庭不但免交纳联邦个税,还从政府那里得到35美元的补贴。
通过这个例子就看出个了个税以家庭计征的科学性,这样充分考虑了家庭的负担情况,如扶养的人口数、孩子教育、医疗等因素,是非常人道和人性化的制度。
再有,由于个税是以家庭年综合收入计征,就堵塞了我们现行个税的漏洞,将一些所谓的“灰色收入”纳入征收范围,减少了税源流失。同时,由于个税以家庭计征会将个人一切收入(如礼品、礼金等)置于监管下,也有利于防腐反腐。
六、个税以家庭计征现在就可执行
有人说中国个税以家庭计征不成熟,笔者则不这样认为,国外200多年前就能做的事,连印度在50年前就能做的事,那时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做不了呢?
其实,个税以家庭计征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复杂,中国现在就对高收入者执行报税,年薪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每年3月底前自行申报纳税,我们要对个税以家庭年综合收入计征,只是对高收入者报税进行完善推广即可,绝非有些人忽悠的那么复杂。
我们现在一切征收方法都可以不变,包括“起征点”和税级税率,仍是每月领工资就纳税(此时是预扣税),报税时计算出来的纳税收入平均分摊到12个月里计算纳税额即可。
把每年的第一季度定为申报上一个税的报税期。报税是自主报税,是自愿的,如果认为自己平时预交的个税与自己的实际收入或和家庭负担不符,个人就通过报税进行调整。
个税以家庭计征,我们可以设计得简单些,对基本生活开支和医疗等必要的消费给予一定的免税额度,免税额每年根据居民收入的中位数进行调整。如:
家庭人口免税项。每个家庭成员为15000元/年,这一免税额为基本免税额,属于基本生活性开支,如果家庭收入达不到人均15000万元,则差额部分由政府补上,算是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补贴。
医疗费用免税项。对没有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能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免征个税。
自雇免税额。对自由职业者,也就是没有老板、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人,每年给予50000元的免税额,因为他们的收入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工作场所的租用、旅差费等从事劳动的活动上,而非消费性支出,也就是说,收入里的一部分费用要摊到经营开支里,所以要给予一定的免税额。下面就举例说明个税以家庭计征如何操作。
张三家有3口人,他和妻子以及一个孩子,只有他自己工作,月薪是4000元,没有别的收入,也就是说,张三全家的年毛收入为48000元。首先要计算出纳税收入,先要把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刨去,假定是5000元,纳税收入还剩48000-5000=43000元。由于住房公积金在个人账户,这钱会加倍偿还给自己,属于个人收入,故在纳税收入里不考虑个人交纳的住房公积金,同时,应把单位交到公积金账户上的费用算作个人收入。假定单位为张三交的
住房公积金为6000元,纳税收入就成了43000+6000=49000元。
我们先看家庭人口免税项,每人为15000元,三口人就是15000×3=45000元,此时的纳税收入为49000-45000=5000元。
如果张三的妻子没有医保,看病花了5000,此时的纳税收入还剩5000-5000=0元。当纳税收入小于或等于零时,就表示无需交纳个税。如果张三领工资时预交税款总额为1000元,报税时,预交的1000元个税就要全额退回。
按照现在的税制,年薪48000的张三大约纳税1000元,如果以家庭计征,则他就不需要纳税了。
再看一个例子。李四也有个3口之家,他一个人工作,月薪2000元,不需要交个税,年家庭总收入24000元,刨去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2400元还剩24000-2400=21600元,再加上单位给交的住房公积金2800元,纳税收入还剩21600+2800=24400元。家庭人口免税额为15000×3=45000元,此时的纳税收入为24400-45000=-20600元,也就是说,政府应为李四家庭补贴20600元,因为这属于低收入家庭。
个税以家庭计征就这么简单,我们马上就可以实行。以家庭计征可以很好地实现个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缩小贫富差距,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个税标准一定要全国统一,从国际惯例看,也是如此。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绝不能降低经济落后地区的标准,增加他们的纳税负担,那样既不公平,也会制度性阻碍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影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三篇:对课堂改革的看法
对课堂改革的看法
地松中学陈志堂
新课改在本质上要淡化尖子教育,强化大众教育。新课改的内容非常丰富,加强了督促、辅导,拓宽兴趣面等很多工作。在知识爆炸、信息便捷的新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并不是很重要,如何掌握知识的运用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把今天的学习与明天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为学生今后的独立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新课程改革后,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课堂主宰者转向平等中的首席;由知识的灌输者转向人格培育者;从单向传递者转向多向对话交往者;由执行者变为决策者、建构者,由实施者变为开发者。教师必须更新知识结构。新课程内容的出现迫使教师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准确把握任教学科中学生终身发展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储存。新课程还要求教师必须有开发课程的能力。教学内容从过去的以教材为中心的单一书本知识转变为以教材为轴线,以活动为纽带,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充分挖掘本土资源和校本资源,充实教材内容。
新课程理念下,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学习方式中,课堂成了“教案剧”出演的“舞台”,好学生是配角中的“主角”,大多数学生只是“观众”与“听众”。在课堂上,学生被当成是单独的学习个体,而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地对待学生,有点为师独尊的架势,而且一味地强调学生接受老师灌输的现有知识,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过学生的真实感受。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能力。
新课程改革的重要保障是要有一套新的教育评价方案,现在的教育评价方案滞后,严重影响着新课改的顺利进行。
总之,课程功能、结构的改变,目的在于引起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让学习生活化、生活学习化,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发展学生的个性,最终是要让每个学生都受到适合自己的最好的教育,都能成才、成功。
第四篇: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班级:10营销2班姓名:张文学号:20101508250 2011年两会上有关税收以及税收改革的话题,在全国上下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是令人欣慰之事。因为,它至少表明,在时下的中国,人们对于税收地位和作用的认可度和重视度,已经有了相当的提升。这无疑是市场经济趋向成熟的表现。但欣慰之余,将能够看到、听到、搜集到的来自各方面的言论加以梳理并静心体味,却不免泛起一丝隐忧之感。
比如,不少人指责当前中国的税负过重,而主张实施大规模减税。但一旦深问,就中国当前的情形论,需要减多少税,究竟要减哪一个税种的税或减哪一方面的税,并且,合理或适当的税负水平应当是多少,它又如何同政府支出水平对接的时候,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再如,提升个税“起征点”被解读为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的一种举措。且不说“起征点”的说法并不准确,严格的说法应当是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但一旦细究,提升“起征点”所惠及的是现行“起征点”——月收入2000元(若考虑到免税项目,则可能达到3000元)——之上的群体,而现实中国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月收入水平并不在此范围之内,为什么要通过提升个税“起征点”而不是通过个税的整体改革给中低收入者减负的时候,似乎又拿不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又如,许多人对所谓“馒头税”义愤填膺,而要求取消所有针对食品的课税。但一旦被告知,17%的“馒头税”实是增值税,它不仅对包括馒头在内的食品课征,而且,对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要课征,取消馒头税可能意味着全面取消消费品课税,甚至可能牵涉到份额达40%左右的中国税收收入的时候,接下来的论证又戛然而止了。
还如,车船税法的修订,特别是针对汽车排气量大小而适用不同税负水平的内容,先是被当作推动节能减排的一种政策安排,后来在一片质疑、反对声中大步后退的时候,对其目的,又改用减轻居民负担的说法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所有这些,客观上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税收改革,我们尚缺乏整体考虑和顶层设计。历史与现实一再告诉我们,缺乏顶层设计的任何改革,都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其实,目前税务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热烈的讨论,主要是因为税收涉及到了社会公平,政府清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纠葛问题。
目前我国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各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当前,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不惜一切代价,纷纷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按照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以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税收减免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越权制定了各种减免税“土政策”,包括纳税前的减免优惠和纳税之后的税收返还,即先征后返,在税歉入库之后,财政进行“退库”,将税款返还给企业。因为某些税种是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地方如果擅自减免就等于变相剥夺了中央收人。这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导致地方恶性竞争,已经严重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我国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
(二)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依赖非税收人
当前地方税收体系中税种虽多,但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税种,税源零晕分散,受制因素多,税源潜力小。而且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偏小,地方税的立法权完令集中在中央,省级以下政府没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不能根据当地公共支出需要及本地区域特征开设税种筹集收入,地方政府收人税收依存度过小,地方税收收入远远满足不了地方财政支f“的需要,越来越依赖各种预算外收入以及举债收入。
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将对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地方政府收入来源,以及对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一)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所采取的政策将多元化(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将规范化
(三)地方政府将建立起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四)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将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五)有助于税务公开,避免过度的三公消费,保证政府清廉。还能让民众更好的参与政治生活中,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因为贫富差距加大,而一些富人又为富不仁,引发种种不良影响,社会“仇富”问题严重。初次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不够。收入再分配面临着平衡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艰巨任务。这时就要税收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的功能。这是涉及民生方面的问题。
总而言之,就中国当前的情势而言,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起码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究竟要定位于怎样的水平?这不仅需要做国际间的比较,还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不仅要考虑眼下的中国国情,还要前瞻未来的中国走势;不仅要牵涉税收同经济之间的关系,还要联系政府职能、政府支出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不仅要着眼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需要,还要同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所有部门、所有利益群体的诉求相协调。
第二,中国的税收究竟要被赋予或应担负怎样的功能?不仅仅满足于取得收入这一传统的功能,还是要同时兼顾调节居民收入和实施宏观调控等可称之为现代税收的所有功能。第三,如果要减税,中国的减税政策究竟要落实或归宿于何处?从根本上说来,所有的税收都来自于企业和居民的缴纳。不论减何种税,最终都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但不同的税类、不同的税种所涉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有所不同,操用不同的减税举措所惠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也有所不同,联系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情势和中国税制体系的前行方向,当前的减税又当以什么样的税类、税种为主并辅之于什么样的举措?
第四,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或基于不同政策目标而选择的税收改革内容固然会有所不同,但当短时的需要同长远的考虑相冲突的时候,究竟是让短时需要服从于长远考虑还是让长远考虑让位于短时需要?如果取短时需要和长远考虑相融合之策,那么,又如何让短时需要的满足不至于损伤长远的考虑?或者,将其对长远考虑的可能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国税务改革是个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们要积极关注,积极参与,才能使改革体现民众意愿,达到预期目标。
第五篇:对铁路货运机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对铁路货运机制改革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通电,车载设备车间朱江
当下,铁路管理机制的改革浪潮不断冲击着每一位铁路职工的神经,身为一名铁路工作者,改制后铁路企业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收入能否增加,切身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都是所关注的焦点。
铁道部委重组成立中铁总公司,体现了中央对庞大的铁路运营机构改革的决心,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货运组织改革。
铁路货运组织改革,就是通过改革货运组织方式,推动铁路运输组织由内部生产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铁路运输整体改革,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铁路运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运输质量和效益。
不得不说,即便是在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工人眼里,铁路运输中的货物运输也有着不可逾越的天堑困难,虽然它有着很多公路运输难以企及的优点,如运量大,运价低,全天候,节能环保,不受公路运营的局限等等,但是,目前的货运组织模式 是以铁路自身的运输生产为中心,而不是以客户和市场为中心,是一种生产型而不是营销型的货运组织模式。这种本质的差别,造成环节上的制约,故而形成种种类似于“关卡”的能力局限,不能形成流水线式的作业,自己给自己设立了门槛,将庞大的客户流挡在了门外。
所以,我认为,货运组织机制,货运的营销模式是首当其冲的改革焦点,这第一步走好,关系着铁路运营的发展和方向,是货运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
做为一名沈阳铁路总公司的职工,对中铁总公司的决策当然只是停留在关注的角度。货运组织改革,也非我等之人可以企望的庞然大物,这里自有专业的行家,公司的管理高层进行市场调研。但眼下,时事新闻动荡,网络力量的庞大代表着信息的快速发展,物流业是不少商业巨子眼中的一块肥肉。以我弱弱的眼光来看,铁路庞大的铁道线本身存在着物流行业难以企及的优势,如果开垦出一片空间,开创出一片天地,把中铁物流推向市场,推向更为广阔的区域,获得的利润和利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开发物流的空间,当然是个人的一点建议和观点,大家都知道,过去由于运能和运力之间的突出矛盾,铁路货物运输一直实行计划运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计划经济,使得铁路运输长年置身于计划经济,以量为准;生产多了,产品怕运不出去,计划生产产品,又完全按照计划行事,无论是定单,还是铁路本身的货物运输,都打着提前量,宽裕的时间量,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浪费人力。
以我想见,货运机制改革也正是为了解决这种货物运输的供需矛盾,竖利刃,斩病源,这样才能真正的解决铁路企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未来之改变,现在无法评说,只能通过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来见证这次改革的成效。
还记得,曾经见识过几次我们本地的车站货运物流,在货场发生过的物主与货站间的争吵与纠缠,那个时候,铁路货运一直延续计划经济模式运营,存在着办理手续繁杂,运输组织与市场需求脱节,运输收费不规范和运力分配不透明等种种的弊端,我曾亲眼见过一位运
煤的货主,起誓还愿的再不和铁路运输打交道,以后宁可多花钱也要走公路运输,省得和铁路这些层层的爷爷奶奶们打计较,这么多年来,虽然因工作的原因见识得少了,但与几位非铁路工作的朋友聚会时,便常听他们念叨公路运输的烦恼,而当我提及可寻求铁路方面车皮,货运方面的建议时,他们反应一致均是摇头而笑,却不多说什么。
后来了解到,早在2012年的9月,原铁道部便开始了货运改革,在铁路12306客户服务中心网站上专门开办了:“中国铁路货运电子商务平台”,使铁路货运运输办理在幕后走到了前台,运力资源公示,运力分配公示等使企业货主一目了然,并且在网上就可以办理铁路货物服务事宜,不但减少了企业每天都要多次前铁路运输部门的对接,更重要的是节约了企业的时间,为企业生产留足了空间。这些改革的成效如何,我没有了解的渠道,但通过近年来的一些说法,加上自己本身便处于与运输生产的火车头,即与内燃或是和谐机车打交道,对货流量的多少有着道听途说的了解,成绩显示并没有那么乐观。
不过,从这一次这种铁路全员征求信息,了解铁路职工对货运机制改革的看法和想法上来看,中铁总公司以及我们所归属的沈阳总公司的领导们真的要动真格的了,如果这次的货运机制改革真的推动铁路全方位走向市场,这对广大生产企业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方便快捷简单的办理货运,解决时间长,交货繁杂,手续复杂的实际问题,为广大客户提供最大方便,有货就装,随到随装,使铁路运输真正适应市场需求,应该是能在短期内见到实际成效的。
不管怎样,我一直认为,如果铁路真正的在现在开始组建,扩大
中铁物流业的发展,抢占先机,那么,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很多年,铁路的货运改革才能真正的开拓市场,在一个更为广大的空间真正的生存下去。
车 载 车 间
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