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纪中国两种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
20世纪中国两种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
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10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没有比国民党和共产党更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比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交锋更激烈的意识形态。
一、民族主义问题
在1900年前后，一些事件有力地刺激到中国四亿乡巴佬的心灵深处，中日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洋人在中华大地横行。这一切一切，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原来在山东一带活动的大刀会和小刀会，本来还在干着一项兄弟阋墙的大业---反清复明，在这一背景下，迅速改成扶清灭洋的共御外侮政策。虽然到今天，许多人还在抨击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以中国人为主）和极端民族主义（以西方人为主），但非常明显的是：国共两党都从中吸取了重大教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为首，共产党要穷毕生精力推翻三座大山其中就有一座是帝国主义，这大概是一切成熟的中国政治家都不能漠视的民众意愿，如果说国共两党曾经有什么地方取得高度一致的话，反帝算是一桩。
二、外国盟友问题
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国民党是先驱者，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从依靠西方到联俄联共，从暗杀、依靠会党军阀到发动民众自组革命武装进行北伐。孙中山先生要积四十年革命经验，才知道必须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来共同奋斗，而且最后才证明这个民族就是苏联，临终还特意给苏联人留了一份遗嘱。而毛泽东一开始就有条件来思考：“中国人急切地向西方那些先生学习，可为什么先生总是要打学生？”这样的问题。而完全不必像国民党大佬陈其美那样，枉费心机地跑到上海汇丰银行门口去干等几个小时，试图阻拦“五国善后大借款”签字。
苏联也的确没有辜负国民党的期望，黄浦军校的建立，武器装备供应，甚至党组织如何建立都一一给予支持。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共产党人要说是一点意见没有，那是不可 1 能的，看一看张国焘《我的回忆》就知道了。据笔者推测，当时苏联之所以出此下策，主要可能是基于苏联刚刚成立，在世界上极端孤立，急于找到盟友，是明显的---“信仰诚可贵、盟友价更高”---商人势利主义。共产党当时只有几十个党员，而国民党却有50000党员，虽然孙中山当时被陈炯明赶到上海，但仍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革命势力。后来国民党人抱怨苏联更加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也是基于同一理由，冯玉祥手上有军队，更有希望执政从而是可能性更大的盟友，所以值得更加关注。
三、共产党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共产党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下蹦出来的吗？不是！是在国民党的大力帮助之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来的。
国民党主要走的是上层路线，而共产党走的主要是下层路线。上层路线比较简便易行，所以革命能够迅速成功。共产党走不通捷径，只好深入农村打持久战，搞农村包围城市。由于农民在旧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可以说赢得了一切，国民党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所以最终难以保住得到的一切。
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党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重视农民革命的，在城市里进行有组织的合法斗争的思想，一直在共产党早期占主导，这既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毕竟共产党也是普通人，也有好逸恶劳的秉性和低投入高产出的功利计较，也喜欢呆在城市而不愿意呆在闭塞的乡村。然而，这一错误路线终于得以纠正，其功劳应该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名下。因为在1927年的上海“分共会议”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拿起屠刀一通乱杀，陈独秀和张国焘终于不免纷纷垮台，最终在一大会议上的书记（即写笔记的人）毛泽东终于成了共产党的一把手，从此中国农民革命逐步进入一个星火燎原的时期。金庸的小说中有一回题为“古来成败原关数、天下英雄大可知”，信哉斯言。
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割据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都是在国民党倾尽全力帮助下才找到的。
武装割据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两大步骤，为什么要搞武装割 2 据呢？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举起屠刀，没有武力抵抗就没有生存，完全是逼上梁山。为什么选在农村那是因为在城市已经无法立足了。
统一战线就是跟国民党争夺同盟军和中间力量。直到今天台湾还有很多人，认为统战就是等同于欺骗，这一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仅就欺骗而言，恐怕不能说共产党的骗术超过了国民党，想想看当时共产党才有几张报纸，才有几个能力强的演说家、鼓动家，毫无疑问优势是在国民党一边。但国民党坚决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放弃“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扬弃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土地国有、地权平均”的理想；放手让共产党自由发挥，从减租减息到分田分地，率由共产党独占知识产权，直至全国农民把共产党视为“大救星”而后止。最后，国民党反动派被共产党得意扬扬地称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夫，其统治基础被共产党侵蚀待尽，连小地主和小资产阶级都跟着共产党走了，已经形成了“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一边倒局面。然而共产党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再接再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据当时深入解放区的西方记者报道：共产党不仅发动穷人斗争富人，而且还发动激进的年青人斗争保守的老年人，发动妇女斗争在家里作威作福的先生。几乎整个社会都被共产党控制在手里，这个境界也是旷古未闻的。可以说共产党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以此攻坚何坚不摧、以此制敌何敌不克”的地步。后来一些美国人质问另外的美国人：“是谁丢失了中国”，这种自居救世主的心态是多么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毛泽东1946年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提问时，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连威力无比的原子弹都被他老人家看成纸老虎，这就大有商榷余地了），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毅然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虽然农民感激共产党给自己分田，但在其他方面并不佩服共产党。当时东北农民在新开岭一仗之后，感到难以置信，“共产党竟然把国军给打屁了”，这才觉得共产党有点了不起。衷心感谢我最伟大的老乡林彪，如此迅速地打嬴了辽沈战役，把内战由原来预计的8年时间缩短到5年时间（根据毛泽东的预计）。同样还要感谢粟裕和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一班乡巴佬，在同样难以置信的情况下，3 打赢了淮海战役，使解放战争最终缩短到3年时间，5亿民众少受了多年的苦痛和煎熬。更要感谢国民党主流派，勇敢地以自己的无能证明了共产党的能力。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反省徐蚌会战时说：战略错误大于战术错误，战术错误大于战斗错误。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主流派由于错误不断，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致力于缩短内战的进程，也算是功在社稷。
党的建设也是明显以国民党为反面教材的。根据共产党的经典说法，在国民党内，一民主义者、二民主义者大有人在，三民主义者少得可怜只有极少的革命派。所以共产党极其重视组织的纯洁性，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教育和改造运动，一些非常激进的家伙还搞了几次小清洗。蒋介石对民主人士不仅当面开枪而且也在背后开枪（暗杀），滥发钞票大打内战不顾民众死活，民主和民生是万万谈不到了，但还算是个中国人有点民族气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民主义者”。1949年以后，国民党主流派转进台湾，今天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以标榜自己是日本人为荣，民族精神荡然无存，把民生主义全部放弃并美其名曰商业自由，并极力标榜民主，考虑到他所激起的非同凡响的民粹主义，几乎算得上是一个“二民主义者”。和老蒋相比，进步不可谓不大。
四、关于对中国农民正确认识的重要性
“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比较稳定而较少变化的一条理想。在过去100年中，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比毛泽东对此领会得更深刻了，这大概是毛泽东能够从侪辈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在中共产党内，林彪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但他没有认识到五亩地的重要性，因而产生过“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的疑问，1930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去坚定他的革命立场。直到七十年代林彪垮台，还有人把这件陈年旧事翻出来，说林彪曾经是一个可耻的动摇者。其实真正像老毛那样英明的又有几个，试想如果国民党内锐意进取的英豪，当初看到这一点，不要说实行台湾那样的“耕者有其田”计划，更用不着分田分地，只要搞一搞减租减息（而不是保甲连坐），恐怕共产党的星星之火，按照其本来的发展趋势，是更加容易被扑灭而不是相反：更容易燎原。
由于林彪对“五亩地”的认识不足，所以终其一生也只不过升任副统帅。培根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国民党在至关重要的方面，存在知识的欠缺终于导致转进台湾后的再次垮台。
后来林彪率领共军，建立不世军功，从东北打到海南，打得许多国军高级将领英名扫地，被称为“战争魔鬼”。主要就是得益于他后来注意了这一点，在东北决战之前，土改已经进行得很好，有三千万亩土地已经被分给农民了。翻身农民“踊跃”参军，这个“踊跃”来之不易，尤其值得书写一笔。据八十年代大陆出版的一些出版物披露，当时东北农民有了地以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已经伸手可及了，从军意愿比较低落。共产党就派马列主义老太太打头，小姑娘大嫂子参加，组织小伙子们开动员会，逐个进行动员参军打国民党，以保卫革命果实。许多小伙子就是这样被激起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被人在胸口戴上一朵红花，敲锣打鼓欢送上前线。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抓壮丁，是有道义基础的，虽然不是十分稳固。
在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林彪手边只有三个纵队，当时一个纵队是一个旅的兵力，两年后他率军打回辽西走廊围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时，一个纵队已经是一个军了。1945年底，共产党抽调2万干部11万部队出关，到1948年底，跟随林彪入关的就有84万大军。考虑到大约有30-40万的国军加入共军（即所谓的解放兵），保守估计也有50万以上东北青年参军。共产党的星星之火就这样形成了沛然莫之能御的燎原之势。
实际上这个仗已经没有办法打下去了，老蒋曾经向宋希镰抱怨说“军队缺乏革命精神，在北伐时能够以少胜多，为什么现在有武器优势兵力优势时，还常打败仗”。其实这种说法对不起为党国牺牲的国军将士，据共军方面的记载，新六军的第22师号称“虎师”，一次共军一部阻击22师，22师竟然根本不予理睬只顾加快脚步前进。共军气得咬牙切齿，编了一句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芯，打仗要打新六军”。这样的军事素质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只不过他们站错了地方，与农民民心向背有异，终于为时代所淘汰，英雄造时势那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情。据国军高级将领杜律明回忆说：老蒋曾派顾祝同去沈阳，督促卫立煌组 5 织西进兵团支援锦州，卫不肯，并赌咒发誓说“共产党一贯围城打援，西进兵团一出沈阳必定有去无回，如果你不信，我跟你画个十字”。看来国民党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幸而言中。从1948年10月25日夜里，廖耀湘的司令部被小股共军袭击（夜袭者全部壮烈牺牲，深切怀念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兴旺而牺牲的无名英雄），第二天下午国军飞机侦察，已经没有有组织的抵抗了。国军的两大王牌新一军新六军就这样垮了。
五、政治人物的使命感和野心
一个政治家如果能够作到没有野心而只有使命感，这大概已经接近中国传统中最为推崇的圣人了。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多半都是二者兼而有之，中共一大中曾经有过“功成身退”的说法，但业已被证明是不成熟的表现。
在四十年代中期，老毛的老三篇全部脱稿，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这是使命感在起作用。在《愚公移山》里，他提到：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大众。因为共产党要挖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等到老蒋发布《戡平共匪总动员令》（1947/7/4）以后，资本主义也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一座新的大山，必须加以推翻。大山虽然是三座，但实际任务只有一项，那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7/10/10）。这恐怕就有点个人和集团野心在发酵了。
据说，去台湾的国民党主流派的继承人，已经废除了《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但反共反华的态度并未有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调整，甚至是受过美日一流大学培养的洋博士，还不时破口大骂共产党是土匪、流氓和控固力等等，看来剿共这件事情是“非不为也恨力不能耳”。而共产党迄今为止并未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作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这一任务是典型的标本兼治，“解放全中国”是治本，“打倒蒋介石”只是治标，所以蒋介石并不一定非要打倒不可，只要是能够达成“解放全中国”的根本任务，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是值得倡导的。
去年共产党与独台偏安的国民党进行了不妥协的舌战。把台独说成是“以 6 2200万台湾人民为人质”可耻行径，同时把把祖国的完全统一说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基础”。虽然我的一位朋友对后一句大为不满，说江总的意思是“大陆各地的和尚都不行，只有台湾的和尚会念经”，并对中共不扶持私营经济发展持强烈批评态度。但平心而论，还是体现了中共关心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使命感。接下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又说：国民党把两国论入党纲，是葬送了国民党的前途。联系到八十年代大陆一些人鼓吹的“补课论”（立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大陆不如香港澳门和台湾）大大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看得出来共产党感到既得利益不受挑战、而有一种心花怒放的喜悦。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不好心态。
总体而言，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还算是差强人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滚滚红尘之中，也只有那些结合了使命感和野心加既得利益的好政治家了。更等而下之的是，只有野心而没有使命感的政客，或者使命感流落为一种务虚的口号和装饰。
而台湾的一些政客，言必称美日如何，就比较令人不齿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高明”策略，诸如：七块论、夹击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等等，都不过是过去中华民族的强仇大敌使用过并且失败过的策略。
七块论最有条件成功的时代，是孙中山发表《兴中会宣言》（1905年）的时代，那时老大中国倒真是面临“蚕食黥吞、瓜分豆剖”的切实危险。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否则由李某人率国民党全力打拼，说不定真有那么一点实现的希望。
亚安体系是苏联七十年代鼓吹的，企图包围中国，并以支持越南组织印支联邦的条件，引诱越南出兵夹击大陆，可惜被中国一巴掌彻底打醒，自此以后，越南再也做不起白日梦了。此前印度也曾经于1962年，在美苏的鼓励之下，想充当反华的急先锋以自利。其陆军王牌第四军（前身是英印军团，参加过在北非对隆美尔的战略反攻），遭到中国军队的歼灭性打击，至今印度上下引以为国耻。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后勤无法解决（西藏每年只有3-5月和9-11月路况尚可，其他时间容易发生泥石流和大雪封山），东线只好退回来而无法守住，而西线因为在公路附近，就没有撤退。中国 7 以两个地方军分区的3万多人进行的一次反击作战，就导致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那更是一个国际笑柄。
台湾想要充当反华的急先锋，和印度越南相比，海峡称不上是一个多么优越的地理优势，最大的优势是台湾的2200万人，妄图以此条件来和中国对抗是极其不明智的。民进党在白皮书中，倒也开宗明义，言必称文明的冲突，实际上美国的亨庭顿在他的书中，也并不敢十分笃定，美国极其盟友必定能够从对抗中胜出，从而建立起白人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际上书中颇有对白人沦为少数派的恐惧。而一些头脑缺缺的政客却想参与其中捞一把，在利令智昏这一点上，也可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
[背景资料] 补课论：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实施开放政策，外面的世界和中国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得国民心态产生了空前的失落，对传统的否定和对执政当局的否定，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八九**中的种种思潮是这种心态的集中表现。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若望、方励之的“补课论”，台湾常常是用来论证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参照物。方励之最常用的论据就是：“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东德不如西德、大陆不如港澳台”，所以，现阶段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超越了人类历史的正常进程，必须先搞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来补回这一课。表面上看，补课论说得很是温和，补完这一课后，咱们还是一切照旧，但这一课就不知道要补到哪一年哪一月了。这对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否定，足以动摇执政党的政权基础。
六、对国民党的颂词
今天，国民党就要垮台了，就像人们常说的“追悼会上无坏人”，我们应该推倒几十年来的不实之辞，如实评价国民党在共产党的成长中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为共产党改正错误的路线并促使最合适的人上台当一把手、不敢为共产党先的谦让精神和竭尽全力为共产党树立一个出色的反面教材让共产党从中吸取教训。同时磨砺之功也不容轻忽，在国共共处的几十年内，对共 8 产党穷追猛打，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并有效清除了共产党队伍内的绝大多数意志不坚定者，使得共产党队伍空前纯洁和团结，使共产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最有战斗力的领导团体。
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从来没有一位如此糟糕的先生培养出过如此优秀的学生。今天，大陆共产党内混进了为数不少的腐败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异己分子，由此可见，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的纯洁。这和在教室里没有先生，学生就开始不守纪律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而且也从未听说，有哪一个党派像国民党主流派那样曾经为他的敌手，作出过如此多的奉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党就要垮台的时候，提出两国论引起全中国人民中绝大多数的憎恶，从而大大增进了中共的凝聚力，有效地消除了“补课论”对中共的危害，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伟大的、错误的国民党主流派（应该平反不再称之为反动派）---生的伟大，垮得光荣！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八章加入WT0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创建和传承的物质精神成果。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均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征。加入WrO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既是资本扩张与增值的经济过程，又是思想文化激荡·与碰撞的政治过程。作为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统一，经济全球化在产生经济整合的同时衍生出文化冲突，在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的同时引发民族及地区间的摩擦。加入W10势必加剧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握机会，迎接挑战，在批判、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是人类为厂满足自己的欲求和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能力和结果，文化既表现为有形的物质存在，又表现为内在的精神状态。为了物质上的满足，针对自然界，人类创造了物质文化；为了精神上的满足，针对人类自身，人类创造了精神文化。由于文化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通常对文化作出较为狭义的解释，而特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分为知识型文化和心理型文化两大类。知识型文化往往以相对稳定的形态表现在人们面前，它包括教育、科学、哲学、史学、语言、宗教、文学和艺术等；心理型文化则潜在地蕴涵于人们的风俗习惯之中，它包括民族精神、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等。概而言之，精神文化主要指人类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教育、科学、哲学、史学、语言、宗教、文学和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心理定式和行为准则。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如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亦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就精神文化的现象而言，其内在蕴涵和外在形式极其复杂，它是社会因素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一种文化的形成均涉及生物、地理、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对文化特性的形成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都不是惟一的。虽然“经济与文化其他方面的关系要比地理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为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生活的每个·特征都由经济状态所决定。我们看不到经济力量如何决定艺术风：格、礼仪和特殊的宗教信仰的形式。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互为因果”①。文化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它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时代的产物。文化拥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它是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必须直视的历史遗产。我们每一代人都面临着一定的、不容选择的文化环境，同时，我们每一代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继承下来的文化加以改造，抛弃过时的理念，注人新的内容。有鉴于此，众多历史交织的同一社会里，先前文化的某些特征总会以各种方式存在于后续的文化现象中，民族国家的历史越是悠久，民族文化的积淀就越是深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文化是固化的过去，凝聚着古代思想理论之精华，体现着全部历史活动之表征。文化传统则是动态的现实，并不代表传统文化的全部，而是经过选择和积淀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本身，它是人为实现自身价值和满足自身需要，对所获成果的一种强调，体现出人主体性所特有的能动与创造。作为人特殊劳动过程的一种结果，文化传统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之中，得到了重新筛选和沿传。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性的历史活动，文化传统不断获新的生命与活力，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力量与生机。因此，一定的文化总是历史的、时代的、民族的，由民族群体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创造，由民族成员在共同的历史传承中保持、完善和弘扬。它植根于民族群体的土壤，反映民族群体的本质，折射民族群体的特征，维系着民族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独立性、稳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经济政治利益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作为意识形态一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意识形态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是千百年来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伦理思想、心理情感、风俗习惯、交往方式与现代社会中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以政治法律思想为核心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它渗透在人们日常的生活行为方式之中，既奠基于历史的传统，又受制于现实生活中的统治思想，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源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意识形态的承继与演进，反映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不可割裂性。思想意识独特的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惯性，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过去历史时代的思想烙印。在现实小挖掘历史的轨迹，在历史中寻找现实的脉络，以古明今，以史鉴后，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文化流程，凸显出思想意识的历史继承性，使一定时期的思想意识具有时代性的同时并蓄了历史的延续性。与此相适应，某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总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物质经济关系，另——方面则往往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反映过去物质经济关系的思想观念。民族的从来都是世界的，传统的历来也是时代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表现为民族文化，显示出世界文明的斑斓和多彩；同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差异，显示出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作为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下进行生存的表现，文化同组成社会的民族群体相关，同民族群体的社会变迁相续，这正是文化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就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而言，文化传统是特定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对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导向和整合作用。因此，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不能离开现实社会的物质经济关系，也不能与该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节。在这甩，历史和现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协调。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无论产生于本土：，还是来源于外在，最终都只有在民族国家既有的文化传统山口以阐释和升华，方能生根发芽。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小断选择、改造着特定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亦在不断变化着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延续和发展。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心理支撑。价值观是文化传统的核心，个人和群体行为受思想观念的激励，归根结底来源于价值观的支配。作为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精神成果，文化传统通过遗传和继承决定了社会个体的语言、心理、思维等结构，进而决定丁社会群体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心理素质，并潜移默化地积淀为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心理支撑，发挥着价值导向莉t精神激励的功能。在观念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中，文化传统以其特有的运行机制通过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定式和价值判断来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以此对社会团体的行为准则发生作用，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凝聚和提升。思想观念的历史特质和现实规范往往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这是历史发展的积淀与现实需要的彰显交织的结果。历史特质内含文化传统，构成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内在继承性；行为规范外现时代要求，反映出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时代特征。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心理支撑来源于社会群体对文化传统的认同，这种认同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民族意识，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先在的、作为民族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的肯定和礼拜。任何一个民族、群体、个人，不仅包括了以特定遗传基因为内容的血肉之躯，而且包括了以特定文化遗传为内核的心理积淀。换言之，以一定文化心理为基础的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必须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陶冶，并按照一定的文化准则形成社会的群体行为，作为社会存在思想反映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样的文化定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社会化的强制力除了统治阶级的因素之外，还表现为文化传统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同一种文化传统意味着信仰和遵循这一文化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统治阶级亦不例外。尽管在某些情形下，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可以推崇与文化传统相异的价值观、选择另类的行为方式，然而，无论是推崇还是选择，归根到底仍然要与特定的文化历史传统相结合，与社会成员俗定成规的心理定式相一致。(二)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社会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艺理论、艺术形式、道德风貌、行为方式、思维取向、风俗习惯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向性或阶级性。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母体文化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其基石的构建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铺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爱国主义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维护祖国利益为最高职则，并反映了历史进步趋势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模式。爱国主义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普遍推崇的思想情感，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以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团结御侮的不屈精神为特征，为历代中国人所注重和传承。“易之兴也，其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①中国主流文化体系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渗透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生存与发展前途的关注，以及对视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高扬。“君子忧道不忧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③；“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④；“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位卑未敢忘忧国，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Q)。综观中国历史，爱国主义如同一根红线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中华爱国传统的思想基础是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其核心是祖国的利益与尊严，其原则是维护祖国的利益。中华爱国传统的特点在于它的历史性和进步性，即历史上所形成的、反映历史进步趋势的“祖国利益”才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华爱国传统的形成经历了从感性上升为思想观点、再转变为行为模式，由浅人深、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作为思想观点，中华爱国传统表达了爱国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即为祖国的利益而奋斗的精神风貌，献身祖国的价值取向，以及自觉维护祖国利益与尊严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②，“僵卧孤村不自衰，尚思为国戍轮台”③等诗章就是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真实写照。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中华爱国传统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反对侵略，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安全，实现民族间的平等与联合；在群体与国家的关系上，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地方拥护中央，个别民族支持整体民族；在个人与祖国的关系上，个人利益服从祖国利益，必要时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贡献生命。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邓世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是这种行为模式的突出代表。近代以来，中华爱国者们为振兴中华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是千百万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历史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全体中国人通过实践得出的共同结论。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升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当代的爱国主义才能成为充满实际内容的思想和行动。在这个基础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了o2．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孕育了中华民族整体为上的思维传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将天、地、人合为一体，把三者视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以三者的和谐统一为基础，以不破坏整体协调为特征的传统思维定式。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主要学派道家则在强调人与自然、人事与天道协调的基础上，追求主观与客观、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引发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心态折射出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墨家的思想亦渗透了“天下尚同”的政治诉求。在文化心理上，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使大一统的理性自觉积淀成深层的社会心理。所谓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在治国方略上，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使《中庸》所宣扬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思想匕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也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提出要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尊天、事鬼、兼受、非攻等。在价值推崇上，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使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以个体和群体的协调为前提，从而建立起立足于群体运转之上的集体主义原则，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为了从整体存在和心理满足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生存的道义，人们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从而培育出一种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高尚情操，表现出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局部利益成全整体利益的高尚品格。在新的时代，集体主义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它内在地包含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蕴涵着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认知和选择，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与其他一切道德尤其与资本主义道德根本相左，集体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它是衡量个人行为和思想品质的最高标准，也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指导个人行为的最一般要求。在这个基础上，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结合起来了。3．民惟邦本的人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念民惟邦本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早在夏初，人们就已注意到民众是护卫邦国的力量，所谓“众非元后，何戴?元后非众，何以守邦?”①。商周统治者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G)，因而有了“重我民”、“罔又惟民之承”、“视民利用迁”、“施实德于民”③的宣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所创立的“仁学”，其核心内容就是“爱人”，所谓“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④，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成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的民本思想。孔子还主张“泛民众”，要求统治者实行“庶民”、“富民”、“教民”政策。⑥孟子创立的“仁政”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⑦，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民众比国家、君主还要重要的思想。除此之外，先秦诸子几乎都有强调民惟邦本的思想。老子曾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咽。韩非子认为“闻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⑧，“利之所在，民归之”。⑩正因为民众是国家之本，所以“保民而王”，“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山所谓“民者，万世之本”，“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②；“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只有“行仁政”，才能合乎“天意民心”③。近代以来，许多先进的思想家继承了古代民本思想的传统。在康有为所描绘的“至仁至治”、“尽善尽美”的大同世界里Q)，我们仍能看到民惟邦本思想的光辉。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民生主义方面更是直接继承了孔子“爱民”、“利民”和“富民”的主张。在新的时代，民惟邦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亦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给人民以实际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是现代条件下民惟邦本思想的发展，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因此，为人民服务始终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在这个基础上，民惟邦本的人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念形成了现实的统一。4．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历史传统与团结奋斗的时代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⑤的历史传统，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顽强生命力，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完善进取的开拓精神，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风俗习惯与传统美德。它具体包括：顽强拼搏的勇敢精神，努力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精神，除旧、革新的意识与观念，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与信念。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历史传统来源于孔子所倡导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奠基于孔子所推崇的刚正不网、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所谓“学而不厌”、“为之不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才之将至”。①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③。正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③“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④因此，“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⑤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于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⑥正是这种一予贯之的历史传统，凝聚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不断进取的民族斗志，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团结奋斗、一往无前精神的历史积淀。为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前进的征途不会一帆风顺。奋斗就会有艰辛，艰辛孕育新的发展。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难气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要自强不息，励精图治，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断攀登事业的新高峰。”山在这个基础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历史传统与团结奋斗、一往无前的时代精神构成了现实的融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的精华，除上述几个重要方面外，还有许多宝贵的思想文化精髓，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抗击强暴、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同甘共苦、团结互助、顾全大局的伦理规范，艰苦朴素、勤劳坚忍的责己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自然观，言行一致、扶弱济贫、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的良知品格等。
第三篇：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影响的思考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世界全球化的趋势增强，网络已经成为了人类传播的新领域。在这一环境下，网络开始影响和改变以往的政治传播模式，同时也给政治力量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而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力量同样对网络传播进行着影响与控制。
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关系
1.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和谐共振
2008年
6月20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做客强国论坛和网友面对面交流，表示“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是一个重要的渠道”。由此可见，网络作为一个信息交流、意见形成的“政治空间”，早已引起了政治力量的高度关注。同时政治力量给予了网络传播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这对网络传播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络的“正向”传播力对政治力量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传统媒体的力量毕竟有限，许多感人的故事与受灾细节不能全部展现。而网络传播恰恰弥补了这种缺憾，让受众更为全面与真实地看到了灾难发生后政府的反应，国家的积极救援。在网络传播中，凸显出全中国人民高度的凝聚力，这对政府实施救援，稳定大灾后全国的社会稳定和迎接奥运会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利用自己的优势恰到好处地影响着对方，有机地相互结合，力图达到和谐共振、取得最佳效果，这种理想状态的获得正是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相互影响的价值所在。
2．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博弈
⑴大选中的博弈
2008年美国大选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焦点：谁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网络传播争取民意被选出的总统？2007年3月5日，网络上出现了一条时长只有1分14秒名为“希拉里1984”的恶搞视频。短短两周时间里，这个视频成为全美关注的焦点。最终希拉里退出了大选，很多人认为这个通过网络传播传遍美国的恶搞视频是她被迫退出大选的原因之一。通过此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传播的巨大力量，此时，它的控制力与操纵力都远远超过了政治力量。
⑵战争中的博弈
科索沃战争第一次把战火烧到了网络领域，北约和南联盟双方在网络传播中上演了相当精彩的“对手戏”。战争一打响，北约就开设网页，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的在线宣传，此时的网络传播已经成为政治力量在战争中的武器。南联盟主要媒体和政府机关也都在互联网上设立自己的网页，反映战争真相，以此打破北约媒体的新闻封锁和舆论围剿。由此可见，政治力量在战争中完全控制了网络传播。
由以上两个事例看出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二者在控制力和操纵力上过于强大时都会将对方彻底压倒，从而在双方关系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不利于大众传播的展开。
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博弈的原因
1．从制度层面阐释
⑴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原因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虽然近些年资本主义政府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方法，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剥削仍然存在并根深蒂固。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网络传媒还是政治力量，所追求的是各自的经济利益，这正是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相互博弈产生弊端的根源所在。
⑵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原因
以我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我国的政治力量便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民与执政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中国的大众传媒,包括国内的网络传媒正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由此我国的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有利于对网络传播进行宏观管理。但是，几十年来，我国的大众传媒一直充当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即教育功能相对突出，而监督功能则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不足，对一些事件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对于事件报道的实效性不强,从而限制了网络传播的自由度，使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产生博弈。
2．从时间变迁上看
随着时间的变迁，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相互的影响是在不断变化的。可以说早期的网络传播是战争的工具，战争结束后网络传播继续充当着政治力量的工具，但是同时网络传播也开始追求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网络传播的不断壮大，使其成为世界全球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也正努力使自己不再被政治力量所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自由的力量。由此，政治力量的控制欲与网络传播的独立愿望所产生的矛盾也是二者相互博弈的原因。
寻找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相互影响的最佳契合点
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的网络传播中，有相当一部分网络媒体和消息发布者追求的是点击率、经济效益，追求一种个性的张扬甚至是哗众取宠，从而使网络传播中的信息真假难辨，有的虚假信息甚至会对政治力量或国家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网络传媒和网民的自身素质绝对是优化网络传播的关键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些信息和报道中带有明显倾向性与不实因素,绝不仅仅是由于网络传播的运作失当而产生的，美国的主导政治力量才是其根源。美国政治力量利用其强大的权力将网络视为其向民众喊话的传声筒，这种强势的做法势必会引起当代网络传播参与者的不满，由此本就存在的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也会更加激化。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网络传播和政治力量所追求的都是经济利益，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不协调关系就无法根本改善，只能通过双方运作方式和态度的改善来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力求使双方达到一个较为适当的契合点。
2．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受众在内的网络传播的所有参与者,与国家的政治力量即执政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存在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之间尖锐的矛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网络传播应当是国家政治力量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使政治力量能清晰直接地了解大众的需求与想法，也使大众更为直接地参与到民主政治中。
虽然我国对于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实际上我国对于网络传播优势的建构还远远不够。一个政府要想在政治传播中影响和赢得民意, 需要利用和开发网络媒体带来的软资源,制造舆论、设置议程, 从而形成自己的软力量优势。如何建构网络政治传播优势，需要国家在战略上的高度重视，在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力度的同时，更要在传播内容、方式、方法这些“软件”的创新上采取新的策略。只有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在相互影响中各自完善不断融合，二者才能达到最佳契合点。
第四篇：【案例】中国的两种宴席范文
中国的两种宴席
2008年06月21日
青年参考
多年来，我多次访问中国并在那里生活，练习用筷子的技能和学会跨越文化鸿沟，现在我想向读者传授一点个人体会。
作为一名在中国从商的外国人，如果你对中国做生意当中的一些做法有所了解，就能为你省去不少麻烦。我这里要讲的是中国宴席。
我参加过数百场吃喝盛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真宴席，一种是假宴席。我的看法是，在你拿起筷子前，要明白自己面对的是哪一种。
先说真宴席。这是与你的中国朋友欢聚的场合，属于那种安逸的、让人放松的聚会。在我的印象中，如果你拒绝这种宴席，那可是件严重的事情。你会因此失去结交知心朋友的机会，或至少会使他人犹豫以后是不是该请你加入他们的圈子。这意味着你可能会失去中国人的“关系”，而这是在中国长期做生意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朋友聚会时，没人在乎你是不是把汤洒在碗外，是不是懂敬酒的礼数，或者因为不会用筷子而老是把食物掉在桌上。你可以展现真实的自己，放下你作为西方人的客套。但是，你如何知道自己身处这种宴席呢？一个明显迹象是，没有人老是站起来敬酒，不停地称赞你的友谊，因为你们的友谊早已确立。所以，你可以放心地喝，开几句玩笑，不用担心次日上班时会被人拽到盥洗室训话。
不过，在这种场合你也要注意。你不要吝惜对中国进步的赞誉，不要过于停留在他们的不足上面，有关你自己国家的所谓优点要少说。最后，永远别忘了抢着去付账。可能到最后根本用不着你出钱，但你必须努力去这样做。
现在我们来看看你的中国商务之旅的艰难所在。
我将“假宴席”称之为“发现事实的宴席”。通常在这种场合会有你听说过的官员和商人参加，场面看起来就像是重大婚礼，似乎是个十分有趣的场合。但请相信我，事实不是这样。坦率地说，大多数这种宴席都让我觉得讨厌。
这种虚假的宴席总是一种试验场，你的潜在商业伙伴会借此挖出你的所需、了解你的性格，或许还会从中发现你的弱点。这种宴会不是休闲而是工作，它只能让人筋疲力尽。但是，除了考察你未来伙伴的盈亏状况、财务和业务历史之外，这种宴席是你在中国从商最重要的部分了。
为了对付这种吃吃喝喝的苦差事，你必须要有耐心、沉着应战，而且对在座的掠食者要有鲨鱼般的本能。如果你足够聪明，这种假宴席会为你所用。不要忘记这只是生意。
我们来看看这种宴席是如何进行的。
你会听厌那些冗长空洞的赞美之词，通常都是称颂你们的友谊如何伟大。要记住他们只是你刚刚见面的人，对这些赞美不必在意。不过，如果你观察敏锐，这些漂亮话会透露出宴席的社会结构——通常都是那些有权力的老板说得最多，其他的发言也往往与他们的地位和实力对应。
其间，你必须尝尝端上来的每道菜，并且不要忘了夸赞其味道鲜美，或至少说一些“有意思”和“别致”之类的话。你必须假装自己很享受没完没了的敬酒。你用筷子的技能必须说得过去。你不要说得太多。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会喝白酒。关于这一点，不妨看看英国商人布赖恩·索顿(Brian Thornton)的忠告：
“不要同意在上午签合同。下午会好得多。因为，如果他们头一晚为你大摆宴席，次日上午你的精神不会好。中国人的另一个奇怪之处是，他们晚上可能喝得一塌糊涂，但第二天仍能早早起来，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这给了他们相对于大多数西方人的明显优势，通常他们会利用这一优势。”
所以，在中国，要吃就吃、要喝就喝，但要小心。
第五篇：浅论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浅论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文化是20世纪伴随西方消费社会到来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和生活方式，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以消费至上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虽然消费社会尚在形成之中，消费主义文化也并未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但现代消费观念正在逐步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之中。
在很多情况下，消费主义代表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和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它最明显的特征，是将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看作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实现，看作是高质量生活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消费主义文化，换言之，这是一种后现代消费观。后现代消费的突出特征表现在，它是一种“异化”的与炫耀性的消费。
有学者将当代消费行为归纳为六大特征：一是早熟消费，即消费水平和质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二是畸形消费，即消费内容过多、过快地向高档化和享受型倾斜；三是豪华消费，即追求不切实际的奢侈、气派和浮华；四是炫耀消费，即把高消费当作实现社会优越感和虚荣心理的手段；五是悬空消费，表现为追求一种脱离经济发展以及个人消费承受能力的消费；六是情绪化消费，即把消费对象的占有、享受作为弥补精神空虚的手段，等等。
二、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目前就我国而言，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维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和侵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便推动我国走出全球化境域下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进而继续发挥其凝聚社会成员、维持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作用。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
三、消费主义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多样化价值观不断冲击着社会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取向，使社会成员处在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原本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在这种冲击下影响力不断减弱，表现在我国就是社会成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价值观出现不同程度的淡化，且经常被置于边缘的位置，个别情况下竟然面临着失语的危机。
其中，消费主义思潮就威胁着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一味强调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自由选择，承载的不仅仅是现代民众居家度日的准则和伦理，它强调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意志在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对民众日常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控制和主宰。
在现时代，消费主义文化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的威胁，主要在于潜移默化地诱使我国民众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价值取向、处世哲学等方面日益向西方认同，并不断剥离和解构着我国民众对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面对风险和挑战，如果仅仅一味依赖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屏蔽”思维和“封堵”策略，不仅无助于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凋零。为此，我们必须转换安危理念，建构安全机制，以软实力提升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长点，不断创新和发展国家意识形态，使之切入社会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