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规范行政执法权做到用权不任性

第一篇：如何规范行政执法权做到用权不任性

如何规范行政执法权，做到用权不任性

【概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决定》就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制度，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和完善作出了全面部署。这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既往提出的完善行政程序、建设法治政府的方针精神是一脉相承的。2015年12月出台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总目标：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章得到严格实施，各类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查处和制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经济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明显减少，对行政执法的社会满意度显著提高。早在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明确提出，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2008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提出，在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上，将市县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需经费统一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上，要求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行政执法环节、步骤进行具体规范，切实做到流程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抓紧组织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条款进行梳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能够量化的予以量化，并将细化、量化的行政裁量标准予以公布、执行。2010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继续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推进综合执法，减少执法层级，提高基层执法能力；要求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处置与疏导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特别强调要加强程序制度建设，细化执法流程，明确执法环节和步骤，保障程序公正。随着上述政策措施的出台，全国各地和中央部委先行先试，加大了行政执法的立法力度。2008年4月，湖南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成为我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2011年4月，汕头市政府出台实施的《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开创了全国地级市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先河。与此相配套，汕头市政府还制定了《汕头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等制度规范。国家各部委，如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林业局、发改委等部门也都出台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2014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围绕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明确了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改进市场监管执法、改革监管执法体制、完善监管执法保障等重点工作任务，提出到2020年建成体制比较成熟、制度更加定型的市场监管体系。这是新时期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必须与以往出台的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法规政策一并推进，有效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必须理解和把握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合法原则。行政执法权的取得必须法定化。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在法定权限内，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任何行政机关不得做出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权力职权法定要求各个权力主体必须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横向上、纵向上都不能越权。二是合理原则。体现了行政控权原则、合目的原则、比例原则。行政执法应当平等对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歧视。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避免行政权力的扩展和滥用。比例原则，就是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是必要、适当的。如果为达成行政目的必须对相对人的权益形成不利影响，那么这种不利影响应当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并且两者应当处于适当的比例。三是程序正当原则。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将行使行政职权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开，并听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四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必须撤销或者变更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此遭受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五是高效便民原则。高效便民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优质服务。六是权责一致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享有法定职权时，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权必有责，权责相对称，用权受监督，违法要受究，侵权须赔偿。就现行法律制度来讲，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依法补偿责任、监督检查责任和其他违法责任制度，对于执法人员来说，主要法律责任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国家赔偿追偿责任、执法过错责任，可以说，我国行政法对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规定已日趋完善。【制度设计】加强行政执法程序及相关制度建设，是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重要内容，对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减少和防止行政执法的主观随意性，提高行政执法效率，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程序和实体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就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重点制度做一讨论。第一，改革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制度。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最大程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许可，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的范围，最大幅度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取消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资质资格准入许可，研究建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加大取消和下放束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群众就业创业行政许可事项的力度，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对增加企业和公民负担的证照进行清理规范。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探索目录化、编码化管理，全面推行一个窗口办理、并联办理、限时办理、规范办理、透明办理网上办理，提高行政效能，激发社会活力。加快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实施在线监测并向社会公开，2015年实现部门间的横向连通及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贯通。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支持地方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坚决整治“红顶中介”，推进中介服务行业公平竞争。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部门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继续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加快工商登记后置审批改革。进一步推进工商注册登记制度便利化，2015年年底前实现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实行“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透明、规范、高效的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实行综合监管，推广随机抽查，探索“智能”监管。第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是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责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和量化的控制制度，是将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形及其结果抽象上升为一种规则，对有关行政裁量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进一步细化的经验构造，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执法职能的具体标准。2010年12月，河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对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方法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作出了规定，该制度具有很好的参照性。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要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综合考虑各地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情况的地域差异性，管理事项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影响，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公开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严格限定和合理规范裁量权的行使。建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应当遵循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处罚种类或者有处罚幅度的，裁量权基准制度应当规定选择处罚种类的具体情形和行政处罚幅度的具体标准。建立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制度应当遵循规范、便民、高效、服务的原则。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许可条件存在一定幅度的，裁量权基准应当列出各种幅度对应的具体情形；法律、法规、规章对作出许可决定的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可以选择的，应当明确规定作出许可决定的具体方式。建立行政强制裁量权基准制度重点对行政强制的种类、程序和时限进行细化、量化、具体化。对于当事人违法行为显著轻微，没有明显社会危害，涉案财物数额较小，实施非强制性管理可以达到行政目的的，行政机关不得对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建立行政征收裁量权基准制度应当遵循行政征收法定、公平、公开原则，重点对行政征收标准以及征、停、减、缓、免程序和权限进行细化、量化、具体化。建立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检查、行政给付等类型的裁量权基准制度，也应当明确执法行为的具体条件、标准、幅度、方式等，力求程序简化；时限缩短、方便群众。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划分裁量阶次，裁量阶次不得少于3个。要综合考评法定裁量和酌定裁量因素，运用数字考量模式等方式，将裁量因素与阶次划分有机结合。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要严格按照规范性文件的程序办理，听取意见、进行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决定、备案登记、向社会公布。第三，相对集中使用行政处罚权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指将若干个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集中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原有关行政机关不再行使已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的制度。早在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就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2002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对制度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规范。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提出，继续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认识不断深化，思路更加清晰。已经从行政处罚权集中使用制度试点向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综合执法延伸；明确了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等十大领域来推进综合执法工作，重点更突出。当前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推进综合执法改革和职能到位。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有关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推进执法重心向市县两级政府下移，把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出来的人员编制重点用于充实基层执法力量。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商务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支持有条件的领域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理顺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科学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提高行政强制执行效率。这是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总要求和重点措施。当前，要抓住《立法法》修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下放到“设区的市”有利契机，结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调整市、县（区）政府有关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有关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对部门交叉、管理分散的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归并整合，先在—些重点领域实现综合执法，逐步实现综合执法全覆盖。二是积极稳妥制定推进方案。深入研究本地区特定领域行政执法中的情况和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依法提出调整行政执法权的具体方案，制定相应的地方政府规章，对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综合行政执法的适用领域、工作范围，执行机构的职责权限、管理体制、机构编制、隶属关系、经费保障及与相关部门的职责划分等作出具体规范。三是抓好配套制度的衔接。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要与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相分离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异地行政执法协助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等有机结合，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要通过各层次的配套制度建设，科学界定综合行政执法的权力边界、运作流程和行为主体和责任承担，完善市场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四是加强行政执法保障措施。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有关行政执法保障的要求，各地行政机关履行执法职责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纳入本级政府预算，保证执法经费足额拨付。改善执法条件，合理安排执法装备配备、科技建设方面的投入。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严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第四，行政执法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形成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听证制度分行政决策听证和行政执法听证。1946年美国制定《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一次规定听证程序为行政程序的核心。我国1996年《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执法听证制度纳入行政执法程序之后，《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引入了行政执法听证制度。行政听证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正当程序与公共参与。正当程序在行政法领域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通知、听证及理由之陈述，意即行政机关在作出对公民个人权利或财产有不利影响的决定时，应及时通知当事人，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立场和观点的机会，并使当事人获知作出该决定的理由。行政听证制度就是将听取意见和说明理由两方面结合起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公共参与就是行政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决定过程，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增加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提高行政效率。目前，对于行政处罚行为，应依照《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43条的规定组织实施。对于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可参照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在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中予以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听证组织机关、应当听证的行政执法事项、听证会的前期组织听证会的举行程序、听证结果与运用、违反听证制度的行政责任等内容。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允许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旁听，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听证组织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作为行政执行的重要参考。第五，行政指导制度。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或者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指导、劝告、提醒建议等非强制性方式，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做出或者不做出某种行为的活动。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的话说，“作为新型的增量行政方式之一的行政指导，是一种不具有强制力、注重沟通协调、方式灵活多样的柔性管理方式，能够弥补法律缺失，降低执法成本，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利益均衡，有利于形成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协调关系，成为服务型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柔性管理方式”。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9条明确提出：要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这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农业法》、《劳动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行政法规增加了含有行政指导意义的条款，赋予了行政机关行政指导职能。近年来，质监、工商、税务、城管、环保等行政执法系统，推行行政指导制度，提高了执法成效，改善了管理者和被管理对象之间的关系，提升了政府形象。实施行政指导应当遵循合法、平等、公开、诚实信用、自愿选择等原则。行政指导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需要从技术、政策、安全、信息等方面帮助当事人增进其合法利益；需要预防当事人可能出现的妨害行政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需要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的其他情形。在指导方式上，主要是制定和发布引导性政策，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发布引导性信息，建议、辅导、提醒、规劝、示范等。针对部门行政职能不同，实行分类行政指导。对于行政许可事项，采取登记须知、办事指南、口头告知、短信提示等方式为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提供主动服务；对于办理年检、验照、审验等日常管理事项，采取发布公告、电话通知、书面通知等方式及时提醒管理相对人；对于在打击传销、危害食品安全、交通违章、违章建筑、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办案中，主要通过案例披露、法律宣传、咨询解答、说服劝告等方式进行警示教育，预防减少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实施行政指导涉及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应当经过专家论证，专家论证意见应当记录在案。行政机关要在梳理法定职责、服务举措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指导工作规则，确定实施行政指导的领域和方式，制定与行政指导方式相适应的程序规定、格式文书、档案管理制度，逐步形成对行政指导的监督、激励、考核和风险防控等制度。同时，要注重信息化手段在行政指导中的应用，不断加强行政指导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设。行政指导是一种事实行为，不产生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如果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指导权，在行政指导中要求当事人必须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必然会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有可能引发行政诉讼。所以行政机关必须很好把握行政指导的性质和内涵，依法依规推进行政指导工作的开展。第六，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应当立卷归档。”所谓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是指上一级人民政府对下一级人民政府，政府对所属行政执法部门，上一级行政执法部门对下一级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对所属行政执法机构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形成的业已结案的行政执法案卷进行检查、评议并实施监督的活动。近年来，全国各地和系统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实施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的具体办法、规则，并进行了实践探索，形成了制度性、经验性成果。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应对评查工作主体，成立评查机构，制订评查方案，细化评查程序，明确评查标准，评查结果应用等作出规定。行政执法案卷应当全面真实反映行政执法活动，体现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和规范性要求。审查重点主要包括：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执法程序是否符合法规规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执法文书使用符合法定要求，有关记录内容清楚，格式规范，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准确，裁量适当，行政执法决定的执行符合法定形式与要求，行政执法文书和材料的立卷归档符合立卷归档有关规定等。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设定一定分值的考核标准，将考核内容进行细化，使其更具操作性。根据评查标准，一般可以评定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评查的方法有选送案卷评查法、抽取案卷评查法、综合案卷评查法和其他案卷评查法。下一步，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的对象要从行政处罚执法案卷向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征收征用、行政强制、行政赔偿等执法案卷拓展；从注重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自身建设向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配套延伸。第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度。2001年7月，为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落实，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等部门先后单独或联合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推动各地区、各部门逐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制度。2012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201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2012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意见》。经过多年实践，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在维护接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落实衔接制度的法定职责。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切实做到该移送的移送、该受理的受理、该立案的立案。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检查时，发现违法行为明显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接到通报后，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派人进行调查，并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符合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及时将案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对案情复杂、疑难，性质难以认定的案件，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咨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研究，在7日以内回复意见。公安机关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经审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行政执法机关，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等违纪、犯罪线索的，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及时向监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依纪、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线索的行政执法机关。二是公安机关、监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等机制。确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由有关单位相互通报查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衔接工作的有关情况，研究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衔接工作的对策。健全案件通报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定期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通报查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情况以及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公安机关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销案情况；人民检察院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的情况。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纳入电子政务建设规划，拟订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工作计划，明确完成时间，加大落实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及时实现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之间执法司法信息互联互通。三是相关法规还强化了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促进制度的有效衔接。强化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行政监察对象有案不移、以罚代刑和对移送案件不依法办理等问题，实施监察，以监察决定、监察建议等方式予以纠正。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查办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或逾期未移送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行政执法机关责令限期移送；情节严重的，由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应当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隐匿、销毁涉案物品或者私分涉案财物的，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而不移送的，有关行政执法人员涉嫌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八，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有关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要求，在2016年年底前，各地区各部门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一次严格清理，全面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健全纪律约束机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逐步推行行政执法人员平时考核制度，科学合理设计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作为执法人员职务级别调整、交流轮岗、教育培训、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规范执法辅助人员管理，明确其适用岗位、身份性质、职责权限、权利义务、聘用条件和程序等。【要点提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创新行政监管方式，对于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地方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应当立足长远、把握大局，抓住影响行政执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强力推进改革和创新，加快形成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格局。一是正确把握行政执法改革方向。加强市场监管、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实现社会共同治理；方式是建立健全市场监管制度，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市场监管职责，落实市场主体行为规范责任、部门市场监管责任和属地政府领导责任，推进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法治化市场环境；目标是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实行宽进严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立足于促进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二是创新服务型行政执法理念。当代行政管理发展趋势已经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从集权行政向民主行政，从刚性管理为主向柔性管理为主转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推行的行政指导制度，行政调解制度，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和电子政务等，都体现了建设高效能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新趋向。因此，我们在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监管过程中，要改革传统思维定式，注意将管理、执法和服务有机结合，刚性执法和柔性执法有机结合，将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有机结合，促进行政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三是区分行政行为和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行为。行政指导的本质是一种非行政权的行为，承受行政指导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是否接受指导取决于其自愿性，而不是行政权固有的命令与服从的强制性。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必须服从的义务，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行为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只能视为行政相对人在接受行政指导行为之前已经自愿接受此种后果。行政指导契合市场和社会需求，凸显部门的服务职能，符合落实执政为民理念、建设服务性政府的要求。行政指导以说服、建议、协商、帮助的方法引导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朝着行政机关确定的管理目标方向发展，是今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四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责任制。加强执法监督，加快建立统一的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平台，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情况通报等制度，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防止和克服执法工作中的利益驱动，惩治执法腐败现象。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和制度建设，健全执法部门内部案件调查与行政处罚决定相对分离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建立健全“谁办案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执法岗位责任制。明岗定责，进一步梳理、细化执法职责，把执法职责分解落实到每个执法单位和每个执法岗位。做到权力与责任挂钩，有效解决有权无责、权大责小和权责脱节等问题。考核问责，进一步完善考核办法，科学制定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内部评议与外部评议相结合，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考核评议模式。评议考核结果要与执法人员的奖惩、晋升挂钩，作为奖励、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整合监督资源，实现对行政执法主体、依据、内容、程序等的全面监督，形成行政行为的每个环节都受监督的闭环体系。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以及监察审计等方面的监督。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及时处理群众检举和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创造条件让群众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相关案例】

一、案例概述2016年，国务院第119次常务会议取消了150多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审批事项，加上2015年已取消的62项，兑现了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上作出的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事项200项的承诺。此次放权的亮点，在于变“部门端菜”为“群众点菜”。“点菜单”里既有近年来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政协提案，也有新闻媒体及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审批问题，更有以专业调查搜集来的80多万个企业的意见。坚决整治“红顶中介”毫不手软。“红顶中介”被老百姓诟病已久，尽管其中利益纠葛异常复杂，清理难度极大，但这场“自我革命”没有止步不前。经过清理，国务院各部门共430余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中，近70％的中介服务事项，不再作为审批的必要条件。3年多来，国务院大力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让每一项权力都晒在阳光之下。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1个省份已全部公布省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其中24个省份公布了责任清单，17个省份公布了市县两级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行地方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促进了简政放权，提高了政府运作效率。清权、减权、制权、晒权，权力清单是对政府部门权力“大起底”。有的省级部门行政职权削减5000项左右，减幅达一半，有的地方还建立“行政权力数据库”，确保权力行使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越来越多的措施登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舞台。不仅要使各级各部门和每一位领导干部都明确手中有哪些权力、每项权力该如何行使，让社会公众都清楚遇事找谁、怎么办理，同时更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固化权力运行流程，实施动态监督管理，为权力行使加上制度和科技的“双保险”。放下该放的，管好该管的。行政执法，是管好该管的“基本面”。3年多来，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成效不断显现，“大盖帽”形象有了显著改善。

二、案例评述应当说，这些年来，尤其是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洗礼，以及政府简政放权的自我革命，“公章长征”的事情有所减少，脸好看了，门好进了，话也好听了。但在不少地方，群众仍然面临“中梗阻”的问题，“最后一公里”现象也依然存在。症结到底出在哪里？从权力运行本身反思，群众办事难，与制度不完善、问责机制不健全、一些干部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不无关系。在不少地方，由于没有明确而细致的权力清单和程序规定，一些工作人员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甚至故意刁难、拖延。有的则想着拿好处、吃“回扣”，明里暗里拿权力变现。正常渠道没法办，老百姓只好考虑托关系，找熟人，塞点“辛苦费”，送点土特产。“敲门敲断手，盖章跑断腿，电话永远没人接，等终于见到领导了，吃饭唱歌带洗脚，领导一摸红包薄，结果事儿又黄了。”网上流传的这个段子，生动地刻画了群众办事求人的无奈心理。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破解“办事难”，必须管住管好权力，让其规范化运行。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哪些权力是要保留的，各项行政职权的行使主体是谁，都有哪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都要作具体而微的规定，并向老百姓公布。《意见》还要求强化权力监督和问责，不按权力清单履行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将被依法依纪追究责任。通过这些制度设计，行政权力将纳入法治的轨道。权力清单的出台，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了更坚实的制度依托，“任性”的权力将被套上制度的“辔头”。具体说，百姓找政府办事，该找什么部门、该走什么程序、政府该怎么办、多长时限内办结，都由制度、清单规定得清清楚楚。政府工作人员不能刁难、拖延，否则百姓就可投诉，相关人员就会被问责，政府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到最低。“民者，国之根也。”解决老百姓“办事难”的问题，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促进办事规范化、法治化，将开启“办事不求人”时代。可以说，每一份权力清单，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书，都是对法治中国这本巨著最具体的注解。办事不求人，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最鲜活、最生动的情形之一。用法治的阳光，清除灰色地带，增强服务意识，才能让“办事难”成为历史的尘埃。就这个角度而言，中办、国办出台《意见》，用权力清单管住“任性”的权力，乃是人心所向、势之必然。当然，改革永无止境。推出权力清单，解决“办事难”，仅仅是迈出“让百姓办事不求人”的第一步。怎样提高办事效率，如何提高便利程度，诸如这些问题，也是“让百姓办事不求人”必须迈过的坎。“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沿着法治轨道，发挥制度效力，管住权力“任性”，我们就能在每一个事项、每一个环节中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啃下“办事难”这块硬骨头。

原文载《政府法治建设问题聚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主编：栾政明，副主编:韩哲。P39-53。整理：苏州市公安局信访处“不念，不往”。

第二篇：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同志们：

根据先进性教育的计划安排，由我来讲讲“廉洁从政”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廉洁从政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意义，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讲课的题目是《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中心十分明确，希望各位领导干部规范用权，廉洁从政。下

面：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第二个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及原因分析；第三个问题：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规范用权、廉洁从政，并与大家共勉。

一、与时俱进，坚定信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

反腐败是当前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正确认识反腐败形势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坚持反腐败信心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

（一）立足国情，表明了反腐败的坚强决心

反腐败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可以说我党自建党以来，就把反对腐败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特别近几年来，更是坚定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全面总结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严正指出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和惩治腐败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轻视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坚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工作，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同志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以2004年为标志，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出现了“三个转向”：第一，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第二，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第三，大力加强监督工作，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二）惩纠并举，保持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尤其体现在对腐败案件的坚决查处上。因为查处腐败案件是反腐败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动，是惩治腐败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民群众评价反腐败斗争成效的重要标志。只有严厉查处腐败案件，才能狠狠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才能鼓舞人民群众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信心，也才能表明我们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近几年来，中央严厉惩处了一大批腐败高官，比较典型的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案，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案，原河北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案，原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案，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案，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案，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案，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案，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案，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案，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案，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案，原海南省副省长孟庆平案，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副主席哈吉案，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凯案，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案，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案，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案，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案，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案等。并突出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1、重点打击干预经济活动的违法犯罪

市场经济应是公平、竞争的法制经济。如有意违背这基本原则，不恰当地干预经济活动，一般都有其夜幕下的交易。有力打击这方面的违法犯罪，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反腐败的重点所在。原

河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程维高，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就是插手经济活动而被中央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典型。程维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务，把河北省的建设工程项目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想给谁就给谁。程维高的许多问题，与南京某建筑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堂堂省委书记竟被一些人称为“河北最大的‘包工头’”。程维高热衷于介绍甚至指令建筑

工程的承发包，并把这些工程都交给了他早年在那里做过父母官的这家建筑公司。程维高被开除党籍。与程维高有着惊人相似情节的是，同样是原省委书记的刘方仁也热衷于插手工程发包，大搞“人情工程”、“条子工程”，然后从中获取好处，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受贿161万元人民币、1.99万美元。刘方仁被判处无期徒刑。

2、严肃惩处用人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近年来，我们党坚持“德才兼备”标准选拔任用了大批优秀干部，但另一方面，“买官卖官”现象时有发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腐败现象中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强烈不满的热点问题之一，基层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2004年2月，中组部对原吉林省靖宇县委书记李铁成、原辽宁省宽甸县委书记商殿举、原安徽省蒙城县委书记孙孔文、原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长马招德等４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件进行了通报。李铁城被判有期徒刑15年，商殿举、孙孔文、马招德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之中。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经常把主管人事工作的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述干部任命名单，并作为组织部意见提交书记办公会。其中一次，王怀忠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让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有不同意见或考察明显不合格的干部，仍强行安排。被称为“批发权力的市委书记”---原广西东兴市委书记刘德新利用撤区设市时科（局）领导干部需要重新任命的机会，收受了近30名下级党政干部的90余万元人民币后，顺水推舟将他们送上他们想要的位子，简直是“你出钱，我给权”，玩着权钱交易的游戏。刘德新被判处无期徒刑。最近查实的原山西省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自2003年9月担任县委书记至2004年5月的短短一年内，利用干部调整之机，涉嫌受贿共计人民币118万元。此外，其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计570万元，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买官卖官案。武保安的卖官之道为，首先在各种会议上大造调整干部的舆论，其次大谈自己的调整思路、用人标准，并征求干部对个人的意见，然后武保安对有想法的人进行不止一次的谈话，在谈话后，及时奉送大额贿金的，在安排职务时，论贿行赏，对于贿金不大或不合自己心意的，则束之高阁。武保安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之中。

3、狠刹赌博歪风

近年来，贪官豪赌的越来越多。赌博本身是一种恶习，而一掷千金地花纳税人的血汗钱狂赌更是恶习加罪恶。在国内，震惊全国的白洋淀特大赌城案涉嫌赌博、渎职、变造公文、贿赂等数罪的官员涉及省部级干部1人，厅级干部3人；有12人受到党政纪处分，1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更有甚者，一些贪官携巨额公款赴港澳和境外狂赌，原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总经理金鉴培贪污挪用公款1.44亿港元进赌场；原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长青拿5000万元公款到澳门豪赌；原鞍山市千山区水利局长李敬仁25次赴澳门赌掉78万元；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市财政局长李经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不仅在澳门豪赌，还4次登上著名的澳门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赌博，曾3天赌掉上千万元。近年来，仅公开报道的典型案例就有数十名官员和国企老总裁在澳门赌场，所输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难怪澳门赌场老板“夸奖”内地腐败官员说：“他们赌得大方，赌得爽！”，可见这类腐败分子在赌场把在内地潜藏在心中的欲望发泄得登峰造极。

从2004年末开始的由中央17个部委参与的打击赌博专项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参与部门最多的一次打击赌博的集中行动。仅在2004年里，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就某个具体赌博案件或个别泛滥严重地区的批示就达40多次。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明确提出，对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应予以免职，再依据规定处理；到国（境）外赌博的，要从严惩处。”最近，中纪委又通报了5起党员干部参赌被查处的相关情况，原广东省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邓耀华2001年至2004年3月，由他人出资多次到境外赌博。原广东省惠州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吴华立2002年1月至2004年3月频繁出境赌博，且涉案金额巨大。原山东省济南市拆迁办正处级调研员于长亮采用挪用公款，从企业、个人以及金融机构借、贷款等手段，筹措资金共计人民币560余万元，全部用于赌博和偿还赌债。原江苏省金坛市邮政局人事教育部副主任程宏，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挪用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和干部风险抵押金共计人民币47万余元，进行赌博活动，至案发前尚未退还。原河北省容城县张市粮站主任王福荣参与聚众赌博，将粮站的售粮款共计人民币39万多元全部用于赌博。从专项行动开始以来，有关部门暂停了57条到周边国家的出境游线路。目前中国周边4个国家的146个赌场处于歇业状态，有些已开始考虑转产。

（三）标本兼治，开创了反腐斗争的新路子

2005年1月3日，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施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经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明确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提出了有效反对和防止腐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实施纲要》强调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发挥整体效能；强调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强调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治理腐败，注重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实施纲要》体现了标本兼治、注重治本，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精神，反映了新形势下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常修为政之德，切实做到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继续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发挥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继续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必须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实施纲要》提出，要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决不是要放松惩治腐败的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继续抓得紧而又紧。进行有效预防本身就要求实行严肃惩治，而实行严肃惩治本身又有利于进行有效预防。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的纪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要针对暴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制定规范，堵塞漏洞，发挥办案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着力减少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增强干部群众对惩治腐败的信心，更好地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力。

二、形势严峻，不容松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新时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但是，我国现在仍处于腐败现象的多发和高发期，反腐败形势仍十分严峻。从违纪违法案例分析，当前，腐败现象呈现出“六个化”。

（一）在金额数量上，呈现出高额化

腐败分子对私利的追求已从实物形态转向货币形态，已不单单满足于对一般生活资料的占有，开始利用权力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攫取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有目的地聚敛钱财、积累原始资本。有的高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化堕落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担任省长助理及副省长的四年时间，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544万元，另有16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人民币4109万元。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在任职期间，受贿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利用职权为其情妇谋取不正当利益3000余万元。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非法受贿共计人民币1700万元。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目前据查证已贪污涉案金额达2.5亿元。最近查处的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厅长兼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从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4744.44万元，相当于河北省一个中等县的财政收入，平均每月受贿170多万元，平均每日受贿5万元，有一次1670万元放在16外旅行包里，从河北到北京拉了3趟才拉完，而且一个人搬完。李案前，湖北省进口汽贸公司董事长王俊、副总经理马波也因盗卖汽车进口配额受贿、贪污人民币4200万元，原来上千万元的案子，令人咋舌了。李的行径使善良的人们感到自己想象力的贫乏，其受贿金额已经破了“全国纪录”，成为目前全国个人受贿金额最大的案件。

（二）在职级层次上，呈现出高层化

由于党中央对惩治腐败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得到严惩。据统计数据显示，当前的腐败犯罪、犯罪分子的职务呈现高层化趋势。从1993年起,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年递增12。90年代共有3.2万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地厅级以上2000多名、省部级以上90余名。从最近两年统计数据分析，200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649件，结案172571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5458人。其中，县（处）级干部6043人，厅（局）级干部411人，省（部）级干部21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共8691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12人，省（部）级干部6人。2004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2032件，结案16060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83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有4775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98人，省（部）级干部11人。

（三）在范围领域上，呈现出复合化

腐败活动往往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过去比较多的是权钱交易，现在已发展到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和生活腐化于一身。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念，力求仕途升迁，烧香拜佛，并取法号“妙全”；为满足个人私欲，向6名企业家索要人民币共计1700万元；为方便与“女大仙”相会，专门在北京购置了房产。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河北省号称“二书记”，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政治上和经济上双重的暴发户，他32岁当上正厅级干部，最终的目标是能成为一方封疆大吏而进入国家领导层。他当时被河北省委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为省级后备干部。在“两规”前夕，还打电话给“大师”问会不会出事？他在经济上的受贿、贪污更是次数多、金额大。

腐败分子疯狂敛财，与其生活上的腐化有着密切关系。李真为自己配有3位秘书、2名服务员、1个警务人员。另外还有红颜知己。他们国税局除在秦皇岛、承德、廊坊建有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办事处，主要为自己服务。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喜欢穿名牌服装，在搜查其家时仅高档西装100多套，有一双皮鞋价值人民币8000多元。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先后30余次到澳门、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赌博；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向她们送钱送物；原沈阳市国资局局长郭久嗣花在“三陪”小组身上的钱将近百万元。这些人生活作风败环，严重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四）在行为主体上，呈现出团伙化

厦门远华案和慕绥新、马向东、李真、马德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都是典型的“窝案”、“串案”。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如厦门远华案有近200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150多名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包括原公安部副部长、福建省团委书记、厦门市委2位副书记、厦门市委常委、厦门市2位副市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厦门海关正副关长、厦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厦门市商检局副局长等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慕绥新、马向东案共牵出106起严重违纪违法案，涉及400余人。其中慕绥新先后收受沈阳市48个部委办和14个县市区中的共计62个单位以各种名义送的钱物；马向东收受了186个人的钱物。全案仅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就达84人，包括原沈阳市市长、常务副市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和3名副院长、市政府秘书长和3名副秘书长以及财政、建委、烟草、国税、地税、国资、物价、电信、土地等9名局长在内的一批中高级领导干部。李真案共牵出48起案件，涉及160余人。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所辖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牵涉其中，265名干部涉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可以看出，当前一些腐败案件已经呈现出个人的“单打独斗”向团伙性发展的趋势，通过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经济上的金钱关系，腐败分子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隐蔽化

随着社会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有些腐败现象由直接转向间接，或者打着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骗性、隐蔽性。一些腐败分子捞取钱财不单单是利令智昏，一时冲动，而是有计划、有预谋，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如大搞“曲线腐败”。有的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聚敛巨额家庭财产；有的借国有、集体企业转制、改制之机，通过压低资产评估、滥用担保和投资权利以及企业破产报损等手段，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慕绥新的前妻、女儿、女婿在沈阳注册十几家公司，通过慕绥新手中的权利，聚敛了7000万元的财产。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通过为儿子办公司获取500余万元不正当利益，通过为他人办事由其妻子、儿子收受钱财达3000余万元。原深圳市委副书记刘涛利用职务之便，向4家国营企业领导打招呼，使其儿子获得建设工程，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一只项目就轻易获利人民币2000万元。现在还有一些腐败分子为了逃避监督，借机到外地吃喝玩乐，甚至出入色情场所，嫖娼、赌博，搞起了“异地腐败”。有的腐败分子的作案动机更具隐蔽性，大搞“期权腐败”。

（六）在作案空间上，呈现出涉外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的腐败分子利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的机会谋取非法利益。他们有的把作案地点选在国外、境外，有的腐败分子将赃款转移到国外、境外，有的涉案人员逃往国外、境外，滞留不归。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港商在内地承揽工程、协调贷款后，收受港商25万美元。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为港商承揽工程后，让女儿在香港收受港商20万美元，直接汇入其在日本银行账户。原沈阳市市长马向东在香港的秘密账户存有40万美元赃款，中纪委对马向东立案“两规”后，其妻章亚非又将186万美元转移到马来西亚。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得知组织上调查他的问题后，将72万美元、131万港币转达移到香港，存入外国银行，将收受他人的41万美元存到新加坡。在中央纪委查办的几起大要案中还有数十名涉案人员逃往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及香港澳门地区，有的至今未归。潜逃到美国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早在1996年通过其在美国的亲戚缪某购置了曼哈顿中城一座5层大楼，该楼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报广场，目前，该楼房的市场价值约四五百万美元。据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多名腐败官员外逃，带走大约500亿美元资金。

以上特点足以说明目前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这些现象，正降低着政治治理的公正，衰减着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扰着市场经济的规则，污染着社会道德风气，威胁着党和政权的建设。为什么在反腐败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如此严重呢？当然，腐败现象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期望现在乃至将来能使腐败现象灭绝，但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甚至熟视无睹，并且必须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对策。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体制存在缺陷。有人说：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当前，社会还处在转型期，旧体制不合理新体制不规范，使得腐败现象仍有滋生的土壤。一是权力运行体制不科学。“议行合一”，权力设置不当，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元化”领导、“一把手”负责往往变成党委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程维高在河北一统天下，独断专行。用书记的权力插手干涉行政政务；变着法子把纪委书记搞下台；调动司法力量，把郭光允同志关进劳教所；一拍板，就让人发通知把17个县的书记同时给免了。二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资源要素配置的行政化仍十分明显。所谓的“审批经济”可以一言而概之。这样，审批者难免从理性经济人的本性出发设租获利。李友灿唯一的权力即掌握河北省汽车进口配额的审批。2001年卖到3-4万元一个，2003年炒到13万元左右一个。管制和垄断是腐败的温床，它给了李设租捞钱的绝好机会，而且捞得如此容易。如此明目张胆，如《天下无贼》中的台词“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其实，配额亦可拿来拍卖，既可增加国家收入，又能杜绝寻租漏洞。三是财政管理体制不规范。科学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资金预算缺少刚性，约束力不强，“收支两条线”未能全面真正落实，国库集中支付还处在探索起步阶段。所以，“账外账”“小金库”难以及时发现和杜绝，这些“账外账”“小金库”往往是腐败的源头。有人认为，改革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是反腐败和加强监督的最好结合点。如预算改革将各级政府的行为细节展现在阳光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四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尽管我国早已向市场经济迈进，但现行用人体制仍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转圈。干部选拔缺乏公平竞争的规则，主观随意性大，长官意识多，提名环节不清，考察了解失真。权力来自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口号，以致给跑官要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出现了“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等现象。

（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目前的教育说服力、影响力减弱，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外，最关键的还是言行不一，讲做脱节，因为人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双重人格的现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门流水官”，这说明他有清醒的头脑，应该是一个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达昌因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资金1亿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在上任的时候大打廉政牌，不论大会小会，言必谈廉政。有时候，讲到动情之处，竟然眼眶湿润。石发亮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他还把这句话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却大开狮口，疯狂受贿索贿几百万元，最多一次索贿80万元；“不虑小过，必有大祸”，这是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说的话，可就是他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数百万元，先后包养7名情妇，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为怪了。

（三）监督缺乏力度。“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大凡腐败分子的堕落，无一不是从权力失去监督开始的，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而目前的监督体制、社会氛围、复杂程度都使监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难言的尴尬。从监督体制来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监督别人又要受制于别人的尴尬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监督效能的发挥。从社会氛围来看，“批评领导，怕官位不保；批评同级，怕关系不好；批评下级，怕选票减少。”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现象，已使人们见怪不怪，甚至坦诚直言、敢于批评监督的人被当成了另类；有的还招致打击报复。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送进劳教所；河南省舞钢市原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吕净一因举报该市市委书记李长河而几近灭门；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干部陈少青署名举报该局局长叶东雄的腐败劣迹，并由此引发了海南省工商系统的“反腐风暴”。可就当腐败者锒铛入狱之际，“反腐英雄”却屡遭打击，先是被贬到边远乡镇；接着遭不明身份歹徒殴打致重伤；叶东雄的亲信们还利用竞岗中民主测评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陈少青的“不信任”票将其淘汰……迫不得已，陈少青打算辞去公务员职务，带老婆孩子回乡务农或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从监督对象、客体的复杂程度来看，易发环节多，涉及范围广（八时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异地，甚至跨国），透明度差，隐藏性强，有的还遭遇法律障碍（如保护隐私等），所以，导致实施监督难而又难。如此这般，监督乏力已不难理解了。胡长清曾说：“组织的监督对我来说，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

（四）价值取向扭曲。应该说以上几方面主要是客观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样，打倒自己的还是自己。那么打倒自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觉得出在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上。如把占有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就会不择手段攫敛钱财，而忘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把职位的高低作为显示人生价值的标志，就会挖空心思地跑官要官，而置尊严廉耻于不顾；如把享乐安逸的程度作为度量人生价值的标杆，就会及时行乐，寻求刺激，甚至吃喝嫖赌，骄奢淫逸。腐败分子、腐败行为各式各样，但从内因来说，无不是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

三、抓住关键，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一）要正确认识权力，有一个好心态

权力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条：一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二是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这两个解释实质都点出了权力就是一种支配力量，只不过支配的范围和力度有大小罢了。那么，这种“支配力量”意味着什么呢？

权力就是责任。权力与责任成正比关系，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平时常说的权责统一就是这个道理。在年初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任书记专门就“党员领导干部要担责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讲到，我们领导干部既要“对上”负责，做到政治上时刻清醒，决策上坚决执行，全局上得力谋划；更要“对下”负责，承担起“兴一方经济”、“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为什么要担责任，就因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因而就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权力意味奉献。领导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想不辱没这份权力，创出应有的业绩，那就需要一种奉献精神。这不是一句空话、大话，而是一句大实话。首先，领导干部要深思熟虑、深谋远虑，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既要精心谋划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使工作不出纰漏、更富成效；同时，又要有审视全局的意识，为整体发展多提建议、多出点子。如果没有一种奉献精神，很难做到守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思、动得好脑筋。其次，领导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干得更多。除了平时八小时之外要多干，休息日要多干之外，特别是遇到急难险重的工作、突发性的事件，更是要冲锋陷阵奔赴一线。尤其是外地交流干部，更是舍小家、为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劳动。张思德是队长，所以比别人干得多，以致牺牲。郑培民乐奉献，才对从米箩到糠箩一点不介意，反而对湘西是那样情深意长。再次，领导干部要无微不至、刚柔相济，比一般人管得更多。经济发展的大事，社会稳定的要事，群众的冷暖、百姓的疾苦等都要放在心上。（如郑培民同志关心孩子之事。）碰到坏人坏事，看到歪风邪气更要刚正不阿，坚决斗争，不怕丢选票，不怕掉乌纱。这更需要奉献精神。

权力是双刃剑。权力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也可以变为谋取一己私利的私产；既可以锻炼人，使人建功立业，也可以腐蚀人，使人身败名裂。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再次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面对各种诱惑，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目前所处环境带来的挑战和行使权力时的风险，时时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如果在权力面前不能正确把握自己，“权令智昏”就很有可能祸国殃民。重庆市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忠县的黄金镇政府，竟然修成了“天安门”城楼的样式，耗资400余万元。安徽省亳州市（县级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为了炫耀其荣登市委书记宝座，举行了一次亳州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式，在阅兵仪式上，亳州市各行各业，只要有统一服装，公检法司、土地、工商、税务等执法单位一律统一制服，武警组织方队在前，中小学放假参加阅兵，整个阅兵闹剧持续了三个小时，全市耗费200多万元。无怪乎有人在事后感叹，有权者如果不把权力用在正道上，一个劲想着用炫耀权力的方式来享受权力，就有可能引发某些官员的权力痴呆症。再比如有一些行业已经成为“高危”行业，像交通、土管等等部门。有数据显示，自1997年以来，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已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以及江苏、安徽等九个省份，这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厅长现象”，河南更是创下了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这些厅长的“一支笔”往往掌管着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资金，权力不可谓不大，但正因为权大，而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权大者”趋之若骛，最终使“权大者”中糖弹（钱弹）而倒下。这足以说明权力双刃剑的秉性。

如果能对权力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好心态。说起好心态，非常重要，因为有些问题往往是心态失衡的结果。如果能深知权力是责任，是奉献，是双刃剑，那么就大可不必为权小位低而心态失衡。因为，在你接受、增大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责任的加重，要求的提高，风险的增大。多年前，我曾说过：一个不想以权谋私的人，就不会去谋权。即便你就是为了多担责任，多作奉献，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话，那也尽可以在现有的岗位上干出实绩，得到组织的认可；在公开选拔中凭借实力，让组织挑选，而没有必要去跑官要官，谋求权力。事实证明，那些不择手段跑官要官者，无不是以私利为目的，或想名气好听，或想条件变好，或想钞票增多等等。如果我们领会了权力的真谛，又不想亵渎权力，那么在权力面前，就保持良好的心态吧！况且，我们也应该知足常乐了。

（二）要科学制衡权力，有一套好制度

党的十六大提出“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权力制衡”要求，强调“从决策和执行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事求是地说，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完善，科学制衡权力的制度也不健全，还未形成刚性的操作性强的科学合理的体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进一步探索，进一步完善。

第一点，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权力架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是有效规范部门职能，合理配置权力资源，科学制衡公共权力的必然要求。这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推进政府系统决策、执行相分离的改革，像英国首相梅杰上任施政以后，首先就是成立专门的执行局，来承担政府服务性的职能，目的就是要改革政府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管理模式，有关数据显示，英国政府有75的公共服务是由执行局来完成的。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篇国内记者到外国考察的报道，那位记者被邀请参加某发达国家一座城市议会的周例会旁听，他发现市长在会上向议员们汇报的9项工作中，有的仅涉及1000美元的开支，而如果议会不批准，市长连花这1000美元的权力都没有。这跟我们那些腐败分子动辄挪用挥霍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公款的案例相比，构成了多么大的反差。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从我们国内来看，已经有不少地区迈出了改革探索的步子，有的成立了城市管理联合执法局、建筑二局等，就是要把一些分散在各有关部门的执行权集中起来，实现“办、管”分离，解决自定规矩、自己执法的问题。如深圳区就是探索得比较早、比较多的。从我们上虞来看，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也是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原则，以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的。像我们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投标中心和招标投标监督办、国家建设项目专业审计分局等机构，就体现了“监、管、办”相分离的基本精神，对于规范建设工程、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集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行为，起到了非常大的规范制约作用。招投标中六套表格的设计启用，也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今年，王永昌书记两次在大会上提出政府投资项目要实行代建制。

第二点，要切实执行市委关于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规则。2004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上虞市乡镇、街道，市直部门（单位）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试行）》，这只文件肯定发到了各个单位，但每个单位是否都认真组织学习并正在落实，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应该说，这项制度，是目前保证我们领导班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最有力武器。尽管各单位以前也根据各自实际，制定有各种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议事规则，但是，市里这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的出台，对我们这方面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这项规则对重大事项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对哪些可列入重大事项的事权议题、人事议题和财权议题都作了列举式的说明。对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进行了明确规范，如研究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领导集体成员到会方可举行，其中分管此项工作的领导集体成员必须到会；如不得搞临时动议，凡只有议案，没有科学论证材料的，视为上会材料不全，不得进入集体决策程序；又如，研究重大事项的会议讨论时，主要负责人不应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须听取其他领导集体成员的意见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再如，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会议后，须形成会议纪要，并将决策结果进行公开，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等。对这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有关单位如果不认真贯彻执行，市委组织部将按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市纪委（监察局）对违反规则并产生严重后果的，将按党纪、政纪条规作出纪律处理。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希望各位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单位的“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切实落实，会议以后，务必再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加以学习，并结合实际，制定完善各单位相应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真正做到按制度用权、照规矩办事。

第三点，要大力推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四不直接管”也就是：“一把手”不直接管财务、不直接管人事、不直接管购物、不直接管工程，而是由副职分工负责，“一把手”进行监督把关。实施“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重要权力进行适度分解，科学制衡，从程序上保证权力在透明、公正的框架内运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已经在一些地区试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上虞市委、市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2003年，市委印发了第30号文件《关于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其中关于监督管理主要内容的第五条明确规定：在财务管理上，乡镇（街道）由乡镇长（办事处主任）审批，部门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财务的副职审批，委托审批的部门行政“一把手”仍为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当初发这个文件的时候，我们原本是想明确部门由“一把手”委托分管副职审批，后来考虑到“一把手”是法人代表，权与责必须统一，结果改成了文件中这样表述：“部门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财务的副职审批”。）全市有不少部门的“一把手”从自觉接受监督、切实规范用权的角度出发，把财务审批权委托给了副职，像教体局、交通局、水利局、审计局等都做得很好，市委任书记也在有关会议上予以充分肯定。我想，我们的“一把手”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应该能放得开手脚，既充分信任授权，又加强监督检查。（有的小单位不愿意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一个信不信得过，摆不摆得平的问题。）

至于在管人方面，更要注意权力制衡，以预防和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现在，民主推荐、常委会、全委会票决制已较普遍实行，应该说是好的，但我认为仅有这些制度仍十分不够，因为有时的民主推荐简直跟指定差不多，而票决时几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2004年第6期《党建研究内参》上刊登了瑞安市委《关于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的探索》一文，文中说：问卷调查发现，造成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失误的原因，制度机制方面的占59.04，心里偏向等主观原因占40.96。进一步分析制度机制，属于制度缺陷的占47.85，执行不严的占27.32，监督不到位的占17.37，管理幅度过宽的占7.46。上述数据表明，制度缺陷是用人不当甚至用人腐败的主要因素。

在这制度缺陷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就是初始提名制度缺失。干部工作实践表明，初始提名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环节，也是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环节。干部一旦被提名，基本上就意味着被任用。问卷调查分析，选拔任用程序成分因子中，提名指向因子权重为89.04，决定机构意见因子权重为10.96。再进一步分析，推荐提名对干部任用的重要性为51.96，考核考察为23.5，讨论决定为16.64，任前公示为7.9。2000—2002年，瑞安市298名正科级干部，初始提名者被最后任用的292位，占97.99。所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关键要从规范提名程序入手。因而，从2002年8月开始试行“提名程序规范化、民主化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不再展开，其实质性内容就是加强对初始提名程序的规范，目的就是加强对用人权的制衡。刚才说的是程序问题，还有一个规则问题，对权力的制衡很重要。最近看到《当权力监督民主》一文，说的是黑龙江省的“政坛地震”，继田凤日、韩桂芝之后又有5个副省级和一批地市、厅局级干部纷纷落马。有人问，这些人当时如何能被选上、且能高票通过？其中一个细节，即选举方法竟然是同意的不划任何标记，不同意的划“×”，弃权的划“O”。以致许多代表根本就不带笔，有的竟干脆不穿外套以表明未带笔。如此“民主监督”竟成了“监督民主”，“民”其实很难“主”了。通常说“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人亡”，其实更本质的是“只有权力制衡才不会政息”。没有完善的权力制衡制度，其结果是“监督”几近虚设，“民主”几成儿戏。

（三）要大力加强监督，有一个好环境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哲理大家可能都认同，监督有多种途径、形式，如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大家可能也都耳熟能详。那么，如何才能使监督真正有序、有力、有效，这决非易事。关键要有一个好环境：即被监督者欢迎监督，接受监督；监督者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社会各界也要支持监督、配合监督。唯有如此，才能使监督改变身份，有个好名声：变做坏事为做好事，变得罪人为关心人、保护人。

首先，是被监督者要有“畏惧”两字，诚心诚意地欢迎、接受监督。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最近任书记推荐给我们看的一篇文章中，第二个部门讲的就是“畏”字哲学，它一开头就说：行廉政，慎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这些都告诫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时心存“畏惧”两字。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初”，牢记“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微”，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1的错误会导致100的失败，也就是100－1＝0”；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独”，牢记“要使人不知，除非己不为”，还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否则，虽然可一时痛快，然而等着他的必将是波涛覆舟、灭顶之灾。如果真正心存“畏惧”了，那你一定会欢迎监督，接受监督，因为你知道被监督是对自己的爱护、保护，既可以防患于末然，也可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甚至可以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李真在忏悔书中有这样几句话，他说，组织上对我的查处，如果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会比现在更严重。这很能说明问题。（我市某部门一个原主要领导被判刑后……）

其次，是监督者要有“无私”两字，铁面无私地敢于、善于监督。作为承担监督职责的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常常由于受这样那样的牵制，监督工作不能很到位。这里我不想探讨有关监督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重点讲讲监督者要心存“无私”两字，只有去除私心杂念，不计个人得失，才能大胆实施监督、善于开展监督，正如俗话说的，无私才能无畏。如果老是想着自己的面子、票子、帽子、位子甚至儿子，就无法挺直腰杆，难以做市委任书记所讲的“铁面干部”。台州市黄岩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已提为台州市纪委副书记）李友星有一句名言，“怕死就不当纪委书记”。1993年到2003年间，李友星参与查办的案件达940起，涉及副科级以上干部129人，直接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在查办这些大案要案中，李友星经常接到恐吓电话或威胁；有的公开叫嚣要把他“放倒”；有人开摩托车撞他；还有人甚至跑到他老家去威胁他身患绝症的80岁老母亲。李友星同志能这样说、这样做，绝对是“无私”支撑着他。那样的高度的。

当然，我们领导干部往往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于一身，所以必须要有双重要求，既要欢迎、接受监督，又要大胆实施监督。这里尤其要说的是，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这一个矛盾体中，被监督者是内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被监督者拒监督于千里之外，便会千方百计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法，我有逃法”。

再次，是社会各界要有“理解”两字，积极主动地支持、配合监督。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认识，如认为严格监督是“小题大作”、未与人为善、影响经济建设、影响发展环境等等，有的甚至说情、放风，人为制造障碍。其实有的需要“小题大作”，如公款吃喝、公车私驾等问题，管起来是小事情，但恰恰会吃坏了形象、驾坏了作风，甚至酿成大错。如王国鑫一事。至于怎样才是“与人为善”，也要有正确的理解。如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不加指出纠正，说不定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一般错误发展成违纪，违纪发展成犯罪，那样，就决不能是与人为善，而是与人为恶了。至于我们在定性量纪时，能轻则轻，也是我们的原则，但这里的前提是“能轻”。至于影响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那要看怎么理解了，或许一时有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整体来看，恰恰需要我们营造一个公正清廉的环境，如果一个地方规则意识、法制意识不强，歪风邪气上升，贪污贿赂成风，那才会影响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呢！还有一般情况下，监督者的监督是对事不对人的。因此，社会各界要心存“理解”，知道监督的好处，体谅监督的难处，并尽可能地参与监督，形成合力，增强实效。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即目前的监督乏力和今后的监督有效，无不与“实事求是”“说真话”有关。正因为缺少“说真话”的氛围，所以，被监督者不愿说真话，监督者不敢说真话，当然，根子可能在有人不是真正想听真话。这可能也是我们漫长的封建历史所造成的“劣根性”。中央党校大门进去的中间立着“实事求是”的字碑，有人总结了几句话：“迎着实事求是来，围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了实事求是干”。呜呼哀哉！

同志们，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务必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怀律己之心，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处世，清清廉廉为官，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勤勤恳恳地服务于人民，为把我市建设成为滨江生态型现代化中等城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三篇：把握形势 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同志们：

根据先进性教育的计划安排，由我来讲讲“廉洁从政”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廉洁从政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意义，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讲课的题目是《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中心十分明确，希望各位领导干部规范用权，廉洁从政。下面：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第二个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及原因分析；第三个问题：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规范用权、廉洁从政，并与大家共勉。

一、与时俱进，坚定信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

反腐败是当前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正确认识反腐败形势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坚持反腐败信心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

（一）立足国情，表明了反腐败的坚强决心

反腐败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可以说我党自建党以来，就把反对腐败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特别近几年来，更是坚定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全面总结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严正指出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和惩治腐败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轻视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坚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工作，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同志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以2004年为标志，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出现了“三个转向”：第一，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第二，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第三，大力加强监督工作，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二）惩纠并举，保持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尤其体现在对腐败案件的坚决查处上。因为查处腐败案件是反腐败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动，是惩治腐败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民群众评价反腐败斗争成效的重要标志。只有严厉查处腐败案件，才能狠狠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才能鼓舞人民群众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信心，也才能表明我们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近几年来，中央严厉惩处了一大批腐败高官，比较典型的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案，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案，原河北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案，原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案，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案，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案，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案，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案，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案，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案，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案，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案，原海南省副省长孟庆平案，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副主席哈吉案，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凯案，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案，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案，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案，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案，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案等。并突出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1、重点打击干预经济活动的违法犯罪

市场经济应是公平、竞争的法制经济。如有意违背这基本原则，不恰当地干预经济活动，一般都有其夜幕下的交易。有力打击这方面的违法犯罪，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反腐败的重点所在。原河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程维高，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就是插手经济活动而被中央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典型。程维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务，把河北省的建设工程项目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想给谁就给谁。程维高的许多问题，与南京某建筑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堂堂省委书记竟被一些人称为“河北最大的‘包工头’”。程维高热衷于介绍甚至指令建筑工程的承发包，并把这些工程都交给了他早年在那里做过父母官的这家建筑公司。程维高被开除党籍。与程维高有着惊人相似情节的是，同样是原省委书记的刘方仁也热衷于插手工程发包，大搞“人情工程”、“条子工程”，然后从中获取好处，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受贿161万元人民币、1.99万美元。刘方仁被判处无期徒刑。

2、严肃惩处用人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3、狠刹赌博歪风

（三）标本兼治，开创了反腐斗争的新路子

2005年1月3日，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施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经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明确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提出了有效反对和防止腐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实施纲要》强调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发挥整体效能；强调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强调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治理腐败，注重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实施纲要》体现了标本兼治、注重治本，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精神，反映了新形势下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常修为政之德，切实做到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继续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发挥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继续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必须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实施纲要》提出，要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决不是要放松惩治腐败的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继续抓得紧而又紧。进行有效预防本身就要求实行严肃惩治，而实行严肃惩治本身又有利于进行有效预防。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的纪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要针对暴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制定规范，堵塞漏洞，发挥办案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着力减少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增强干部群众对惩治腐败的信心，更好地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力。

二、形势严峻，不容松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新时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但是，我国现在仍处于腐败现象的多发和高发期，反腐败形势仍十分严峻。从违纪违法案例分析，当前，腐败现象呈现出“六个化”。

（一）在金额数量上，呈现出高额化

（二）在职级层次上，呈现出高层化

（三）在范围领域上，呈现出复合化

腐败分子疯狂敛财，与其生活上的腐化有着密切关系。李真为自己配有3位秘书、2名服务员、1个警务人员。另外还有红颜知己。他们国税局除在秦皇岛、承德、廊坊建有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办事处，主要为自己服务。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喜欢穿名牌服装，在搜查其家时仅高档西装100多套，有一双皮鞋价值人民币8000多元。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先后30余次到澳门、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赌博；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向她们送钱送物；原沈阳市国资局局长郭久嗣花在“三陪”小组身上的钱将近百万元。这些人生活作风败环，严重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四）在行为主体上，呈现出团伙化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隐蔽化

随着社会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有些腐败现象由直接转向间接，或者打着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骗性、隐蔽性。一些腐败分子捞取钱财不单单是利令智昏，一时冲动，而是有计划、有预谋，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如大搞“曲线腐败”。有的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聚敛巨额家庭财产；有的借国有、集体企业转制、改制之机，通过压低资产评估、滥用担保和投资权利以及企业破产报损等手段，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慕绥新的前妻、女儿、女婿在沈阳注册十几家公司，通过慕绥新手中的权利，聚敛了7000万元的财产。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通过为儿子办公司获取500余万元不正当利益，通过为他人办事由其妻子、儿子收受钱财达3000余万元。原深圳市委副书记刘涛利用职务之便，向4家国营企业领导打招呼，使其儿子获得建设工程，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一只项目就轻易获利人民币2000万元。现在还有一些腐败分子为了逃避监督，借机到外地吃喝玩乐，甚至出入色情场所，嫖娼、赌博，搞起了“异地腐败”。有的腐败分子的作案动机更具隐蔽性，大搞“期权腐败”。

（六）在作案空间上，呈现出涉外化

以上特点足以说明目前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这些现象，正降低着政治治理的公正，衰减着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扰着市场经济的规则，污染着社会道德风气，威胁着党和政权的建设。为什么在反腐败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如此严重呢？当然，腐败现象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期望现在乃至将来能使腐败现象灭绝，但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甚至熟视无睹，并且必须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对策。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目前的教育说服力、影响力减弱，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外，最关键的还是言行不一，讲做脱节，因为人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双重人格的现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门流水官”，这说明他有清醒的头脑，应该是一个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达昌因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资金1亿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在上任的时候大打廉政牌，不论大会小会，言必谈廉政。有时候，讲到动情之处，竟然眼眶湿润。石发亮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他还把这句话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却大开狮口，疯狂受贿索贿几百万元，最多一次索贿80万元；“不虑小过，必有大祸”，这是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说的话，可就是他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数百万元，先后包养7名情妇，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为怪了。

（三）监督缺乏力度。“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大凡腐败分子的堕落，无一不是从权力失去监督开始的，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而目前的监督体制、社会氛围、复杂程度都使监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难言的尴尬。从监督体制来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监督别人又要受制于别人的尴尬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监督效能的发挥。从社会氛围来看，“批评领导，怕官位不保；批评同级，怕关系不好；批评下级，怕选票减少。”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现象，已使人们见怪不怪，甚至坦诚直言、敢于批评监督的人被当成了另类；有的还招致打击报复。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送进劳教所；河南省舞钢市原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吕净一因举报该市市委书记李长河而几近灭门；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干部陈少青署名举报该局局长叶东雄的腐败劣迹，并由此引发了海南省工商系统的“反腐风暴”。可就当腐败者锒铛入狱之际，“反腐英雄”却屡遭打击，先是被贬到边远乡镇；接着遭不明身份歹徒殴打致重伤；叶东雄的亲信们还利用竞岗中民主测评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陈少青的“不信任”票将其淘汰……迫不得已，陈少青打算辞去公务员职务，带老婆孩子回乡务农或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从监督对象、客体的复杂程度来看，易发环节多，涉及范围广（八时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异地，甚至跨国），透明度差，隐藏性强，有的还遭遇法律障碍（如保护隐私等），所以，导致实施监督难而又难。如此这般，监督乏力已不难理解了。胡长清曾说：“组织的监督对我来说，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

（四）价值取向扭曲。应该说以上几方面主要是客观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样，打倒自己的还是自己。那么打倒自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觉得出在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上。如把占有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就会不择手段攫敛钱财，而忘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把职位的高低作为显示人生价值的标志，就会挖空心思地跑官要官，而置尊严廉耻于不顾；如把享乐安逸的程度作为度量人生价值的标杆，就会及时行乐，寻求刺激，甚至吃喝嫖赌，骄奢淫逸。腐败分子、腐败行为各式各样，但从内因来说，无不是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

三、抓住关键，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一）要正确认识权力，有一个好心态

权力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条：一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二是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这两个解释实质都点出了权力就是一种支配力量，只不过支配的范围和力度有大小罢了。那么，这种“支配力量”意味着什么呢？

权力就是责任。权力与责任成正比关系，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平时常说的权责统一就是这个道理。在年初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任书记专门就“党员领导干部要担责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讲到，我们领导干部既要“对上”负责，做到政治上时刻清醒，决策上坚决执行，全局上得力谋划；更要“对下”负责，承担起“兴一方经济”、“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为什么要担责任，就因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因而就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权力意味奉献。领导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想不辱没这份权力，创出应有的业绩，那就需要一种奉献精神。这不是一句空话、大话，而是一句大实话。首先，领导干部要深思熟虑、深谋远虑，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既要精心谋划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使工作不出纰漏、更富成效；同时，又要有审视全局的意识，为整体发展多提建议、多出点子。如果没有一种奉献精神，很难做到守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思、动得好脑筋。其次，领导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干得更多。除了平时八小时之外要多干，休息日要多干之外，特别是遇到急难险重的工作、突发性的事件，更是要冲锋陷阵奔赴一线。尤其是外地交流干部，更是舍小家、为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劳动。张思德是队长，所以比别人干得多，以致牺牲。郑培民乐奉献，才对从米箩到糠箩一点不介意，反而对湘西是那样情深意长。再次，领导干部要无微不至、刚柔相济，比一般人管得更多。经济发展的大事，社会稳定的要事，群众的冷暖、百姓的疾苦等都要放在心上。（如郑培民同志关心孩子之事。）碰到坏人坏事，看到歪风邪气更要刚正不阿，坚决斗争，不怕丢选票，不怕掉乌纱。这更需要奉献精神。

权力是双刃剑。权力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也可以变为谋取一己私利的私产；既可以锻炼人，使人建功立业，也可以腐蚀人，使人身败名裂。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再次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面对各种诱惑，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目前所处环境带来的挑战和行使权力时的风险，时时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如果在权力面前不能正确把握自己，“权令智昏”就很有可能祸国殃民。重庆市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忠县的黄金镇政府，竟然修成了“天安门”城楼的样式，耗资400余万元。安徽省亳州市（县级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为了炫耀其荣登市委书记宝座，举行了一次亳州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式，在阅兵仪式上，亳州市各行各业，只要有统一服装，公检法司、土地、工商、税务等执法单位一律统一制服，武警组织方队在前，中小学放假参加阅兵，整个阅兵闹剧持续了三个小时，全市耗费200多万元。无怪乎有人在事后感叹，有权者如果不把权力用在正道上，一个劲想着用炫耀权力的方式来享受权力，就有可能引发某些官员的权力痴呆症。再比如有一些行业已经成为“高危”行业，像交通、土管等等部门。有数据显示，自1997年以来，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已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以及江苏、安徽等九个省份，这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厅长现象”，河南更是创下了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这些厅长的“一支笔”往往掌管着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资金，权力不可谓不大，但正因为权大，而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权大者”趋之若骛，最终使“权大者”中糖弹（钱弹）而倒下。这足以说明权力双刃剑的秉性。

如果能对权力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好心态。说起好心态，非常重要，因为有些问题往往是心态失衡的结果。如果能深知权力是责任，是奉献，是双刃剑，那么就大可不必为权小位低而心态失衡。因为，在你接受、增大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责任的加重，要求的提高，风险的增大。多年前，我曾说过：一个不想以权谋私的人，就不会去谋权。即便你就是为了多担责任，多作奉献，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话，那也尽可以在现有的岗位上干出实绩，得到组织的认可；在公开选拔中凭借实力，让组织挑选，而没有必要去跑官要官，谋求权力。事实证明，那些不择手段跑官要官者，无不是以私利为目的，或想名气好听，或想条件变好，或想钞票增多等等。如果我们领会了权力的真谛，又不想亵渎权力，那么在权力面前，就保持良好的心态吧！况且，我们也应该知足常乐了。

（二）要科学制衡权力，有一套好制度

党的十六大提出“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权力制衡”要求，强调“从决策和执行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事求是地说，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完善，科学制衡权力的制度也不健全，还未形成刚性的操作性强的科学合理的体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进一步探索，进一步完善。

第一点，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权力架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是有效规范部门职能，合理配置权力资源，科学制衡公共权力的必然要求。这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推进政府系统决策、执行相分离的改革，像英国首相梅杰上任施政以后，首先就是成立专门的执行局，来承担政府服务性的职能，目的就是要改革政府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管理模式，有关数据显示，英国政府有75%的公共服务是由执行局来完成的。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篇国内记者到外国考察的报道，那位记者被邀请参加某发达国家一座城市议会的周例会旁听，他发现市长在会上向议员们汇报的9项工作中，有的仅涉及1000美元的开支，而如果议会不批准，市长连花这1000美元的权力都没有。这跟我们那些腐败分子动辄挪用挥霍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公款的案例相比，构成了多么大的反差。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从我们国内来看，已经有不少地区迈出了改革探索的步子，有的成立了城市管理联合执法局、建筑二局等，就是要把一些分散在各有关部门的执行权集中起来，实现“办、管”分离，解决自定规矩、自己执法的问题。如深圳区就是探索得比较早、比较多的。从我们上虞来看，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也是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原则，以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的。像我们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投标中心和招标投标监督办、国家建设项目专业审计分局等机构，就体现了“监、管、办”相分离的基本精神，对于规范建设工程、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集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行为，起到了非常大的规范制约作用。招投标中六套表格的设计启用，也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今年，王永昌书记两次在大会上提出政府投资项目要实行代建制。

第二点，要切实执行市委关于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规则。2004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上虞市乡镇、街道，市直部门（单位）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试行）》，这只文件肯定发到了各个单位，但每个单位是否都认真组织学习并正在落实，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应该说，这项制度，是目前保证我们领导班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最有力武器。尽管各单位以前也根据各自实际，制定有各种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议事规则，但是，市里这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的出台，对我们这方面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这项规则对重大事项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对哪些可列入重大事项的事权议题、人事议题和财权议题都作了列举式的说明。对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进行了明确规范，如研究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领导集体成员到会方可举行，其中分管此项工作的领导集体成员必须到会；如不得搞临时动议，凡只有议案，没有科学论证材料的，视为上会材料不全，不得进入集体决策程序；又如，研究重大事项的会议讨论时，主要负责人不应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须听取其他领导集体成员的意见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再如，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会议后，须形成会议纪要，并将决策结果进行公开，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等。对这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有关单位如果不认真贯彻执行，市委组织部将按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市纪委（监察局）对违反规则并产生严重后果的，将按党纪、政纪条规作出纪律处理。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希望各位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单位的“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切实落实，会议以后，务必再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加以学习，并结合实际，制定完善各单位相应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真正做到按制度用权、照规矩办事。

第三点，要大力推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四不直接管”也就是：“一把手”不直接管财务、不直接管人事、不直接管购物、不直接管工程，而是由副职分工负责，“一把手”进行监督把关。实施“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重要权力进行适度分解，科学制衡，从程序上保证权力在透明、公正的框架内运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已经在一些地区试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上虞市委、市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2003年，市委印发了第30号文件《关于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其中关于监督管理主要内容的第五条明确规定：在财务管理上，乡镇（街道）由乡镇长（办事处主任）审批，部门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财务的副职审批，委托审批的部门行政“一把手”仍为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当初发这个文件的时候，我们原本是想明确部门由“一把手”委托分管副职审批，后来考虑到“一把手”是法人代表，权与责必须统一，结果改成了文件中这样表述：“部门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财务的副职审批”。）全市有不少部门的“一把手”从自觉接受监督、切实规范用权的角度出发，把财务审批权委托给了副职，像教体局、交通局、水利局、审计局等都做得很好，市委任书记也在有关会议上予以充分肯定。我想，我们的“一把手”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应该能放得开手脚，既充分信任授权，又加强监督检查。（有的小单位不愿意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一个信不信得过，摆不摆得平的问题。）

至于在管人方面，更要注意权力制衡，以预防和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现在，民主推荐、常委会、全委会票决制已较普遍实行，应该说是好的，但我认为仅有这些制度仍十分不够，因为有时的民主推荐简直跟指定差不多，而票决时几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2004年第6期《党建研究内参》上刊登了瑞安市委《关于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的探索》一文，文中说：问卷调查发现，造成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失误的原因，制度机制方面的占59.04%，心里偏向等主观原因占40.96%。进一步分析制度机制，属于制度缺陷的占47.85%，执行不严的占27.32%，监督不到位的占17.37%，管理幅度过宽的占7.46%。上述数据表明，制度缺陷是用人不当甚至用人腐败的主要因素。

（三）要大力加强监督，有一个好环境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哲理大家可能都认同，监督有多种途径、形式，如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大家可能也都耳熟能详。那么，如何才能使监督真正有序、有力、有效，这决非易事。关键要有一个好环境：即被监督者欢迎监督，接受监督；监督者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社会各界也要支持监督、配合监督。唯有如此，才能使监督改变身份，有个好名声：变做坏事为做好事，变得罪人为关心人、保护人。

首先，是被监督者要有“畏惧”两字，诚心诚意地欢迎、接受监督。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最近任书记推荐给我们看的一篇文章中，第二个部门讲的就是“畏”字哲学，它一开头就说：行廉政，慎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这些都告诫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时心存“畏惧”两字。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初”，牢记“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微”，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1%的错误会导致100%的失败，也就是100－1＝0”；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独”，牢记“要使人不知，除非己不为”，还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否则，虽然可一时痛快，然而等着他的必将是波涛覆舟、灭顶之灾。如果真正心存“畏惧”了，那你一定会欢迎监督，接受监督，因为你知道被监督是对自己的爱护、保护，既可以防患于末然，也可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甚至可以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李真在忏悔书中有这样几句话，他说，组织上对我的查处，如果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会比现在更严重。这很能说明问题。（我市某部门一个原主要领导被判刑后……）

当然，我们领导干部往往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于一身，所以必须要有双重要求，既要欢迎、接受监督，又要大胆实施监督。这里尤其要说的是，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这一个矛盾体中，被监督者是内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被监督者拒监督于千里之外，便会千方百计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 法，我有逃法”。

再次，是社会各界要有“理解”两字，积极主动地支持、配合监督。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认识，如认为严格监督是“小题大作”、未与人为善、影响经济建设、影响发展环境等等，有的甚至说情、放风，人为制造障碍。其实有的需要“小题大作”，如公款吃喝、公车私驾等问题，管起来是小事情，但恰恰会吃坏了形象、驾坏了作风，甚至酿成大错。如王国鑫一事。至于怎样才是“与人为善”，也要有正确的理解。如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不加指出纠正，说不定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一般错误发展成违纪，违纪发展成犯罪，那样，就决不能是与人为善，而是与人为恶了。至于我们在定性量纪时，能轻则轻，也是我们的原则，但这里的前提是“能轻”。至于影响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那要看怎么理解了，或许一时有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整体来看，恰恰需要我们营造一个公正清廉的环境，如果一个地方规则意识、法制意识不强，歪风邪气上升，贪污贿赂成风，那才会影响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呢！还有一般情况下，监督者的监督是对事不对人的。因此，社会各界要心存“理解”，知道监督的好处，体谅监督的难处，并尽可能地参与监督，形成合力，增强实效。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即目前的监督乏力和今后的监督有效，无不与“实事求是”“说真话”有关。正因为缺少“说真话”的氛围，所以，被监督者不愿说真话，监督者不敢说真话，当然，根子可能在有人不是真正想听真话。这可能也是我们漫长的封建历史所造成的“劣根性”。中央党校大门进去的中间立着“实事求是”的字碑，有人总结了几句话：“迎着实事求是来，围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了实事求是干”。呜呼哀哉！

同志们，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务必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怀律己之心，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处世，清清廉廉为官，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勤勤恳恳地服务于人民，为把我市建设成为滨江生态型现代化中等城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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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本站推荐）

同志们：

根据先进性教育的计划安排，由我来讲讲“廉洁从政”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廉洁从政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意义，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讲课的题目是《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中心十分明确，希望各位领导干部规范用权，廉洁从政。下面：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取得新成效；第二个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及原因分析；第三个问题：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规范用权、廉洁从政，并与大家共勉。

一、与时俱进，坚定信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取得新成效

反～是当前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正确认识反～形势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坚持反～信心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当前的反～斗争的新形势。

（一）立足国情，表明了反～的坚强决心

反～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可以说我党自建党以来，就把反对～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特别近几年来，更是坚定了惩治和预防～的信心和决心。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既要充分认识反～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对任何～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全面总结我们党开展反～斗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严正指出了～的严重危害性和惩治～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惩治～的坚强决心。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轻视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坚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工作，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而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同志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惩治～的坚强决心。

以～年为标志，中国的反～斗争在战略上出现了“三个转向”：第一，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第二，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第三，大力加强监督工作，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二）惩纠并举，保持了惩治～的高压态势

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尤其体现在对～案件的坚决查处上。因为查处～案件是反～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动，是惩治～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民群众评价反～斗争成效的重要标志。只有严厉查处～案件，才能狠狠打击～分子的嚣张气焰，才能鼓舞人民群众同～现象作斗争的信心，也才能表明我们惩治～的坚强决心。近几年来，中央严厉惩处了一大批～～，比较典型的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案，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案，原河北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案，原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案，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案，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案，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案，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案，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案，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案，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案，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案，原海南省副省长孟庆平案，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副主席哈吉案，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凯案，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案，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案，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案，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案，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案等。并突出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1、重点打击干预经济活动的违法犯罪

市场经济应是公平、竞争的法制经济。如有意违背这基本原则，不恰当地干预经济活动，一般都有其夜幕下的交易。有力打击这方面的违法犯罪，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反～的重点所在。原河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程维高，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就是插手经济活动而被中央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典型。程维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务，把河北省的建设工程项目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想给谁就给谁。程维高的许多问题，与南京某建筑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堂堂省委书记竟被一些人称为“河北最大的‘包工头’”。程维高热衷于介绍甚至指令建筑工程的承发包，并把这些工程都交给了他早年在那里做过父母官的这家建筑公司。程维高被开除党籍。与程维高有着惊人相似情节的是，同样是原省委书记的刘方仁也热衷于插手工程发包，大搞“人情工程”、“条子工程”，然后从中获取好处，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受贿161万元人民币、1.99万美元。刘方仁被判处无期徒刑。

2、严肃惩处用人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近年来，我们党坚持“德才兼备”标准选拔任用了大批优秀干部，但另一方面，“买官卖官”现象时有发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现象中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强烈不满的热点问题之一，基层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

书长以及财政、建委、烟草、国税、地税、国资、物价、电信、土地等9名局长在内的一批中高级领导干部。李真案共牵出48起案件，涉及160余人。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所辖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牵涉其中，265名干部涉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可以看出，当前一些～案件已经呈现出个人的“单打独斗”向团伙性发展的趋势，通过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分子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隐蔽化

随着社会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力度的不断加大，有些～现象由直接转向间接，或者打着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骗性、隐蔽性。一些～分子捞取钱财不单单是利令智昏，一时冲动，而是有计划、有预谋，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如大搞“曲线～”。有的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聚敛巨额家庭财产；有的借国有、集体企业转制、改制之机，通过压低资产评估、滥用担保和投资权利以及企业破产报损等手段，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慕绥新的前妻、女儿、女婿在沈阳注册十几家公司，通过慕绥新手中的权利，聚敛了7000万元的财产。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通过为儿子办公司获取500余万元不正当利益，通过为他人办事由其妻子、儿子收受钱财达3000余万元。原深圳市委副书记刘涛利用职务之便，向4家国营企业领导打招呼，使其儿子获得建设工程，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一只项目就轻易获利人民币2000万元。现在还有一些～分子为了逃避监督，借机到外地吃喝玩乐，甚至出入～场所，嫖娼、赌博，搞起了“异地～”。有的～分子的作案动机更具隐蔽性，大搞“期权～”。

（六）在作案空间上，呈现出涉外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的～分子利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的机会谋取非法利益。他们有的把作案地点选在国外、境外，有的～分子将赃款转移到国外、境外，有的涉案人员逃往国外、境外，滞留不归。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港商在内地承揽工程、协调贷款后，收受港商25万美元。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为港商承揽工程后，让女儿在香港收受港商20万美元，直接汇入其在日本银行账户。原沈阳市市长马向东在香港的秘密账户存有40万美元赃款，中纪委对马向东立案“两规”后，其妻章亚非又将186万美元转移到马来西亚。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得知组织上调查他的问题后，将72万美元、131万港币转达移到香港，存入外国银行，将收受他人的41万美元存到新加坡。在中央纪委查办的几起大要案中还有数十名涉案人员逃往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及香港澳门地区，有的至今未归。潜逃到美国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早在1996年通过其在美国的亲戚缪某购置了曼哈顿中城一座5层大楼，该楼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报广场，目前，该楼房的市场价值约四五百万美元。据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多名～官员外逃，带走大约500亿美元资金。

以上特点足以说明目前～现象的严重性。这些现象，正降低着政治治理的公正，衰减着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扰着市场经济的规则，污染着社会道德风气，威胁着党和政权的建设。为什么在反～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一些消极～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如此严重呢？当然，～现象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期望现在乃至将来能使～现象灭绝，但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甚至熟视无睹，并且必须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对策。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体制存在缺陷。有人说：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当前，社会还处在转型期，旧体制不合理新体制不规范，使得～现象仍有滋生的土壤。一是权力运行体制不科学。“议行合一”，权力设置不当，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元化”领导、“一把手”负责往往变成党委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程维高在河北一统天下，独断专行。用书记的权力插手干涉行政政务；变着法子把纪委书记搞下台；调动司法力量，把郭光允同志关进～所；一拍板，就让人发通知把17个县的书记同时给免了。二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资源要素配置的行政化仍十分明显。所谓的“审批经济”可以一言而概之。这样，审批者难免从理性经济人的本性出发设租获利。李友灿唯一的权力即掌握河北省汽车进口配额的审批。2001年卖到3-4万元一个，～年炒到13万元左右一个。管制和垄断是～的温床，它给了李设租捞钱的绝好机会，而且捞得如此容易。如此明目张胆，如《天下无贼》中的台词“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其实，配额亦可拿来拍卖，既可增加国家收入，又能杜绝寻租漏洞。三是财政管理体制不规范。科学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资金预算缺少刚性，约束力不强，“收支两条线”未能全面真正落实，国库集中支付还处在探索起步阶段。所以，“账外账”“小金库”难以及时发现和杜绝，这些“账外账”“小金库”往往是～的源头。有人认为，改革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是反～和加强监督的最好结合点。如预算改革将各级政府的行为细节展现在阳光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四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尽管我国早已向市场经济迈进，但现行用人体制仍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转圈。干部选拔缺乏公平竞争的规则，主观随意性大，长官意识多，提名环节不清，考察了解失真。权力来自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口号，以致给跑官要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出现了“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等现象。

（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目前的教育说服力、影响力减弱，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外，最关键的还是言行不一，讲做脱节，因为人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双重人格的现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换一种方式为人民

服务》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门流水官”，这说明他有清醒的头脑，应该是一个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达昌因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资金1亿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在上任的时候大打廉政牌，不论大会小会，言必谈廉政。有时候，讲到动情之处，竟然眼眶湿润。石发亮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他还把这句话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却大开狮口，疯狂受贿索贿几百万元，最多一次索贿80万元；“不虑小过，必有大祸”，这是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说的话，可就是他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数百万元，先后包养7名～，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为怪了。

（三）监督缺乏力度。“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大凡～分子的堕落，无一不是从权力失去监督开始的，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而目前的监督体制、社会氛围、复杂程度都使监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难言的尴尬。从监督体制来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监督别人又要受制于别人的尴尬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监督效能的发挥。从社会氛围来看，“批评领导，怕官位不保；批评同级，怕关系不好；批评下级，怕选票减少。”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现象，已使人们见怪不怪，甚至坦诚直言、敢于批评监督的人被当成了另类；有的还招致打击报复。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送进～所；河南省舞钢市原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吕净一因举报该市市委书记李长河而几近灭门；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干部陈少青署名举报该局局长叶东雄的～劣迹，并由此引发了海南省工商系统的“反腐风暴”。可就当～者锒铛入狱之际，“反腐英雄”却屡遭打击，先是被贬到边远乡镇；接着遭不明身份歹徒殴打致重伤；叶东雄的亲信们还利用竞岗中民主测评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陈少青的“不信任”票将其淘汰……迫不得已，陈少青打算辞去公务员职务，带老婆孩子回乡务农或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从监督对象、客体的复杂程度来看，易发环节多，涉及范围广（八时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异地，甚至跨国），透明度差，隐藏性强，有的还遭遇法律障碍（如保护隐私等），所以，导致实施监督难而又难。如此这般，监督乏力已不难理解了。胡长清曾说：“组织的监督对我来说，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

（四）价值取向扭曲。应该说以上几方面主要是客观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样，～自己的还是自己。那么～自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觉得出在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上。如把占有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就会不择手段攫敛钱财，而忘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把职位的高低作为显示人生价值的标志，就会挖空心思地跑官要官，而置尊严廉耻于不顾；如把享乐安逸的程度作为度量人生价值的标杆，就会及时行乐，寻求刺激，甚至吃喝嫖赌，骄奢淫逸。～分子、～行为各式各样，但从内因来说，无不是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

三、抓住关键，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一）要正确认识权力，有一个好心态

权力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条：一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二是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这两个解释实质都点出了权力就是一种支配力量，只不过支配的范围和力度有大小罢了。那么，这种“支配力量”意味着什么呢？

权力就是责任。权力与责任成正比关系，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平时常说的权责统一就是这个道理。在年初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任书记专门就“党员领导干部要担责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讲到，我们领导干部既要“对上”负责，做到政治上时刻清醒，决策上坚决执行，全局上得力谋划；更要“对下”负责，承担起“兴一方经济”、“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为什么要担责任，就因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因而就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权力意味奉献。领导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想不辱没这份权力，创出应有的业绩，那就需要一种奉献精神。这不是一句空话、大话，而是一句大实话。首先，领导干部要深思熟虑、深谋远虑，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既要精心谋划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使工作不出纰漏、更富成效；同时，又要有审视全局的意识，为整体发展多提建议、多出点子。如果没有一种奉献精神，很难做到守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思、动得好脑筋。其次，领导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干得更多。除了平时八小时之外要多干，休息日要多干之外，特别是遇到急难险重的工作、突发性的事件，更是要冲锋陷阵奔赴一线。尤其是外地交流干部，更是舍小家、为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劳动。张思德是队长，所以比别人干得多，以致牺牲。郑培民乐奉献，才对从米箩到糠箩一点不介意，反而对湘西是那样情深意长。再次，领导干部要无微不至、刚柔相济，比一般人管得更多。经济发展的大事，社会稳定的要事，群众的冷暖、百姓的疾苦等都要放在心上。（如郑培民同志关心孩子之事。）碰到坏人坏事，看到歪风邪气更要刚正不阿，坚决斗争，不怕丢选票，不怕掉乌纱。这更需要奉献精神。

权力是双刃剑。权力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也可以变为谋取一己私利的私产；既可以锻炼人，使人建功立业，也可以腐蚀人，使人身败名裂。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再次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面对各种诱惑，作为领导干部，必须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目前所处环境带来的挑战和行使权力时的风险，时时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如果在权力面前不能正确把握自己，“权令智昏”就很有可能祸国殃民。重庆市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忠县的黄金镇政府，竟然修成了“～”城楼的样式，耗资400余万元。安徽省亳州市（县级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为了炫耀其荣登市委书记宝座，举行了一次亳州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式，在阅兵仪式上，亳州市各行各业，只要有统一服装，公检法司、土地、工商、税务等执法单位一律统一制服，武警组织方队在前，中小学放假参加阅兵，整个阅兵闹剧持续了三个小时，全市耗费200多万元。无怪乎有人在事后感叹，有权者如果不把权力用在正道上，一个劲想着用炫耀权力的方式来享受权力，就有可能引发某些官员的权力痴呆症。再比如有一些行业已经成为“高危”行业，像交通、土管等等部门。有数据显示，自1997年以来，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已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以及江苏、安徽等九个省份，这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厅长现象”，河南更是创下了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这些厅长的“一支笔”往往掌管着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资金，权力不可谓不大，但正因为权大，而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权大者”趋之若骛，最终使“权大者”中糖弹（钱弹）而倒下。这足以说明权力双刃剑的秉性。

如果能对权力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好心态。说起好心态，非常重要，因为有些问题往往是心态失衡的结果。如果能深知权力是责任，是奉献，是双刃剑，那么就大可不必为权小位低而心态失衡。因为，在你接受、增大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责任的加重，要求的提高，风险的增大。多年前，我曾说过：一个不想以权谋私的人，就不会去谋权。即便你就是为了多担责任，多作奉献，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话，那也尽可以在现有的岗位上干出实绩，得到组织的认可；在公开选拔中凭借实力，让组织挑选，而没有必要去跑官要官，谋求权力。事实证明，那些不择手段跑官要官者，无不是以私利为目的，或想名气好听，或想条件变好，或想钞票增多等等。如果我们领会了权力的真谛，又不想亵渎权力，那么在权力面前，就保持良好的心态吧！况且，我们也应该知足常乐了。

（二）要科学制衡权力，有一套好制度

党的十六大提出“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权力制衡”要求，强调“从决策和执行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事求是地说，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完善，科学制衡权力的制度也不健全，还未形成刚性的操作性强的科学合理的体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进一步探索，进一步完善。

第一点，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权力架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是有效规范部门职能，合理配置权力资源，科学制衡公共权力的必然要求。这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推进政府系统决策、执行相分离的改革，像英国首相梅杰上任施政以后，首先就是成立专门的执行局，来承担政府服务性的职能，目的就是要改革政府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管理模式，有关数据显示，英国政府有75%的公共服务是由执行局来完成的。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篇国内记者到外国考察的报道，那位记者被邀请参加某发达国家一座城市议会的周例会旁听，他发现市长在会上向议员们汇报的9项工作中，有的仅涉及1000美元的开支，而如果议会不批准，市长连花这1000美元的权力都没有。这跟我们那些～分子动辄挪用挥霍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公款的案例相比，构成了多么大的反差。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从我们国内来看，已经有不少地区迈出了改革探索的步子，有的成立了城市管理联合执法局、建筑二局等，就是要把一些分散在各有关部门的执行权集中起来，实现“办、管”分离，解决自定规矩、自己执法的问题。如深圳区就是探索得比较早、比较多的。从我们上虞来看，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也是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原则，以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的。像我们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投标中心和招标投标监督办、国家建设项目专业审计分局等机构，就体现了“监、管、办”相分离的基本精神，对于规范建设工程、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集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行为，起到了非常大的规范制约作用。招投标中六套表格的设计启用，也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今年，王永昌书记两次在大会上提出政府投资项目要实行代建制。

第二点，要切实执行市委关于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规则。～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上虞市乡镇、街道，市直部门（单位）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试行）》，这只文件肯定发到了各个单位，但每个单位是否都认真组织学习并正在落实，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应该说，这项制度，是目前保证我们领导班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最有力武器。尽管各单位以前也根据各自实际，制定有各种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议事规则，但是，市里这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的出台，对我们这方面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这项规则对重大事项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对哪些可列入重大事项的事权议题、人事议题和财权议题都作了列举式的说明。对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进行了明确规范，如研究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领导集体成员到会方可举行，其中分管此项工作的领导集体成员必须到会；如不得搞临时动议，凡只有议案，没有科学论证材料的，视为上会材料不全，不得进入集体决策程序；又如，研究重大事项的会议讨论时，主要负责人不应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须听取其他领导集体成员的意见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再如，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会议后，须形成会议纪要，并将决策结果进行公开，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等。对这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有关单位如果不认真贯彻执行，市委组织部将按规

定作出相应处理，市纪委（监察局）对违反规则并产生严重后果的，将按党纪、政纪条规作出纪律处理。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希望各位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单位的“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切实落实，会议以后，务必再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加以学习，并结合实际，制定完善各单位相应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真正做到按制度用权、照规矩办事。

第三点，要大力推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四不直接管”也就是：“一把手”不直接管财务、不直接管人事、不直接管购物、不直接管工程，而是由副职分工负责，“一把手”进行监督把关。实施“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重要权力进行适度分解，科学制衡，从程序上保证权力在透明、公正的框架内运行。“一把手”“四不直接管”制度已经在一些地区试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上虞市委、市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年，市委印发了第30号文件《关于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其中关于监督管理主要内容的第五条明确规定：在财务管理上，乡镇（街道）由乡镇长（办事处主任）审批，部门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财务的副职审批，委托审批的部门行政“一把手”仍为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当初发这个文件的时候，我们原本是想明确部门由“一把手”委托分管副职审批，后来考虑到“一把手”是法人代表，权与责必须统一，结果改成了文件中这样表述：“部门由‘一把手’或委托分管财务的副职审批”。）全市有不少部门的“一把手”从自觉接受监督、切实规范用权的角度出发，把财务审批权委托给了副职，像教体局、交通局、水利局、审计局等都做得很好，市委任书记也在有关会议上予以充分肯定。我想，我们的“一把手”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应该能放得开手脚，既充分信任授权，又加强监督检查。（有的小单位不愿意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一个信不信得过，摆不摆得平的问题。）

至于在管人方面，更要注意权力制衡，以预防和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现在，民主推荐、常委会、全委会票决制已较普遍实行，应该说是好的，但我认为仅有这些制度仍十分不够，因为有时的民主推荐简直跟指定差不多，而票决时几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年第6期《党建研究内参》上刊登了瑞安市委《关于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的探索》一文，文中说：问卷调查发现，造成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失误的原因，制度机制方面的占59.04%，心里偏向等主观原因占40.96%。进一步分析制度机制，属于制度缺陷的占47.85%，执行不严的占27.32%，监督不到位的占17.37%，管理幅度过宽的占7.46%。上述数据表明，制度缺陷是用人不当甚至用人～的主要因素。

在这制度缺陷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就是初始提名制度缺失。干部工作实践表明，初始提名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环节，也是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环节。干部一旦被提名，基本上就意味着被任用。问卷调查分析，选拔任用程序成分因子中，提名指向因子权重为89.04%，决定机构意见因子权重为10.96%。再进一步分析，推荐提名对干部任用的重要性为51.96%，考核考察为23.5%，讨论决定为16.64%，任前公示为7.9%。2000—2002年，瑞安市298名正科级干部，初始提名者被最后任用的292位，占97.99%。所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关键要从规范提名程序入手。因而，从2002年8月开始试行“提名程序规范化、民主化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不再展开，其实质性内容就是加强对初始提名程序的规范，目的就是加强对用～的制衡。刚才说的是程序问题，还有一个规则问题，对权力的制衡很重要。最近看到《当权力监督民主》一文，说的是黑龙江省的“政坛地震”，继田凤日、韩桂芝之后又有5个副省级和一批地市、厅局级干部纷纷落马。有人问，这些人当时如何能被选上、且能高票通过？其中一个细节，即选举方法竟然是同意的不划任何标记，不同意的划“×”，弃权的划“O”。以致许多代表根本就不带笔，有的竟干脆不穿外套以表明未带笔。如此“民主监督”竟成了“监督民主”，“民”其实很难“主”了。通常说“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人亡”，其实更本质的是“只有权力制衡才不会政息”。没有完善的权力制衡制度，其结果是“监督”几近虚设，“民主”几成儿戏。

（三）要大力加强监督，有一个好环境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这一哲理大家可能都认同，监督有多种途径、形式，如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监督等，大家可能也都耳熟能详。那么，如何才能使监督真正有序、有力、有效，这决非易事。关键要有一个好环境：即被监督者欢迎监督，接受监督；监督者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社会各界也要支持监督、配合监督。唯有如此，才能使监督改变身份，有个好名声：变做坏事为做好事，变得罪人为关心人、保护人。

首先，是被监督者要有“畏惧”两字，诚心诚意地欢迎、接受监督。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最近任书记推荐给我们看的一篇文章中，第二个部门讲的就是“畏”字哲学，它一开头就说：行廉政，慎～，心中应该有个“畏”字。这些都告诫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时心存“畏惧”两字。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初”，牢记“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微”，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1%的错误会导致100%的失败，也就是100－1＝0”；只有心存畏惧，才能“慎独”，牢记“要使人不知，除非己不为”，还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否则，虽然可一时痛快，然而等着他的必将是波涛覆舟、灭顶之灾。如果真正心存“畏惧”了，那你一定会欢迎监督，接受监督，因为你知道被监督是对自己的爱护、保护，既可以防患于末然，也可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甚至可以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李真在忏悔书中有这样几句话，他说，组织上对我的查处，如果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会比现在更严重。这很能说明问题。（我市某部门一个原主要领导被判刑后……）

其次，是监督者要有“无私”两字，铁面无私地敢于、善于监督。作为承担监督职责的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常常由于受这样那样的牵制，监督工作不能很到位。这里我不想探讨有关监督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重点讲讲监督者要心存“无私”两字，只有去除私心杂念，不计个人得失，才能大胆实施监督、善于开展监督，正如俗话说的，无私才能无畏。如果老是想着自己的面子、票子、帽子、位子甚至儿子，就无法挺直腰杆，难以做市委任书记所讲的“铁面干部”。台州市黄岩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已提为台州市纪委副书记）李友星有一句名言，“怕死就不当纪委书记”。1993年到～年间，李友星参与查办的案件达940起，涉及副科级以上干部129人，直接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在查办这些大案要案中，李友星经常接到恐吓电话或威胁；有的公开叫嚣要把他“放倒”；有人开摩托车撞他；还有人甚至跑到他老家去威胁他身患绝症的80岁老母亲。李友星同志能这样说、这样做，绝对是“无私”支撑着他。那样的高度的。

当然，我们领导干部往往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于一身，所以必须要有双重要求，既要欢迎、接受监督，又要大胆实施监督。这里尤其要说的是，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这一个矛盾体中，被监督者是内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被监督者拒监督于千里之外，便会千方百计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 法，我有逃法”。

再次，是社会各界要有“理解”两字，积极主动地支持、配合监督。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认识，如认为严格监督是“小题大作”、未与人为善、影响经济建设、影响发展环境等等，有的甚至说情、放风，人为制造障碍。其实有的需要“小题大作”，如公款吃喝、公车私驾等问题，管起来是小事情，但恰恰会吃坏了形象、驾坏了作风，甚至酿成大错。如王国鑫一事。至于怎样才是“与人为善”，也要有正确的理解。如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不加指出纠正，说不定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一般错误发展成违纪，违纪发展成犯罪，那样，就决不能是与人为善，而是与人为恶了。至于我们在定性量纪时，能轻则轻，也是我们的原则，但这里的前提是“能轻”。至于影响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那要看怎么理解了，或许一时有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整体来看，恰恰需要我们营造一个公正清廉的环境，如果一个地方规则意识、法制意识不强，歪风邪气上升，贪污贿赂成风，那才会影响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呢！还有一般情况下，监督者的监督是对事不对人的。因此，社会各界要心存“理解”，知道监督的好处，体谅监督的难处，并尽可能地参与监督，形成合力，增强实效。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即目前的监督乏力和今后的监督有效，无不与“实事求是”“说真话”有关。正因为缺少“说真话”的氛围，所以，被监督者不愿说真话，监督者不敢说真话，当然，根子可能在有人不是真正想听真话。这可能也是我们漫长的封建历史所造成的“劣根性”。中央党校大门进去的中间立着“实事求是”的字碑，有人总结了几句话：“迎着实事求是来，围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了实事求是干”。呜呼哀哉！

同志们，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务必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怀律己之心，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处世，清清廉廉为官，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勤勤恳恳地服务于人民，为把我市建设成为滨江生态型现代化中等城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第五篇：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同志们：

根据先进性教育的计划安排，由我来讲讲“廉洁从政”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廉洁从政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意义，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讲课的题目是《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中心十分明确，希望各位领导干部规范用权，廉洁从政。下面：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取得新成效；第二个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及原因分析；第三个问题：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规范用权、廉洁从政，并与大家共勉。

一、与时俱进，坚定信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取得新成效

反～是当前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正确认识反～形势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坚持反～信心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当前的反～斗争的新形势。

（一）立足国情，表明了反～的坚强决心

反～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可以说我党自建党以来，就把反对～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特别近几年来，更是坚定了惩治和预防～的信心和决心。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既要充分认识反～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对任何～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全面总结我们党开展反～斗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严正指出了～的严重危害性和惩治～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惩治～的坚强决心。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轻视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坚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工作，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而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同志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惩治～的坚强决心。

以～年为标志，中国的反～斗争在战略上出现了“三个转向”：第一，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第二，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第三，大力加强监督工作，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二）惩纠并举，保持了惩治～的高压态势

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尤其体现在对～案件的坚决查处上。因为查处～案件是反～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动，是惩治～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民群众评价反～斗争成效的重要标志。只有严厉查处～案件，才能狠狠打击～分子的嚣张气焰，才能鼓舞人民群众同～现象作斗争的信心，也才能表明我们惩治～的坚强决心。近几年来，中央严厉惩处了一大批～～，比较典型的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案，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案，原河北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案，原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案，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案，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案，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案，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案，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案，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案，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案，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案，原海南省副省长孟庆平案，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副主席哈吉案，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凯案，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案，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案，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案，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案，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案等。并突出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1、重点打击干预经济活动的违法犯罪

市场经济应是公平、竞争的法制经济。如有意违背这基本原则，不恰当地干预经济活动，一般都有其夜幕下的交易。有力打击这方面的违法犯罪，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反～的重点所在。原河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程维高，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就是插手经济活动而被中央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典型。程维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务，把河北省的建设工程项目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想给谁就给谁。程维高的许多问题，与南京某建筑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堂堂省委书记竟被一些人称为“河北最大的‘包工头’”。程维高热衷于介绍甚至指令建筑工程的承发包，并把这些工程都交给了他早年在那里做过父母官的这家建筑公司。程维高被开除党籍。与程维高有着惊人相似情节的是，同样是原省委书记的刘方仁也热衷于插手工程发包，大搞“人情工程”、“条子工程”，然后从中获取好处，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受贿161万元人民币、1.99万美元。刘方仁被判处无期徒刑。

2、严肃惩处用人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近年来，我们党坚持“德才兼备”标准选拔任用了大批优秀干部，但另一方面，“买官卖官”现象时有发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现象中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强烈不满的热点问题之一，基层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

送，提拔重用。”～年2月，xx案件进行了通报。李铁城被判有期徒刑15年，商殿举、孙孔文、马招德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之中。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xx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任市委书记期间，经常把主管人事工作的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述干部任命名单，并作为组织部意见提交书记办公会。其中一次，xx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让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有不同意见或考察明显不合格的干部，仍强行安排。被称为“批发权力的市委书记”---原xx市委书记xx利用撤区设市时科（局）领导干部需要重新任命的机会，收受了近30名下级党政干部的90余万元人民币后，顺水推舟将他们送上他们想要的位子，简直是“你出钱，我给权”，玩着权钱交易的游戏。xx被判处无期徒刑。最近查实的原xx县委书记xx自～年9月担任县委书记至～年5月的短短一年内，利用干部调整之机，涉嫌受贿共计人民币118万元。此外，其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计570万元，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买官卖官案。xx的卖官之道为，首先在各种会议上大造调整干部的～，其次大谈自己的调整思路、用人标准，并征求干部对个人的意见，然后xx对有想法的人进行不止一次的谈话，在谈话后，及时奉送大额贿金的，在安排职务时，论贿行赏，对于贿金不大或不合自己心意的，则束之高阁。xx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之中。

3、狠刹xx歪风

近年来，贪官豪赌的越来越多。xx本身是一种恶习，而一掷千金地花纳税人的血汗钱狂赌更是恶习加罪恶。在国内，震惊全国的白洋淀特大赌城案涉嫌xx、渎职、变造公文、贿赂等数罪的官员涉及省部级干部1人，厅级干部3人；有12人受到党政纪处分，1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更有甚者，一些贪官携巨额公款赴港澳和境外狂赌，原xx公司总经理xx贪污挪用公款1.44亿港元进xx；原xx有限公司总经理x拿5000万元公款到澳门豪赌；原鞍山市千山区水利局长xx25次赴澳门赌掉78万元；原xx市常务副市长xx、市财政局长xx、市建委主任x不仅在澳门豪赌，还4次登上著名的澳门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xx，曾3天赌掉上千万元。近年来，仅公开报道的典型案例就有数十名官员和国企老总裁在澳门xx，所输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难怪澳门xx老板“夸奖”内地～官员说：“他们赌得大方，赌得爽！”，可见这类～分子在xx把在内地潜藏在心中的欲望发泄得登峰造极。

从～年末开始的由中央17个部委参与的打击xx专项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参与部门最多的一次打击xx的集中行动。仅在～年里，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就某个具体xx案件或个别泛滥严重地区的批示就达40多次。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明确提出，对党员干部“参与xx的，应予以免职，再依据规定处理；到国（境）外xx的，要从严惩处。”最近，中纪委又通报了5起党员干部参赌被查处的相关情况，原广东省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邓耀华2001年至～年3月，由他人出资多次到境外xx。原xx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长xx2002年1月至～年3月频繁出境xx，且涉案金额巨大。原xx省济南市拆迁办正处级调研员xx采用挪用公款，从企业、个人以及金融机构借、贷款等手段，筹措资金共计人民币560余万元，全部用于xx和偿还赌债。原xx市邮政局人事教育部副主任xx，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挪用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和干部风险抵押金共计人民币47万余元，进行xx活动，至案发前尚未退还。原xx市粮站主任xx参与聚众xx，将粮站的售粮款共计人民币39万多元全部用于xx。从专项行动开始以来，有关部门暂停了57条到周边国家的出境游线路。目前中国周边4个国家的146个xx处于歇业状态，有些已开始考虑转产。

（三）标本兼治，开创了反腐斗争的新路子

～年1月3日，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实施纲要》，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体系。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的必由之路，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施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经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明确了惩治和预防～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提出了有效反对和防止～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实施纲要》强调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统一于惩治和预防～体系之中，发挥整体效能；强调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强调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治理～，注重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实施纲要》体现了标本兼治、注重治本，加大预防～工作力度的精神，反映了新形势下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大预防～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常修为政之德，切实做到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继续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发挥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继续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必须以改革统揽预防～的各项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实施纲要》提出，要在惩治和预防～体系中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加大预防～的工作力度，决不是要放松惩治～的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继续抓得紧而又紧

。进行有效预防本身就要求实行严肃惩治，而实行严肃惩治本身又有利于进行有效预防。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分子，严肃党的纪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要针对暴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制定规范，堵塞漏洞，发挥办案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着力减少～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增强干部群众对惩治～的信心，更好地形成惩治和预防～的合力。

二、形势严峻，不容松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新时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但是，我国现在仍处于～现象的多发和高发期，反～形势仍十分严峻。从违纪违法案例分析，当前，～现象呈现出“六个化”。

（一）在金额数量上，呈现出高额化

～分子对私利的追求已从实物形态转向货币形态，已不单单满足于对一般生活资料的占有，开始利用权力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攫取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有目的地聚敛钱财、积累原始资本。有的高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化堕落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担任省长助理及副省长的四年时间，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544万元，另有16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人民币4109万元。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在任职期间，受贿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利用职权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3000余万元。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非法受贿共计人民币1700万元。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目前据查证已贪污涉案金额达2.5亿元。最近查处的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厅长兼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从2001年8月到～年4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4744.44万元，相当于河北省一个中等县的财政收入，平均每月受贿170多万元，平均每日受贿5万元，有一次1670万元放在16外旅行包里，从河北到北京拉了3趟才拉完，而且一个人搬完。李案前，湖北省进口汽贸公司董事长王俊、副总经理马波也因盗卖汽车进口配额受贿、贪污人民币4200万元，原来上千万元的案子，令人咋舌了。李的行径使善良的人们感到自己想象力的贫乏，其受贿金额已经破了“全国纪录”，成为目前全国个人受贿金额最大的案件。

（二）在职级层次上，呈现出高层化

由于党中央对惩治～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得到严惩。据统计数据显示，当前的～犯罪、犯罪分子的职务呈现高层化趋势。从1993年起,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年递增12%。90年代共有3.2万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地厅级以上2000多名、省部级以上90余名。从最近两年统计数据分析，～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649件，结案172571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5458人。其中，县（处）级干部6043人，厅（局）级干部411人，省（部）级干部21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共8691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12人，省（部）级干部6人。～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2032件，结案16060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83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有4775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98人，省（部）级干部11人。

（三）在范围领域上，呈现出复合化

～活动往往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过去比较多的是权钱交易，现在已发展到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和生活腐化于一身。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念，力求仕途升迁，烧香拜佛，并取法号“妙全”；为满足个人私欲，向6名企业家索要人民币共计1700万元；为方便与“女大仙”相会，专门在北京购置了房产。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河北省号称“二书记”，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政治上和经济上双重的暴发户，他32岁当上正厅级干部，最终的目标是能成为一方封疆大吏而进入国家领导层。他当时被河北省委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为省级后备干部。在“两规”前夕，还打电话给“大师”问会不会出事？他在经济上的受贿、贪污更是次数多、金额大。

～分子疯狂敛财，与其生活上的腐化有着密切关系。李真为自己配有3位秘书、2名服务员、1个警务人员。另外还有红颜知己。他们国税局除在秦皇岛、承德、廊坊建有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办事处，主要为自己服务。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喜欢穿名牌服装，在搜查其家时仅高档西装100多套，有一双皮鞋价值人民币8000多元。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先后30余次到澳门、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赌博；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向她们送钱送物；原沈阳市国资局局长郭久嗣花在“三陪”小组身上的钱将近百万元。这些人生活作风败环，严重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四）在行为主体上，呈现出团伙化

厦门远华案和慕绥新、马向东、李真、马德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都是典型的“窝案”、“串案”。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如厦门远华案有近200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150多名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包括原公安部副部长、福建省团委书记、厦门市委2位副书记、厦门市委常委、厦门市2位副市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厦门海关正副关长、厦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厦门市商检局副局长等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慕绥新、马向东案共牵出106起严重违纪违法案，涉及400余人。其中慕绥新先后收受沈阳市48个部委办和14个县市区中的共计62个单位以各种名义送的钱物；马向东收受了186个人的钱物。全案仅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就达84人，包括原沈阳市市长、常务副市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和3名副院长、市政府秘书长和3名副秘

书长以及财政、建委、烟草、国税、地税、国资、物价、电信、土地等9名局长在内的一批中高级领导干部。李真案共牵出48起案件，涉及160余人。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所辖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牵涉其中，265名干部涉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可以看出，当前一些～案件已经呈现出个人的“单打独斗”向团伙性发展的趋势，通过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分子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隐蔽化

随着社会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力度的不断加大，有些～现象由直接转向间接，或者打着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骗性、隐蔽性。一些～分子捞取钱财不单单是利令智昏，一时冲动，而是有计划、有预谋，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如大搞“曲线～”。有的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聚敛巨额家庭财产；有的借国有、集体企业转制、改制之机，通过压低资产评估、滥用担保和投资权利以及企业破产报损等手段，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慕绥新的前妻、女儿、女婿在沈阳注册十几家公司，通过慕绥新手中的权利，聚敛了7000万元的财产。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通过为儿子办公司获取500余万元不正当利益，通过为他人办事由其妻子、儿子收受钱财达3000余万元。原深圳市委副书记刘涛利用职务之便，向4家国营企业领导打招呼，使其儿子获得建设工程，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一只项目就轻易获利人民币2000万元。现在还有一些～分子为了逃避监督，借机到外地吃喝玩乐，甚至出入～场所，嫖娼、赌博，搞起了“异地～”。有的～分子的作案动机更具隐蔽性，大搞“期权～”。

（六）在作案空间上，呈现出涉外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的～分子利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的机会谋取非法利益。他们有的把作案地点选在国外、境外，有的～分子将赃款转移到国外、境外，有的涉案人员逃往国外、境外，滞留不归。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港商在内地承揽工程、协调贷款后，收受港商25万美元。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为港商承揽工程后，让女儿在香港收受港商20万美元，直接汇入其在日本银行账户。原沈阳市市长马向东在香港的秘密账户存有40万美元赃款，中纪委对马向东立案“两规”后，其妻章亚非又将186万美元转移到马来西亚。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得知组织上调查他的问题后，将72万美元、131万港币转达移到香港，存入外国银行，将收受他人的41万美元存到新加坡。在中央纪委查办的几起大要案中还有数十名涉案人员逃往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及香港澳门地区，有的至今未归。潜逃到美国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早在1996年通过其在美国的亲戚缪某购置了曼哈顿中城一座5层大楼，该楼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报广场，目前，该楼房的市场价值约四五百万美元。据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多名～官员外逃，带走大约500亿美元资金。

以上特点足以说明目前～现象的严重性。这些现象，正降低着政治治理的公正，衰减着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扰着市场经济的规则，污染着社会道德风气，威胁着党和政权的建设。为什么在反～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一些消极～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如此严重呢？当然，～现象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期望现在乃至将来能使～现象灭绝，但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甚至熟视无睹，并且必须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对策。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体制存在缺陷。有人说：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当前，社会还处在转型期，旧体制不合理新体制不规范，使得～现象仍有滋生的土壤。一是权力运行体制不科学。“议行合一”，权力设置不当，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元化”领导、“一把手”负责往往变成党委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程维高在河北一统天下，独断专行。用书记的权力插手干涉行政政务；变着法子把纪委书记搞下台；调动司法力量，把郭光允同志关进～所；一拍板，就让人发通知把17个县的书记同时给免了。二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资源要素配置的行政化仍十分明显。所谓的“审批经济”可以一言而概之。这样，审批者难免从理性经济人的本性出发设租获利。李友灿唯一的权力即掌握河北省汽车进口配额的审批。2001年卖到3-4万元一个，～年炒到13万元左右一个。管制和垄断是～的温床，它给了李设租捞钱的绝好机会，而且捞得如此容易。如此明目张胆，如《天下无贼》中的台词“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其实，配额亦可拿来拍卖，既可增加国家收入，又能杜绝寻租漏洞。三是财政管理体制不规范。科学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资金预算缺少刚性，约束力不强，“收支两条线”未能全面真正落实，国库集中支付还处在探索起步阶段。所以，“账外账”“小金库”难以及时发现和杜绝，这些“账外账”“小金库”往往是～的源头。有人认为，改革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是反～和加强监督的最好结合点。如预算改革将各级政府的行为细节展现在阳光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四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尽管我国早已向市场经济迈进，但现行用人体制仍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转圈。干部选拔缺乏公平竞争的规则，主观随意性大，长官意识多，提名环节不清，考察了解失真。权力来自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口号，以致给跑官要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出现了“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等现象。

（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目前的教育说服力、影响力减弱，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外，最关键的还是言行不一，讲做脱节，因为人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双重人格的现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换一种方式为人民

服务》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门流水官”，这说明他有清醒的头脑，应该是一个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达昌因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资金1亿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在上任的时候大打廉政牌，不论大会小会，言必谈廉政。有时候，讲到动情之处，竟然眼眶湿润。石发亮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他还把这句话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却大开狮口，疯狂受贿索贿几百万元，最多一次索贿80万元；“不虑小过，必有大祸”，这是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说的话，可就是他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数百万元，先后包养7名～，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为怪了。

（三）监督缺乏力度。“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大凡～分子的堕落，无一不是从权力失去监督开始的，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而目前的监督体制、社会氛围、复杂程度都使监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难言的尴尬。从监督体制来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监督别人又要受制于别人的尴尬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监督效能的发挥。从社会氛围来看，“批评领导，怕官位不保；批评同级，怕关系不好；批评下级，怕选票减少。”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现象，已使人们见怪不怪，甚至坦诚直言、敢于批评监督的人被当成了另类；有的还招致打击报复。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送进～所；河南省舞钢市原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吕净一因举报该市市委书记李长河而几近灭门；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干部陈少青署名举报该局局长叶东雄的～劣迹，并由此引发了海南省工商系统的“反腐风暴”。可就当～者锒铛入狱之际，“反腐英雄”却屡遭打击，先是被贬到边远乡镇；接着遭不明身份歹徒殴打致重伤；叶东雄的亲信们还利用竞岗中民主测评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陈少青的“不信任”票将其淘汰……迫不得已，陈少青打算辞去公务员职务，带老婆孩子回乡务农或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从监督对象、客体的复杂程度来看，易发环节多，涉及范围广（八时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异地，甚至跨国），透明度差，隐藏性强，有的还遭遇法律障碍（如保护隐私等），所以，导致实施监督难而又难。如此这般，监督乏力已不难理解了。胡长清曾说：“组织的监督对我来说，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

（四）价值取向扭曲。应该说以上几方面主要是客观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样，～自己的还是自己。那么～自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觉得出在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上。如把占有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就会不择手段攫敛钱财，而忘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把职位的高低作为显示人生价值的标志，就会挖空心思地跑官要官，而置尊严廉耻于不顾；如把享乐安逸的程度作为度量人生价值的标杆，就会及时行乐，寻求刺激，甚至吃喝嫖赌，骄奢淫逸。～分子、～行为各式各样，但从内因来说，无不是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

三、抓住关键，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一）要正确认识权力，有一个好心态

权力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条：一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二是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这两个解释实质都点出了权力就是一种支配力量，只不过支配的范围和力度有大小罢了。那么，这种“支配力量”意味着什么呢？

权力就是责任。权力与责任成正比关系，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平时常说的权责统一就是这个道理。在年初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任书记专门就“党员领导干部要担责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讲到，我们领导干部既要“对上”负责，做到政治上时刻清醒，决策上坚决执行，全局上得力谋划；更要“对下”负责，承担起“兴一方经济”、“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为什么要担责任，就因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因而就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权力意味奉献。领导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想不辱没这份权力，创出应有的业绩，那就需要一种奉献精神。这不是一句空话、大话，而是一句大实话。首先，领导干部要深思熟虑、深谋远虑，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既要精心谋划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使工作不出纰漏、更富成效；同时，又要有审视全局的意识，为整体发展多提建议、多出点子。如果没有一种奉献精神，很难做到守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思、动得好脑筋。其次，领导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干得更多。除了平时八小时之外要多干，休息日要多干之外，特别是遇到急难险重的工作、突发性的事件，更是要冲锋陷阵奔赴一线。尤其是外地交流干部，更是舍小家、为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劳动。张思德是队长，所以比别人干得多，以致牺牲。郑培民乐奉献，才对从米箩到糠箩一点不介意，反而对湘西是那样情深意长。再次，领导干部要无微不至、刚柔相济，比一般人管得更多。经济发展的大事，社会稳定的要事，群众的冷暖、百姓的疾苦等都要放在心上。（如郑培民同志关心孩子之事。）碰到坏人坏事，看到歪风邪气更要刚正不阿，坚决斗争，不怕丢选票，不怕掉乌纱。这更需要奉献精神。

权力是双刃剑。权力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也可以变为谋取一己私利的私产；既可以锻炼人，使人建功立业，也可以腐蚀人，使人身败名裂。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再次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面对各种诱惑，作为领导干部，必须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目前所处环境带来的挑战和行使权力时的风险，时时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如果在权力面前不能正确把握自己，“权令智昏”就很有可能祸国殃民。重庆市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忠县的黄金镇政府，竟然修成了“～”城楼的样式，耗资400余万元。安徽省亳州市（县级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为了炫耀其荣登市委书记宝座，举行了一次亳州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式，在阅兵仪式上，亳州市各行各业，只要有统一服装，公检法司、土地、工商、税务等执法单位一律统一制服，武警组织方队在前，中小学放假参加阅兵，整个阅兵闹剧持续了三个小时，全市耗费200多万元。无怪乎有人在事后感叹，有权者如果不把权力用在正道上，一个劲想着用炫耀权力的方式来享受权力，就有可能引发某些官员的权力痴呆症。再比如有一些行业已经成为“高危”行业，像交通、土管等等部门。有数据显示，自1997年以来，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已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以及江苏、安徽等九个省份，这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厅长现象”，河南更是创下了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这些厅长的“一支笔”往往掌管着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资金，权力不可谓不大，但正因为权大，而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权大者”趋之若骛，最终使“权大者”中糖弹（钱弹）而倒下。这足以说明权力双刃剑的秉性。

如果能对权力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好心态。说起好心态，非常重要，因为有些问题往往是心态失衡的结果。如果能深知权力是责任，是奉献，是双刃剑，那么就大可不必为权小位低而心态失衡。因为，在你接受、增大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责任的加重，要求的提高，风险的增大。多年前，我曾说过：一个不想以权谋私的人，就不会去谋权。即便你就是为了多担责任，多作奉献，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话，那也尽可以在现有的岗位上干出实绩，得到组织的认可；在公开选拔中凭借实力，让组织挑选，而没有必要去跑官要官，谋求权力。事实证明，那些不择手段跑官要官者，无不是以私利为目的，或想名气好听，或想条件变好，或想钞票增多等等。如果我们领会了权力的真谛，又不想亵渎权力，那么在权力面前，就保持良好的心态吧！况且，我们也应该知足常乐了。

（二）要科学制衡权力，有一套好制度

党的十六大提出“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权力制衡”要求，强调“从决策和执行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事求是地说，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完善，科学制衡权力的制度也不健全，还未形成刚性的操作性强的科学合理的体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进一步探索，进一步完善。

第一点，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权力架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是有效规范部门职能，合理配置权力资源，科学制衡公共权力的必然要求。这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推进政府系统决策、执行相分离的改革，像英国首相梅杰上任施政以后，首先就是成立专门的执行局，来承担政府服务性的职能，目的就是要改革政府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管理模式，有关数据显示，英国政府有75%的公共服务是由执行局来完成的。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篇国内记者到外国考察的报道，那位记者被邀请参加某发达国家一座城市议会的周例会旁听，他发现市长在会上向议员们汇报的9项工作中，有的仅涉及1000美元的开支，而如果议会不批准，市长连花这1000美元的权力都没有。这跟我们那些～分子动辄挪用挥霍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公款的案例相比，构成了多么大的反差。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从我们国内来看，已经有不少地区迈出了改革探索的步子，有的成立了城市管理联合执法局、建筑二局等，就是要把一些分散在各有关部门的执行权集中起来，实现“办、管”分离，解决自定规矩、自己执法的问题。如深圳区就是探索得比较早、比较多的。从我们上虞来看，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也是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原则，以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的。像我们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投标中心和招标投标监督办、国家建设项目专业审计分局等机构，就体现了“监、管、办”相分离的基本精神，对于规范建设工程、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集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行为，起到了非常大的规范制约作用。招投标中六套表格的设计启用，也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今年，王永昌书记两次在大会上提出政府投资项目要实行代建制。

第二点，要切实执行市委关于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规则。～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上虞市乡镇、街道，市直部门（单位）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试行）》，这只文件肯定发到了各个单位，但每个单位是否都认真组织学习并正在落实，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应该说，这项制度，是目前保证我们领导班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最有力武器。尽管各单位以前也根据各自实际，制定有各种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议事规则，但是，市里这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的出台，对我们这方面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这项规则对重大事项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对哪些可列入重大事项的事权议题、人事议题和财权议题都作了列举式的说明。对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进行了明确规范，如研究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领导集体成员到会方可举行，其中分管此项工作的领导集体成员必须到会；如不得搞临时动议，凡只有议案，没有科学论证材料的，视为上会材料不全，不得进入集体决策程序；又如，研究重大事项的会议讨论时，主要负责人不应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须听取其他领导集体成员的意见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再如，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会议后，须形成会议纪要，并将决策结果进行公开，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等。对这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有关单位如果不认真贯彻执行，市委组织部将按规，但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会比现在更严重。这很能说明问题。（我市某部门一个原主要领导被判刑后……）

其次，是监督者要有“无私”两字，铁面无私地敢于、善于监督。作为承担监督职责的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常常由于受这样那样的牵制，监督工作不能很到位。这里我不想探讨有关监督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重点讲讲监督者要心存“无私”两字，只有去除私心杂念，不计个人得失，才能大胆实施监督、善于开展监督，正如俗话说的，无私才能无畏。如果老是想着自己的面子、票子、帽子、位子甚至儿子，就无法挺直腰杆，难以做市委任书记所讲的“铁面干部”。台州市黄岩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已提为台州市纪委副书记）李友星有一句名言，“怕死就不当纪委书记”。1993年到～年间，李友星参与查办的案件达940起，涉及副科级以上干部129人，直接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在查办这些大案要案中，李友星经常接到恐吓电话或威胁；有的公开叫嚣要把他“放倒”；有人开摩托车撞他；还有人甚至跑到他老家去威胁他身患绝症的80岁老母亲。李友星同志能这样说、这样做，绝对是“无私”支撑着他。那样的高度的。

当然，我们领导干部往往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于一身，所以必须要有双重要求，既要欢迎、接受监督，又要大胆实施监督。这里尤其要说的是，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这一个矛盾体中，被监督者是内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被监督者拒监督于千里之外，便会千方百计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 法，我有逃法”。

再次，是社会各界要有“理解”两字，积极主动地支持、配合监督。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认识，如认为严格监督是“小题大作”、未与人为善、影响经济建设、影响发展环境等等，有的甚至说情、放风，人为制造障碍。其实有的需要“小题大作”，如公款吃喝、公车私驾等问题，管起来是小事情，但恰恰会吃坏了形象、驾坏了作风，甚至酿成大错。如王国鑫一事。至于怎样才是“与人为善”，也要有正确的理解。如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不加指出纠正，说不定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一般错误发展成违纪，违纪发展成犯罪，那样，就决不能是与人为善，而是与人为恶了。至于我们在定性量纪时，能轻则轻，也是我们的原则，但这里的前提是“能轻”。至于影响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那要看怎么理解了，或许一时有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整体来看，恰恰需要我们营造一个公正清廉的环境，如果一个地方规则意识、法制意识不强，歪风邪气上升，贪污贿赂成风，那才会影响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呢！还有一般情况下，监督者的监督是对事不对人的。因此，社会各界要心存“理解”，知道监督的好处，体谅监督的难处，并尽可能地参与监督，形成合力，增强实效。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即目前的监督乏力和今后的监督有效，无不与“实事求是”“说真话”有关。正因为缺少“说真话”的氛围，所以，被监督者不愿说真话，监督者不敢说真话，当然，根子可能在有人不是真正想听真话。这可能也是我们漫长的封建历史所造成的“劣根性”。中央党校大门进去的中间立着“实事求是”的字碑，有人总结了几句话：“迎着实事求是来，围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了实事求是干”。呜呼哀哉！

同志们，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务必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念，常怀律己之心，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处世，清清廉廉为官，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勤勤恳恳地服务于人民，为把我市建设成为滨江生态型现代化中等城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把握形势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