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国前后人民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3 建国前后人民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一、人民币制度的诞生
人民币制度诞生于战火纷飞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国共合作宣言，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包围、分割的状态，为了自力更生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各解放区银行纷纷发行地方性的流通货币，用以防止国民党货币的入侵，保护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
在战争环境下，解放区货币制度存在发行和流通不统一的缺点。因为各个解放区在经济上是保持独立的，不可能发行整个解放区的统一货币，各种地方性的货币不能相互流通。由于发行的分散性，解放区的地方性货币价值不同，比价经常发生变化，币值难以稳定。随着解放区的不断开辟和扩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有所增强，多元化货币流通的格局影响到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战争供给，因此客观上要求货币发行和流通由分散走向统一，以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进攻阶段，华北地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担负着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4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次月，华北财办筹备处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这是为准备反攻而召开的第一次有众多解放区参加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会议决定各个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可以相互流通，向统一发行过渡，并积极筹建全国性的银行。10月1日，董必武致电中央时提出：“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8日，经中央同意后，即成立南汉辰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同时，中共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具体着手货币的统一事项。
1948年以后，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邻近的解放区开始统一行政区划，统一财政和银行。例如，1948年1 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编为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5月，华北解放区决定，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总行。这些边区的地方性货币实行固定比价，混合流通，把各区间的货币流通统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0月，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币、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币，又与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币实行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这样，华北、华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实现相互流通，为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到了冬季，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货币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12月1日，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 银行合并组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新纪元。华北人民政府布告说，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人民币“不但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货币，且将逐步统一所有各解放区的货币，成为新中国战时的本位货币”（注：《华北银行总行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1948年11月25日。），标志着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开端。
从源流上来说，人民币制度是解放区货币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人民币继承了解放区货币的优良传统，但更加集中统一，“人民银行新货币的发行，预告着解放区货币的进一步巩固，和解放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注：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1948年12 月7日《人民日报》。）人民币发行和流通的扩大，首先是从解放区开始的。它的价格是从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比价中体现出来的。在合理制定人民币与解放区地方性货币比价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对解放区地方性货币的收兑工作，为全国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奠定基础。
二、独立、统一、稳定的人民币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解放前，也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的货币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统由国家银行经理。”为此，人民币除了在解放区内部逐渐统一外，各地采取了下列金融措施：
首先是坚决肃清敌币。蒋介石集团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是空前绝后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刚解放的地区，立刻宣布急剧贬值、形同废纸的国民党货币为非法货币，并坚决、迅速、彻底地肃清这些敌币，从而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铺平道路。
其次是严禁金银流通。国民党统治区因纸币毫无信用，造成金银在市场上计价流通，并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对象。解放初期，这种现象依然相当普遍，成为人民币占领市场的主要障碍。党和人民政府严禁金银流通，规定金银买卖与兑换统一由国家银行办理，私下买卖和计价行使属于犯法行为。当时采取藏金银于民的政策，允许人民持有金银，并以适当的价格进行收兑，把保存在人民手中的金银逐步集中到国家银行用作外汇储备。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各地取缔金银投机活动，金银管理的办法取得显著成效。
再次是实行外汇管理。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地区，必须取消外国银行的擅发货币权，禁止外币流通，实施外汇管理。外汇（包括外币）均须存入中国银行换成外汇存单或售予中国银行，任何人不得经营买卖或私下转让，统由国家银行经营管理。
通过以上措施，彻底摧毁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货币制度，结束了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计价的历史，使中国人民砸碎了长时期来恶性通货膨胀的桎梏，人民币流通得到空前的统一。
然而，人民币刚发行时，只能解决统一全国货币的问题，还来不及解决货币的稳定性。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财政支出猛烈增加，不得不发行大量人民币来弥补赤字。这一年中，曾多次出现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0月中旬以来，全国物价剧涨，币值大跌，人民币流通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陈云同志及时指出：“这次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他又说：“在政府的财政措施上，不能单一依靠增发通货，应该在别的方面寻找出路。”（注：《陈云文稿选编》第34-3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尽管新中国的通货膨胀与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但也对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发生负面影响，因此，稳定通货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寻找什么出路才能从根本上稳定通货呢？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施对稳定通货具有深远意义的“三平衡”政策，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实现全国财政收支平衡；统一全国物资调拨，实现全国物资调拨平衡；统一全国现金收支，实现全国现金收支平衡。由于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很快就停止了通货膨胀，全国出现前所未有的通货稳定和物价稳定。
接着，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规定所有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的现金及票据，除保留规定限额外，全部存入银行。单位往来一般使用转帐支票，而不使用现金。实施现金管理和转帐制度，使原来留在单位中的现金和流通领域中的大批通货，源源流回国家银行，缩减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同时，货币流通范围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是现金收付按照一定轨道运转，一部分是非现金（转帐划拨）大量结算，人民币流通渠道有了新的拓展。
为了主动掌握与调剂货币流通，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0年12月批准《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和《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强调货币管理制度是进一步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环节，旨在集中资金，统一管理，有效使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中巨大资金的需要。
另外，政务院在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严厉打击伪造、变造人民币或贩运、行使伪造、变造人民币等违法犯罪行为，从法律上进一步保证人民币的正常流通，维护国家货币的尊严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和货币立法工作的开展，是稳定通货的关键。一方面，人民币的稳定性在财政收支平衡、物资调拨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上都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人民币的稳定又为平衡财政收支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财政年有结余，从而顺利地进入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这样，独立、统一与稳定的人民币制度已经形成。
三、人民币制度的健全和巩固
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令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但在建国初期，人民币制度是不够完善的。具体表现在钞票种类复杂，面额大小悬殊，票幅尺寸参差不齐，纸张质量和印刷技术也较差，还没有完全摆脱通货膨胀、物价不稳的痕迹。据统计，“从1948年12月至1953年12月，共印制发行了12种面额、62种版别的人民币，最小面额只有1元，最大面额则50000元”。（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编：《人民币图录》第3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这段时期的人民币因券种纷繁，不利于交易和核算，亟需进行整顿和改革。
实际上，人民币的改革从1950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以后就开始准备工作，原来定于1953年实施，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推迟了时间。到1955年2月2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对货币制度实行改革，以便利交易和核算。《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简称新币），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简称旧币），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1比1万。新币主币面额1 元至10元，辅币面额1分至5角，每种券别印有汉、藏、蒙、维吾尔四种文字。自新币发行之日起，凡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一切货币收付、帐薄记载及国际间的清算等，均以新币为计算单位。
应当指出，这次币制改革并不是重建一种新的货币制度，而是对新生的人民币制度作了改进，主要是改变了货币的单位价值使人民币具有好看、好算、好使用、好记帐的优点。将动辄以万元为单位的价格标度缩小为1元，不仅提高了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而且化繁为简为计算和流通提供便利。钞票上印有四种文字，更有益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展现了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经过改革的人民币制度是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新人民币种类简洁，交易与计算均感方便，能节约大量人力和财力，从而一举消除了旧人民币上留有的通货膨胀的痕迹，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在货币流通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并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货币制度，人民币制度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人民币是集中统一的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货币是人民币，也就是说，在我国市场上只准人民币流通。中国人民银行以国家信用作保证发行 人民币，代表国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调控国民经济。货币流通规律要求市场货币流通量必须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人民币的发行原则是坚持经济发行、计划发行和高度集中统一发行，其中坚持经济发行是最根本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授权统一掌管人民币，负责集中统一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法律保护人民币，任何损害人民币和损害人民币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二，人民币是独立自主的货币。建国不久，我国即排除了市场上流通的外国货币，以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受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国内一切收付、计价单位和汇价的单位都由人民币承担，在国际上则作为计价、结算手段。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比价，是根据国内国际市场情况独立自主确定的。人民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第三，人民币是相对稳定的货币。人民币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购买力，“因为我国物价是建立在国家拥有雄厚的物质储备，并按稳定的价格投入市场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我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统一管理了金融业，使货币流通的计划性日益加强，国家掌握的黄金、外汇也在逐日增多，单只黄金储备一项1954年就比1950年增加了10倍以上。”（注：《人民日报》1955年3月1日社论：《做好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由此可见，人民币不仅有充分的物资保证，而且有不断增加的金融储备，这是币值稳定的坚强后盾。当然，人民币是受纸币流通规律所制约的，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所以，人民币的稳定是相对的，这就要求将“稳定币值”突出地放在货币政策目标的首位。
第四，人民币采取主辅币流通结构。人民币的代号为“￥”，以“元”字的汉语拼音“Y”加两横而成，其主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无论每次支付数额多大，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拒绝。辅币是有限法偿货币，供日常零星使用。在流通中，两者的比例应根据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以满足金额大小不同的购买支付需要。一般地说，人民币主币与辅币的比例，各种主币之间的比例以及辅币之间的比例，搭配均是合理的，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相适应的。
第二篇：社火的形成与发展
关中社火的形成、发展与环境关系论述
在秦岭和黄土高原南北夹持下有一块肥沃的土地，东西长40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号称“八百里秦川”，这就是关中---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关中这块黄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生态的民俗。特别是在远离城市的乡镇上，一些传统的习俗仍顽强地存活着，它们与这方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唇齿相依，关中社火就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
社火，在当地又称“耍社火”，是传统民间节目综合的文化活动。包括舞蹈、杂技、杂耍、武术、鼓乐等，是群众在年节庆典、庙会上自娱自乐、表演性强的民间歌舞技艺活动的统称。其历史悠久，在甘肃、陕西等地方发扬传承。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唱腔，不同的地方稍有不同，但大体形势还是一致。
社火主要在每年春节期间，具体集中在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在当地农村，每年每个村都要产生一个负责庙会及全年民间文化、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一般由农户轮流担任，其负责人称“会长”。每年春节期间，会长既负责自己村的社火活动，也负责与邻村社火演出的来往接待。表演程式：
敬神:社火出村时就已经装扮好，沿途敲锣打鼓。进村后先进庙，秧歌队简单引场，唱《十支香》等娱神祈祷小曲。然后才去正式演出场所，一般在较大的农家院落。
打场、引场：因为是地摊演出，观众攒集，需要“打”出一个场地。一般用舞龙或武术表演“打场”。旧时“打”出场后，提灯笼的小孩迅速围出一个圈，中心就是演出场地。
节目表演：秧歌队“引场”之后，开始各种小调(曲)、对唱、小剧表演。语言类节目演唱后是带“道具”的演唱，如“踩仙鹤”、“跑旱船”、“高跷” 等。社火的压轴戏一般是狮子舞表演。
追根溯源，社火，作为最古老的风俗，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来源于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是远古时期巫术和图腾崇拜的产物，是古时候人们用来祭祀拜神进行的宗教活动。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祖，是传说中的火神，能驱邪避难。崇拜社神，歌舞祭祀，意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万事如意。在以农业为主的环境中，土地是人们立足之本，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火，是人们熟食和取暖之源，也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远古人们凭着原始思维认为火也有“灵”，并视之为具有特殊含义的神物，加以崇拜，于是形成了尚火观念。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产生了祭祀社与火的风俗。
由于黄土高原特殊的气候与环境，当地居民是群居生活是社火得以以原生态的面貌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使祭把社火的仪式逐渐增加了娱人的成分，成为规模盛大，内容繁富的民间娱乐活动。例如：社火之乡——宝鸡的《对口曲》，解放初的：“这个场子平又平，驴驮金来马驮银，骡子驮的聚宝盆，金银财宝滚进门”，改革开放后的：“这个场子宽又宽，加耍秧歌带拜年，包产到户政策好，不愁吃来不愁穿。”；新时期的：“进了场子四下看，四合大院新崭崭，你的生意跑得欢，银行存的定期款。”
国家也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民间社火”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社会发展，社火用更多的表演形式表现关中农耕文化的精华，以更完美的姿态传承下去。
第三篇：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我意识的形成自我意识是个体在机体生长发育，特别是脑机能的成熟过程中通过个体的社会化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有研究表明，自我意识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理的自我；二是心理的自我；三是社会的自我。
新生儿不具有自我意识。婴儿最初是先能辨认客体的属性，而后才逐渐认识自己的。一岁前的儿童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更不能分辨主客体的区别。他们经常摆弄自己的手指，并把它们放进嘴里吮吸，但并不知道手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把它们当做玩具。
一岁左右的婴儿，才开始把自己的动作和动作的对象加以区别，意识到自己的手指与脚趾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自我意识的最初级形态。
一岁半左右的儿童，从成人那里学会使用自己的名字，表明他们能把自己和别人相区别。儿童会使用自己的名字，是自我意识发展中的巨大飞跃。
二岁以后的儿童，在语言学习中掌握了物主代词“我的”和人称代词“我”，由此实现了自我意识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即从把自己看作是客体转变为把自己当做主体来认识。这标志着他们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出现。
幼儿期儿童的自我意识发展主要表现在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上，其中以自我评价为主导标志。
童年期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能力的提高，自我评价出现了新的飞跃，乃至以后进入少年期、青年期，自我意识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也日益复杂，直至达到成人的成熟的自我意识水平。
二、自我意识发展的途径
研究表明，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
1．通过认识别人，把别人与自己加以对照来认识自己
人最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个体往往把对他人的认识迁移到自己身上，像认识他人那样来“客观”地认识自己。如，当看到别人对长者很有礼貌并受到大家称赞时，就来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从而认识到自己平时对长者的态度。经过多次对比，就会促进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形成相应的自我概念。
2．通过分析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认识自己
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受他人评价的影响。这如同人对着镜子来认识自己的模样一样，儿童认识自己是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做一面镜子，来不断认识自我的，包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由于人的活动范围比较大，经常从属于不同的团体，接触不同的人，每个团体、每个人对你的评价就是一面镜子，这样就可以通过不同的镜子来照出多个自我，这样，个体就能较全面地认识自己，从而促使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
3．通过考察自己的言行和活动的成效来认识自己
自我意识是个体实践活动的反映。自己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果也会成为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能反映出自己的体力、智能、情感、意志和品德等特性，从而使之成为自我认识、评价的对象。如一个学生，在学习上或一项竞赛中取得了好成绩，他会从中体验到一种自信，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就会有新的认识。
4．通过自我监督与自我教育来完善自己
个体通过以上几方面的途径，在不断的反省自己中，发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一方面通过自我监督，来克制、约束自我，服从既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自我教育，按社会要求对客体自我自觉实施教育，以实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积极统一。总之，自我监督，着眼于“克制”，而自我教育，着眼于“发展”，二者共同承担自我意识的不断完善。
第四篇：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的是汉朝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士，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他二人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所作《凡将篇》、杨雄所作《方言》，一个从药用角度，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了茶。
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
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能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因此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的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以及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的《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茶文化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一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湛的，但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联的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如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
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了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
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很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气节，磨炼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璞归真。
在由元朝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气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第五篇：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理论有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79年，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在全面改革初步推进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形成轮廓。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以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各方面体制全面展开，改革的方针、政策和理论观点也不断丰富。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概括。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在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深入阐发，把邓小平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科学概括，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第四个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多方面推进邓小平理论的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做了全面阐述，并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随后又载入我国宪法。
（1）第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产生
（2）1982年，十二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4）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5）1997年，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启示
从总结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中，我们不难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其个人的勤学和对社会的各种现象的总结以及他的睿智，果断的一面是分不开的。从经典结论中发展新认识的睿智。对已有的正确结论或认识，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观察和分析，拓展、延伸和概括出新的认识，把过去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或深化、或升华到一个新境界。根据形势的发展拓展已有的结论。因而，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冷静的思索和果断的行动，在借鉴别的经验和资料的同时要注意以自己的分析为重。看问题时要把思考的角度放的远些，站的更高一些。这样方能将问题的主流看清楚。
再次，我们要具备有创新的精神，从否定错误中开辟新道路的勇气。某种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对旧有的错误的东西进行否定，没有对被实践证明是错误事物的抛弃，就谈不上创新。同时，否定旧事物和错误的东西，还要有善于创造新事物的智慧和魄力。从总结实践中作出对新事物新判断的敏感。对革命和建设中日益涌现、层出不穷的大量新事物，保持求知的欲望和敏锐的感悟，是激发创新精神的一种重要因素。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前行，需要我们后代人的不断努力与创造，我们只有具备了创新的精神才能更好的扮演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个光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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